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总会是在苏联共产国际指示下产生和独特演变的

中国红十字会1904年成立，但不是今天的中国红十字总会的祖先。两者在组织管理、依循的人文价值观念法理法规、从事活动的基本作风等等都是有很多的和很大的不同。

　　1925年为了救济在斗争中牺牲、受伤和被捕的革命战士及其家属，共产国际救济总会指示中共成立中国济难会，并责成中共上海区委领导筹建。救济为共产主义运动而死、伤或入狱者，及其家属。但募捐对象不分党派、宗教信仰。

　　1925年10月3日《申报》，发表《中国济难会发起宣言》，发起人中有于右任、杨杏佛、挥代英、杨贤江等以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为主的各界谕名人士。济难会成立后组织慰问团深人战区和医院对参加起义的工人和市民以及受伤者进行慰问，赠送食物。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济难会被迫由上海转移到武汉。1927年秋，济难会随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回上海，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继续进行革命宣传，出版《济难》、《人道》、《白华》等刊物，并通过各种方式派人去监狱探监，把食品、衣物和学习用品送进监狱；设法把部分被难者营救出狱；并协助监狱里的共产党员接通组织关系；对被难者或家属发放救济费。1929年12月，中国济难会改名为中国革命互济会。1930年何叔衡回国兼任共产国际救济总会和全国互济会主要负责人。
　　
　　1931年初，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互济会工作决议》。为了抚育被难者的子女，互济会在上海开办了大同幼稚园，并创办了平民学校、工人夜校等。在中央苏区，则成立了中央苏区互济总会。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在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各级均成立救济委员会，具体负责军烈属救济工作，动员与组织群众互助互济，亲邻相帮，同时大力募集粮款，救济赤贫者。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通过各界救亡协会，在全市发动“节约济难”募捐运动，动员各界群众募款捐物，同时积极开展和做好社会名流、工商界上层人士工作筹措难胞生产自救资金、开展难童教育，使救济难民工作成为孤岛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组成部分，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有些地方的共产党组织还设立了难民工作委员会（难委），加强对
难民收容所这个特殊群众工作阵地的直接领导。
　　
　　1945年7月，在延安成立了以周恩来、董必武为首的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简称“解救”，1946年改称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救总”），并制定了《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组织和工作条例》。救总的任务是接收和分配联合国的救济物资，并且与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相配合，为解放战争提供了大量款项和物资。
　　
　　
　　１９４９年后，社会贫困救济由民政部门负责，主要通过扶持困难户自力更生和集体补助、群众互助以及,也就是自生自灭吧，政府给予必要的救济等途径解决。1950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和中国红十字总会，通通归由中共党管理。这也是它不参加国际红十字会的原因（参加过，但很快又推出）。中共建国后的中国红十字总会由卫生部部长李德全（近年公开的秘密党员）担任会长的15年间（1950年至1965年），其他领导成员也是中共高级干部，比如：伍云甫被任命了一个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负责外国情报工作。机构领导层，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通通由党官和党二代出任的制度一直沿用至今。
　　
　　１９４９年以后，民间慈善事业和外国教会在中国开办的慈善事业，比如说孤儿院、育婴堂、教会大、中、小学校、私人、行业工会办的学校,包含对极端贫困病人免费的慈善医院,完全被消灭，至今没有恢复。１９４９年后八百万投降和迎接新政权统治的前政府官员、军人死于毫无意义的滥杀和残酷的监禁，上千万有些微薄资本财产的人民、知识分子、大学中学在校学生、和他们的家属死于新政权的酷刑和监禁，在１９５８至１９７６年间，三千万中国人民死于饥饿，对这一切，中国红十字总会视而不见。而所谓参加对敌斗争反倒是它的一项任务，例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会长李德全发表声明，抗议美国侵略军在巨济岛疯狂屠杀我方被俘人员。但到今天也没有确切的官方指控被提供给公众或国际法庭。
　　
　　１９７７年以后中国红十字总会基本上是作为好看的花儿机构存在，只是在２０００年汶川大地震以后，因其活动的不透明性，且被怀疑有人借慈善发财和自肥为而被社会广泛议论。也有民间慈善活动和外来慈善活动困难重重的因素。但出现这种状态的根本原因，恐怕还是今天的民众的自主财产的增加而广泛地成为捐赠者、我要成为社会生活的参加者意识复苏，并在青年一代加速成长、和互联网广泛使用使信息能够自由传播。这两中或明或暗或多或少的力量的“较量”，将成为中国慈善事业演变的动力和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