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往事并不如烟--1960年 | |||||||||||||||||||||||||||||||||||||||||||||||||||||||||||||||||||||||||||||||||||||||||||||||||||||||||||||||||||||||||||||||||||||||||||||||||||||||||||||||||||||||||||||||||||||||||||||||||||||||||||||||||||||||||||||||||||||||||||||||||||||||||||||||||||||||||||||||||||||||||||||||||||||||||||||||||||||||||||||||||||||||||||||||||||||||||||||||||||||||||||||||||||||||||||||||||||||||||||||||||||||||||||||||||||||||||||||||||||||||||||||||||||||||||||||||||||||||||||||||||||||||||||||||||||||||||||||||||||||
| 送交者: 汉章 2012年09月18日00:19:26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
往事并不如烟--1960年汉章按：毛主席在1964年一首《读史》的诗中说“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说的是人类最初的生产活动。有人经过简单的计算发现，人类前250万年所创造的财富，只占人类总财富的3%，而工业革命以来250年所创造的财富，则达到97%。其实人这个动物天生并不占有优势，奥林匹克一百米跑再快，也跑不过狮子。所以最初的生产必须是一大群人集体去打猎，因为一个人的话，自己就被猎物吃掉了。狮子先生么们虽然也捕猎，但到现在也还是这么个状态。可是人有一点，就是脑筋比狮子强。于是打猎的工具先进了，猎物一下吃不了，一部分人需要留在家里处理肉，没有贮藏肉的材料也不行，所以这些去造储器也有可能，一部分人则继续出去打猎。留在家里的不仅吃好肉，日后还掌握了资料的分配权。阶级社会因此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可是真正打猎吃不上好肉，甚至可能干脆吃不上肉的人到一定程度就不干了。记得中学有篇古文，说的是方腊先生准备起义，杀牛备酒召集战友们说：如果有一家人只有弟弟一个人干活，父兄不仅不干活，还要在稍不如意的情况下折磨弟弟，换了你们，能同意吗？皆曰：不能（方腊椎牛酾酒，召百余人会饮，酒数行，腊起曰：“天下国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织，终岁劳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荡之；稍不如意，则鞭笞酷虐，至死弗恤，于汝甘乎？”皆曰：“不能！”）。方腊于是就拉起了杆子，因为包括方腊先生在内的穷苦小民在宋徽宗先生做家长的时候就是那个可怜的弟弟，他老兄一个人就生了65个孩子（皇帝里边也是第一），所以老婆不会是三个五个，而他的弟弟们则卖儿卖女。革命可不是请客吃饭，方腊起义自然也不例外，据载当时凡是被抓住的官员，都被剥皮挂肚。这些平常老实巴交的农民变得如此疯狂，实在是赵宋王朝官员们对他们平日十倍的压榨所逼出来的，这就是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被消灭了，人类的文明史如此而已。马克思主义看待历史就是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残酷而现实。我自己看历史，总觉得不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就显得肤浅。例如《史记》一类的中国史书，总把历史写成圣人的的历史：什么刘邦小儿生下来腿上有72颗痣啦，韩信钻过裤裆后，下一步就要当元帅，上将都不干。粟裕将军看到这段不知是啥感受。李斯先生出场就感叹老鼠，所以他一定贪图富贵。宋太祖生在洛阳甲马营中，红关满室，异香经宿不散，等等。这实际上就是看不清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产生的神秘主义，虽然司马迁先生已经是他那个时代的先进代表了。可是仔细想想，夫战争者，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刘邦先生再豁达，也不能把江山，其实当时主要还是性命贸然交给一个他只听说钻过裤裆的人手上呀？李斯先生如果没有好好读书，那千古雄文《谏逐客书》又从何而来？柏杨先生写《中国人史纲》，就把历史的运转说成是昏君贤君的更替，热闹是热闹了，但却没有说到点子上：其实李世民先生的个人品德一点也不比隋炀帝好：李世民生了25个孩子，隋炀帝不过6个。李世民亲手射死了弟弟元吉，令部下杀死了大唐的当然继承人，自己的哥哥建成，而隋炀帝弑父却仅仅是个猜测。李世民51岁死于丹药，隋炀帝49岁只是死于兵变。
