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海权之痛是资源、生存乃至民族之痛
http://book.sina.com.cn  2011年07月07日 16:07  新浪读书新浪文化读书 官方微博

（被采访对象： 海外历史学家雪珥，海洋历史研究学者）

今日纷纷扰扰的南海争端，又一次把海权问题推入了人们的视线。南海之争有什么启示？如何根治

海权之痛？新浪文史独家连线知名历史学者雪珥为您解析……

　　 以下是访谈实录

　　新浪文史：雪珥老师您好，最近一个阶段南海的矛盾不断升级，很高兴邀请到您聊一聊关于南海争端的历史，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中国海权之痛的问题。提起海权，您在新书《大国海盗》中提到

：“凡是在海洋上无所作为的国家，注定是失败的国家”，请问您怎样解释“赢得海洋比赢得陆地更为重要”这句话？

　　雪珥：海权的重要性，其实已经谈得都生老茧了，我想绝大多数的读者对此都有认同。

　　从我自己的读史体会来看，海洋有一个特点需要特别注意，就是它的“渠道”特性。在中国人

的传统思维中，海洋是被当作隔绝外面世界的屏障，所谓“天堑”，但早在大航海时代之前，宋元时代的中国人就已经将海洋当作是“通途”。南宋基本是个海洋型政权，没有海洋贸易，南宋政权

是难以维持庞大的官僚体系及国防的开支，“山外青山楼外楼”恐怕早就被“立马吴山第一峰”取代。只是到了明代，又重新将海洋定位为“天堑”，确切地说，是“人堑”——技术上不成问题，但政府就是不让你下海。而此时，西方对海洋的“渠道”作用更为重视了，开始了大航海时代。如

此一进一退，差距先是逐渐缩小——西方在赶超，然后是逐渐拉大——中国被甩在了后面。

　　“赢得海洋比赢得陆地更为重要”，前提条件当然是陆地也重要，在这基础上相对而言，海洋

更为重要。我的《大国海盗》出来后，有读者说，现在是太空时代了，不要再纠缠于海洋，其实，

现在还是纳米时代呢，往更高、往更深，你都能发现无限的疆土等待开拓，但是，我坚信在现阶段

，无论从资源开采，还是贸易发展，或者国家角斗，海洋依然是最为根本的。没有强大的海洋力量做保障，太空计划几乎难以推行，因为根本无法做到全球监测。

　　而我之所以说“凡是在海洋上无所作为的国家，注定是失败的国家”，一是从历史统计的角度看，事实如此，二是从民族心理来说，在海洋上无所作为的，几乎都是不思进取的，而这个世界，

你不当狼，就只能当羊，别无选择。大陆的华人都熟悉“落后就要挨打”这句话，这的确是残酷的真相，也是残酷的真理。

新浪文史：您也提到，中国一直纠结于“海防”和“塞防”的两方抉择。重海则塞空，重塞则海弛。来自陆地上的压力，今天是否还在继续影响中国的海洋战略？

雪珥：我写历史，一直在说“当家难”，并非是为当家的这些人辩护，而是为这个位子辩护：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当家人手上就是这点资源，却必须做出选择，这是很痛苦的。

　　1870年代的局面，其实是俄、日两国联手，俄国在西边，觊觎新疆，日本在东边，觊觎琉球，

两家遥相呼应。左宗棠认为必须先对付俄国，否则新疆一丢，蒙古就难保，继而危急京师；而李鸿章认为必须先对付日本，否则琉球一丢，造成连锁反应，台湾、朝鲜都将不稳，日本将迅速坐大，

而且，他还认为暂时放弃新疆，对大局并无影响。

　　客观地说，这两种看法都有道理，因为当时的力量无法做到两全，当然这其间也有两人争夺资

源的一点点私心，但大体都是谋国之言。后世因此指责李鸿章卖国，是完全睁眼说瞎话，因为，按照这个逻辑，那左宗棠在成为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的同时，不也成了丢失琉球的民族败类了吗？对

