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文革大事记》

第十节    群凶末路与四·五悲歌

 

1975年1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月8日－10日

      周恩来主持召开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决定将宪法修改草案、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全国人大讨论通过。全会选举邓小平为党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1月13日－18日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2864人。朱德主持大会。大会的议程是：一、修改宪法；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三、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人。张春桥在会上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会议选举朱德为人大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为副委员长。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为副总理。会后，周恩来病重住院，由邓小平主持党政日常工作，并主管外事。

 

1月17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

      浙江、云南省委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军区、省军区党委：

      毛主席最近指示“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但目前，浙江、云南的个别地区、单位，资产阶级派性严重，两派对立，把民兵组织搞了进去，坏人乘机挑动，分裂民兵，抢夺武器进行武斗，破坏革命、生产秩序，危害人民生命安全。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指示，实现“安定”、“团结”，发展大好形势，中央规定：

一、不论什么人以任何借口抢夺武器，利用民兵组织搞武斗都是错误的，都是不允许的。

二、凡因资产阶级派性严重，在思想上组织上还没有联合好的地区和单位，一律不要成立“民兵指挥部”或“民兵团”之类的机构，一律不要给民兵发枪。民兵组织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在大联合的基础上逐步加以整顿，通过整顿民兵促进实现革命大联合。

三、凡已发生抢夺武器进行武斗的地区和单位，省委应责成有关部门立即收缴被抢的武器、弹药，集中封存，妥善保管。

此通知精神，浙江、云南可口头传达到基层党支部和群众，其它各省传达到县、团。

 

1月25日

      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讲话，传达了毛提出军队要整顿的指示。邓指出：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

 

1月

      四届人大结束后，江青又把王海容、唐闻生找去，把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大骂一遍，并一定要王、唐把她的意见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听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王、唐又问：“你呢？”毛泽东说：“不在她眼里。”“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2月3日

毛泽东离长沙经南昌赴杭州。

 

2月5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并成立中央军委常委会的通知：

      (一）为了加强军队建设和战备工作的领导，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二） 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十一位同志为常务委员。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同志主持。

总参谋部第一副总长，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总后勤部党委第一书记，军委办公厅主任列席常委会议。

      （三） 军委常委会是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对军内外一律用军委名义，不用军委常委会名义。

 

2月9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传述了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精神。

 

2月10日

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及其附件《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

 

2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学习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

      现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给你们，望你们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

      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根据毛主席指示摘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不久将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发表。也请你们认真学习，并且要努力多读一点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这个学习可以同批林批孔紧密地结合起来。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在学习中，注意联系我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并亲自对目前实际状况做一点调查研究。同时，要领导并帮助党员和群众学好。注意总结学习中的先进经验。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

      本通知和毛主席指示发至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群众。

      学习的情况和问题，望及时报告中央。

 

2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张春桥组织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辑录语录33条），并在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者名义写的按语中，公布了毛在去年底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编者按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充分理解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进一步搞好“批林批孔”运动，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开始大批经验主义。

 

2月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反映大庆工人艰苦创业的电影《创业》大加指责。 

  

3月1日

      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讲话，他反复强调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张在讲话中提出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要以反经验主义为“纲”，这是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他说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警惕苏修“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的教训。

      本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3期刊登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文中反复强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论述毛泽东说的“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文中提出：“现在主要的危险是经验主义。”此文经中央政治局讨论，由毛泽东批准发表。

 

3月2日

      中国与莫桑比克发表新闻公报，双方同意于1975年6月25日莫桑比克宣布独立之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3月5日

      由于徐州、南昌、南京、太原等铁路局和铁路分局的运输长期堵塞、阻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条铁路大干线的畅通并影响其它铁路干线的运输，严重危及工业生产及一些城市人民的生活，成为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为此，中共中央于2月25日至3月8日在北京召开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书记会议，以解决铁路运输问题。邓小平于3月5日在会上作了“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讲话。邓的讲话提出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大局的指导思想，这是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根本对立的。

      根据邓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本日发出《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中央9号文件），决定全国铁路恢复实行以铁道部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确保运输安全正点。

      这次会议后，其它各条战线和地区，也根据这个《决定》精神，开始了整顿工作。

 

3月8日

早在74年底，在南方的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向政治局传达：四届人大之后要实行特赦，释放战犯，先解决外部矛盾。同时也要很快解决文革中受关押与审讯的干部问题。原设三个专案组(一办汪东兴负责；二办黄永胜、吴法宪负责，9.13后撤销；三办谢富治负责) 改由汪东兴负责，成立专案小组。纪登奎、华国锋、吴德参加。毛已批了29件解放干部的材料。专案组讨论，决定除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林聿时、周景方等十几个人暂时不放外(王光美案另议) ，其它人都先放出来，结论再作。1975年3月5日，专案组《关于专案审查对象处理意见》及特赦的有关文件交政治局讨论。3月8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此次共放出干部350多人，连同专案解放的达六、七百人。

 

3月10日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指使文化部提出报告，给电影《创业》加上了“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等10条罪名，并停止在全国放映，组织批判。

 

3月18日

      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讨论决定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

 

3月下旬

      邓小平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专门检查研究了9号文件的宣传贯彻情况。会议明确提出，9号文件的精神不仅适用于铁路工作，除了体制问题外，也适用于一切工业部门。

 

4月1日

      《红旗》第4期发表张春桥奉毛之命写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此文经中央政治局讨论，由毛批准发表。文章被“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奉为“张春桥思想”，“超过了”列宁主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第四个里程碑”。

      文章认为在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仍然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因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而且，“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这种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文章认为“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只有这样，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张、姚两文是毛泽东左倾思想的代表作，核心是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

 

4月3日

      张志新由无期徒刑改判死刑。

 

4月4日

      张志新被处死。行刑前，为防止呼喊口号，先被割断喉管。类似的酷刑，在当时屡屡施行。

      江青在给新华印刷厂的电话指示中说：“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江青、王洪文还分别找中央政治局的在京委员谈话，要他们对张春桥的文章、对反经验主义表态。邓小平指出这是在政治局内一个一个动员反总理。

 

4月13日

毛泽东离杭州返京。

 

4月18日

      邓小平在陪同金日成会见毛泽东时就张春桥、江青提出“反经验主义为纲”的问题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引起毛的重视。

 

4月23日

      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经姚文元审阅修改后，上报毛泽东。报告提出把反经验主义作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项内容，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政治局一议为盼。

 

4月27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了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会上，江青作了自我批评。

 

4月底

      根据毛泽东早些时候关于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在周恩来的推动和邓小平等的支持下，中央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它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其中属于敌我问题的，有劳动能力的分配工作或劳动；丧失劳动能力的养起来；有病的安排医院治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妥善安置，补发工资，分配适当工作，是党员的恢复组织生活，搞错了的进行平反，对于尚不能作结论的，问题先在内部挂起来，以后分别由中组部和总政会同有关机关再作结论。待释放、交接、作结论工作结束后，中央专案组即自行撤销。根据这一决定，当时长期被关押的高级干部三百余人被释放出来。其中一些人陆续分配了工作，这是在“文革”中落实干部政策，解放干部的一次重大举动。

