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wamtwwamtw

　　随着朝鲜战争的继续，毛向斯大林索要军事工业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的一封电报长达八页纸。一九五三年二月二日，新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威尔(Dwight Eisenhower)在国事演说中暗示他可能对中国使用原子弹。毛立刻就向斯大林要原子弹技术。

　　艾森豪威尔威尔以为他的话会吓住毛，殊不知这正是毛迫不及待想听到的。第一颗原子弹扔下以后，毛外表上作出一副轻蔑的样子，说原子弹不过是“纸老虎”。实际上，他迷上了这个大规模杀人武器。一九五零访苏时，他看了苏联原子弹试验的纪录片，回去后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艾森豪威尔威尔提到美国可能使用原子弹后，毛派核专家钱三强赶赴苏联去见斯大林，要这个梦寐以求的宝贝：你要是不想跟美国打核战争，你就得让我拥有原子弹。

　　这一招将了斯大林的军，因为苏联同中国有同盟条约，一方挨打，另一方也得卷进去保护它。斯大林不想让毛拥有原子弹，但他怕艾森豪威尔威尔真会扔原子弹。这促使斯大林决心结束朝鲜战争。根据看到了俄罗斯最高机密档案的苏联沃克戈洛夫将军(Dmitri Volkogonov)的披露，斯大林在二月二十八日决定结束战争，告诉苏共领导人他第二天将采取行动。就在当天晚上，他突然脑溢血，几天后的三月五日死去。

　　三月二十一日，以马林科夫为首的苏共新领导人与周开了一夜的会，对周说他们决定结束朝鲜战争，要是毛合作的话，他们愿意卖给毛九十一座大型军工企业。这些都是斯大林迄今拒绝出售的。苏共新领导人不像斯大林把毛看成是对他个人的威胁，他们认为军事上强大的中国对共产主义阵营是件好事。

　　但毛不停战。他想要的一样东西还没得到：原子弹。周参加斯大林葬礼时，曾再次提出这个要求。此时仍在苏联的钱三强代表团一再请求核技术转让，都被莫斯科拒绝。钱三强等人在苏联“赖”了三个月，这三个月正是毛拒绝停止朝鲜战争的三个月。五月，苏共新领导人给毛发了“最后通牒”。

　　苏共新领导人一心要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毛知道他得不到原子弹了。他召回钱三强，接受了军工项目。他通知停战谈判代表接受美国方面坚持了十八个月之久的自愿遣返战俘的方案。

　　一九五三年，以军工为核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周曾把计划草案呈报斯大林，斯大林看到军工在预算中占的比例时，说：“这个比例太不平衡了，即使在战争时期，我们的军事开支也没有这样高。”“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生产出这么多的设备。”从中国官方公开的数字看“一五”时期，军事开支和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投资，占总开支的百分之六十一。真实的数字更大，以后越来越大。而国家花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上的全部钱加在一起，也不过是可怜的百分之八点二。

　　中国从苏联进口的企业称为“苏联援建项目”，给人的印象是这些项目都是苏联送的。其实每一颗螺丝钉都是中国人花钱买的，而付款方式大多是出口食品和其它农产品。周在国务院说：“我们同苏联的贸易是卖出农产品，换回机器”。根据官方的《当代中国对外贸易》，整个五十年代，“出口商品主要仍是大米、大豆、植物油、猪鬃、肠衣、生丝、猪肉、羊绒、茶叶、蛋品等”。毛曾对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Achmed Sukarno)说：“说老实话，我们没有好多东西[出口]，无非是一些苹果、花生、猪鬃、大豆。”

　　一九五三年十月，CCP中央指示外贸部：粮食、大豆、植物油等，“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挤出来，以供出口。”次年七月，又一道命令：“有些商品如肉类，应该压缩国内市场的销售，保证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种小土产，应尽先出口，多余的再供国内市场销售。

　　在“挤”、“压”政策下，受害最重的是农民。毛政权用严格定量的办法，保证城市人口有基本食品，而农民就没有保障了。为了限制城市人口，农民不准搬进城里，不准进城找工作。他们被终身钉死在自己的村子里，子孙后代难有出头之日。传统上，中国农民享有充分的迁徙自由，可以通过本事发财致富，可以通过读书出人头地。毛政权对农民的限制和压迫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在如此可怜的条件下从事生产的农民，不但要偿付毛从苏联、东欧进口的大量军工设备，还要支付毛为了扩大势力范围而有求必应的慷慨赠送。中国不但把北朝鲜、北越等穷国养起来，还对比它富得多的欧洲国家也大给特给。罗马尼亚举办青年节，毛一口气就捐赠了三千吨植物油。而中国产油地区的农民这时一年一人只许留用一公斤，除了做饭还要点灯。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后，尽管匈牙利的富裕程度与中国比有天壤之别，毛大笔一挥，赠送了价值三千万卢布的食品，外带三百五十万英镑的“贷款”。毛的“贷款”，他反复说，是不需要偿还的。

　　一九五三年六月，东德人民闹事。毛马上送给东德的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政权价值五千万卢布的食品。东德还想多要，要求用机器偿付。这些机器当时在中国没用，外贸部决定不要。但是毛下令接受，说什么“他们比我们苦得多，我们不能不管。”毛还在这些荒唐的话下面加圈加点，以示强调。正是中国的食品，使东德得以取消定量配给制度。

　　毛的慷慨解囊，中国人民是没有资格过问的。享受满足感的只有毛。毛送了东西便以老师自居，要东德在“镇压反革命”上搞彻底，还建议他们学习中国建长城，把“法西斯”关在外面。几年后，柏林围墙还真的修起来了。

　　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对外援助，也极少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千分之五，美国在二十世纪末的外援远低于万分之一。可是在毛时代，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国家，外援居然曾达到财政支出的百分之六点九二(一九七三年)！毛很清楚农民在饿饭。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他在一份报告上写道：“全国大约有百分之十的农户要遭春荒夏荒，缺乏口粮，甚至断炊”这种状况“年年如此”。

　　在这样的状况下出口食品，必然导致农民大批饿死。毛的第一副手刘少奇不希望有这样的后果。他也想中国工业化，但他希望步子走得缓一些，先提高人民生活水准，建立适当的经济基础。刘在高层反复讲了他的设想，强调“不可以先发展重工业”。所谓重工业，在毛时代就是以军工为核心的工业。刘解释说：“重工业积压资金很厉害，需要大批资金才能建立……我们没有别的办法筹钱，只有一个办法，靠人民节省……现在人民生活很苦，”刘说：“农民要穿新衣服，要买袜子，要穿鞋子，要“梅兰芳”的镜子，要肥皂，要毛巾。他们需要各种东西，他们的孩子要读书。”刘的看法是应该先满足这些要求。而毛从来没有说过这类具体的关心人民生活的话。