中国在1949年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5亿人口中90%以上就是4.5亿人口是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的文盲。父亲告诉我说，过年写好对联必须嘱咐求写对联的人上下左右，不然对联就被贴颠倒了。直到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在农村看春联，有家门口上的对联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说是你写的不大合适，回答是毛主席诗词不可能有错。如果再往上推，民国二十八年的1939年中国文盲率高达95%。有人说民国出了清华四大导师不错，可是也出了95%的文盲！《彭德怀自述》里有一段说的是他们一家大年初一，祖母分配他们兄弟的不是砍柴就是要饭。台湾作家柏杨先生因为伪造中学学历被识破后，自行的离开上了一个月的兰州大学，搭其当兵同学的军车西出玉门，发现全家一条破裤子的比比皆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民国时代曾经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当然我对这些数据也表示怀疑）。解放前上海滩的某一个寒风刺骨的早上，环卫工人一下子清理出300多具饿殍来。斯诺夫人1981年整理出版的《斯诺的中国》一书中提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 可是另一方面，南京的四大家族在美国还有美元账户的巨额存款。有人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所藏张嘉（曾任中国银行、中央银行总裁）档案中，发现一份1939年10月17日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所作之秘密调查报告，名为《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存款）调查表》，摘引于下： 蒋介石 6639万元（按当时法币与美元的兑换价，约合 809万美元。下同）， 宋美龄 3094万元（377万美元） 宋子文 5230万元（637万美元） 孔祥熙 5214万元（635万美元）， 宋霭龄 1200万元（146万美元）， 陈立夫 2400万元（292万美元）， 宋子良 550万元（67万美元）， 张静江 3750万元（457万美元）， 孙科 2832万元（345万美元）， 张群2750万元（335万美元） 何应钦 2600万元（317万美元） 阎锡山2800万元（341万美元）， 何键 2000万元（244万美元）， 陈济棠 6550万元（798万美元）… 老舍先生《茶馆》里有段掌柜的说词说到民国：今天张大帅打王大帅，明天王大帅打吴大帅，打仗、打仗、天天打仗，你说打他妈的什么仗呢？自古以来，革命不会无缘无故的成功。毛泽东思想当然指导了中国革命，可是如果没有中国革命，哪里来的毛泽东思想？阁下如果不信，现在就试试，几个警察老爷就能把你解决掉。
1949年中国实现的这一次政权变革无论你信还是不信，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新政权声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上到国家领导人，下到基层的官吏被称为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不仅不能享受，还要吃苦在先。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自己就带头，一件睡衣竟然有60几个补丁。对比几千年的帝制（皇帝受命于天因此是人民的君父，可以世世代代统治人民）和军阀割据（几个人几十条枪就可以公开的打家劫舍）来说，说成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一点也不为过。从理论上讲，如果这样的政权还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合理的口号。有人把毛主席说成是现代皇帝，可是纵观毛主席一生，他一辈子造的正是封建残余，帝王将相的反。“为人民服务”正是他而不是别人提出来的。
新政权到1956年几年间就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人类文明以来的几千年的私有制几乎被彻底的消灭。一大二公是那时候的基本特征。可是这个转变着实有点太快了。比如说吧，洒家在异地他乡想和老婆孩子吃点好的，退一步说只是想喝一碗家乡的风味老酒，这总不为过吧？可是看着看着这也不行了。1957年，在生产资料公有化后开始了大跃进，目的是尽快的实现产业结构，即工业化，因为中国那时90%全是传统的农民，跟秦始皇时代区别不大。中国的第一块自制手表，是7个南京手工艺人用锤子和小车床手工敲打出来的，名为“七一”牌，曾一度轰动中国。1956年7月14日，第一批12辆解放牌汽车第一次在中国出场。残酷的现实背景，使得新政权的领导人，其实还有人民都有点急。抱怨毛时代没有一辆私人汽车，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茅于轼先生就是想坐小汽车，也他妈的轮不到他呀？
