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国民政府在长城会战刚刚一结束,就立即开始了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全力消灭中共。

　　其实国民政府对苏区的围剿之前已经有过四次,但是正式的围剿应该从第三次算起.

　　1930年和1931年二次围剿,都是地方部队参加,中央军根本没有介入.

　　第一次围剿中央军没有参与在于规模空间中原大战刚刚结束,中央军要对付地方军阀的后续作战,实在没有精力参与.

　　而第二次围剿则是国民党大老林森,胡汉民等人一起联合要迫使蒋介石下野,当时蒋介石被迫软禁胡汉民,国民党大老随即群起攻之.国民党内搞得天翻地覆,蒋也实在没有精力再去对付红军

　　前两次国军都是地方部队,如赣军,湘军等!这些部队各自为战,战斗力很差,而且几乎没有统一的指挥,结果必然被战斗意志顽强的红军击败.

　　到了1931年7月到9月,中央又开始了第三次围剿.这次开始,中央军开始介入.围剿也由中央军高级军官陈诚将军统一指挥.

　　国军这次围剿从军事上比较成功,一度攻陷苏区大部分战略要地,但是没有能够打击到红军的主力.

　　但是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对派汪精卫等人在广州成立的另一个所谓的南方国民政府,并且出动二广部队和北方的石友三配合南北夹击中央军,一度攻陷湖南江西大部分地区.

　　这还不算最严重的.到了9月,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张学良不战而退,蒋介石被迫停止第三次围剿.


　　除了外界因素的影响以外,在这三次围剿中,国民政府中央军和地方军阀部队都采用了错误的战略战术.

　 　用后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话来说:敌军想一口吃掉苏区.他们虽然曾经一度深入苏区,甚至占领了苏区首都瑞金,但是三次围剿必然要失败.敌军根本没有 充分的准备,没有考虑到政治经济和地理的情况,特别是敌人的军事战略不符合有组织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新要求.敌人愚蠢的排成漫长的行列行军,而且是大部分行 军是在丛山的地区迅速推进,没有足够的掩护和侦察,更不用说是堡垒了.加上他们之间属于不同的派系,没有统一的指挥,互相也缺乏支持还钩心斗角,他们甚至 乐于坐视友军的毁灭.
　　结果就是敌军单个纵队,整团整师的敌人在苏区腹地之中,被红军诱引到埋伏圈歼灭.


　　李德说得没错,红军在三次围剿中也采用了成功的战略和战术.
　　他们放弃大部分不适合伏击作战的苏区,在这些区域通过小规模的战斗骚扰和疲惫进攻的国军.然后集中兵力在山地打围歼战,消灭掉三成国军,剩下的七成则被拖跨,被迫停止作战!

　　同时,由于红色政权的土地革命和政府的廉洁爱民,他们也获得了苏区农民的全力支持.

　　国军在苏区无法得到老百姓的支持,他们没有办法得到粮食和情报,甚至四处遭受农民袭击和阻挡.

　 　当年国民党官方的《剿匪战史》记载：当国军进入一个地区，那儿几乎没有人。剩下的老弱病残被共匪的地下组织所控制，因而不敢和政府军队谈话。有时他们甚 至帮助共匪阻碍军队前进;国军对共匪的情况知道得太少了。共匪把粮食和人都带走了；老百姓破坏政府军后面的桥梁，不向他们提供消息，甚至伏击他们；老百姓 还骚扰政府军的供应线，以致需用整团的兵力来保护政府的传令兵和军需官.

　　根据以上所有的问题,国军从第四次围剿开始,使用了新式的战略和战术.



　　---------中央军精锐的德械师


　　新式战术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围剿
　　老萨一直愿意把四次和五次围剿放到一起来看.

　　他们其实是一个完整的军事行动,前后具有很强的一贯性!

　　第四次围剿是第五次围剿的序幕,他主要是肃清中央苏区外围的战斗.最终粉碎了鄂豫皖苏区和湘赣苏区,消除了他们对中央苏区的支持.


　　第四次围剿开始,蒋介石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进行变革.采用全新的战略战术对付红军,最大程度上削弱红军的优势.

　　但是第四次围剿刚刚进行不到一个月,日本关东军入侵热河省.国民政府急调二十五万主力在华北和日军激战,被迫停止了这次围剿.
　　第五次围剿则不同了，蒋介石为了彻底肃清苏区，改组了南昌行营。
　　蒋将第二，三，四次围剿的负责人何应钦解职，任命江西省主席熊世辉为行营办公厅主任，原行营参谋长贺国光担任第一厅厅长，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兼第二厅厅长。
　　蒋介石亲自指挥第五次围剿，南昌行营的权力范围扩大到 闽粤湘赣浙五省。


　　军事上

　　中共方面一直把第五次围剿归结为路线上的错误,其实这是不对的.

　　第五次围剿的失败,从根本上来说是军事上的失败.

　　第四次围剿开始,国军在国军将领柳维垣,戴岳等人的建议下,开始采用著名的碉堡战术对付红军。

　　这个战术后来在经历过一战的德国顾问—德国国防军之父冯.赛克特将军和的指导下,越发完善和壮大.

