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大饥荒历史，要有紧迫感

发生在1960年前后的大饥荒是中国和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造饥荒，当时的场景极其悲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本应写入历史教科书，以警示后人，可是由于统治者刻意掩盖和回避，至今大部分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对此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有人甚至认为这是造谣，是给伟大领袖抹黑。还有人认为不存在掩盖这段历史的问题，一些报刊和网站上不是发表过不少文章吗？。在八十年代，由于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一部分报刊上刊登过一些回忆和评说大饥荒的文章，可是九十年代以后这种文章就越来越少了，许多有价值的记述大饥荒的书籍禁止在内地出版。比如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绳所写的史料非常丰富的著作《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旅美学者丁抒的《人祸》、四川作家东夫的《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安徽青年记者牛犇近年所写的《大饥荒口述实录》等书，都是禁止在内地出版，而不得不到香港出书。

虽然近年来《炎黄春秋》和《南方周末》等少数比较独立和有勇气的报刊刊登过记述大饥荒的文章，可是影响更大的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从来没有刊发过这类的文章和报导。如果真能正视历史、正视错误，就应该在官媒上刊发，大张旗鼓地宣传，让全国所有的人都知道大饥荒的真实历史和教训，就象大家都知道南京大屠杀一样。官方在编写党史时实在绕不过去这件事，不得不提了一下，但是笼统含糊，只用了几行字就糊弄过去了。使用“非正常死亡”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模糊真相、淡化罪责。什么叫“非正常死亡”？车祸、自杀还都算“非正常死亡”呢！中共党史第二卷虽然硬着头皮提到了大饥荒死亡人数，但是你看它是怎么说的：“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怎么减少的？为什么不直说？为什么不用“饿死”两个字？名曰写历史，其实根本就不敢正视历史，反映出统治者心虚、理亏。于是就有人在“减少”二字上做文章，说什么“减少不等于饿死，其中还包括病死的和其它意外事故，真正饿死的很少”。你看就连这个大大缩小的数字有些人都不承认。而国内更多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大饥荒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掩盖、回避和模糊这段历史造成的结果。

为了全面准确地弄清楚大饥荒的历史真相，许多有识之士做了大量的工作，第一是搜集整理了当时遗留下来的各级各类历史文件，并加以分析，写成了《墓碑》、《人祸》等书；第二是不少大饥荒的亲历者写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回忆文章，作者主要是当时的干部，他们有文化，对整体情况了解得多一些，比如时任中共河南信阳地委副书记的张树藩、安徽省公安厅干部尹曙生等；第三是采访大饥荒的亲历者和幸存者，比如青年记者牛犇通过采访自己家乡的老农民写出了《大饥荒口述实录》。第三项工作最重要，可是做得还很不够，做这项工作的人太少，采访的面也太小（牛犇只采访了他们家乡的一个生产大队，全国重灾区有数十万个这样的大队）。大饥荒的亲历者和幸存者现在大都是60岁以上的农民（指当时已经懂事、记事的人），他们没有什么文化，大多不善言辞，如果没有人去采访他们，他们就永远不会对外界诉说自己当年的悲惨遭遇。有一个记者采访一个老农民，他的女儿在一旁很有兴趣地听着，这个女儿说，她从来没有听过自己的父亲这么详细这么动情地讲述那一段历史。显然，如果没有人去采访，这个老农民就没有机会详细讲述，连自己的子孙都不知道这一段历史的详情。

这些大饥荒的幸存者，这些老实憨厚的农民，就是50多年前那场大饥荒的最宝贵的活证据。我们的社会应该及时把这些活证据的悲惨经历记录下来，永远保存。因此我建议，我呼吁，全国有历史责任感的学者、记者和其他有识之士尽快作好准备，参加到这场抢救大饥荒历史的行动中来，参加的人越多越好，采访的点越多越好，留下的资料越多越好。一定要有录音、录像和照片，光有文字记录不行，因为光有文字记录还会有人提出质疑。这项有历史意义的工作最好能在最近10年之内进行并完成，因为10年之后这些幸存者已经70多岁80多岁了，有许多人将陆续离世，若不及时采取抢救行动，那一段重要历史的最重要的证据将会消失。所以我们一定要有紧迫感和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