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大事记》

第八节    诡谲难明的九·一三

 

5月1日

      《红旗》第5期刊登《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秘书处新闻公报》、《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新闻公报》。

 

5月2日至6日

军委召开各军区、军兵种及三总部负责人会议，讨论关于设防和准备打仗等工作。

 

5月8日

      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

 

5月12日

      中央把全国体育系统定为“独立王国”，从1952年起就兼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便成了体育系统头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5月18日

      康生说：“贺龙历史上就搞投敌叛变，现在不可能没有问题。”

 

5月31日

      毛泽东离京，住武汉，他对工作人员说，""一句顶一万句’ 不是唯物主义，也不是辨证法” 。"四个伟大，太讨厌” 。

   首都工人、解放军驻清华大学宣传队总结落实干部政策的经验。

 

6月7日

   自1969年6月7日开始，在中南海武成殿，由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座谈”。当时苏联大兵压境，似乎中苏大战迫在眉睫。周恩来认为中国自我孤立的政策，不能再拖了，但又碍于多疑的毛，无法制订新的外交政策，于是设计了这个“四老帅外交座谈会”，来研讨外交新方案。

四老帅不带手稿，没有提纲，随意侃谈，另由熊向晖、姚广做助手，从6月7日至7月10日，四人座谈六次，共19小时，终于达成一致意见，由陈毅定稿，写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此后这项座谈又延长至三月之久。四老帅一致主张与美国恢复邦交，以抵制苏联对中国所构成的边患。在这三个月的研讨会中，国务院、外交部均未插手，以显示这一新的外交路线是“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唐德刚：《毛泽东专政始末》第236-239页）

                           

6月9日

      贺龙在监禁中去世。

 

6月11日

      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抗议苏联蓄意在我新疆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

 

6月12日

      根据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发出文件，要求各级党委在宣传毛的形象时，注意：“不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的像章”；“禁止在瓷器上制毛主席像”；“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6月20日至7月4日

军委办事组召开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作战会议。

 

6月28日

      北京针织总厂革委会在八三四一部队驻厂宣传队帮助下着手落实干部政策。

 

7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社论以毛泽东“吐故纳新”的指示，提出对各级党组织进行整顿。在整党的方法上，要有党外群众参加评论。

 

7月23日

中共中央就制止山西两派严重武斗，发布通告，严令禁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布告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鼓舞下，全国形势大好。山西省同全国一样，形势也是好的，但是，在太原市、晋中、晋南的部分地区，混在各派群众组织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利用资产阶级派性，蒙蔽一部分群众，抗拒执行中央历次发布的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犯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罪行：

      一、组织专业武斗队，搞打、砸、抢、抓、抄，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破坏社会革命秩序。

      二、抗拒实行中央决定的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方针，破坏已经实现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另立山头，制造分裂，提出“武装夺取政权”的反革命口号，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

      三、冲击人民解放军机关、部队，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殴打、绑架、杀伤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四、破坏铁路、公路、桥梁，武装袭击列车，抢夺交通工具，抢劫旅客财物、危害旅客生命安全。

      五、抢占国家银行、仓库、商店，私设银行，抢劫国家大量资财。

      六、用武力强占地盘，构筑武斗据点，实行反革命割据，残害人民群众，向群众敲诈勒索，派粮派款。

      七、煽动、威胁工人停工停产，煽动农民进城武斗，破坏工农业生产和国家计划。

      中央认为，这一小撮阶级敌人和坏头头破坏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罪行，是违反广大人民利益的，山西广大人民极为痛恨。为此，中央决定：

      一、中央重申过去发布的“七·三”“七·二四”布告和其它通令、命令、通知，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坚决、彻底、全部地执行，不许违抗。

      二、双方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各种形式、各种名称的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上交一切武器装备。凡放下武器的，或回原单位，或由解放军进行集中训练。

      武力强占地盘，拒不执行本布告、负隅顽抗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发动政治攻势，强制缴械，逃跑流窜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追捕，归案法办。

      隐藏、转移武器，利用国家的工厂和物资私造武器的行为，都是严重的犯罪，必须依法论处。

      三、解放军的武器、弹药、车辆和其它装备物资，一律不许侵犯。抢夺解放军的一切装备，必须无条件地全部退回。对挑拨军民关系的阶级敌人，要给予坚决打击。

      四、立即无条件恢复铁路、公路交通运输。撤消同蒲路南段非法的“三·一八次”列车。

      冲击车站，袭击列车，破坏铁路、公路运输，抢劫车站物资、车辆、搜查、抢夺旅客财物，都是土匪行为。对极少数坏头头和反革命分子，要逮捕法办。

      五、银行、仓库、商店等国家财产，任何人不得霸占、抢掠。要严办抢劫国家财产的主犯，追回抢劫国家的一切物资和奖金。

      六、对杀人放火和其它罪大恶极的现行犯罪分子，应当发动群众检举；对确有证据者、要列出他们的罪行，交给当地群众家家户户讨论，并依法惩处。

      七、对煽动、威胁职工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坏人，必须依法惩办。至于一般受欺骗而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群众，应进行教育，动员他们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自布告公布之日起，逾期一月不回工厂生产、不回机关工作者，工人、职员停发工资。如继续顽抗，长期不回者，责成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视情况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

      对回本单位的人应当欢迎，保证其人身安全，不许歧视和打击报复。如加迫害，必须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八、凡分裂革命大联合、破坏革命三结合的行动，另立的山头，一律都是非法的，中央概不承认。重新拉起的队伍，都要立即解散，实行归口大联合。

      党的政策历来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两派中的坏人，由两派群众各自清理。要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一小撮阶级敌人要坚决打击，同时也要执行毛主席的“给出路”的无产阶级政策。

      中央相信，山西两派群众都是要革命的。中央号召山西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和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认真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发展、巩固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8月13日

新疆铁列克提边防队与苏军冲突失利。

 

8月19日

      外交部照会苏驻华大使馆，对苏联军队于6、7月间，在中苏边界的许多地段挑衅滋事，提出抗议。

 

8月27日

      《红旗》第9期刊登二报一刊社论：《抓紧革命大批判》，此文经毛泽东亲自审定。

 

8月28日

      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边疆地区‚必须团结战斗，恢复秩序，巩固边防，保卫边疆。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

      边疆各省、市、自治区各级革命委员会，各族革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边疆部队全体指战员：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党的“九大”精神的指引下，在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鼓舞下，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更加欣欣向荣，各族革命人民紧密团结，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国内外阶级敌人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美帝、苏修正加紧勾结，阴谋侵犯我们伟大祖国。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越来越疯狂地不断在我边境进行武装挑衅。印度反动派也在伺机妄图扰犯我国边境。