 

  ［按］这些复出的老干部，有些人认为自已在文革中受了冲击、吃了亏，所以在复出重新获得权力后，首先是要把被整时的损失加倍找回来。如果说“文革”前搞特权，还要披件“革命”外衣的话，此时则是赤裸裸地争名争利，为自己和亲属谋福利，贪壑难填，故百姓讥为“还乡团”。

 

5月3日

      毛泽东在其住所主持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会议一开始，毛就说张春桥的文章，他只听别人念了一遍：“讲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对不起春桥。”“新华社的文件（指《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文元给我写了”，“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说了经验主义，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毛泽东告诫说“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毛又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

      毛在会上再三强调“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他还说：“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这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讲过这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马列主义不多”，“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用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但他又说：“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在这次会议的讲话中，毛还提出：“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他还针对文革中把知识分子说成“臭老九”一事说：“老九不能走”。

 

5月4日

      周恩来抱病召集政治局常委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座谈，讨论如何贯彻落实毛泽东的讲话精神。

 

5月17日

      邓小平将贺诚的女儿写给他的要求给其父安排工作的信转给毛泽东，毛随即在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报告上作了批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傅连璋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进一步推动了落实干部政策的进展。

 

5月21日、29日

      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上就钢铁整顿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整顿钢铁工业的四条办法：

      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这个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要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要找不怕被打倒的人参加。

      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要寸土必争，寸土不让，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

      三、必须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牵连的人的问题，还要特别注意那些有经验的干部、老工人、技术骨干、老模范，要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强有力的独立的生产指挥机构。

      邓小平还传达了毛在最近的三条重要指示：

      一、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反修防修。

      二、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

      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邓说“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这就是著名的邓小平的“以三项指示为纲”。（《邓小平同志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稿））

 

5月21日

      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四人帮”发动“反经验主义”的经过，明确指出张春桥3月1日讲话的责任。这封信先在政治局委员内传阅，张春桥拒不承认事实，诬周的信“有些话不确切”，5月27日，周给张写信，追问哪些话不确切，以便修改。张却回答“不改了”。

 

4月27日、5月27日、6月3日

      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江青等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邓小平主持了后两次会议），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在发言中批评“四人帮”一九七三年底以来多次违背主席指示另搞一套；他说：三件事：批周、叶……当时钻出一个“十一次路线斗争”，这不是主席的，后来主席纠正了。批林批孔，又钻出个批走后门。提到对马列的背叛，当面点很多人的名，学理论，是防修、反修，又钻出个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来势相当猛。别的事不那么雷厉风行，这几件事雷厉风行。主席提三个问题，钻出三件事，倒是问一问，为什么？批评他们闹宗派、搞小圈子，突击发展党员；还坚决驳斥了“四人帮”所谓会议是对他们“突然袭击”和“围攻”的说法……

      政治局连续开会对江青一伙严肃批评，在“文革”中还是第一次，江青、王洪文不得不作了点检讨，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的空名也由此结束。

 

5月25日

毛泽东就某野战军政治部一干部提出对不同自然条件和生产效率高低的农村，采不同的征购价格，好的低些，差的高些，以消除“实际上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作出批示：“此件印发中央各同志研究。此事办起来甚复杂，应在几个公社试点。富队可能不高兴，富队里也有贫户。看看结果再说。”国务院立即抽调干部，组成调查组，在山西、河北各选三个公社进行调查研究。

 

5月                                                                             

新疆阿克苏军分区后勤部军需科副科长穆万秋不满于当时文艺界的萧条景象，给文化部长于会泳写信，批评当时的电影创作割断历史，脱离实际。他说：中国有几千年的古老文化，文化艺术丰富多彩，现在只让演几个样板戏，禁演各种传统优秀节目，这不符合双百方针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路线。他建议开放一些优秀剧目和电影，活跃人们的文化生活。这就是“穆万秋事件”。文化部将信转到新疆军区，说这是“一封恶毒攻击文艺革命，攻击样板戏的反动信件”，要追查穆写信的政治背景和动机，要审查历史，要开批斗会，按“严重政治事件”进行批斗，并将处理情况向文化部报告。

 

6月2日

      在中共中央批转的江苏省关于徐海地区问题的报告中说道：“许多领导干部陷进了资产阶级派性的泥坑。在相当多的单位中，不是用党性掌权，而是用‘派性’掌权。这一派上了台就整那一派，那一派掌了权又整这一派。几经反复，裂痕很深。”这种情况不只是徐海地区，全国各地各单位基本都如此。

 

6月4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希望在整顿好钢铁工业的同时，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全面发展。

 

6月9日

      贺龙骨灰安葬仪式在北京举行，叶剑英主持仪式，周恩来抱病出席并致悼词。报纸未发消息。

 

6月中旬

      王洪文电告上海马天水，要他注意陪同外宾在上海访问的邓小平的言行。邓小平向马天水传达了毛对江青等人的一些批评，告诫他不要把什么都当作资产阶级法权来批，要维护各级党的领导，不要弄得各级党委的话没人听。马天水立即将此话密告王洪文、姚文元。并将邓小平的谈话整成材料，上报毛泽东。王洪文并在报告上批道：这是一次策反的谈话，在政治上、组织上都是错误的。

 

6月16日－8月11日

      李先念主持召开国务院计划工作务虚会。根据多数人要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意见，决定由国务院制定一个全面整顿工业的文件。7月中旬，国家计委开始起草《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邓小平对此极为重视，8月18日，他在国务院讨论这一文件时提出七条意见。10月，计委在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提出，准备在政治局讨论后将这个文件交全国计划会议讨论，然后下发执行。（《邓小平文选》 29-30页）

 

6月28日

      江青在给“毛泽东、在京的政治局各位同志”的信中说：“我在4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不够的”。“经几次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的批评、帮助、思想触动很大，但是思想上一时转不过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为会议基本上开得很好，政治局比过去团结了”。“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讲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王、张、姚表面上也承认错误，张春桥写道：“主席关于不搞四人帮的指示，一定坚决照办，并尽可能地做好团结工作。至少不给主席增加负担。

      住在医院的康生得知毛对江青的批评后，将王海容、唐闻生找去，要她们向毛报告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并指出证明人是谁。

 

5、6月

      邓小平提出必须对科技工作进行整顿，尽快把科研搞上去，以改变科技与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四化的要求极不适应的情况。

      5月下旬，在中央批准国防科委关于我国战略导弹核武器规划的同时，邓小平说，七机部现在两派这样闹，不要说社会主义，连爱国主义也没有。对七机部的问题要限期解决，只等一个月。

      6月30日，中央批发了国防科委临时党委6月16日关于七机部问题的报告。此后，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率工作组对七机部采取断然措施进行整顿，使这个老大难单位恢复了较为正常的科研、生产和工作秩序。

 

6月

      为了打破四人帮对宣传理论阵地的一统天下，经邓小平建议，中央批准，国务院设立了政治研究室，主要成员有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邓力群等。

    于会泳等秉承江青意见，批判电影《海霞》为黑线回潮的代表作。

 