　　所谓碉堡战术简单来说就是稳步推进的合围战术.

　　蒋介石分析前三次围剿的失败作战教训,决心使用自身的优势瓦解红军运动战的优势.

　　国军采用步步推进的战略,主力从苏区四面合围过来.

　　和以往不同的是,他们不急于推进,而是走一步就修建一个碉堡.

　 　用蒋介石的话来说就是:战术上取守势即以守为攻，战略上取攻势即以攻为守。各路进剿大军做到步步为营，节节推进，层层包围，步步进逼，其核心又是行军所 至，立建碉堡，即部队走到哪里，碉堡就建到哪里，先巩固阵地，再稳扎稳打，三里五里一推，十里八里一进，甚至一次只推进一二里，进得一步，即守一步.
　　简单来说，国军不深入苏区和红军打运动战，而是逐步稳定推进。在稳定对苏区的经济和军事封锁的情况下，迫使红军打持久的消耗战。

　　这下就击中了红军的要害.

　　众所周知,红军士兵有着相当的革命信念又训练严格,十分骁勇善战.
　　如果在山地战,夜战,遭遇战中,即使中央军一般也只是和红军旗鼓相当.

　　但是,红军只是一支装备轻武器的作战部队,最强大的10万多中央红军也只装备4万支各种枪械,其中步枪占绝大多数,轻重机枪只有600多支,子弹180万发,手榴弹8万枚.
　　至于重武器,用李德的话来说:红军只有二十多门口径大一点的迫击炮和野战炮，炮弹缺乏。
　　没有重武器，是无法打阵地战的，尤其无法打破国军的碉堡工事。
　 　一战中，一二挺重机枪依靠简单的土木工事，战壕加上铁丝网，也可以轻松的击毙成连成营的敌人。索姆河战役中，进攻的英军相对防守的德军，步兵有3.6倍 的优势，炮兵有1.7倍的优势，其中同盟国的火炮就有3500门，炮弹高达800万发。但是德国的重机枪在第一天，就造成英军6万多人的伤亡。
　　 而国军的水泥和砖石结构的碉堡，显然比德军的战壕的防御能力要强大的多。
　　国军使用稳步推进的碉堡战术,沿着交通要道向红军苏区各战略要地缓慢推进,迫使红军跟他们打消耗战.

　　他们为了避免被红军诱引后歼灭,国军一般不主动出击,一遇到红军反击就退回碉堡.以碉堡作为支点最大程度消耗红军的有生力量,然后再次稳步推进.这样,红军就无法使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无法使用运动战了!

　　红军的步枪和手榴弹实在无法有效破坏国军的水泥或者砖石结构的碉堡。
　　靠以往的人海冲锋又会遭到碉堡中密集机枪火力的严重杀伤.
　　装备轻武器的红军对付碉堡实在没有好的办法.

　　以碉堡作为依托,国军只用较少的部队(一般一个碉堡只有一个班或者一个排驻守)就可以封锁住红军的连营一级的进攻.
　　而大量的部队则集中在碉堡后方,随时准备围歼进攻碉堡的红军部队.

　　而且国军并非单纯修建类似日军抗战中那样的孤立炮楼,而是在德国军工专家的帮助下,修建了可以互相支援的碉堡体系.

　 　用德国顾问法尔肯豪森将军的话来说:国军采取战术防御手段，依靠稠密碉堡体系，做到各堡相望，构成火网，星罗棋布，互为依托，既可防止敌方袭击，又能阻 止红军通过，筑堡和清剿齐头并进，平推向前以挤缩匪区。根据当时的形式,最多一到二年之内,就可以稳定的全部清除苏区.

老萨分析碉堡战术,这其实是对付游击战和运动战的不二法门.
　　它最大程度上削弱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优势,迫使红军到一个他们几乎没有武器和准备的战场作战.

　　历史上,几乎所有对付游击战的军队都使用了这种战术,比如十八世纪英国和布尔人的英布战争,抗战时期八路军占领区倭寇的治安肃清战,越战中的美军战略村战术!

　　但是,这并不是说碉堡战术没有缺点.他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过于费时和费力.

　　第五次围剿前后长达快一年时间,国军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单单在中央苏区就修建了多达1万4000个大小碉堡和大量的连接碉堡的公路运输线.除了数十万部队长期驻防以外,固定使用的民工至少也有2到3万人).

　　这样浩大的工程实在令后人惊讶,而且投入如此重大的人力物力来对付10多万红军似乎也是代价过大。
　　难怪蒋介石自己也解嘲说是:愚公移山!

　　如果这是在和平时代自然没有什么,但是对于1934年混乱的中国局势来说,碉堡战术也是有相当代价的.
　　对中央苏区的长时间围剿,大量人力物力的消耗，大大拖延了国军的经济和军事改革的急切步伐,也延缓了中央消灭地方军阀的既定战略.

　　随着碉堡战术的逐步进展,到了第五次围剿的中期,国军的碉堡从七个方向深入苏区腹地.