      我们伟大祖国的边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保卫祖国是全国人民的神圣义务。边疆军民，尤其是担负着直接的责任。为了保卫祖国，保卫边疆，保卫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党中央命令你们：

      一、坚决响应毛主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伟大号召，高度地树立敌情观念，克服和平麻痹和轻敌思想，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加强军民联防，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二、大敌当前，全体军民要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共同对敌。加强军队内部的团结，加强军民、军政的团结，加强各族革命人民的团结。巩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坚决反对一切分裂活动，反对一切破坏团结的行为，反对资产阶级派性。

      对挑拨和破坏军民关系团结、民族团结的阶级敌人，必须坚决打击，为首的要依法惩办。

      三、驻边疆部队指战员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坚决执行命令，服从指挥，严守纪律，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密切注视敌人动向，作到一声令下，立即行动。

      军队人员“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不准擅离职守，不准外出串连。经教育不改者，一律严加惩处。

      四、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部门、按单位的革命大联合。所有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要立即解散。任何另立山头，重拉队伍，都是非法的，要强令解散。

      五、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七·二三”布告，立即无条件停止派性武斗，解散各种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上交一切武器。

      凡武斗队强占据点，负隅顽抗者，人民解放军要实行军事包围，发动政治攻势，强制缴械。

      六、绝对不准任何人冲击人民解放军，不准抢夺军队的武器、装备和车辆，不准妨碍军队的战备行动，不准泄露和盗窃军事情报。如有违反，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坚决保护军事要地和战备设施，严守国防机密，支援人民解放军搞好战备。

      七、要保护交通运输，保证通讯联络畅通。凡破坏铁路、公路、水路运输，破坏通讯联络，切断电线，都是反革命行为，必须追查惩办。

      八、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力支援前线。遵守劳动纪律，坚守生产岗位，努力搞好工、农业生产。

      一切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人，必须立即返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如有不按期返回的，工人、职员停发工资，农民停记工分，并视情节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对煽动威胁职工或农民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坏人，必须依法惩办。

      九、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里通外国、策划外逃、破坏社会治安、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生产、杀人放火放毒、利用宗教迷信制造叛乱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必须由革命群众严加管制，劳动改造。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伟大统帅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英明领导和直接指挥下，如果美帝、苏修胆敢侵略我们伟大祖国的边疆，我们就把它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

      中央相信：具有对敌斗争光荣传统的边疆军民，一定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把祖国边疆建设成为埋葬帝、修、反的阵地。

 

9月3日

      越南劳动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逝世。当天，以周恩来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前往河内吊唁。

 

9月11日

应苏方主动要求，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不欢而散。

 

9月15日

      《人民日报》全文刊载《红旗》第9期文章《深入进行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浙江德清县下高桥大队的调查报告》，文章提出“把一斤粮食，一把竹笋，一个鸡蛋，卖给谁？卖什么价格，都提到走什么道路的高度来认识。”指责农村中凡不是“以粮为纲”的都是“自由经营”、“资本主义”。

 

9月17日

      《人民日报》刊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其中之一是毛亲拟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9月20日

军委办事组在北京召开全军战备工作会议。

 

9月23日

      中国进行首次地下核试验。

 

9月24日

      辽宁省委机关工作人员张志新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捕。

 

9月27日

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并武汉市革命委员会：

      (一)  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央的“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必须在湖北全省、武汉全市坚决地、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执行。有的反革命分子到现在还逍遥法外，扰乱革命秩序，破坏“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的落实，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二)  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的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

(三)  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四)  对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国民党反革命将领干毅、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等犯，必须立即逮捕，依法惩办。

(五)  必须号召广大工人群众、贫下中农、革命干部，以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国家主人翁的姿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和劳动制度，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积极同破坏生产和消极怠工的现象作斗争。

(六)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和一切革命分子，都必须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反对一切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派性组织。特别是共产党员更必须按照无产阶级党性办事，成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模范，成为加强、巩固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模范。

(七)  中央决定在北京开办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具体的人数、名单，由省革命委员会讨论提出，报请中央批准。

(八)  希望湖北省各级革命委员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落实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落实党的“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进一步做好政治思想工作，调动绝大多数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北京大学成立革委会。

 

9月29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第一台125,000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在上海诞生，并正式发电。

 

9月30日

      《红旗》第10期发表二报一刊社论：《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同时发表口号二十九条。

 

10月3日

      新华社报道，我国自制的万吨级挖泥船下水。

 

10月9日至10日

林彪在吴法宪等陪同下，乘机视察张家口、宣化地区。

 

10月14日

      毛泽东认为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因此，在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苏联政府代表团抵达北京前，为防止苏联人利用谈判作幌子，向我国发起突然袭击，决定统一部署，将一批中央老同志疏散离京。15日，毛离京赴武汉。16日，林彪至苏州。

 

10月17日

      林彪在苏州口授命令。总参18日晚九时三十分，将此作为“一号命令”下达到陆海空三军，进入战备状态。而在10月初，周恩来已在电话里向一些省市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打过招呼，要他们接收安置一些老同志。

17日晚，刘少奇被疏散押送到河南开封。

18日晚，陶铸被疏散押送到安徽合肥。河南、安徽至少在两三天前已接到接收通知。

22日，邓小平被押送到江西南昌，下放在一个拖拉机修配厂劳动锻炼

毛泽东认为“一号命令”的发布，是事先未经他认可的专擅行为，把军委办事组送的报告烧掉。      然另说则谓，叶群曾对各单位负责人强调保密时说：我们伟大领袖是我们保密的光辉榜样，在听到林彪关于加强战备的意见之后，说：很好，烧掉。

 

10月18日

      吴法宪按照林彪的授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副师职)。

吴法宪对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林立果说：“今后，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

 

10月20日

      根据中苏两国政府协议，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参加谈判的中国方面有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乔冠华等人，苏联方面有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库兹涅佐夫等。

 

10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

 

［按］此为毛泽东对解决红卫兵小将的派性釜底抽薪之举。但将北京各高校外迁至地方城市的偏僻处‚不仅造成重复建设，且教职员长期与家属两地分居，生活极为不便，引发许多社会问题。

 

1969年秋

      林彪在苏州时，江青给林彪寄去一包材料，让林表态支持。其中有江青致林彪的短信一封，另有两份材料，一份是江青致全党的关于文艺问题的长信，信中不仅把文革前17年的文艺界说得一无是处，而且认为很多地方把样板戏糟蹋得不成样子，这是“反革命”的“文艺黑线正在阴谋复辟”的“信号”。另一份是江青致全党信的附件，题为《周扬鼓吹资产阶级文艺复兴的一些言论》。原来在几个月前江青就给林彪送过这包材料，林批了请政治局讨论后呈主席批示，毛很生气，不予批准，这次林彪听秘书讲过以后，说：“压下，不必理睬！”江大为不满。