　　为了挤出农产品以供出口，毛政权在一九五三年秋制定了“统筹统销”政策。CCP宣传说这是为了粮食分配更公平合理，以免有人食不果腹，有人囤积居奇。还说国家只是购买余粮，农民会有基本口粮留下。这一政策实际上是把农民的产品全部拿走，只留下维持生存和再生产的部分。

　　毛政权定了个人均“口粮”标准，依据的是传统南方农村“不饥不饱”的水准：四百斤“贸易粮”。但这个标准很少达到。毛去世的那年，人均口粮仅为三百八十一斤。对农民的口粮，毛说：“有些地方只要二百八十斤粮食就够了，有的只要二百二十斤粮食”。

　　民盟中央的周鲸文下乡调查，问起北京西郊一位老农民收获的情形。老农说：“收成还不错，那有什么用，收了多少自己也吃不饱。”“土改分地以后，我分了这块地，一年忙到死，也混不了一家几口人的生活。未等秋收先把你的粮叫政府号下了。先交公粮，然后统购，给你剩下的粮食简直不够一家人吃，一年至少缺三个月的粮，全家是吃稀粥，煮点野菜，杂七杂八混吃一顿。统购卖粮所得的那点钱，还不够完杂税，和各样官派的开销，什么冬学费、清洁费、村公所办公费、报纸费、买公债等等，这些费用是说不完的。你想卖点余粮的钱能够用吗？

　　对农民挨饿，毛的答复是要农民用喂猪的“薯叶填补”，一九五五年八月三日批示道：“教育农民吃少点，吃稀一点，国家则要尽可能减少销售，以免在一般农民有粮季节吃得过多”。

　　薄一波后来说：“国家征购过头粮的现象比较普遍，农民生产的粮食，大多都给收购上去了，所剩无几。”他还说：统购中“乱批乱斗、逼死人命等现象都发生过”。这样的暴力早在毛预料之中，他和征购政策的策画人陈会计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特地讨论过这项政策的严酷后果。第二天，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征粮是打仗：“一面对付出粮的，一面对付吃粮的”。毛要以农民为敌，特别说：“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农民一切都是好的。”陈会计接着向各省管粮食的传达毛的指示，要他们准备全国一百万个村子有十分之一，即十万个村子，出现“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陈会计叫在座的放心，这是不会危及共产党统治的，他举例说：满洲国也搞过严厉的强行征购，“但就是这样，如果苏联红军不出，满洲国还不倒。”换言之，CCP是垮不了台的，不管它怎样对农民巧取豪夺。

　　征粮制度实行一年之后，到一九五五年初，全国已是一片天怒人怨。无数报告飞向毛的案头，报告说农民如何“吃树皮、草皮”，如何“卖子女”，如何“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CCP设有若干从基层收集反映的管道，毛要控制这个大国，必须随时了解真实情况。中央警卫团战士回家探亲，毛要他们写报告，讲村子里的情况。他们笔下出现的是一幅幅黑暗的图画。有的说：“缺粮户达到百分之五十。今春没有东西吃，只好吃树叶。”有的说：“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两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有人因此中毒身亡。”

　　为了便于征粮，一九五五年中期，全国农村实行合作化。没有合作化，个体农民是先收获，再上缴给国家。这就使农民可能藏粮。中国农民有几亿，要挨个检查谈何容易。合作化后，收成从田野里直接到国家手里，再由国家分发给农民，国家对收获全盘控制。

　　一九五六年初，毛说：“一九五五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到处骂我们，党内党外都说我们不行，就是为几颗粮食，下半年不骂了。下半年有几件喜事，丰收和合作化是两件大喜事，还有肃反也是喜事。”

　　毛没有提的，对他也许是最大的喜事，是拿到了朝思暮想的原子弹技术。

　　早在一九五三年，毛就曾用拖着朝鲜战争不停战的办法，想要苏联人给他核技术。但苏联人不点头，毛只好停战。一九五四年七月，毛作出一副要打台湾的样子，利用苏联担心被拖下水，来实现他的目标。台湾与朝鲜不一样，打不打由他说了算。周被派赴莫斯科告诉苏共领导人，毛决心要“解放台湾”。

　　九月三日，CCP军队向民国政府控制的金门岛开炮，引发了第一次台海危机。炮打金门不久，苏联头号人物赫鲁晓夫来北京参加CCP建国五周年庆典，还带来好些苏共领导人，这在斯大林时期是不可思议的。赫鲁晓夫想消除两国间的芥蒂，主动提出取消斯大林同毛签订的条约中损害中国利益的秘密附件。他还答应除现有的一百四十一个项目外，再卖给中国十五个大型企业，同时给中国一笔五亿二千万卢布的新贷款。

　　毛就势提出要赫鲁晓夫帮他造原子弹，说是为了抵御美国人。赫鲁晓夫问他美国为什么要朝中国扔原子弹，毛说因为“台湾危机”。赫鲁晓夫没有劝毛不要因台湾问题而引发核大战，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原因是；我们认为统一中国领土的举动是无可非议的。”赫鲁晓夫只劝毛不要造原子弹，说：我们这个大家庭有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须知那东西既费钱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假使目前要搞核武器，把中国的全部电力集中用在这方面是否足够，还很难说。那么其它各项生产事业怎么办？国计民生怎么办？

　　赫鲁晓夫走了以后，毛加紧了对民国政府控制的沿海岛屿的轰炸，导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威尔与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毛继续攻占沿海的一系列岛屿，扯开架式准备进攻金门、马祖，给人他不惜一切要打台湾的印象。一九五五年三月十六日，艾森豪威尔威尔暗示他可能使用核武器，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为什么不能像用子弹或者别的什么弹一样使用原子弹。赫鲁晓夫不想卷入跟美国的核武对抗，将来也不想卷进去。他答应向毛提供核技术。毛的目的达到了，台海危机结束了。

