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此辑为一位热心网友推荐的关于刘少奇的一些资料的合集，由于改革开放后，言论已经非常自由，所以很多党史问题，也都渐渐浮出水面。譬如“蛋炒饭”、“泸定桥”等诸多流言都在网间泛滥。当然这些除了当作“流言”之外，其实也并无多大讨论的价值，相反一些更加厚重和详尽的人与事才是值得我们探讨的，譬如这位网友推荐的以下资料就颇为有趣。当然，网上流传的资料都或多或少的具有一定“流言”的性质，并不一定完全准确与真实，信或不信悉听尊便。若读罢颇感惊诧，则请君以宽容态度，多包涵包涵我们的“异质思维”好了。

文1：毛泽东真的冤枉刘少奇了吗？！作者：同心之暗悲

来自：中华网论坛深水区

我们不能做那种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的历史结论；更不能认为我们在政治上给刘少奇平反了，就认为在毛泽东同志同刘少奇的分歧和斗争上，刘少奇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则是错误的。否认这一点，我们不但无法向历史交待，也无法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交待，就会把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扭曲成为一个完全不可理喻的人。历史绝不是这么一回事。

早在一九四八年土改时期，刘少奇就大搞“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左”的做法，执行“把地富家的浮财分光，把地富全部杀光，把中农全部搞穷”的政策，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毛泽东同志对此批评到：“在划分阶级成份中，在许多地方把许多并无封建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错误地划到地主富农的圈子里去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忘记了我们在土地改革工作中可能和必须团结农村中户数百分之九十二左右，人数百分之九十五左右，即全体农村劳动人民，建立反对封建制度的统一战线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战略方针。”……“在过去一年的土地改革斗争中，晋绥的党组织没有能够明确地坚持我党严禁乱打乱杀的方针，以致在某些地方的土地改革中不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１３０５页）然而，到了解放初期的一九五三年，刘少奇却突然向右转，他伙同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背着毛泽东同志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文件，提出了所谓“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等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右侧机会主义观点，又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毛泽东选集第５卷８０页至８２页）

刘少奇在历史上的主要错误问题，应当说都是有其内在联系的，是刘少奇非马克思主义的消极思想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或反映，而绝不仅仅是一种在理论提法上的偶然失误。

第一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刘少奇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思想。党中央在给刘少奇平反的决议中讲到这一点时写道：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刘少奇的提法“同党中央毛主席的提法是一致的”。这样讲是极不严肃的，好象这种错误思想本来是党中央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现在却强加给了刘少奇，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历史的事实是，刘少奇的提法和毛泽东同志的提法是存在着重大差别的，这个差别就在于从刘少奇的讲话和主张中暴露出来的迷信议会斗争、议会道路、解散大批部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与毛泽东同志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和平发展可能性的估计，和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与讲话中所提出的斗争方针，是绝不可同日而语的，既不能说刘少奇的思想中没有消极的东西，更不能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对形势的正确估计与刘少奇的错误思想等同起来，把那种“议会主义”倾向的消极思想也加到毛泽东同志头上。

第二是关于在天津工商界座谈会上鼓吹“剥削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进步的，正当的，合法的”“剥削有功、有罪，但功大于罪”的讲话；关于对山西省委合作化报告错误批判的问题；关于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先有工业化后有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和主张；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遥远、将来的事情，党在现阶段的根本方针和任务是“确保私有”、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等思想和主张，其实质是反对把民主革命不停顿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些东西不仅说法上是错误的，而且是带有纲领性的思想错误。《决议》之后，有些人发表文章不仅否认这一点，甚至说什么刘少奇的这些思想主流是好的，是符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原来所有的那种设想的，这就简直有点颠倒历史和混淆事非了。

第三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胜利之后，刘少奇认为：在我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也已经解决了。他并没有象毛泽东同志那样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的宇宙观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胜利之后的我国社会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和斗争问题，保持清醒和正确的认识。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直至今天，无论从国内还是国际范围讲，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仍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并且这一斗争还将长期继续进行下去。

第四是从一九五六年“八大”起，毛泽东就有意把刘少奇和邓小平推到第一线，自己退居二线。这是毛泽东同志基于苏联的教训，即斯大林培养马林科夫做接班人的时间太短，没有给马林科夫造就一定的工作经验，所以斯大林一死，赫鲁晓夫很轻易的就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推行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同志吸取这一严重教训，而采取及早培养接班人的措施。并以国家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任为由提议由刘少奇担任。但是，刘少奇在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以后，突然一反常态，处处表现出很“左”。在随后的大跃进中，由一个反对搞农业合作化，变成了极力搞“共产主义大公社”的人。他不顾当时我国的客观实际情况，歪曲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实质，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大肆鼓吹高指标；大肆浮夸虚报；只讲敢想敢干，不讲科学分析；只要头脑热，不要头脑冷；只讲苦干蛮干，挑灯夜战，不讲实干巧干和劳逸结合；只施强迫命令，瞎指挥，不走群众路线和耐心的群众思想教育工作。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肆鼓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把社员的自留地、部分生产工具、树木、房屋等等一律归人民公社所有；大肆取消集体所有制，实行全民所有制，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混淆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这就是“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五股歪风。刘少奇是“五风”的鼓吹者，是“五风”的源头。作为刘少奇主要助手的邓小平也应负一定的责任。因此我们在谈到这一时期存在的问题时，对“五风”给我国国民经济的严重破坏，从而造成我国的严重经济困难这一事实，是不能绝口不提的。

第五是一九六二年底，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修养》再版时，不顾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斗争的背景，在论述实现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问题时，仍然继续坚持不谈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在引用列宁语录时，竟然把列宁五处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都删掉了，特别是在两处引文中间，单单把讲无产阶级专政的话删除了。本来讲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伟大事业问题时是不能避开也不应当避开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刘少奇不但避开了，甚至是有意避开的，对列宁讲无产阶级专政内容的话也是有意删掉的。当刘少奇在再版时作内容上的一些重要修改时，甚至连“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好学生”也修改为“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可为什么偏偏不把“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这十个字恢复呢？因此，我们绝不能认为刘少奇在论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艰难斗争问题时，不讲无产阶级专政是正确的，不能不看到刘少奇这本著作中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存在和严重的问题。

第六是“四清”时的问题。毛泽东同志通过一段时间地实践和考查，看到党的干部情况并不容乐观。一些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后，滋长了享乐主义、官僚主义。有性质恶劣的，如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受贿案；更严重的是，像高岗、铙漱石，搞小集团，搞独立王国；有的领导干部，一搞运动，就把矛头指向党外人士、指向群众，老虎屁股摸不得！搞一言堂，搞愚民政策，宣扬党是绝对正确、绝对一致、绝对权威；对缺点、错误、腐败，不许批评揭露。群众一提意见，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向革命群众实行围攻批斗，甚至动用专政工具。毛泽东同志认为，这些都是危险的信号。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责任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也就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志确定在全国开展五反、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反在城市，即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四清在农村，即清账、清仓、清财务、清工分。到了运动后期，就全简称为“四清”运动。“清”的内容，开始限在经济领域，后期则上升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队伍。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个多月的全国工作会议，专门研究社会主义教育问题，讨论制定“后二十三条”。中央工作会议的议程本来是总结交流“四清”经验，而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与刘少奇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思想分歧和斗争。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二是社教运动的搞法。会议按原定议程开了几天后，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刘少奇提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则认为，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干部问题，就是要发动群众帮助我们整党。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上首次讲到：这是敌我矛盾，运动的重点就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要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然无法办，不整党没有希望。”而刘少奇却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提法，他认为：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毛泽东同志坚定地回击道：“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矛盾，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则狡辩地说：“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都已经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企图扭转毛泽东同志针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阶级斗争方向。（《社会主义教育文选》第５－６页）毛泽东同志根本不能认同刘少奇这种否认阶级存在、否认阶级斗争和否认存在两条道路斗争的说法。毛泽东同志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危险就是来自党内的“同路人”！正是从这些“同路人”的行径中，毛泽东同志看到了在党内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并在这次会议上告诫全党：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原理和基本实践，就会走到斜路上去。”

应当承认，毛泽东同志在“社教”、“四清”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主张都是根本正确的，而刘少奇的观点和主张则是根本错误的。且不讲“桃园经验”那些“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做法，单说在社会主义教育中，刘少奇坚持以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这样一些提法，来反对和否定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提法，这在理论上政治上都是错误的，是右的东西。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 “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矛盾，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教育文选》第５－６页）我们不能孤立地评价刘少奇的那两种提法。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分析具体问题时，强调要正确认识和区分刘少奇讲的那几种情况，要注意正确处理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和问题，这是必要的，并不能说是错误的；问题在于，刘少奇以此来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提法，这当然是十分错误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批判的那样，它根本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既有“左”的一面，又有右的一面，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因此，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他概括为形“左”实右，这样定性批评是符合实际的。

第七是“文革”中被毛泽东同志称之为五十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毛泽东同志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他一贯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工作方法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这与刘少奇的工作方法是有根本区别的，毛泽东同志一贯的群众路线观点，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一系列著作中都可以找到，因此才会有毛泽东同志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对刘少奇派工作组的作法那样严厉的批判，虽然不能简单地认为派工作组就是错误的，不能不估计到运动初期所出现的那种复杂局面。也不能认为工作组整群众、抓学生中的“右派”的做法是正确的。这实际上是延续了一九四八年土改、一九五七年反右和一九六四年四清“桃园经验”那种“左”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做法。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压制了群众，而且也分裂了群众。文化大革命中两派群众斗争之所以那么激烈，之所以长期联合不起来，除了林彪“四人帮”集团的挑动和破坏之外，运动初期错误地整了群众，也无法否认这不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鉴于刘少奇上述错误以及其它错误问题，我们不能认为毛泽东同志发动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毫无根据和毫无道理的，不能做那种简单否定的历史结论；更不能认为党在政治上给刘少奇平反了，就认为在毛泽东同志与刘少奇的分歧和斗争上，刘少奇是正确的，毛泽东同志则是错误的。否认这一点，我们不但无法向历史交待，也无法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交待，就会把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扭曲成为一个完全不可理喻的人。历史绝不是这么一回事。并不是象党中央在为刘少奇平反决议中所说的：“这些错误一般地都在党中央领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刘少奇的消极思想和错误思想一再地表现出来，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思想，到“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思想，再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的思想，又到《修养》再版时继续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一直到“四清”运动中公开反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的提法等等，都充分说明了刘少奇的错误思想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性的，并且都是带有根本理论性错误的问题。从毛泽东同志多次讲到的观点、看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真正担心的是，已经作为党的第二把手的刘少奇，一旦成为党的领袖之后，会继续推行他这一套错误思想、理论和路线的。认为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前途和大事。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最终下决心要从政治上搞掉刘少奇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毛泽东同志一惯十分重视党内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领导人，这也是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为什么超过其他领导人和毛泽东同志曾经把刘少奇选定为接班人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但是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的一贯表现是十分不满意的，特别是对他思想理论上那些长期消极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有警惕的，否则，制定《二十三条》时的那场争论是绝对不会成为触发毛泽东同志最后下决心在政治上搞掉刘少奇的导火线。同时还必须指出的是，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到八届十二中全会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同志仍然是把刘少奇当作党内问题来对待的，直到林彪、“四人帮”集团操纵的专案组搞出刘少奇历史上有“变节叛变”行为这一所谓的严重问题后，才升级为敌我矛盾。

笔者之所以要作这样一个回顾，就是想说明：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的批判是有根据的，绝不能因为我们今天在政治上为刘少奇平了反，就否定刘少奇长期存在的错误思想和错误理论，把毛泽东同志对刘少奇的批判说成是无端的攻击或毫无根据的批判；更不能允许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此对毛泽东同志进行人格侮辱和攻击。正如恩格斯评价马克思一生的斗争那样：“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第３７６页）毛泽东同志发动批判刘少奇的斗争同样也是这样，决不是从私人恩怨、私人成见出发的。任何与此相反的解释和批判，不仅是对领袖的不尊重，而且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是不能允许的。

文2：刘少奇专案组组长是周恩来同志

本文见：中央党校教授郭德宏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历程》585页

文3：文革先锋，高干子女的革命与被革命

来自：重甲骑士的新浪博客

文革伊始，高干子女凭特殊的家庭背景，以“根正苗红”的“接班人”优势，穿起父辈的旧军装，挥舞着武装带，高呼“老子英雄儿好汉”，率先起来杀向异类“黑帮”并大肆“破除（坏）四旧”。

当时在清华上学的刘涛（刘少奇之女）是清华文革筹委会副主任（兼自动控制系文革主任），贺鹏飞（贺龙之子）是清华文革筹委会主任（兼机械系文革主任），李黎风（李井泉之子）是红卫兵总部的负责人（兼工程物理系文革主任）。

运动之初，刘涛在清华的“革命行动”得到了她父亲刘少奇的支持，也得到进驻清华“特派员”王光美的支持。

【在文革之初，刘少奇的目标是“整顿基层组织的基层干部”，并主张派驻“工作组”指导运动方向，以保目标不致出现偏差；而毛泽东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据王光美回忆】

以刘涛、贺鹏飞为首的“89”派成立了“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 1966年8月23日，他率领“89”派和12所高校2000余红卫兵，撕毁了清华园内所贴的刘少奇的大字报，又砸毁了清华大学标志性建筑二校门。刘涛与贺鹏飞并肩革命，关系甚密。

萧榕（小名毛毛）。文革1966年，她在北师大女附中读书，是学校的红卫兵负责人之一，该校副校长卞仲耘在批斗时被打死。卞仲耘是北京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据卞的丈夫王晶尧讲：

他在卞被打死后，找到当时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萧榕。她身穿军装，裤腿和袖子挽得很高，腰系皮带，臂缠袖章。她说要作尸体解剖，其用意是要医生证明卞死于心脏病而非被打死，王晶尧没有同意。最后医院开具的死亡证书是“死因不明”。

34年后，在其《文革岁月》一书中，她未提到卞的死亡及她的有关参与，也未提到她曾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中央的“当权派”－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刘少奇、邓小平、贺龙随之成为被专政的对象。

中央撤销刘少奇所派的“工作组”后，因被“工作组”关押而平反的蒯大富，成为清华红卫兵领袖。

1966年12月25日，蒯大富率清华5000多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在全国率先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

当那些“当权派”父母被打倒后，这些最早“革命”的“红五类”变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1967年1月，刘少奇之女刘涛和胞弟刘允真（后改名刘丁）（均为刘少奇与第四位妻子王前之子女）随即转而“反戈一击”，揭发刘少奇“反革命路线”。