 

11月12日

      刘少奇在开封去世，终年71岁。

     

11月30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宣部长陶铸，在合肥含冤去世，终年61岁。

     

1969年

      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把一九二五年在党中央、南方局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广西地下党作为“大案”、“要案”列入所谓斗批改的“主要任务”，大批原地下党员、干部和游击队员遭到错误处理。

 

1970年1月1日

《红旗》第1期发表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小组的文章《文科大学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提出“革命大批判既是社会主义文科大学的基本任务，又是当前改造旧文科大学的迫切的战斗任务。”“应该把革命大批判深入到文科各个学科”，“这样，旧的文科大学才能在批判中获得新生。”

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指出“在清理队伍的基础上，要抓紧整党建党”，是当年的一项重要任务。

 

1月24日

      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就抓五·一六问题作了“新的指示”。林彪大声疾呼：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江青说，她三天没睡觉了，要彻底清查五·一六。黄永胜在也在会上跟着大喊大叫。很快，抓五·一六成了全国性的大问题。

 

1月3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指出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指示》还提出“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

      《红旗》第2期刊登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写作小组文章：《社会主义建设与经济学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批判孙冶方的修正主义经济理论》。

 

2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全国开展“一打三反”（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运动。

 

2月15日至3月21日

      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制订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研究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认为新的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把对付外敌的突然袭击和大规模入侵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按照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会议规定：1970年的工业总产值要比1969年增长17％；1970年基建投资要比1969年增长46％，这些投资主要用于军工和为军工配套的项目。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左”倾思想再度抬头。这次会议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战备，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的口号，把“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战略后方”作为四五计划的重点。会议对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提出了高指标，规定1975年粮食要达到6000－6500亿斤，钢达到3500－4000万吨，煤达到4亿－4.3亿吨。为了达到这些高指标，大幅度扩大基建规模，大量增加职工，导致1971年底出现了“三个突破”，即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总额突破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969年的23.2%陡升到1970年的32.9%。这次新的冒进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失调以及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的状况更趋严重。

 

3月8日

      毛泽东在武汉派汪东兴传达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中央政治局遵照毛的意见，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

 

3月15日

      中共中央批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送来的北大宣传队关于斗、批、改经验总结的三个报告：《发动群众总结经验，团结起来落实政策》、《关于清理和改造阶级敌人的情况报告》、《整党建党的情况报告》。

 

3月17日--20日

      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及修改宪法的问题。毛、林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公开意见分歧，双方继续较劲。与会者大多数人附和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3月19日

      应中国政府的邀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莫尼克公主，在国内发生政变后，由莫斯科到达北京。

 

3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

    一、“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反革命两面派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王力、关锋、戚本禹操纵下，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猖狂进攻，罪大恶极。有些人认为根本不存在“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对清查“五·一六”极为抵触，甚至为他们翻案，是完全错误的。

二、现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已经展开，有些单位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五·一六”是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阴谋集团，目前有的单位在过去公开的群众组织中也大抓“五·一

六”，有的单位七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这种扩大化的情况，各级党组织、各级革命委员会、各军管会、军代表、各工军宣队的负责同志必须引起特别警惕和注意。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重点应当是揭露它的骨干分子和幕后操纵者。要区别骨干分子和一般成员，区别参予“五·一六”有组织的阴谋破坏活动和受社会思潮影响犯错误的人。对于各种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极“左”的和右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应当深入批判，在批判中要注意严格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因为受欺骗而犯错误的人，在他们老老实实交代了问题，就不要戴反革命帽子。就是骨干分子，在交代罪行以后，也要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出路，其中表现好的，也可以从宽处理。总之，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三、有的单位在清查“五·一六”的斗争中，搞逼、供、信，甚至采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这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毛主席一贯教导的，必须坚决制止。逼、供、信那一套，不仅搞不到真正的反革命，反而会把阶级阵线搞混，伤害革命群众，掩护真正的敌人。有的单位任用了一些坏人或者上了坏人的当，这些坏人就故意制造混乱，破坏革命斗争，保护反革命，同志们切记不要上当。

    四、在防止清查“五·一六”扩大化的同时，不要放松对其它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应当根据中央历次指示，将这些反革命清理出来，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定什么性质，不要一律叫“五·一六”，好象除了“五·一六”以外就没有别的反革命似的。同时，要防止有人利用清查“五·一六”，挑动资产阶级派性。

毛主席批示：照办。

 

3月

      据官方公布的材料，林立果在上海把为他找美女的“找人小组”改建为“上海小组”。小组的《入组须知》规定：“本小组的任务，是为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项任务”，“尤其是小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小组的一切活动均是绝对机密，未经请示和未得指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况。”同时，给小组成员配备了枪支。

 

4月11日

      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并建议由毛泽东担任，说：“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至于副主席则可设可不设，他自己则不宜担任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多数人同意由毛任国家主席的意见。

次日，毛断然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按］设主席与否的问题，表面成为毛、林两方争执较劲的焦点，实质上则是毛对林彪集团权力过分膨胀的猜忌与嫌恶。

 

4月下旬

      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

 

4月

      中共中央召开整党建党座谈会，会上宣布，这次整党由康生、张春桥、谢富治三人组成的小组负责领导，纪登奎、郭玉峰、曹轶欧分管整党的各项具体工作。并确定以六厂二校及张春桥推荐的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经验为各地整党的样板。

 

4月24日

      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

 

4月2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坚决支持西哈努克率领的柬埔寨人民代表团、苏发努冯亲王率领的老挝人民代表团、阮友寿率领的越南南方共和人民代表团、范文同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代表团在老挝、越南和中国边境某地举行的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

 

5月3日

      早在林立果被安排在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当秘书时，就在林彪授意下，经吴法宪批准，在党委办公室设立了一个专为林彪搜集情报的“调研小组”，由林立果任组长，成员有周宇驰、王飞、刘沛丰、刘世英等人，至1969年，林立果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后，取得了在空军“调动一切，指挥一切”的权力，“调研小组”的成员不断扩大，活动范围愈来愈广。至1970年5月3日，“调研小组”进一步确定以林立果为核心展开活动。至70年10月，林立果在看了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后，将“调研小组”更名为“联合舰队”。

 

5月4日

      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柬埔寨和扩大印支战争。

 

5月14日

      黄、吴、叶、李、邱同游长城，互相赠诗题词，合影留念，以纪念五·一三事件三周年。

      吴、李、邱给叶群写信说“五·一三政治流血事件，是军队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它揭开了砸烂总政阎王殿斗争的序幕”；“五·一三这个胜利应归功于林副主席的亲切关怀和教导，归功于叶群同志的关怀和支持。”

 

5月中旬

      林彪要吴法宪、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

 