由此看出的基本事实是，公共食堂起于群众，领导肯定，但首先并非毛主席，但毛主席后来赞成也是事实。毛主席不赞成当然办不成，你现在一小小小的系主任不同意，系里的事也办不成。现在有人批评毛主席特别的容易，可是眼看着系主任多拿了钱却不发一声。以前我推荐一位青年教师到香港读研究生，到学校人事处办手续，回来说，人事处说校长有个讲话精神，香港留学的一律不办。我说有文件否？回答说没有。我说你不会说：校长他妈的那天晚上喝多了，第二天胡说八道，毛主席说话还有许多错话，校长算老几？校长算老大，真到校长老爷哪里，我也只能说校长说的是对的，香港的事不能办。为啥不能办呢？ 因为校长说不能办。 走进大饥荒的中心地带 ——与辛子陵大校对谈“大跃进” 端阳生撰文 （一） 首先亮出发言权 2011年2月10日，国防大学的一位大校军官，名叫辛子陵（本名宋科）在该校某次座谈会上发言称：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搞的“大跃进”，活活饿死3755万人。毛泽东和他推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罪魁祸首。毛泽东倒“三七开”才对。 关于“大跃进”的讲话、文章、专著，伴着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脚步，层出不穷，可谓铺天盖地。但像辛子陵先生公布的这个饿死人数字，和对毛泽东的有罪指控，我还是头一次遇到。 他对“大跃进”的发言权（资格）和招引力，无非就是他在网上亮出的诸多金字招牌：国防大学、解放军大校、共产党员、著名学者、传记文学作家等等，可谓光华四射，居高临下。更有“庐山会议专业户”李锐先生的推崇呼应，一夜之间在网上走红，成为时政领域的明星。 至于老汉我，笔名端阳生，真名王生明，只是1944年入伍的一个八路军小兵，转业后依次在河南青年报、潢川报、山西四清报、雁北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法制日报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无名记者，名片的含金量远不及辛子陵先生。但是单就“大跃进”这个话题而言，我自信比辛子陵先生更有发言权。理由如下：首先，我想问一下辛子陵先生：你知道“大跃进”的发源地在什么地方吗？我来告诉你： “大跃进”既不是发源于我的故乡山西省，或你的故乡河北省，也不是发源于北京城的中南海，而是发源于一位名叫吴芝圃的故乡河南省。证据如下：（1）新中国的第一个公社，诞生于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嵯岈山乡，它的创始人不是毛泽东，而是大名鼎鼎的谭震林（毛泽东戏称“谭老板”）；（2）“人民公社”这个响亮的名冠创始人，也不是毛泽东，而是河南省新乡地区七里营乡政府的徐秘书（大学生）；（3）第一个为“大跃进”作总结的哲学家、政治经济学者，也不是毛泽东，而是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的吴芝圃，他是“杞人忧天”的杞人（河南省杞县人）。1959年秋天，他撰写的宏伟论著《跃进的哲学与哲学的跃进》，占了《人民日报》的4个版，占了《红旗》杂志（某期）的全部页码。这是新中国新闻出版史上罕见的，也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上述有关“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轶事，都发生在河南省，都发生在我的身边。因为我当时就在河南省工作，我经历了“大跃进”的全过程。难道没有资格和你对谈一下“大跃进”吗？ 再者，我想再问辛子陵先生：你知道“大跃进”时期饿死人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吗？我告诉你： 灾情最严重、饿死人最多的地方，不在广西，不在安徽，也不在四川，就在我工作的地方河南省，河南省饿死人最多的地区，是信阳专区（18个县）。在18个县里，饿死人最多的县是光山、潢川县。我在潢川县饿过肚子，，患过浮肿病。 你不是说饿死了3755万人吗？那我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了。所幸我没有死，要是死在那个年代，不论是因为什么原因死的，你都会把我统计到饿死人的数字里去的。因为多统计一个，你就能给毛泽东、共产党多增加一份罪责。今天，我这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要和你理论一番“大跃进”，你不感到突然吧？ （二） 身历“大跃进”全过程 如上所述，我在“大跃进”的发源地河南省，亲身经历了“大跃进”的全过程。运动初，我担任过信阳地区“卫星”报告团团长，带领十几位科学种田能手，到全区18个县巡回宣讲过“放卫星”，也算是个鼓吹手了。不久，我被调到省城郑州市，以《河南青年报》记者的身份，先后在豫南固始、商城、新县一带采访过青年试验田；在豫西伏牛山鲁山一带，采访过青年炼铁厂；又在豫北源阳、滑县、新乡一带采访过若干个人民公社。我撰写的经济调查报告《七里营人民公社一周年》，编辑部用一个整版的篇幅予以发表，鼓吹“大跃进”不能说不卖力气。 然而，党和毛泽东主席对我的一贯教导，八路军、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没让我的头脑发昏。