6月－10月

      整顿工作全面展开。

      6月2日中央批转了《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徐海地区贯彻执行中央9号文件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报告》（中央第12号文件）

      6月4日中央又转发了冶金部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并作了《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中央第13号文件）

      整顿由经济领域发展到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了一个整体。三个文件的制定，以整党为核心的九个方面整顿任务的正式提出，特别是邓小平提出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说明邓小平力图全面系统地纠正文革的左倾错误。

 

7月2日

      毛泽东在林默涵来信的批语中指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

 

7月上旬

      邓小平对整理《十大关系》一文极为重视。7月上旬，文稿最后由胡乔木具体主持整理出来后，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毛泽东当时表示同意，但又提出暂时不要公开。

 

7月上、中旬

      毛泽东在两次谈话中提到要调整文艺政策及落实文艺界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他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不久，又说：“党的文芝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二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邓小平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对当时处于“百花凋零”状况的文艺工作进行整顿。他一方面强调调整文艺政策，提出“要搞百花齐放，不要一花独放”，一方面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组织人对文艺界的状况进行调查，并鼓励文艺界知名人士向中央反映情况。

 

7月12日

      中国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临时政府决定自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7月13日

      朱德致信毛泽东，就《红都女皇》一书提出批评，毛批：“孤陋寡闻，愚昧无知，三十年来恶习不改，立刻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周在毛的“批示” 后批道“暂缓执行”。

 

6月24日－7月15日

      根据邓小平在1975年1月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精神，中共中央军委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解决军队调整、编制、体制等问题。邓小平在7月14日的会议上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争取到的时间里，不管二年也好，五年也好，十年也好，都不要浪费……要加紧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

      对于军队，邓小平提出：肿、散、骄、奢、惰五个字，是军队整顿的重点。为此，他强调指出：必须实行精简整编；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加强军政团结、军民团结和军队本身的团结；恢复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作风。并建议要首先自上而下地调整好领导班子，解决“懒”、“散”、“软”的问题，选那些党性好、作风好、团结好、能艰苦奋斗的人进班子。

邓小平对军委的工作讲了三条：一、整顿和准备打仗是军队工作的纲；二、抓编制、抓装备、还要抓战略，要按次序来抓，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三、需要开一个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研究加强军队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问题。

 

7月14日

      7月，邓小平就文艺问题与毛泽东进行商谈，毛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

      7月14日，毛对文艺问题作了批示：“党的文艺政策应当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三年、四年、五年也好嘛。”“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

 

7月15日

      叶剑英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讲话，就军队整顿问题作了具体部署，最后在谈到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时，他强调要联系实际，着重解决四个方面的问题：一、要彻底批判和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搞派性就是搞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二、要坚持安定团结的方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三、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影响和腐蚀。四、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各项规章制度。

      这次会议还向部分同志传达了毛对四人帮的多次批评，严肃指出，决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

      紧接着，叶剑英为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根据毛和军委的部署，拟定了调整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六人小组”成员，叶自任组长，迅速调整配备了全军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

江苏省吴桥县机械厂工人李连兴给县委寄出一封酝酿已久的公开信，批判姚文元等人。

 

7月17日

      中央批准浙江省委的报告，肯定了他们对“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一些人抓紧教育、严肃处理的作法，邓小平在批评中专门加了：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

      中央转发国务院在《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中提出：“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运货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

 

7月19日

      中央转发了中央军委《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叶剑英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邓小平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整顿最主要的成果：一、对军队各大单位的班子迅速作了调整，把一批追随四人帮派性严重的人调了下去。二、在落实干部政策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

 

7月25日

      电影《创业》作者张天民于7月18日写信，请邓小平代呈毛泽东，信中简述影片创作过程，以及文化部请示王洪文于春节上演，已获同意，但第二天又决定对影片“不继续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论文章；不出国；电视、电台停止广播”，特别是对文化部提出的《十条意见》，表示不理解。

      毛于25日对张天民的来信作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影片《海霞》的编导谢铁骊、钱江写信给毛，反映文化部处理影片的情况。

 

7月29日

      毛将谢铁骊、钱江给他的信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政治局决定对影片《海霞》进行审查。审查后，政治局作出决定：按作者修改过的影片上映。江青等人极为不满，并以此攻击邓小平。

 

7月

      青岛市崂山县中韩公社食品站负责人韩爱民给小靳庄写信，指名责骂江青。

 

7月20日－8月4日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召开了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研究军工企业的整顿问题。军工企业自3月起已按中央9号文件精神开始整顿。国防工办把各主要企业的造反派领袖调到北京开会，办学习班，从而使生产出现好转。

      8月3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到会讲话。他们在讲话中，提出了要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坚持质量第一，关心群众生活，建立健全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责任制，保证企业正常生产秩序等等。这次会议后，军工企业的生产情况全面好转。

 

夏天

      康生病重，犹心存投机，要邓小平向毛转达江青、张春桥的叛徒问题。邓小平为避嫌，请康生另觅他人向毛反映。康即请邓带话给王海容、唐闻生。王、唐在请示毛以后，去见了康生。

北京音乐学院作曲理论系的青年教员李春光批判江青授意文化部搞的《创业》的十条罪状，并将此抄成大字报张贴。

 

8月3日

      邓小平在接见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代表的讲话中，再一次强调“落实政策，建立规章制度、组织建设”，都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敢’字当头，就能把队伍带起来”。他严厉批评闹派性，强调“要发挥科技人员积极性，要三结合，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不要把知识分子叫作老九嘛！”并传达了毛泽东5月3日“召集在京政治局同志谈话”时说的“老九不能走，还是要”。邓对为保证产品质量，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说成是“管、卡、压”也作了批判。

     

8月11日

      胡耀邦在科学院作《关于科学技术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讨论第一稿。提出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指出“不能不加区别地要求任何科学研究工作都要实行‘以工厂、农村为基地’的三结合，还引用毛的话：“我们公开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的优良的东西”。提纲还提出要广泛开展学习交流，鼓励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鸣。

 

8月

      根据国务院决定，被四人帮下令长期停止工作的哲学社会科学部恢复业务活动，军、工宣队撤出，成立临时领导小组。

      自8月起，根据邓小平多次讲话的精神和当时斗争的形势，邓力群等开始起草《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10月上旬写出初稿，以后又作了较大的修改。此文准备在以学部名义筹办的刊物《思想战线》第一期上发表。

 

8月13日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四人请邓小平转呈毛一份《关于迟群同志问题的报告》，批评迟群、谢静宜在工作作风和群众关系上的一些问题。

 

8月14日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卢荻在75年8月13日向毛请教对《水浒》的评价，14日，姚文元看到了芦荻整理的毛的谈话记录，即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对《水浒》展开讨论的请示报告，得到毛的同意。

      中共中央发出文件，转发了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毛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108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陈永贵以《对农村工作的几点意见》呈毛泽东，建议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应迅速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以解决农村的贫富不均问题。9月3日，毛批示政治局讨论。由于意见分歧，此议被搁置。

  

 

