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邵阳全州常宁文革大屠杀记/京诧等

   大兴文革大屠杀/京诧
   邵阳大屠杀 何莲清
   全州黄瓜冲坑杀案 桂冠
   常宁大屠杀 萧一湘
   
   
   大兴文革大屠杀/京诧
   
   
   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支持鼓励杀人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全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屠杀最有名的是大辛庄公社，指挥屠杀的是高福兴、胡德福。这两个人现在还活着，据说在县城开店铺。
   大辛庄的惨案发生在8月31日夜里，一夜杀了100余口人，当地人称为831事件。过来人老韩回忆，大辛庄的杀人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
   屠杀行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的大队先把要杀的人集中关起来，再一个个叫出去，出去一个杀一个，被关的人并不知情，直到杀光为止。也有事先在被害人屋门口拉上电线的，人一出来就触电而亡，没任何声响，顺利地将其全家杀害。老人和小孩儿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凶手毫无顾虑，可以为所欲为。在马村，有一对被活埋的祖孙二人，凶手向他们身上扬土，抱在怀中的小孩儿说：“奶奶，迷眼。”老人说：“一会儿就不迷了。”
    有的大队干得很隐秘，第二天早上出工，许多社员发现来干活的人突然少不少了，才知道一夜间死了那么多黑五类。黎明大队把杀死的人埋在村北的一片苇塘里，后来干脆把活人往苇塘拖，用绳子套在脖子上，连拖带勒，到了苇塘人也断气了。靠近公社的好几个大队，都把黑五类杀绝了。中心大队的贫协主席，一人用铡刀铡了16个人，自己也紧张得瘫倒了。铡死的人都塞进一口深井里，直到把井塞满。后来，井里往外泛白沫，发着恶臭，村里人把一部分尸体捞出来埋了，然后把井填了。
   那时一个劲儿宣传毛泽东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至于怎么“打”，什么是“倒”，各有各的理解。批斗也是“打”，拳打脚踢也是“打”，把人打死也是“打”，打倒在地上是“倒”，彻底打死也是“倒”。
   韩宗信一家五口就惨死在那天晚上。韩家是中心大队人，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儿和两个十多岁的儿子，仨人都是中学生。一个最小的女儿，因为穷，四岁时送给了本公社北贺大队的一户人家。那家也是地主成分，但是北贺村文明一些，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
   韩宗信地主出身，从小离家，参加国民党的军队，后来投降，1955年回乡，有罗荣桓签发的《起义证书》。韩宗信把证书悬挂在屋内上方，希望它能给自己带来一点保护。文革前的四清运动中，有人检举韩宗信藏枪，拘留了几十天，被害前几天才将他放出来。8月30日，老韩的内侄听说姑父获释了，特意去看望他。到了第二天，却得到消息，姑夫全家都被打死了。那些年，外村的姑娘都不敢嫁到大辛庄来，怕给宰了。
   落实政策时，中心大队给韩宗信唯一存活的小女儿1800块钱，算是偿还当初没收她家的房屋和全部动产。能得到这点儿钱的人也是极少数。多数人家的家人都死光了，大队想给都没处给。大辛庄屠杀的主谋高福兴、胡德福被关几年放了，九人小组里的其他人，该当干部还当干部，没听说谁受处分。
   8月31日那天，大辛庄的黎明大队、红升大队、昕生大队和中心大队杀了106口人，最老的80多岁，最小的还不会走路。黎明杀了60余个，人数最多。中心、昕生各杀20余个。红升行动慢一些，刚杀死2个。
   