　　这原子弹毛也有了原料。这时苏联专家刚在广西省发现了铀矿。毛兴奋已极，把它称作“福音”。

　　四月，苏联正式签约帮助中国搞两个发展原子弹的必需之物：一座重水反应炉和一台回旋加速器。中国成为核大国就此起步。一组组中国科学家立即赴苏受训。十二月，在苏联科学家协助下，一九五六年至一力，六七年十二年发展核工业的大纲订出毛的喜悦就不用说了。他对秘书说：他很高兴，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他感到自己已在世界之巅，气概冲天地说要“把地球管起来！”

　　要实现核工业的十二年计划，毛需要更多的农产品来偿付。他制定了个有关农业的十二年计划，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纲要》要求农民到一九六七年时年产一万亿斤粮食。这个数字是毛根据十二年中需要多少农产品出口推算出来的，比历史最高年产量一九三六年的三千亿斤，高出两倍多。

　　这个指标完全不切实际，遭到几乎整个政治局的反对。出声最高的是负责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的周，为他撑腰的是刘少奇。大家都很清楚，如按《纲要》征粮，已经在饿饭的千百万农民就得饿死。毛被迫暂时退让，军工项目减少，一九五六年人民吃粮水准是毛二十七年统治下最高的：四百一十斤。一九五七年，经毛点头，军工投资继续下降百分之二十一。

　　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几个月不到就遇到了麻烦。一九五六年六月和十月，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相继发生。一九五七年，共产主义世界空前的最高级会议即将于“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时在莫斯科召开，赫鲁晓夫生怕毛拆他的台。

　　毛表示可以参加这次会议，但有一个条件，苏联要保证转让制造原子武器以及运载手段的材料、模型。莫斯科反应积极。十月十五日，最高级会议开幕前三个星期，中国核武器制造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国防新技术协定”在莫斯科签字。苏联给中国一个原子弹模型。苏联各部接到的指示是：“提供中方一切东西使他们能够自己造原子弹。”大批导弹(飞弹)专家调往中国。据一位专家说，连苏联自己的导弹项目也受到影响，造成“混乱”。中国原子弹、导弹的试验场也是苏联专家帮助定下的。

　　不顾苏联“原子弹之父”库尔恰托夫(Igor Kurchatov)的强烈反对，赫鲁晓夫派最好的核专家弗洛比约夫(Yevgenii Vorobyov)到中国帮助策划原子弹制造。弗洛比约夫在华期间，中国核科研人员从六十名增加到六千名。周在CCP高层说：苏联“把整个蓝图给我们”，凡是它一种定型的东西，包括原子弹、导弹这些东西，都愿意给我们。这是最大的信任，最大的互助。”赫鲁晓夫后来说：“我们给了他们不少东西。”米高扬插话说：“是我们帮中国建的核工厂。”

　　苏联的技术转让大大加速了中国原子弹的建造。中方谈判代表报告毛，有苏联这些“极慷慨”的援助，中国的军事力量将在五年内“跃进”到一个崭新的水平。

　　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在太空技术上超过了西方。毛立刻迷上了卫星，他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我们要抛就要抛大的。要干就要干一二万公斤的。也许要从较小的抛起，但我们也要从一两千公斤开始。”(苏联的卫星重八十三点六公斤。)毛的卫星技术从哪里来？还得向赫鲁晓夫要。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毛飞去莫斯科开共产党阵营最高级会议。毛谈到核战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在场的意大利代表英格劳(Pietro

　　lngrao)对我们（《毛：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的作者）说：大厅里听众感到震惊、生气，感到“人”对毛无非是数字，死人他满不在乎，核战争他毫不介意，还挺欢迎。南斯拉夫首席代表卡德尔听毛讲完后想：“再清楚不过了，毛想要战争。”就连信仰斯大林主义的法国共产党也很反感。

　　毛反驳了希望改善人民生活的倾向，说：“有人说穷是坏事，我看穷是好事。越穷越要革命。人人都富裕的时代是不堪设想的……热卡太多了，人就要长两个脑袋四条腿了。”他的观点跟斯大林死后CP世界不希望战争，更在乎生活水准的风气背道而驰。

　　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毛对苏联的购货单又添加了一项：当代武库中的王牌核潜艇。一九五八年六月，周写信给赫鲁晓夫要求提供生产核潜艇的技术、设备，此外还要航空母舰和其它军舰。

　　这一次赫鲁晓夫没有照单发货。他建议中、苏建立一支共同舰队，越南也参加。这样中国既有了核潜艇，苏联也可以借用中国直通太平洋的海岸线。苏联大使尤金七月二十一日向毛提出合作的建议。

　　毛当然不会同意，他要的是建造和拥有自己的核潜艇。但他抓住苏方建议借题发挥。第二天他把尤金叫来，当着其它CCP领导人的面大发雷霆，说：“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他把合作建议上升到民族感情、主权问题：“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发火之余，毛露出他的真实目的：“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嘛！”“我们打算搞二三百艘这种潜艇。”最后毛要求：“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

　　赫鲁晓夫按毛的要求于七月三十一日飞来北京。毛板着脸到机场去接他，没有红地毯，没有仪仗队。落座后，赫鲁晓夫不断解释，说他根本没有想控制中国的想法。毛仍然表现得好像他的民族自尊心受了莫大伤害，站起来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声色俱厉地说：“我问你，什么叫联合舰队！”他还装作赌气地说：要是“我们没有核潜艇舰队，将来索性把海岸都交给你们，你们去打好了。”毛的表演把赫鲁晓夫蒙住了，许诺帮助中国在黄河或其它河流边“建立一个制造潜水艇的大工厂，大量生产潜水艇”。

　　赫鲁晓夫走后不久，八月二十三日，毛突然炮轰金门，一口气朝这个海岛，发射了三万枚苏制炮弹，引发了第二次台海危机。美国又以为毛要打台湾。没人知道的是，毛在故伎重施，以迫使苏联人给他核潜艇和其它最新的军事技术。

　　美国舰队驶入台湾海峡，九月四日，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宣布美国不但坚决保卫台湾，而且也要保卫金门，威胁要轰炸大陆。赫鲁晓夫紧张了，怕苏联被拖进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中去，第二天派外交部长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来中国。毛要葛罗米柯放心，说：当前我们不会打台湾，也不会打美国，不至于引起世界大战。但毛又让苏联人感到，他将来和美国必有一战。

