《十年文革大事记》

第七节    杀机暗伏的九大

 

1968年1月1日

            两报一刊发表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其中提出了50字建党大纲，把共产党的任务规定为对阶级敌人进行斗争，而根本不提发展生产。李富春说，它是毛亲自批阅的。

 

1月2日

            中央文革就学习元旦社论发出通知。

 

1月3日

            周恩来接见全国卫生防病工作会议代表，说：66、67届医学院毕业生全部分配到农村工作。

            康生指使旧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的专案组，以美、日特务罪名，对刘进行审查。1945年底，美军情报处美柯中尉曾到解放区张家口参观，康生即指使专案组以此为名，对刘仁、崔月犁、冯基平、徐子荣等进行严酷迫害。刘仁于73年10月惨死狱中。

 

1月4日

            上海市党章修改小组就整顿组织发出通知。

 

1月5日—13日

            全国铁路系统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到会讲话。

 

1月7日

            周恩来在全国卫生界“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誓师大会”上讲话。

 

1月8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第一艘自行研究、设计、建造的排水量18800吨，载货量11700多吨的远洋货轮“东风”号建成，技术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月9日

            江青的秘书阎长贵被捕入狱。阎是在67年1月经戚本禹推荐调任江青秘书的。

 

1月10日

            周恩来致信江青，谈所谓《伍豪启事》问题，说：“此事在1931年、1932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1943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按] 此事与后文本月16日毛泽东就北大某人反映所谓伍豪启事作批示有关。可见江青对此问题一直抓住不放，直至周恩来死去时止。

 

1月11日

      北京市革委会发布关于检查总结活学活用毛著的决定。

     

1月12日

      北京市进行清理工作，所有外地在京的单位应撤的一律撤销，应离京的（除中央请来的外）一个不留地离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在动员大会上作了动员报告。

      张春桥在上海市红代会扩大会议上说：“我有时晚上住在招待所里，我看看这些招待人员，对我为什么这么冷淡呢？过去回来还好么，现在为什么变得这样？后来查一查，果然是一些坏人。他们饭也不想给我吃，车子也不愿意开。但他们对陈丕显、曹荻秋可是有感情啊。他们对造反派很对立，为什么？无非就是我反对了陈丕显、曹荻秋。”

      外交部发表声明，抗议美国及老挝的三架飞机于1月7日下午轰炸我云南省的苗寨地区。

      《文汇报》发表社论《论派性的反动性》。

 

1月14日

      戚本禹被勒令检讨，旋即入狱。《红旗》停刊。

 

      [按] 戚本禹入瓮，一种说法是毛在抓关锋、王力时已有安排，暂时把他们分割一下，也还想看戚本禹有无改正。另一种说法是据王力的回忆，彭真在65年底请关锋、戚本禹吃饭，戚事后写信给彭真，表示感激。此信在抄彭真家时被送到了江青手中，江青大为不满。又，67年1月一个晚间，戚为了取媚江青，说：他找到了江写的第一篇小说，如何如何好，江青心虚，当场变脸，说：“你们胆子倒不小，搜集我的材料！”戚吓得把责任推到负责中央文革文艺组办公室的金敬迈头上（文艺组由江青任组长，戚本禹任副组长）。金敬迈因此被逐。戚本禹亦终塌台。两说恐皆有所据，亦终非戚必垮之原因。大抵舍卒保车，脱危断腕，皆不得已而为之，非棋家、壮士之不爱卒与腕也。

 

1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转吉林省军区和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央同意吉林省军区和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的意见：小学在一月中旬开始放寒假四个星期，小学教职员工则坚持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1月初

      上海一组织“共产党员心向毛泽东”（共向东）对中央文革及江青等提出疑问与指责。1月12日张春桥在上海红代会上提出：“共向东”代表一些挨过整的、保过一段时间的一些人的思想。”

      北京院校开始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红卫兵活动又从社会上的大轰大斗转向清查斗争本单位人员上来。运动初期受到冲击，而后在红卫兵杀向社会后被晾置的本单位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又开始成为狂暴受到限制的红卫兵小将们的发泄对象。在清队的名义下，一切所谓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及被认定为特务、叛徒、历史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坏头头等等罪名的人，也一批批地被揪出来，受到斗争与监禁。

  上述人员除了人身受迫害外，经济上也在砸烂高薪制的口号下，扣发工资。其家属也被强制遣返原籍。北京地质学院的造反派在元旦发布001号通令，规定：

1．对于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生活标准，不得超过北京最低生活水平，即12．50元。

2．对其家属子女，应分别对待，他们的生活标准不得超过北京市中等水平18元。

 

      [按] 即此可见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的悲惨与屈辱的境况。然沐猴而冠的小知识分子徐景贤，犹自摆出一副奴隶总管的架式说：知识分子就是水缸中的皮球，就得按住，不然就又浮上来，翘起尾巴来了。解放以来，毛对知识分子的训示就是要“夹起尾巴做人。”在毛统治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如狗，狗毕竟还不是成天夹着尾巴生活的。

 

1月16日

毛泽东对北京大学某人报送的《伍豪启事》作出批示：此事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人民日报》刊登《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纲发动群众围剿派性》所加按语。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接见辽宁、吉林解放军与群众代表。

 

1月17日

      新华社报道，1966年和1967年，全国由近30个学科的100多名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综合考察队对珠穆朗玛峰海拔最高达7000多米的地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综合科学考察。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会上讲话：最近出了几件事，门头沟武斗，活活打人打死几次，坏人利用派性，派性掩护坏人。

 

1月18日

      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和投机倒把活动的通知。

 

1月19日

      军委批转军委政工小组对贯彻执行林彪对政治工作指示的报告。                                                  

      陈虹等向江青汇报了有关提审杨帆的情况，江青表示满意，说：他过去向中央发过两次电报，署名杨殷[1]，反对我与毛主席结婚。你们再去提审。然事后陈虹等再未执行。有关审讯杨帆的材料，嗣后于六月中旬在吴法宪的督责下销毁。吴指责陈等，提审杨帆不当作记录，这些记录一旦扩散外露，后果你要负责。陈虹不久即遭逮捕，监禁达六年又五个月之久。此即“整江青黑材料”一案。

 

1月21日

      康生在京西宾馆指着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说：“你是个叛徒！”“我凭四十年的革命经验，有这个敏感。”制造了“赵健民特务案”，使云南大批干部受牵连，一万四千余人被迫害致死。

 

[按]　在处理内蒙问题时，康生曾在会上指王一伦斥责说：你就是一个特务，我凭我四十年的经验就可以肯定。王因此就以特务为内蒙造反派揪打。其实，王三十年代初在莫斯科与康皆为熟识，康生之任意诬陷也如此！

 

1月23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甘肃省革委会的批示。

 

1月25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河南省革委会的批示。

 

1月26日

      王力、关锋被投入秦城监狱。

 

1月27日

      杨成武、吴法宪向林彪汇报解放军报社情况。林彪指示：报纸就要抓两头。上抓主席思想、中央的指示，及时在报纸上反映出来，传达下去。上面的东西传达下去后，下面的群众是怎么紧跟，怎么贯彻的，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创造性，有什么问题，就要靠我们开座谈会去了解。写成文章，及时在报纸上反映出来。这就是抓两头。办报主要是

抓两头，走接触实际的道路。

 

1月28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认真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

 

1月29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河北省革委会的批示。

 

1月3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南也门（也门民主共和国）政府在开罗签订关于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2月2日，双方发表新闻公报，决定互换大使级外交代表。

 

1月

      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写材料，列图表，说明1937年以来历任组织部长的张闻天、陈云、彭真、邓小平、安子文是叛徒、特务、三反分子或“双料货”。先后任副部长的22人是叛徒、特务、三反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组织部有一个反革命集团，是一个黑窝子。

 

2月1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委会的批示。

 

2月4日

      康生指示：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至今还有地下活动，开始可以揪得宽点，不要怕。遂至揪内人党之风泛滥而不可收拾。

 

2月5日

      中共中央转发黑龙江革命委员会《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央在批示中指出：“刘、邓、陶及其同伙彭、贺、彭、罗、陆、杨、安（子文）萧（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藏在党内，窃据了党政领导机关的重要职位，结成了叛徒集团。”

      谢富治在首都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动员大会上讲话：北京有二百多万人参加了学习班。学习班也就是短期的训练班，好处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按] 当时的所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性质十分复杂，除一般的学习者外，集中审查、特别批判等工作也都以学习班的形式进行。有的名为学习，实为集中软禁。

 

2月7日

      李钟奇在首都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讲话：北京市2月份要突出掀起大联合的高潮，要解决大联合的问题。你们大学2月份必须解决问题，这是肯定的。3月份大学的工作是扫尾工作，中心工作是整党、整团、整顿红卫兵。

 

2月8日

      康生、吴法宪、张秀川、陈锡联、宋任穷等接见吉林群众组织代表、专案人员等。康生说：革委会是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的过渡的权力机构。作专案工作必须：（1）掌握毛泽东思想；（2）有明确的阶级观点。

      周恩来在水电部业务汇报会上呼吁赶快三结合，15日就要成立。干部上来写个检讨就行，打倒的也要参加学习班，只要历史上不是叛徒的就该参加。

 

2月10日

      《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任立新的文章《加强社会主义劳动纪律》。

 

2月13日

      外交部91名领导干部（大多是司局长、大使）贴出题为《揭露敌人，战而胜之，彻底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的大字报。（在这以前，驻阿尔及利亚使馆人员率先贴出欢迎陈毅回部工作的大字报）

 

2月15日

      谢富治在公安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讲话，传达毛的指示：办学习班很重要，很多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还是要大办学习班。云南两派在北京办了八百多人的学习班。主席说：人可以增加一倍。又来了九百。保定也在北京办学习班。这次抄罗瑞卿、陆定一、彭真、刘澜涛的家，他们家里金银财宝多得很（有人插话：陆定一存款四万多元）。谢指示：对陈里宁问题要把材料收集起来给我。他到处作报告，矛头是针对公安部的。给陈里宁平反是不对的。

 

2月18日

            中央发布关于实行节约，紧缩开支的紧急通知。

 

2月20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广东省革委会的批示。

            谢富治、傅崇碧在首都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讲话，要求防止骄傲，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不要因为中央文革小组清除几个坏人降低对中央文革的信任。相反，要更加相信，更加热爱。

 

2月21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杨成武接见天津市革委会代表，指责天津文艺界开黑会、演黑戏。带有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的性质，是企图颠覆新生的革委会、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事件。所谓“黑戏”，即天津人民话剧院创作并演出的《新时代的狂人》，作者尹淑坤。这个戏取材于陈里宁（湘潭人委干部）。所谓“黑会”是指67年11月10日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代表座谈会”。它是由天津市业余作者造反总部等四组织出面，受作家方纪（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党组书记）、孙振（雪克，天津文联党组副书记）、周良骥（市作协副秘书长）、白桦、董阳等并由当时中央文革文艺组李英儒的支持召开的，全国有十个省市参加。

 

2月22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吉林省革委会的批示。

 

2月23日

            张春桥在上海革委会讲话：革委会工作人员越少越好。河北省革委会搬到石家庄去工作，一百多人就可以指挥全省作战了。主席在上海对我讲：你们上海的革命委员会搞二十个吧！当然公务员、打字员不算。

 

2月24日

            周恩来奉“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命，批评了91人的大字报。2月28日，陈毅致周恩来信，表示完全同意周的批评。这封信经周同意，3月1日在外交部发表。3月5日、11日、12日、4月1日、7日、16日，周恩来又连续批评了这张大字报。3月6日、12日，陈毅也批评了这张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当时被认为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作”。

 

2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任立新署名的文章《无政府主义是通向反革命的政治桥梁》。

 

2月26日

            谢富治在“王光美专案组”的报告中批道：“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一职，最初是由周恩来担任的，后才由江青取代。

 

2月27日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工作人员会上讲话：最近中央发了个通知，所有县以上干部的老婆孩子参加了派的，统统要退出来。解放军也不能参加哪一派。

            邱会作对总后勤部专案人员办案提出“三狠”的方针：“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他、消灭他，这是搞专案工作必须站稳的立场。”“光是说理是不够的，必须向敌人专政。”“应当狠斗（坚决地打击他的反革命态度）、狠审（可以连续多少天进行审讯）、狠专（敌人拒不交待就审他）。”

原总后军械部副部长梁冰，反邱会作被揪斗，亲友中十二人受株连，其中四人死亡。其本人身体致残，半身不遂。他所身受的刑罚主要有23种。

1．车轮战：日夜连续审讯，审讯人员轮班吃饭、休息，梁冰则长时间站立。第一次三日三夜，第二次十日十夜，第三次七日七夜，第四次十七日十七夜。

2．低头弯腰罚站，瞌睡得碰墙壁。

3．下颏顶茶杯：把两茶杯摞在一起，下边放在梁的衣扣上，上边顶着下颏，使他不能动。

4．坐高低凳：坐在一张矮木凳上，两脚放在桌上，两三小时不能动，不能用手扶桌子、凳子。

5．作“体操”：身体靠墙，两手揪耳朵，上上下下，一站一蹲。

6．“打反骨”：用棒子打后颈骨，造成长期抬不起头。

7．打嘴吧。

8．刮伤：用木棍拨弄被打伤的伤口。

9．“吃元宵”：集体拳打。审查人员站在四周，周围推打。

10．用劈柴、扫把柄抽打。

11．挂椅子：将椅子倒立后挂在脖子上，椅子上底部再加砖。亦有在脖子上挂铁丝，两边分挂三块砖。

12．“挖羊蹄”：将手指屈曲后用大拇指猛压指甲处，捏后手指溢血，青肿变形。

13．将手腕、大小指用纱布捆绑，吊在空中。

14．双手举铁凳。

15．烟头烧踝骨。

16．逼使吃沾有粪便的馒头。

17．拧大腿肉。

18．逼使自己抽打自己。

19．强使在自己身上扎针灸。

20．大碗盛水，顶在头上，每次达半小时。

21．限制喝水，逼使喝脏水。

22．烟头烫嘴。

23．捆在椅子上，不让行动。

                                  

2月29日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杨成武等接见天津市革委会负责人萧思明，指示：公安局一定要彻底改造，对黑会、黑戏，铁证如山，一定要彻底批判。

 

2月

            江青借口接到上海一封信，说上海公安局把她的材料弄到社会上去了，因而指名把上海市委主管政法的书记梁国斌、公安局长黄赤波、副局长王鉴和公安局其它人共26位关押北京；山东、浙江、江苏等地的公安部门也遭清洗。上海公安局警卫处处长王济普被迫害致死。

            江青还要求将三十年代她在上海时，曾经帮助过她的保姆秦桂贞由吴法宪派专人专机弄到北京，对秦进行秘密调查。秦先被安排在空军招待所高干客房，不许出门。接着被捕，关押在卫戍区，并列入汪金祥、王鉴专案，直到1975年才获释。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利用电台、告示，勒令“内人党党员”三日之内到各革命委员会登记，否则一概按敌我矛盾处理。三日后，又将期限延为十日。

 