   9月1日上午，大兴县副县长刘英武、傅华忠来到大辛庄制止屠杀，四个大队的屠杀活动停止。但是高、胡二人不向各大队传达县委的指示，附近的杨各庄、东黄垡两个大队在9月1日还在杀，共杀了20多人。同一天，县委书记王振元带领张连和等十余人，到马村劝阻杀人。杀红了眼的民兵们手持木棒、铁棍，有的手持铁锹、刀子，不准来人前进一步，否则后果自负。马村的杀人干部事先在村子四周设立三道防线，不准出入。王振元他们硬冲了三次，才被允许排队进入杀人现场。他们与大队书记李恩元谈判，从下午直到半夜，才说服他们停止杀人。李恩元们反复强调：“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手来杀我们贫下中农怎么办？”
   许多杀人动机都出于个人恩怨，甚至是为了一点儿个人的私利。有一户姓陈的，户主当过伪军，论成分他家还是贫农，杀不杀这一家，村干部很有争论。陈家的两个儿子跪下央求说：“别杀我们，我们不为父亲报仇。”一个姓田的人，不由分说，用杀猪的通条扎死了这一家人。姓田的欠了陈家的钱，把陈家一灭，就不用还钱了。有的人借过五类分子的东西，急于杀人赖掉。更有甚者，有人霸占了黑五类家的妇女，还说“给你换换成分”。
    在北臧公社新立村，赶车的把式装运尸首时发现一个三岁的女孩儿还有一口气，就把她藏在车辕底下。在车子颠簸中，女孩儿苏醒过来，被别的打手发现，过去把她劈成两半儿。车把势终于忍无可忍，扔下鞭子不干了。
   大辛庄公社共管辖19个大队，多数大队没有发生大屠杀，西白疃大队就是一例。西白疃大队书记李树清（女），贫协主席李树珍，是堂兄妹，平时很看重邻里关系，不爱搞阶级斗争那一套。土改前李树珍是村里最穷的人，生在庙里，直到土改一直住庙里。有一年组织上要他当大队书记，他说什么也不干，理由是不愿得罪人。
   8 月31日晚，李树清被召到公社开会，组织开会的是以公社主任高福兴和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为首的九人小组，该小组还包括公社副书记李自永、李冠清。公社正书记贺云喜（音）是地富出身，被九人小组关押，也险些被杀。会上传达了高、胡从天堂河劳改农场带回来的新精神，让各大队当晚把地富分子及其亲属斩尽杀绝。
   李树清回到大队，吓得腿软，连忙召集大小队干部商量办法。生产队小队长张万义极力反对杀人，说：“咱们大队的五类分子连同亲属有280多人，这么多人能杀得过来？咱们都没杀过人，就怕杀一个自己就吓趴下了。再说200多人要是急了，还不一定谁把谁杀了呢。”张万义是几代贫农，自己又当过八路，说话硬气，敢于直接反对。本来队干部们对于杀人就很犹豫，又被张万义泼了冷水，没有人再主张屠杀。李树清说，在公社的会议上，有人提议，西白疃地富多，如果行动起来人手不够，外村的打手可以来支援。为了防止外村人闯进西白疃乱杀，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于是大家商定，派村人把守在村外，一律不许外村人员进入。
   幸亏第二天（9月1日）县里来人制止屠杀，否则西白疃能否顶得住这股杀人狂潮也很难说。9月1日以后，还有外村的人来贴大标语，指责西白疃的村干部胆小怕事，向阶级敌人妥协。西白疃村的五类分子也吓坏了，好多天都不敢进屋睡觉，生怕被堵在屋里遭到屠杀。他们也豁出去了，说，要是来人杀他们，就和凶手拼命。
   
   
   
   
   邵阳大屠杀 何莲清
   
   1968年，我10岁。“停课闹革命”，孩子们无书可读，每天上街去读大字报和传单。一天，邵阳市大大街上有一张传单赫然入目：请中央军委赶快制止湖南道县的大屠杀。传单列举了发生在道县的一连串集体屠杀事件，称道县的一些革命组织和贫下中农为了防止阶级敌人趁机作乱，将21种人及其家属定为黑杀队（意指他们想屠杀工人、贫下中农），一律杀无赦，以至道县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尸体，堆在城墙边未被掩埋的就有上千具，已经腐烂发臭，成堆的苍蝇在尸体上飞来飞去，一些尸体长满了蛆虫。传单作者说，他本人是一个原籍道县、在外地工作的普通干部，回乡看到如此惨状，经私下调查，了解到这些被冠以黑杀队员名义的人，几乎都是无辜者，因此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印制了这些传单，吁请中央军委赶快出面制止这种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一天晚上，父亲的一位朋友悄悄来我家，将我们这些孩子屏退后，告诉我父亲，他去道县出差，所见所闻正如传单所言，并且预言，这股风说不定什么时候要刮到我们邵阳这边来，如果外地有可靠的亲戚，还是将孩子们送出去躲一躲，过了风头再回来，免得斩草除根。我躲在窗外听壁脚，客人走后却不敢问父亲。当天晚上，父亲一整晚没合眼，看着早被抄得徒剩四壁的家，枯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
   