　　毛接着吓唬苏联人，对葛罗米柯说，他希望同赫鲁晓大交换意见，看核战争爆发了怎么个打法。他暗示苏联届时将被整个毁掉，问葛罗米柯：这样一场世界大战之后，“我们应当在哪里建立社会主义世界的首都呢？”言外之意是莫斯科那时不复存在。毛建议在太平洋上人造一座小岛，作为社会主义世界的新首都。葛罗米柯听得毛骨悚然，不想把这些话写在发回莫斯科的电报里，但想想还是写了，起草电报的助手说毛的这番话引起了莫斯科的特别注意。

　　吓唬了葛罗米柯后，毛给他吃定心丸：我们的方针是我们自己来承担这个战争的全部责任。我们同美国周旋，我们不要你们参加这个战争。我们不会拖苏联下水。当然，前提是，你们得帮我们，使我们能独自对付美国。

　　赫鲁晓夫九月二十七日给毛写信说：“感谢您愿意独自承受打击，而不把苏联卷进去。”赫鲁晓夫同意帮助毛，使毛有能力对抗美国。毛的要求得到满足，他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写了一纸声明，宣布暂停炮击金门。第二次台海危机解除。

　　十月十四日，毛给赫鲁晓夫写信说，他十分乐意让中国独自承受美国的核武打击：“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当然，毛自称的“我们”，准备“死一大堆”的中国人民，是没有被征求意见的。

　　这次台海危机带给毛的是：赫鲁晓夫批准转让一系列尖端技术，一九五九年二月四日签订了惊人的“新技术援助协定”，规定苏联帮助中国建造整套先进武器、军舰，包括常规动力导弹潜艇、潜对地弹道导弹等。第一次台海危机使毛从莫斯科挖出了原子弹的秘密，四年后的第二次，使他所得更丰。

　　有了精心培植的个人崇拜，有了CCP领导的集体就范，有了反右造成的万马齐喑，毛终于得以加速他的军事工业化进程。一九五三年他首次推出这个纲领时，曾把实现的时间定为“十年到十五年”，现在他把期限缩短到八年，七年，五年，甚至三年。这个过程他叫作“大跃进”，于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大”二次会议拉开序幕。

　　大跃进的主要内容是大规模地从苏联和东欧进口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项目。这就意味着食品大量出口。当毛要赫鲁晓夫卖昂贵的核潜艇技术设备时，赫鲁晓夫问毛怎样付费，毛的答复是：苏联要多少食品，中国就可以出口多少。为了名正言顺地从农民手中夺粮，毛硬说一九五八年有了神话般的大丰收。在他示意下，各省领导纷纷宣布各自省内的粮食产量将会激增。比如，毛最喜欢的柯庆施声称，他管辖下的华东地区这年的产量将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七十。新上任的河南第一书记吴芝圃，也提出高于通常产量几倍的收获数字，被毛封为头号模范。

　　六月是夏收时节。在各省领导给特别听话的基层干部打招呼后，这些基层干部便宣称他们那里有了奇迹般的收成。毛的宣传机器接着鼓吹一连串“高产典型”，把它们叫作“放卫星”。六月十二日，《日人民报》报导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每亩产量达到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十倍于实际产量，被称作“卫星田”。很快全国出现了不少“卫星田” ，通常是把几块田的庄稼移到一起。这些弄虚作假的典型不是给上级、不是给毛看的，恰恰相反，是上边安排来给下边的人看的。各地农村的基层干部被组织起来参观，让他们回去也编造同样的高产。那些不肯睁眼说瞎话的基层干部被批判撤职，让位给敢吹大牛的人。天文数字般的高产充斥全国报刊。但在“卫星田” 完成了使命后，上面就不让干了。谁都知道它们糟蹋粮食，影响收获。

　　到了七月底，《人民日报》社论正式宣布：“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生产出多少粮食来。”毛于八月四日公开指示：“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一月二十八日，毛才在说：“中国地大物博，只有那么一点田，但是人口多。没有饭吃怎么办？无非少吃一点。”“吃那么多把肚子胀那么大干啥，像漫画上外国资本家那样。”毛的话翻云覆雨，为的都是从农民那里把粮食挤出来。九月，《人民日报》报导了最高纪录的“水稻卫星”，广西省环江县亩产十三万斤！这颗卫星是野心勃勃的县委书记逼着放的，结果这一年环江县上报的粮食产量是实际数字的三倍多，国家下达的征粮任务是上一年的四点八倍。

　　这是无论如何也交不出来的。在环江，在全国，政府以高压手段强迫农民交粮。八月十九日，毛亲自对省委书记下令说：“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强迫命令”在CCP的语汇中是动武行凶的意思。全国乡村到处是“逼粮会”，到处是捆、打、吊。为了使暴力师出有名，毛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责农民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他反复说：“生产小队普遍一致瞒产私分，深藏密窖，站岗放哨”，农民“白天吃萝卜缨，晚上吃大米”。毛还用鄙夷的口气说：“瞒产私分，名誉很坏，共产主义风格哪里去了！农民还是农民，农民只有如此。”

　　毛清楚得很，农民没有粮可私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云南省向毛报告省里因肿病而大批死人。肿病就是吃不饱造成的。毛的批示是拿下级做替罪羊：“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他收到一组文件，报告半个中国缺粮，他为文件拟了个标题：“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无饭吃大问题”。但他的反应是做戏。他指示把文件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收，请他们迅即处理”。毛既不说明如何处理，更没有松口要他们少征粮食。

　　毛一方面需要农业增产，一方面又不肯给农业投资。他的宗旨是不花钱，或少花钱，最大限度地使用人力。搞大跃进靠的是奴役劳动。水利是发展农业的关键，毛就叫农民去修水利，一分工钱不给，美其名曰“大搞群众运动”。自一九五八年起的四年内，一亿农民被投入大大小小的堤坝、水库、水渠工程里，移动的土石方足以建造九百五十条苏彝士运河，而使用的工具大多只有手工的锄头、榔头、铁铲之类，靠农民自带。劳作时吃的东西得自己出，经常还得在露天搭起棚帐，权作栖身之地。

　　安全无从谈起，工伤事故如家常便饭，医疗也基本上没有。死亡率高到什么程度呢？毛谈到修水利时，常把挖的土方数和死人数连在一起。

　　一九五八年四月上旬，毛召集各省谈水利工程，表扬了两个省：吴芝圃的河南和曾希圣的安徽。毛说：“吴芝圃讲搞三百亿方，我看得死三万人；曾希圣讲搞两百亿方，我看得死两万人”。甘肃省副省长等干部把这样搞水利叫作“秦始皇磨民”，“是人命换来的”。这批干部被打成“右派反党集团”。