　　红军可以做运动战的广阔区域几乎荡然无存.


　　就双方实力的对比上,根据李德的回忆:国军用于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约40万，其中中央军多达30个师,地方军阀福建十九路军5个师,广东陈济棠的7个师,湖南何健湘军3个师.



　　而中央苏区的红军正规军约有10多万人,还有7到8万地方武装部队.

　　双方从兵力和装备上都有相当大的差距!红军又无法发挥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优势!

　　失败的结局看来难以避免了.


　　-----------------国军修改了完善的碉堡群.彭德怀曾经率部打入这些碉堡群,结果差点全军覆没.

　　红军采取的相应战略

　　可以说,红军当时领导人,博古,李德,周恩来甚至共产国际,都并非不了解运动战和游击战的重要性.

　 　1933年,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阐述红军的作战方针：红军绝不固守一个地方。红军避免与集中的大部敌人接触，引诱一部分敌人到苏区内来创造进行决 战的胜利环境……红军还用游击战争与革命农民对政府军队士兵的影响来削弱和动摇敌人。红军在分散敌人的集中后，从侧面及后面攻击孤立的队伍，各个击破，消 灭敌人。

　　次年2月，共产国际又两电中共中央，进一步强调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该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战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攻敌人的堡垒地带的作战中，获得胜利。

　　1933年12月，所谓路线错误的王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3次全会发言谈到:把中央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从内防守的军事行动，与红军及游击队在蒋军后方和两翼方面实行广大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配合起来.

　 　李德回忆：至于阵地战，不管是什么形式都不合适，这一点我们大家是完全清楚的。最基本的要求，是要在敌人堡垒主义的条件下，寻求运动战，不要在进攻堡垒 中，来消耗我们的兵力和兵器，要在堡垒外，于敌人的运动中，来消灭其有生兵力. 应该避免进攻要塞堡垒地域，甚至避免正面进攻停止的敌人。我们战术的特质就是要搜求运动中的敌人，特别是他的翼侧施行迂回，或因地形和时间的关系施行包 围，以及迅速而猛烈地突击敌人纵队第二、第三梯队的翼侧。

　　中央苏区军政领导人普遍认为：死守堡垒，对于我们是致命的打击；要反对滥做支点单纯防御的堡垒主义.

　　红军的这种作战方式，体会最深却是国民党将领，蒋介石在1933年12月谈到：现在我们打赤匪，正面的阵地战很少，而随时遭遇的游击战特別多。

　　但是面对国军稳步推进的碉堡战术,这些运动作战实在没有施展的空间!

　 　李德谈到：在我们区域内进行歼灭战的有利条件，只要不能诱敌深入，也就是说敌人不放弃堡垒战，那就没有希望得到……我们埋伏在这里，而敌人就可以丝毫不 受干扰地继续推行它计划中的堡垒政策。这岂不意味着，我们自己放弃了苏区的重要地区，而不去利用时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林彪指出：诱敌深入的方法，在对付历经惨败而有无数血的教训的敌人，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方法了。

　 　彭德怀认为：敌人正在大举集中的时候，利用堡垒掩护，使我求得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机会减少。红十军在赣东北准备通过运动战集中力量打破国民党军进攻时， 由于对方采取稳健推进战法，很难觅到战机，往往被迫打成攻击占领有利阵地做有工事的敌人，运动战效能无法发挥。对于堡垒战中的双方对垒，如猫儿守着玻璃里 的鱼可望而不可得。
　　国军其实并不接受红军的引诱，他们只是自顾自的修建一个又一个的堡垒，逐步压缩红军活动的区域，进攻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迫使红军最终的决战。
　　 红军无法诱敌深入，也就无法集中主力部队对国军进行伏击。
　　由此共产国际顾问李德,朱德,彭德怀,林彪等人认为国军已经转变了军事策略，以前的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伏击的战术无法有效施行。他们提出了一种新式的运动战法,也就是著名的短促突击.

　　所谓短促突击，即以一部以红军的工事或者碉堡防御吸引敌人，同时将主力埋伏在附近，当敌军出现在我前沿阵地时，以埋伏之主力部队施行短促的突击及袭击，以便于堡垒前瓦解敌人。
　　 这样一来，面对红军的碉堡，国军必须主动部队进行一段时间的攻坚战，无法像原来一样的从容行军。红军以碉堡作为依托，比单纯的运动战更为实际。
　 　李德具体规定了这一战术的几个主要原则：向敌人运动中的部队进行短促的侧击；在敌人后续梯队或堡垒内来的增援队未到达前，迅速解决战斗；要最坚决的使用 最高度的主力作战，以便确实的避免延长战斗；迅速转变自己的突击方向，主要的是利用敌人诸纵队的内翼侧，在其诸纵队间执行机动。