            [按] 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之简称。内蒙人民革命党的前身是内蒙古国民党。1925年10月在张家口成立。这个党的主要成员是蒙古上层如白云梯、郭道甫、博彦满都、福明泰、包悦卿、旺丹尼玛等。白云梯任委员长、郭道甫任秘事长。它的总目标是使“蒙古民族团结一致，建立统一的国家。”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内蒙古国民党在蒙古乌兰巴托召开了第二次代表会议，撤换了白云梯的领导，正式改名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总部设乌兰巴托，泛蒙古主义色彩益浓，公开宣传内外蒙古合并组织独立国家，然当时很少作为，1936年正式宣布解散。

    哈丰阿的内人党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由原伪满的高中级蒙族官僚、军佐组成。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0日，哈丰阿、博彦满都等敌伪高级官僚分别由日本官员监视，撤出王爷庙。几天以后，他们又脱离日本，回集王爷庙，打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本部”的牌子。发表《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致电乔巴山、策登巴尔，宣布加入蒙古人民共和国。该组织以哈丰阿任秘书长，有执行委员十三名，候补四人。他们都是伪兴安省、伪兴安军、五三特种部队的高级官僚和高级军官。他们伪造党史，说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日伪时期“仍然在不屈不挠的秘密进行着……组织更严密……作了许多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曾在16个城镇旗县“建立了党部和党支部，党员共有一百来人。”实际上都是完完全全的捏造。所谓的党徒都是在日本倒台以后，摇身一变，迅速以民族主义情绪为纽带，仓卒纠合起来的。哈丰阿在首次党员大会的报告中也不能不承认，它的所谓地下组织里，“为了防御特务的阴谋破坏，已发展的党员，几年过程中，未使其本人知道本身是党员的事例，为数也不少。”而对于某些新拉入的党徒，也往往慷慨地追予党龄。东蒙各旗县的蒙族中稍具知识的中、青年，几乎绝大多数为这一组织所收罗。9、10月间，由这个党组织大搞内外蒙合并签名运动。46年初成立了“东蒙人民自治政府”，哈丰阿两次潜往蒙古，请求支持并接纳合并。由于当时的形势，苏蒙方面拒不允许。在国内外的双重压力下，哈丰阿在1946年2月宣布解散内人党。4月3日，哈丰阿与乌兰夫达成协议，哈丰阿的全班人马，都被共产党接收，共同组成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分会。但重组内人党的活动，在1957年的五一大会上仍在秘密策划进行。解放以后，以内外蒙合并为目标的分裂主义案件屡有发生。最著名的就是所谓“206案件”，这是一封向蒙古通报内人党代表大会召开情况的秘密函件，其中说内人党拥有党员二千余人，在61年召开了第一次代表会议，决定加速推翻中央残暴统治，实现合并云云，此案积年难破。“内外蒙合并”的阴影则始终隐约于内蒙东部地区。文化革命中，哈丰阿及原内人党的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历史受到追究。由滕海清（内蒙古军区司令员）所领导的挖肃运动又开始引导群众由批判老内人党而深挖新内人党。这一运动由1968年年底开始迁延一年半有余。各级单位大行逼供信，追查内人党员名单。在重刑之下，胡咬乱攀，先是蒙族干部尽被罗入，继则汉族干部亦牵扯于中。总数究竟多少，实难统计。仅内蒙古语文工作委员会及语言、历史二研究所共近百名干部，怀疑为内人党的则达八十余名。即此可见一斑。

 

2月末

            国防科委党委常委在评选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的条件中，有“拥护以聂荣臻同志为核心的国防科委党委的正确领导”之句，毛泽东知道后，严厉批评了这一提法。4月4日，国防科委被迫取消这一提法。

 

3月1日

            《人民日报》转载《把无政府主义思潮从工人阶级内部清除出去》一文并加前言。

            著名演员孙维世被捕入狱，10月14日惨死狱中。孙是周恩来的养女。

 

            [按] 据报刊文章揭发，毛在1950年访苏时，曾糟蹋过作他俄文翻译的孙维世。林彪在与叶群结婚前，亦曾追求孙。这大概就是孙招恨于江、叶的原由。据传江曾以预备整肃的文艺界的名单开列送周恩来，征求意见。周在审阅中见列有孙维世的名字，不觉惊愕失声。名单退回江青后，江询知周之反应，在形成正式文件时将孙维世的名字划去，送周最后审定。周竟复主动将孙的名字补上。大义灭亲乎？谄佞自保乎？周之为人亦可见矣！

 

3月2日

            经毛泽东、林彪批准，在贺龙专案组内附设一分组，收存有关邓小平的材料。

 

3月4日

            3月初，鲁迅夫人许广平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所藏鲁迅书信手稿丢失。（许在3月3日逝世）本日晚，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责令杨成武查找。杨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通过戚本禹了解情况，辗转于中央文革工作人员处知道材料早已存中央文革处。

 

3月6日

            据《北京日报》统计，北京的385所中学、834所小学和部分大学的共一百多万学生接受了军政训练。

            中央领导接见首都大专院校学习班时，蒯大富递交密信，反映水电部有人在作专案调查时，发现叶群曾参加过国民党战地服务团（即复兴社），五机部军代表曾指令进一步调查的事实。

            《北京日报》报导，贯彻毛泽东三七指示，北京军训取得巨大成绩。《人民日报》进行了转载。

    

3月8日

            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至钓鱼台国宾馆，向江青回复：所丢失的鲁迅书信，实已存在江青住处的保密室里。江青为此恼羞成怒，指控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铸成大案。

 

3月10日

            两报一刊发表社论：《革命委员会好》。引证了毛的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革命委员会的基本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实行了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社论以毛指出的“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为据，说“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我国亿万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夺权过程中的一个伟大创举，以鼓励和加速全国范围的夺权。

 

3月11日

            晚，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北京大专院校代表和中学红代会代表汇报会上，就所谓为二月逆流翻案，进行指责。当北京石油学院群众组织“大庆公社”批评该校另一群众组织“北京公社”，说“北京公社”在1967年“反副总理”、“反余秋里，炮打周总理”、“炮打副总理，反总理”时，江青等人勃然大怒。姚文元质责说：“你再重复一遍。”“再说一遍”。江青也质责说：“在二月逆流里炮打谭震林对不对？谭震林不该打吗？”“你们成了一贯正确了？对余秋里不是一批二保，而是一贯地保，倒成了正确了？”“你们就是拥护二月逆流，就是那一派，反我们的，炮轰我们的。你们实际上是炮轰我们的。轰吧！胆小鬼才怕呢！”“二月逆流是什么东西！（拍桌子）就是要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姚文元说：“二月逆流就是要推翻毛主席、林副主席，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二月逆流的本质就在这里。”吴法宪、叶群相继表示“拥护江青同志的发言。”

 

3月14日

            傅连璋被正式逮捕入狱，3月29日惨死狱中。逮捕的罪名是将毛泽东、林彪的健康情况向外扩散。

 

3月15日

            晚，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在人大会堂接见四川省革筹小组领导成员。江青说：“目前在全国，右倾翻案是主要危险，我就不相信你们那里没有翻案风。北京学生替二月逆流翻案，我们就轰了他一炮。”“小青年爱玩枪，打打也好，练习练习。”又说：华蓥山游击队糟得很，叛徒太多。有人在会上汇报省革筹小组内部的分歧：“十条争论大的是第二条、第五条。有人说，十条过时了。”康生说：“要修改二、五条，这不是替二月镇反翻案吗？”江青说：“十条过时，就把李井泉再抬出来嘛！”“你们如果在十条上后退半步，你们就站不住了！说十条过时，就是替李井泉翻案。”“说十条过时了，是翻案嘛，是一股翻案风。”“今天我们炮轰你们。”从此，一度稍息的四川武斗之风复炽。

            兰州市举行宣判大会，判处英国人乔治·怀特有期徒刑三年，他被指控以工程师的身份，用特务手段窃取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情报。

 

3月18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叶群、谢富治、吴法宪、许世友、杜平等接见浙江省赴京代表团。康生转述了毛泽东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内战争的继续，国民党与共产党阶级斗争的继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此段语录后在4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中正式发表，文字略有不同）。康生还宣布：刘少奇五次被捕叛变，是个老反革命（江青插话：王光美是美国的战略情报特务），邓小平是逃兵，陶铸是叛徒，彭德怀里通外国，贺龙是大土匪，陆定一是大叛徒，杨尚昆是汉奸。江青也说，谭震林是叛徒。从去年冬天开始，右倾分裂风有所抬头。现在有人替二月逆流翻案。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4·14总部”致信谢富治，责问：“你和戚本禹是什么关系？你为什么对他那样奉若神明？百般吹捧、言听计从，步步紧跟？”本月中，同时也发生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炮打谢富治的事件。

 

3月上中旬

            北京师范大学、光明日报社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群众又在北京掀起了来势凶猛的“倒谢运动”。（打倒谢富治）

 

3月19日

            吴德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讲话：最近发现有为二月逆流翻案的歪风。对批判谢富治同志的大字报，他本人坚决反对去贴保他的大字报。但我个人也不赞成那些大字报和大标语，这些大字报、大标语中，有“揪出谢富治，横扫小爬虫”、“打倒彭真第二”，“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谢富治推上断头台”等等。

            地院“东方红公社”发表对目前形势的严正声明，声明指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继以关、王、戚反党集团垮台后，社会上又刮起一股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黑风。他们打着批判关、王、戚反党集团极“左”思潮的幌子，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公然为“二月逆流”翻案，在社会上刮起反攻倒算黑风，全面否定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这种从右的方面向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动的猖獗反扑，是当前运动的主要危险，是两种势力，两条路线，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激战。

 

3月20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3月中旬

            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多次讲话中提出所谓“阶级敌人的新动向”，即“目前在全国，右倾翻案风是主要危险”。他们散布说：“有人替‘二月逆流’翻案，企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瓦解人民解放军，推翻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当前要从思想上反右倾机会主义，反右倾分裂主义，反右倾保守主义，组织上抓黑手、坏人，要勇敢地斗争，坚决打垮右倾翻案风，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3月21日

            毛泽东亲自在人民大会堂118室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林彪参加并向毛报告：杨成武大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他要把不是华北的人都搞掉。还要把跟他地位差不多的人都打倒。杨成武跟余立金勾结得很紧，要夺吴法宪的权。毛泽东对吴法宪说：你没有错，我支持你。当林彪提议以黄永胜代参谋总长时，毛说：黄永胜是秋收暴动武汉警卫团的，不要代了，就是总长。在这次会议以前，毛曾为此两次与林密商。周恩来后来对杨成武说：林彪在毛主席前一再揭发你，研究了四次，毛主席才答应。

            中央首长接见江苏省革委会赴京汇报团和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江苏班全体学员时，江青公开指谭震林为大叛徒。并说：从去年冬天，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击溃了形“左”实右，击溃了钻进我们心脏里的彭、罗、陆、杨留下的一批爪牙，右倾保守主义就冒头了，今年就大肆活动了，表现就是为二月逆流翻案。康生说：当前的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在北京有，在南京也可能有，有一小撮人替二月逆流翻案，有的替二月逆流头子之一谭震林翻案。

              郑维山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发言，防止某些人用工作上的缺点，把矛头指向革命委员会，谁是保二月逆流的主将和干将需要弄清楚。谢富治副总理是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吴德讲话：把矛头指向谢副总理，把为二月逆流翻案的后台加在他头上，完全是颠倒是非。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革命大批判要坚持开展下去》。

            上海《解放日报》自本日起，连续发表社论，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本日为《迎头痛击翻案风》、23日为《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必须彻底批判》、24日为《有几个苍蝇碰壁》。

 

3月22日

            中央决定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进行撤职处分。同时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兼北京卫戍区司令。

            晚，中央文革召集北京卫戍区80余名团以上干部开会，宣布了对傅崇碧撤职的决定，并限令立即启程往沈阳。

  中央发布关于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命令。

 

3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念念不忘阶级斗争》。

 

3月24日

            晚九时三十分至二十五日凌晨一时三十分，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人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各军兵种、驻京各军事院校、北京军区部队所属各单位团以上干部、各军区参加学习班和开会的干部以及在北京参加“三支”“两军”的干部一万余人。当日傍晚，林彪始得到毛的指示，要他在会上讲三个问题：一是反对宗派主义，二是反对两面派，三是哲学上的“相对和绝对”。于是林彪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宣布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所谓“罪状”。周恩来在会上竭力颂扬、阿谀江青，领头高喊：“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向江青同志学习” ，“向江青同志致敬”。并表示“完全拥护林副主席刚才宣布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的英明的决定和命令”，“我们要永远忠于中央文革”，“你们继续揭发，有可能在杨成武后头还有黑后台。”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也相继讲话。陈伯达说：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次伟大胜利是“揭发了彭、罗、陆、杨”，第二次伟大胜利是“打倒刘、邓、陶”，第三次胜利是“把‘二月逆流’击溃了”，第四次伟大胜利是“把刘、邓、陶留下的一些爪牙，隐藏在文化革命小组里面的小爬虫——关、王、戚或者王、关、戚揭露出来了”，第五次胜利“就是把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揭露出来了。”陈还就“大树特树”一文作了点“自我批评”，说由于杨“不断催”，也就“让它发表了”。康生讲话，表示“完全拥护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的既严肃又宽大的英明决定”，认为“应当说江青同志起了巨大的作用，树立了特殊的功绩”。他在肆意攻击“二月逆流”之后说，“我相信杨成武背后还有后台的，还有黑后台的”。散会前，毛从休息室走上主席台，接见全体与会者。

 

3月25日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全体会议上说：“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是当前主要的危险，我就很晚才知道主席这个精神。我们一直在搞反派性，已经很危险。”

军委办事组改组，黄永胜任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成员为叶群、邱会作、李作鹏。旋即决定军委常委不再开会，办事组完全取代了军委。

 

3月27日

下午二时半，首都军民十万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会上正式宣读了中央关于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职务和对黄永胜、温玉成的任命的命令。江青在会上作了主要发言，她首先把作为“右倾翻案风”的代表杨、余、傅和极“左”思潮的代表王、关、戚联在一起。接着又大谈傅崇碧带着武装，擅闯中央文革所在地。又说“北京大学有两个战斗组织，给毛主席、林副主席以及我们一封信。当时我们在开会，我没有收到。我委托谢富治同志再去找这封信来，但是发生了怪事了。傅崇碧派了一个叫什么××的人，到北京大学去要底稿，要什么名单，要后台。这是不正常的。他们这样就剥夺了革命群众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反映材料的权利……”。

 

[按] 据于南《林彪集团兴亡初探》（《十年后的评说》第82页）所记：江青勾结林彪整杨成武是因为当时从上海、北京弄到一些有关她的材料，都存放在杨成武那里，杨感到不好处理，一直未动，江青知道后大发脾气，说你想放长线钓大鱼吗？这份材料当指红卫兵清理上海图书馆所发现的1937年蓝苹所写的《我的一封公开信》，中央文革碰头会曾就此大加吹捧，呈送毛、林，毛批“我就是从此认识江青性格的”，在本日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周恩来亦就此对江青大肆吹捧。后来这批材料经林彪批准，在中南海销毁了。然此处所说北京大学给毛泽东的信，我怀疑是指67年12月22日北大有人反映《伍豪启事》一事，则其矛头实指周恩来。