5月20日

      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毛的声明发表后，在21日和22日，首都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所在地分别举行盛大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以示拥护。

 

5月29日

      中共中央批发《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整党建党情况报告》、《上海国棉十七厂关于整党建党情况的报告》。

 

6月27日

      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计划两校在本年度下半年开始招生。文件根据毛泽东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拨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废除原来的“修正主义的招生考试制度”，规定“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制则根据各专业具体要求分别为二年至三年。另办一年左右的进修班。学习内容：设置“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体育课”。各科学生都要参加生产劳动。学生条件：要求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二十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学员们入学后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样就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规律，教育质量严重下降。由于取消了入学考试，致使“走后门”上大学成风。

 

7月1日

      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共产党员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要求共产党员必须做到九大新党章规定的五条。“归结起来，一个就是忠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个就是相信和依靠群众；一个就是正确对待自己”。

      成昆铁路正式通车。

     

7月中旬

      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期间，毛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

 

7月21日         

      《红旗》第8期（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专辑）发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炮制的署名“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文章：《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文章提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的六个方面的问题：一、实行工人阶级领导。这就必须批判资产阶级，因此，革命大批判是创办社会主义大学的战略任务，是教育革命的一门主课。二、对原有教师坚持边改造，边使用，建立工农兵、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的无产阶级教师队伍。三、实行“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建立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把大学办到社会上去”，“使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四、“坚持把政治教育作为一切教育的中心”。“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五、彻底改革教材。编写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工农兵需要为出发点，以三大革命为源泉的无产阶级新教材。六、实行新的教学方法。结合生产、科研任务中的典型工程、典型产品、典型工艺、技术革新等进行教学。改变以课本为中心，教师为中心的方法。

 

7月31日

      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讲用报告”。讲稿是王飞、周宇驰等人写的。“讲用报告”得到林彪的赞赏及吴法宪等人的吹捧。林立果被誉为“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是第三代接班人”。

 

7月下旬

      在讨论两报一刊的八·一社论时，陈伯达主张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句中的“毛主席和”删去，与张春桥发生争论。在请示毛本人时，他故作游移，最后仍决定要汪东兴代为圈去。

 

7月

王光美专案组向中央报送《关于王光美特务罪行的审查报告》提出：“鉴于王光美是一个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务，罪行严重，建议永远开除她的党籍，并依法惩办。”江青提议判死刑。毛批：“暂时还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罪犯都宜调研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觉有出路，以便保留活证据，对将来有利。”

      叶群和吴法宪密谈，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同时，他们利用陈伯达大肆宣传“天才论”。吹捧林彪是“非凡的天才”，“是一个可以和马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说对于马、列、毛来说，恩、斯、林是“三大助手”，而“林彪是最光辉的助手”。吴法宪说林彪“比恩格斯、斯大林高的多”。

      国务院文化组成立。吴德任组长，刘贤权任副组长，（后由于会泳任副组长）。

      成立国务院科教组，主管原教育部和国家科委的工作。

 

8月初

   叶群私下对吴法宪说：“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

 

8月10日

      中国自行设计，自己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横渡太平洋，首次抵达加拿大西海岸的温哥华港。

 

8月11日

      叶群在庐山对吴法宪等人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

 

8月13日

      周恩来就在未经毛批准情况下(已送报告，误以为毛已批)，缔结了中国与苏丹两国经济和技术协定，向毛检讨，“保证以后严格遵守报批手续，不容再犯。”毛批示：“这类事是技术问题，应当注意的是原则问题。”

吴法宪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与张春桥发生争论，说“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此话受到林彪的称赞，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8月13日、14日，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和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关于天才方面和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语录。

 

8月17日

在通过宪法修改草案的会议上，林彪集团成员有备而来，准备与张争辩，张则默不出声，康生则阴阳怪气的回敬说：“毛主席不是谦谦君子，主席在党内斗争中是很强硬的。”

 

8月22日

      8月20日前后，毛、林等先后抵达庐山。吴、李、邱都到林彪处与林、叶密谈。傍晚，他们与林立果同游仙人洞合影留念。叶群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下午，陈伯达到林彪处谈了一个多小时。

      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毛在会议上提出九届二中全会的方针是：要把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你们愿意要设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

     

8月23日

      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开幕。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155人，候补中央委员100人。周恩来宣布全会的三项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二、审定国民经济计划；三、战备问题。随后是林彪发言，他赞颂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认为陆定一式的人物讲毛的学说没有发展的观点“是反马列主义的”。林的讲话是先得到毛的同意的，接着康生报告了毛对修改宪法的历次意见和修改宪法的过程。

      在当晚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吴法宪却提出要全会学习林的讲话，并提出第二天听林的录音，得到政治局的同意。

      九大召开前，在起草政治报告中，毛、林（包括已投靠林彪的陈伯达）之间早已产生分歧，九大闭幕后，毛家湾和钓鱼台的关系已相当紧张，林江两伙的明争是围绕修改宪法中的几个问题，主要是写不写“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和“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问题，以及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林彪等准备借修改宪法机会，一方面想坚持设国家主席，可让林当国家元首；另一方面，想整整“陆定一式的人物”----张春桥，以巩固他的接班人的地位。

      林彪讲完话散会时，叶群对陈、吴、李、邱讲：这是对“陆定一式人物不点名的点名”。

      晚，叶群要吴法宪转告李、邱说，你们要在各组发言，否则林彪讲话就没根据了；林彪没点名，你们也不要点名；设国家主席问题不要再提了，常委开会已作了决定；不要讲康生反对“四个伟大”的提法，打击面宽了，毛主席那里通不过。

      叶群还对吴法宪说：林彪讲张春桥的后台就是江青，但在发言中半个字也不能涉及江青，否则就要碰壁，问题暴露了，什么也搞不成。

 

8月24日

      上午，听林彪讲话录音，下午讨论讲话时，陈、吴、叶、李、邱分别在各组宣讲由陈伯达选编、经林彪审定的马恩列斯“称天才”的语录，他们集中攻击有人反对写“三个副词”和“指针”。

      在华北组会议上，陈伯达发言说：个别人讲副词是“讽剌”；加进“指针”是经过斗争的；有人妄图贬低毛主席；有人怀疑（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公报，这是想搞历史翻案等等。于是很多人纷纷发言，要求把反毛主席的人揪出来斗倒斗臭，千刀万剐，血战到底。华北组还通过决议：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

      其它组，在吴、叶、李、邱发言后，也纷纷要求揪人，吴法宪含着眼泪说“有人说三个副词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别人问是谁，吴不说，后来别人在手上写了“张”字问他，他点头称是。

      晚十点多，整理出了华北组二号简报（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刊出了陈伯达吹捧林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发言。经组长李雪峰、吴德、解学恭过目签发。