8月18日

      在国务院主持下，从7月中旬起，由国家计委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文件初稿。对此，邓小平给予极大关注，提出重要修改意见，强调要一、确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二、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三、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四、整顿企业管理秩序；五、重视产品质量、六、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七、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国家计委对文件进行了修改，由14条增至20条，即《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

      这个文件是经济战线上纠“左”治乱的重要文件，但它还未形成正式文件，就被江青一伙扼杀。

 

8月26日

     上海越剧团武功教师朱锦多从1973年7月8日起，两年多时间里，多次给毛泽东写信，揭露张春桥、江青的问题。本日，朱又一次给毛写信。9月，朱锦多被上诲市公安局逮捕。

 

8月28日

      《红旗》第9期发表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人民日报》在8月31日转载了这篇评论。

 

8月

毛泽东作了白内障摘除手术，一只眼睛复明。

 

9月4日

      《人民日报》发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文章提出：评论《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从1975年8月31日起，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评《水浒》、批判“投降派”的文章。实则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在受到政治局批评后稍有收敛的江青，借评《水浒》之机，又猖狂起来。她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主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她还说，她在北京受迫害，政治局有些人专门造她的谣，她现在要打反攻。绝大多数黎民百姓则对此大惑不解，持冷眼旁观态度。

 

9月12日

      江青在大寨群众大会上讲话，强调评《水浒》“要联系实际”，“有现实意义”，“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天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看看这个叛徒的嘴脸，对照一下咱们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的一些叛徒嘴脸”。“批《水浒》就是要大家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

 

9月15日－10月19日

      为了对农业进行整顿，在此期间先在昔阳后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市、自治区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各地、各县和国营农牧场的负责人，农业、农机企业事业和科教单位的代表，财贸系统的代表，军队和国务院有关单位的代表，共3700人。

      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开幕式上讲话。当他讲到我们不能吹牛，我们现在积了多少粮？全国还有部分县、地区的粮食产量还不如解放初期时，江青插话说：不能那么说，那只是个别的！邓小平针锋相对说：就是个别的，也是值得很好注意的事。

      邓在这次讲话中，首次明确地向全党提出了要进行各方面的整顿的任务。他说：“毛主席讲过，军队要整顿，地方要整顿，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商业也要整顿，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科学技术队伍也要整顿，文艺，毛主席叫调整，实际上调整也就是整顿。”“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

 

9月16日

      9月中旬，江青下令命吉林省委负责人、长春电影制片厂负责人亲自带影片《创业》的主要创作人员“火速去大寨”。9月16日晚，他们一行在大寨下车不久，江青指着《创业》编剧张天民说：“你告了老娘一状啊，你不要以为通天就了不得了，就翘尾巴了。他们是逼着主席表态批示的。”“你告我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你，有谁给你出主意？你必须给毛主席写检讨，因为你说了慌，告了刁状”。“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

 

9月17日

      江青在大寨召集北影、长影、新影、新华社、人民日报、法家著作注释组、两校写作班子①等共100余人谈话，她说：“评《水浒》要联系实际。评《水浒》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宋江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么架空的呢？他把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对梁山泊的，千方百计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据了领导岗位。”“有些文章不给主席送，是我批了送主席看。”“三十三条语录政治局一遍都没有学完。”“他们反对学理论，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她把政治局对她的批评说成是迫害。她说：“最近，有那么一些人，把主席批评我们的一封信，江某人向政治局传达的，政治局没有讨论，给传出去了。”“我这个人天天挨骂，修正主义骂我，共产党员还怕骂吗？”“在北京我跟他们斗了半年多了。”江青在全国农业学大寨大会期间，要求在大会上放她的这个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话稿。华国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批评江青“放屁，文不对题”，又说：“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9月20日

      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在进入手术室时，他拿来1972年6月30日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录音记录稿，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报告日期，同时注明了签字的环境和时间，即：“于进入手术室（前），1975年9月20日”。并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7月－9月

      中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中国科学院要整顿要加强领导的报告，于7月派胡耀邦等三人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根据邓小平的多次指示，在胡乔木的协助下，九月份，胡耀邦主持写出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个文件力图系统地阐述毛泽东的正确科研思想，澄清党的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提出了在科技战线纠正“左”倾错误的许多重要意见。这个提纲经过多次修改。提出了六个问题：一、关于充分肯定科技战线上的成绩的问题；二、关于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问题；三、力求弄通主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四、关于科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五、关于科技十年规划轮廓的初步设想问题；六、关于院部和直属单位的整顿问题。

      邓在听取汇报后，提出了五点意见。他肯定了汇报所提加强自然科学研究，整顿研究所、室领导班子等意见，邓说：“不高兴你们的人是少数，希望改变现状的人是百分之九十五，相信这一点，最后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邓强调“要看到科研也是生产力”，科研必须走在国民经济的前面。科技工作要进行整顿，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对有水平的人要爱护和赞扬，发挥其作用。要选党性好，组织能力强的人给科研人员搞后勤。对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不能留。“后继要有人，中心是教育部门”，选数理化好的高中生入科技大学。学校应“以学为主”，必须发展名副其实的真正的高等教育。他提出教师的地位问题，业务时间问题，主张解决科研人员的具体生活问题。

 

［按］当时胡耀邦在科学院大抓“五子登科”（位子---职称问题、房子、票子、妻子---解决两地分居、孩子---入托、上学）在社会上传为美谈，使知识分子大受鼓舞。

 

9月26日

      胡耀邦在就中国科学院的整顿问题向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人作了汇报，得到充分肯定后，《汇报提纲》送交毛泽东，准备在他同意后下发全国执行。邓小平指出：“这个文件很重要，不但能管科学院，而且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它部门也适用。”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提出他没有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话，邓小平说马克思这样讲过。

      这个文件因毛泽东不满意，未能下发。

 

9、10月间

      邓小平在对各行各业整顿工作作了具体指示的基础上，就全面整顿问题作了多次重要讲话，反复强调“整顿的核心是领导班子”，要解决好一、二把手的问题，要冒着被打倒、被骂作“还乡团”，被指责为“复辟”的风险。

 

9月底――11月初

      从九月底起，毛远新担任毛与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多次攻击邓小平。毛远新是毛泽民的儿子，时任辽宁省委书记、沈阳军区政委。毛泽东把他留在身边，担任他与政治局间的联络员。他对毛说：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三七开还是倒三七开，肯定还是否定？现在阴暗面讲了一大堆，教育革命文艺革命还对不对？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肯定了毛远新的看法，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毛批评了刘冰等人，对迟群、谢静宜表示支持。说：“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他们骂迟群，实际上是反对我，可又不敢，就把气发到迟群身上。”

      整顿工作的全面开展和日益深入使斗争白热化。毛泽东支持邓小平搞整顿，是要他在不改变文化大革命基本方针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他感到邓的整顿有否定文革之嫌时，他的态度迅速发生了变化。

 

10月4日

      中国和孟加拉人民共和国决定自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10月7日

      在邓小平指导下，写出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10月13日

      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请邓小平转呈毛《关于迟群问题的再一次报告》。

 

10月17日

      中央转发的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中指出：“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板、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情况也比较好。”“全国工业总产值，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47.4%。”“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完成全年计划的43%，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10月9日－23日