 

黄永胜在军委办事组会上提出整关于叶剑英的材料，说：“看起来他的问题不少，要把材料搞起来。”会议决定由李作鹏分管材料组日常工作。当时，一些群众组织从《诚报》上找到1934年12月筠门岭战斗中，叶剑英曾被俘，在报纸上发表了反共启事。毛泽东在看到上报的材料后，批示：“这个《反共启事》是国民党特务凭空伪造的。我们可以证明，登这个启事的时候，剑英同志已离开该地几个月了，正和我在一起。毛泽东”

张春桥在接见浙江省革委会委员时说：上海“右的东西出来了，保守思潮抬头了，出来拉队伍了，说：‘造反派只能打天下，不能掌天下，掌天下还得我们来掌’。”“赤卫队又上街贴标语了，要恢复组织。”

 

3月28日

毛、林、周接见黄永胜、吴法宪等，毛说：军委就是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管，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

北京大学聂元梓校文革与反对派“井冈山”发生武斗。反对派退据西南数楼固守，在长期围困后，4月26日溃败。

 

3月29日

傅连璋在狱中被迫害致死。

 

3月30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革命委员会好》。

 

3月

《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大纲》拟定（因在京西宾馆讨论，故又简称《京西大纲》）。67年底，中共中央决定编写《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一书，林彪任主任委员，杨成武、吴法宪、张秀川等组成编写组。大纲在突出吹捧毛泽东的同时，又不顾事实，突出林彪。如林彪在南昌起义后率部至井冈山与毛会师，接受毛领导之类。林彪写信赞扬说：写得不错。江青则根据毛的意见，批示：写得不好，不实事求是，都烧掉。

河南刘建勋在郑州地区工代会上说：“现在有那么些人在搞秘密串连，开黑会，造谣言，放暗箭，千奇百怪的‘为什么’满天飞，大造反革命舆论，叫嚷什么‘二月黑风不黑’，把河南的一派大好形势诬蔑为‘比二月黑风还要黑’，甚至扬言：‘中央对河南问题要重新表态’，‘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要解放河南’，‘要彻底翻身’。在洛阳街头上竟出现‘打倒谢富治’的反革命标语。……他们以反派性为名，抹煞路线斗争，恶毒攻击无产阶级革命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安阳还出现了“中国两个司令部的性质还不一定”，“特别重要的是恢复中国近十几年的历史”等类的言论，甚至高挂刘少奇的像。

江青在八个专案组会议上讲话：有个案子，我很不满意。王世英说他半身不遂，还能全家去照像，摔了一跤也没死。你们右倾。要审讯，死就死。要狠狠地斗，集中火力，几个人不行，要一二十人狠狠斗。有的要死，是他自己要死，阎王请他吃烧酒。

上海著名京剧演员周信芳以“反共老手”罪名被拘留，摧残致死。

 

4月1日

吴法宪宣布：军队重要文电今后不再抄送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

 

4月3日

李作鹏向中央写信，揭发贺龙、叶剑英配合刘、邓、陶企图篡党乱军。主要内容有：1.勾结刘邓陶，为罗瑞卿翻案；2.叶与贺龙勾结，在海军大反林副主席；3.1966年6月，叶伙同贺，背着林副主席，擅自向海军派出庞大的工作组；4.此工作组的目的是打倒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然后进攻林副主席；5.伙同萧华、杨成武，拒不传达林副主席对我们人的评价和指示。6.极力包庇苏振华；7.与陶勇关系密切；8.包庇苏振华死党方正平、卢仁灿；9.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该信由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2]签名。

 

4月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转发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分配工作报告的批示，要求按照毛主席这一指示，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对大、中、小学一切学龄已到毕业期限的学生，一律及时地做出适当安排，做好分配工作。

中央发出关于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4月5日

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以“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罪名，被捕入狱，监禁达七年多。

《人民日报》发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两条路线斗争》一文。

 

4月6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黄永胜与广州部队副司令员江燮元谈话，指示今后不要给叶剑英打电话，有事找军委办事组。“今后军委常委不执行权力，办事组代替军委常委。”从此老帅们被彻底剥夺了对军队的领导权。

就社会上纷传“杨余傅有黑后台”事，聂荣臻打电话质问叶群。叶回答说：没有点名嘛！翌日，聂写信给毛泽东，说明自己与杨成武的工作关系及对杨的看法，要求见毛泽东面谈。

 

4月7日

重庆两派在国营长安机器厂大行武斗，一直连续至本月底，动用了轻重机枪、大炮及坦克等武器，工厂成为一片废墟。

 

4月8日

著名安徽黄梅戏演员严凤英被迫害服药自杀。死后竟被当场剥光衣服解剖，检查体内是否装有发报机。

 

4月10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庆祝湖南省革委会成立，发表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一文，文中除正式公布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的奇谈怪论外，突出地提到，“要有力地批判右倾翻案妖风”。

周恩来让秘书打电话给聂荣臻，传达毛的批复：“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

刘兴元向黄永胜密报关于叶剑英筠门岭被俘的调查材料。

 

4月11日

中央通知全国深入学习3·24及3·27首长讲话。

            王洪文在“工总司”委员扩大会议上说：“最近，社会上刮起了一阵右倾翻案妖风。明显的特点是：否定革命造反派，否定一月革命，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为走资派、叛徒、特务翻案，并且企图从组织上搞垮革命造反派，颠覆革命委员会，搞反夺权，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公开叫嚣：‘一月革命就是牛鬼蛇神篡党篡政，现在到时候了，就是要把你们夺去的权夺回来。’……有些厂的原‘红卫军’、‘赤卫队’头头，密谋策划，在造反队门口刷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幅标语，并且组织大字报围攻造反队。有一个工厂已经解放的一个支部书记，公开提出过去批判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错了，要造反队给他平反。……有的参加过‘赤卫队’的人提出：‘过去我保的干部解放了，证明我保对了，你们造反队造反造错了。’”

 

4月12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不到长城非好汉》，说：“当前，要特别警惕右倾保守思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两面派，打退阶级敌人的翻案妖风，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

            山东王效禹，为效忠江青，对省公安厅、济南铁路公安局曾参与调查江青的哥哥李干卿反动历史的工作人员，以陷害江青的罪名，报告中央文革。李干卿，1901年生于山东诸城东关，1921—23年间任张宗昌部47旅文书，日伪与国民党时期，曾任警长、巡官、局员、津浦铁路防奸组组员。

            文汇报社“星火燎原”组织头目朱锡琪等散发《十个为什么》的传单，公开炮打张春桥。时社会上有传说霍士廉揭发张春桥是一个叛徒；3·24北京大会上张又因故未出席，故朱等乘机而动，上海街头大量出现“揪出叛徒张春桥”的大标语。吴法宪奉命飞上海，在市革委会上声明张仍然是文革小组副组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上海市革委会主任、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打张的企图立刻被扑灭。

            上海反张春桥的群众组织散发传单，揭露张春桥家属反动面目。

 

4月13日

            中央发布清理敌伪档案小组将香港《工商导报》1934年6月4日与11月29日报导叶剑英准备投敌的文章，在谢富治授意下抄报毛泽东。毛批：“还是老一套谣言，早已看过，现在又送来。”

 

4月14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4月16日

            毛泽东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

 

4月20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说：“当前要特别警惕和坚决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保守主义”。同时提出要对派性进行阶级分析，号召坚持无产阶级派性。

 

4月23日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与近日分裂出来的“四·一四井冈山兵团”发生大规模武斗。

 

4月25日

            在中央政治局听取山东王效禹汇报的会议上，江青指责公安厅调查其兄李干卿历史是“对着我和毛主席”。翌日，中央派员前往山东负责处理。参与调查的王茂青、于杰等被捕，长期监禁在秦城监狱。

 

4月27日

            《红旗》发表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

            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发现黄伙同叶、李、邱秘密搜集叶剑英的材料，写信给毛泽东反映情况，将信交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温将信交给了叶群。李必达随即被逮捕。

            康生对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地点，他给体委发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

 

4月28日

            陈伯达、谢富治等接见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谈及“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一案时，陈与谢指示：老板在后台。后台不是一般人。破案是起点，不是终点。8月19日、12月6日，陈伯达、谢富治又两次接见专案组，指示往上追。

 

4月29日

   林昭被秘密处决。

林昭，原名彭令昭，1935年出生于苏州。1954年以江苏最髙分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0年，以创办地下刊物，抨击时政，被捕入狱，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狱中八年，林昭屡屡割破血管，以血写诗，以血抗争。被处决后，上海市公安局派专人到林昭家中，向林母许宪民讨要处决林昭的五分钱子弹费。

            陆定一正式锒铛入秦城监狱。编号为68164即68年特级囚犯第64号。

            清华大学两派为抢夺两辆运米的补给车再次械斗。

 

4月30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陕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4月

            林彪指令北京部队召开党委扩大会，策动批判“华北山头主义”。江青、陈伯达指聂荣臻是“华北山头”的后台。

            中央专案组核心领导小组讨论通过《刘少奇1941年勾结日伪充当汉奸罪行的初步审查报告》。1946年周佛海在狱中所写《自白附录》中有“1943年共产党派冯龙来沪，表示愿意与南京政府合作”云云。周的日记中则明载“毛泽东密派代表冯龙来沪见余。”刘、王专案组副组长在影印周佛海日记时将“毛泽东”三字遮盖，据以作为刘少奇通伪罪状。此事受到周恩来的批评。该副组长在6月4日作了检讨。然三个月以后，又在江青坚持，康生附和下把它列入刘的罪行录。冯龙即冯少白。

 

［按］ 文革中，内务部造反派审查曾山时，了解到抗战时，曾山在新四军军部任组织部长，当时，按照延安党中央的指示，曾和日本人有过接触。

 

            黄永胜在总参说：总参出了不少坏人，有黄克诚、罗瑞卿、张爱萍、王尚荣等，他们是不能翻案的，不能翻天的。

            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被诬指为组织“翻案集团”，横遭迫害。

 

5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乘胜前进》，说：“要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

 陕西革命委员会成立。

 

5月2日

            清华大学两派又一次械斗。

 

5月3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延安精神永放光芒》提出：在当前，要坚定地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

 

5月5日

            中央文革通知全国学习《革命委员会好》等文章。

 

5月7日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委会会议上说：“反掉无产阶级派性还行吗？过去讲错了，毛主席给我们纠正啦！”

            黑龙江省革委会在毛泽东《5·7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在庆安县柳河开办一所农场，命名“五·七干校”。

 

5月8日

            毛泽东召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许世友、谢富治、李富春到住地开会，澄清“伍豪脱党事件”。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5月1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对全国体育系统实行军管的命令。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东北大地红烂漫》中，提出要“抓紧两个阶 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 投降主义，粉碎右倾翻案风。”       

            广西武宣县发动数县农民攻打少数派占据的县城，13日武斗结束，将抓获的九十余人就地处决，并斩头截足，活祭“英烈”，一部分人的心肝被与猪肉同煮分食。

 

5月13日

            姚文元将《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一文呈交毛泽东。

 

5月15日

北京市革委会通过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谢富治就清队问题作了讲话。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中几个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经市革命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一、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各单位的军管会，必须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认真组织群众反复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和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充分认识清理阶级队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二、清理阶级队伍，必须同革命的大批判紧密结合，

三、必须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掌握准、狠、稳的原则。要严格区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别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四、要注重调查研究，只许文斗，不许武斗，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六·六”通令。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私自抓人，都不准私设公堂。严禁打人和其它形式的体罚，打死人是犯法的。严禁逼、供、信。要反复地交代政策，给予出路，防止发生自杀。要采取严肃慎重的态度，掌握确凿的证据和材料，不要轻信口供，谨防阶级敌人陷害好人，搞阶级报复。要把群众揭发同专案调查紧密结合起来，一般定案处理要放在运动后期。

五、在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单位，揪斗混入群众组织中的坏人，“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

谢富治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关于清理阶级队伍问题的讲话：

第一条：关于组织广大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中央、中央文革的一系列指示，这是首要的，必须狠抓、抓好。当前，要反右防“左”，以反右为中心，要注意防止扩大打击面。

第二条：清理阶级队伍必须同革命的大批判紧密结合。

第三条：正确执行党的政策。

第四条：要注意调查研究，只许文斗，不许武斗，

第五条：是说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单位，没有权力机构，清理工作不成熟的，暂不要自流的去搞，这一工作必须要有组织、有领导的进行。

 

5月16日

康生攻击贺龙，说：由贺龙的历史投敌叛变，联想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绝不会没有，可以由历史这个此，到现实这个彼。

            张闻天与夫人刘英被监护审查。对所谓61人叛徒集团案，张闻天作为当时党的总书记，决定独自承担责任，承认“六十一人出狱是经过我签字批准的，当时我是中央负责人。”康生、江青派人训斥张闻天“把水搅浑了”，“这个案子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暗示张把责任推给刘少奇。张表示拒绝。旋遭拘禁，长达523天。

            清华大学两派又一次械斗。

 

5月17日

  两报一刊编辑部发表《划时代的文献》一文。由毛泽东亲自审阅，并加上“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的妖风。”

 

  [按] 68年春之反右倾斗争，当时的提法是反右倾翻案、右倾分裂、右倾投降。揪出来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是林彪与江青合作，夺取军权的举动，其矛头并指聂荣臻、叶剑英，并遍及周恩来和诸元老派人物。此中奥秘，待发者多矣！盖以十二中全会即将召开，双方为争夺权力，又一次暗行较量。然其时对下控制已严，故其真正内幕老百姓已懵然难明。

 

5月18日

            《人民日报》就刊登《划时代的文献》一文发表按语。

            中央发布通知，今后不要再用“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一提法：

最近毛主席批评了在一个文件中用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种提法。毛主席再一次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

毛主席的批评，应引起各级党、政、军、群及驻外使馆的注意。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应坚决贯彻执行。今后，不论在报刊上（包括各种小报），在内部文件中，在各种讲话中，特别在接待外宾时，一律不要再用“世界革命的中心”的这种说法。对于“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应经常警惕和批判。

 

5月19日

            毛泽东就姚文元13日送呈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一文批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建议此件批发全国。”

 

5月21日

            为支持各国工人，声援法国学生反对政府教育制度和抗议政府镇压的斗争，北京20万群众今天举行示威游行。

 

5月23日

            杨德中将自去年11月以来，贺龙陆续写给毛、林、周、陈、康、江、李（富春）的信件转交贺龙专案组。专案组向黄永胜请示，黄批示：均予封存专案组，待后处理。吴法宪、李作鹏画圈同意（叶群有病），黄同时对专案组人员说：“贺案很重要。是大土匪、大军阀、大阴谋家。这案很大，面很宽，有很多人，要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

            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批准陆定一专案组所作正式逮捕陆定一的报告。

 

5月25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将《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一文转发全国，要求各地“有步骤地、有领导地把清理阶级队伍这项工作做好。”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旋即在全国展开。