      王洪文以及他所主持的上海小组也大肆吹捧林彪讲话。

 

8月25日

      晨，华北组二号简报印出分发。

      上午，各组看到了简报，立刻轰动。有些组效法华北组，通过决议要求设国家主席，要求揪人，气氛很紧张。江青就带着张、姚去见毛说：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

      下午，毛召集有各组组长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会上，毛决定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说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的发言违背九大方针。还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并劝林彪你也不要当。

 

8月26、27日

      周恩来、康生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谈话，追查他们在会上发言情况，要吴法宪作检讨。

 

8月28日

      晚，吴法宪向林彪汇报，林彪说，你没错，不要检讨。吴为了过关，在检讨稿写好后，跟李、邱商量，李再三叮嘱：只讲自己，不涉及叶群和他与邱，当然更不能涉及林彪，叶告诉吴：只要不涉及林彪、黄永胜等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8月31日

      针对陈伯达所编《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在会上印发，印发前给林彪看过，全文如下：

      这个材料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拿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仅举三次庐山会议为例。第一次他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二次，讨论工业十七条，据他自己说，上山几天就下山了，也不知道他为了什么原因下山，下山之后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可绝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的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有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了号称懂得马克思，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毛泽东在会上给他这位老臣下当场扣了六顶帽子：国民党反共分子、叛徒、特务、托派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假马克思主义者。

 

9月1日

      晚，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由林彪主持，传达了《我的一点意见》。

      本日以后，各组学习《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及吴、叶、李、邱的错误。

      李作鹏本想在会上作点自我批评，黄永胜阻止说，你不能作检讨，因为你同叶群一个组，你做了检讨，叶群就要做检讨，叶群做检讨，势必影响林彪。李遂不作检讨。

 

9月5日

      晚上，林彪命叶群带着黄、吴、李、邱去看江青，吴法宪说：“我们对不起江青同志，对不起春桥同志，向你们道歉。”江青教训他们说：“这次你们不听我们的话，所以犯了错误。可咱们毕竟是战友，当年打倒刘少奇，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咱们并肩战斗过。对你们的错误我不计较，小张也不会计较。以后，你们听我的话就是啦！”

 

9月6日

      九届二中全会结束，会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通过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适当时候召开四届人大的建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197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

      在闭幕会上，毛对党的路线教育问题、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党内外团结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

周恩来、康生都在闭幕会上讲了话。

全会根据毛的意见，对陈伯达进行审查批判，而“对林还是要保”。

 

9月10日

      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公报对全会上的分歧只字未提。但二中全会后，毛并不仅限于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而是采取各种办法，限制和削弱林彪集团的势力。这些办法，他自己概括为“抛石头”、 “掺砂子”、 “挖墙角”。

 

9月中旬

      陈伯达专案审查小组成立，周恩来、康生、李德生负责。把陈伯达问题定性为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

 

10月1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加拿大政府发表关于中、加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决定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10月14日

      毛在吴法宪的书面检查上批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此个别同志即指林彪。

 

10月15日

      国务院电报通知各地：1970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中央在6月27日批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报告》提出的意见进行。高校在停止招生和停课4年之后，开始招生复课。

      毛在叶群的书面检讨上批示：“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毛在林彪集团诸人的检讨上写了许多批示，这就是他说的“抛石头”。

      中国和赤道几内亚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11月3日

      黄永胜审批同意彭德怀专案组提出要“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的意见，彭德怀问题定案。

 

11月6日

      经毛泽东批阅，中共中央发出《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传达了毛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的指示，建议各单位第一次读六本马、恩、列著作：一、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二、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三、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选读）；四、恩格斯《反杜林论》（选读）；五、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选读）；六、列宁《国家与革命》（选读）和五本毛著作：一、《实践论》；二、《矛盾论》；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四、《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五、《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经毛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决定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的工作，以及工、青、妇中央一级机构及其五·七干校，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由康生担任，组员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后来康生因病不出；李德生调去沈阳，被解除了在北京的一切工作。中央组织宣传大权不久落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手中。原来在九大召开后，中央文革已不复存在，至此四人帮又重新获得了一个公开合法的活动阵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意大利政府关于中、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发表。决定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11月16日

      经毛批准，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并转发《我的一点意见》（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在党内公开了陈伯达的问题，但尚未公之于报刊。

 

11月24日

      毛泽东对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作了批示。批示要求全军“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毛在批示中还指出：“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由此，在1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大、中城市（包括省、地直属市）学校的野营训练，可在寒假或暑假期间分期分批进行，大学每批一个月，中学和小学五、六年级学生，每批20天到30天。”此后的三、四年内，全国大、中城市的学校都按照这一批示执行，师生每年分期分批进行野营训练一、二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埃塞俄比亚帝国政府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11月26日

      《人民日报》报导毛泽东所著《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汇编本，已由民族出版社用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其中蒙古、藏、哈萨克文版已由北京和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维吾尔、朝鲜文版即将发行。

 

11月

      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互致口信。

      自1970年2月11日，十个月中挖出“叛徒”、 “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逮捕28.48万多名，处死者数以千计。

 

12月15日

      中国和智利共和国决定建立外交关系。

 

12月16日

      解放军第38军委员会在1970年12月10日向军委办事组和中共中央呈报了《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毛泽东在此报告上批示：要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12月18日

      毛在会见斯诺时表示：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但“现在就不同了，崇拜是过份了，搞许多形式主义，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公开表露对林彪的不满。

 

12月22日－1971年1月26日

      根据毛的提议，周恩来在12月22日主持召开华北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军区和部队以及河北、山西、内蒙等省军区负责人共340多人，会议内容是揭发和批判陈伯达的罪行，同时牵涉到李雪峰、郑维山。1月9日后，被毛泽东批评为“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的参加中央军委座谈会的143人也被并入华北会议，进一步揭发批判陈伯达的罪行。

 

12月24日

      正式撤销邓小平专案组。（实际上在69年下放邓和谭震林时已将两人从专案组撤销，但当时未向专案组工作人员宣布。）

 

12月25日

      周恩来提议并经毛同意，决定先建长江上第一个巨大水坝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

 

1971年1月6日

      中共中央印发毛在70年12月29日对姚文元的一个报告的批示：“你的学习进程较好较快，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我的意见274个中央委员，及1000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

 

1月11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通知，指出：“多年来，军队和地方以及中央机关没有从反对居功骄傲这一方面进行整风。有些干部存在着居功自恃、骄傲自满、军阀主义、自以为是、一言堂、说假话、不走正道等歪风邪气，对内对外的大国沙文主义。”通知要求开展一场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

 

1月24日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华北会议上就陈伯达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宣布对林彪控制的北京军区进行改组，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这就是毛泽东的“挖墙角”。自1月下旬起，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逐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

 