   确如父亲的朋友所预言，道县屠杀的血腥味很快飘到邵阳。邵阳县决定效法道县，有组织、有计划地屠杀21种人及其家属，这些人家在外工作的子弟也要抓回一并屠杀。
   
   我家附近一位不到20岁的男青年，被其祖父所在生产队的农民抓走，路上试图逃跑，被锄头活活砸死在江湖大堤上，曝尸几天，最后几位街坊收了尸，没钱买棺木，拿一床旧棉被卷裹入土。他的母亲那天外出做工，侥幸躲过，后来思儿心切，眼睛哭得半瞎，人变得疯疯傻傻，半年不到死去。与我家同院居住的一位在水利局工作的覃姓干部，被老家的农民从家里五花大绑地抓走。其妻姚某闻讯，从其上班的商店赶回，骑单车尾随其后。来抓人的农民不认识她，故无提防。到了南门口，农民们将覃某捆在路边的电线杆上，自己进店里吃面。姚某趁机从一家肉铺里拿一把屠刀，将绳子割断，让丈夫骑上单车逃走，她本人则被农民抓住将腿打断。她所在的副食品公司获悉后，派人将其抬送到医院。市运输局一位刘司机，住在运输局家属院，老家几十位农民来家抓人时，刘妻见势不对，立刻跑到邻近的大徒弟家中求援。刘司机的大徒弟正好是运输局工人造反派的头头，马上带几个工人，拿上棍棒，到刘家阻拦，另派人召集大队人马增援。老家来的农民强龙不敌地头蛇，被打得狼狈逃窜，刘司机得以保住一条命。
   
   邵阳市一些大型国营单位，为了保住老家在邵阳县的本单位职工及其家属不受杀害，腾出房子或招待所，让这些人全家住到单位里来。老家的农民无法进入单位找人，这些人因此得以保住性命。我家的另一位朱姓邻居，在运输公司工作，刘司机事件发生之后，全家搬到单位避难，直到半年后杀人风潮完全平息才敢回家居住。这种被单位保护起来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人只能自己想办法投靠与邵阳县毫无瓜葛的亲友。
   
   由于被杀的黑杀队员实在太多，掩埋尸体成了一大麻烦，靠近河流的村庄就将尸体弃置河中“水葬”。资江河流经邵阳县与邵阳市，邵阳市地处河流下游，于是邵阳市境内的资江中，每天都有几十具乃至上百具尸体顺流漂下，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死状奇特。一时间邵阳市万人空巷，倾城出动，每天河岸上站满黑压压的人群，等着观看从上游陆陆续续漂下来的尸体。邵阳市当局发了恻隐之心，下令邵阳市公安局处理掩埋这些无名尸体。市公安局招募邵阳市郊区的农民打捞，每捞得一具尸体，发一床草席包裹掩埋，支付10元人民币作为打捞的报酬。当时国营企业工人绝大部分每人每月工资36元，集体企业只有34元，三年学徒工期间每月工资20元，五保户每月生活补助仅5元，所以这10元打捞费还是比较诱人的。

   当时资江正当汛期，河面浊浪滔滔，一些农民站在河岸打捞，有的将船驶至河心打捞。邵阳市北塔公社有一家人，三兄弟一齐出动，据说挣了好几千元的捞尸费，事后各盖了一栋瓦房。当时一千几百元就可以盖一栋简陋的砖瓦房。
   
   我曾跟着大人去看过两次打捞尸体，留下的恐怖印象终身难忘。那些打捞上来的尸体，千奇百怪，有的用绳子捆绑成粽子状，有的捆成四足攒蹄，再在脖子上套根绳索，有的面部血肉模糊，难于辨认。印象最深的是两组连成一串的尸体，一串是用粗铁丝串起五个死者的两耳，两女三男，一个老年妇女，一个小孩，三个成年人，另一串是一个30多岁的妇女与一个10来岁的小男孩，估计是母子俩，手指均用粗铁丝穿过，连在一起，女的浑身赤裸，乳房被割去一只，阴户也被用刀挖去一块。这两串尸体被捞上岸时，不少围观者为之落泪。我看了之后一连几天做恶梦，吃不下饭，再也不敢去看捞尸。
   
   尸体大量漂流延续半个月左右。当时各种传言四起，有人说自来水厂从河中抽上来的水里有人的断腿，吓得邵阳市的市民再也不敢饮用自来水。我家院中有口水井，每天挤满了提水的人。那井本来水很旺，每天都被提得见底，过一晚才又蓄满。我们这些井的主人，不得不趁天未亮时提水，否则提水的人一多就用不上水。一直到六月下旬，河上漂浮的尸体日见稀少，自来水厂又在厂门口贴出公告，说水质已经恢复至卫生标准，前来我家提水的人才随之减少。
   