 

5月28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解决干部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5月29日—30日

            5月29日，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头头开会，决定5月30日凌晨3时攻打在清华大学东区浴室楼的4·14据点。蒯大富下令拉闸断电，发出进攻信号，先后使用偷袭、强攻、火攻等手段，造成学生卞雨林、许恭生和工人段洪水死亡。参战的还有外校的一百多名学生。

 

5月

            邱会作指使人编造出叶剑英反党、反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材料30条。

            康生、谢富治制造以冯荃平、邢相生为首的旧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团案，指冯等曾与美蒋特务勾结，进行间谍活动。

            江青以黄永胜在军队调动的请示报告上，不再把毛直至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的名字都列上，指责为军党论，目无中央，并宣布取消黄率团出访阿尔巴尼亚，停止黄和吴法宪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周恩来曲意调停。毛也令江青检讨。这是林、江两集团矛盾公开的第一出戏。

 

6月12日

            广西武宣县东城街上墟亭召开的批斗会上，王春荣当场将被批斗者黄振荃等人挖取心肝，与人分食。18日，武宣县中学在批斗会上打死语文教员与地理教员；黄茆亦有六人被打死，皆被分尸肉食。这种野兽行为7月间在该县多次发生，名之曰“人肉宴席”。

 

6月14日

            贺龙由中央办公厅保护改为由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作为审查对象实行监护。分设在这个专案组的邓小平专案组也大规模开展外调取证，在此后的一年半时间里，先后分派包括成员223人的93批外调小组，在全国15个省市提审取证。

 

6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1967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分配一部分大专院校毕业生到解放军农场去锻炼的通知》，要求毕业生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与工农兵相结合。凡1966、67年的大专毕业生，包括研究生，一般都必须先当工人农民。一部分安排到解放军农场，进行锻炼。到农场去的学生一律实行军事管理，过战士生活，按部队组织形式单独编成连队，但非现役军人。

 

6月18日—22日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访华。

 

6月20日

            第一个为中国获得乒乓球世界冠军的容国团被逼自杀，遗书说：我不是特务，不要怀疑我。

 

6月26日

             江青因中央专案组只将摘抄送她而大发淫威，写信说，这“有夺权的现象”，“如果我不尽责或犯了大错误”，“撤了我的职好了”。谢富治、汪东兴急忙作了书面检讨，承认向江青同志请示汇报不够，“不是技术问题，而是重大的组织原则和政治原则问题。”

 

6月29日

            《人民日报》报导由江青“培育”和“率领”的“样板团”将在7·1公演“样板戏”。

 

6月

            黄永胜利用文年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案，追查“黑线”，并将所得材料送交叶群，指叶剑英等开“黑会”，“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

 

7月1日

            两报一刊发表《发扬党的紧密联系群众的作风》一文。

《新华社》报导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7周年晚会情况。

 

7月3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武斗严重，中央发布立即停止武斗、保证铁道运输的布告。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向全面胜利迅猛发展。全国形势空前大好。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全国一样，形势也是一片大好。

但是，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蒙蔽和欺骗一部分群众，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

第一，        破坏铁路交通，至今不能恢复通车；

第二，        胆敢抢劫援越物资，拒不送还；

第三，        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

放军指战员；

第四，        在中央发出“六·一三”特急电报以后，拒不执行，继续顽抗。

中央认为，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抗美援越斗争、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行。

中央相信，广西两派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革命群众是要革命的。他们对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是极其不满，极其愤慨的。有些人跟着别人干了坏事，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

为了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罪行，中央号召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广西革筹小组的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驻广西部队的支持下，努力实现以下各点：

一，                  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首先撤离铁路交通线上的各据点。

二，                  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

证运输畅通。

三，                  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

四，                  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

五，                  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

六，                  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

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

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两派群众组织中的坏人，由两派群众各自清理；同时，要把一个组织混进了坏人同这个组织严格区别开。

中央相信，一小撮阶级敌人制造的反革命事件，只能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驻广西的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广西广大革命干部，一定能够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牢牢地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这一小撮阶级敌人的阴谋必然遭到可耻破产。广西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会越来越好，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必将在阶级斗争的凯歌声中诞生。

 

            [按] 广西武斗，在全国可算是最严重的典型。由67年4月22日联合冲击广西日报的造反派“南宁4·22火线指挥部”，发展为“广西4·22革命行动指挥部”（简称“4·22”），与由支持韦国清的“支韦派”“南宁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发展为“5·25革命行动指挥部”（后改为“广西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简称“广西联指”）长期对立，大打出手，后者得到广西军区的支持，前者则得中央文革的肯定。（67年8月24日周恩来接见广西两派代表时，周说：“4·22”是造反派，“广西联指”是群众组织。）然在韦国清不能打倒的情况下，“广西联指”始终成为广西境内实力最强的一派，造反派则因有中央的支持而有恃无恐，故武斗愈来愈升级，相持不下。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通知：小学、初中学生按过去规定时间放暑假，教职员工不放假，继续进行本单位的斗、批、改；高中、中专和大学不放假，要抓紧进行高中毕业生的安排和中专、大专院校毕业生的分配工作。

 

7月4日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所属学生张行开枪打死同学朱育生。翌日，胡远开枪打死同学杨志军。

 

7月5日

            邓小平向党中央提交关于历史问题的交待。他说：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自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7月9日

            中央发布《关于查阅中央管理干部的档案的规定》。

《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批判物质刺激与利润挂帅。

            重庆两派在国营嘉陵机器厂重开大型武斗，轻重机枪、大炮、坦克全出动，四个车间被炸塌。重庆各地在本月上旬内武斗频仍，动用了水陆坦克、四O火箭筒、高射机枪、野战炮等重武器，并抢夺援越物资。据不完全的统计，四川武斗死1544人，伤了万余人，毁房4千余间，击沉船只40多艘，直接造成经济损失30亿元。

            在广西武斗中，食人之风，益形发展。本月1日，武宣县桐岭中学校长被学生乱棒打死分食。10日，三里区上江公社在批斗会上将庞天龙等四人乱棒打死分食。

 

7月11日

            《人民日报》发表《灵宝县领导班子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一文时所加按语。认为“如果大多数的革命委员会把清理阶级队伍、实行精兵简政这两件工作抓好了，就是从组织上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7月14日

            李作鹏在海军工程部的一份材料中批示：“工程部有那么一股逆流”。致使19名干部遭到诬陷。

 

7月15日

            “广西联指” 炮轰“4·22”控制的解放路百货大楼、区展览馆，历时十数天。军区派军队参与进攻，至8月5日，战斗结束，十二条街道成了一片废墟。“4·22”派被打死1340人，俘虏6445人。

 

7月18日

            《人民日报》发表短评《把清理阶级队伍和革命大批判结合起来》。

 

7月19日

            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央转发湖南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关于宣传贯彻7·3布告的情况的通知。

 

7月21日

            康生亲笔写了一封“绝密信”，信封上署名“要件，即呈江青同志亲启”。信中写道：“送上你要的名单。”名单中有八十八名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分别被诬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列为“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的”有七名；列为“有错误的或历史上要考查的”二十九名。共占一百九十三名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他们是：

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毅、彭德怀、贺龙、李先念、谭震林、李井泉、陶铸、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薄一波、宋任穷、王稼祥、罗瑞卿、刘宁一、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王任重、萧劲光、粟裕、萧克、陈少敏、王震、曾山、欧阳钦、王树声、王恩茂、邓华、邓子恢、谭政、刘晓、李维汉、杨秀峰、张际春、程子华、伍修权、钱瑛、王从吾、马明方、李葆华、许光达、林铁、郑维三、徐海东、萧华、胡耀邦、习仲勋、安子文、吕正操、张经武、廖承志、叶飞、杨献珍、张鼎丞、舒同、潘自力、杨勇、黄火青、陈漫远、苏振华、冯白驹、范文澜、李坚真、高克林、钟期光、江华、李志民、杨成武、章汉夫、帅孟奇、刘仁、万毅、周扬、徐子荣、刘澜波、奎璧、区梦觉、朱德海、张启龙、马文瑞、王世泰、廖汉生、洪学智、章蕴、徐冰、廖鲁言、宋时轮、周桓、陈丕显、赵健民、钱俊瑞、蒋南翔、韩光、李昌、王鹤寿、陈正人、赵毅敏、孔原、张苏、杨一辰、赵伯平、张爱萍、姚依林、汪锋、方毅、王尚荣、刘震、张劲夫、李颉伯、廖志高、江渭清、谭启龙、张仲良、张平化等。

 

7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由《文汇报》、《新华社》记者所写的《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一文，并加了按语。按语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即“7·21指示”）七·二一指示发布后，上海机床厂率先贯彻，创办了7·21工人大学。各地相继仿行，方式各异，据统计，截至1972年全国7·21大学达68所，学生4000人。“大学”之滥，自大跃进始，迁兴迁废，至是又起新潮。

 

7月24日

            中央就陕西武斗问题发出布告。

最近以来，在全省一些地方，煽动、蒙蔽、欺骗少数人，不断挑起武斗，组成专业的武斗队，连续制造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一、抢劫国家银行、仓库、商店；

二、烧毁和炸毁国家仓库、公共建筑和人民房屋；

三、抢劫车船；中断铁路、交通、邮电，私设电台；

四、 连续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杀伤人民解   放军的指战员；

五、拒不执行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历次发布的有关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

中央认为，这是属于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反革命罪行。

为了迅速制止这一小撮阶级敌人这种反革命罪行，中央特再重申：

（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

（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人回去生产。拆除工事、据点、关卡。

（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

（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

（五）抢去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

（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中断交通通讯，私设电台，冲击监狱、劳改农场，私放劳改犯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

 

            中越两国关于中国给予越南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和议定书在北京签字。

 

7月25日

            中央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班成员。

 

7月27日

            为制止清华大学“团派”与“414派”间长期武斗，毛泽东指示派由首都钢铁公司、北京内燃机总厂、新华印刷厂、北京针织五厂等厂矿工人组成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该校，队员达五千人。嗣后全国学校机关，皆有军工宣队之派遣。同时期，北京不少高校两派武斗严重，继清华大学之后，至8月29日，工宣队进驻了北京地区的全部大专院校。

 

            [按] 文化革命初，刘邓所派者为工作组；现在，在学校派性对立，武斗恶性发展，无法控制的情况下，毛泽东则乞灵于“工宣队”、“军宣队”。就其素质而言，刘邓所派者为各级干部，毛所派者则为军内欲转业淘汰之下级军官与工厂内无所事事之工人。有中学落榜的青年，迫而入厂充工人。文化革命中，则被选充工宣队进驻大中学校，俨然领导。而被指为“臭老九”，需接受其领导与改造者，往往即当年小学同班而成绩较优，能考入大中学校者。机关、学校两派之争，原是争夺本单位领导权力的争斗。军工宣队进入，领导权理所当然的是属于工人阶级，原派性斗争的双方，都成为互斗的牺牲品。于是而万念俱灰，所谓逍遥派的队伍迅速扩大。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通知：中央决定对教育部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事管制小组，朱奎任组长，渠维瑛任副组长。（1969年5月21日，中央任命刘鸿益接替朱奎的组长职务。）

 

7月28日

            凌晨3点半到8点半，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了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要求制止武斗。“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毛还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并没有说文科都不办。搞不出名堂就拉倒。接见后，谢富治把五人留下，共同写定了回校后传达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精神要点》。

 

8月4日

            中央转发《处理芜湖问题的综合报告》的通知。通知说：安徽的经验进一步表明，“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它是推动各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前迅猛发展的有力武器，对全国各地都有普遍指导意义。

            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说：罗瑞卿手术问题，林彪不同意，要推迟进行。要搞出材料来。如果手术后不好，什么材料也不能写了。罗瑞卿在收押中，六月中提出作腿部手术。8月3日罗瑞卿专案组将这一要求上报叶、江、陈、黄、吴五人。叶群用林彪的名义对吴法宪作了上述指示。

 

8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文章批判了所谓“多中心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广大革命群众唯一的领导中心。全党、全军、全国只能有这样一个中心，不能有第二个中心。我们要把亿万革命人民都紧紧团结在这个领导中心的周围。所谓“多中心论”是一种资产阶级山头主义、个人主义的反动理论，它涣散革命队伍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妨碍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

 

8月6日

            毛泽东将芒果转送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示慰问和支持。

 

8月7日

            黄永胜批准推迟罗瑞卿进行手术治疗，以便进行不间断审讯。

            广西上林县乔贤乡木山大队为武斗死亡的民兵开追悼大会，当场处死七十二人，翌日又处死八十三人。多名死者的肝脏被分食，是即所谓木山惨案。

   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吴德，说靠学生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历来如此。学生一不掌握工业，二不掌握农业，三不掌握交通，四不掌握兵，他们只有闹一闹。学生为人民没作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信任呀！

 

8月10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8月11日

            贺龙专案组打报告给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请求就邓小平的历史问题，进行调查，要求邓作详细交代。

 

7、8月

            报刊上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理论的高潮。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指示，指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

 

            [按] 所谓“再教育”是对中共掌权后17年教育的全面自我否定，也是对因骄纵而无所拘检的学生造反派的绝望嫌弃。骄横不可一世的红卫兵革命小将，开始沦为在“大有作为”的农村广阔天地里抡锄动镐，艰难和笨拙地向地球宣战的准农民！

 

8月13日

            《人民日报》转载《解放日报》《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一文时加编者按语：号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紧密地团结起来，把右倾分裂主义的“多中心即无中心论”抛到垃圾堆里去！

 

8月14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8月15日

            毛泽东接见工宣队代表。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其中引述了毛的指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8月16日

            广西上林县三里公社屠杀“阶级敌人”一百二十七人，是为“三里惨案”。

 

8月17日

毛泽东向首都卫戍司令员温玉成解释派工宣队的原因说：现在北京学生不怕解放军，就是怕工人。因为他们摸到解放军的底，有五不政策，解放军对学生没有办法，工人硬一些。

 

8月19日

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今年下半年，整顿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时候了。九月十月开个会，要准备一、大批判，二、清理阶级队伍，三、整党，四、减薪，科室人员下放。厂长、副厂长的薪金要同工人差不多。

 

  [按]  在毛式共产主义社会，大多数人过着勉强温饱的低工资生活，以一个六类地区的大学毕业生为例,工资由50年代初期的62元逐届减少降到39元。文革中取消稿费制度，独毛泽东一人例外，至1976年12月，据汪东兴报告：毛的稿费已达亿元，单是他分两次送给他情妇的钱就有20余万。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

 

            陈伯达、谢富治等第二次接见“非常委员会”专案组。谢说：这个案子的关键是根子没有找到。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那些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彭德怀、贺龙、罗瑞卿、陆定一、谭震林、薄一波、杨尚昆、安子文、万里……。陈伯达说：“你们要追，追到哪个就是哪个。”

 

8月20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8月21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传达了毛泽东“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指示。

 