      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访问中国。毛、邓会见了基辛格。邓与基会谈，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和中美关系，坦率地交换了意见，重申了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并表示将根据这些原则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

 

10月20日前后

      毛泽东对邓小平两次转送的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批评迟群、谢静宜的信作出批示，说信的矛头是对着他的。还说邓小平转信就是偏袒刘冰。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此事成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由头。

 

10月25日

      迟群指使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林钧万上书毛泽东，诬告周荣鑫，并吹捧迟群。毛指示：“先作调查，然后讨论一次。”

 

10月

      王洪文再次向毛诬告，说七、八、九月谣言一大堆，集中在江青。谣言来自北京。

      邓小平去医院探望又将进行手术的周恩来，周对邓说：你这一年干得好，比我强得多……

      教育部在部长周荣鑫主持下开始起草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准备经中央批准后对教育部门进行全面整顿。

      10月底，周荣鑫在一次讲话中还批评所谓两个估计，即把十七年培养的学生都说成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把知识分子都简单地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认为这都是错误的。

 

11月2日

      毛指示在政治局内讨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进行批评，以统一认识。提出由邓主持对“文化大革命”作一个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但遭邓的婉拒，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邓的态度，使毛泽东决心“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会上，邓还严正驳斥毛远新：说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是从今年九号文件开始抓工作的，从那以后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

 

11月3日

      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四人信件的批示。毛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以传达这个批示为起点，开始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同时，清华大学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校园内铺天盖地贴满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有关部门组织干部和群众去参观。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被诬为“复辟资本主义”的“三株大毒草”。

      四人帮炮制所谓“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新变化”，兜售“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的谬论，把1975年的整顿当作“走资派还在走”的“罪证”。

 

11月5日

      中国同斐济决定自即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11月6日

      中国同西萨摩亚决定自即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11月8日

      分管教育工作的副总理张春桥责令周荣鑫作检查。周在被追查、批斗50多次后，于1976年4月12日上午昏厥在追查会上，当晚去世，终年59岁。

 

11月13日

      中国同科罗摩国建交。

 

11月20日

      中央政治局秉承毛的指示，在北京召开有130多名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毛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讲话要点》转达了毛关于刘冰信件的批示，并且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由此，“反击右倾翻案风”正式提出，持续九个月的整顿工作陷于停顿。

      毛泽东批评邓小平，“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还是‘白猫、黑猫’啊！”“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但是，他又说对邓“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承认：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又说：文革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11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十一月三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议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提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12月1日

      《红旗》第12期发表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人民日报》于12月4日转载，这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进军号。

 

12月1日－5日

      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访华。

 

12月14日

      中共中央转发《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其中说道：“今年七、八、九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发展”。

 

12月20日

      中共中央转发一份《外事通报》，内容是张春桥向阿尔巴尼亚来访者介绍“教育革命大辩论”的谈话，张说：“现在争论的头一个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的教育怎样估计。”这十七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但是，有人说，这十七年很好，那个时候倒是马列主义的，相反，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反而不好了，教育质量降低了，在课堂上课少了，大学生不如以前中学生读书多。”

 

1976年元旦

      为配合“反击右倾翻案风”，彩色影片《决裂》公开放映，影片大肆攻击解放后十七年的教育路线，说大学的入学标准只要会写“毛主席万岁”和“手上有硬茧子”就行。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决军报》发表元旦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社论传达了毛对邓小平提出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指责。

 

1月8日

      周恩来逝世。

      中央实行“丧仪改革”，一切从简。

 

1月9日

      于会泳通知文化部各单位在悼念期间不准戴黑纱，不准设灵堂，不准送花圈，并要求文艺团体照常演出。姚文元指示新华社不发表关于悼念周恩来的报道。

 

1月10日

      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民主党派代表以及首都群众一万余人，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遗体告别。

 

1月11日

      向周恩来遗体告别仪式继续举行，下午，首都百万人民扶老携幼，冒着数九寒风，自发聚集在通往八宝山的数十里长街两侧，静默肃立，洒泪为周恩来送行，直至深夜。

 

1月12日至14日

      首都群众4万余人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隆重吊唁仪式。

 

1月13日①

      面对人民对周恩来的逝世悲痛情景‚毛泽东深感失落，对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失去了信心，他在召见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时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论定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多[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本日，姚文元三次下令新华社压缩悼念周恩来的报道。

 

1月14日

      《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记者的报道《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和各项工作出现新面貌》。这篇报导奉命把内部打招呼的精神捅到社会上，在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文章强奸民意，硬说当前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是清华大学的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以冲淡人民借哀悼周恩来所表现的痛恨文革派的强烈心情。当即引起人们的愤慨，有人在街头当众撕了当天的《人民日报》，有人打电话责问报社：你们是什么感情？

 

1月15日

      首都举行周恩来追悼会，王洪文主持大会，邓小平致悼词 。“四人帮”竭力限制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活动。追悼会过后，姚文元即下令：“治丧报道要立即结束。”

      在此期间，天安门广场上，日日夜夜汇集着悼念周恩来的如潮人流，纪念碑周围及旁边的松柏枝上放满了花圈和自制的小白花。

      《人民日报》发表梁效文章《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

 

1月21日

      邓小平请求辞去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根据毛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任命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月28日

      江青一伙扣压纪录影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

      张铁生在北京大学大放厥词 ，说中共的老干部百分之七十、八十都是“民主派”，“要一个个地收拾他们，采取铁的手腕”。

 

2月1日

      《红旗》第2期发表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文章《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和辽宁大学大批判组文章《不许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

      从2月开始，中央连续召开“批邓打招呼会”。

 

2月3日

   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正式下达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的决定；同时决定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张春桥因谋取总理位子不成，作“有感”，发泄心中不满。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          张春桥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人屠苏。

      千门万户疃疃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2月5日

      中央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

 

2月6日

      “四人帮”在新华社出版的《参考资料》上编发国民党特务就1927年4·12事件诬陷周恩来的材料。

      接着，《学习与批判》假借介绍4·12反革命大屠杀的历史情况，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关于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1975年7月邓小平、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的报告。

      《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喜看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破浪前进》，鼓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此后“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就成为邓小平的专称。到2月12日梁效发表在《北京日报》的一篇文章中，又称邓为“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派”。

 

2月13日

      《光明日报》刊登署名高路的文章《孔丘之忧》，把悼念周恩来的人们污蔑为“哭丧妇”，文章诅咒道：“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

 

2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判“三项指示为纲”》‚文章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称之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2月21日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及夫人应邀访华。

 

2月23日

      福州刘宗利在福州贴出大字报《“阿斗”的呼声》，历数“四人帮”的六大罪状。3月8日，王洪文下令追查。

 

2月25日

      中共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即第二次打招呼会议，会上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即由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自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多次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在会上讲话，要求在学好毛指示和中央文件的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同时要求运动要在党委领导下，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

 

2月26日

      福州大学机械系教师厉海清在福州市东街口贴出《天仙子·葬志》词一首，表达了对林彪、“四人帮”的痛恨。

 

2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梁效、任明的文章《评“三项指示为纲”》，批判邓小平。

 