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我的《绝版恭亲王》的相关章节《西域狂沙东海浪》，及正在写作的《李鸿章谈心》中的《报国空惭书剑在》。

　　值得注意的是，左宗棠曾说：“今之论海防者，以目前无暇专顾西域，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习济海防；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已之私见自封者也。”这是中肯的。

　　左宗棠打下新疆后，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南洋水师的基础即奠定于此。而李鸿章在大建北洋水师的同时，也一直都其所缔造的淮军的统帅，淮军是当时中国陆军当仁不让的主力。所以，你不能简单地说谁是“塞防”派、谁是“海防”派。

　　新浪文史：从大明世界第一水师的衰落、北洋水师的甲午战败、国民政府海军蓝图的半途而废，对海洋投去的心血似乎常以失败告终，在这条探索海洋发展的的道路上，我们欠缺了什么？

　　雪珥：你所例举的这些，正是中国海权不断衰落的标示性关键点，当然远远不止这些。这些关键点都有一个共通性，那就是败于自己。

　　明朝海军，从技术角度来说，遥遥领先全球，却因为海禁的国策，而被整体阉割。它的问题，不是忽视海军，而是把海军当作海上城管，对内而不对外的。其实不光禁海，朱元璋也禁陆，在邻

乡邻村走动都要办“签证”，不准“偷渡”，否则就可能送命，比现在到美国都难。朱元璋是要把全中国变成了一个大型劳改农场，“陆权”、“海权”其实都被“皇权”消灭了。这在我的书中探

讨比较多。而郑和以太监身份率领中国最伟大的舰队，执行的却是阉割的任务，这是很有象征性的。

　　北洋水师之败，根本原因也是输在内部。以翁同龢等为首的所谓清流派，空谈误国，一边限制北洋水师更新，一边高声主战，而李鸿章则在甲午战争前十年就提出要将日本作为最为凶恶的假想敌，无人响应。战前李鸿章力主言和，其实的确有外交回旋余地的，但都被自己人堵死。等到开战

了，又有人在背后造谣，说李鸿章与明治天皇攀亲家，中央还真派人彻查的。战败后，谁都知道不割地不赔款，日军肯定无法退兵，甚至将占领北京，却又不愿去干这件不得不干的脏活，最后还是

李鸿章出来挑担子。难怪恭亲王在临终前认为翁同龢误国之深，即使铸九州之铁亦难挽回。

　　至于国民政府的海军梦碎，外因固然是日本的全面入侵，但是，内部动乱、割据，当然也是重要原因，甚至是更为根本的原因。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任何一个政府的本能的维稳思路，区别只在

尺度的把握上，用多大资源攘外，用多大资源安内。这一时期的历史，今后必然会越来越清晰，解读也能越来越中立，越来越靠近“民族视角”，而非政党视角。

　　在伸张海权的道路上，我们最缺的其实就是全民的海权意识、海权心态。我在《大国海盗》里说了，即使王直这样能够控制大半个太平洋的实力派，最后向往的还是要到陆地的体制内占个地位

，连法国人都害怕的越南西山政权海军(中国“海盗”组成)，其政治追求也是问鼎中原。这种内向

型的“中原情结”，不只是统治者的特权，而是我们全民族的特产，甚至日本、朝鲜等这些中华文化圈的老同伴们，也曾经有过同样的想法。

　　这种心态，也导致中国人虽然是最早在全球开拓“殖民”(请注意，这是中性词！)空间的，却起了个早，捞了个空，至今在本土之外，也几乎没有像样的、稳定的立足之地。我看一些读者和媒体，在评论《大国海盗》时，将板子只打在统治者屁股上，这是不全面的，如同当年反思文革，大家都推到四人帮身上，好像自己都是天使，那么这个世界上如此多的恶魔都是谁呢？不能从根子上树立“四海为家”的信念，海洋上的中华之舟就等于没有龙骨的船，这方面，新加坡的华人同胞们，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