8月23日

            在康生、曹轶欧指使下，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提出《关于中央监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在中共中央第八届监察委员会60名委员、候补委员中，刘澜涛、王从吾、钱瑛、刘锡五、帅孟奇、李运昌、王维纲、杨之华、李士英、李楚离、马明方、龚子荣、陈少敏、方仲如、刘亚雄、张子意、王鹤峰、刘慎之、李培之、周仲英、陈鹏、陈曾固、郑平、薛子正、高克林、吉雅泰、王世英、丘金、关溉之、马国瑞、张鼎丞、吴德峰、张稼夫、廖苏华、龚逢春、李景膺、萧华等37人列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中国政府强烈谴责苏联出兵镇压捷克斯洛伐克反苏斗争。

 

8月25日

            中央发布《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

            《红旗》第二期刊登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8月26日

            新华社报导京沪等地大批工宣队开进大专院校。

            李作鹏在军委办事组会议上讲话，提出在军队机关开展清理阶级队伍。

 

8月27日

            康生、曹轶欧指使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编造《关于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包括委员长朱德在内的六十人分别诬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三反分子”、“有严重问题”等，占一百一十五名常委委员的百分之五十二以上；把七十四名全国政协常委委员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嫌”、“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等，占一百五十九名政协常委委员的百分之四十六以上，连梁思成、童第周、华罗庚、茅以升等国内外著名科学家也未能幸免。

 

8月28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8月末

            到8月底，首都59所大专院校已全部进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从本月底起，各地陆续向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和县、镇以上中小学派驻工宣队，领导学校的斗、批、改。农村中，则由贫下中农陆续向学校派出代表或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社、队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以贫下中农为主，有教师代表参加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委员会（组）（简称“贫管会”）或教育革命委员会（组），把本社、队范围的中小学管了起来。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后，宣布废除校长负责制，组织贫下中农讲师团，学校的一切重大工作，均由“贫管会”决定。有些地方还采取了清理、下放原有教师，选用在乡知识青年充任教师，聘请贫下中农任兼职教师等一系列改革措施。

 

8月

            吴法宪、黄永胜联名写信给负责罗瑞卿专案组的叶群，攻击罗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十分狡猾，可恶至极。”

 

9月1日

            中央发布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两报一刊发表《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一文。

 

9月2日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派工人进驻军事院校及未联合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

 

9月4日

            新华社播发《红旗》杂志第三期刊载的文章《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和编者按。这篇按语，据江青在9月7日北京市革命群众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所说：“这篇按语是代表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中也指出“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声音”

 按语指出：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

            江青在讲话中诬指歌唱家王昆“里通外国”，王昆因此被关押八年，多次遭受批斗。

 

9月5日

            西藏、新疆的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从六七年上海一月风暴到此，前后二十个月，全国大陆的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取代了省（市）委和省（市）人民政府，林、江一伙在其中按插了一批亲信‚其中主要是军人‚省级的军人占七成；县级的达80%。九大以后一年之间，山东王效禹、山西刘格平、贵州李再含、黑龙江潘复生亦为军人所取代。

                各省市革委会成立情况一览表

省别    成立时间    主要负责人  被点名打倒的原负责人    《人民日报》社论题目

黑龙江  67．1．31    潘复生       欧阳钦、李范五         《东北的新曙光》

山东    2．3        王效禹        谭启龙              《革命的三结合是夺取斗争胜利的保证》

上海    2．5        张春桥       曹荻秋、陈丕显

贵州    2．14       李再含       贾启元                《西南的春雷》

山西    3．19       刘格平       卫恒、陶鲁笳       《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北京    4．20       谢富治       彭真、刘仁           《热烈欢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

青海    8．12       刘贤权       王昭                 《青海高原的凯歌》

内蒙古  11．1       滕海清       乌兰夫、王逸伦       《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草原》

天津    12．6       解学荣       万晓塘、张淮三       《海河两岸尽朝晖》

江西    68．1．5    程世清       方志纯               《井冈山红旗飘万代》

甘肃    1．24       冼恒汉       汪锋                 《春风已到玉门关》

河南    1．27       刘建勋       文敏生、赵文甫       《辽阔中原唱凯歌》

河北    2．3        李雪峰       林铁                 《河北山河一片红》

湖北    2．5        曾思玉       王任重               《长江万里起宏图》

广东 　 2．21   　　黄永胜       陶铸、赵紫阳         《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吉林    3．6        王淮湘       赵林                 《红日高照长白山》

江苏    3．23       许世友       江渭清、陈光         《天翻地覆慨而慷》

浙江    3．24       南萍         江华                 《紧跟毛主席就是胜利》

湖南    4．8        黎原         王延春               《芙蓉国里尽朝晖》

宁夏    4．16       康健民       杨静仁、马玉槐       《不到长城非好汉》

安徽    4．18       李德生       李葆华、黄岩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胜利》

陕西    5．1        李瑞山       习仲勋、刘澜涛       《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辽宁    5．10       陈锡联        马明方、顾作新      《东北大地红烂漫》

四川    5．31       张国华        李井泉、廖志高      《七千万四川人民在前进》

云南    8．31       谭甫仁        闫红彦、赵健民      《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委会成立》

福建    8．19       韩先楚        叶飞、范式人        《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广西    8．26       韦国清        贺希民、谢王岗      《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

西藏    9．5        曾雍雅        周仁山、王其梅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

新疆    9．5        龙书金        武光、吕剑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

 

            中央批发北京市革委会关于选派工宣队的几条规定。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最近总结了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和某些单位的经验，作了如下的规定：

一、选调工人，必须从那些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工厂。

二、选调工人，必须从那些清理了阶级队伍，并取得了显着成效的工厂。没有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以及没有清理阶级队伍的工厂不要选调。

三、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必须是优秀的产业工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好的，是革命的，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般应以二十五岁至六十岁左右的有一定工龄的较老工人和少部分青年工人为宜。

四、凡原来同所去的学校或其它单位的各派组织保有联系尚未脱钩的，不能派到那个单位去，已派去的应加以调整。

五、要以优秀的革命的产业工人负责领队，并参加联合指挥部的领导。如需要配备少量革命干部，也不要出头，负责做些内部工作。

六、派出宣传队的单位、队员和领队人，都要经过审查批准。

七、为了使更多的工人受到锻炼，不致长期脱离生产，宣传队员可有计划地分期分批轮换，但每次轮换的人数，不要超过三分之一，要保留一定的骨干，以免影响工作。

八、抽调工人的人数，应根据本厂的情况，很好地安排。整个说来，大体上占全市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最好在十分之一以下。具体到一个厂可以伸缩，以不妨碍生产为准。

九、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和某些单位，必须采取毛主席一贯提倡的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不要一下子笼统铺开。

十、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必须随时和定期总结工作的经验，发扬成绩和优点，克服缺点，以利团结大多数，揭露坏人。市革命委员会更要随时和定期召集各宣传队交流经验的会议，进行适当的总结和关于政策的教育。

                                                     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

 

9月6日

            中央转发北京市关于召开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摘录)

一、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对学校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最重要的问题，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切实落实毛主席关于“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的最新指示，深刻领会姚文元同志重要文章的精神实质，搞好学校的斗批改。不要陷于事务主义，要防止包办代替。学校日常行政工作仍由院校革委会去做，要求他们只能做好，不能做坏。

二、对学校的领导，首先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相信大多数群众一定会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与过。充分肯定他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中期的功绩，教育他们不要吃老本。对于他们的错误，要批评，但不要急，不要压，不要无限上纲。宣传队要和学生同吃、同住，和他们谈心、交朋友。要善于抓活思想，帮助他们解决思想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好学习班。学习班要在班系、科室普遍举办。对头头和教职员、干部，可以分别集中学习，这样有利于做群众的工作。

三、关于革命大联合问题。一定要通过革命大批判，对学生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在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基础上，按班系、按科室搞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四、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对学校的问题，不要急于表态，更不能轻易表态。宣传队要组织专门的班子调查研究学校的情况，为三结合、清理阶级队伍等工作做好准备。

五、对各派所抓的人，工人宣传队可以接收过来。经过审查后，如确是坏人、又有证据，就不能放，要实行群众专政，绝不要放走坏人；对于没有什么根据的一般群众，可先组织集训班学习。对于接管的档案，首先要清查人事档案，搞清各方面人员的政治情况。在清查档案和资料的时候，发现有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要及时报告，绝不允许扩散。

以上报告有不妥之处，请指示。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

                                               北 京 卫 戍 区

                                              一九六八年九月三日

 

9月4日至6日

            上海徐景贤、王秀珍等为搜查“炮打张春桥”的“黑材料”，对全市26所大专院校的师生进行非法搜查。

 

9月7日

            北京市革命群众集会，庆祝全国山河一片红及西藏、新疆革命委员会成立。会上周恩来、江青讲了话。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庆祝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其中说道：“全国山河一片红……标志着整个运动已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的阶段。”

 

9月10日

《红旗》第3期发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并发了编者按语。

 

 [按] “再教育”口号的提出，既是对解放前教育文化的污蔑，也同时是对解放后十七年共产党领导下的教育的彻底否定。既对所有解放前具备大中学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作了坑杀、缓期执行的宣判，也同时对全数解放后受过大中学校教育的人作了带罪劳改的严惩。从解放到文革开始前，在知识分子中相继进行了思想改造、批判胡适、批判胡风集团与肃反、反右、兴无（产阶级）灭资（产阶级）、批白专、拔白旗等运动，并进行过干部下放劳动（一年或数月）。但这些运动中的主要冲击对象，是解放前的老知识分子。他们是在旧教育制度中培养出来的，被一概谥之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尽管他们个人出身也往往并非剥削阶级。至于解放后特别是57年以后培养出来而且出身于非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运动中的批判派，自命为新社会培养的新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在学校，革命与被革的分界线似乎是划在学生、并包括一部分青年教师为一方而中年以上教师则为另一方之间。两年多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当权派倒了，年长的，被指为资产阶级教师都靠边站了。造反派之间，为了空出来的权位正进行黑心红眼，你死我活的斗争。局势显得无法控制。它使毛泽东丢脸和失望。他先是打招呼：现在是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既而使出了杀手锏：把这些当年被捧为革命小将的青年学生一概打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接受再教育。昨天还不可一世的红彤彤、响铛铛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今天又成了待接受工农再教育，进行脱胎换骨改造的资产阶级或旧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唯一的出路是到最贫穷的乡下去劳动改造。毛泽东的这一招，从根本上制服了因为他的蓄意骄纵而已经气焰不可一世的所谓红卫兵小将，但同时也把千千万万、童心真挚，最最拥护毛泽东的青少年打入了文化革命的绞肉机中，由失落而沉沦，由不满而忿怒。当然，“再教育”政策的制成，还有它迫不得已、势在必行的现实需要。从66年以来，正常的升学、分配道路已废弃，学校与工厂机关运转已失常，城市中大批青少年滞积，如何安排他们的出路，哪怕是暂时的疏散已显得十分迫切。利用“再教育”口号把他们充发到边远农村不失为一个应急的措施。于是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兴。不可一世的红卫兵，一夜之间变成了被迫劳改的半囚犯。至于机关一直以两派形式互争的干部，一夜之间也同样变成被迫劳改的囚犯。学校教师则另以五七干校及下放等形式远远充发到农村去。在沉重的农业劳动之后，这些自命为革命派的人也开始万念俱灰，当然再没有扯派争权的豪兴了。文化大革命事实上是以最革命的人不革命或被革命而最终结束的，不单是上层的林彪、四人帮集团是如此，广大的人民中也早已如此，逍遥派的队伍就是在这种情势下不断扩大的。

 

            同期还发表上海市的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其中引述了一段毛泽东的语录：“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相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造旧思想。”

  《人民日报》在9月14日转载此文，并加了前言。

《红旗》同期又发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调查员：《农村的教育革命必须依靠贫下中农——调查报告，记营口县水源公社开展教育革命的经验》，嗣后类似的经验文章甚多，如出一辙。

 

9月11日

            贺龙专案组就邓小平历史问题，提出报告，要求周恩来提供情况。

。

9月16日

            江青在诬陷刘少奇的一大本“罪证”材料中批道：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以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并诬指刘为美国远东情报代表。

 

9月17日

            康生写信给江青，说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卖国贼、大汉奸，“我觉得他这样早、这样久的作潜伏的内奸活动，似乎很早就受到帝国主义的特务训练的。”

 

9月18日

            江青在接见中国京剧团、中央乐团李德伦、浩亮、殷承宗、袁世海二十余人时，说“我现在担负着第一个大专案，有一天，我搞了五、六个小时，虽然那些材料，我都重复看了，但是，因为我还得重批。……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刘少奇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内奸、大叛徒、大特务。太恶劣了，……这个大内奸啊，我觉得他应该千刀割、万刀割！”

周恩来在传阅的刘少奇叛变罪证件上批示：

            我完全同意你(江青)的批注和意见，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着这三本刘贼叛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

            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

            在这点上，我们要向你学习！我更要向你学习！(江青阅后在此处批道：向恩来同志学习！共勉励，保晚节！)

 周恩来就“刘少奇专案组”的调查报告，亲手批示“此人该杀”上呈毛泽东。此批示到八十年代初，由邓颕超通过胡耀邦抽出销毁。

            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致信贺龙，要他交待“一九三三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鄂西与贺龙是怎样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是哪些人？最后达成什么协议？……”贺连书“冤枉”。

 

9月19日

中央文革碰头会就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说十二中全会要求一、准备召开九大；二、总结文革的若干经验；三、解决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问题。同时也顺带解决国家主席问题。毛泽东批示，暂时不宜成立中央革命委员会。

 

9月25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华东一周年发表纪念文章。

 

9月28日

            《毛泽东选集》1—4卷袖珍本出版。

 

9月29日

            林彪在刘少奇专案组罪行审查报告上批示说：我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刘贼少奇五毒俱全，铁证如山，罪大恶极，令人发指，是特大坏蛋，最大隐患，“把他挖出来，要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中央转发上海市关于在产业工人中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称：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打算在已具备几个条件的单位中进行。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国防部长巴卢库率党政代表团访华。

 

10月1日

            新华社报导毛与军民欢度国庆，林彪发表讲话。

 

10月5日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黑龙江庆安县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及毛泽东的指示。毛说：“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人民日报》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编者按语

黑龙江“五·七”干校关于干部下放劳动的经验很好，建议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们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认真读一读。我们已经有了关于精简机构方面的经验，再加上关于干部下放劳动方面的经验，对如何实现机关革命化、干部革命化，认识就比较完整了。

毛主席最近指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反修、防修，对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使自己不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要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的青春。

            从此，全国各省相继举办五·七干校，以精简机构与促进干部革命化为名，将大批干部遣往劳动改造。

 