2月

      毛泽东再次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但直到他去世迄无行动。

 

2月底3月初

      在徐景贤等人组织下，上海市委召开大型“理论工作座谈会”，讨论“老干部变走资派”的问题。“四人帮”认为“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江青曾说：“老干部75%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张春桥认为颠覆政权的不是老资产阶级，而是“党内走资派”，党内“有一批人根本是资产阶级”。

 

2、3月间

      全国许多地方出现有人用大字报、大标语、传单、演讲等形式公开向“四人帮”挑战。

 

3月1日

      《红旗》第3期发表初澜文章《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同期还刊登经姚文元审定，署名池恒的文章《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桂志的文章《右倾翻案风与资产阶级法权》、赵源的文章《不许篡改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

      在2、3月份的一系列批邓文章中，均以毛所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为最高指示。

 

3月2日

      江青利用第二次打招呼会议的机会擅自召集十二省、区负责人开会并发表长篇讲话，她说：“邓小平欺负主席呀，造谣诬蔑主席呀，残忍啊！法西斯啊！”“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的很多”，“他是个大汉奸，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邓小平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江青还表露她想当女皇的野心，她说：“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诽谤吕后，诽谤武则天，诽谤我，就是诽谤主席嘛。”

      武汉市街头出现署名“寒城牛”的“继承总理志，实现四个化”等标语。

 

3月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同时转发华国锋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同志会议上的讲话。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否定了1975年的整顿，派性、武斗重又泛滥，一些地区停工停产，一些铁路瘫痪，甚至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误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全国再度陷入混乱。

 

3月5日

      《文汇报》在刊登新华社一篇关于纪念雷锋、学习雷锋的新闻稿时，将周恩来对雷锋的四句题词全部删去。人民群众对此提出质问，王洪文说删掉题词是“屁大的事！”姚文元说：“编辑不删稿子，那就不要办报了！”张春桥说：“不要批评报纸了，报纸以后还要删！”

 

3月8日

      吉林省吉林地区降了一次世界罕见的陨石雨。本日下午，一颗陨星顺地球绕太阳公转的方向，以每秒10几公里的速度坠入大气层中，在吉林地区上空发生爆炸，大量碎小的陨石散落地面，其中最大的三块陨石重量均超过100公斤。最大的一块达1770公斤。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陨石，毛泽东知道后，神色黯然，对他的贴身护士孟锦云说：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变动，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死得要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

 

3月9日

      贵阳制药厂李洪刚等7名青年工人，贴出《对目前形势和新的任务的几点看法》长达3万余字的大字报，并印刷了300余份，携往郑州、长沙等地散发、张贴。“四人帮”在公安部的亲信下令，要贵州公安部门对这份大字报立案追查。

 

3月

      《学习与批判》第3期同时登载了《梯也尔小传》和《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两篇文章，在攻击邓小平的同时还攻击已经去世的周恩来。

 

3月1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翻案不得人心》。社论要求“集中批判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

 

3月11日

      福建三明市农机公司赵大中在三明市贴出题为《论扩大共产主义思想宣传——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春桥》的大字报。数日后，又贴出续篇。

 

3月16日至23日

      文化部召开创作座谈会，于会泳传达张春桥的指示，要求写出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有深度的作品。于会泳在会上布置了写20部与走资派斗争的创作规划，其中写到中央部长、副部长或省委书记是走资派的有8部，写到地、县（包括工厂）领导干部是走资派的有12部。

 

3月19日

      北京市朝阳区牛坊小学红小兵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了第一个悼念周恩来的花圈。此后，前来悼念周恩来、敬献花圈者日益增多。

 

3月20日

      广东顺德县大良轧钢厂工人杨振汉上书毛泽东、批判张春桥。3月26日，又发出一封。

      厦门大学一归侨讲师先后给党中央、《人民日报》、厦门大学校党委等寄出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书信、文稿16件。

 

3月21日

      南京大学政治系、中文系和历史系的部分学生，就3月5日《文汇报》删去周恩来题词一事，联名写信责问报社是何居心。

 

3月24日

      南京江苏新医学院师生员工抬着花圈到雨花台，隆重悼念周恩来。

      北京市公安局指示天安门派出所把3月19日以来送花圈的单位、人数、花圈数汇总上报，并于深夜将花圈收走。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各地禁止来京上访的通知。

 

3月25日

      武汉“寒城牛”又贴出《绝不对资产阶级野心家卑躬屈膝》的油印传单。

      《文汇报》发表《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一文，其中说道：“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露骨地指责周恩来、邓小平。联系到3月5日《文汇报》删去周恩来对雷锋题词的行为，全国各地纷纷向《文汇报》发去抗议信、电或打电话责问。南京市的工人、学生走上街头，要求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喊出“打倒张春桥”的口号。

 

3月26日

      武汉锅炉厂200余人集会，指名批判江青、张春桥。

 

3月28日

      上午8时，南京大学数学系400余人在李西宁等人带领下，抬着周恩来的巨幅遗像和大花圈，绕道新街口到梅园新村。沿途许多群众纷纷加入，成为南京市民反对“四人帮”的第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

 

3月29日

      南京大学数学系学生贴出大标语，指出要警惕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要用鲜血来保卫红色江山。下午，南大300多名学生分成20多个小组，在全市主要街道张贴大标语。当晚，学生去火车站，把大标语刷在过往南京的列车上。

 

3月30日

南京大学的学生在得知开入上海的列车上的标语在进入市区前都被冲掉的消息后，他们在车站工作人员帮助下，用柏油和油漆在车厢上刷上“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等更多的大标语。

王洪文对“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心腹鲁瑛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

清晨，第二炮兵部队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了第一个来自解放军的花圈。

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曹志杰等29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贴出了第一张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悼词。接着，广场上的人越聚越多，花圈、悼词、诗歌、祭文、演说、抄录、议论，人们反对“四人帮”的政治观点用悼念周恩来的方式表达出来。为防止花圈被收，人们开始将花圈用粗铁丝固定在纪念碑栏杆上，有的人还自愿在广场上守夜，护卫花圈。

 

3月31日

      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四周放满了花圈，纪念碑上、花圈上出现数不清的悼词、小字报、诗词。

      南京汽车厂制泵分厂王运德、张精美、殷辉在南京中山东路贴出“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的大标语。受到南京人民的热烈鼓掌欢迎。

 

4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经毛圈阅的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通知说：

      （一）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复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

      （二）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三）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

      （四）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

      政治局认为正在全国流传的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词”，以及准备在4月4日清明节的扫墓活动及对杨开慧的悼念等活动，已干扰破坏了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应着手取缔。

      山西坞城路三局机电队王立山在纪念碑上贴出“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一诗。“四·五”后被列为001号反革命案件，重点追查。

 

4月2日

      由于纪念碑四周的花圈不断被当局收走，今天北京重型机械厂工人制作了一个4米多高的铁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中国科学院一O九厂职工在纪念碑上立起四块巨型诗碑。上写：“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

      北京市各单位传达关于“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并说：“清明节是鬼节”，“清明节送花圈是旧习惯，应当破四旧”，要求大家不要去天安门广场，不要送花圈。