1月26日

      对陈伯达的批判升级，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材料》共分四部分：一、陈伯达的反动历史，二、投敌和追随王明、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三、对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党乱军，阴谋篡权，四、投靠王明、刘少奇，招降纳叛，搞独立王国。

 

2月8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

      为统一五·一六专案的清理、审查和核实，为密切配合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的五·一六专案调研同群众运动检举相结合，中央决定以吴德同志为组长、李震同志为副组长、杨俊生、黄作珍、于桑、杨德中、迟群、王连龙、李韬、刘西尧、丁江、李忠、耿建民同志为组员共十三人组成中央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经批准后，立即开始进行工作。联合小组即以原公安部的五·一六专案组为其办公机构。

      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过程中，既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就必须集中力量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一系列罪行，将它一个一个落实，而不要一开始就笼统地追查组织关系和是否填了表格。在核实罪行上，要首先分清是非，要查清时间地点，重人证、物证和旁证，而不要轻信口供，不许使用逼供信和诱供、指供。在处理罪行上，要清出坏头头、主谋者和幕后操纵者；要区别主犯、从犯和被胁从、受蒙敝的人；要区别敌我和人民内部的两类矛盾，坚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方针，要强调和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给出路”的政策。     

为搞好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要号召大家认真学习一九四三年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还要贯彻执行毛主席当时关于“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指示。至于现行反革命主犯和重大刑事犯，当然不在此例。

      早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指示姚文元同志在写《评陶铸的两本书》时，点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名，并揭露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因此，姚文元同志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目前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重点在北京，应由联合小组分别轻重缓急排个队，以利突破重大案件，便于联系各有关地方和部门进行清查。

 

2月1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宣布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2月19日

      为引导批陈整风运动深入发展，中央政治局传达了毛的指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是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

 

2月2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批陈扩大到县、团级。

 

2月

      《外交活动简报》第29期所刊《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的第4条中反映：加西亚在井冈山参观时，对讲解员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上井冈山提出意见。毛阅后批示：第4条提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

 

2、3月

      全国性的清查所谓“五·一六”运动按照《三·二七通知》和续发的《二·八决定》的精神，采取以往“审干决定”中的种种做法，诸如“坦白运动”、“一般号召”、“个别突破”……继续进行，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群众遭受打击。

 

3月3日

      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3月15日

      毛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稿的批语指出：“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为适应干部和群众的学习需要，又重新出版马、恩、列的重要著作。

 

3月22日

      中国和科威特国决定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3月23日－24日

      根据官方编发的材料称：1971年3月21日，林立果、周宇驰（空司办公室主任）、于新野（空司副处长）、李伟信（7341部队政治部副处长）在上海秘密据点密谋，他们分析了形势，为保住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争取“和平过渡”，同时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决定先做两件事：写个计划和让空四军组建一个“教导队”。林立果确定计划名称为“571工程”计划。

 

3月24日

      毛在黄永胜等人的检讨上批示：“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又在他们的检讨上加了一段话：“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

 

3月26日

      中国和喀麦隆联邦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3月29日

   周恩来奉命率黄永胜等军委办事组成员前往北戴河，向林彪传达毛有关批陈的一系列指示并汇报批陈情况，林除表示同意外，个人不作任何表态。毛得报后大为不满，厉声斥责黄永胜已面临悬崖边。

 

3月30日

      毛泽东在×××3月19日在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上的检查作了批示：“此件留待军委办事组各同志一阅。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3月19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3月31日

      据揭发：林立果深夜在上海召开了有江腾蛟、王维国（空四军政治委员）、陈励耘（空国政治委员）、周建平（南京部队空军副司令员）参加的秘密会议，即林立果所说的“三国四方会议”。（“三国”指上海、浙江、南京，“四方”是指上述三方负责人和北京的江腾蛟①）。据说会议明确了分工，又说江腾蛟负总责，任第一线指挥，但江后来供认此时并不知道有什么“571工程纪要”，他是直到1971年9月8日才由李伟信给他解释这个《纪要》。

 

4月初

      据揭发：林立果通过王维国在上海建立了准备为反革命武装政变服务的“新华一村教导队”。

    吴法宪、叶群重新交上检讨，始终未触及其后台林彪。

 

4月7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纪登奎、副总参谋长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这就是毛泽东对林彪集团的“掺沙子”。

 

4月10日至17日

      周恩来会见应邀来中国访问的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尼日利亚和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以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格雷姆·斯廷霍文为团长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是在日本名古屋参加了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来中国访问的。

 

4月15日至29日

      中共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99人参加。毛指示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徐向前、陈毅(因病未出席) 参加。会上讨论了黄、吴、叶、李、邱等人在3月写的书面检讨，并对他们进行了批评。会上还揭发批判了李雪峰、郑维山的错误。29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作了总结讲话。指出：黄、吴、叶、李、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分裂路线上去了。希望他们按照毛的教导，实践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错误。周恩来给19日回京的林彪送去文件，请林莅会并讲话，林不参加会议，且表示“坚决不讲。”

 

4月2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由此，批陈运动推向全党全国。陈在报刊上的代称是“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或“刘少奇、王明一类的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

 

5月1日

    在天安门焰火晚会上，林勉强出席，与毛对面相坐，无一语应酬，几分钟后，即怫然不辞而去。

 

5月29日

      为建立中美两国的正常关系，4月29日、5月17日、5月22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曾传来三次口信。中央政治局于5月26日讨论了中美会谈问题，周恩来于5月29日回复尼克松：欢迎基辛格来京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议，以便为尼克松访华作必要的安排。

 

6月27日

      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中国第一艘两万吨级货轮“长风”号下水。

 

7月9日

      毛在熊向晖（总参谋部副部长）处了解到黄、吴、叶、李、邱的检讨根本没有在下属的高级干部中传达，当即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7月9日至11日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假道巴基斯坦首次访华。周恩来和基辛格在北京进行了会谈。在7月16日发表的会谈公报中宣布：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接受了邀请。

 

8月4日

      中国和土耳其在巴黎签署建交联合公报。

 

8月13日

      4月15日至7月3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8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经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并经毛泽东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纪要》全面否定了建国十七年来的教育工作，作出了“两个估计”，即：文革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纪要》提出，要巩固工人阶级在教育阵地的领导权，坚持五七指示的道路，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还提出“教育要同三大革命实践结合，以厂（社）校挂钩为主，多种形式，开门办学，建立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医药院校应坚定地把重点面向农村”。要建立“工农兵、革命技术人员和原有教师三结合”的无产阶级教师队伍。“要充分发挥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作用”。教材要彻底改革。学校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并充分发挥工宣队的政治作用。推广厂办工人大学、农村的五七大学或五七学校。

 