她们据生母（王前）口述，一起写了轰动全国的揭露刘少奇的大字报－《看刘少奇的丑恶灵魂》。

这份大字报为全党全国批判刘少奇提供了一重型炮弹，杀伤力不亚于毛泽东那份《我的一张大字报》。

1966年8月19日，清华“89”派的贺鹏飞（贺龙之子）、刘涛（刘少奇之女）转而贴出针对工作组的《三问王光美》大字报。1967年4月10日，清华召开了30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王光美穿旗袍，戴墨镜，挂乒乓球做的项链接受清华大学的批斗。

刘涛在大字报中揭发：王前16岁跟刘少奇结婚，但刘结婚时瞒了11岁，把43岁说成32岁。刘少奇截留党费，买了金的皮带扣子。刘还告诉王前要“吃小亏占大便宜”。

刘涛大字报还揭露：刘少奇长期不让刘涛、刘允真同生母王前见面。1947年底，王前给刘写信，说非常想见孩子，刘回信：“等孩子死了，你再见吧！”1955年，王前写信给刘涛想通信，刘一句一句地教刘涛给她回信，大骂了一通。王前又通过组织想见孩子，他不仅不让见，还亲笔写信给王前工作的人大，说她如何不好，其单位给王前施加压力。

1976年秋，在云南省和缅甸交界处，边防部队抓获了一夥企图偷越国境者。其中的一位女子突然大胆地说：“我想见华国锋，请你们把我护送到北京，我是刘少奇的女儿！”这女子就是刘涛，这次越境行动是她的第二任丈夫精心策划的。她被关押在监狱2年，后被判2年徒刑，押期抵刑期，宣判服刑的日期，也就是她“刑满释放”的日期。

1985年（刘少奇获平反后）公安部作出《对刘涛同志的复查结论》，称：

刘涛在文革中，因受到四人帮的迫害，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出走的，不是出于对党对祖国的仇视。原定刘涛犯有“偷越国境罪”是不对的，予以彻底平反，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1990年中组部决定恢复刘涛党籍。党龄从1965年7月（入党时间）起连续计算。

文4：周恩来核定的刘少奇长沙被捕案

来自：湖南宁乡泉塘黄氏的新浪博客

“叛徒”的由来：1925年11月时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负责人的刘少奇因病回湖南养病，12月16日，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消息传出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各地工会、等纷纷通电谴责湖南省长、军阀赵恒惕，湖南学生团体及刘少奇亲友同乡也奔走援助，要求释放刘少奇。1926 年1月16日，赵恒惕不得不将刘少奇释放，2月19日，刘少奇到了广州。就这么一件事，竟被说成是刘少奇叛变出狱，再奉赵恒惕的密令到广州的！

“内奸”的由来：1927年4月3日，驻汉口日本水兵屠杀中国民众，刘少奇代表工会参与交涉，提出“先不要打日本人”，以利于谈判斗争，这事则被诬陷为 “为日寇保镖”；6月，武汉汪精卫政府叛变，党中央为保存实力，决定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刘少奇曾代表工会去执行此事，这也被歪曲为“破坏革命”的 “内奸”活动。

“工贼”的由来：1929年刘少奇任满洲省委书记时，在领导奉天纱厂工人斗争中曾与省委组织部长孟用潜在工厂门外被厂卫队怀疑而扣押，在审讯期间，两人未暴露身份而最终被释放。专案组将时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任的孟用潜及原东北军将领刘多荃关押逼供，采用歪曲手段又给刘少奇戴上一顶 “工贼”的帽子。

有了这三顶“帽子”，刘少奇死罪难逃了。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了。会议批准了江青、康生、谢富治主持下用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以下为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证》的节选部分。全文过长。

1968.10.18；中发〔68〕155号文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证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叛卖活动的主要罪证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1968.10.18