   到了这时，邵阳县大屠杀的传闻才渐渐具体起来。我曾听一位亲眼见证大屠杀的中年男子叙述邵阳县大屠杀的起因和他所了解的全过程。这位男子是个公社干部，据他说，屠杀黑杀队员是接到了上面的命令，但是现在已经不准任何人向外提起这点，具体的杀人行动则由生产大队党支书和民兵营长牵头，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的成年男子一律参加。杀人的方式五花八门，有用锄头、棍棒活活打死的，有勒死、闷死的，还有活埋的，也有将被害者的头按到水缸里活活呛死的。杀到后来，这些普通方式已经无法激起杀人者的快感，便有种种翻新的花样，如割乳房，挖舌头，将一家人用铁丝串起来活丢到河里。最残忍的是将煮饭用的铁锅（湖南几十年前用的一种煮饭锅，呈圆锥状）烧红，罩到被害者头上，受害者往往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就人事不省，等铁锅取下时，头皮与脸部肉已烧成半熟，严重者头脸部肌肉成块状脱落。这种尸体曾经被捞上来过，其面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当时邵阳市的围观者无人知道是这种“铁板烧”酷刑所致。不少女人死前受到各种凌辱。这位中年男子亲眼见过一个女中学生被凌辱后处死的场面，他说：“将那女学生抓进里屋去的时候人还水灵灵的，两个多小时后拖出去处死时，浑身赤裸，全身血污，半死不活，只剩下一口气了。”我问这位男子为什么不劝阻？他心有馀悸地说：“那种场合，人都像疯了一样，谁要劝阻，谁就被当作和地主富农一路人，不杀了才怪。我只能做到自己不动手，有时候能够不去就不去，哪有胆子去劝阻。”
   
   一些迟迟不动手杀人的生产大队被视为不革命，自有革命者找上门代为杀人，报酬是被害者家中的所有财产，生产队还要付出公有的粮食和猪等。到后来，一些地主富农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害怕死前遭受各种凌辱与折磨，便全家自行了断。
   
   全州黄瓜冲坑杀案 桂冠
   
   　　一九六八年九月，湖南道县的杀人风刮到广西全州县东山区，三江公社民兵营长黄天辉于十月二日上午和晚上两次召集会议策划杀人。晚上在群众组织负责人和民兵班排长以上骨干会议上，黄天辉煽动说：“湖南道县、红华的四类分子要暴动，群众起来杀了一些四类分子。我区斜水公社也在开始行动了，我们也要动手，先下手为强，斩草除根。”
   
   治保主任杨隆义强调要讲政策和策略。两种意见都有支持者，争论非常激烈。黄天辉最后威胁道：“哪个不同意（大屠杀），就是和地主有联系！”有的干部提出打电话向上级请示，黄天辉大包大揽：“我在区里开了会，难道连这点都不晓得？一切责任由我负。”公社会计黄天爰又提出：“有的贫下中农到地富家招亲，也有地富及子弟到贫下中农家招亲落户，杀完恐怕不好，贫下中农有意见，会引起动乱的。”议决的结果是分别对待：贫下中农到地富家的男女都不杀，地富到贫下中农家的女的不杀，男的要杀。最后黄天辉公布纪律：“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不能通风报信。谁走漏消息，走脱地主了，就要和地主一样对待！”
   
   会议结束，已是十月三日凌晨二点。黄天辉带着民兵挨门挨户把地富各家从睡梦中喊醒，捆起来押往黄瓜冲山上的万丈无底洞。有的人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杀气腾腾的民兵推下无底洞，有的心如死灰，一声不吭地奋身跳下，有的求饶，有的讲理，民兵枪托棍棒齐下，打得哭声震天，最后被民兵用叉子叉下洞去。凶手们兽性大作，连吃奶的孩子也不放过。
   
   地主女儿蒋鸾英高中毕业后当过民办教师，不愿这样糊里糊涂死去。她跪在洞口质问黄天辉：“你们这样做，有无这样的政策？”黄天辉凶狠地说：“管你政策不政策，不准你讲话！”举起木棒便打。蒋自己不跳，黄天辉将她推下坑去。蒋鸾英之母蒋老秀怀里抱个孩子，也被木棒打倒，推进深坑。六十五岁的地主蒋佐卿也照此办理，一棒打倒，推下坑去。大宅村地主刘香元在坑口边向黄求情，说：“天辉，我两个仔，到政府去判，我一个，我老婆（贫农）也有一个。我抱一个跳下坑，留下一个给我老婆。”黄天辉断然拒绝，毫无商量余地：“那不行！”刘香元顿时泪水纵横，一左一右怀抱一个三岁、一个一岁的两个幼子纵身跳下万丈洞。宅乐坪村地主王绍荣正要被推下坑，被民兵杨雨生叫住：“慢点推下去，等我打一枪才推！”王绍荣饮弹身亡。杨雨生过足了杀人瘾，才把尸体推下坑去。
   