　　简单来说,短促突击就是避免攻打国军的碉堡,打这样的消耗战.而是把国军诱因出碉堡或者在国军修建新的碉堡的时候,集中优势兵力,迅速合围歼灭国军.
　　在建国以后，我们一直指责李德他们打单纯的阵地战，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
　　李德的短促突击，其实并非阵地战，而是针对碉堡战术的一种运动战。他的要旨在于二点，就是一以红军的碉堡作为支点吸引敌人，二以优势兵力突然，短促的打击敌人，将其歼灭。
　 　而李德特别强调说：红军作为支撑点的自身碉堡防御本身不是目的，不是为要顽强扼守阵地或消灭敌人，而是为征取时间及诱引敌人（诱引敌人远离其堡垒以便我 突击队隐蔽的突击之）；因此运动防御只应同敌人的先头部队（侦察、前卫游击队等）作战，并迫使敌人的主力展开，当执行了这个任务时，即有计划的转移到后一 个地区……运动防御是为着保证我们主力在有利条件下施行突击的机动，如过早的退出战斗或顽强的战斗，都不能保证这些条件的构成。”
　　 对此，红军中最有能力的二个军团长，彭德怀和林彪也表示认同。
　　彭德怀谈到：在敌跃进和推进时，灵活的运用攻击的战术动作——侧击和短促的突击，来取得敌人资材，根据自己的特长和敌情，是有可能的；而且也只有这样积极动作，争取每次战斗的胜利，才能展开战役上的胜利，完成持久战略。
　 　林彪说到：我主力所在地域如附近有敌，则诱敌和放敌大踏步，以便我主力在敌运动中消灭之，如我主力不在某地而该地有敌前进时，则应以一部兵力进行运动防 御战，滞敌前进……我主力军到达后，如见敌工事尚不坚固，则以主力攻击之，如敌堡垒已极坚固，但联络堡尚未做好，则应佯攻与围攻其堡垒，而打击敌来作联络 堡之部队或增援队。
　　这是一种运动战和防御作战的结合方式,就当时来看,还是非常实际的.

　　可以说,短促突击是一种小规模的围歼作战.可以集中兵力避免红军的损失,又可以最大程度的消灭敌人,不用强攻敌人碉堡，削弱碉堡战术的优势.

　　这种战术本身没有问题,也是对付碉堡战术最可行的办法.

　　但是执行起来问题却很多!

　　首先,由于国军采用稳步推进的战术,往往在碉堡几百米外用几日时间修筑新的碉堡.一旦遇到红军合围往往不战而迅速退回碉堡.此时红军如果追上去,就会变为攻坚战,损失严重.如果不跟上去,由只能打到国军的皮毛,够不成大的威胁.
　　同时国军碉堡从四面漫长的沿线推进,一旦一个碉堡修建好就可以侧击,以火力支援其他碉堡的修建工作.红军也无法通过这种手段遏制国军各个方向的全面前进步伐.
　　 用林彪的话说：在敌人堡垒外的近距离或从堡垒间隙中去求运动战，结果仍变成堡垒战，以大部队在这种场合想行短促而突然的突击，结果打响之后仍然不易摆脱。
　　其次,即使合围了少量国军,国军后卫部队往往也会从碉堡后及时增援.红军一样会遭受一定的损失.这个损失虽然较国军损失为少,但是国军有数量上的优势和源源不断的兵力补充,红军无法同样的恢复.
　　在决定苏区命运的广昌会战中,18天时间，双方都损失了数千主力部队（红军5000人，国军2600人）.但是红军恢复的速度,比国军要慢了好几倍!

　　最后,短促突击遇上的往往是国军1，2个团或者整旅推进的情况。国军突进数量过多，红军一样无法有效将其歼灭.因为如果短时间无法将其歼灭,国军就会后退到碉堡线以后,以坚固工事作为屏障.而对于红军的战斗力来说,想在短时间内歼灭国军一个师似乎不太现实.
　　老萨说，短促突击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它如果成功，就意味着国军犯了错误。如果国军不犯错误，短促突击是不会有什么战果的。
　　其实如果红军有重武器，比如平射炮，打破碉堡战术的难度并不大。
　 　国军的碉堡并非二战中出现的要塞和永久防御工事，用平射炮几炮就可以解决问题。在国共内战初期，国军也曾经一定规模的使用过碉堡战术，都被解放军用平射 炮打的惨败。这些平射炮，还大多是是解放军的兵工厂土造的。但是一旦解放军没有平射炮和重炮，对付碉堡就非常困难。中野跃进大别山丢掉全部重武器，稍后就 失去攻坚能力，只能做阻援部队，成为淮海作战的配角。著名的飞雷筒就是那时候发明的！


　　－－－－－－－－飞雷筒，这是一款特种武器，他的射程太近，只有100到300米，无法跟火炮对抗。这也是中野限于条件的发明
　　至于中共在之后的内战拥有大量火炮之后，不但此时的简易碉堡不是他们的对手，就是现代化的钢筋水泥永久性和半永久性防御工事也根本无法阻挡他们。
　　1949年的天津战役，国军花费2年多时间，900亿法币修筑成的25公里长，5公里宽的1000多个碉堡群防御体系，在29个小时内就被解放军的500多门重炮打的土崩瓦解，天津也被攻陷。