            [按] 干部下放劳动，在中共本不是什么新招法。名义上它是要锻炼干部使他们不脱离体力劳动，保持与下层人民的联系，能官能民，能上能下，克服官僚主义。然在实际上它却成为对所谓犯错误干部的惩罚，或是对不称职干部进行精简的别名。每次运动之后，都有一批干部，下放下级机关，实为左迁；其甚者则下乡下厂劳动改造，成为变相的服刑。为了获取重新录用的机会，这些下放干部往往不得不忍受体力所不堪的劳动与人所不能想象的艰困生活条件，并且在思想上痛加自责，以示忏悔。这就是中共的所谓“思想改造”。文革后期，各级行政机关早已彻底瘫痪。革委会成立，大批军人以结合身份转入地方各级机关。原有的干部除个别者外，全都成为待处理的对象，于是而有所谓“五·七干校”这一形式、大批干部被赶到乡下，择荒闲之地，从事开垦。如北京大学的教师职工下放江西鄱阳湖畔之鲤鱼洲，中央机关则多散在湖北的沼泽地与河南的荒滩地。而他们的家属有的随同改造，多数则仍留在北京‚妻离子散，无法照顾，困顿不堪。

 

10月7日

            中央转发上海市关于派工宣队进驻中小学的报告。

                                                

10月11日

            吴晗在狱中病死。吴在本年3月以叛徒罪经谢富治批准，锒铛入狱。然所谓叛徒材料实系另一名相近之人张冠李戴者，自无法坐实。康生乃指示：“吴晗没有叛徒问题，还有一个特务问题，你们去查。”吴晗终以特务嫌疑瘐死狱中。妻袁震，68年3月被迫害惨

死。年幼的女儿小彦，亦因精神失常自杀。

 

10月13日—31日

            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实际上是九大的准备会。在87名中央委员（原97人，去世10人）、98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因一些人已被打倒或受审查，在监狱或“牛棚”中，所以实到中央委员40名，候补中央委员19名，不足半数，其中黄永胜、许世友、陈锡联、杨得志、韩先楚、潘复生、刘建勋、李大章、吴德、刘子厚等十人由候补而转为正式中央委员，以补去世的十人，然亦未按惯例依名次递补。因之它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出席全会的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共59人外，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大军区的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共74人列席了会议。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开幕会上，周恩来报告了出席会议人员的组成、编组和会议的开法，并宣布议事日程：讨论九大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国际国内形势；专案审查工作，特别是对刘少奇的审查。

            全会以江青等人编织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为依据，决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次全会从组织上完成了打倒刘少奇的手续。会上仅陈少敏一人不畏高压，对决议拒不表示同意。

            根据毛在会上指出：“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这样，全国都以“六厂二校”为榜样，继续清理阶级队伍。不久，在经济领域里又扩展为“一打三反”运动。

            全会还作出了《关于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及其附件。

 

10月13日

            《人民日报》报导：上海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中小学。

 

10月14日

            《红旗》第4期发表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整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文章号召批判所谓“黑六论”：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作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

            同期刊载了《一所理论和实际一致的新型学校——江西省婺源县武口茶叶耕读中学的调查报告》和《项城县革命委员会精兵简政的经验》以及《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坚决走精兵简政的道路》。

 

10月17日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的第一次小组会上，康生指责“二月逆流”为“反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风”、“为王明路线翻案”。江青攻击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乱军”。姚文元称：“‘二月逆流’就是为刘、邓、陶等叛徒、特务、走资派翻案”。谢富治指责：“朱德同志从到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毛主席”。“陈云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主席三次叫他讲话，他说没调查没发言权，后来不到一个月做了个黑报告反毛主席，反大跃进，反总路线”。“刘、邓、朱德、陈云都是搞修正主义的。”黄永胜攻击朱德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野心”，“想当领袖”；聂荣臻“一贯搞山头主义，搞独立王国，突出他个人，搞反动的多中心论”；叶剑英是“二月逆流的俱乐部主任”；徐向前没有做过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吴法宪还当着朱德的面说：“朱总司令你在井冈山怎样反对毛主席的，讲给我们听一听，教育我们。你当了一辈子总司令，实际指挥打仗的都是毛主席。因而你是个黑司令，不是红司令。”极尽攻击与羞辱的能事。

 

10月18日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向全会提出《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项材料曾九易其稿。

 

            [按] 全会在表决通过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的全会上，唯一一个敢于坚持自己的信念，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正直不阿的是陈少敏！图们、孔弟所著《共和国最大冤案》一书中写道：“在那么多铁骨铮铮的男子汉垂首沉默的时候，一位女性起而承担了道义，无论如何，这段历史是应该大书特书的。”我们在对陈少敏的凛然节义深感敬佩的同时，对那么多的男子汉是否真的具有铮铮铁骨深表怀疑，对代表中仅仅只有这么一个有骨气的女性感到悲哀和婉惜。民风民气之衰堕，建国后已然，文革而愈甚。旧道德已被摧毁，新信仰又从根本上动摇。于是而兽欲横流，放僻邪訾，无所底止矣！

 

            《人民日报》刊载题为《农村教育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贫下中农掌管教育大权》的浙江省淳安县鸠坑公社教育革命调查报告。接着又连续发表广东、河南、辽宁、江西、吉林、黑龙江等省“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经验。

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策划，将海军正师级以上干部47人列名打倒，35名列名半打倒，上报军委办事组。

 

10月26日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讲话，说：“文化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我们一片红，等于欧洲一片红。”他宣称“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为刘邓翻案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现在的革命是革原来革过命的人的命。”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讲话(摘录)

（一）政权问题，政权是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革命后的根本问题，列宁讲政权是革命根本问题，毛主席讲：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都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我们如果有了经济、思想，但没有政权，尽管是百万富翁，有千万吨钢，原子弹、导弹，没有政权，这一切都是替资本主义准备的。不是我们的，连人民大会堂都不是我们的，今天在座的头都不可保，政权叫无产阶级的生存权，比生命权还重。

文化大革命是对国家政权的大审查，大清理，把叛徒、特务、走资派一网打尽，给予决定性的打击，但还有残余，以后还会产生新的。这次文化大革命，把暗藏四十年的刘少奇这次挖了出来，是个重大胜利。

除老干部外，七亿人口都参加了这场运动，对群众是一场大规模的毛泽东思想教育，这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是史无前例的，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苏联出了列宁，但他们的思想都没有达到象毛泽东思想这样普及，所以变修，

在军队也受到最大教育，一方面自己教育，一方面参加“三支二军”工作，有了很大提高，学到了阶级斗争，学到了群众路线，这是军队的最好的备战之一。

（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表现在必然引起经济生产上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一定会造成经济文化大跃进，文化是打先锋的，必然带来政治经济上的变革，我们已经看到并将继续看到经济生产上的大跃进。

（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把毛泽东思想智慧最大的普及。什么叫七亿人口？七亿人口就等于整个欧洲，等于英法德意，英国五千多万人口，法国近五千万人口，德国五千万以下，意大利四千万不到，这些国家共二亿人口，苏联二亿三千万人口，美国不到二亿，加起来总共六亿，他们联合起来，都没有我们一个国家多，中国一片红，等于欧洲一片红，不仅马、恩、列、斯的思想没有象毛主席思想这样普及，就是从奴隶社会古今中外都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思想如此普及，如此权威，如此深入普及到劳动人民中间去，教育人民，提高人民。通过文化大革命，使党的干部更了解要按照主席指示办事就胜利。违反主席思想就要失败，这是实践斗争中体会的，只要把主席指示和群众见面，就能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

根据过去的经验和要求，必须牢牢掌握主席思想，迅速传达落实主席指示，群众只有掌握主席思想后，就能知道什么叫真革命，假革命，分辨是非，群众才不受冒牌的马列主义所欺骗，主席思想如此广泛普及是最大的收获。所以我说文化大革命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现在看损失越来越小，要比起过去，成绩越来越大，将来更大，这是可以断定的。这个收获是一本万利，损失同得到的胜利比较，是微不足道的，打仗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不付出代价收获是没有的，总要付出一定代价，暂时付出代价，收获是极大的。有些同志只看到暂时损失，就迷失方向，怀疑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二月逆流集中表现在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产生了许多错误看法，完全否定中央文革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要打一个大仗的话，那损失要多大？！所以说，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最深远最伟大的胜利。

从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世界上的地位，就可以看出深远意义。通过比较，才能看出最大、最深入、最普及、最能影响人类命运的。

第四个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伟大发展，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怎样继续革命的问题。中国革命和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对外政策，一切都离不开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发展的崭新的阶段。

毛主席全面发展了马列主义。不仅在夺取政权问题上，而且在巩固政权，防止复辟问题上决定成败命运的提出了这种思想，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发动了这样大的文化大革命，是对国际最伟大的贡献，

毛主席认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指出主要是党内走资派，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从这一点看出毛主席提出的重点与列宁、斯大林显然不同。苏联在一九三六年后，就不抓阶级斗争，搞物质刺激，迷失了方向。毛主席与他们不同，以思想革命来领导生产，领导政治，搞思想革命。

 

            [按]  九大以后，林、江集团交恶。江青与姚文元搞出一个《周扬资产阶级文艺复兴的一些言论》，就是以影射方式，批判林这一讲话中把文化大革命与历史上文艺复兴并举的说法。这个材料在政治局内传阅，江要求印发全党讨论，后为毛所阻。又据李锐《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中国国民生产总值1955年占世界总额的4.7%，到1980年下降为2.5%。1960年国民生产总值同日本相当，到1980年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1985年更下降为五分之一。196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中国4600亿美元，而1985年超出36800亿美元。根据统计，大跃进期间，损失约1200亿元，文革十年，损失约5000亿元。而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近30年中，我国全部基建总投资为65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约4000—5000亿元。由此可见，这两次大折腾所损失的6000多亿元，几乎相当于我国前三十年全部的基建投资。至于无形的损失，计算不出来的损失，确实更难以说清楚。例如人才培养的损失，人口激增，道德沦丧等等即是如此。（《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295页）

 

10月27日

            在讨论党章会上，江青力持把林彪的接班人身份写入党章，说：“这一条不写上我们通不过。”

 

10月29日

            《人民日报》报导：江西分宜县从七月份起下放干部一千九百多名到农村安家落户。

 

10月31日

            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全会公报及《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决定》。

            毛泽东在闭幕会上讲话，大意：有些同志对于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不大了解，经过十几天，就比较了解了。在这个全会上，由犯过错误的同志说明他们的问题，大家又对他们有些质问，他们再说明问题，又再质问，好象经过这么几次反复嘛，大家都比较清楚了。这件事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十分了不起。他们有意见要说，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这个世界上面，总是左、中、右。统统是左派，我就不那么赞成。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们如果不参加，我看就是个缺点。陈毅同志，你就以那个右的那一方面的资格，以这个身份，来参加九大。对于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清理阶级队伍，注意一个“准”字，不要搞逼供信那一套。对于学术权威，注意不要做得太过分。冯友兰、翦伯赞可能还有某种用处。批是要批的，保还是要保的。邓，大家要开除，我有点保留，他和刘还有点区别。“多中心”不对。

 

10月

            总政实行军事管制。总政机关和直属单位干部七百六十七人被立案审查，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机关干部和一大批直属单位的干部被赶出总政。在“砸烂总政”的口号下，军队的一大批高级干部和一般干部被清洗。总参和总后也同时受到冲击。总参冤假错案792起，受害者839人，被迫害致死者51人。

 

10月以后

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在河南、湖北、江西等十八个省、区，先后创办五七干校一百O六所，共有下放干部及工勤人员十万名，知识青年五千名，家属三万名。

 

11月2日

中央发布关于十二中全会传达的通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传达及其文件处理的通知

全会文件不登报的有：一、关于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和附件；二、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和他的罪证附件。第一个文件，由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省军区自己印发，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在协商会议中分发或宣读。第二、第三两个文件由中央印发，经过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一直发到各地区、各部门、各部队党内外广大革命群众手中。

 

11月5日

黄永胜同刘兴元、丁盛谈话，说：“聂荣臻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好事。这些人心是不会死的，一有机会就会起来搞名堂。”

 

11月6日

张春桥就刘少奇调查材料说：“不要小看这么一本啊！这里面做了很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这个工作是江青同志抓的，几乎每天都要找她。这一本搞了一年多啦！……这样一本就叫刘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张春桥等以为九大准备材料为名，编成《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在上海九大代表中散发。

 

11月7日

            吴法宪在空军驻京部队营以上干部会上讲话，说：朱德是一个军阀，几十年没改造好。

 

11月12日

            中央发布关于十二中全会传达的补充通知。

毛主席批示：此两件似可转发各地参考。     十一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有关传达十二中全会的两个报告

遵照毛主席指示，现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十一月九日“关于召开北京市党员干部大会的请示报告”和张春桥同志十一月十一日“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转发给你们。中央同意这两个报告所提意见，请你们参照执行。

 

张春桥在报告中说： “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要不要点名？看来，点名很有必要。我们点了名，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愤。这些人物的假象很迷惑一些人。比如，陈毅同志在上海党内外、军内外、影响都很大，静安区一个党员听了传达，在本单位学习小组会上通了一点气，说“陈毅是反毛主席的”，竟遭受到几个小时的围攻。因为社会上流传陈毅的好话很多，什么有战功、能文能武，在外国记者招待会上说“我等待帝、修、反四面进攻，头发都等白了”，不愧是英雄，等等，甚至完全颠倒黑白，把他的错误、罪行说成功劳，什么陈毅揭发了苏修搞颠覆的阴谋，陈毅在中央苏区是支持毛主席、把毛主席请回来的，等等。聂荣臻的“一贯正确”，在上海国防科委所属单位中被一些人吹得就更神气了。朱德同志是上了小学课本的，有的工人说，我从小就念颂扬他的课本。把事实真相告诉了干部和群众，大家擦亮了眼睛，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揭发了一些他们知道的事实（将另行整理上报）。国防科委系统原来为聂荣臻的问题打内战，是上海老大难单位最多的，现在有些单位开始联合了。郊区各县和市区部分单位，对二月逆流中解放军支左的错误，议论较多，把几个老总的问题说清楚，反而有利于军民团结。

 

[按]  张春桥显然是借传达来暗算老帅们。其人阴险，可见一斑。

 

11月14日

            《人民日报》发表山东省嘉祥县马集公社马集小学教师侯振民（公社教育组长）、王庆余（公社教育组成员）的一封信。信中“建议所有（农村）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国家不再投资或少投资小学教育经费，教师国家不再发工资，改为大队记工分”，“教师都回本大队工作”。此建议后来简称为“侯王建议”。《人民日报》在编者按语中号召就此建议展开讨论。从15日起，该报以“关于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讨论”为题开辟专栏（这个专栏一直延续到1976年8月26日共出了197期。内容涉及中小学教育的各个方面，还包括业余教育和农村扫盲等），发表了大量拥护、支持、赞扬“侯王建议”的来信和文章。许多地方立即付诸实施，将大批农村公办小学改为民办，教师则被强行下放回原籍，改拿工资为记工分，本人及其家属均被转为农村户口。

 

11月1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通知：1968年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半工（农）半读学校毕业生，从本年11月起开始分配。并规定1966年、1967年、1968年上述学校毕业生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在工资制度没有改革以前，暂不转正定级。至此，除部分四年制中等专业学校69届学生外，全国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的在校学生全部离校。

 

11月19日

            八届十二中全会后，黄、吴、李、邱在军委办事组里设立专门班子，调集大量档案，编写《“二月逆流”反党集团在军内活动大事记》共五十条，于本日印出报送林彪、康生。

 