   　　已到外地入赘的地富子弟也未能幸免。三江村蒋能奇已到黄龙公社弄岩村入赘，那天正好到公社来抓中药，被民兵发现，抓来扔下坑去。黄天辉还布置民兵到湖南抓人，第二天把在零陵羊岩头和长家湾入赘的地主儿子唐保安和唐建春抓回坑杀。从十月三日凌晨二时至下午三时，黄天辉等共坑杀地富及其子女七十六人。其中地、富分子二十一人，子女五十五人。最惨的是唐正伯一家，摔死九人，被迫上吊、投河自杀的各一人。
   
   
   
   常宁大屠杀 萧一湘
   
   1968年的湖南大屠杀由道县开始，祸延江永、双牌、东安、新田、桂阳、嘉禾、常宁、郴州等地。这时有13位义士，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组成反屠杀代表团，进京告御状，沿途散发传单。这个反屠杀代表团的第一个发起人是桂阳二中高级教师周家雄。代表团在北京呼吁，湖南屠杀简报，中央首长人手一份，中南海震动。周恩来挤出十多分钟接见了他们，次日，驻湖南47军军长黎原即奉召飞往北京，接受指示：乱杀人就是反革命，湖南杀人问题严重，里面有坏人操纵。黎原马上返湘，派飞机散发传单，派军队进驻湘南各县。
   
   上京告御状的人中有一个王永和，教师，是一个死里逃生的人。他弟弟先被砍倒在薯窖里，里面已经有几个死尸。天黑时分，王永和五花大绑地跪在薯窖边，只听一个凶手说，吃了晚饭再来杀，另一个说杀了再吃晚饭，第三个凶手二话不说，一马刀从背后砍来，王永和顺势倒下薯窖里。当时薯窖里的弟弟还未死，但伤势严重，已无生望，他呻吟着叮嘱哥哥，踩在他和其他人死尸身上，爬出去。王永和爬到附近大队的老支书家喊门，老支书以为鬼上门，吓得忙说：“王老师呀！你莫怪我呀！我已经没有权了，无法制止了。他们知道我一向对你兄弟俩好，就背着我来杀你们兄弟。”王说：“我还没死，求你救救我。”老支书开门见他满身是血，连忙扶他进去，扎住伤口，背他到公路上，搭过路车送到桂阳县医院。周家雄得知此消息，就扶王永和一同上了北京。他们还从双牌水库和潇湘河里取了被血染红的水标本带到北京，经化验含血量千分之三。
   
   据说道县杀人的起因是道县民兵从一户地主子弟家搜查出办公共食堂时发给的早已作废的豆腐票一团二团（该地称一块为一团），后被逼供为组织了反共救国军一团二团，由此大开杀戒。由杀地富反坏右及其沾亲带故的12种人、21种人，扩大到不服从安排的、不听话的、出工不积极的各色人等，最后演变成一场灭绝人性的大屠杀。白水的李作才，广西大学毕业后参加国民党军队，军训一年后从教，从桂阳流峰中学教导主任位上开除回家，老老实实在生产队劳动。凶手对他要用锄头挖，他本人要求用枪打，因未击中要害，凶手硬逼他两个儿子用石头把父亲活活砸死。中山大学外语教师尹礼干，因地主家庭出身，全家被杀，凶手以“父病危速归”的电报骗他回去，未到家门，就被锄头挖得半死，然后活埋。有的被木棍插进阴户、肛门致死，有的被捆绑跪地，看着老母、妻、妹被强奸、轮奸，然后用绳子牵着手脚，逼到水库淹死，有的强迫自己挖好洞，跪在洞边，再逼迫亲人挖死。老的年已80，小的才两三岁，强令一家人坐好，用锄头一个一个挖得半死，再拖出丢在水库或土窖里。惨绝人寰，罄竹难书。
   
   常宁县杀人，是庙前公社开的第一刀，很快传到东乡、北乡，延及大半个县。据政府后来统计，常宁此次共被杀83人。庙前公社武装部长和一批造反派，仿效邻县道县，私立“人民最高法庭”，一次就杀死25人。被杀者中有个李明番，常宁解放时，此人还在念大学，因上有父兄，土改时未遭大磨难。可是后来的各种运动，他一次也未得幸免。这次杀人风一起，李明番在劫难逃。他问杀人凶手：“我犯了什么错误？”“什么错都没有呀！”“那为什么要杀我？”“因为你家从前有很多田地！”
   