刘少奇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叛变的罪证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阶级斗争更加激化。正当上海工人同英、日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买办资产阶级进行紧张搏斗的时候，窃据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负责人职务的刘少奇，借口养“病”，躲开上海总工会。军阀邢士廉于九月十八日查封了上海总工会，十九日下令传讯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刘少奇畏惧斗争，于同年十一月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
当时，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正在厉行白色恐怖，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六月发布了“四斩”反革命布告；十月杀害了工人运动领袖黄静原等同志。十二月十六日，刘少奇在长沙文化书社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经过审讯，赵恒惕亲批将刘少奇“斩决”。
这时，刘少奇的后台，纷纷出动。刘少奇的把兄弟、长沙禁烟局长洪赓扬和省府会计、赵恒惕至亲杨剑雄，伙同军阀叶开鑫、贺耀祖和刘少奇的胞兄刘云亭出面，进行反革命政治交易。屠杀共产党人的大刽子手赵恒惕，向刘少奇这个“要宰的人”提出了活命的条件。刘少奇完全接受，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
接着，刘少奇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
（1）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日上海《申报》关于军阀邢士廉查封上海总工会，传讯刘少奇的报导
●总工会被封后所闻
淞沪戒严司令部金副官长、前晚奉邢司令命令、查封总工会、当同杨副官带排长一名兵士十名至四区、经宁署长派杨巡官率长警一排、至和兴里二十七号总工会内、将一干人驱出门外、屋内器物案卷逐一检点登册毕、于门上加司令部之封条、并于该里口贴有查封之布告、昨日下午、又将封存物件、一并用汽车运往司令部、留存候核。
闻此次总工会突遭解散、其原因颇多、自日纱厂工潮解决时、工会方面种种要挟、致官厅办理异常吃力、迨工部局电气处复工问题磋商、英国当道遂主无条件复工、而总工会又提出五条、嗣经邢司令许交涉员张道尹等议决、凡电气处工人、均可自行到交署报导、一面由虞会长设法与之接洽、又经许多周折、是以政府与江苏郑省长等早有密电邢司令等、取严厉制止或竟解散、邢司令以如无煽惑工人以及越轨行动、稍存宽厚之心、暂不置议、讵此次九七案件、发生交涉、邢司令适又在宁、闻悉之后、颇为震怒、于是郑省长遂密电邢司令、立予解散封闭、并查拿首要、如有抗拒、即当场捕拿云云、闻邢司令于封闭该工会后、除通饬所属军警密为戒备防范外、昨已赴宁、面谒郑省长、报告一切、并顺道贺寿云、又闻淞沪戒严总司令部、于前日查封总工会时，讵委员长李立三被其脱逃、只将职员刘贯之拘获、昨闻司令部人云、须李立三到案、刘贯之可无大罪。
又迅、近半月来、总工会屡有被封之传说、自委员长李立三晋京、即被政府密派暗探监视甚严、旋设计出京返沪、而政府方面、因接受某方警告、决意严厉取缔、至前日下午十二时三十分、本埠交涉公署、淞沪警察厅邢总司令、同时接奉执政府密电、饬即会同查封、迅速具报等因、邢总司令因当晚赴宁公干、立召副司令常之英、金副官长、及各官署代表执行查封手续、适下午洋务工会工友数百人、赴总工会索取救济费、人数麇集甚众、至傍晚饬派军警前往弹压解散后、总工会各科重要职员、均已散去、司令部仍饬派军队一排、淞沪长警一排、于八时许前往查封、将住会人等一概逐出、门首粘有司令部及五区警署封条、此查封时之情形也、昨日淞沪戒严总司令部、特传讯该会委员长李立三·总务科刘少奇·会务科刘贯之·交际科杨剑虹等、查询五卅以来经收捐款之帐目、及会内情形、但闻截止傍晚、李等尚未赴司令部候示。（公平社）
注：奉系军阀邢士廉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查封上海总工会，十九日下令传讯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刘少奇畏惧斗争，于同年十一月私自从上海潜逃长沙。
（2）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长沙《大公报》关于戒严司令部逮捕刘少奇的报导
○戒严司令部逮捕刘少奇
上海总工会总务部主任刘少奇。近患肺痨。日前偕其妻室回湘养病。昨日下午一时。刘往贡院西街文化书社购书。入门不一刻。突来稽查二人。徒手兵一名。扭往戒严司令部至其被捕原因。尚不得知。闻刘系宁乡人。曾肄业于长沙明德学校。近年居沪。为各项群众运动中之领袖云。
注：刘少奇逃到长沙后，藏在贡院西街文化书社，军阀赵恒惕令戒严司令部于十二月十六日将刘少奇逮捕。
（3）许文煊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五年藏在长沙文化书社被军阀赵恒惕逮捕的证明
关于刘少奇被捕的问题
我在1925年春到1926年冬在长沙文化书社做会计工作。1925年冬刘少奇从上海回湖南，住在文化书社楼上，大约一个多月。有一天来了几个穿便衣的人，找刘少奇。见到刘少奇后，就把他抓走了。没有抓其他的人。当时湖南省长是赵恒惕。
许文煊1968.10.15
注：许文煊原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现退休。
（4）反革命分子黎泽泰关于军阀赵恒惕要将刘少奇“斩决”的交待
1925年赵恒惕抓了刘少奇并要将刘“斩决”
1925年我在伪湖南省长署秘书处当文牍，正是反动军阀反共大刽子手赵恒惕当伪湖南省长的时候。赵恒惕是对共产党怀着刻骨仇恨、毫不留情。所以先后颁发了 “十斩”“四杀”的布告，就包括有共产党人在内，即所谓“过激派”分子。刘少奇就是在赵恒惕血腥镇压共产党人这个紧急时刻被捕入狱的。当时据伪湖南省长署会计杨剑雄对我说：“亲眼看到赵恒惕在审问刘少奇案卷上批有“斩决”字样。特为揭发，证明这一确凿事实。
黎泽泰1967.8.23.
注：一九二五年军阀赵恒惕在广东省罢工，广东革命政府酝酿北伐，湖南出现倒赵运动的情况下，为了镇压革命运动，发布了“四斩”的反革命布告。黎泽泰的笔供证实，刘少奇被捕后，赵恒惕要将其“斩决”。
黎泽泰一九二五年是军阀赵恒惕省长署文牍，后任国民党上校军法处长、县长等反动职务，原任我某省参事室参事。
（5）一九二五年六月八日长沙《大公报》关于军阀赵恒惕发布“四斩”反革命布告的报导
影印件原文：戒严司令布告云。昨查新河等处并无外人杀伤中国工人之事。如有造谣煽惑者。即就地正法。又布告云。造谣生事者斩。煽惑军心者斩。宣传过激者斩。扰乱秩序者斩。
（6）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八日长沙《大公报》关于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原同志被军阀赵恒惕杀害的报导。
○安源教员黄静原被枪毙矣
▲临刑时大呼口号——
▲官厅宣言还要继续枪毙几人——
安源工人俱乐部被封。曾见前报。当时工部所属学校教员及工人先后被捕者三十余人。工部职员兼教员黄静原亦在内。黄被刑讯多次。于昨十六正午被镇署押往安源枪毙。临刑时黄面不改色。问“何罪”。监刑军官答谓“你还要打倒帝国主义吗？”黄乃大呼“打倒帝国主义”“恢复俱乐部”“黄静原死不要紧”等语。闻官厅宣言还要继续枪毙几个。黄曾充稻田第一女师教员。被押后现任稻田女师徐校长曾去电营救。教育司亦去电请予开释。不料竟尔枪毙。究不知内幕如何。
（7）地主分子成秉真一九五九年写的刘少奇《历史简介》（节录）
主席遇险，在伪政府民十四年主席居长市清水街被伪省长赵恒惕逮捕危殆万状据云系某外国人说了话才开释的””后他来会我。（我居长县湘民盟总部）且出示叶开鑫手书一纸其云将来世道变化全仗你们一班青年维持等语并且有洋银百元的馈赠，主席却之。以是知叶开鑫亦早知共产党有出头日子。
注：成秉真是刘少奇的表兄，他写的刘少奇《历史简介》中所称“主席”系指刘少奇。“简介”对刘大肆吹捧，但也透露了刘少奇被“逮捕危殆万状”，“系某外国人说了话才开释的”，“并馈赠洋银百元之多为盘资”。成秉真为美化刘少奇，改为“且有洋银百元的馈赠，主席却之。”敌人对刘少奇叛变革命，颇为赞赏。军阀叶开鑫特意为其题词说：“将来世道变化，全仗你们一班青年维持。”
地主分子成秉真已死。
（8）反革命分子杨剑雄一九五二年关于刘少奇被捕叛变的亲笔供词。此人以后被刘少奇擅令枪毙，此事足以证明刘少奇做贼心虚，杀人灭口
杨剑雄反省
我于民十三年在军阀赵恒惕所组织的伪省长署会计股当会计员。某月的一天。我出席赵恒惕和他的各伪处长合室办公的时候。听到伪军法处赵处长报告。“昨晚省长令我拿的共产党刘少奇我比派卫队营的兵于文化书店捕获来了请示如何处理”赵恒惕答“你提问一下速送陆军监狱署收押”并对陆军监狱署李伪署长写了一个手令任何人不得接见。我听了之后。就想到这个人不是我从前同学后在育才中学毕业去过俄国的刘卫煌吗？一俟下办公。赵恒惕先走出时。我即在伪赵处长手中借案卷一看。注明系宁乡人。我更想到像他了。下了办公之后。我就去军法处去偷看提问。我在隔天井阶边看见一个着灰布长袍。手向后靠。拿了一顶博士帽。背对着我正在答问。果然是我想象的他。一刻军法处将他送至陆军监狱署。我回到我的办公室料理一切后。即喂车赶至陆军监狱署。去看慰他。但伪李署长以奉有任何人不能接见之令。不让我会他。这位李署长原与我有旧官场中的酒席应酬。并李也晓得我系赵恒惕的相信人员。我和李说了许多请求通融的话。并最后提出如赵恒惕责备你（李）归我负责。李终于允许了我去会他。在进入几层关锁的深狱中。隔栅与他相见。我的样当然比在读书时不同。并挂有伪省长署的特别证章。他似不认识我的样子。我报了名字给他。他脑子里静了一下。就连声答记得了。我问他“你为甚么来到这里。”他答“我也不晓得为甚么。”他讲时注意我的证章似有顾虑的样子。我就很忠实很庄严的对他说。“我现在某处做事。晓得你的事极严重。你有甚么事。甚么话。还不对我讲还不相信我。那就恐怕没再有人能进这里来会你了。”他听了我这番话。澄思了一下。就对我说。“我的内人何（忘甚名）住青山祠南门外某号。请你去问她就知道。在这里我不便讲”（旁有看守的）我又问他“你要钱用不。还要其他东西不”他答“我不要钱我只要一床被请你要我的内人送一床被来”我就安慰了他一番连忙跑到青山祠去会何夫人。何当时不在家。我留了一个名片写明住址要何速来我家。我回到家（住鸡公坡）没久。何即来我家。悲泣撞伤不已。我安慰了她许久。她才咽哑平静下来。我问她卫煌为甚么被捕。我今天已在陆军监狱署会见了他。要我来会你。就知道的。”何答“这次他是回到湖南接他的儿子。那末他所做的事杨先生你也是晓得的。他在上海住不住。所以回到湖南。不料在这里被捕去了。”我将我和他的关系、及知道案情的严重。并愿竭力营救他的心情。告诉了她。她表示感意和付□。说。我已着人回乡去叫他的老兄来省。他的老兄来了看如何进行。我又告诉她。他在狱里要一床被。她即将被送去。而伪陆军监狱署人员不予收转。我又写信给李署长连被着人送去才允收转。过两天他的老兄刘六公到省。商量营救方式。那时有芳储乡住的洪庚扬在某处做事。与他同里同学。闻讯参加营救。于是我和洪分途进行。请宁乡当日所谓首要人物叶开鑫贺耀祖谭润生次要人成苍林杨晋圭等共同具禀担保。保禀由刘六公写作好。再由刘六公和我及洪三人出名席请叶贺等到天乐居。将保禀一一加盖私章。他们并将保禀交付给我。要我当面送交赵恒惕。我踊跃承担这任务。并与叶贺相约如赵问你们时请你们切实担保。我比回到省长署。就持保禀迳至赵恒惕办公室外。连声报告要见省长。也不顾自己的人微职小。准我进入时。赵正在批阅公文。赵问了我一声。有甚么事。我即将保禀递交说，叶师长贺师长等要保刘少奇。赵将保禀看了一下。即置案旁。一面批阅文件。一面说道。这是要宰的人。你也来保。我呆立了好久。一身发抖。汗湿襟背。不敢动。候赵的公文批阅完毕。再来设法要达成我的人物。赵问我你与他有甚么关系。我答“系同乡同学。”叶竞秋会负责保他吗。我答“他们都能负责、如果省长不相信、可打电话问他们。”赵即叫马弁摇电话与叶。我不俟马弁入。我即走去将电话摇好。要叶师长说话。叶晓得是我喊他。当然明白这回事。赵接了电话。只听得问了一句刘某你能负责吗。后应了几声。就挂了筒。赵回到座位上。想了一阵。对我说。你能负责？我答“能负责。看省长如何吩咐我就如何做。”赵说“你要他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乱搞。要庶务股去买一册四书五经送给他。好好去读。”我答“这些事我都能负责办到。”赵即将保禀上批“交保开释”四字。我即将这案件送至伪军法处办理手续。空了两天。他就出险了。出险后。他和何夫人到了我家。道谢了我。何夫人并说我们这一生不会忘记你。他最后提出问我。说。你愿意入党不。我那时浑然一物。闷憧过日。没曾认识到这步。回答他我不入。过后我想这恐怕是他无以答谢我。以此来当作礼物罢。只怪我接受不了。别时，他告我他在长沙还有几天。耽过，就会去上海。
注：反革命分子杨剑雄系大恶霸地主，一九二五年任湖南省长署会计。赵恒惕是杨的姨表姐夫，因而杨成为参预策划刘少奇叛变出狱的重要人物。杨犯一九五二年被我政府逮捕后所写的笔供，虽然是为表“功”保命，但也道出了刘少奇一九二五年被捕后，完全接受了军阀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民十三年应为民国十四年。刘六公系刘少奇胞兄刘云亭（已死）。叶开鑫（已死）、贺耀祖（已死），均系赵恒惕手下的师长。洪赓扬（已死）一九二五年任长沙禁烟局局长，是刘少奇的把兄弟。何夫人即刘少奇前妻何保珍。
（9）地主分子刘作衡关于刘少奇接受了军阀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叛变出狱的亲笔供词
民国十四年刘少奇被赵恒惕拘捕押在监狱处廿多天。赵恒惕送他一部书并要刘少奇出狱后不在湖南搞，离开湖南。刘少奇答应不在湖南搞，出狱后就走了。
刘作衡196７年十一月十四。
注：刘作衡的笔供证实，刘少奇接受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迅急离开湖南”前往广州。
刘作衡系刘少奇的胞兄，被刘少奇安插在我湖南省参事室当参事。现被本乡革命群众监管。
（10）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日广州《工人之路》报关于刘少奇叛变出狱溜到广州的报导
刘少奇被释放抵粤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君，前因养病回湖南，被军阀赵恒惕无端捕去，加以囚禁，全国各工会闻讯之下，纷纷电赵恒惕请即释放刘君，湘赵因慑于群众力量，遂元月十六释放刘君，刘君出狱后即来广州，经于昨日抵步，故友闻讯，争相访候，谈述湘赵之强暴，无人不为发指云。
注：刘少奇接受军阀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投降敌人以后，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六日叛变出狱，旋往广州。刘少奇利用他窃据的重要职务，向报界吹嘘自己，蒙蔽群众。
（11）刘少奇的简历底稿
注：刘少奇在一九五二年要王光美抄写刘的简历底稿中，承认一九二五年冬在“长沙被捕”（此四字是刘少奇亲笔），但将接受赵恒惕提出的活命条件，投降敌人，离开湖南，写成“多方营救，驱逐出境去广州”，以掩盖其叛徒面目。
（12）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宁乡县公安局给刘少奇的信
刘副主席：
据我县恶犯杨剑雄供称有一九二四年当主席在长沙文化书店蒙难匪陆军监狱时杨犯以主席同学关系曾出力邀请贺耀祖及叶开鑫等出名向赵匪恒惕具保始得容救主席出狱一事，杨犯一贯横行乡里残害人命群众痛恨入骨业经我县呈奉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死刑在我们为了慎重起见特备函请示上项荣救主席事是否确实以便处理迄赐批复是幸。
此致
尊高的敬礼
宁乡县人民政府公安局霍建国上
请在十日内电复我们，以便处决。
注：反革命分子杨剑雄一九五二年被逮捕后，供出了一九二五年曾“救”过刘少奇的名。宁乡县公安局为此将判处杨犯死刑之事直接报告刘少奇，请示处理意见。
（13）刘少奇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九日给宁乡县委转公安局的亲笔电报原稿。这是刘少奇杀人灭口的铁证
湖南宁乡中共县委转公安局霍建国同志：
一月廿六日来函悉。杨剑雄和我在小学同过学，以后卅多年来未发生过任何关系，他所称一九二四年在长沙营救我出狱等语，并无其事。我一九二五年在长沙被捕，因有很多人营救，在狱两个月后得以出狱，但这与杨剑雄毫无关系。杨犯罪恶仍应按你们判决处理。
刘少奇一月廿九日
注：杨剑雄是刘少奇一九二五年被捕叛变的重要知情人。刘少奇接到宁乡县的报告后，做贼心虚，十分害怕，竟迫不及待地不经任何手续私自电复宁乡县公安局。刘在复电中，利用报告中写错了年份（将一九二五，写成一九二四），对杨剑雄所谓“救”他出狱一事，矢口否认，并要公安局将杨犯照原判死刑处理。宁乡县公安局霍建国按照刘少奇授意会同县法院于一九五三年二月八日将杨犯处决，杀人灭口。
刘少奇在复电中诡称同杨犯“在小学同过学，以后三十多年未发生过任何关系”，出狱之事“与杨剑雄毫无关系”，这完全是撒谎。事实是：刘在一九二七年包庇杨剑雄逃避了农民斗争；杨不但与刘有来往，而且与刘少奇前妻何宝珍也很熟悉；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杨犯给刘少奇写信称兄道弟，十分亲热；一九五一年土改时杨剑雄到北京找过刘少奇。
刘少奇这种杀人灭口的恶毒用心，昭然若揭！
（14）反革命分子杨剑雄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包庇他逃避农民斗争的亲笔供词
又民十六年正月。我在乡间住不住。去上海过汉口。在全国总工会旁边一个巷内（他的家里）会见了他和何夫人。我告诉了我在乡的情形。他替我拍了一个电报。并写了一封信给宁乡县党部。我家得以无恙。
注：这是“杨剑雄反省”的结尾部份。
（15）右派分子杨少岩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对杨剑雄“帮过忙”的交代
1927年刘少奇说杨剑雄曾帮过他的忙
1927年刘少奇在汉口总工会工作，我当时在汉口二中教课。27年三月间我的堂弟杨剑雄系官僚恶霸地主，其时乡中农民运动正进入高潮，成立了乡农会，乡农会要捉捕杨剑雄，杨剑雄便逃至汉口。想去会刘少奇，又怕去会，要我先去见刘一下。我便到友益街总工会去会刘少奇，会着了他。我把来意说明后，刘少奇对我说：“杨剑雄以前帮过我的忙，现在他有事，我也要帮他的忙。”我说：“那他就会感谢不尽，他本想亲来会你，恐有不便之处，所以没有来。是不是要他来亲自和你谈谈。”刘说好。次日杨剑雄亲自到总工会会晤了刘少奇。
1967年6月22日杨少岩
注：杨少岩是反革命分子杨剑雄的堂兄，右派分子，原为我某省师范学院教员，现被革命群众监管。
（16）反革命分子杨剑雄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给刘少奇的信。此信证明，他们解放后还有来往，并且还向刘少奇介绍了两个所谓“国术专家”
少奇吾兄副主席惠鉴汉皋一别忽忽廿有二年地角天涯无时不神驰
左右数十年艰苦卓绝不断奋斗新国建立宇宙改观
吾兄之功伟矣全民庆幸故人庆幸弟于十七年就读大夏后与时不合遂而乡居从事教育又为所束后事生产小□农场与乡人改进稻植培植森林悉心研究果蔬园艺以劳动生产十余年来未敢稍懈适与当代各公之主张全民劳动相吻合而乡人亦视弟为非堕落安享者此间主持党务为成治平县杨厚吾何逸先区诸兄间有接触妄谓弟为开明多所照顾差堪告慰耳倘得
吾兄一纸书为弟招呼则更幸矣顷阅报载
朱总司令出席全国体育会讲话对全国体育将大有改进国术各门均须普遍训练兹有友人郭起凤彭玉麟两君河南光山县人为国内最有名之剑击家郭曾任天津市武术会会长广州市国术馆馆长击败日本进藤中佐北部大佐德国库司顾问名藻一时彭曾任长沙国术馆馆长及湖南商专工专教师寄居舍间有年深知技术极精思想颇能与时俱进倘得
政府擢拔对人民服务必有极大贡献敬祈
吾兄为之推毂举国内之遴材罗致之公私两利不胜拜祷之至专此奉达敬（？）
钧安企候
赐示
弟杨剑雄谨启十一月八日通信宁乡太平桥转
注：信封左上角批注的“杨剑雄介绍二位国术专家”，系王光美亲笔。
（17）地主分子刘作衡关于杨剑雄一九五一年到北京找过刘少奇的交代
1951年正在土改时杨剑雄是个大恶霸地主在家站不住要找刘少奇我说以前你保过刘少奇要找你去找
刘作衡1967年十一月、十四、
注：刘作衡的笔供证实，反革命分子杨剑雄当年“保”过刘少奇，并自恃“保”刘有功，一九五一年来北京要刘少奇包庇逃避土改斗争。
（18）宁乡县法院根据刘少奇授意一九五三年二月八日将杨剑雄处决的判决书
影印件原文（节录）：
公元一九五三年度
宁乡县人民法庭判决法刑字第14号
起诉人：宁乡县第三区人民政府
被告：杨剑雄，男，现年52岁，宁乡人，住三区七福桥乡，地主成份，中学程度（注：实际就读过上海大厦大学），出身豪劣。
右被告因恶霸案件经第三区人民政府起诉本庭审理终结判决如左
主文：被告杨剑雄横行乡里称王称霸残害革命同志血债累累处死刑剥夺其政治权力终身
注：宁乡县公安局霍建国接到刘少奇电报后，迅即按照刘少奇的授意，会同县法院将杨犯判为恶霸案件，于一九五三年二月八日立即处决，以实现刘少奇用杀人灭口的方法隐蔽自己叛变革命罪行的目的。

