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热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共和国之前是民国，只有民国坏才显出新中国好。60多年说民国坏畅通无阻，说民国好在改革开放前一律是右派、反革命。如今的民国热与它被妖魔化太久有关。民国当然不是完美的社会，但确实有值得新社会继承的地方，而不是一切都划清界限。其实虽然意识形态狠下一刀，但很多领域又不能不继承，比如语言(当然新社会对语言的改造也是前所未有的)。

　　最近在中国社科院语言所著名语言学家张伯江推荐我看了几部北京地区民国小说，这些小说不是老舍那样的大家，因为他的作品人们太熟悉了。张伯江教授向我推荐的是一些不知名的作者，而且发表作品在老舍写小说之前，那京味儿那个地道!

　　现代文学一般认为从“五四”开始,因为“五四”开始兴起的新文化运用,其意义已不仅在于提倡白话文学,而是一个全方位的现代观念的文学,它包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包括科学和民主精神的弘扬,也包括语言上的不拘一格,既向当代口语学习,又继承古代白话传统,同时学习西方语言的某些风格。

　　从清末民初到“五四”以前这一段时间里,并非没有白话小说,只是有异于“五四”以后这种全方位的现代特色。这里我介绍两部清末民初的社会小说《小额》和《北京》。它们产生在“五四”前后,但其故事内容和思想倾向还是承袭着清代后期的社会谴责小说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等,立意上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两书全用北京口语写成,其纯粹和地道的北京口语要胜过前代的曹雪芹和后代的老舍(我指的是口语而不是整体的艺术水平),因此读来十分引人入胜。

　　《小额》一书刊行于1908年,作者是旗人松友梅。“小额”是小说主人公的名字,他原是个仓库局里的库兵,放高利贷,因手下的人滥施暴力受到牵连而入狱,放出后,背上又生恶性肿毒而受尽痛苦。痊愈后改悔,放弃了高利贷业,悠闲自适,同时参与慈善事业。这是一部旗人风格浓郁的小说书中描写了一些催收高利贷的无赖汉,乘人之危的亲戚友人,缺德的医生等,意在描写当时北京社会的黑暗面。但对主人公小额的罪恶描写不足,而且即使说到社会阴暗面,只以个人的漫话作结的地方也不少。这十足地反映了作者作为一个旗人的天性,也就是三百年来生活安定的特权阶级所带来的那么一种不知痛苦也不思进取的乐天性格。书中对旗人的生活作为详细的描述,再现了古都北京的人情风俗。

　　《小额》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不论是叙述语言还是对话,全部用的是旗人的口语,这一点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从《红楼梦》《儿女英雄传》到后来的老舍、邓友梅乃至王朔,所谓的“北京味儿”都体现在对话里,而没有完全用口语来写叙述文字的。《小额》反倒没有太多的对话,以叙述为主。这种口语色彩的娓娓叙述,带着浓郁的旗人气息,生活感极强。我们挑一些段落看:

　　“小额当了三年的库兵,算是好,没出多大的砂子,家里的钱是挣足啦,把小押儿也倒出去啦,自己看着这点儿帐目,心满意足。又有些个不开眼的人,这们一捧臭脚,小额可就自己疑惑的了不得啦。胡这们一穿,混这们一架弄,冬天也闹一顶染貂皮帽子带带,也闹一个狐狸皮马褂儿穿穿。见天上什么通河轩啦,福禄轩啦,听听书去。后头也跟着一个童儿,提溜一根仙鹤腿的小烟袋,大摇大摆,学着迈方步又迈不好(何苦!)。没事也带副墨镜,要是不摸底的,真疑惑他是卸了任的府道。”

　　“他手下有个跑账的小连,外号儿叫青皮连,没事竟耍青皮。有二十多岁,小辫顶儿大反骨,有几个小麻子儿,尖鼻子,闻点鼻烟儿,两个小权骨儿,说话发卖顶,凭他一张嘴,就欠扛俩月枷。借着小额的势力,很在外头欺负人。那些个账户儿,没有一个不怕他的。到了旗营关钱粮,变着法子跟人家耍骨头。”