   樟塘大队的王书记听到庙前公社杀人了，也兴奋起来。为表达对毛主席的忠心，王书记决定拿大队的几个地主开刀。他召集大队治安主任陈主任，民兵营长张营长，贫协会段主席开会，大伙立即通过了书记的决定。他们先从外地迁来的地主廖常吉、张靖光和本地坏分子段绵祚开刀，再来收拾这些人的子女。
   
   1968年11月3日夜，张营长率领一支基干民兵，手持梭标，来到廖常吉家。廖家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分子，扫地出门，迁到樟塘乡。前几年老婆死了，廖常吉带着15岁儿子过活，老老实实，埋头苦干。一阵猛烈的捶门声把廖常吉从梦中惊醒。他从床上爬起，才拨开门闩，一伙民兵拥进来，把廖常吉和他的儿子廖树声捆住。廖常吉高喊：“我没有犯法，为什么捆我？”民兵也不听他叫喊，到处乱搜。搜了一阵，忽然一个民兵猛地扯下蚊帐，抽出帐竿一抖，从地上拾起一个纸卷，用手电筒一晃，说：“这不就是黑杀队的黑名册吗？”说着狠狠一拳，打在廖常吉脸上：“黑名册都找到了，还有什么话说？”“把他们带到大队部去。”民兵营长下令。廖常吉父子一路哭喊：“我不是黑杀队！我不是黑杀队！”

   大队部墙上打个木桩，梁上悬一根棕绳，地上放着红砖、木棍等等。王书记升堂审案，几个大队主要干部围坐两旁。“你组织黑杀队，要杀共产党和干部，参加的还有哪些人，从实招来！”廖常吉脆着哀求道：“王书记呀！我没有参加黑杀队呀！”王书记在桌上猛击一拳：“廖常吉，你要老实！”又扬起手里的纸卷：“你看，这是什么？”“我不知道！”“顽抗！”所有干部和民兵都怒吼起来。“到底招不招？”王书记咬牙切齿。廖常吉始终一句话：“我不晓得呀！”“不晓得？”王书记狞笑着：“好！大刑侍候，扳缯！”
   
   几个民兵如狼似虎把廖常吉双手一剪，用绳子一捆，把他吊在梁上垂下的粗绳子上，往上一拉，廖常吉双脚离地，升到半空。王书记捞着一根木棒，对着廖常吉腰部、腿部一阵乱打，边打边问：“你招还是不招？”
   