11月25日

            《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及两报一刊社论《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文中引述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

            张春桥在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攻击朱德说：《朱德传》除了机会主义者陈独秀都觉得朱是个军阀外，别的东西都是吹牛的。

 

11月

            江青等编成诬陷叶剑英、李先念、陈云、陈毅、聂荣臻、李富春、谭震林等的材料

七十六份（共1163页）。

 

12月1日

            毛泽东致信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建议将此件(按即《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转发各地参考。并指出“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邱会作在总后党委三届十次会议上讲话，说朱德从井冈山起就反对毛主席，实际上什么本事也没有。他攻击朱德“野心很大，想当领袖”。

 

12月2日

            《人民日报》发表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的读者来信，提出城市的中小学由工厂办、街道办的建议，并在该报上原有的“关于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讨论”的专栏内，开展“城市的小学及中学应当如何办？”的讨论。此后，全国各地许多城镇中小学由工厂接办，或搞“定厂办学”。上海、北京等一些大中城市经过试点后，将小学改为由街道办事处领导管理。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第五期发表的江苏省靖江县的调查报告《“土专家”和农业教育革命》。报告提出：农业院校要统统搬到农村，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教学内容要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课，联系各地区农业生产的具体情况。要从“土专家”中招生，到学校学一、二年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来。原有的教师队伍要进行彻底整顿，要由贫下中农、“土专家”和同工农兵结合得好的知识分子担任教师。

 

12月6日

            陈伯达指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一案专案人员追后台，说：我看这里面有好几层，说不定有十八层。谢富治也说：就是往上追。

 

12月18日

            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历史学家翦伯赞夫妇被逼致死。

 

            [按] 翦伯赞从文革一开始，就被点名批判，倍受凌辱。随着刘少奇专案调查的发展，据谌小岑（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揭发，在抗日战争中，翦伯赞曾代刘少奇将一封信转交给重庆国民党政府的陈立夫。第一专案组（即刘少奇专案组）组长吴忠认为这是重大线索，穷追强逼。翦伯赞无法交待。本日，吴忠复率随员数人至北大，传翦伯赞审讯。校工宣队向吴忠报告，近日翦伯赞听了毛泽东在十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认为是党对他的关怀，心情十分兴奋。吴忠傲然打断汇报，说：“哼！兴奋也得把问题搞清楚！”随即率人员驱车至翦家，逼迫翦伯赞交待，直至天黑，仍不得结果。吴忠于是以立即逮捕相威胁。翦还是表示无可交待。吴忠故意虚张声势，拿起笔，写了一个条子给自己的秘书，责令办理，并示意翦伯赞，这就是马上要对他采取逮捕行动的指令。翦当即面无人色。其实吴的条子写的是：“你先走，车在外面等。我待一会即来。”在一阵不交待即逮捕的威胁之后，吴忠无结果悻悻而去。翦认为自己被捕已成定局，不堪再辱，乃与其夫人戴淑婉双双开煤气自杀。并留下遗书说明他们的死，与保姆完全无关。翦1934年参加共产党，与周恩来关系甚深。抗日战争时期，由周恩来介绍充冯玉祥的家庭教师。周恩来得知翦夫妇死讯后甚为震怒，校工宣队负责人遭撤换。吴忠后来也为此在历史系教师会上作了检讨。

 

12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毛在1955年曾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12月23日

            《人民日报》报导：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高潮。

            《人民日报》刊载甘肃会宁县的一篇报导：一些长期无业的城市居民与知识青年，提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并特别加了编者按语。

                                       

            [按] 知识青年下乡，不是毛泽东的创造。早于他的希特勒，就发明了这一办法。在希特勒的法西斯统治下，“到十四岁，男孩子就正式参加希特勒青年团，一直到十八岁，然后参加劳动服务队和军队。”女孩子则“在十八岁的时候，成为德国青年团员（她们保持这个资格直到二十一岁）到农村去服务一年，这是她们所谓的下乡年，同青年男子的劳动服役相当。她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农民料理家务和在地里劳动。姑娘们有时候住在农民家里，不过常常是在乡村地区的小营房里，每一天由卡车把她们从那里送到地里去。道德问题就马上产生了。美丽的城市少女的光临，常常破坏农民家庭，而父母们诉说他们的女儿在乡下暗结珠胎的怨言也开始听到了。”（《第三帝国的兴亡》上册，第360页）所不同的，毛泽东的这样作，除了企图使这些知识青年毛泽东思想化之外，还有一个难以明言的苦衷，就是因为在史无前例的运动之中，大学停办了，城市中生产停滞，已经根本容纳不了这一茬茬混过中学阶段，而实际上连小学文化程度都不具备的所谓“知识青年”，而农村却是暂时安置他们，减少城市就业、就学巨大压力的“广阔天地”。然实际上，农村至少地已经并不“广阔”，农村劳动力早已经过剩。农民对于这一大批尚不具备生产能力，而被强令参与本已不足的口粮分配的青少年们是绝不欢迎的。政府对于他（她）们，也纯粹是甩包袱而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造成整整一代青年的沉沦，上拖累父母，下影响子女。其后果是文化的断层，社会的倒退和空前的民族灾难，到今天，这个苦果所酿成的毒汁，还正在逐渐暴露出来。

 

12月25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济南市革委会狠抓两条路线斗争教育，革命知识青年自觉地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文章，声言：“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黄永胜攻击总政治部是“几代招降纳叛的地方”。

 

12月26日

            中央发布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

 

            [按] 在这份文件中，毛泽东亲自加上了“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不都是坏人”。又创造“可教育好的子女”这一颇具讽刺意味的名称。从“自来红”的革命干部子弟到“可教育好的子女”，是红色血统论的彻底破产。

 

12月27日

            周恩来批准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仍无结果，周令余秋里先搞一个明年第一季度的生产计划上报。

 

12月28日

            中国进行新的氢弹试验。

 

12月29日

            南京长江大桥全线通车。

 

12月

            专案审查组对“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一案进行编造罗织，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党”一案，在对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严刑逼供后，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赵登程，伙同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按照谢富治的授意进行诱供，诬指朱德是中国马列共产党的书记，陈毅为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为总理，参加者有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余秋里、王震、廖承志等。诬陷其将准备武装叛乱，要搞政变。九大以后，赵等仍继续进行专案调查。

            截至这时为止，《毛主席语录》已发行七亿多册，毛泽东像章已做成二十二亿多个。

            云南“划线”运动，三十多万人受到刑讯、逼供、审查、监禁，三万七千多人死于非命。

1967、68二年间，国民经济建设全面破坏。

据陈雪薇《经济建设的停滞，倒退及其教训》：“工农业生产迅速锐减，一九六七年工农业总产值二千三百零六亿元，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九点六；一九六八年工农业总产值二千二百一十三亿元，比上年又下降百分之四点二，只为一九六六年的百分之八十七点三。其中农业总产值一九六七年比一九六六年增长百分之一点六，一九六八年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二点五。工业总产值一九六七年比上年下降百分之十三点五，一九六八年又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五。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普遍减少。工业方面，一九六七年同一九六六年相比，钢产量减少百分之三十二点八，下降为一千零二十九万吨。煤产量减少百分之三十八点三，下降为二亿零六百万吨。发电量减少百分之六点二，下降为七百七十四亿度。一九六八年同一九六七年相比，钢又减少百分之三十二点一，下降为九百零四万吨。煤产量虽增长一千四百万吨，但仍比一九六六年减少三千二百万吨。发电量则减少百分之七点五，降为七百一十六亿度。农业方面，粮食产量一九六七年为四千三百五十六点四亿斤，比上年略有增长，一九六八年下降为四千一百八十一点一亿斤，比上年减产二百七十五点三亿斤。棉花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的产量均在四千七百多万担的水平，比一九六六年略有增长。其它各项农产品在这两年间大多数都连续减产，尤其是一九六八年减产幅度较大。

交通运输和基本建设大幅度下降。货运量一九六六年达十三亿一千四百五十四万吨，一九六七年只有十一亿零八百三十三万吨，下降百分之十五点七。其中铁路运货量由一九六六年的五亿四千九百五十一万吨到一九六七年只有四亿三千零八十九万吨，下降百分之二十二。一九六八年比一九六七年货运量继续下降，一九六八年货运量只有十亿三千二百四十万吨，比上年下降百分之六点九。基本建设投资完成额一九六七年为一百一十五点二亿元，比上年下降百分之三十五点三。一九六八年继续下降，只完成九十四点九亿元，比上年又下降百分之十七点六。

由于生产连续下降，财政收支出现赤字。一九六七年国家财政收入为四百一十九点四亿元，比上年减少一百三十九点三亿元，减少百分之二十五。一九六八年又比上年减少，只有三百六十一点三亿元，减少百分之十三点九。一九六七年出现二十二点五亿元财政赤字。

城乡居民的生活资料消费量逐年减少，粮食每人平均由一九六六年的三百八十一斤，到一九六七年降为三百七十四斤，一九六八年只有三百五十斤，猪肉每人平均由一九六六年的十四点一斤，到一九六七年降为十三点五斤，一九六八年只有十二点七斤。棉布每人平均一九六七年为十三点六尺，一九六八年只有九尺。

我国图书、杂志、报纸出版数量惊人地削减。图书出版一九六五年是二万零一百四十三种，一九六七年只有二千九百二十五种，一九六八年也只有三千六百九十四种，杂志出版一九六五年七百九十种，一九六七年只有二十七种，到一九六八年仅二十二种。报纸出版一九六五年三百四十三种，一九六七年只有四十三种，一九六八年也只保持四十三种。（《十年后的评说》第167—169页）

 

［按］文革期间，一切生产性活动基本停顿，工人不做工，农民磨洋工，干部天天搞大批判，当时叫做“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谁抓业务、抓生产，谁倒霉、挨批。因此，国民经济全面倒退，物资匮乏，吃、穿、用都要凭票、证供应。全国的物资只能先保证京、沪两大城市。所以有幸去到京、沪两地的人，回程时，都有个采购任务，自已买，还有义务帮别人带，大小包裹几十个，犹如“跑单帮”，火车行李架屡被压坍。

   但就是这样缺吃少穿的苦日子，还要遵照伟大领袖“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最高指示，把有限的建材去挖防空洞。这些质量低劣的防空洞，或坍陷堵塞，或缺少通风设备，根本无法利用。主其事者完全是为应付上级，完成“政治任务”。

   

1969年1月1日

            《红旗》第1期发表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声称本年内九大召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取得全面胜利。

 

[按] 在老一代的共产党高干中，原水电部副部长，一度做过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无疑是一位有见识、有风骨的翘楚。他对毛泽东不单有切身的了解，而且有独到的研究。他所写的《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一书（1992年12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尽管存在他个人已无法突破的局限与难以抗拒的党纪约束，但是，他对毛泽东其人，仍然是作出了独到和深刻的剖析。毛泽东是一个中国封建文化哺育的叛逆者。他“略通国学”。然而，时代的风尚再加上他特有的叛逆以及倔强好斗的生性，使他最容易接受的是儒学左派的极端唯心观点与致用力行的实践精神，此外，也兼及一切传统的反儒异端。“盖我即宇宙也，若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而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苟无我，何有各我哉？是故宇宙间可尊者唯我也，可畏者，唯我也，可服从者，唯我也。”很明显，这是王阳明吾心即宇宙，心外无物论的翻版。唯我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稍后，毛泽东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能见到的是陈望道所译的《共产党宣言》、恽代英所译考茨基著作《爱尔福特纲领解说》（汉译作《阶级斗争》）以及李季译、英国柯卡普着、辟司增订的《社会主义史》。读这几本书，如把共产主义视作一个理想的向往，是足可以作为一个起点。但就建立所谓科学的唯物史观并指导中国革命而言，则只能视作廉价的证券了。而毛之所取，似乎更加简单。“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3]从此，以好斗为乐的毛泽东又为自己的癖好披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洋装。中外的研究者都肯定：毛泽东根本不曾通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李锐曾作过统计：通观《毛选》五卷，极少引用马恩原著，列宁著作也限于哲学，引用斯大林著作稍多几处，而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触目即是。[4]在毛中南海的寓所里，也是“一墙古籍半床书，谈笑风生榻上居。”[5]一个能把《资治通鉴》读十七遍，而《资本论》却不能通读一遍的人，怎么能称得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更何谈什么把马列主义发展到最高峰？在前面的按语里，我们引用过国外学者对所谓毛泽东思想的分析，认为它包括了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与唯意志论三个组成成分。这是不错的。如果再通俗一点，我以为毛泽东的整个思想体系、方法论、为人处世、道德观念都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唯我为核心，啮斗即生活。”李锐把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劣行归结为一种返祖现象，也就是说旧病复发，即青年毛泽东的唯心主义思想复发。其实，劣根是一直存在，只是特殊条件下矫情伪饰，用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掩饰一时罢了。劣性终归要暴露出来。历史上的中国皇帝，哪一个不是在功成位稳后不趋腐化的？又：据曾侍奉毛泽东归老的女工作人员孟锦云所述，毛泽东甚至相信天人感应的一套。1976年3月8日，吉林陨石，毛泽东大有所感，认为“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要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如果你不相信，“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呢？”（《毛泽东的晚年生活》第127—128页）这无疑是一个垂死老人对死亡的预感，但这种预感却是通过古老的天人感应说表露出来，内心深处的毛泽东，唯物呢？唯心呢？不是一目了然吗。

 

      《红旗》同期登载《一个受工农兵欢迎的新型商店——天津市汉沽区的调查报告》。

 

1月3日

      根据张春桥《关于传达十二中全会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黄永胜在总参布置对参与“二月逆流”的元老与黄杰（徐向前夫人）、张瑞华（聂荣臻夫人）进行批判。报告由周恩来转呈毛泽东。毛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林彪批示：“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

 

1月6日

      《人民日报》报道吉林省东丰县南屯基公社万兴大队办的小学，从1968年11月起，将公办教师的工资改为工分制加补贴。并在编者按语中说：“这个办法可供各地参考。”

 

1月12日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新疆自治区电报，指出新疆出席九大代表，应包括王恩茂，指示先将王恩茂全家送来北京，以便继续工作。

      上海市委专案组将《关于曹荻秋叛徒罪行的审查报告》送张春桥审阅。张极为不满，旁批十一处，此材料从此不见。张多次散布，“曹荻秋叛徒问题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就是定案问题了。”

 

1月19日

      据《北京日报》报导，全市已有三万五千多名知识青年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下乡插队。

 

1月25日

      清华大学成立革委会。

 

1月27日

      《红旗》第二期刊登辽宁省盘锦垦区田庄台镇的调查报告：《按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改造集镇》。

      同期还发表了兰州市关于城市中学走工厂办学道路的调查报告：《厂办校、两挂钩》。报告介绍兰州第五中学自1968年10月工宣队进校后，改为兰州铸造厂厂办中学，变全日制普通中学为半工半读学校。师生每周两天学习，另外四天，半天劳动半天学习。把原来的17门课合并为5门课（“毛泽东思想”、“工业基础”、“农业基础”、“革命文艺”、“军事体育”）。