　　这本书里的对话也很精采,有些情节,全是靠对话来交代的:

　　“说完了几句套子话,托爷就问伊老者说: ‘大哥,小额这回事,您听见说啦?’伊老者说: ‘我刚听见说,咳,这都是您侄儿。我昨天是带着三儿逛了一天万寿寺,黑了才回来,你大侄儿,也不怎么给府里写的信,弄的这回事。我说这是作什么,跟小人作那门子仇?’托爷说: ‘大哥,这话可不是这们说。我告诉您,前儿个我听见祥山回家一说,气的我连饭都没吃。这小子非这们惩治不行。该,该!我刚才瞧见官人一锁他,不用提我心里够多们痛快啦!’伊太太说: ‘您瞧大兄弟,他这也怨不上谁来,本来您大哥平常的老实,您是知道的,您说他招的着谁?这不是赶尽杀绝吗?’托爷说: ‘可不是吗。’这当儿老王给倒过茶来,托爷说: ‘我不喝茶啦,我也不坐着啦,我还要到北衙门打听打听去哪。我非听见小额挨打,我心里才痛快呢!’”

　　《小额》这本书在北京语言方面的学术价值远远高于它的艺术价值。它所反映的清末北京话的面貌,表现的没落旗人的风俗,都是十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由于它的发现较晚,一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看起来,从《红楼梦》产生以后到“五四”新文学出现前这一百余年间,白话文学并非是个空白,虽然没有出现什么传世之作。

　　成书于民国初年的社会小说《北京》,作者穆辰公。以主人公新闻记者伯雍记其见闻为体裁,在风格上继承了《儒林外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晚清社会谴责小说的笔法,从人物登场、事件开始起循序而记。书中出现的人物有艺人、俳优、妓女、车夫、编辑、官僚各色人等,场所也是上至报馆下至妓院,各个阶层各种职业,都由一个新闻记者的见闻串起来,揭露社会的黑暗。小说思想内容不很积极,艺术手法也平庸,但语言风格上有一定的价值。它也全用白话写成,与《小额》不同的是风格比较多样,《小额》几乎一色是下层人物的口语,而《北京》则不同人物有不同的语体,比如书中写道伯雍在西山练兵场见到征服金川纪念碑,不胜感慨:

　　“在洁白的石头上,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下了征服金川的历史。当时,建立这样的纪念碑的地方不知有多少处。喜马拉雅山顶也有这样的纪念碑。中国人在从前就有的十八个省之外,又得到相当于它的一半的领土,得以在那些土地上进出。现在,人人都以为那些土地从来就是中国的,究竟是谁开拓了那片领土扩大了中国的版图,人们已经全忘了。”

　　这段话读起来已经很像“五四”以后的小说语言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看出在当时知识分子嘴里已经有这样脱尽文言影响的文绉绉的白话了。这是这本书反映出的一种独到的风貌。与此同时,作者记述下层人物的口语也极具特色,书中有个文化不高的女权运动首领“邓二奶奶”,骂起人来也够花哨的:

　　“二奶奶道,他们的议员,不定是怎来的呢!他们家里也未必有二斗高粱一石小米,多一半是穷光尽。仗着是学堂或留学出身,适逢其会的,被推得当了议员。论理一个男子,逢着这样一个机会,应当怎样为国为民,大展抱负。谁知他们八辈子五没见过钱,小庙没见过大香火。一脑袋黄土泥还没洗干净,在北京城也要混叫字吗。乍得几百块钱月费,烧得他们五鸡六兽的,真是小人发财,如同受罪。”

　　这种生动的口语不能不说是直接继承了《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的传统,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却使这种传统一度中断,这是个值得探究的现象。

　　从小说中看看一百年北京人的风情，很有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