8月16日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张春桥、纪登奎、黄永胜于今日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工作。汇报结束时，周恩来说，根据毛的提议，党中央决定“十·一”前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然后召开四届人大，现各项准备工作正在逐步就绪。林听后，惶恐不安。

      中国和伊朗在伊斯兰堡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8月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一级都进行了整党，都产生了新的省委、市委和自治区党委。

 

8月14日――9月12日

      8月14日，毛泽东离京到南方巡视，8月16日到达武汉，毛先后和湖北、河南等地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了五次谈话。8月27日至9月2日，毛在长沙、南昌分别接见湖南、广西、广东、江西、江苏、福建等地党、政、军负责人。沿途对五个大军区和十个省市负责人谈话、打招呼，点名批评了林彪及其追随者。在谈话中，他提出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提出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并多次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对九届二中全会上林等的活动作了更尖锐的批评，批评林彪一伙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称‘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1959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毛在讲话中还公开点了林彪的名，说“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     

      毛在外地巡视期间曾说：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指黄、吴、李、邱）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还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毛所谓的甩石头就是他在一些文件上加上批判陈伯达等人的批语。掺沙子是指在1971年4月7日指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军委办事组。挖墙角是指1971年1月24日周恩来根据毛的指示，在华北会议上宣布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认为“这就捣烂了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挖了他们的墙角。”

      毛的南巡活动，对于动员高干起来同林彪作斗争，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政治准备。这些讲话，经华国锋整理，在9月4日由汪东兴转周恩来。早在8月下旬，吴法宪把毛到长沙、南昌，先后派飞机接一些负责人去谈话的情况，密报叶群。 毛在8月31日抵达南昌，听取江西负责人反映周宇驰等人在江西的一些不正常活动情况。9月3日深夜到达杭州，获知林立果等人的一些活动，提高了警惕。9月8日深夜，在杭州叫人将专列从笕桥机场的专线上立即调往绍兴停放。9月5日深夜，广州部队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在广州把毛接见一些负责人时的谈话内容密报在北京的于新野。次日，于驾直升飞机至北戴河，把15页的电话记录稿给了林彪、叶群、林立果。9月6日凌晨，刘丰把毛在武汉同一些负责人的谈话内容，密告陪外宾去武汉的李作鹏。李当天返回北京，分别告诉了黄永胜、邱会作，黄永胜密报叶群。9月10日下午3时，毛突然离开杭州，且拒绝陈励耘送行，6时到达上海，停车后，未下专列，在车上接见当地党政军负责人，当夜在专列上休息。9月11日下午，在毛接见了许世友、王洪文，要他们团结起来以后，即突然下令发车，驶离上海，在南京稍停后，专列直驶北京。9月12日1时，专列到丰台停车，在车上召见北京军区和北京市负责人李德生、吴德、吴忠，并指示李德生调38军一个师至南口待命。4时到达北京站，回中南海。中南海、钓鱼台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9月13日

      由于某种难于索解的原因，在北戴河的林彪得到毛突然返京的消息，大为恐慌，匆忙决策逃亡。零时左右，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不顾警卫部队的阻拦，乘车从北戴河逃往山海关机场。凌晨3时，所乘256号三叉戟喷气飞机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官方宣布，该机是在油尽迫降时擦地焚毁。然据最先参加飞机失事地点勘察的中国驻蒙使馆二秘孙一先所著《在大漠那边》一书记载：（丧生者）“不是通常失事飞机那样被摔碎烧焦，只剩下堆堆骨骸，而是有头有脚基本完整的一具具躯体。”在机上驾驶人员用的图囊中，“航图都没有了”。在“大片机翼的翼根处”，有一直径40多厘米的“向一面开的大洞”，（据官方解释，这是“油箱着火向下冲炸开的，所以翼面没有穿透”。）

      1997年10月中旬，《环球时报》驻蒙古特派记者敖其尔来到温都尔汗，找到了最早发现飞机坠毁的拉哈玛大娘，（97年时67岁）据她的回忆：“那是个可怕的夜晚”“1971年9月13日凌晨两点钟，一阵嗡嗡声把她惊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门一看，发现这难听的声音是空中传来的，这时羊群惊散，马嘶狗叫。她仔细一看，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相当低，在巴图脑尔布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了一圈，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大概不到二十分钟，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当时没有听到大的爆炸声，只看到现场大火连天。”

      拉哈玛大娘看到的空中飞来冒着大火的飞机，据中国的空军专家分析：“她可能把机上耀眼的着陆灯错当成大火。”     

      本日凌晨3时余，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从北京沙河机场乘直升飞机向蒙古方向逃跑。至13日上午，被迫降在怀柔境内。迫降后，周、于自杀，李伟信和机上另一名驾驶员陈士印被擒。在直升飞机上缴获了大量罪证。

 

［按］9·13事件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在此以前，中国人对共产主义、对毛泽东‚是迷信、崇拜。9·13坠落的‚不仅是林彪的三叉戟，同时也是毛这架B-52，绝大部分中国人开始用自已的脑子来观察和思考事物。共产极权社会进入信仰危机、道德危机时代。

 

9月14日

下午2点20分，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许文益向外交部报告了飞机失事的确实消息。当时周恩来自9月12日晚上起，已5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刚服过安眠药入睡，但事关重大，秘书唤醒了他，当周听到机上八男一女全部死亡时，高兴地说了一声，啊！摔死了。然后接过电报，来不及换睡衣拖鞋，马上去北京厅，向毛报告。

据警卫员回忆，毛、周谈了很久，此时政治局全体成员集合在福建厅，周宣布了这一消息，会场马上一片轻松，周让准备饭，说要好好吃一顿，还破例喝了茅台酒。（丁凯文主编：《重审林彪罪案》709-710页）

                         

9月18日

      经毛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通知说：“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通知说：“林彪出逃的罪恶目的，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通知在概述了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的斗争以后说：“这次林彪叛国投敌，正是阶级敌人绝望挣扎的表现。”“中央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按照中央规定，这个通知第一步只传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

 

9月2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扩大传达9月18日通知的范围的通知，要求将9月18日通知传达到地、师以上党委。

在公布的林彪罪状中，最显眼的即据说是由林立果所阴谋策划的《571工程纪要》 ，571即武装起义的谐音。3月22至24日，由于新野执笔起草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分九个部分：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

——可能性，9.2（九届二中全会）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矛盾尖锐，左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1、一切政治危机正在酝酿；2、夺权正在进行；3、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4、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的和平演变式的政变；5、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6、他们故伎重演；7、政权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8、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9、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就会落在别人头上。

——我方力量，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在全国，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蓬勃。革命的领导权落到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在中国未来这场政治革命中，我们“舰队”采取什么态度？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革命的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和国外“五七一”相比，我们的准备和经验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年苏维埃也不算小。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两种可能性：全国夺取政权；割据局面。