      深夜，还有许多人在广场上抄写诗词、悼文，护卫花圈、挽联。

      南京人民继续贴出批判《文汇报》的大字报、大标语、抬着花圈游行。

      首都民兵、警察、卫戍部队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小灰楼内成立了“联合指挥部”。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召开公安局常委会，拟定了《对天安门广场出现各种问题的处理办法》，提出了具体镇压措施。

 

4月3日

      北京市民冒雨往天安门广场抬送花圈，数十万人聚集在广场上，有的悼词被一遍遍的朗读着，以便让更多的人听到。纪念碑北侧的一排旗杆上悬挂了一个几十米长的黑布横幅，上面用白字写着：誓死继承总理志，深学马列识方向，若有妖魔兴风浪，人民愤起灭豺狼。在纪念碑第二层台阶的西北侧贴出一张《关于建立周总理纪念馆的建议》的大字报，许多人表示支持并当场献款。入夜，花圈比白天增加了几倍，人们反复朗诵着清华大学几个工农兵学员写的悼词《献上一朵素洁的白花》。也有的人把悼词谱成歌曲，在广场上教唱。

      公安机关开始盯梢、抓捕，至本日晚为止，被捕者已达26人。

      今天去广场的人，估计达100万人次。

 

4月4日

      今天是清明节，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广场上空两束气球挂着“怀念总理”、“革命到底”的巨幅挽联，地上摆满了花圈，广场上的人估计达200万人次，但秩序井然。上午，北京铁路分局青年工人王海力在天安门广场展示血书，壮怀激烈。上午7时，青云仪器厂职工，分四列纵队，共275排，抬着34个花圈，从西单来到天安门广场，绕场一周后，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曙光电机厂的3000余名职工，从东单开进广场。北京重型机械厂制作了第2个铁花圈送到。上午11时，首钢工人李铁华在广场发表演说。纪念碑东侧接连贴出《清明节呐喊》、《叫人怎么办？》等诗词及《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大事记》的传单，这些诗词、传单或明或暗点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名。这些情况，由“四人帮”的爪牙迅速报送给他们。北京市公安局紧急部署，准备好车辆、拘留所、收容所，随时抓捕市民。

      晚，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活动问题，“四人帮”和华国锋、吴德等人均认为这次活动是攻击主席、攻击中央的，是反革命事件，文化大革命以来没有过象这次这样严重的逆流，决定：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在五·一前搞一次大的反击；立即清理广场上的花圈、标语；抓反革命；调民兵和公安人员在广场周围，阻止群众送花圈和集会；调动卫戍部队在二线待命。

      政治局会议所议由毛远新上报毛泽东，这个报告得到毛的批准。

      当晚11时开始，军队、警察、民兵在天安门广场上驱赶、抓捕群众，清理花圈、标语。

      杭州在闹市区汇集了成千上万的悼念群众，人们用花圈、诗词、标语、口号来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

      郑州、太原、西安等地均发生了类似事件。

 

4月5日

      凌晨1－2时，天安门广场上的花圈尽遭洗劫。北京卫戍区和汽车运输公司奉命出动200辆大汽车将花圈运往八宝山销毁，小部分花圈留在中山公园中以作“罪证”。在清理广场时，57名在场群众均遭审查，其中7人被捕。到清晨5时许，通往广场的路口已派人把守，纪念碑则由军队、警察、民兵组成封锁线层层围住。但6时左右，北京一七二中30多名学生冲破封锁，把花圈送到纪念碑上。此时，有人出来攻击周恩来，群众上前质责，两便衣上前解围被群众认出，其中一人向大会堂方向逃去，于是群众涌向大会堂东门外。当时一辆广播车因诬蔑群众悼念活动，被众人砸了喇叭，并将车掀翻。9时许，又有一持清华大学机械系听课证的人攻击周恩来，被群众惩罚后，扭送派出所。至此，数十万人在大会堂东门外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同工人民兵和警卫战士发生冲突。到中午，群众包围了设在广场东南角的联合指挥部，并派出四名代表，向指挥部交涉，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群众，保障群众有悼念总理的权利等三项要求。双方谈判毫无结果。12时58分，愤怒的群众烧着了指挥部头头乘坐的上海牌轿车一辆。下午3时，又烧了指挥部的面包车一辆、吉普车两辆。部分群众冲入联合指挥部所在的小灰楼内，到5时零4分，将楼房点燃起火。指挥部全体人员从楼南窗爬出撤离，又将指挥部移至中山公园。当局经过研究，决定入夜后“反击”，“要准备武器，可以带棒子、铐子”。到6时30分，广场上高音喇叭播放吴德的广场讲话，说“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7时许，一万民兵，三千警察及卫戍部队五个营分别在中山公园、午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历史博物馆、二十八中学等地集结待命。晚9时35分，广场灯火通明，在吴德讲话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广播声中，带着木棍的民兵、警察、卫戍部队对广场上的200多名群众进行毒打，38人被捕，投入监狱。（前数日已捕39人）

      丙辰清明前后，全国各地几乎都发生了人民自发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活动。这次运动，实质是人们借悼念周恩来‚来表示对毛泽东、“四人帮”的不满。

 

4月6日

      凌晨，部分在京政治局委员开会，听取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卫戍区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汇报，认为是“反革命暴乱性质”，并认为要“准备更大的事件发生”。决定组织三万名民兵在广场附近待命，又派出九个营的部队在市区内随时机动。毛在听取了情况汇报后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

      广场上今天仍聚集着上千人群，有人发表演说，斥责昨晚的镇压行动。海淀区感光材料厂数十名职工仍将一个花圈安放在纪念碑正中央。晚上，又出现了花圈和血书。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叫嚷对制造政治谣言，攻击和分裂党中央的要严加追查，坚决打击。

      深夜，广场戒严，洒水车冲刷了残留在广场上的血迹。

 

4月7日

      “四人帮”在人大会堂接见鲁瑛等人，要他们赶写一篇“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姚文元指示说：“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要快”，“粗点没有关系”。

      天安门广场继续戒严，20余辆清洁车、洒水车在清刷血迹。

      北京市各单位传达市革委会于4月5日发出的《紧急通知》，《通知》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解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反革命事件”。

      毛泽东指示要公开发表《人民日报》记者现场报道和吴德的广播讲话，并据此解除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又说：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毛还提出任华国锋为总理，一起登报。到下午，毛又补充说，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并写在决议上。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宣读并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晚上八时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这两个决议，同时广播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

 

4月8日

      《人民日报》公布了两个决议及吴德在天安门的广播讲话，并以《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名义发表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它遭到了人民普遍的抵制和反对。

      文化部举行文艺晚会并组织慰问团慰问在天安门事件中执行任务的工人民兵、警察和警卫战士。

 

4月8日－10日

      各省、市、自治区，解放军各部队，奉命游行，表态拥护两个决议、谴责邓小平，向中央打电报支持两个决议和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全国各地都根据中央要求，追查所谓“政治谣言”，搜捕天安门事件和类似事件的参加者和“幕后策划者”。

 