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庐山等地叛卖革命的罪证
一九二七年三月，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革命与反革命大搏斗的紧要关头。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出建立农民武装的伟大号召，湖北的工人革命运动，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反帝斗争蓬勃发展。当时窃据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的刘少奇，对工农革命群众运动高潮，心惊胆战，迫不及待地破坏工人、农民的革命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在武汉屠杀革命群众的“四·三”惨案发生后，全国人民群情激愤，刘少奇却要工人“严守纪律”，“万勿骚动”，“不要打日本人”，为日寇保镖。蒋介石在“四·一二”发动反革命政变，何键部下许克祥在长沙实行“五·二一”事变（马日事变），夏斗寅部队湖北实行反革命军事政变以后，刘少奇为适应国民党的反革命需要，与汪精卫、陈公博进一步秘密勾结，被指定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运动小组长”，充当特务，提供“工运情报”，大造反革命舆论，调走工会骨干，使“干群脱节”，解散工人纠察队，“防止暴动”。于六月二十九日上午，把枪支弹药全部拱手交给了国民党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
刘少奇为掩盖其内奸面貌，蒙蔽群众，与汪精卫、陈公博密谋，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六月二十八日晚，汪、陈将刘少奇等公开逮捕，次日上午，将刘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密谈，然后“释放”。刘少奇还按照汪、陈旨意，亲自到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二次工运会议上做《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意义及经过》的叛卖报告，遭到广大工人的强烈反对。
汪精卫为使刘少奇“留在共产党内”不致暴露，在武汉“七·一五”公开反共大屠杀之前，指使他躲往庐山，先住在白鹿洞书院，后同丁觉群一起，住在牯岭军阀朱培德的公馆里。当我党中央把武装起义的决定通知他，要他到九江去开会时，他根本不理，继续进行叛卖勾当。他向陈公博提出“改组工会意见书”，密告我党在 “国府”警卫团、中央军校和汉阳兵工厂内的情况，并要汪、陈“速除”，部份地破坏了南昌起义的准备工作。刘少奇出卖革命，充当内奸、工贼，充当帝国主义、蒋介石、汪精卫的走狗，死心塌地地反共反人民，双手沾满了革命同志的鲜血，十恶不赦！
（1）国民党中央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会议记录
注：会议记录的重要部份见下页放大的记录。
汪精卫：军事委员会得着了总工会自己缴械的消息也很觉得奇怪。还有，昨天十二点江琴同志来了一个电话，说三十五军有人到总工会去要房子。当时本就打电话到卫戍司令部去问，李军长回电说没有这回事。到了今天，全国总工会李立三同志来报告，说全国总工会被李军长派了一机关枪连的人占了。同时，全省总工会刘少奇同志又来报告，说全省总工会要请卫戍司令部派四五个兵去保护他们。大概是全国总工会同全省总工会弄混淆了。所以引出了李立三同志所报告的事。但保护并不要一机关枪连，几个人就够了，也不要在门口守卫，在附近的地方就是。
注：汪精卫对刘少奇解散工人纠察队，自动交出武装，极为赞赏，说：“纯出于自动的诚意”。刘少奇乞求派兵去保护他，汪精卫同意派兵保护。这充份说明刘少奇解散工人纠察队，事前是与汪精卫有密谋的。
（2）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汉口民国日报》关于刘少奇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的报导
注：这些借口“避免制造谣言，挑拨工兵，影响工兵联合战线”的投降“布告”、“通电”、“函件”等等，据叛徒成柱周交代早在六月二十七日由他起草好，后经刘少奇亲自修改、签发的。
（3）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法租界巡捕房给法国驻武汉总领事的信原文和译文
注：刘少奇在六月二十七日作好了一系列自动交枪的准备之后，为了掩盖其内奸面貌，蒙蔽群众，与汪精卫、陈公博密谋，演出了一场假逮捕的“苦肉计”。六月二十八日晚，汪、陈将刘少奇等公开逮捕，次日上午，将刘少奇一人秘密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进一步密谋反革命活动，然后“释放”。
信中许白昊同志是革命烈士。一九二七年任湖北省总工会财政部长，反对刘少奇向敌人交枪。后调任上海总工会常委。一九二八年二月被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逮捕，五月牺牲。
法租界巡捕房
第六十六号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九日于汉口
法国总理事先生
汉口
总理事先生：
昨晚近二十时三十分，一支由汉口卫戍司令部一名军官率领的巡逻队来到友益街。在他们到达的时候，原先在那里的罢工纠察队员丢下武器，逃走了。巡逻队的指挥官在总工会办公处逮捕了该会的几个重要成员并解送武昌。其中有：
向忠发总工会主席
刘少奇第一书记
许白昊第二书记
项英湖北罢工纠察队总队长
刘少华、关明轩码头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近五夜时，军事委员会举行会议，出席的有：邓演达、鲍罗廷、汪精卫、谭延□、程潜以及冯玉祥元帅的一名代表。
会后，约凌晨二时，冯玉祥元帅的代表刘骥将军去友益街进行视察。
向忠发于今日白天返回总工会；在总工会，他可能为汉口保安局的士兵和武装便衣人员所监视，其生命作为本地区当前安宁和各工会执行地方政府命令的担保。
上述其他被捕人员没有回总工会。
现附去张贴在总工会门口的中文布告的译文。
中国地界内各工会的主要办公处都已军事看管。
戴孟若
（4）叛徒丁觉群关于刘少奇勾结汪精卫、陈公博充当内奸的亲笔供词。丁觉群是刘少奇在武汉、庐山等地进行反革命叛卖勾当的重要夥伴
对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汉口、庐山所犯罪行的交待
刘少奇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中旬由广州到武汉，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当时我是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的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长。总工会有关汉口的工人运动是受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领导的。十一月上旬总工会成立“劳资斗争委员会”（对外则用“经济争议委员会”），刘少奇兼任主席，我是委员之一，在共产党内我是受他领导的。十一月底成立“湖北省劳资问题仲裁委员会”我被选为主席，更须与总工会劳资斗争会密切联系，所以我和刘少奇往来更密。刘少奇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左右离汉到庐山住白鹿洞书院。我于七月三十一日到牯岭。八月中旬刘少奇、何宝珍和我同住在牯岭河南路一所房子里。这房子是九江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之妹贺淑租的，她下山后，由朱培德公馆的宋嘉晋无代价让给我们住的，直到十月初离开牯岭到上海。因此我对他的许多事是了解的。兹就我所知道刘少奇的罪行交代如下：
一、受资本家贿赂，出卖工人阶级利益。自一九二六年十月下旬经市党部介绍汉口总商会请愿代表与刘少奇见面后，大资本家周星棠、周韵宣、徐荣廷等时常请刘少奇和我吃酒。一次在□月楼吃酒，周星棠送刘少奇人参两支，后来邹协和又送燕窝一盒。十一月上旬刘少奇制订“湖北省劳资标准条件”时，因受了周星棠五百元贿，将工人增加工资的条件降得很低。十一月底周韵宣劝我受了纱厂的二百元，并说刘少奇受了一千元，令受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五百元。刘少奇在审批各基层工会所提出的劳资条件时，就可将条件压低。
二、刘少奇在汉口勾结汪精卫、陈公博出卖工人纠察队。
一九二七年三月下旬，陈公博获悉刘少奇很受资本家赞扬，召我到中央工人部了解刘少奇。我向陈汇报后，陈对我说：“刘少奇是真正服从本党领导的，是按照本党的方针和政策办事的。这个人用处很大，我还要和他详谈。”此后刘少奇与陈公博的关系日益密切，刘遇事向陈请示汇报，唯命是从。“四·三惨案”日帝屠杀中国工人，死伤四、五十人。刘少奇根据陈公博不要扩大事态的指示，一面劝凡在日厂的工人不要罢工，一面劝码头工人不要扩大事态，并到日租界劝群众退出日租界，另一方面用总工会名义发了一个宣言了事。“四·一二事变”后，陈指示不要集会散步，宣传活动召集工人不要太多。刘仅开了一次小会了事。“马日事变”后，刘用密件向陈请示，由我送去。陈当即打电话给刘，叫刘不要举行任何活动，对工人也不要进行宣传。刘对提议散步示威和集会宣传的，一概拒绝。
五月中旬，陈公博从商界探悉刘少奇在处理劳资问题时，曾受资本家贿赂。陈对我说：“一个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贪财是必然的。我要证明这一点，才敢大胆地重用他。”五月底，刘少奇告诉我：“陈部长想进一步掌握工运动态，扩大了解面，将有更重大的任务交给我们两人。陈部长对我说：‘只要你身在共产党，心向国民党就行了。’”
汪精卫既得路易泄漏第三国际给中共中央密令的消息后，借此决心分共。为了防止武汉工人总罢工和武装暴动，乃由陈公博于六月三、四号晚上召刘少奇和我到他的公馆谈话，组织了一个“工人运动小组”。陈指定刘为组长，我是组员，担任工运情报工作。刘向陈献策：一、将武汉工会干部调走，由外地调新干部来组织地下工会，这样干群脱节，掌握不了群众，就不会发生总罢工；二、遣散工人纠察队，将枪缴还政府，就可防止暴动。刘又与陈详细研究了进行的办法，采取内外结合。陈公博在社会上扩大兵士与纠察队的冲突，制造谣言，并借此制造舆论，要求遣散纠察队，将枪缴还政府；刘少奇则在工会内进行了一系列反动宣传与活动。
刘少奇为了掩盖他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出卖工人纠察队的罪行，为将来更好地为汪精卫效劳，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写了一封密信，要我送给陈公博，并说： “在这信内我提请陈部长考虑，在完成任务后，来一次苦肉计。”在纠察队缴枪的头一天逮捕了刘少奇等人，次日上午汪精卫打电话给卫戍司令部用小汽车密送刘到中央党部与汪谈话，决定下一步活动。
刘少奇在六月二十八日解散了五千人的纠察队，二十九日将三千余枝枪及全部弹药交给“管理卫戍事宜汉口办事处”，并将武汉工会原有干部调到他地工作。七月二日刘在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二次工运会上作了“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意义及经过”的报告。
七月六日晚上，刘少奇对我说：“我在中央党部见了汪主席，我向他提出将来愿在主席领导下，为国民革命尽力。汪说：‘将来重用你是不成问题的，现在还不是时机，你还是留在共产党内，影响它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作用还大些。’我当即表示，主席指示我竭尽全力以赴。”刘又说：“我们今后还是要脚踩两只船。现在党内对陈独秀很不满，正在酝酿斗争。为了避免卷入斗争漩涡，我已借病请假到庐山疗养。”刘少奇在七月八日左右离汉到庐山，住在白鹿洞书院。
三、刘少奇在庐山的反革命活动。
七月二十八日陈公博命我送密信给刘少奇。八月初我到白鹿洞会见了刘少奇交了信，并将我在九江侦察的情形告诉他。刘回信向陈公博提供了：武汉工厂清共线索。几天后，刘寄“改组工会意见书”给陈公博，又提供了如下情报：一、据觉群在浔侦察，集中南昌者为叶挺、贺龙部，无国府警卫团，此团军官多系共党，如仍警卫国府殊危险，请速除之；二、中央军校内共党很多，须清除；三、汉阳兵工厂共党不少，请注意。
八月中旬刘少奇由白鹿洞到牯岭，和我住在河南路一所房子里。刘说：“我在白鹿洞会见了汪主席。我对汪说，我本想到汉口帮助陈部长改组工会，又怕被共党发现。汪说，你还是留在共产党内好，不要暴露。”刘少奇到牯岭的第三天遇见了汪精卫的秘书褚民谊。刘说：“褚说，宁汉合作后，汪主席将出任国府主席或行政院长，你有什么意见可写书面条陈。”于是，刘少奇和我讨论了条陈内容，大意是：我要千方百计使共产党走失败路线，主张单搞工人运动，不搞农民运动，使工人阶级处于孤立地位；建议政府对共产党采取镇压与策反相结合的政策，号召共产党员反水，从内部破坏共产党；建议政府实行改良主义夺取群众，削弱共产党对群众的影响等。刘少奇写成呈文后，亲送汪精卫办事处。
一九二七年十月初，刘少奇获悉宁汉合作后汪精卫垮台消息后，就到了上海。
丁觉群 一九六八年十月六日
注：叛徒丁觉群原系汉口公共汽车公司教员已退休。现在北京监护。
（5）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汉口民国日报》关于“四·三”惨案的报导
注：上面影印件是《汉口民国日报》关于“四·三”惨案报导的放大部份。
（6）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汉口民国日报》关于刘少奇镇压工人运动的报导
影印件内容摘要：
各工会联席会昨晚七时全国总工会召集各工会代表，特在血花世界开紧急会议，到代表六七百人，由主席向忠发宣布开会。……次则刘少奇报告各团体联席会议经过，继通过决议案三条，……（二）服从总工会命令，严守革命纪律，决不上帝国主义所收买之反动派的圈套，拥护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信赖国民政府办理“四三”惨案的一切交涉，我们一致作外交的后盾。
全省总工会布告
日本帝国主义者用机关枪打死了几十个同胞，大家一定愤激得了不得。现在政府已派兵前往维持秩序，请大家同胞万勿骚动，（一）不要打日本人的窗户，（二）不要打日本人，听候国民政府严重交涉及总工会办法。
（7）叛徒董锄平关于刘少奇充当英、日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保镖”和内奸的亲笔供词
刘少奇大约系一九二六年冬到武汉的，系全国总工会的副委员长，同时把黑手伸入到湖北省总工会，为省总秘书长，成为省总的当家人。出卖工人阶级，出卖党，做各个帝国主义者的代理人，作蒋介石的帮凶，保护资本家，破坏革命，干出了种种罪恶活动，摘要列举于下：
一、贩卖美帝国主义的工运黑货。刘少奇到武汉后，就摆出工运理论家，工运决策者架势，将党内负责各业工会的头头，召集到省总听他将工会组织的课，今日回忆，他基本是贩卖的美帝主义者的“产联”、“劳联”那套黑货，拏经济主义来消失工人革命运动。他还搞了一个工人运动讲习所，地点在黄陂会馆，也是拏的那套黑货去毒害学员，妄图把中国工人运动，纳入美帝国主义的轨道，把中国永远陷入殖民地。
二、作英帝国主义者的代言人。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中国工人阶级、武汉革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自己的武装力量──工人纠察队，一举而夺回了英帝国主义在汉口的“英租界”，开我国反帝斗争史的创举。在“英租界”被我包围时，汉口英总领事向国民党求援，要求派军队前往保护，由于革命群众强大的压力，国民党因此拒绝，该英总领认为若再坚持下去，英帝主义的反革命武装势必被我革命的武装歼灭，乃耍无赖，通知国民党，把“英租界”托其临时代管，不承认“英租界”已为工人阶级、革命人民自动夺回。可是英帝国主义在武汉的所谓“政权”机器，已被我完全砸毁，英海陆军被我赶下长江，逃往军舰，英行政人员，惊魂失魄，纷纷逃上商轮、军舰，临夜驶往上海，我工人纠察队夺回汉口全部“英租界”，建立革命秩序。直至一月五日，国民党才派军警入驻所谓“英租界”。刘少奇这个工贼，迫令工人纠察队退出“英租界”给国民党军警接防。并在湖北全省总工会代表大会提出七项要求，大意为（一）“英租界”当局向我方赔礼道歉（二）“英租界”当局抚恤我方死伤人员（三）“英租界”当局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四）要求“政府”收回英租界……。这显然和英总领事同一腔调，不承认汉口“英租界”已为我工人阶级、革命人民自动夺回。为蒋贼介石复将我已夺回的“英租界”再度出卖给英帝国主义作舆论准备的基础。
三、为日帝国主义者保镖。自汉口“英租界”为我工人阶级革命人民自动夺回后，汉口“日租界”、“法租界”、“德租界”当局，纷纷向我方作试探，是否要同样夺回，并表示要自愿交还。德国商人还正式要求其领事将“德租界”交还中国。四月三日，日本水兵在“日租界”打死我人力车夫，这一凶杀案，为我工人阶级革命人民所闻，马上奔赴“日租界”，给以包围，又形成一月三日夺回“英租界”局势，此时工贼刘少奇吓得屁滚尿流，赶赴现场，利用革命人民热爱党、相信总工会的感情，尽欺骗威嚇，要我革命群众，退出“日租界”，还和“日租界”当局握手言欢，以表歉意，为他的日本主子压惊。
董锄平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武汉的罪行

刘少奇调走工会骨干。刘少奇替国民党缴去工人纠察队武装，甚至连劳动童子团的木棍也收缴了。随即将工会党员骨干四五十人调离武汉，令调新人接替工会工作。刘当时说：“这是保存党的力量”，实质是适应汪精卫的需要。因这些被调离的党员骨干，都有社会基础，如码头总工会的张计储等同志，完全可转入地下，继续同蒋汪匪帮作斗争。一调走，显然是为了减弱工会的力量，调来的新人，人地不熟，无法开展斗争，如店总的赵敏就被牺牲，刘少奇一箭双雕之计甚毒。

刘少奇在革命紧要关头潜入庐山。刘在汪精卫“七·一五”叛变前，我看到他身体很健壮，决没有病。刘在庐山“养病”，住在大军阀朱培德的公馆，显然是有政治阴谋，与汪精卫党羽进行政治勾当。

董锄平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九日

注：叛徒董锄平一九二七年任湖北省总工会执行委员、武汉店员工会委员长。一九五九年一月任我武汉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现在拘留中。

（8）叛徒成柱周关于刘少奇充当内奸的亲笔供词

刘少奇在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七日前作好了解除工人武装的准备：

六月廿日左右，刘少奇叫纠察总队总队附朱菊和分队长周霖在纠察队总部把枪支登记好了，准备交给国民党。刘少奇在六月廿六日拿了一个电报稿即《要求自动停止工人纠察队的武装》的勘电，叫我根据电报内容拟草出布告、致军事委员会信、致汉口卫戍事宜处信；告工友告军士同志是宣传部李昌荣起草的，都经过刘少奇亲自审查修改的。上述文告，于六月廿七日就搞好了，六月廿九日交枪前后斗公开发布了。