　　扯远了
　　总之，虽然短促突击在实战效果不佳，但是，短促突击中依靠碉堡防御的观点，中共的高层军事指挥官还基本都是认可的。
　　即使在广昌战役失败以后，林彪仍然说：目前对敌在其堡垒火力的掩护推进筑垒手段，应采取以抗击方法迟滞其进展和以袭击之方法，求得消灭局部之敌人。
　　彭德怀说：自高虎脑防御战斗给了敌人重大摧击之后，谁都相信组织正确的运动防御是给敌人堡垒推进的有力回答，并也相信在目前的战争情况下，不只需要红军有极大运动力和突击力，而且也需要有坚强的防御力。
　　虽然这么说，但短促突击仍然无法抑制碉堡战术的成功。

　　总之,短促突击的最终结果是,在五次围剿的战斗中,红军和国军消耗了几乎差不多的兵力。

　　最终红军被合围在苏区腹地较小的区域内。
　　这时候，红军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放弃中央苏区，跃出碉堡线的封锁，跳到外线作战。
　　红军被迫开始了著名的长征!


　　------------修建一个碉堡一般需要五到七天,到了后期,由于红军战斗力的下降,碉堡多为土木结构,只需要一到二天就可以造出来!



　　苏区人力上的衰弱

　　除了军事上衰弱以外,红军在兵源补充上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虽然一度发展到17,18万人的规模,但是这已经是苏区所能承受的极限了.
　　由于长年的战争，红军自身兵力消耗也不轻，需要大量年轻的新兵进行补充，才能保证旺盛的战斗力。
　　但中央苏区本身就在贫穷落后的江西苏区,人口也比较稀少.在1933年,苏区人口总数不过300多万,适合兵役的成年男子不过60万人左右.但是由于忙于艰苦的劳作,他们普遍身体瘦弱,有很多人还有慢性疾病,能够参军的最多只有40万人.

　　但是还要除去政治不合格的比如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不可靠的人,满打满算能够服役的人约30万人.
　　当时红军兵力征召几乎已经到了极限。红军原有4万多人，在从1933年5月到10月，红军新征集6万青年加入部队。11月到12月，又征集2.5万人。短短半年时间征集8万5000人进入部队，这个数量相当惊人。

　　通过大量征兵，红军到了1934年底,红军数量已经达到14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已经吸收了一半的可用兵源!

　　这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已经是很多了.因为江西苏区仍然也劳动密集的稻米种植为主要粮食来源,必须要有相当的男劳力从事农业生产。这种工作单靠妇女和老年人是不行的.

到了第五次围剿后期，由于红军在一年战斗中损失严重,开始大量征召新兵.

　 　据当时红军高层回忆:长征之前,红军队伍不断地扩大，各县男子已所剩无几。一九三三年长冈乡四百零七名青年中有三百二十名参加了红军，只剩下妇女和老 人。瑞金县自毛泽东第一次到那里至一九三四年十月，近五万人参加了红军；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的一年里，有二万多人参军，仅一九三四年五月一个月就有二 千人参军。

　　到了五次围剿快结束的时候，苏区适龄青年几乎全被参军或者成为红军的民夫, 上杭县才溪乡，共有二千余人口，在一次一次的扩军后，乡里只剩下男青年七人.

　　大量青壮年男子投入前方后，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
　　1934年4月，兴国县的红军家属达61670人，留在后方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虽然苏区中央努力动员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并加紧调动地主富农举行强迫劳动，但劳动力缺乏仍然成为突出问题.
　　1934年春耕期间，主要因劳动力缺乏，各地尚未耕好的荒田，不下十二万担。以汀州为例,红军家属由于田地荒芜，1934年夏收前缺粮者达到1575人。

　　当时苏区的农民再有觉悟也是中国农民.对于他们来说,再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敌不过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

　　后期有些觉悟的苏区年轻人都加入了红军,剩下的都是不愿离开土地的人.
　 　1933年1月，因为无法完成中央限期的征兵任务，中共福建省委书籍罗明曾向中央汇报：根据这个地区群众长期受战争苦害的情况，认为要在这些地方扩大主 力红军，完成中央规定的扩红任务是困难的，而只能扩大游击队，因为群众要保卫家乡，愿意参加游击队（民兵），而不愿意参加主力红军离开家乡。

　　红军由于兵源不够,后期开始一定程度的强制征兵行为.甚至采用苏联红军卫国战争时期的包围征兵手段.

　　有些地方扩大红军的办法是召集群众大会，把前后门关起，一个简单的号召以后，就要到会的一致报名加入，公开宣告，有一个不报名即不散会。

　 　这样强迫征集的兵员各方面素质都无法保证。据1933年11月的统计，一军团补充区域到十一月十五日集中到区的是1663人，到补充师的只有728人， 路上跑了935人。这儿还没有计算在乡村报了名根本未集中以及从乡到区逃跑的人数。大概算起来我们只集中了报名人数中的十分之三、四。

　　集中到部队中的人员情况也不乐观，许多地方不注意新战士的质量，把许多老弱残废拉来凑数。

　　红军总政治部1934年4月统计，红军战士中16岁以下的占1%，40岁以上的占到4%，相当部分人员在三四十岁之间。

　　当时，国民党方面在与红军交战时也感觉到，一些红军部队素质不佳，老弱参半,不堪一击!