4月初

      上海市委召开万人大会，经张春桥审阅批准，徐景贤作了《从民主派变成走资派》的长篇讲话。

 

4月1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伟大的胜利》，文中登载毛泽东关于邓小平的话：“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4月15日

      中国与佛得角共和国政府决定自4月25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4月20日

      北京市公安局发出指示：“要重点清查参加天安门事件漏网分子、天安门打砸抢分子。”他们将要追查的案件编号影印后通报全国。谢静宜还要求搞镇反、肃反、反右式的运动。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则叫嚣：注意选择年龄大的要杀。北京的各机关、学校、街道、工厂、农村等等都纷纷开会、动员交待、揭发，并要求每个人将清明节期间的行动交待清楚。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都进行了清查，许多清明前后悼念活动的主要参加者遭到逮捕。

 

4月24日

      《人民日报》登载新华社消息：首都工人民兵指挥部、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卫戍区分别召开大会，表彰在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斗争中立了功的先进集体和个人。

 

4月25日

      外交部长乔冠华之续弦妻子章含之向江青密告：去年夏季，康生曾揭发过江青、张春桥的叛徒问题。

 

4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梁效文章《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

 

4月初－6月17日

      北京市公安局刘传新等人搜去悼文、诗词原件583件，强令群众交出悼文、诗词照片和现场照片10.8万多件，从中选出重点600余件编成《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罪证集》，加上其它“重点线索”，总计立案追查的共1984件。北京共拘捕群众388人。至于以隔离、办学习班、谈话等方式审查的数量更大，全北京市被触及的群众数以万计。

 

5月16日

      《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编辑部联合发表了《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纪念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十周年》的文章，再次强调了“文化大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和“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攻击邓小平，宣传毛泽东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理论。

 

5月28日

      中国同苏里南共和国政府决定自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6月18日

      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将毛泽东在1964年12月12日作的关于社教的批示印发全党，揪“党内走资派”。接着，在一些省份和单位开始层层揪走资派，改组各级领导班子。

 

6月30日

      中国同塞舌尔共和国决定自即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6月

      据丁望《华主席》第112页：9月下旬，一份声称是毛遗嘱的油印本流入香港，根据该材料，毛在6月份曾对一些领导干部提出要求，让他们在其死后帮助江青“举起红旗”。

 

7月1日

      张闻天在无锡逝世，终年76岁。

 

7月6日

      朱德逝世，终年90岁。

 

7月6日－8月1日

      全国计划座谈会召开，在会上，王洪文、张春桥频繁活动，煽动要揭1975年国务院务虚会和全国计划会议的所谓内幕，追所谓“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其矛头是对着华国锋及中央其它领导人。

 

7月28日

      河北省唐山、丰南地区发生七、八级强烈地震，死亡二十四万余人，重伤十六万余，并波及天津、北京等地。灾害发生后，中国政府隐瞒灾情‚拒绝国际援助。

 

8月20日

      中国同中非共和国决定自即日起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并互派大使级外交代表。

 

8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抓住要害，深入批邓》。社论称“三株大毒草”（《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初稿、《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讨论稿、《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讨论稿）集中反映了邓小平“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系统地表达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观点”。社论认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是“加快资本主义复辟”的工业管理条例；《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是“反对无产阶级在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一个修正主义标本”。

 

8月26日

        江青到新华印刷厂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自称代表毛主席，看望群众。《北京日报》以《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为题，发表长篇报导，姚文元令予发表，被华国锋扣压。

 

8月

      “四人帮”指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辑出版了《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评〈关于科技的几个问题〉》三本小册子，在全国各地发行。

      叶剑英在广东与邓小平见面（邓在4·5后由解放军转移至此）邓说：“我们要么任人宰割，让党和国家蜕化变质，眼看着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先烈用热血换来的江山被这四个人毁灭，甘心历史倒退一百年，要么我们就与他们斗争到底，只要一息尚存。如果我们赢了，一切都迎刃而解；如果我们输了，只要活着，我们就上山打游击，或者我们也可以到国外找一块庇护地，以待时机。目前，我们可以用来与他们作斗争的力量至少有广州军区、福州军区、南京军区。如果再拖下去，连这一点本钱我们也会输掉。”但叶剑英还要再等一等，他对王震说，毛没死就采取行动不恰当。他以“投鼠忌器”来解释他的作法。

 

9月9日

零时10分，毛泽东逝世，终年83岁（1893.12.26－1976.9.9）。中央政治局在毛住所召开会议讨论治丧事宜。江青在会上大闹，要求开除邓小平党籍。

 

9月10日

王洪文指示中办秘书朱士奇，以中办名义通知各省市党委，凡重大事宜，直接找朱士奇。

 

9月11日--18日

   首都举行各项吊唁活动。

 

9月11日

华国锋借口去医院检查，找在家养病的李先念，商议解决四人帮问题。

 

9月12日

      从9月12日起，“四人帮”动员人们给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要求江青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9月13日

李先念找叶剑英，商议解决四人帮问题。

 

9月16日

      “四人帮”在今天的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文中首次抛出所谓毛泽东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9月18日

   在天安门广场，组织了百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王洪文主持会议，华国锋致悼词。

 

9月19日

      江青要求政治局常委（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召开紧急会议，并提出她和毛远新都要参加，而不让叶剑英参加。会上，江提出由毛远新整理毛的各种文件。会议最后决定由中央办公厅封存毛的所有文件。

 

9月29日

      政治局再次开会，江青、张春桥企图让政治局讨论江青今后的作用问题，并要政治局授权毛远新为下一次中央全会准备政治工作报告，均不果。

 

9月30日

      晚上，北京市在天安门城楼举行工农兵学商代表参加的庆祝国庆座谈会，内容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继承遗志，化悲痛为力量，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按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10月2日

      华国锋在审批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稿时，删去了原稿中的“按既定方针办”，批示毛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张春桥对华的批语不予下达。

 

10月4日

      梁效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

 

10月6日

      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经过周密布置，本日晚，在不到一个小时内，将“四人帮”逐个“隔离审查”，同时被宣布“隔离审查”的还有毛远新、迟群、谢静宜。

      以“四人帮”的覆灭为标志，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浩劫才算结束。

 

   ［结语］：十年文革，“整了一亿人，死了二千万，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 (叶剑英语) “国民收入损失五千亿。”(李先念语)把国民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全国人民死伤相藉，冤苦无告。林彪吹捧毛泽东在文革中把马列主义发展到了新的顶峰，这是无耻、蛮横的瞎吹。事实上却是毛把中国的专制皇权发展到了更野蛮、更血腥、更黑暗的顶峰。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以对他的无限迷信、无限崇拜始，以他的残忍、暴戾的真面目彻底暴露而被人民唾弃终。然而他赖以发动这场灾难的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皇权专制制度，是早在“延安整风”时期就已形成的一套统治制度、模式。文革是破产了，但这套制度和模式，却仍然被后继者基本上原封不动，承袭至今。他们对文革否定的只是“整了老干部”。而所谓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其实都仍是毛的专制主义的延续。无怪他们把文革研究列为一等禁区，严密封杀，真正的目的就是为维护这个专制主义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