刘少奇在缴工人械前的言论：

刘少奇在缴械前经常说：我在安源时，工人没有武装，照样搞工会，现在刀刀枪枪的太危险了，这样下去，迟早要闯祸，不搞武装斗争好。不然，会影响全局。六月廿九日刘少奇对我说：若是不交枪，一定要造成流血事件，引起冲突，国共要合作到底，只有交枪，有枪反而危险。革命是要革命，有可能把自己的脑袋革掉，但是我们要保护脑袋。

刘少奇在缴械后的言行：

六月廿九日缴械后，在一个晚上，刘少奇在省总办公室大声说：现在把武装解除了，枪支交了，我也放心了，没有目标了。军队也不会找我的麻烦了，危险也小了。

成柱周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廿七日

注：叛徒成柱周一九二七年任湖北省总工会秘书，是刘少奇的反革命“投降书”的起草人。现在拘留中。

（9）反革命分子张登平关于刘少奇充当内奸的亲笔供词

刘少奇缴枪后向汪精卫作报告，1927年六月底七月初刘少奇在上午缴枪后下午三时左右刘少奇亲自到铭新街华商总会，向汪精卫作缴枪经过汇报。刘少奇去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他夹着公文皮包去的。

张登平

1968.5.13

注：反革命分子张登平一九二七年任湖北省总工会候补执行委员，是刘少奇出卖革命的同夥和见证人。现在上海市在押。

（10）一九二七年七月一日《汉口民国日报》关于刘少奇解除工人武装后进行欺骗宣传的报导

省工会努力工兵联合

▲派队宣传工兵联合之意义

▲并解释自动解除武装之理由

湖北全省总工会以反动派藉工人纠察队武装为口实，造出种种谣言，淆乱听闻，近杜绝反动派之藉口及表现工兵亲密结合起见，遂于二十八日停止工人纠察武装，并请政府保护工人运动，自该会停止纠察武装后，外面仍多谣传，影响所及，误会必多。昨特通令各工会火速督促宣传队，出发演讲自动解除武装之意义，并将最近工兵联合战线之事实，如帮助北伐胜利，欢迎北伐军，慰劳受伤将士等，详为报告，停一般民众得以晓然云。（人民社）

注：刘少奇交枪后，为了欺骗群众，掩盖内奸罪行，于七月一日通令各基层工会派宣传队“演讲自动解除武装之意义”。

（11）一九二七年七月五日《汉口民国日报》关于刘少奇在国民党中央工运委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交枪投降报告的报导

工运委会第二次会议

△决案共十项

中国国民党工人部，工人运动委员会，于昨二日开二次会议。

一，报告：（一）主席报告前次会议结果，（二）刘少奇同志报告湖北全省总工会，自动解散纠察队之意义及经过，（三）主席报告中央及本部，对于保护工人团体之办法及经过，（四）主席报告中央及本部，对于武汉店员存在经过及结果，（五）主席报告本部武汉纺织生产，及营业概况结果，（六）丁觉群同志报告工商纠纷委员会，已移归工商俱乐部办理。

（12）刘少奇包庇叛徒丁觉群的两封亲笔信

中央组织部：

丁觉群，1926－1927年时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工作，为委员。在工作中我常见他。国民党叛变时，我先到了牯岭，后来，丁也到牯岭。我们住在一所房子内，约一月余。我先到上海，后来，丁也到了上海。丁在湖北和上海工作时，表现是好的。后来被捕，也没有听说有反党行为。丁出狱的详细情形我不了解，但我听说过，丁觉群是写了自首书才出狱的。丁出狱后，直到现在，没有找过我，说也没有找过党。

刘少奇1952年六月

退中央组织部

丁觉群──我认识他，1928年以前在汉口和上海工作时，一般表现是好的。他所说1928年被捕以前的情节是真实的。但是他在被捕以后是叛变投敌了，所以只坐牢四年多就释放出狱，出狱后，又在反动的国民党党部和地方政府工作，从来没有找过党的关系。他似乎没有当过特务，没有积极进行反党的活动。

刘少奇 1958年六月六日

（13）刘少奇包庇叛徒董锄平的亲笔信

董锄平，1922年同我在中国劳动组部的上海办事处共同工作过，表现不坏。1923年工人罢工失败，劳动组部被封，北洋军阀政府对我们的压迫加紧，在这以后，董锄平即离开工作跑到菲律宾。

1926年北伐胜利，武汉解放，董锄平从菲律宾回国，到武汉湖北全总工作，表现也不坏。

1927年革命失败后，董锄平跑到上海，我看见过他，但我未听到他被捕过。他说：被捕一星期出狱，就找不到党的组织，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当时找党是很容易的。他到菲律宾去显然是害怕，没有得到党的允许，而是逃跑。

全国解放后，董锄平又回到北京，并来找过我，又提到他的党籍问题。当时我批评了他，并说不能恢复他的党籍，因为他几次表现在革命困难危险的时候就逃避。但他可以参加工作。

董锄平在革命顺利时作过一些工作，在反动统治猖獗时，也没有听到他作过坏事，但他不是一个坚强的革命者，在危险的时候即自动脱离组织。作一个共产党员，他是不够条件的。

刘少奇 一九 年六月 日

（14）刘少奇一九五零年包庇叛徒成柱周的亲笔信

徐冰同志：

成柱周同志以前和我一道工作过，后脱离党的关系，请你介绍他到你们办的政治研究所学习为荷。

刘少奇 六月五日

成柱周同志：

来信收到。你可拿我此信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找齐燕铭副秘书长分配你一点工作，你过去的经历及你有限的要求（家属生活）亦可老实地向齐燕铭同志提出。祝你

进步！

刘少奇 十二月十九日

（15）刘少奇包庇反革命分子张登平的亲笔信

你的来信我已转交中央组织部。

张善孚同志：

你的来信收到。关于你的党籍问题，请直接向党的中央组织部接洽，将你如何脱离党以及脱党以后的经过情形，全部无隐瞒大地向组织部写一报告，中央组织部在问明你的情况后，将对你所提出的问题，给以明白的答复。

敬礼！

刘少奇 十一月十二日

注：这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写给张善孚（即张登平）的亲笔信。

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在东北叛卖革命的罪证

一九二九年七月十四日，刘少奇（当时化名赵之启）到奉天（今沈阳）任满洲（即东北三省）省委书记。八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与省委组织部长孟用潜（当时名孟坚）在奉天纱厂被大军阀张学良逮捕。

刘少奇被捕后，不仅立即供认自己是满洲省委书记，孟用潜是省委组织部长，还供出了省委委员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丁君羊、饶漱石和省委秘书长廖如愿、出卖了满洲省委所属东满、北满、旅大、抚顺等十多个特（县）委（支部）和奉天市的六、七个支部。当敌人要刘少奇带着特务去抓人时，他积极出谋献策说：省委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如果将他“释放出狱”，他就可以“搜集共产党的情报”，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三省地方党组织。

张学良对刘少奇的献策颇为赞赏。于是将“共产党案”改为“工潮案”，并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将刘少奇“释放”。刘少奇奴颜婢膝地给张学良写信说：“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由于刘少奇积极地给张学良提供情报，使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共产党员被捕、被杀。

刘少奇还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张学良的旨意，利用中东路事件，配合进行反苏反共，罪恶至极！

（1）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满洲日报》关于刘少奇在奉天纱厂被捕的报导

译 文

共产党员潜入奉天纱厂秘密接头时将其一夥逮捕

（奉天专电八月二十四日电）支那（中国）时局困难以来，似有许多共产党员趁中央、奉天间的诸问题正在谈判而陷于忙乱之机，潜入奉天纺纱厂，故当局预先已有警惕。八月二十一日下午五点左右，该厂职工王绳一等几人下工后，来该厂里院与南方职工打扮的支那人（注：系指刘少奇）秘密接头，正在递交共产党传单及其他材料费用等时，被警戒者发现，当即押送支那方面公安局审讯。

王系三年前招收的该厂职工，至今逢机便进行共产党的宣传，是一直受当局监视的人物。

（2）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给中央的报告（节录）

影印件原文

纱厂斗争问题，奉天纱厂两月来即以五成开支，而且是奉票，我们经过支部的讨论在群众中提出要八成现洋的鼓动，并要求立刻开支群众情绪异常兴奋，我们更继续不断一再进行鼓动工作，一面准备召集各部工人会，八月十八九的时候，群众情绪已确实到了可以行动的时候，而且八月廿七日又是开支的关头，据当时情形没能在组织上积极准备，八月廿七日不按照工人要求开八成现洋，群众行动确已不成问题。不料在召集第一次群众会时，支部书记即遭拘押，其他同志一人被开除（前数日）致会不能开成，叛徒崔某（过去是同志）与厂中阴谋勾结，即以陷害常张同志，又向省委报告谓群众会仍可召集，省委为其言所欺，竟不疑而到（此次是赵孟二人去，上次是全总代表及丁孟三人去的）随被捕。

注：赵即刘少奇，化名赵之启，孟即孟用潜，当时名孟坚，叛徒崔某即崔凤翥，全总代表是张崑第。丁是丁君羊。

（3）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给中央的报告（节录）

摘要：纱厂支部完全溃散，原和少、孟同时被捕之某工人同志，判罚四十天拘役。该同志十分简单，咬出许多秘密，决定开除其党籍。告密之崔某当然开除。

注：少即刘少奇，孟即孟用潜，“某工人”系叛徒常宝玉。

注：满洲省委这两个报告的内容，记载了奉天纱厂党组织被破坏和刘少奇、孟用潜被捕的问题。刘少奇和孟用潜是由于叛徒崔凤翥与敌人勾结，支部书记常宝玉叛变出卖而被捕的。事实戳穿了刘少奇在他的简历底稿中所称“在罢工中被捕”，“敌人找不出证据”等彻头彻尾的谎言。

（4）叛徒孟用潜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充当内奸的亲笔供词

刘少奇和我一九二九年在沈阳被捕叛变投敌罪行

一九二九年八月，我和刘少奇到奉天纱厂开支部会，讨论纱厂罢工问题，被支部书记常宝玉出卖被捕。当晚奉天纱厂审讯，刘少奇承认他是满洲省委书记，出卖了我，还出卖了省委委员丁君羊、唐宏经、王立功、张聿修、饶漱石、省委秘书长廖如愿，省委办公机关以及沈阳六、七个支部。

第三天，奉天警察厅审讯，刘少奇进一步出卖了东北地方党组织，包括北满、东满、关东州特委和特委书记，以及大连、营口、沟帮子、辽中、辽阳、抚顺、延吉等重点县市委和县市委书记。审讯后，刘少奇还在“自首书”上签字划押。

当晚奉天警察厅继续审讯，刘少奇又供了他所知道的省委负责人住址和其他省委机关。然后警察厅就要刘少奇和我带着警察去抓人。刘少奇说省委主要负责人已经隐蔽起来，现在抓不到，反而会打草惊蛇。他于是向阶级敌人献策，要求把刘少奇和我提前释放出狱，给奉天警察厅搜集党的情报，为大规模破坏满洲省委和东北地方党组织做准备工作，其用心至为恶毒。

几天后，奉天警察厅对刘少奇献策表示同意。为便于刘少奇和我继续混入满洲省委，决定地方法院，对这一案将不做为共产党案审讯，而做为煽动工潮案审讯，不承认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即可取保释放出狱。以后在地方法院也是这样审讯，这样判决的。

出狱后，刘少奇同省委几个负责人说，这一案以煽动工潮开始，最后以煽动工潮，证据不足取保释放而结束，是一个工潮案，不是共产党案，毫无问题。这样他就仍然当满洲省委书记，并决定调我到哈尔滨任北满特委书记。

同年十一、二月间，刘少奇到哈尔滨。他同我说奉天警察厅找他谈过话，他也给警察厅送过材料，并要我给他搜集北满的材料。那次给刘少奇的有阿城、珠河、牡丹江、东宁、密山等县委名单、支部和党员统计表以及县的重要报告。

一九三零年三月刘少奇调离满洲省委，四月满洲省委遭到一次严重破坏。

孟用潜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注：叛徒孟用潜即孟坚，一九二九年任满洲省委组织部长时，同刘少奇在奉天纱厂一起被捕投敌，充当内奸。原任我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现押北京监狱。

（5）叛徒丁基实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自首叛变的亲笔供词

关于张麻子所谈的刘、孟罪行材料

在刘、孟出狱后约三四天，我在街上走，张麻子赶来喊我，要我到他家里坐坐。到了他家以后，他就问我：“老刘老孟出来啦？”我说：“出来啦。”他说他听到一些消息，“听说都承认了共产党，并且出来以前，还写了悔过书。”“听说刘还把孟坚供出来啦，刘另外还供出一座房子，不要随便谈。”我问他从什么地方得到的消息，他说从警察方面得到的。

丁基实 1967.9.10

注：叛徒丁基实即丁君羊，一九二九年与孟用潜同管满洲省委组织工作，刘少奇孟用潜被捕后为满洲临时省委负责人。

张麻子（即邵麻子，邵扶民，已死），当时是我党特科工作人员。丁基实原劳改就业人员，现押北京监狱。

（6）反革命分子关辅金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自首叛变的亲笔供词

现将奉天纺纱厂一九二九年间逮捕共产党情况交代如下：

我一九二九年间任奉天纺纱厂副技师。七、八月间在厂北门外发现共产党传单，助理王广恩要我们追查。经我用恩威互济手段，收买了工人党员崔凤翥。他暗中交给我一份共产党名单，其中姓常的是我厂共产党头头，立即把他看管起来。在一天下午五点钟左右，由警察和卫队在厂北门外逮捕了二个共产党。当晚警察局司法主任曹凤鸣、厂里徐连奎、董文华、孔令铎和我审讯。经一一刑讯，他们都承认是共产党员。

先审的是我厂里那个姓常的。第二个是中等个面貌黑一点的。第三个审的是个高个子，稍一动刑，他承认是湖南人，今年六月来东北，是共产党员，是辽宁地区负责人，是省委级，地下组织设在沈阳工业区西下漥子。审完后，他们三人都在供词上签名划了押。第二天上午由厂办好公，将他们三人送交警察局。事后听警察厅秘书于祥林等人对我说，因他们坦白悔过的好，而被释放。

关辅金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注：关辅金一九二九年任奉天纺纱厂副技师。是收买叛徒崔凤翥，并参与逮捕、审讯刘少奇的当事人之一。现由辽宁省监护。