   廖常吉身子像打秋千一样在空中摇晃，再也忍不住了：“我招！我招！”王书记命令民兵放下。干部们齐声喊叫：“快招！”廖常吉换了一口气说：“我实在不晓得。”干部和民兵又一阵怒吼。王书记发令：“擀面。”几个民兵把廖常吉架到另一间屋，开始还听到凄厉的惨叫，渐渐地声音转弱，直至没了。一个民兵惊慌地跑来报告：“廖常吉死了！”书记似乎非常老练地说：“不会死的，用冷水泼他头上，会醒过来的。”
   这时段绵祚、张靖光也带到了。王书记命令把段绵祚拉上来。五花大绑的段绵祚立刻被拉来跪在王书记的公案前。王书记扬起手中的纸卷道：“这是黑杀队的纲领和名单，快认了吧，免遭皮肉之痛！”段锦祚被民兵抓来还不知是怎么回事，这一问才知道要追查黑杀队，摇头说：“是还是不是，我不知道。”他明白，因与王书记有宿嫌，自己虽然不是地主分子，也挂号“坏分子”，这回是有死无生了。
   “廖常吉已认招了，你不招？”王书记转脸命令民兵：“给我扳缯！”段绵祚痛得受不了，只得说招，待放下来，又不说了。治安主任把段绵祚拖去坐老虎凳，凄厉之声，在寂寞的夜空，钻山刺心，毛骨悚然。
   下一个押进来的是张靖光，王书记开门见山对他说：“廖常吉已经供你参加黑杀队，不信你和他对质。”张靖光冲到廖常吉面前喊道：“你说我参加黑杀队，我在哪里和你参加了？你死还要把我搭进去吗？”廖常吉直挺挺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已经是一具僵尸。王书记把一份黑杀队名单抖出来给张靖光看，张靖光从头至尾看了一遍，目瞪口呆，吓得魂不附体，说道：“我不知道。”“胡说！花名册上分明写着你的名字，不由你不承认。在你的名字下打个指模！”几个民兵抓住他的右手拇指，强按了指模。王书记接着问：“张靖光，你们组织黑杀队要抓哪些人？”张靖光这时哭了：“我根本不晓得什么叫黑杀队，更不晓得要杀哪些人。”“死到临头还不老实，扳缯！”王书记又下命令了。
   最后，王书记命令民兵把廖、段、张三人押到厢房里禁闭起来，接着召开群众大会。全大队男女老少在大队部前空地上围成一个圆圈，所有四类分子及其子女都跪在圈子外面，廖常吉、段绵祚、张靖光一字排开跪在圈子中心。王书记威风凛凛，咆哮走来，给张靖光当头一棒，然后喝道：“你还装什么蒜？开斗争会啦！”转过身，把木棒交给治安主任说：“这些家伙不老实，给我狠狠地打。”治安主任接过大棒，对准张靖光又是一棒，张当即昏倒。治安主任逐个审问，无人承认参加黑杀队，每人挨了一棒。弄了半夜，没弄出个眉目，王书记下令：“接原计划办，拉出去算了。”
   民兵们如临大敌，全副武装，手持鸟铳、梭镖、铡刀、棍棒，杀气腾腾，押着四类分子，连拖带推，向杀牛皂走去，群众跟在后面。杀牛皂是个乱石山岗，因曾常在这里杀牛，故得此名。民兵先令四人朝北跪下，向毛主席请罪，四个背鸟铳的民兵站在他们后面，四类分子们跪在死囚侧面，群众围成半个圈子。治安主任扯开嗓门喊：“大家不要吵了，听王书记宣判！”
   王书记站在一块高高的石头上，亮开嗓门高喊：“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南省常宁县樟塘公社樟塘大队人民法院，宣判廖常吉父子和段绵祚、张靖光等四犯死刑，立即执行！”话音刚落，治安主任喊：“开铳！”贫协主席的鸟铳对准廖常吉的头，啪的一声，人应声倒，脑浆四拼，鲜血乱溅。接着，十几岁的廖树声也随着爸爸离开人间。
   “打段绵祚！”铳声响处，段绵祚应声倒地，但没有断气，人在地上翻滚、挣扎。马上加药，上弹子，再填两铳，仍没断气。“再填铳！”凶手已经双手发抖，再也不敢动手了。几个民兵拾起乱石，对着三具尸体一阵乱砸，头颅都被砸得稀巴烂，认不清是谁了，惨不忍睹。有人开始偷偷地走了，治安主任大喊：“会没开完，谁也不准走。”王书记急喊：“民兵营长！民兵营长！打张靖光！”
   这时民兵营长也吓得魂不附体，周身发软，手脚无力，听到王书记叫唤，铳都举不起来，群众三三两两向杀牛皂山下散去，干部们再也无法阻住。有人向王书记示意，张靖光再也不能杀了。书记见势不妙，连忙改口：“把张靖光押回，下次再处决。”后来樟塘公社朱书记来到樟塘大队，与王书记谈话，又开大队干部会，命令张靖光与其他几个四类分子掩埋尸体。
   廖常吉的弟弟廖常美，常宁师范毕业，不到20岁就于1950年投身小学教育，已有10多年教龄，教学认真，热爱学生，深受群众欢迎。11月3日，廖常美回家，妻子彭延秀告诉他：“你哥哥挨打了一顿。”常美说：“一个四类分子在生产队挨打挨斗，是家常便饭，有什么奇怪的。”吃完晚饭便睡觉了。