　　由于新兵过多且素质不高,红军战斗力也有较大下降.如: 红五军团十三师是常常承担阻击任务的打硬仗部队，但大量的新兵补充使其进行实弹射击练习时，成绩非常不好，十人射击就有九人脱靶。
　　 在广昌战役中，新兵表现出来低劣的素质的更令人惊讶。彭德怀说：七团有些新战士不会打手榴弹，敌人冲来时，把手榴弹交给班长打！近来又发现提拔干部时红军战士不愿意当干部的，比以前的数字增加。

　　训练缺乏使个别部队在作战中因伤亡（主要是因疾病和掉队）而损失的人数有时竟高达百分之五十。

　 　红军缺乏训练，且多新兵，常畏缩不前的状况为蒋介石所注意，并以此为部下打气加油：现在赤匪军的精神与从前完全不同，据投诚的赤匪说,他们监视军队的政 委，也不比从前那样认真了！从前匪内一般政委，的确自己能够上前督率，自己能够身先士卒，不怕死。但是这一般政委，到现在大半都打死了，而新来的一般政 委，精神和能力都不够，稍微遇到一点危难的时候，他自己就恐慌的了不得。


　　----------------中央苏区瑞金,在这里红军粉碎了四次围剿.但是第五次则不同了


　　苏区物资的缺乏

　　国军展开碉堡战术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封锁苏区和外界的一系列联系,尤其是苏区物资的来源.



　　国民政府建立了多条封锁线,并且一再宣布: 无论何人，不得直接或间接供给匪区或匪徒以任何粮食，违者应予枪毙!
　　蒋介石曾经说：匪区数年以来，农村受长期围剿之扰乱，人民无喘息之余地，实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严密封锁，使其交通物质，两相断绝，则内无生产，外无接济，既不得活动，又不能鼠窜，困守一隅，束手待毙.
　　蒋介石还说：将匪区严密封锁，是我们最重要的战略。以后对匪区封锁的种种办法，一定要密切实行，这一点比和匪区作战还要重要！
　　在蒋介石的“相通之关津卡隘，水陆要道，均成立封锁办事处”的命令下，环绕苏区建立了纵深200多里的封锁线。除了严格封锁以外，在和苏区相邻的国统区，一般老百姓食盐，煤油，日常百货一律采用配给制度，防止平民私下交易。
　　对原本就落后又忙于战乱的苏区进行经济封锁,实在是非常实用的招数.
　　封锁导致苏区一方面物资极度缺乏，一方面苏区盛产的烟叶，大豆等无法卖出去。农民种出东西以后卖不掉，即使卖掉的所得，也无法买到基本生活必须品，困窘不堪。


　　除了粮食以外,包括盐,棉织品,火柴,药材，布匹，煤油等日用物资也全部是违禁品的行列.

　　长达一年多的封锁和苏区大量青年参军导致农村劳动力不足.到了第五次时期,苏区出现严重的物资缺乏问题,其中粮食问题尤其严重.

　　1934年初，红军部队及政府机关食米不够供给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当时苏区已经出现粮食不足的可怕场面.稻米价格涨了三四倍且不易买到!
　　各乡交上去的公粮和实际需要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根据以往经验,上交的公粮和实际需要大约有50万担的巨大差距.

　　粮食是军队作战和政府正常运作的本钱,如果没有粮食,苏区是会不战而垮的!

　　为了弥补粮食的不足,苏区使用了二种解决的办法.
　　第一,军队和政府主动节约粮食.
　 　为节省粮食，苏区中央号召广泛开展节省运动，规定各级政府、红军后方机关、国家企业、学校等每人每天减发食米二两。随后，又号召苏区每人每月节省三升甚 至三升以上的米来供给红军.即使这样，实际能够发放的粮食数量仍远远低于节省后的定量，当时，党政机关……每人每天只10小两（1斤为16两）粮食，分成 两顿吃.最艰难的时候，红军一线作战部队甚至“每天只能吃八两至十两”.


　　第二,博古他们仿效苏联红军内战时期的做法,强行征收.

　　1933年12月，苏区决定成立粮食人民部，专门处理粮食问题，收集粮食被提到国内战争中一个残酷的阶级斗争的高度。至于派出征收粮食的干部,被成为突击队.

　　苏区中央在正常粮食征收之外，先后决定向群众借谷24万担和60万担，严令各地派出的突击队不到任务完成不能调回。

　　突击队的干部采用了一切说服手段,让农民交出除了口粮以外的其他粮食.