（7）徐廉奎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自首叛变的交待

一九二九年八月在奉天纺纱厂逮捕共产党的经过

一九二九年我在奉天纺纱厂当庶务主任，六月厂内发现共产党传单，纺纱厂总理孙祖昌、助理王广恩要我们马上查清。副技师关辅金收买了工人党员崔凤翥，崔告密了厂内共产党七、八个人，我们即将厂内共产党头头xx玉抓起来，经动刑引诱，他承认是共产党，承认与厂外有联系，供出明天下午外边准有人来厂开会。孙祖昌即报告警察厅派孙督察来厂作周密布置。在九月末一天下午五点钟左右一个高个子白脸的和矮个子黑脸的来了，由厂内共产党头头xx玉暗中指点，卫队当场把他们逮住，当晚警察厅在工厂对他们审讯。我和关辅金、孔令铎、董文华等人参加。

先审黑脸的，一动刑就承认是共产党，是联络员，是来开会搞罢工的，与白脸的是同事关系，住沈阳工业区，年龄卅多岁，河北人。

后审白脸的，稍一动刑，跪倒在地，什么都说了，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是省委宣传领导，是来搞宣传组织共产党、搞同盟罢工的，审完后，他俩人和厂内共产党头头xx玉签字划押，第二天将一案三人押送警察厅。

这个案子办完后，工人党员崔凤翥告密有功，厂里发给他奖金百八十元。

徐廉奎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廿四日

注：徐廉奎一九二九年任奉天纱厂庶务主任，是参与逮捕、审讯刘少奇当事人之一。现由辽宁省监护。

一九二九年奉天纱厂参与逮捕、审讯刘少奇的敌伪人员有十五人，其中已死九人，活着的除徐廉奎、关辅金外，还有纱厂助理王广恩、会计关恩厚、卫队正目杨明襄、卫队队员王清怀四人，他们分别提供了刘少奇被捕自首叛变的罪证。

（8）陈元祯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自首叛变的交代

对一九二九年奉天纺纱厂逮捕共产党案件的交代

我原名叫陈元祯，现名陈冠英，一九二九年在奉天警察商埠三分局处理过奉天纺纱厂一起共产党案件。捕人以前纱厂出现工人闹罢工，我们去纱厂，厂里卫队把我们领到一个屋里，李春藩、杨树忱也在，这时开始准备刑具过堂，第一个过堂的是个胖子，白脸中等个；随之又提来一个中等个，圆脸平头；第三个过的是高个子，瘦子黄脸，关里口音。经审问动刑三人均承认是共产党，并供认了地下党的组织，其中一个承认是组织部长，一个承认是省委书记，还有个说是支部书记。第二天上午八点钟纱厂把被捕三人送到了警察商埠三分局，根据分所的公文和笔录一个一个的进行了复审，被告三人均在笔录上划了指押。后把三名犯人送省会公安局司法科了。

此材料是我亲口提供。

陈元祯 1968年1月23日

注：陈元祯一九二九年任奉天商埠警察三分局差遣班长，系参加审讯刘少奇的见证人。现由长春市监护。

（9）关庆云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充当内奸的交代

对旧奉天纺纱厂破获共产党案件的交待

一九二九年我充当奉天省会公安局行政科代理科长。同年八、九月间一天，收到商埠警察三分局关于纱厂发现共产党传单的呈文，由我主稿，指令该分局注意侦捕。指令下达不久，一天中午接商埠警察三分局电话报告，纱厂发现三名共产党嫌疑分子，除派人前往监视外，请求逮捕。当即报告白铭镇，白局长说，刚才接过该分局电告，已令其追捕归案。当天下午五点左右，听说已逮捕三名共产党，在纱厂略过一堂，都承认是共产党。三名人犯在局内拘留不足一月，白局长亲自提审过。此案结束后白局长和我说：参加办案的有长官公署、军法处、全省警务处、宪兵司令部等单位，那个南方籍犯人承认是共产党，来沈阳不久，目的是扩张党的势力，恳求从轻处理，如能得到释放，甘愿具结，愿开列地下党名单、机构、地点以作条件。经张学良同意，仅以涉及嫌疑，备函送往法院。事后张学良根据名单，直接命令宪兵司令部、稽查处、军法处先后逮捕共产党人数起。

交代人：关庆云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注：关庆云一九二九年任奉天省会警察局行政科代理科长，是参与审讯刘少奇的当事人之一。现由沈阳市监护。

（10）刘青第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充当内奸的交代

关于一九二九年我承办奉天纺纱厂破获共产党一案的交代

一九二九年我任辽宁高等法院检察处代理主任书记官。九月间警察所送来纱厂破获共产党一案三人，有厂内的，有厂外的，首席检察官朱树声和主任检察官汪廉审讯，我记录。经警察所一一审讯，都承认是共产党员，为首的承认是负责沈阳地区党的书记，并供出几十个党员，十几个组织，在沈阳有麻袋厂、兵工厂、纺纱厂等。在外地有大连、营口、辽阳、抚顺、哈尔滨等。还写了自白书，承认领导工人罢工，是犯罪的，误入歧途，现在悔过自新，坚决以后不作非法活动，要求宽大。经检察处复审，事实与在警察所供认的相同。三人都在自白书上签了字。

根据他们三人自白从宽，检察处起诉，即送高法审理。起诉书大意是：被告三人系共产党员，煽动罢工，为首的是负责沈阳地区共产党书记，深知改悔，并提供了组织关系及散布情况，是悔过自新的具体表现，应从宽处理。……。不久高法开庭宣判。由高检处将他们交保释放。

这一案处理后，朱首席对我说：过去共产党说我们对共产党人抓一个杀一个。这回这么大的案子，这么大的头头，判的这么轻，共产党都感到意外，这是政治攻势。这样可以收买，可以瓦解，可以为我们工作，在政治上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刘青第

一九六八年五月

注：刘青第一九二九年任奉天省高等法院检察处代理主任书记官，是敌伪审讯刘少奇时的记录人。现由辽宁省监护。

（11）刘多荃关于刘少奇一九二九年充当内奸的亲笔供词

我所知道的一九二九年在奉天纺纱厂破获一起共产党案件情况

一九二九年我是张学良卫队上校团长，时常跟随张学良。一九二九年八月底，警察厅在奉天纺纱厂破获一个大共产党案。关系到东北三省的事。当时警察厅长白铭镇和宪兵司令部副官长程广道，告诉我捕了三个人。经审讯，其中一个人供认是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供出了满洲省委员会和沈阳、哈尔滨、本溪湖、抚顺及铁路沿线党组织和活动计划。张学良责成参谋长荣臻和白铭镇与这个党的负责人达成了政治交易条件：要他彻底交出东北活动计划、地点、参加人员名单等。今后不再在东北搞政治破坏和颠覆活动；对中东铁路有关工人运动双方事先取得联系，相机配合……。这个负责人要求签字画押后，不登报，双方联系各派妥靠人员，到指定地点会晤。

张学良亲口对我说：这个共产党负责人给他写信表示感激，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

这个案子连捉带放共廿天左右，释放时我们和他有秘密计：对外宣布确非共产党人，找不出确实证据，由警察厅批准无罪取保释放。

刘多荃

一九六 年 月十一日

注：刘多荃又名刘芳坡，一九二九年任大军阀张学良卫队上校团长，后任中将军长（与原我水电部副部长刘澜波是同乡，关系密切，互称“兄弟”），是刘少奇在东北充当内奸的重要知情人。

原任我辽宁省交通厅长。现由辽宁省监护。

（12）刘少奇的简历底稿

注：这是一九五二年刘少奇要王光美抄写的简历底稿。刘少奇为掩盖其叛徒罪行，蓄意将一九二八年八月说成一九三零年春，将“被一叛徒出卖”投敌，亲笔涂改成“在罢工中”被捕。

（13）中央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给满洲临委的信

注：刘少奇被捕叛变“出狱”后，向我党中央做了假报告，因而又窃据了满洲省委书记兼宣传的职位。

（14）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九日向中央的报告（节录）

注：刘少奇向中央的报告，以惯用的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欺骗中央。他和孟用潜被捕投降大军阀张学良而获得所谓“释放”之后，即派孟用潜往北满任特委书记，他以假借巡视工作为名，到哈尔滨同敌人进行勾结，配合大军阀张学良镇压工人、学生运动，进行反苏反共。

影印件原文

中 央：

兹有数事逐项报告于下：

（1）中央指定省委名单及工作分配，省委依照此间情形略有变动，因为孟坚、国珍已去哈任工作，又调回对哈市工作有妨碍，而且孟坚在奉被捕一次，纱厂附近及公安局等处认识很多，如来省兼管奉市工作，事实上要常外跑不合宜，而且抚顺目前工作，自破坏后，以前组织或捕或逃，完全解体，暂时是要从各方面建立线索，最近虽然有两三处关系派一人专驻在工人外面还是没有多大作用，君羊住省委组织部工作，因寻找山东逃来同志线索，比孟坚较合宜，指挥奉天工作同志，（山东）亦较好，因此省委决定之启兼宣传，君羊组织兼管奉天工作，宏经工运，三人组织常委，孟坚哈市书记兼组织，候补常委国珍哈市宣传候补常委CY书记参加常委，惟来信以七人组织省委，但只六人名字，据宏经报告省委委员有西平一个，其余委员一人是立功，还是西平呢？但西平在同志中感情不好，观念也有一些错误，省委不同意他参加省委。

…………

（6）最近中东路斗争已经发动起来，兹将哈市报告及省委对东铁工作的决议，附录于下请查阅指示，并请求中央将此报告材料作一通信，在红旗或全总刊物上发表。此间工作人员甚忙，无人作文故也。

省委为特别加紧哈市及中东路工作，已派少奇同志前往哈市巡视。详细情形日内当再有报告寄来。

（15）一九三零年一月十六日《盛京时报》关于东铁总工厂华工罢工问题的报导

注：这是内奸刘少奇根据蒋介石和张学良交给的反苏条文修改的十二条，以“哈工会”名义送报馆发表，煽动反动工潮，攻击苏联的罪证。

（16）重要知情人刘多荃关于刘少奇叛卖革命的亲笔供词

一九二九年冬，荣臻谈到中东路事件时说，咱们拿这个满洲省委书记做质，对谈判很有利。一九三零年三月鲍文樾对我说中东路问题我们吃了亏，为了找回面子，让那个地下党负责人协助，如国民党反苏罢工搞了许多经济条件，送给他看，他还给修改增加了几条，并以哈工会名义送报馆发表了，给我们帮了大忙。张学良说过，那个满洲省委书记，在哈有许多事情全能按照当地政府要求去办。一九三零年四月，黎天才和我说，那个满洲省委书记，从哈尔滨去上海路过沈阳时说，在沈阳你们救了我的命，在哈尔滨对我也很好，东北好像我第二家乡。

刘多荃

一九六八年八月五日

注：刘多荃的笔供证实，内奸刘少奇在中东路事件中，完全按照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大军阀张学良的旨意，煽动工潮，反苏反共，罪恶至极！

中东路事件说明

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大军阀张学良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蒋介石匪帮的策动下，非法武装搜查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逮捕苏联籍人员三十九人。蒋介石匪帮七月十日单方撕毁中俄（合办铁路）协定，挑起“中东路事件”。八月十七日蒋介石匪帮发表与苏联交战宣言。九月八日发生武装冲突，经过绥芬河、满洲里、黑河、扎兰诺尔、同江等战斗，大军阀张学良惨遭失败。十二月二十二日中苏互派代表签订了“伯力协定”，中东路恢复原状。

大军阀张学良为了挽救失败残局，利用刘少奇在哈尔滨煽起反动工潮，反对苏联。刘少奇根据蒋匪介石和大军阀张学良提出的反苏反共罢工条件，亲手修改成十二条总要求，在《晨光报》发表，组织假请愿，威胁苏联局长，阻挠“伯力协定”的实施。当时的苏联是革命的，刘少奇伙同蒋匪介石、大军阀张学良进行反苏反共的反革命活动，真实罪恶至极！