   半夜时分，忽然有人捶门，廖常美被惊醒。彭延秀急忙披衣起床，刚点了灯去开门，一条汉子已经冲开门闯了进来，后面跟着几个手执梭镖的红卫兵。常美匆忙爬起，一条汉子抢上前，一把揪住他的衣服前襟，喝道：“自己拿绳索来！”“半夜三更拿绳子干什么？”“你还装蒜？”一个红卫兵自己动手，从谷箩上扯出一根综绳，把廖常美双手一剪绑了起来，押往大队部。
   次日一早，消息传来，哥哥、侄儿昨晚已被鸟铳打死。11月5日上午，廖常美被提审。“你交出黑杀队的团伙，想杀哪些人，快快从实招来。”“我不晓得什么黑杀队，更没有想过杀人。”“看来不打不招，给我扳缯！”廖常美和他哥哥一样，被悬升到半空，边打边问：“招不招？不招再加土砖。”一块60多斤重的土砖吊在他脚下，上悬下坠，一身骨头全被拉裂。惨叫声中，砰的一声，人从半空掉了下来，绳子断了。审讯者还用梭镖狠击常美的头，鲜血直流。
   下午，大塘学校来了9位教师，其中的两位，曹得亿和黄国成，到大队找到审讯的人说：“廖常美是我公社的教师，他的问题由我们来处决。”审讯人不答应。曹老师叫人把牢门打开，进去看廖常美。看见这么多同事来看望他，廖常美泪如雨下。曹老师忍不住双泪直流，问他还能不能走。“我的腿已经断了，不行了。”红卫兵连声催促：“快出！快出！我要锁门了。”同事们眼见无法救出，只得返回。
   6日早晨，一队红卫兵到廖常美家抄家，以为还可捞点油水，可是满屋搜遍，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便把猪圈里一头还没长成的猪杀了，每人分了一块肉，临走对常美的儿子石居说：“你背条梯子到大队部来。”石居问用梯子做什么，他们没回答。石居去大队部给父亲送饭，没背梯子。走到门边喊：“爸爸，送饭来了。”里面没动静，从窗口探头一望，只见爸爸正准备上吊。石居急得哭喊：“快开门呀！我爸爸上吊了！”红卫兵急打门，门却是闩着的。一个人把门冲开，拖住廖常美。红卫兵从他手里抢过绳子，骗他说：“你莫自杀，我帮你想办法。”廖常美不相信这时候还有谁要救他。一场惊恐，饭当然也吃不下去了，儿子只得一步一回头望着快死的爸爸告别而去。
   上午，红卫兵持马刀到廖常美家，喊石居赶快背梯子去。梯子背到，红卫兵把廖常美绑在梯子上，手持鸟铳、梭镖、马刀列队夹道簇拥而行，径直抬到烟州岭。一个刽子手将鸟铳对准廖常美后脑壳，开铳，弹子从后脑打进，从额骨出来，另一铳对准肚子再补一次。廖常美鲜血横流，气绝身亡。“石居！把你父亲拖去埋了。”常家惨剧就这样收场了。
   樟塘大队有个青年贫农，吓得手脚颤抖，双膝跪在大队王书记面前请罪求饶：“书记，我该死！我该死！讨了个地主女儿做老婆，立场不稳，背叛了本阶级。我老婆是地主子女，该杀，但是我请求留下我那一半！”“你这话是什么意识？”书记莫明其妙，反问他。“她肚子里的胎儿有我贫下中农一半的血脉。”“这个？不好处理，没有最高指示，下次再说吧！”不久杀人风得到制止，这个地主子女的命总算留了下来。
   衡头斛林村，曾经当过甲长的贫农尹修士，请了一个篾工在家里织箩筐，罗桥公社突然来人将篾匠抓走，说他是地主，参加了黑杀队，尹修士本人也以窝藏黑杀队的罪名被公社来人抓了起来。一个基干民兵挥舞着梭镖，村前屋后转个不停，防止黑杀队进村。转到自家门口时，这个基干民兵似乎看到一个人影钻进了自己家。他非常警觉，认定必是黑杀队无疑，赶紧往家追。追到屋里，他听到床底下有响动，二话没说，猛地一梭镖往床底下捅去，只听哎呦一惨叫。拖出来一看，这个基干民兵立即晕倒，原来竟然是自己的亲妹妹。他妹妹听说黑杀队进了村，吓得躲到自家床底下。这一梭镖用力好猛，妹妹立即身亡。
   龙门洞听说地主富农组成黑杀队要杀贫农，立即将两户地主全家老小11口抓起来活埋。新力公社一个被改造了近20年的地主儿子，因黑杀队嫌疑，被造反派活埋，剩下一个12岁的女儿和一个9岁的儿子。中午，儿子扯猪草回来，姐姐早已把饭做好，叫弟弟来吃。弟弟看姐姐停筷不吃，吃了半碗也不吃了。姐姐忍着泪水央求弟弟说：“好好吃饱，这是最后一餐了！”弟弟不懂得姐姐是什么意思，胡乱把那半碗吃完了。
   红卫兵早就守候门口了，一看饭吃完了，立即闯进来，对两个小孩说：“带你们看爸爸去。”姐弟俩默默跟着红卫兵走出家门。走进一座荒山，一个小洞早已挖好，红卫兵叫姐弟俩自己跳下去。姐姐早知爸爸已死，活着也没希望，不喊也不哭，带着弟弟往下跳，弟弟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大喊：“我不下去！我不下去！”几个红卫兵顺势一推，其他几个红卫兵赶紧填土，不一刻，土平音灭。

(大兴邵阳全州常宁文革大屠杀记/京诧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