——必要性、必然性。B-52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如［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的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当然，我们不否认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但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基本条件，有利条件：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军队受压，军心不（稳），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配），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国外矛盾激化，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的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的威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从自然条件讲，国土辽阔、回旋力量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于撤退。困难：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群众对B-52的个人迷信很深，由于B-52分而治之，军队内部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力量。B-52身（深）居简出，行动相当鬼（诡）窄（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的困难。

——时机。敌我双方骑虎难下，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战略上两种时机，一种是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吃掉我们的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有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战术上两种时机和手段，B-52在我手中，敌主力舰均在我手心之中。属于自投罗网式，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先斩局部爪牙，既成事实，逼迫B-52就范。

     ——逼宫形式，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五四三（一种武器的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基本力量和可借用的力量。基本力量，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掌握的四、五军，骨干力量，九师、十八师、二十一坦克团、民航、三十四师。借用力量，国内二十军、三十八军、黄（永胜）军委办事组、国防科委、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福州、新疆、西安。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国外苏联（秘密谈判），美国（中美谈判），借苏联力量钳制国内外其它各种力量，暂时核保护伞。

——动员群众口号、纲领，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对外：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挥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用真正的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B-52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因此，各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帅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实施要点，三个阶段，第一、准备阶段，1、计划；2、力量，指挥班子江、王、陈。两套警卫处，公开的李松亭。秘密的上海小组负责新华教导队、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南京直属师（十师）的工作，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负责争取二十军（江王陈），扩大舰队，加速根据地建设（京沪杭蜀穗）。3、物质准备，武器领、自造。通信器材（包括01工程，专门设计的一种收发报机）。4、情报保障，掌握三个环节，搜集、分析、上报。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奇袭式，一个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一个先斩后联；一个上下同时进行。一定要把张春桥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的叛徒罪行。总的两条：一是奇袭；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第三阶段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1、军事上首先巩固阵地，尽力坚守上海，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把上海与外界的联系卡断。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固守浙江、江西，掌握空降、空运。2、政治上采取进攻，上面摊牌，掌握舆论工具，开展政治攻势。3、组织上扩大，迅速扩军，四方联系政策和策略，打着B-52的旗号，打击B-52的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缓和群众的舆论，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解放大多数，集中打击B-52及其一小撮独裁者。我们的政策：解放一大片（大多数）保护（团结）一大片，打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各个击破。他们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们这样做，他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统治地位的目的。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的死刑？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押的关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生儿子也被他逼疯。他是个怀疑狂、虐待狂，他整人的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整每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像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过去对B-52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出于顾全民族统一、团结的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之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不了解他的内情。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对过去B-52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保密、纪律，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准向任何人透露。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不成功便成仁。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这个《571工程纪要》是记在一个红色的拉链本上，颇为可疑的在大量被销毁的文件灰烬中独得保存，并在离奇的曲折转移中在9·13后20余天上缴。

 

  ［按］《工程》中罗列的虐政、暴政，当局在向群众普遍传达时，传达者每念一条，一些文化本低，对文件原听不明白的老年妇女，只是直感地觉得《工程》所列的正说出了她们心头久郁的积怨，所以，每念一条，她们就情不自禁道：“咿，是咧，是咧。”使传达者欲禁难言，极度尴尬。很快就把这些从传达内容中删除，不再提及，一时传为笑柄。

 

9月29日   

      9·13事件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未向中央作任何揭发交代，9月29日，经毛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黄、吴、李、邱离职反省的通知。通知说：“中央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同志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待。军委日常工作，中央已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进行集体领导。”

 

10月3日

      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的问题，经毛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专案组的通知。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江东兴负责日常工作。

      9·13事件后，周恩来在毛的支持下，开始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李先念、华国锋协助国务院工作，李德生、余秋里、张才千分别主持军委三总部工作。

 

10月6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集团罪行的通知。决定在10月中旬，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传达范围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副书记等。

 

10月8日

      中国和突尼斯共和国决定恢复两国外交关系。

 

10月13日

      中国和布隆迪政府决定恢复两国间大使级外交关系。

 

10月20日至26日

      周恩来和基辛格在北京举行第二次会谈，为尼克松访华作具体安排。

 

10月24日

      经毛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全国广大工农群众传达的通知。

 

10月25日

      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票数，通过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替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

      中国和比利时在巴黎签署建交联合公报。

 

10月28日

      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加强革命团结及革命纪律性，《人民日报》重新发表列宁文章《欧仁·鲍狄埃（为纪念他逝世二十五周年而作）》。《人民日报》刊登了《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发表评论员文章：《唱好两首革命歌曲》。

 

10月

      林彪在9·13事件之前一段时间与毛、周、江、汪等人的往来信件、电话录音、谈话记录等九十二件，分别交给他们本人销毁。待“四人帮”倒台后的1976年11月4日，汪东兴经华国锋批准，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吴德的同意，烧毁了“有损毛泽东，有损党中央形象”的档案材料，包括会议记录、会谈记录、录音和信件七十八件。（《重审林彪罪案》164页）

                                    

贺龙专案组及各分案组的材料，整柜被封存，专案人员通通参加批林整风，接受审查。直到71年底，这些人逐批被遣散回各自的部队，又经过各部队党组织多次审查，其中大多数人均被作转业处理。

 

11月3日

      毛泽东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即日成立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其成员有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千、刘贤权。

 

11月9日

      中国和黎巴嫩在巴黎签署建交联合公报。

 

11月12日

      中国和卢旺达在基加利签署建交联合公报。

 

11月14日

      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成员时，为“二月逆流”平反，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们（指叶剑英等人）‘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反对林彪、陈伯达、王、关、戚。”

      这一时期（文化大革命中短暂的波谷时期）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为整顿国民经济做必要的组织准备。

      经毛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通知。

 

11月15日

      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符浩、熊向晖、陈楚为团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了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全体会议。

 

11月30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制止年终突击花钱的通知》、《关于调整部分工人和工作人员工资的通知》和《关于改革临时工、轮换工制度的通知》。

 

12月5日

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全国计划会议情况时指出，对企业要认真整顿，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和健全被极左思潮砸烂的各种规章制度。根据他的意见，国务院主持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规定各级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经济核算制等七项制度和品种、质量、劳动生产率，利润等七项指标。接着，国家计委又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上述两稿并未作为正式文件下发，但它对实际工作有一定的作用和影响。

 

12月7日

      中国和塞内加尔在达喀尔签署建交公报。

 

12月8日

      中国和冰岛在哥本哈根签署建交公报。

 

12月11日

      经毛批准，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发给群众讨论。这份材料揭发了林彪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后的阴谋活动。

 

12月2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强调指出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反对忽视个人利益的倾向。

第九节    批林批孔——批周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