　　对水利工程，毛追求的是立竿见影，他推崇“三边”式：边测量、边设计、边施工。地理查勘等不可缺少的程序被当作陈规旧习推翻，“三边”很快成了“四边”多了个“边修改”。如甘肃省的“引洮上山”工程，修一条长达一千四百公里、翻越八百余座山岭的大水渠，把洮河引到黄土高原。参加施工的十七万民工在高山大壑里挖洞穴居，席地裹衣而卧，下工后在山里采野菜合着自带的干粮充饥。他们先挖了几个月的隧道，发现不行，上面决定劈山修明渠。干了几个月又不行，又改修隧道。三年过去了，葬身在工地的民工，最少也有两千多人，工程“血淋淋”地下马了，官方自己承认：一亩地也没浇上。

　　像“引洮上山”一样，大跃进中的大部分水利工程都是浪费。许多修到半途，修不下去，只好停工。蓄水量一亿立方公尺以上的大型水库，开工的有五百多座，一年多以后就减掉了两百座。建成的有不少毛还在世时就坍塌了。其中有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蓄水工程垮坝惨案，发生在一九七五年的河南。短短几小时内，板桥与石漫滩两座大型水库、数十座中小型水库的一整套水库群，在一场大暴雨中相继溃决，淹死人数达二十四万。(官方说法是八万五千六百多人。)毛死前没垮的，在他死后继续遗祸于人。一九九九年，有三万三千座水利工程被列为危险建筑，随时可能给下游地区带来灭顶之灾。

　　毛的增产办法包括用人工深翻土地：“用人海战术，把耕地全部翻一遍。”另一个办法是密植。这需要多施肥料 -- 要增产无论用什么法子都得多施肥料。可是毛在最需要化肥的一九五八年后期反而决定“不走化肥的道路”，“进口化肥也要减少。”毛不愿意花钱，要求“搞得中国除了人之外就是一个猪国”，“养猪就有肥料，肥料多就能增产粮食……肉食就吃不完，出口换钢铁，外汇就多。”可是靠什么养猪呢？毛没有行得通的办法。事实上，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一年，中国的猪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八。

　　为了肥料，中国农民祖祖辈辈绞尽了脑汁，能够想到的肥源都已经用上了。在增产指标压力下，人们只好拆自己的茅草房作肥料。烧饭的油烟不是渗进草屋顶了吗？还有那土垒的墙，那也有肥力啊！百万农民的家就这样毁掉了，沉进了“屎湖尿海”。

　　增产之外还得省粮，毛的心思转到围歼那些吃粮食的麻雀身上。全国老少遵命挥舞竹竿扫帚，敲打铁锅铝盆，要吓破麻雀的胆子，使它们不得停下歇息，最后筋疲力尽堕地被捉。殊不知，别的鸟儿跟着玉石俱焚，以鸟为天敌的庄稼害虫横行霸道。昆虫学家痛陈利害的上书被置之不理。毛曾怂恿北朝鲜的金日成仿效中国的打麻雀运动。金为了敷衍毛也订了一个“惩罚麻雀的三年计划”。但他按兵不动，等到毛的运动不了了之，他的计划也就束之高阁。

　　大跃进中还有一场灾难：大炼钢铁。毛规定一九五八年中国钢铁产量为一千零七十万吨。这个指标是这样来的：六月十九日晚，在中南海的游泳池旁，毛问冶金部长：“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冶金部长迎合说：“好吧！”正规的钢铁厂受命“多装快炼”，日夜加班连轴转。但“洋炉子”不管怎样被滥用，还是远不能完成毛的指标。毛叫全国人民造“土炉子”。被“强制性”(毛的话)卷进土法炼钢的人起码有九千万。

　　炼钢需要废铁，人们家里的铁器便交了出去，有用没用的都交，哪怕生活必需品，像门上的铁环，做饭的铁锅铁铲，妇女头上的铁发夹。宝贵的农具也填进了怎么也填不满的土高炉。当时有这样的口号：“交一把镢头就是消灭一个帝国主义，藏一个铁钉就是藏一个反革命。”为了大炼钢铁需要的燃料，长满森林的山被砍秃，农民的草房被扒掉。人们一天二十四小时围着土高炉转。收获季节到了，收庄稼只剩下妇女儿童，大片庄稼烂在地里。

　　毛一心惦记着他的“一千零七十万吨”，每次见到管经济的人，他都要拿手指头当计算器，一根根扳着算时间：今年还剩多少天？“钢铁尚未完成，同志仍需努力！”到年底，《人民日报》终于以套红标题报导指标达到。但就像毛自己承认的：“只有四成是好的。”这四成实际上是正规钢厂炼出来的。土高炉出产的最多不过是生铁，大多连生铁也够不上，是些毫无用处的“牛屎疙瘩”。赫鲁晓夫挖苦地把土高炉叫做俄国“茶炊”。连几船从苏联高价买来的高质合金钢，也被地方干部偷偷扣下来送进了“茶炊”，成了废物。毛后来自己也说：“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至一九五八年底，中国上马修建的大型企业高达一千六百三十九座，然而，只有二十八座建成投产。多数成了“胡子工程”，半途而废的比比皆是。被浪费掉的设备不少是花巨资从苏联买来的，因为没有基础设施而闲置一旁，任其生锈报废。

　　毛不惜一切代价的贪多求快，反而使他的军事大国梦更加遥远。生产出来的飞机、坦克、军舰一直受到质量问题的困扰。毛要送给胡志明一架直升飞机，飞机倒是运到边界了，但工厂不敢送出手，怕胡伯伯坐上去机毁人亡。

　　四年大跃进是一场对人力、物力不可估量的浪费，在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毛式浪费与别的浪费资源、效率低下的国家不一样，没有任何人像他那样先强迫本国人民拚命干活到筋疲力尽，再把他们辛劳的结晶无度地挥霍掉。