      自中小学开展教育革命后，河北、广东、四川、辽宁、湖北等地，许多学校也实行过类似的厂校合一、工厂办校或“定厂办学”。1970年以后，才逐渐改为以学校办工厂，学校与工厂、社队挂钩为主要办学方式。

 

1月28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全国大、中学校不放寒假的通知。通知说：“全国大、中、小学为完成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所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当前正在紧张地进行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大、中学校又忙于安排毕业生上山下乡的工作，故决定今年大、中学校一律不放寒假”。小学是否放寒假则由各地主管单位视情

况决定。

 

1月29日

      中央转发清华大学宣传队关于对知识分子给出路的政策经验报告。

      1976年10月后查明，在清队中，清华大学六千名教职员工中被审查者1228人，被定为敌我矛盾者178人。在清队开始的两个月中，有10余人被迫害致死。

 

1月30日

      李宗仁去世。

 

1月

    辽宁提出一份《军阀张学良东北地区残余分子名单》共九十人，株连省军级干部十二人，厅局级干部三十六人，全国政协委员六人。

 

2月2日

周恩来报送《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九大准备工作的通知》。毛泽东批示：照发。

 

2月4日

            康生说：“军队也有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这个问题很严重。”谢富治说：“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要把它搞掉。”结果，蒙汉各族军民受牵连诬陷者达三十四万六千余人，整个案件造成一万一千六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按] 当时内蒙的挖肃运动正进入高潮。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各单位，以办学习班的形式，大行逼供信。其残酷之程度，有不可言传者。对重点审查者单人监禁，甚至窗户也蒙上黑纸。上食堂吃饭由专人带领，排队而行，一面还须唱一首流行的《黑帮歌》，大意是：我是黑帮，我是黑帮。我有罪，我该死！或者是齐声高呼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立大功受大奖！”一般怀疑对象则以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为名，变相软禁审查。当时全国流行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制度，即在每日上班后全体集会，齐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高呼“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接着进行主席著作天天读若干分钟，然后散会。晚上下班前亦集会如之。驻内蒙语委的工宣队则别出心裁，每天让被监禁审查者面北向泽登巴尔（蒙古人民共和国人民党总书记）请示汇报。意思是这些被禁者是想搞内外蒙合并的人，他们心目中的领袖当是泽登巴尔。受监审者不唯在肉体上受到痛苦的折磨，精神上、人格上也遭到非人的侮辱。集体软禁者每天除学习“新三篇”（即毛选第四卷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南京政府往何处去》及《将革命进行到底》三篇）之外，则反复交待历史和汇报思想情况。整个1968年冬天和1969年春天都是在这种恐怖情况下度过的。直至九大召开，中央一再指出内蒙挖内人党扩大化了。内蒙的领导者滕海清和负责进行挖肃的军、工宣队，犹迟迟不愿意释放被监审者。所整的材料，迟至文革后期，始全行销毁。

 

2月7日

   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指定由陈伯达牵头，林彪挂帅，张春桥、姚文元参加，起草九大报告。二十号交卷。

 

2月16日——3月24日

            全国计划座谈会召开。会上批判了“托拉斯”、“短线平衡”等观点和做法；提出条块关系以“块块”为主；中央直属企业可以分为地方管理、中央管理和双重领导三类；生产短线产品的大集体手工业可以改为全民所有制。

 

2月

            北京市委提出以市化工三厂整党经验写成的报告。

 

3月2日

            中苏因珍宝岛领土争夺发生冲突，中国政府向苏提出抗议。

 

            [按] 中苏边界问题，迄未正式划定，为什么单为一个荒滩小岛大动干戈？对于一般人颇为难解。有一种分析认为：这是因为内部对九大召开事宜矛盾重重，为转移矛盾，强调共同对敌以团结党人，故不惜挑起中苏边境冲突。此类作法亦中外古今政客之故伎。毛泽东就是玩这一套的老手。

 

3月3日

   毛泽东对陈伯达负责草拟，自定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部分草稿不满，认为没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充分展现，讲经济太多。改令张春桥、姚文元另写。陈伯达大受打击，更忌恨张、姚。

 

3月3日至12日

            全国相继举行反苏修的示威游行，人次逾四亿以上。

 

3月4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

            中央通知不许阻止新华社记者向中央反映情况。

            中央转发上海关于吸收部分干部参加工宣队的报告。

                                                

3月7日

陈伯达对张、姚所拟九大报告讥为“还是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不能尽搞运动，像伯恩斯坦所说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毛听后大为恼怒，说：“否定了你的报告，你陈伯达不到半个月就反攻了。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你陈伯达的本性也是不会改变的。”

 

3月10日

新华社发布军管会改变南口机车厂面貌的经验一文。

   

3月12日

            新华社报导北京新华印刷厂定案工作的经验介绍。

 

3月13日

            中国政府就边境冲突再次向苏联提出强烈抗议。

 

3月14日

            《红旗》第3、4期合刊《思想评论》专栏文章：《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个新课题——做好“可以教育好的青少年子女”的工作》。

            同期还发表上海第三钢铁厂工人谢佐助文章：《永远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从钢产量的“高——低——高”谈起》。

 

3月9日——27日

            由中央文革碰头会召开九大预备会议，有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方面负责人128人参加。

 

3月15日

            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政策落实是个大问题，尽管有清华的经验，有的就学，有的就不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有一个就传达，有一个就不传达，并且还关了很多人，解放的人很少。无非是特务、叛徒、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嘛！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难道他一辈子就不改？”“关的人多了……统统地把他们放了算了。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几个反动标语算什么？教授、讲师不象军队，他们是手无寸铁。教授、讲师要放，当然不是一个不关。……坏人是极少数，我们把这些人推向国民党方面好吗？不要在学生中去打主意，也不要在多数的教员、干部中打主意。…… 我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来。”“报告上（按指九大政治报告）不要讲二月逆流了，这次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

            中国政府第三次向苏提出抗议。

            新华社就珍宝岛冲突作出报导。

 

3月17日

            《北京日报》发表社论《认真学习六厂一校的先进经验》。

 

3月18日

            《人民日报》报导工、军宣队对北京大学知识分子落实政策。

            在狱中的孟用潜，从67年6月15日至69年3月18日，曾二十次书面申明，他所写的关于刘少奇的材料“是虚构编造的”，应该撤销。[6]

 

3月21日

周恩来召集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及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总参作战部有关成员开会，针对苏军可能强占珍宝岛的态势，商定加强我岸兵力，进行防御。

 

3月22日

毛泽东找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九大准备工作，同时把正在工厂下放蹲点的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找来。并说：说你们老了，没有用了。我不赞成。二月逆流，报告中不讲。我们还是按过去老规定，凡是能团结的都要团结，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大多数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敌我矛盾处理。

 

3月24日

            吴法宪批准空军司令部上报的定性为敌我矛盾的人员名单，共64人。其中包括空军副司令员成钧、刘震、张廷发、副参谋长何廷一等。

            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谈党史上历次路线斗争。

 

3月27日

            九大代表陆续齐集北京，本日始酝酿主席团名单。

 

3月29日

            《人民日报》以《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如何办？》为题，连续报导驻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及辽宁大学的军工宣队谈教育革命的文章。它们依次题为《工人阶级要牢牢掌握教育革命的领导权》、《我们主张彻底革命》及《在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中进行革命》。驻复旦大学工人、解放军宣传队的文章中：把文化大革命前的高等院校称为“旧大学”，提出“彻底批判旧综合性大学那一套学制、体制、课程、教材、教学方针和方法”，培养“普通劳动者”；废除“高考和统一分配制度”等等。此专栏一直延续到1976年7月，共出了78期，其内容几乎涉及高校工作的所有方面。

 

3月31日

            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建议徐海东参加九大主席团。

 

九大前夕

            江青又在一次会上说：“林副主席的名字还是要写上（党章），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觊之心！”

            康生第三次派人对安子文说：“你如能证明刘少奇是个大叛徒，绝不会亏待你。当然，继续当中央组织部长是不可能的了，但是作个委员还是可以的。”安子文回答：“我的确不了解，如果我了解，我在中组部工作时早就讲了。以后你不要再问这事了。”

 

4月1日

            中共九大在北京开幕，出席代表共1512人，其中2/3的代表身着军装。当时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全都没有“重建”，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代表”是由少数人酝酿协商产生的。个别非党员也参加了九大。会议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林彪为副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大会秘书处的成员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

            大会的议事日程是：林彪作政治报告；修改党章；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毛主持会议并讲了话。接着由林彪作报告。这个报告由康、张、姚起草，张、姚负责执笔。经毛审阅修改，林宣读时，尚未定稿。

毛泽东在九大开幕式上讲了话，他说希望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

        林彪在中共九大上作报告。他讲了文化大革命的性质、过程、成绩、政策等等。他说1957年毛主席“全面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伦。”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毛主席预见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之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向全党提出了在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外交领域中向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战斗任务。”“这一次有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他说“这场上层建筑领域中的大革命，同一切革命一样，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获‚是毛泽东思想在一个七亿人口的大国中得到了普及。今后更要根据五七指示，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林进一步强调“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支柱，毛主席多次指出：从马克思观点看来，国家的主要成分是军队。”  

 

[按] 毛、林等人完全错误估计形势‚正是经过十年文革‚所谓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已彻底破产。所谓“国家的主要成分是军队”，赤裸裸地说明了这个政权的暴力本质。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发表新闻公报。

  大会主席台左侧依次坐着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右侧依次坐着周恩来、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左、右两派‚泾渭分明。

 

4月2日

            本日起，九大代表分组讨论林彪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修改草案。

 

4月3日

            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教育部，会同军管小组进行斗、批、改。

 

4月5日

            毛泽东接见九大的大组召集人并作了长篇讲话。

            根据《关于陶铸的病情报告》，周恩来批示同意送302医院治疗。

 

4月11日

            毛泽东和秘书处成员（原中央碰头会）和各大组召集人讲话‚着重纠“左”。

 

4月13日

            毛泽东与部分人员谈话：

现在我们讲联合，过去搞武斗，是个内部矛盾，要联合，何必记仇呢？我看有些干部还要犯错误，有的群众谅解了，没事了。有的人犯了错误，群众不放，当然有原因了。

明天选举，好人我不提，我只提老机和搞“二月逆流”的人，我主张选他们。“七大”陈其通等联名上书不选王明，现在你要做工作，如果你们不赞成，我也没有办法，现在也是要做工作，试试看，不能压服，只能说服，国民党开了个十大，搞了一个中央委员会，一个评议会，资格老的搞到评议会去了，我们没有评议会，只好搞到一起。

 

4月14日

            毛泽东在九大全体会议上讲话，他说：3月2日、3月5日苏联侵略珍宝岛，这次仗是孙玉国指挥的。没有打过仗，也可以打仗。我们一没有用飞机，二没有用坦克、装甲车，三没有指挥车，打了9小时，敌人三次冲锋，都被我们打垮了。我们不是不要飞机、坦克、装甲车，但主要靠勇敢。要破除迷信，这次珍宝岛就破除了迷信。

在全体会议上，林彪也讲了话。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风英、纪登奎发了言。发言者“一致同意”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同意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接着，又“一致通过”了政治报告及《中国共产党章程》。此党章规定“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九大发布新闻公报。

     九大所产生的党的组织结构，比起文化大革命前的组织结构，更加脆弱，更加缺乏制度化，因而也更容易受高层人物的操纵。

 

4月15日

            九大代表酝酿协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并且进行了一次无记名投票的预选。

 

4月23日

            毛泽东讲话。

 

4月24日

            九大举行全体会议，选举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会，当选的有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这279人中，军人占45%。2/3是地方代表。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继续当选的只有53人，占九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19%，占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29%。而所谓群众代表就是造反派头头和对“政治”一无所知的老工人、老农民。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合法化。毛以为大局已定，打算以一年左右时间搞“斗、批、改”和落实政策，结束“文化大革命”。

            九大发布新闻公报。

 

4月28日

            九届一中全会于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选举了中央机构。

            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

            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公报，公布选举结果：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林彪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陈伯达、周恩来、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林彪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伯达、陈锡联、李先念、李作鹏、吴法宪、张春桥、邱会作、周恩来、姚文元、康生、黄永胜、董必武、谢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纪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东兴

军委名单（4月28日通过）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林彪

（以下以姓氏笔划为序）

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盛、王秉璋、王树声、王效禹、王辉球、韦国清、叶群、皮定钧、刘丰、刘兴元、刘贤权、许世友、陈士榘、陈先端、陈锡联、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吴法宪、张达志、张池明、张国华、张春桥、邱会作、杨得志、杜平、萧劲光、郑维山、冼恒汉、袁升平、梁兴初、黄永胜、曾绍山、曾思玉、彭绍辉、韩先楚、粟裕、温玉成、谢富治、谭甫仁、潘复生

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   副组长：吴法宪

成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叶群、刘贤权、李天佑、李作鹏、李德生、邱会作、温玉成、谢富治

 

4月28日

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了话。

 

九大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召开的：

            在1969年4月1日晚由新华社发布“九大”开幕的新闻公报之前，关于会议的筹备情况，对外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

            出席“九大”的代表是由各级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推荐定的，除极少数军政高级领导干部中的代表外，全体代表都在大会之前的三个多月，便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进行全封闭式的学习，随时准备出席大会。

            到了开会的日子‚3月23日，广东省代表团的58名代表，连同广州军区代表团的22名代表以及工作人员，由空军派来的一架伊尔-18运输机于19时10分运抵北京西郊军用机场。此时北京早已夜幕降临。代表们悄悄住进了宾馆。

            参加“九大”的代表分住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馆。大会秘书处设在京西宾馆。各宾馆警卫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一律不准外出；室内电话全部撤消，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晚上须拉上窗帘。

            到4月1日下午举行大会，            代表们在登车前，各团在宾馆楼下大厅集中列队候车，大交通车每次开来两辆，车门面向宾馆，刚好挡住大门，车刚停稳，门卫便打开紧闭的大门，代表们由代表团秘书或指定的人员带领，迅速登车，汽车很快起动。此后每隔三四分钟，又有两辆大交通车开来。如此每个宾馆只需有六七次，约半小时左右即可将全部代表接走。

            行车路线是精心安排的，以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为例，本来他们的住处到会场行车时间只需两三分钟。但为了掩人耳目，代表们的车子却背道而驶，向东开到东单，转而向南到崇文门，兜了个大圈子，最后开进人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就可隐蔽从容地由便门进入会场。

            4月1日的大会，自始至终没有一人从人民大会堂正门进入会场。

(摘自迟泽厚：《中共“九大”内幕琐忆》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3期)  

                       

4月

            全国高等学校陆续开展“教育革命”。校一级成立政工组、办事组、后勤组。校、系两级成立教育革命领导小组（或教育革命组）。许多学校拆散原来的基础部和教研室（组），把各门课的教师及学生混合编成专业连队或教育革命小分队，到厂矿、农村进行“教育革命实践”。也有的在校内外举办各种短训班、试点班，进行“教育革命探索”。

第八节    诡谲难明的九·一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