文5：刘少奇之女刘涛文革时在清华园贴的大字报

来自：百科全书的新浪博客

造刘少奇的反，跟著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我的初步检查（节录）
刘 涛
现在，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提出直捣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司令部的老巢，我坚决支持同志们的革命行动。我是这条资产阶级路线的受害者，中毒很深，和自己的家庭也划不清界限，始终没有真正站在毛主席一边。自己又是“三临”（注：指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文革临时筹委会、文革临时主席团）主要负责人之一，给清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很大损失，这确实使自己感到十分痛心，十分难过。
我先和大家谈谈我的活思想。回校以后，由于我对自己错误没有认识，而且在家里受了王光美的很多影响。我回校时是铁杆保皇的，根本没想很好地揭发问题。我一直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站在我父母的立场上，站在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所以，很多间题自己并没采取老实态度。当时我并没这样认识，同学说我不老实，我还挺生气的，认为不知道有哪些问题是属于揭发范围。后来同学们帮助我，使我认识到根本问题不是知不知道揭发什么问题，而是实际上是否真正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群众一边，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边。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看了江青同志对我的讲话以及在同学们的热情帮助下，我逐步认识到自己立
场并没有真正站在革命群众这边，所以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也就很不清楚。
毛主席教导我们知错就改，我一定按毛主席的话，把自己的立场站到无产阶级这边来，与家庭从政治上思想上划清界限，不能用感情代替政治，与过去错误彻底决裂，真正站到毛主席这边来。由于我对以前的错误没有很好的认识，所以对很多问题来不及批判，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也没有水平，但我应当把我所能想得起来的事情揭发出来，把自己知道的一些内幕告诉大家，供大家参考，然后和大家一起共同分析批判，共同战斗，从而更加充分地认识到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我们学校是何等的尖锐复杂。
大概在六月中下旬刘少奇曾经跟我讲过，反工作组是一种思潮，全北京市的五十几所学校中就有三十九所反对工作组，他还怀疑这个反工作组的逆流与前北京市委有联系，认为是前北京市委的一个反扑。这也就是后来为什么我们学校和很多学校都在拼命揪后台的原因。刘少奇当时在师大一附中（我妹妹在那儿）蹲点，对她的指示是比较多的，他把师大一附中陈永康、何芳芳这些岁数很小的学生都打成反革命，也没感觉到有什么问题，他还面带笑容听我们汇报。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大规模学生斗学生在全北京市，甚至在全国都开展了。当时我们学校工作组所导演的“反蒯”运动，大家都是很清楚的了。
……
在七月三日晚上，我记得他（注：指刘少奇）跟我讲过一次话，后来把这事情揭发了，他否认是他讲的。他否认他的，我揭发我的。记得有这么几点：一、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二、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三、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他是把反工作组的这些同学都当成资产阶级，所以他就不给这些同学自由民主。在七月二十六日晚上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已经在北大讲了关于工作组的问题，当时我也不清楚我们学校的工作组到底是什么问题。二十八日晚，刘少奇异常激动地对我和王光美说：一、现在不是说要检讨吗？要我到你们学校去检讨也可以，去就去，没有什么可怕的。二、工作组的工作是当著大家面做的。（意思就是说，是好是坏，大家都能检验出来。）三、工作组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劳动，帮助抄大字报，扫扫地，这样别的同学也就不会说你们是当官做老爷了。四、仍然认为蒯大富是自己跳出来的，而不是工作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当时还讲了保护少数的问题（即七月二十九日在人大会堂讲的精神）。当时还让我不要急于表态，真正认识到错了再讲，不要急于表示自己反对或者同意。在我看来，七月二十八日他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情绪还是很不满意的。那天晚上我和王光美都哭了，因为我从来也没有看见过我父亲这么激动过，当时也没认识工作组的错误性质是什么样的，立场又没站稳，但确实感觉到工作组的工作没有做好，心里也是很难受的。
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三日这期间，刘少奇曾让她（注：指王光美）回去过（注：指回清华大学去）。王光美一直表现得很不像话，不但坚持自己的错误，根本不去真正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而且哗众取宠，企图挽救这垂死的工作组的命运。王光美在清华期间，天天回家，刘少奇到底给了她些什么黑指示，我就不太清楚了。对此也可不言而喻了。
八月初，刘少奇让我辞职（注：指要她辞去在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文革临时筹委会、文革临时主席团中担任的领导职务），以后少出头露面，少回家。当我问他对自己的问题的认识时，他口头上也承认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表示愿意改。在问到他为什么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的问题时，听我妹妹说，他讲，在七大以前，还没有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在七大以后树立起来了，没树以前就拼命地树立，树立以后不用怎么说别人也就知道了。实际我觉得这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他自己也承认，自己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等等，可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当时，工作组撤走以后，有时回家遇见父母，与王光美谈的多。有几次他们表示特别关心我校的运动。我当时很愿意反映，当时没有意识到家里的情况有多严重，我知道的，我就讲了。后来李黎风（注：李井泉之子）告诉我要注意此问题。刘少奇以前说话就说得比较少，犯了错误以后，说得更少了。王光美当时是在极力地掩盖，但有时又憋不住，就冲出来了。其实，她在检查中说，工作组撤走以后，对我校运动情况是不怎么了解的，这是在说谎！
九月底，同学们给我写了许多大字报，我想应当写张大字报表态，她说：“别人都骂你是狗崽子，还欢迎批评什么。”看得出来，她对此是很抵触的，如果别人说她是扒手，她肯定是十分反感的。十月一日，我与妹妹就谈到辩论工作组的问题，王光美说：“批判工作组的问题是不是运动的关键呢？”我给父亲提意见，她就在旁边解释，澄清事实，说他的心还是好的，主观上还是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只是经验不足。我问：“六二年的单干风究竟是怎么回事？”王光美说：六二年单干风父亲是反对的。实际上是在欺骗我。她自己也讲，应当实事求是，她不愿意给我父亲增加罪过。我想我父亲的罪，有多少是多少。你说不愿加，但事实终归还是事
实的。王光美一方面对我们讲父亲的态度如何如何的好，目的，就是说父亲没有多大问题。哥哥是造反派，对父母不信任。她很不满意。另一方面说主席（注：指毛泽东）是如何对待父亲（注：指刘涛他们的父亲刘少奇）。主席对父亲政治思想上从严，组织处理上从宽，这是一贯的思想，抱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绝不能因为主席对父亲组织处理上的宽大，因此而对他政治思想上采取宽大的态度。可是，王光美跟我们讲的目的，是用此来迷惑我们，使我们觉得自己的父亲没有多少问题。我们本来迷信刘少奇，现在也就保刘少奇。她还说，应当实事求是，说揭发要全面，要全文公布，若没有全文公布，光把他错误的地方公布出来，她就非常不满意。她认为，同学问我们的问题，就是为了打听点内幕消息。在十二月十八日晚上；我回家并见她，我说：叶林（注：国家经委副主任，文革初期任北京新市委派驻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说我在清华常找你。事实上也不是这样。她说：这是想吓唬你们。她一直跟同学特别抵触。对她自己的错误，如四清，八月份她还说：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呐！她认为她的桃园经验也没有什么错误，就是扎根串联讲得过细了一点，所以给别人的印象也就起了不好的作用。十二月十六日听陶铸讲，我父亲是个资产阶级革命家，我当时想不通，回去跟王光美讲。她说，陶铸同志也有说错话的时候。到现在还是这样认为。还有一条，几年以前，父亲曾讲过，不当国家主席，当个公民也可以，也没有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王光美就不让我讲了。原因是什么大家也都心里明白。八月份我两次问她对工作组问题的认识，我说可以交谈交谈吧！原来咱们也是一块工作的，有错误我们可以互相帮助帮助，虽然当时我认识还不太清楚，但对她还是可以帮助的。（回校前我对她说：我就够保的了，我看你比我还保。）她就是不讲自己的态度，她说，我有我的组织，我是在工作组内作检讨的。我问我父亲：“你执行错误路线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一定有根源，你以前还犯过什么错误。”王光美在旁边听了后气得直发抖，哭著对我控诉了一番，说我没良心，想保自己，是个人主义，你也触及触及自己的灵魂。这个家你也可以不回了，说我老逼我父亲。又说“你父亲是中央的，有些事情不能跟你讲。你老逼他。”说“你欺负我欺负得太甚了。”说她以前对我又是怎么好。当时给我压力很大，父亲也在旁边说：你要是觉得这个家妨碍你的话，你也可以不回家了，如果经济上不独立，可以给你点钱。
由于自己没有真正地站到毛主席一边，没有真正与家庭划清界线，压力很大，就软下来了，于是王光美就抱著我哭了一通。自己也就“保”爸了，这是一方面。另外王光美还造成弟妹的压力，说我给妈妈的那一张大字报（注：指刘涛8月21日在清华大学贴出，经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修改的大字报《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造王光美的反》）是有个人主义。我当时的确有个人主义，但与自己的家庭真正从政治思想上划清界线，这就是我克服个人主义，抛弃私心杂念的第一步。当时王光美说我有个人主义，我不否认，但当时她说这句话，我觉得她这是在压我，她就是想用又拉又打，软硬兼施的这套办法，想使我成为他们的陪葬人。八月初，我听妹妹讲，爸爸说我不牢靠。我想，我真正地做了家里的叛徒，这表明我是真正地站到毛主席
这一边，可是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做，我一直是摇摆不定的。王光美还压我，说：批判我们的大字报都是根据你揭发的。对于我那篇大字报她非常不满意。刘少奇说： “你记录我的讲话，又要拿到外面去公布。”对此他也非常不满意。他还用组织纪律来压我说：“中南海就有中南海的纪律，从这里知道的事情就不得向外讲，否则，就不要住中南海。”我想，不住中南海就不住中南海，断绝家庭关系就断绝家庭关系，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的家庭不要我，党和人民要我！
有些事情，她也避开家里的工作人员。师大一附中把我妹妹的工作日记本搜去了，全文公布了，贴在中南海外面。她就对我妹妹说：“你把它抄下来，看一看，也好知道都歪曲了些什么？”她就是这样教育家里的孩子。她就是拉著我妹妹保他们，我真替我妹妹担心。我觉得他们到现在也没有真正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王光美在家里老放毒，而且有市场。现在同学们要求把王光美揪回清华来，我坚决支持。她要是真的要改造的话，广大的革命师生帮助她，她如果要顽抗下去，那只有自绝于人民。让她住到清华，这样对她自己，对弟弟妹妹，对我父亲认识错误都有好处。关于刘少奇、王光美我揭发到这里。有一些由于自己的立场感情还没有完全站在革命师生一边，还没有完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还没有完全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来，有的记不起来，有的还没有认识。以后认识到了，想起来了一定继续揭发。
通过我所讲的这些可以看出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我们家是多么的激烈。我自己原来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在我的面前。这几个月来我体会到，到底自己是走哪一条路，是站在毛主席这边，还是站在刘少奇这一边，在这上面的确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走。我来校前，的确是很保皇的。现在对问题认识也不是十分清楚。简单地谈一谈对我父亲的看法。我认为我父亲确实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十几年来一直对抗毛主席，对抗毛泽东思想，他搞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资本主义道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镇压革命运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造成白色恐怖，对毛主席他采取的是一种无视的态度，确实是像林彪同志所讲的，简直是不能容忍。他从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害怕群众运动，发展到镇压群众，镇压群众运动的地步。这场文化大革命具有世界意义，它要扫除一切旧的东西，扫除修正主义在我们国家里复辟的可能。他实际上是镇压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沿著他这条道路搞下去，中国必然要变颜色。他的检查极不深刻，一点也没有触及自己的灵魂。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制定这条错误路线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他以前对我的教育，表面上也让我学习毛选，但实际上是叫我“吃小亏，占大便宜”，“丢了芝麻，拣了西瓜”，“你想得的，反而得不到；不想得的反而得到了”，对他这套人生哲学，以前不太认识，还觉得挺对，但实际上这跟毛主席的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比起来，完全可以看出是一个更高级的个人主义，带有更大的迷惑性。他的世界观根本就没有改造好，他做了国家主席以后，他大概觉得他占了最大的便宜了吧。他的世界观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一切资产阶级思想的命，由于他的这种世界观，决定了他一定会制定反动路线。
王光美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根本没有改造，她用她的资产阶级一套腐蚀了很多人。刘少奇在政治上的错误比王光美严重得多，他负的责任更大，他制定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学们以前说她是糖衣炮弹，我还不怎么能接受。现在觉得她的确是一颗糖衣炮弹，她对我就是利用情感教育。我提出这个问题，她还不大发雷霆？她一会儿对我哭了一通，一会儿又对我骂了一通，大家可以想到，她给我的是什么教育。

我的确感到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以前我一点也没认识到它就在我身边进行著。我以前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站在父母一边，给清华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损失，后来看到江青同志对我讲的话，使我很难过。要认识自己的父母，认识自己的家庭，如果自己是一个革命者，对家庭，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应当仇恨。我觉得自己应当真正地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毛主席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如果真正地与家里划清了界线，家里反对我，而人民是欢迎我的。
1966.12.28
原载清华大学《井冈山报》1966年12月31日