　　波及全国的大饥荒自一九五八年起，持续至一九六一年，以一九六0年为最烈。这一年，根据CCP自己的统计数字，人均热卡吸收量仅达一千五百三十四点八。城市家庭妇女的热卡量，据一向为CCP代言的作家韩素音说，最高不过一千二百。而在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奥斯威辛(Auschwitz)，苦役犯的每日热卡量还有一千三百到一千七百。为了活命，有被逼得吃人肉的。《乡村三十年》记载：安徽省凤阳县仅一九六0年春就“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六十三起”，其中一对夫妇，将亲生的八岁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凤阳或许还不算最坏的，在大饥荒中饿死三分之一人口的甘肃省通渭县，吃人相当普遍。一个公社书记后来对来访的记者说：“我家那个村里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着吃了。她男人从新强回来找女儿，村里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因为村里吃过人肉的不少。那时人们饿急了，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们去看看公社门外蹲在那里晒太阳的人，他们中就有一些是吃过人肉的。

　　在所有这一切发生的同时，中国的仓库里囤满了等待出口的粮食和其它食品，由军队或民兵把守。波兰学生罗文斯基亲眼看见“水果成吨的烂掉”。可是上面有规定：“饿死不开仓。”

　　粮食还被大量用来提炼高纯度的酒精，作核工程的燃料。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毛宣布中国粮食太多吃不完后，在最高国务会上说要给粮食“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光是我们所知的导弹试验，每一枚消耗一千万公斤粮食。

　　为时四年的大跃进使大约三千八百万中国人饿死、累死。这个数字是这样算出来的。根据一九九五年出版的，由中国人口学家杨子慧等编着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一年中国人口死亡率分别为：百分之一点二，百分之一点四五，百分之四点三四，百分之二点八三。在它们前后三年的死亡率平均百分之一点零三(一九五七：百分之一点零八，一九六二：百分之一，一九六三：百分之一)。比平均死亡率高出的就是非正常死亡率。用非正常死亡率去除这四年的中国人口，得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共三千七百六十七万。

　　这个数字被刘少奇证实：他在大饥荒中的一九六一年初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Stepan Chervonenko)，已经有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这是二十世纪最大的饥荒，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饥荒。而这完全是人为的，是蓄意的。中国的粮食出口仅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就高达七百万吨，可以为三千八百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没有出口，中国人一个人也不会饿死。

　　当数千万中国人饿死之后，东德乌布利希政权仍继续向毛要食品。一九六一年三月，周约见东欧各国驻华使节，说明中国农产品出口困难，希望减少贸易额，推迟和撤销一些订货。波兰表示合作，但东德拒绝考虑，派人来中国要求中国履行合同，继续供应大豆、大米、油脂等。周生气地说他们是“德意志高于一切”，但还是给了东德两万三千吨大豆。

　　大跃进一开头，毛就告诫CCP高层做好大批死人的思想准备。在为大跃进揭幕的CCP“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大谈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二千多岁了，就很不妙。讲辩证法，又不赞成死亡，是形而上学。”“[庄子死了妻子以后]鼓盆而歌是正确的”，“人死应开庆祝会”。

　　乍一听来，毛好像是信口开河讲哲理。但这代表他的政策。安徽一个公社党委书记被带去看饿死的人堆时，几乎是在重复毛的话：“人要不死，天底下还装不下呢！……人有生就有死，那个人保就哪天不死！”有些地区规定死人后“不准哭”，“不准带孝”。

　　毛甚至还大讲死人的实用价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他对八届六中全会说：“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据《乡村三十年》记载，有地方人死了埋在田里，上面种上庄稼。

　　毛多次说过为了他的目标，他准备以无数中国人的生命作代价。一九五七年，他在莫斯科对苏联领导人说：“为了世界革命的胜利，我们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说：“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他从汉武帝说到宋朝，都是几千万几千万地死人。“原子仗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毛知道他搞大跃进，中国会死多少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对CCP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毛明白这样说话太露骨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但他没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责任推给他们：“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克里姆林宫一九五九年二月签约帮助毛建造核潜艇等先进武器，是苏联军事技术转让的高峰。但就在协议的酝酿过程中，赫鲁晓夫心里已经打退堂鼓了。促使赫鲁晓夫改变主意的有这样一件事。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枚美国最新式的“响尾蛇(Sidewinder)”空对空导弹从一架台湾飞机上完整未爆地落在中国国土上。赫鲁晓夫紧急要求中方让苏联专家研究这枚导弹，但中方声称他们找不到导弹。赫鲁晓夫的儿子、本人也是导弹专家的谢尔盖(Sergei Khrushchev)回忆道：“第一次，父亲感到“兄弟般的友谊”上有着很深的裂痕。第一次，他思索到底该不该向中国提供最新军事技术，教他们怎么造导弹和核弹头。”

　　一九五九年二月，赫鲁晓夫决定施加压力，“他按下R-12导弹的技术说明不发。这下问题解决了，“响尾蛇”马上就找到了。”“响尾蛇”已被中方拆开，关键的导向系统不见了。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认为这是无理的，是侮辱我们。任何人处在我们的地位都会感到痛苦。我们对他们没有秘密，什么都给了他们。而他们得了件宝贝，却不让我们分享。”赫鲁晓夫得出结论，毛只是利用苏联为他的私利服务，心里想的不是共产主义阵营的利益，毛“急不可耐地要统治世界”。他下令拖延核技术转让。六月二十日，他停止供应中国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

　　这对中国不是致命打击，因为中国此时已经掌握了制造原子弹的基本技术。但毛明白，以后赫鲁晓夫就靠不住了。但毛眼下还不能和赫鲁晓夫彻底分手。苏联的军事技术转让，虽然有了限制，但没有停止，一九六0年转让的设计图纸达一千零十份，比一九五八年还多。毛想抓紧时间先把苏联技术拿到手，“中国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毛浮想联翩。八年之后，赫鲁晓夫“将完全破产”。

　　一九六零年六月二十一日，赫鲁晓夫对聚集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的五十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讲话，强烈抨击毛关于世界要靠战争进入社会主义的断言。“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不必依靠世界大战，”他说。“只有疯子和狂人现在才想再打一次世界大战。”那只会使“数百万人民在战争的巨焰中死去”，“就是在共产主义的死敌中，有理性的人还是占大多数。”这些话不啻说毛是个疯子，跟他结盟还不如同西方共处。赫鲁晓夫在会外用更尖锐的语言对CCP代表彭真说：“你们想支配一切人，你们想支配世界。”“你们既然那么爱斯大林，你们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他对其它苏联领导人说：“我一看到毛就像看到斯大林一样。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