尤其是毛主席对党的高层领导表现的浮夸之风，及其潜伏的巨大危害很不放心，除先后在武昌会议、郑州会议、上海会议讨论和印发文件，制止“共产风”外，他还打破常规，于1959年4月29日，以他个人的名义，向全国农村党支部、生产队、生产小队长写信，印发《党内通讯》，号召基层干部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理直气壮地抵制来自省级、地级、县级、社级的高指标、瞎指挥。（这封信的全文我附在后面——端阳生注）这里，我先摘录其中的3段： 毛主席写道：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据后来党的高层会议（1962年中央7000人大会）简报披露，毛泽东同志的这封信被河南、四川等省委扣压，没有发到基层，只发到县级。《河南青年报》总编辑崔泽东、副总编胡炜同志（已故），认为不能对新闻工作者封锁消息，才得以在全体采编人员中传达。听了毛主席关于“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的教导和警示，压在我心内的“老实话”一跃而发。我在多种场合冒然发言： “你们河南人尽会吹牛”、“《河南日报》、《人民日报》也搞虚假报道”、“西平县亩产小麦7320斤是颗假‘卫星’”，“鲁山县马楼乡根本没有钢铁书记，让我空跑两趟，丁ⅹ副总编指责我没完成任务，我不接受”、“人民公社可以试办，但不该‘化’”、“在全省我只见过一个公社办得不错（指七里营人民公社），其余的都差劲，有的还不如退回高级社，退回初级社”、“把潘复生同志、杨珏同志、王庭洞同志画成狐狸和狼，是混淆两类矛盾、侮辱同志的人格”‥‥‥ 我的上述言论，终于引来灾祸。1959年深秋，党内“反右”运动开始，我们的崔总编被指令下乡搞调查，副总编胡炜送党校学习（体面过关）。我被共青团省委指控为恶毒攻击“三面红旗”，批斗会整整持续了半年之久。党小组决定“开除党籍”，支部决定“留党察看”，省直党委决定：“思想严重右倾，免于处分，下放劳动。” 1960年深秋，我和省直机关500多名“右”字牌干部，被发配到信阳地区劳动改造，这大概是由于信阳地区“三面红旗”举得最高，有利于震慑、改造我们这些“反对派”的缘故吧！（官僚主义者没有想到，正是由于把我们发配到这个地区，他们吃了大亏） 当我们“右倾”同志到达劳动改造地潢川县不几天，就发现此地不大对劲，好像经历过一场大地震，“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当地干群自我描述）。群众见了我们不搭话，只喊：“妈吆！”我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久，所有下放干部接到通知，紧急回县城开会，传达毛主席的指令： “信阳事件，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坏人和死官僚掌权，要向他们夺权！” 这真是晴天霹雳，在省城和“当权派”们争论了大半年的“形势问题”豁然开朗，我们“右”字号干部该翻身了。但谁也不敢猜测，翻身的那一天何时到来。没几天又接到通知回县城开会，传达中共南方局的决定： 省委书记吴芝圃到重灾区光山、潢川等县，向人民群众当面请罪；原中共信阳地委，除副书记、专员（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树藩同志官复原职，其余11名常委（包括地委书记路宪文）统统请进临时看守所接受审查。全区地、县、社（乡）、队（村）四级政权、四级党组织全部一锅端，让所有下放到当地的“右”字号干部，一律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参加夺权斗争。下放干部（右字号）张时遇同志（原省农业厅副厅长）被指定为临时县委书记。我跟随张时遇同志到几个公社（乡），召开群众大会，把原公社（乡）队（村）干部，由武装战士从看守所提出，押解回村，接受群众面对面的审查。主要追究饿死人的责任。根据群众检举揭发事实，征得群众的同意，当场作出决定：或继续关押，进一步审查，或当场解禁，官复原职。 以上就是1960年，因“信阳事件”引发的全国“5个月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也可以说是，调查“大跃进”中饿死人事件。 (三)“党代会”摆功追过 1961年小麦上场的时候，潢川县召开了“党代会”。想起张时遇同志向全县新选出的党代表作报告的盛况，至今都让我热血沸腾，热泪盈眶。他在讲话过程中，每宣读完一个数字后，都会引发出热烈的掌声。 “同志们！我们总共清查出XX个土改时漏网的阶级异己分子，和为非作歹的坏分子！（热烈鼓掌） 我们撤职查办了以梁XX为首的一伙死官僚分子！（热烈鼓掌） 全县生产和社会秩序得到恢复，人民的生活有了可靠保障！（热烈鼓掌） 我们有XX个妇女有了月经，有XX个妇女怀了孕！（眼泪、呜咽，经久不息的掌声）” “同志们！有一个数字大家都很关心，但是我不能向大家公布，不是不敢公布，是几个数字自相矛盾，不好确定哪一个数字比较准确，这很让我作难…… 去年一秋一冬，由于死官僚主义者好大喜功，谎报丰收，春天吹了牛，秋天没给群众留足口粮，我们潢川县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饥荒，发生了饿死人的严重事件。但到底有多少人因为完全断粮饿死，又有多少人是因为供应短缺，营养不良，对疾病的抵抗力不强而死亡的？很不好分辨。我和县委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到医院请教过几位医生。医生们说：要弄清这个数字，需要对每一个具体对象做死前健康调查，和死后尸体解剖。