文6：刘少奇前妻王前：控诉少奇对我的政治迫害

来自：卢顺清的新浪博客

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交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教导，我热烈的响应毛主席这一伟大号召。尽管我现在还因病卧床不起，记忆力尚未完全恢复，不能多用脑子，但我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的心不变，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的意志不减。现在，我以自己亲身所遭受的政治迫害，来控诉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勾结以彭真、刘仁、安子文为首的一小撮黑帮分子，伙同胡锡奎等人，大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刘少奇一伙为了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把我当成活靶子，于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开除了我的党籍，使我丧失了政治生命。
请看他们开除我的党籍的政治内容是什么吧!
一、“诬蔑苏联”
事实是这样的，一九五七年《人民日报》转载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岗诺维奇等人作为反党集团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消息，我看了后，于太湖疗养院一次党的小组会上说：“赫鲁晓夫上台后，一棍子打死斯大林，拔掉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现在又把列宁的战友、十月革命的功臣莫洛托夫等人搞成反党集团，开除出党中央委员会，我们毛主席处理犯错误的干部就不是这样。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王明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七大时还选他当中央委员，希望他改正错误，贝利亚也不一定是特务，证据不够充分。”
这就是我被开除党籍的主要“罪状”之一，给我扣上一个大帽子“诬蔑苏联”。难道我拥护毛主席的英明的正确的干部路线犯了罪吗?难道我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犯了罪吗?这就叫诬蔑苏联吗?我们党公开反修后，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和苏联斗争得那么尖锐和激烈，你们直到今天仍然给我戴着“诬蔑苏联”这一罪名的帽子，你们这不是保修正主义又是什么?不是反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
二、“造谣、诬蔑、诽谤中央同志”，而到底诬蔑了谁?诬蔑了什么?处分决议中根本不写内容。
在我百般要求下，列席了一次常委会。在这个半小时的会议上说我一九五零年诬蔑刘少奇的一九四七年土改、整党政策。事实是一九五零年夏天，我在党史研究室当研究生，在一次党团员的关于方针政策的讨论会上，讲到土改问题时，我提出刘少奇一九四七年的土改在农村搞……(不清)，“一脚踢开旧干部……(不清)”和 “土地分配绝对平”，因而打击了中农的政策是错误的，是不符合毛主席关于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的。这一下可激怒了胡锡奎，当时他受刘少奇直接领导，胡为保刘的黑司令部，让李×召集党的会议专门斗争我好几场。说我“诬蔑刘少奇同志”，“破坏党的威信”，是“造谣”等等；一顶顶帽子劈头盖脸地压下来，还要给我处分，并报告中央(当时是他们的主子一一刘少奇)。他们逼得我研究生无法当下去了，不得不离开人民大学。但我仍不认为自己的看法是错误的。刘少奇一九四七年的土改整党政策就是形“左”实右，就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就是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我就是没有诬蔑。在这个路线斗争中，我就是没有做错。而你们把这事作为开除我党籍的根据，这只能暴露你们和刘少奇是同流合污的。
其次是与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毫无关系的问题。而且我事前事后主动给组织上汇报过，根本不能作为开除我党籍的理由之一。
他们为了找到对我进行政治迫害的借口，竟不惜夸大和歪曲事实，其手段是何等卑鄙! 大家看看，这就是我被开除党籍、被剥夺政治生命的三条理由!旧市委和胡锡奎这一小撮黑帮们，为了开除我的党籍，耍了一系列阴谋，首先开除我的党籍时不按党章办事，是采取自上而下的办法，先由少数人操纵旧党委常委，决定开除我，然后再让支部奉命执行。在支部大会上讨论开除我的党籍时，我对决议逐句加以驳斥，最后他们理屈词穷，只好说：“有些材料党委掌握，我们也不知道。”更可气的是最后借口要吃饭，就匆匆忙忙结束了会议。他们乘聂真不在北京的期间内，仅用了不到七个小时的时间就草草了结了我的政治生命。我要问问，你们为什么不按党章办事?在你们眼里还有一点党性国法没有?
因为事实出入太大，我要求核实材料，胡锡奎根本不允许，逼得我无法，我就自己写信核对材料，他们又不让，而且对我自己找来的证明材料宣布无效。在黑帮统治下，哪还有什么理由可讲呢?旧市委黑帮胡锡奎之流，你们为什么怕我核对材料呢?为什么不准我讲话呢?
而且，这开除我的党籍的决议，他们打印了八份，也不给我一份，连我看这个决议的权利都没有，后经多次要求，也只让我看了二分钟，奇怪的是，支部在三月十五日宣布通过的决议内容，与此决议内容不同，这是搞的什么鬼?对于这样一个显然是政治迫害的决议，我当然不会签名，当然也不会服气，所以我写了无数封信给旧市委彭真、刘仁、郑天翔、胡锡奎等人，要求弄清事实，但信如石沉大海，组织上一直不与我见面，没有和我谈过一次话。你们为什么怕和我对证，怕和我辩论?
不仅如此，当我在党委会上提出，我根本不够开除党籍的条件，我不服时，胡锡奎一面强硬地把我开除党籍，另一面又假惺惺地对我说：“你还可以重新入党嘛!你没有什么政治问题，历史也很清楚嘛!”既然我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为什么要开除我的党籍?
就是这样，我在这些所谓“罪名”下，在黑帮市委胡锡奎之流的阴谋陷害下，在这个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的庇护下，我失去了十八年党龄的党籍。更卑鄙的是，当我调入人大新闻系工作时，他们又警告我说：“你的党籍被开除了，以后不准你告诉别人说你是被开除党籍的。”为什么开除我的党籍还怕别人知道呢? 你们真是做贼心虚啊!
因为我“诬蔑”了苏修和刘少奇，胡锡奎伙同旧市委一群黑帮开除了我的党籍，但他们并没有就此罢休，还想在行政上开除我，想把我赶出革命阵营，不准我革命。一九五八年一月至三月初，我只三次有病，医生都说我胃溃疡病已在发作期，需要住院治疗。残无人道的胡锡奎明明看到了医生开的立即住院的证明书，但他不但不让我住院治疗，反而到处说我是“无病装病”。直到我胃大出血，生命快断绝，动手术紧急抢救，把胃割除了90%以上，卧床不起的今天，还有人说我是装病。看，他们毒辣残忍到什么程度!
一九五八年我被开除党籍后，心里想不通，精神受了很大刺激，得了精神病，一阵一阵的神经错乱。北京精神病医院要我注射胰岛素，胰岛素的治疗是很痛苦的，每次都要休克过去。这种治疗方法是要住院的，而我是怎样呢?一面工作，一面到医院去治病，大夫都看不下去了，亲自给胡锡奎写信，替我请假。但是胡锡奎却不让我休息，我不得不被迫中断胰岛素及肠胃病的治疗。不仅如此，正当我病重期间，他还想把我送去劳动“改造”，直到一九六三年六月我精神病大发作，无法再工作下去了才罢休。惨无人道的胡锡奎为了使我失去工作和同他们斗争的能力，就是这样来摧残我的身体的!
在从刘少奇到胡锡奎这一条黑线的压制下，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下，我是有冤无处诉啊!在我发精神病时我常问：“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真理?”我气愤地控诉着：“党内有大党员、小党员，大党员压小党员……”。在我痛苦之极时，我一遍又一遍地念道：“毛主席啊!毛主席啊!我多么想见到你，我有多少苦要向你诉说啊!毛主席你快来救救我吧!我是不承认自己被开除党籍的啊!”从开除党籍直到现在，我每月按时交“党费”，我心里时刻想念着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及其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我胃出血，气息奄奄，生命垂危，开刀挽救之前，热泪盈眶地喊着：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在我被开除党籍的日日夜夜中，我一遍又一遍地翻阅着毛主席的著作，一遍又一遍地想着，一九四七年我与刘少奇离婚后，离开延安上前方，向毛主席告别时，主席对我亲切教导：“去吧!不要爱一个人，去爱广大人民吧!”从主席的话中，我吸取了巨大的力量。“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二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我相信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相信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我相信人民群众。按照毛主席的话去做，就是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我第一是革命，第二还是革命，第三还是革命!
但是，刘少奇一伙对我的迫害并没有就此为止。他们唯恐自己的阴谋活动被戳穿，一方面对为我被开除党籍不合理而打抱不平的人施加压力，并以纪律处分相威胁，不许他们过问；另一方面在我的甄别问题上，又大耍两面派手法。
一九六一年中央决定全面进行甄别工作，规定一九五八年以来受批评受处分的都要进行甄别。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了甄别原则。一九六一年黑帮胡锡奎一方面让张井平(统战部党委委员、社院党组成员兼总支书记)通知我(已调社院工作)让我写一个申诉材料，说要甄别我的问题。我就写了一个申诉书由社院党支部转送人民大学党委，但在胡锡奎之流对我的迫害过程中，我对此是不抱幻想了。果然胡锡奎又耍了一个阴谋，他根本就不打算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他根本不打算给我甄别，这完全是骗人的圈套，是表面上想稳住我。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了，此事也就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了。
胡锡奎干了这些坏事还不够，在他离开人大时又和黑帮市委勾结起来，对郭影秋说：“别人的问题可以在人大甄别，王前的问题归市委解决。”而黑帮市委和胡锡奎是一家人，是一个黑司令部里的人。刘少奇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革命群众、革命干部残酷打击，实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是刘少奇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直接受害者之一。
一九五五年我在人大工作时曾给自己的孩子写了一封信，十分想见到他们。刘少奇非但不让见，反而给人大党委写了一封信，说我思想品质极坏，会给孩子起坏的影响……。胡锡奎之流对这一封打击我的信一直视如至宝，他深知刘少奇的企图，为了讨好刘少奇，就不断打击我，将刘少奇的黑指示交给郭影秋，郭影秋又交给宋硕、刘仁看，这是为什么?这次红卫兵抄郭影秋家，把这封信抄了出来，革命的红卫兵给我送来了，现在公布出来供大家批制。刘少奇、彭真、刘仁、胡锡奎、郭影秋、张井平之流串通一气互相勾结，通过这封信也就昭然若揭了。他们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是从这一小事上大做文章来残酷打击我，来掩盖他们政治上的罪恶。他们把刘少奇这封信当作圣旨，刘少奇这封信是正确的吗?不让看孩子完全是违法的。刘少奇违背国家宪法，自知无理，利用旧市委、人大党委作为压迫人的工具，所干的都是些损人利己不可告人的事情，还要倒打一耙，说别人极端个人主义、品质极坏，竟不让我看孩子，难道我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市侩哲学“吃小亏、占大便宜”来教育孩子了吗?是我让他们反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吗?是我让他们将来当野心家“刘克思”的吗?是我让他们奴颜媚骨自首投降卖国的吗?老实告诉你!我倒没有什么错误不可告诉别人，倒是你刘少奇，怕我揭露你那些见不得人的丑事，你想把我置于死地而后快，这是梦想!
今天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胡锡奎这些安放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这些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揪出来了。领导着革命的群众把他们打倒，解放了革命的群众，革命的干部，真是大快人心，经过江青同志以及革命群众的帮助和教育，把孩子救出来了。使我们十七年来末见过面的母子相逢了!我的心情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呢?我只有含着热泪，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我衷心的祝愿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然而另一方面，我的心情是十分沉痛的，我恨透了刘少奇反对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搞资本主义复辟，也毒害了孩子!使孩子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长期以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尖锐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是他们这条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从我所受的这些迫害中，可以看到，如果让这些修正主义分子当了政，把持了大权，国家就会变色，人民就会遭殃。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永远跟着你去冲锋陷阵，在这一片大好形势下，“宜将剩勇追穷寇”，对我国修正主义的总根子、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刘少奇，对于那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要彻底斗倒、斗垮、斗臭，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不罢休!让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红旗插遍全球，让她永远的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附：刘少奇给安子文、人大党委的信

安子文同志，人民大学党委：

王前给涛涛、丁丁的来信和涛涛、丁丁给王前的复信将送给你们一阅，存人民大学党委，照普通人的人情，允许王前和她生的孩子涛涛、丁丁经常见面是完全可以的，但是王前的品质极坏，有很多坏的思想，在小孩子还没有成人但又懂了一些事的时候，如果容忍王前和小孩子经常见面而又无人监督的话，很可能给孩子极坏的影响，并将给我很多麻烦，为了小孩子的利益，所以暂时不允许他们发生关系为好，如允许王前和孩子见一次面也应该有人加以监督，此事如何处理请人民大学党委提出意见告诉我并告诉王前。

敬礼

刘少奇

××年十月×日
安子文同志阅后送人民大学党委收

文7：书痴说史：刘少奇的错可不止两件 作者：书痴

来自：书痴的新浪博客

今天在凤凰网上看到刘少奇之子刘源的《父亲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有两件》，文中说，“我认为，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有两件，都是经长期逐渐积累造成的。第一件，就是“大跃进”，以及之后三年的调整不力。第二件，就是“文化大革命”。他从一开始就“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很快又开始抵制，但收效甚微。”刘源还说，刘少奇为他的错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被自己塑造的神坛轧死，其痛苦远远超出任何自我批判和自我否定。为此，人民和历史可以原谅他了。”

其实，刘源关于刘少奇的错误说的很对，但不够全面。熟悉中共党史的人应该都明白，建国后我们党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所犯的错误，在文革前都有刘少奇的份。刘源身为人子，为长者讳，人之常情，不足为怪。

细数起来，从建国伊始批判胡风开始，到五七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五九年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刘少奇在其中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其他的书痴都不论，单单说说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的所作所为，看看刘少奇所犯下的错误。

庐山会议的传统看法认为：彭德怀的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的“万言书”，对毛泽东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提出批评，因此惹恼毛泽东，彭德怀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其实这些看法有违史实，有失公正。事实上在庐山会议上是刘少奇打倒了彭德怀。刘少奇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打击报复彭德怀，才造成了庐山会议的结果。

那么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庐山会议： 1959年7月 2 日—31 日，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目的是分析形势，以便从“左”的错误中汲取教训， 对今后工作做出科学安排。

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 18 个问题要大讨论：1、读书；2、形势；3、今年的任务；4、明年的任务；5、四年的任务；6、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8、群众路线问题；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11、协作关系问题：12、公共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14、三定政策；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 17、 农村党团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 18、 团结问题。

毛泽东在讲话中概括了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破坏了平衡。在整个经济中，综合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提出要以农业为基础，要按农、轻、重的次序按排经济计划。毛泽东讲话后，会议进行 分组讨论。彭德怀参加西北小组讨论，对 1958 年以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和改进的建议。7 月 10 日， 毛泽东布置讨论修改《关于形势与任务——1959 年 7 月 2 日到 X 日庐山会议议定纪录（修正草案）》。7 月 13 日晚，彭德怀起草给毛泽东的信（即“意见书”），陈述自己对 1958 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看法。 14 日，将信呈送毛泽东。7 月 16 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到会同志讨论。讨论中一些人赞同信中观点，—些人表示反对。黄克诚、周小舟同意彭德怀的信的总的精神，张闻天作长篇发言明确支持彭德怀的意见。7 月 23 日会议上，毛泽东讲了话，对彭德怀的一 些意见表示赞同，并作了自我批评。7 月 31 日，毛泽东宣布会议结 束。

8 月 1 日，准备下山的毛泽东被迫改变主张。8 月 2 日，举行八届八中全会。中央委员 75 人，候补中央委员 74 人出席会议。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其他工作同志 14 人列席了会议。8 月 16 日，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 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为捍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还通过了《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但后来一直未向下传达。会议于 8 月 16 日宣告结束。 我们现在从对庐山会议的回顾中发现，庐山会议的初衷是研究经济建设问题，没有什么路线斗争问题。即使毛泽东看到彭德怀的信，以及会议上各小组的讨论发言也没有采取什么过激的言论和行动。

7 月 31 日便宣布了会议结束。那为什么后来突然要打倒彭德怀呢？这是因为刘少奇认为这是打倒彭德怀的一个好机会，在他的策动下开展了这场打倒彭德怀的运动。为什么刘少奇要打倒彭德怀呢？原因有三个：一、报复彭德怀在建国初的高岗事件中支持高岗。 大家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在 1949 年建国后的第一个政治事件就是高岗事件，当时高岗要取代刘少奇及周恩来，成为中共的第二把手。当时，在高岗夺权的过程中，得到了党内很多人的支持，而在支持高岗的队伍中，级别最高的就是彭德怀，他代表了军队和西北地区。

二、刘少奇坚持左倾错误，推卸责任，打击反对者。因为彭德怀的“意见书”所涉及的内容及其矛头直指刘少奇，为什么这么说呢？在以前的报道中大一直把建国后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犯“左”倾错误的是毛泽东。当然对于这些错误毛泽东应该负有领导责任，但不是主要责任，负主要责任的刘少奇。大家知道在建国后，特别是 1956 年以后，毛泽东就退居二线，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刘少奇及其同盟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要在短时间内干出成绩，特别是在经济建设上，提出了超英赶美，大炼钢铁，大跃进等，要在短时间内证明自己的能力， 大家可以去查阅一下建国初的报纸和会议讲话。也可以看一下张宏志的《还清白于毛泽东》。而彭德怀会议上的发言，其矛头正指向刘少奇，所以才得到了那么多同志赞同，并得到毛泽东的默认。如果其矛头是指向毛泽东的，会有那么多人赞同么，那些人可都是政治敏锐性很强的老革命了，毛泽东能就那么轻松的就宣布会议结束么。

三、刘少奇为了巩固在党内的地位，才打倒彭德怀。当时在党内，刘少奇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地位很是高了。但是由于其在党内资历，特别是领导军队的资历很浅，由于当时党和国家的大部分干部都是军队干部，这些人对刘少奇是很不感冒，可以说，如果有彭德怀的存在，刘少奇就得不到军队的支持，他的地位就不会十分稳固。刘少奇想接班也就不那么容易。所以刘少奇要打倒彭德怀，清洗军队中那些反对派。所以才会出现什么“军事俱乐部”的罪名。

刘少奇在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发言中狠狠地捅了彭德怀一刀。刘少奇在发言中说彭德怀是魏延的骨头、朱可夫的党性、冯玉祥的作风。彭刘之争，使会议的演变出现了两种可能：或者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摊牌，清算他们的“左”倾错误；或者把矛头指向彭德怀。前者可能导致党内分裂，后者必将造成冤案，错判彭德怀。在“左”倾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情势下，全国人民期盼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渡过难关，党内再不能折腾了，毛泽东从大局出发，稳定全国形势，而无奈地采取了折衷办法，把彭德怀的问题作为党内矛盾，而批评他犯下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毛泽东这样做是违心的！正如他在 8 月 1 日 预备会上对彭德怀说：“我 66 岁，你 61 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许多同志有此顾虑。”（李锐： 《庐山会议实录》， 第 193 页）“1965 年 10 月，毛泽东同志在彭德怀同志出任大三线副总指挥前，和他谈了话。毛泽东说：‘我们共事几十年了，不要庐山一别，分手到底。’我们都是六七十岁的人，应当为后代多想事、多出力。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是历史了，现在看来，真理可能在你一边。对你的事，看来是批评过了，错了，等几年再说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气用到办事情上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 —1980）第 122 页）事实上毛泽东对 8 月召开的批判彭德怀的会议是不满意的，所以他没有参加会议。1966 年 10 月 24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讲话》中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 1959 年到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找我。五九年八月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毛泽东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代豪杰，他襟怀坦白，胸怀宇宙，头脑里装的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他一再向全党指出：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还指出：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这番话很值得人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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