　　就在同一年，赫鲁晓夫宣布把苏联在华的一千多名专家全部撤走，同时停止帮助中国建设尚未完工的一百五十五个项目。毛后来把大饥荒说成是苏联“撕合同、撤专家”的结果。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还相信他。事实上，赫鲁晓夫取消军工项目只会有助于缓解饥荒，因为用来买这些军工项目的食品就不必出口了。但是，食品出口丝毫未减。毛坚持要用它们来提前还清欠苏联的债。本来欠苏联的债按中苏协定应该十六年还清，但毛决定五年还清，要老百姓“勒紧腰带”。就在这一年，中国人饿死两千两百万.毛把提前还债说成是他“要争这口气”。实际上，毛的政策从来不建筑在“争气”的基础上。毛要的是苏联继续依赖中国食品(苏联从中国进口的食品占总进口的三分之二)，这样毛就可能诱使赫鲁晓夫继续卖给他军工项目。

　　苏联当时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告诉我们，苏联人很清楚中国尸横遍野的饥荒：“你根本不用搞任何调查，只需要驾车从北京飞机场进城就知道了。树上都没有叶子。”莫斯科授命他拒绝中国的出口食品，有时候载粮食的船只被苏联人谢绝接受。中国方面非给不可。有一次，中方对苏联主动提出增加肉类出口，苏联人问怎么可能增加？答复是：“不关你的事！”

　　赫鲁晓夫不但没有逼债，而且还减轻了中国的债务。他重新调整了卢布对人民币的兑换率，使中方得益。据苏联计算，这一调整把中国欠的债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七点五。一九六一年二月，赫鲁晓夫主动向毛提出借给中国一百万吨粮食和五十万吨古巴蔗糖。毛接受了蔗糖，但婉拒了粮食。这并非出于“争气”。就在此时，赫鲁晓夫表示愿意向中国转让米格-2l战斗机的制造权，毛二话不说马上就要。

　　大饥荒过去了，经济复生了。在容忍刘少奇等人经济政策的同时，毛逐步把他念念不舍的一些项目重新扶上马去，如人造卫星和核潜艇。当他听说现代武库中有一种新的很厉害的杀人武器叫“死光”(激光)时，毛当即拍板，说：“死光，搞一批人专搞，叫他们吃饭不做别的。”

　　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还是集中在搞原子弹。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周当主任，指挥数十万人的庞大协作体系，保证两年内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无数次的轰爆试验，每一次，全国通讯线路都有将近一半被占用，整个国家，工业也好，民生也好，不断地停电停水，交通停运。

　　毛害怕美国或苏联轰炸他的整个军事工业系统。因为这些工厂大多摆在一览无遗的平原上，毛要把它们搬进内地的大山里。这些内地的崇山峻岭被称为“三线”，沿海地区叫“一线”，中国其它地区为“二线”。一九六四年六月，毛下令，为了应付“原子弹时期”，全国来个工业大“搬家”，把一线的重要工厂、科研机构，全部或部分搬迁到三线。一千一百多个主要企业于是被大动干戈地拆掉，千里迢迢地搬进山沟里。有的企业钻进掏空的巨大山脉，有的隐蔽在一劈两半的山间。一切从零开始，基本设施如钢铁、电力工厂全都重新建立。有的核设施甚至一式两份，以备万一。这一场大折腾历时十年，最高峰时至少吞噬了全国投资的三分之二，造成的浪费比大跃进还大。

　　三线的绝大部分企业都完全依赖陆地交通，路一断许多连水也没有。用油这时主要依靠远在千里之外的东北平原上的大庆。大搬家根本不能有效地保护中国军工。由于毛一如既往地坚持要快，三线工厂的建设往往来不及做必要的地质勘探。仅选址不当就使建筑费加倍。匆促建成的厂房禁不住洪水、地震、危岩、泥石流的危害，不得不经常停工，有时甚至整个车间被埋。许多昂贵的如坦克、船舶制造厂，大兴土木却永远建不成。有一份研究报告说：或许最大的失败是甘肃的酒泉钢厂，整整花了二十七年才出钢。

　　浪费的人力和无谓的牺牲更是无法计算。参加三线建设的有四百万人，修工厂、铺铁路、开矿藏，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极其艰苦。山洞里的厂房通风透气设备极差，人在里面待一会儿就恶心窒息。许多任务厂建在当地人早已搬走的放射性污染带，使职工中癌症和异常病发病率特别高。水和其它生活用品都严重缺乏。死人的事经常发生。由于搬迁，无数家庭被拆散达二十年之久。只是在毛死了以后，一九八四年，当局才开始解决“职工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照顾“年满四十岁、工龄满二十年，在三线艰苦地区工作满八年以上的干部和工人”。

　　在毛把中国投入这样的疯狂中去时，不管是刘少奇还是其它CCP领导人，都未置一词。毛一开头就对他们说他的主意已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毛示意这次谁也不会饿死累死，说“不要闹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0年”。三线虽然在经济上是荒唐的，但不涉及政治迫害。这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于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在罗布泊上空爆炸成功。随后，中国到处都组织了庆祝活动。人们以为造原子弹靠的是“自力更生”，苏联起的决定性作用被隐瞒下来。

　　大饥荒不过是两三年前的事，有人心里在嘀咕制造原子弹花了多少钱。为了平息不满，周特地在内部说这颗原子弹只花了几十亿人民币。据专家估算，事实上花的钱是四十一亿美元(按一九五七年的价)。这些钱要是用在国际市场上买小麦，可以给全国人民在两年中每人每天增加三百热卡，可以使大饥荒中饿死的三千八百万人一个都不会死。也就是说，为了毛的第一颗原子弹而死的中国人，是美国在日本扔下的两颗原子弹合起来炸死的人的一百倍。

　　某元帅曾经说过“当掉裤子也要搞出原子弹”和“有了原子弹之后，我的腰杆就硬了”之类不顾百姓死活的混帐话。但在实际上，毛在蘑菇云升起之后不但没有先进的运载工具，后来还因玩火而险些烧身。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国在本土進行了一次携带核弹头的导弹试验。没有任何一个核国家敢这样做，因为稍有偏差就等于自己往自己人民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这枚核导弹在中国西北部穿行八百公里，飞行轨道下有人口稠密的城镇。这种类型的导弹在不携带核弹头的冷试验中，曾屡出差错。三天前，毛指示做这次试验时说：“这次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失败了也不要紧。”他不在乎原子弹掉在自己人民头上。