　　虽然采取了多种措施，粮食收集仍遇到许多困难。

　　1934年2月的粮食突击运动中，于都预定计划向群众借粮四万四千担谷子，结果只收到百分之十，胜利收谷也只有百分之十三，古田区、黎村区甚至没有收到一粒谷子，该县粮食部长明确说:于都群众现在根本没有谷子。

　　24万担粮食收集原计划1934年7月初截止，到8月初还没有完成，而7月中旬苏区中央又提出秋收后借谷六十万担，收买谷子十万担，加上征收土地税，我们将要收集一百万担的粮食。

　　这一目标在苏区地域已大为缩小的情况下，事实上更难实现。

　　在收集粮食遇到困难情况下，为保证红军能够持续作战.相当多的苏区地区为完成任务不得不强行摊派，部分突击队员在这个阶段采用强行征收的手段.瑞金、长胜等地甚至出现个别农民因缴不起粮食自尽的情况，引起中农的恐慌与一般群众的严重不满。

　　胜利、于都等地因催收粮食发生群众要捉突击队员并向区苏集体请愿的严重事件。

　　除了粮食以外,苏区如食盐,煤油, 布料都是无价之宝.

　　其中食盐由于是必需品,更为重要.苏区可以生产一种硝盐,据说是用墙上的一种毛做的.虽然有盐的成分,但是苦涩不堪,无法下嘴.而且吃多了,还容易中毒.

　　至于煤油之内,苏区完全无法自产,全部靠外界偷运进来.

　　当时苏区获得这些物资的手段主要有二种,一是和军阀陈济棠达成秘密协议,以苏区盛产的稀有宝贵的钨矿换取陈济棠的武器弹药和日用品,当时这些都是非常秘密的举动.

　　二是鼓励国统区商人冒险偷运进来.

　　为了鼓励这些商人,红军以盐高出四倍的价格,煤油,电池等高出十倍的价格收购.

　　中国商人自古就很会做生意,他们在暗中行贿国民党的军官,然后秘密把这些物资用各种手段从国统区运到苏区赚取暴利!

　　但是,以上二种方式得到的物资仍然不足实际需要的三四分之一!老百姓和红军战士经常长时间吃不到盐,苏区物价也随之高涨!

　　由于物资短缺,也影响了红军军工厂的生产.缺乏火药和金属,军工厂的员工到所有旧战场寻找旧子弹壳,而且制成的很多子弹打不响,有些子弹头甚至用木头制成.

　　博古和李德曾经亲自检查过红军新生产的手榴弹,他们各扔了几个试验,发现其中有好几个是不会爆炸的!

-------------------中央的实际领导人博古(秦邦宪),他是一个很才华的学者,是苏联培养出来的代言人.他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时才25岁.

　　错误的政策

　　这是历史的禁区,老萨就不多说了.

　　早期苏区曾经划过成分,当时地主和富农大约百分之七左右.这个数字对于贫穷落后的苏区来说,其实已经很高了.其实因为江西苏区过穷,很多所谓地主用全国观点来看最多只是富农.至于富农就更别说了!

　　五次围剿前后,中央却又搞了查田运动,说是要清查漏划的地主和富农.把地主和富农的土地一律没收，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要求消灭富农和地主，消灭富农经济。
　　结果是，不但地主和富农被一扫而光，很多中农被错误的增划进富农地主的行列,遭到了斗争.
　　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富农和中农是农村生产力主要构成部分,他们和地主不同，大多是吃苦耐劳而且较为有头脑的农民.贫农除了受地主压迫以外，自身很多缺点也是他们时代贫穷的原因。富农，中农遭受打击使得苏区生产力大为下降!

　　1933年底，鉴于运动出现的严重问题，毛泽东曾主持纠偏工作，胜利县一个小县就纠正了1512家错划地主、富农，而该县地主、富农总计家数为2124家，错划面之广实在可怕。但是毛很快被博古等人搞了下去,这个纠错运动也停止了.

　　这些都引起群众的相当不满,部分地区甚至出现群众逃往国统区的情况.


　　另外就是对自己内部的肃反扩大运动,这些资料很多,老萨就不说了.对于莫斯科和他的代言人博古等所谓布尔什维克来说，苏维埃当然是以工人为基础和中间力量，老毛搞得农民武装割据完全是异端邪说，是变相的水浒山大王行为。
　　当时中共不过是共产国际中的小兄弟，一举一动都受苏联的制约，类似于越战时期中国和北越的关系。苏联作为回报，从经济，军事，政治，外交上给予中共极大的援助和回报。
　　1932 年10月宁都会议上，中共临时中原宣布免除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让毛交出军权，只保留了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职位。
　　1933年1月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以博古，洛甫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接管中央苏区的领导权。当时已经没有军权的毛泽东等于又失去了行政权力，只留下一个空头衔。

　 　他们通过所谓的罗明路线，将中央苏区原属毛派实力几乎一扫而光。中央高级干部如江西省委宣传部长邓小平，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毛泽覃（毛的弟弟），赣东特委 书记谢维俊、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古柏都被撤销职务，同时或是开除党籍或是留党查看。至于基层支持毛的县级干部也大多被撤换。
　　这个运动造成相当一些忠诚的干部被斗争,大多数军政干部人人自危.严重影响了内部的团结和战斗力!


