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与刘瑜谈民主

2012/02/15 08:55:58

编者按：刘瑜认为，只有权利和责任、表达与秩序的平衡，才能有一个健康的民主文化。如果没有这种文化的支撑，仅仅是咱们来选举吧，可能会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灾难。

最近，在韩寒代笔事件沸沸扬扬之际，青年学者、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退出了新浪微博。她在邮件里对我说：“我原本就不喜欢摩肩接踵的地方，一开始上微博就是个错误。”

刘瑜时常被置于“启蒙者”的位置，在微博成为公共言论平台后，她也被称之为“公共知识分子”。但标签意味着扭曲和简单化，刘瑜说因为对智识的好奇，她愿意被称作“知识分子”，但如果出于一种悲情的使命感去做“公共知识分子”的话，会累，很不开心。

在这里分享一下去年年中我与刘瑜的一次对谈。她仍旧被当成一个“启蒙者”，谈论民主、自由以及公民。谈论这些并非出于悲情的使命感，而是一种智识上的分享。尽管这些概念本身也是一种标签，但了解标签背后的深意，重新谈论和普及常识，这比纠缠于身份更有意义。

民主权利和民主责任

问：关于这个事情，有一种特别爽特别偷懒的说法──这是一党专制的问题。好像这是个终极原因，说出这个原因就不需要再了解其他了。

刘瑜：专制制度，与那种惰性被动的文化是互为因果的。长期的专制，导致民间的无力感，就觉得自己反正什么也改变不了，然后就什么都不干，于是专制就更甚。但是实际上民间行动还是有一定空间的，比如如果你真的想行动，去参与灾后救灾，去捐助一下西部阳光、壹基金、动物保护这些组织，甚至去当志愿者，只要想付出努力，不是没有事情可以做。有时候人们出于偷懒的心态，就不采取什么努力，然后还埋怨是制度让自己什么都干不了，这不是不自由，而是逃避自由。

但是总的来说，人们之所以会强调制度，而较少地强调自己的责任，除了文化以外，还因为制度的改变会比较迅速，文化的改变却比较缓慢，经常需要一两代人，甚至两三代人才能够出效果。在很多国家，当社会出问题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咱们选举吧。其实选举能改变什么？如果在文化和社会条件改变有限的情况下，在每个人都不为社会改良付出点滴努力的情况下，选举能改变的其实很少，之所以人们想到选举，是因为这个事情特别有操作性。

很多问题可以说是制度的问题，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制度是怎样形成的。如果制度仅仅是空降下来的，比如说就像美国空降一个民主制度到伊拉克，制度完全没有社会文化基础，没有民间社会的发展和它呼应，它是非常脆弱的，不但脆弱，而且很可能换汤不换药。如果制度的变化过程是民间的力量在推动，是从公众的点滴努力中生长出来的，有文化、经济和社会的支撑，那样的制度变化才是真的制度变化。没有这些，仅仅靠换一套法律条文是不够的。

现在大家都喜欢谈“权利”。很多人都注意到民主是一个权利文化，大家没有意识到民主同时还是责任文化。或者说，民主一部分是利益表达和争取，另一部分则是必要妥协和维持秩序。一定要有权利和责任、表达与秩序之间的平衡，才可能有一个比较健康的民主文化。如果没有这种文化的支撑，仅仅是咱们来选举吧，可能会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