　　参加试验的人都准备一死。发射团的人写了遗书，交到毛的桌上。落弹区基地司令员把他的指挥部设在一座山顶上，他说：“一旦导弹出现偏差，如果落在前面，我们可隐蔽在山后：如果在山后爆炸，我们可隐蔽在山前。山顶成了我们進退依托的屏障。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自我安慰。”

　　幸好发射成功。这当然是“毛思想的伟大胜利”。但成功是侥幸的。负责导弹研究的七机部一院副院长说：该导弹進入小批生产阶段时，“问题接踵而来。”“故障表现非常相似，都是在起飞不久即向前翻滚，所不同的只是时间早晚而已。其中的一枚刚起飞二十二秒，就向前翻滚在空中坠毁。”官方怀疑“阶级敌人破坏”，科学家有的被迫害致死。在这样的高压气候下，毫不奇怪，毛生前未能拥有他向往的洲际导弹。

　　一九六六年十月的那次成功，也许有个外来因素。纳粹德国的一名主要导弹专家皮尔兹(Wolfgang Pilz)当时秘密在中国工作，一位印度外交宫在北京看到他跟三名德国同事一起。皮尔兹来中国前曾在埃及主持核武器研制工作，但中国用高薪和更好的技术条件把他引诱了来。中国也曾努力引诱别的德国核专家，可是美国出更大的价钱把他们弄到美国去了。

　　十月试验成功后，毛十分乐观。十二月十一日，周在主管核武器制造的“中央专委”会上说：各种导弹，包括洲际导弹，要“全部在这四年内解决”。但是中国的第一枚洲际导弹要到一九八0年才发射成功，那时毛已死了好几年。

　　毛声称搞文革是为了阻止苏联式的“修正主义”在中国出现。开“九大”之前，他决定在中苏边境来一场小规模的、可以控制的冲突，打一场胜仗，以体现对苏联的胜利。中苏边境长达七千公里，自双方交恶后摩擦不断。毛选择打仗的地方是乌苏里江上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叫珍宝岛。这个地点选得很妙，因为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靠中国一侧，苏联对该岛的主权要求没什么理由。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中方用经过专门训练的部队伏击了苏联巡逻队，打死三十二名苏联军人，中方的伤亡也在五十到一百人之间。苏联立即运来重炮和坦克，在十四日深夜打响了一场大得多的战争，苏联导弹射入中国领土二十公里。死亡人数苏联是六十，中国八百。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照片专家说，乌苏里江的中国一岸“被苏联大炮轰得密密麻麻尽是弹坑，好似月亮的表面”。苏联人显然是认了真了。

　　苏联反击之狠使毛吃了一惊。他担心苏联会入侵，在上层内部讲到苏联“打進来”的可能性。他立即下令“不要打了”。就连苏军随后对珍宝岛進行狂轰滥炸，中方也没有反击。一个星期后，中苏间从前的热线出乎意外地响了，苏联总理柯西金(A1ekseiKosygin)要找毛或周讲话。这时的中、苏两国已经有三年几乎连外交关系也没有，接线员不知所措，只能拒绝接通。柯西金的翻译试了三次，第四次被接线员臭骂一顿。毛考虑到此举会進一步激怒克里姆林宫，第二天，当中方发现苏军往珍宝岛方面移动时，他立刻要外交部通报苏联，中方“准备進行外交谈判”，言外之意就是中国不想打仗。毛最怕的是苏联在他开“九大”时来个突然袭击，“九大”还有十天就要在北京开幕了，他不能不出席。

　　“九大”直到结束才对外宣布，其保密状态前所未有。一千五百名代表和几百名工作人员就像被监禁在住地，大门紧闭，一律不许外出，电话全部撤销，临街的窗户不得打开，还要拉上窗帘。去人民大会堂会场时，代表们坐的车在市区里先兜一个大圈子，再从侧门分散开進院内，人隐蔽地从便门進入会场。四月一日开幕那天，天安门广场上人民大会堂的正门，像平常一样空空荡荡，好像没事一般。会堂向外的门窗被厚厚的窗帘遮得严严实实，使人影，灯光透不出去。

　　毛的提防不是没有道理。几个月后的八月十三日，苏联选择了对它有利的新疆铁列克提地区，派大批坦克、装甲车深入到中国境内，把一支中国边防部队包围起来后全部歼灭。

　　莫斯科也还考虑过用原子弹袭击中国的核设施，为此探询了美国政府的态度。忧心忡忡的毛打破自己定的不同苏联高层来往的方针，同意柯西金一九六九年九月在河内参加完胡志明的葬礼后，归国途中来北京。苏联总理被限于待在飞机场。去机场跟他会面的周开门见山就提苏联对中国核基地施行核打击的问题。但他没能从柯西金那里得到苏联不会动手的保证。一周后，周再次给柯西金写信，请他确认中苏双方同意互不使用核力量進攻对方。苏联总理的回信有意不确认周所说的“默契”。

　　这时一家伦敦报纸刊登了有克格勃背景的苏联记者维克多·路易斯(VictorLouis)的文章。路易斯前不久刚访问了台湾，是人们所知道的第一个苏联派赴台湾的使者。路易斯文章里说克里姆林宫讨论了空袭中国核基地的问题，同时还有计划帮CCP换领导人。

　　毛紧张万分。十月十八日，苏联边界谈判代表团要来北京進行边界谈判。毛和CCP核心怕飞机载来的不是谈判者，而是往下扔的原子弹。毛跟林彪在苏联飞机到来前便远走高飞。毛十五日去了武汉，林十七日去了苏州。十八日那天，林彪平常的午休也不休了，自始至终跟踪苏联飞机的航程，直到北京报告看到苏联人从飞机上走下来，他才放心地去睡午觉。周留在北京坚守阵地，搬進了市郊西山防原子弹的军事指挥中心。他在那里待到一九七0年二月。

　　在这一场持续近四个月的战争风险中，整个中国军队進入紧急战备状态，疏散了九十四万多人、四千一百架飞机和六百多艘舰艇。全军重新开始了自文革以来处于停滞状况的军事训练。

　　中南海被挖了个底朝天，建造了一个巨大的可防原子弹的防空洞，这个洞由一条可并行四辆汽车的绝密通道跟天安门、人民大会堂、林彪住宅毛家湾、专为毛和其他领导人设立的三0五医院(尽管毛一次也没進去过)连接起来，一直通往西山的秘密军事中心。全国老百姓也被组织起来在城市里大挖防空洞，耗资之巨，就不必说了。毛因打错算盘带来的这场战争风险，让中国人又一次大受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