　　国军方面的政治和文化手段
　　 蒋介石一直把第五次围剿说成：军事围剿，经济围剿，交通围剿和文化围剿。
　　而蒋介石的智囊杨永泰更是把五次围剿说成：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除了军事手段以外,为了消灭红军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宣传优势,国民政府方面也相应的进行改进.

　　杨永泰把红军和苏区群众的关系比作鱼和水,他建议蒋介石的手段是把鱼水分开，竭泽而渔。

　　具体的手段就是战略村,保甲制度和民团训练班.

　　国军每占领一处地方,就勒令小村庄的居民搬入大村子(所谓的战略村).而大村子由军队和民团驻守,从而切断老百姓和红军的联系.

　　大村子外面不允许人居住,制造了大量的无人区.

　　同时国军在这些村子实行了连坐法,一人犯法,全家连坐,邻居也要遭殃.从而最大程度减少红军和群众的联系.

　 　另外,国军对当地民众进行反共教育和武装民团. 中央规定各省都要划出许多区，每个区每年至少要训练出一个保安团，18到45岁的男子均要受训4个月。到1934年6月蒋介石在南昌召集8省保安会议时， 豫、鄂、赣等8省的民团已扩大到1700万人，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民团负责本村的治安和逮捕通共的嫌疑犯,到了后期,民团也开始参战,国军比较不重要的碉堡已经由民团驻守,一定程度的缓解了国军正规军的压力.

　 　政府方面为了消除马列主义对当地人民的宗教性影响.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剿共大本营还发起了“新生活运动”，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并以此 为中心向全国推广，同时发行《新运导报》作舆论宣传.7月，蒋介石在南昌又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自任总会长.仅到1934年底就有15个省市完成 建立组织的工作.发动此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使全体国民的全部生活都要合于礼、义、廉、耻，其实质是以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来教育老百姓,让起服从政府.
　 　除了对民众的宣传以外,国军还加大对军官和士兵的培训. 1933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开办了军官训练团，第一阶段是在“围剿”前的7月到9月，先后办3期，每期3周，受训7500多人，中心是消灭共产党，着重 进行军事训练.第二阶段是第五次围剿的后期办的，从1934年7月始到9月终，先后办3期，每期仍为3周，仍以反共为中心，不过着重进行精神教育，即进行 所谓军人魂的教育. 蒋介石说:我们此次惟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

　　这对于国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蒋介石说:从前剿匪剿不了，并不是我们武力不够，而是我们精神不良. 因为时间过于短促，这个训练班对于学术科没有多大的进步，但是各人的精神思想，和所表现的仪容、态度、动作，比两星期以前，完全不同了。

　　二次受训军官过万人!

　 　训练的效果很明显，周恩来谈到：蒋介石对于这些军官的训练，不能说是没有相当的结果，如果我们看到四次战争中白军军官的无能，那我们看到现在是狡猾机警 得多了。他们懂得了如何防备我们打埋伏，如何避免运动战中整师整旅的被消灭，如何加强其侦查搜索与通信联络的工作，如何依靠堡垒与我们作战而很快的缩回堡 垒去，这些都要算是他的进步。

　　这些宣传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根据李德回忆,在五次围剿期间,国军只有很少士兵投降,叛变的则是几乎没有.比起以往动辄整师整营的投降,实在无法同日而语了!


　　-------------------------第五次围剿时期,国军还组建了一支空军部队.但是它的实力较弱,起不到什么大的作用!

　　尾声

　　 国军碉堡战术已经进入尾期，他们开始攻打红军重要的战略要地。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广昌战役。县城广昌师北边进入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战略通道和外围重要屏障，它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瑞金仅有100公里。
　　一旦国军攻陷广昌，就封锁了中央苏区的北大门。
　　结果广昌战役仅仅进行了18天就宣告失败，红军伤亡5000人，占参战兵力总数的五分之一。

　　随着广昌会战的失败,红军被迫开始准备从中央苏区转移出去长征,打破碉堡群的密集封锁.

　　而蒋介石也乐于看到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

　　因为对他来说,红军虽然已经被合围,但是毕竟有10万的主力.国军消灭他们至少要消耗7到8万的部队.这对于当时总兵力不过50多万的中央军来说,是不愿意承受的重大负担.

　　而红军在中央苏区多年,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但是一旦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向少数民族众多的西部转移,也就对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原腹地够不成威胁.

　　同时失去群众基础的红军,在民风彪悍，保甲严密，少数民族众多的西部诸省，无法很好发展。
　　加上中央军尾随追击，红军绝不可能在这些地方发展到中央苏区的规模.

　　蒋介石和他的智囊们还决定利用红军来实现统一西部的大战略.

　　十万红军向西部转移,必然要和西部军阀进行火拼.无论谁胜谁负,双方的军力都会有损失.此时中央军以追击为名跟着进入西部诸省,就可以不用耗费自己的兵力收复这些省份,事半功倍!

　　这也是所谓的驱虎吞狼之计,利用红军这只虎,吞掉西部白崇禧,龙云,刘湘,王家烈这几个军阀恶狼,完成抗战准备中最为重要的收复西部的既定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