而这是我们无力办到的。因此这个数字只好暂时悬着…… 同志们！我多次说过：不要因为自己曾对某乡某村饿死人负有责任，而有意缩小这个数字；也不要因为自己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斗，受过委屈，为了出气，为了给梁德柱同志（前县委书记）、路宪文同志（前信阳地委书记）、吴芝圃同志（前省委书记）加重责任，而有意扩大这个数字。我们一定要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结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梁德柱同志就是因为没讲真话，向党和人民讲了假话，害了潢川人民，也害了他自己……” 1961年盛夏，在中共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省直机关在反右倾中被下放的干部，全部返回省城，住在河南饭店。我们主要以撰写文章的形式，向大会、向中共南方局、向党中央，倾诉自己受到的迫害，检举揭发以吴芝圃为代表的“当权派”所犯的错误和罪行。我们的文章不限长短，不限篇数，只要本人愿意登《会议简报》，就能以大号字秘密文件的形式，送到总书记邓小平和陶铸、王任重、李先念等同志的案头。 这次平反会议开得很民主、很轻松，甚至很舒服。两人住一间客房，写字台上摆着笔墨纸张，还有象棋扑克牌，伙食有特供补助，省军区开仓库送来了蚊帐，每晚都有电影或豫剧招待。为时一个月的马拉松会议期间，只开过3次大会，审听吴芝圃同志的检讨。就在这一次会议上，我们500多名“右”字号干部全部获得平反。 (四)回望“大跃进” 回望远去的“大跃进”年代，每想到河南省千百万勤劳朴实的农民和基层干部，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满足城市用粮、工业用粮，向国家多卖商品粮，他们不辞劳苦、勒紧裤带，忍饥受饿的情景，我的心里就不是滋味。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一部分干部，在热情与自信的燃烧中，没把毛泽东同志向他们敲响的警钟（《党内通讯》）当一回事，以致一年以后，由他们种植的苦果，把全省人民带进了大饥荒的困境。他们有错、有罪，应该受到惩罚。而且当时就受到了惩罚。就因此该把“大跃进”当作共产党的恶行、当作毛泽东的罪行，没完没了地声讨下去吗？ 我至今认为：“大跃进”用哲学的观点审视，是科学的（孙定国、艾思奇两位哲学家亲自到郑州市、登封县论证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审视，它是革命的、激进的；再用实践检验，也是成功的。不“跃进”，就没有新中国；不“跃进”，新中国就立不住；不“跃进”，新中国会永久失去拥有原子弹、氢弹的机会；不“跃进”，就没有大庆油田，也不会有昆成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不“跃进”，就会被帝国主义摆布蹂躏。现在当政的领导人，不也说过“要跨越式发展”吗？ 总而言之：由河南人和河南人民发起，被毛泽东认可、推广的“大跃进”，不是愚人的盲动，而是历史所迫，是毛泽东的英明选择。否则，我们中国人没有资格站在国际舞台上讲话，我们的艺术家没有底气高歌《我是中国人》！ 我愿以原河南省普通干部的身份向历史作证：河南人、信阳人、潢川人，在他们父兄的坟头上，在“5个月的民主革命补课”中，没有人控诉共产党，没有人控诉社会主义制度，更没有人控诉过毛泽东。恰恰相反，他们感谢共产党、毛泽东及时把饥饿的人群，从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坏人，以及死官僚分子的魔掌下解救出来。他们面对面地质问吴芝圃、路宪文、梁德柱，为什么不传达、不执行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亲自撰写的《党内通讯》（一封信）。 我，一个在“大跃进”中挨过批斗、饿过肚子、患过浮肿病的老兵坚信：“大跃进”是新中国历史画卷上很悲壮、也很亮丽的一页。我有幸经历“大跃进”的洗礼，感到十分自豪！ 辛子陵这类人，他们既要享受“大跃进”的成果，又要嘲弄、漫骂、诅咒“大跃进”，我对他们这种不道德行为，只能以鄙夷的口吻说：“你们是狗咬吕洞宾！” 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最省力气的办法，是在3755万后再加一个“0”。 （正文完） ============================================================================ 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亲自撰写的《党内通讯》（一封信）如下：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 泽 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 孙经先
目录 §1 “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谣言的来龙去脉 §2 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和问题 §3 被忽视的关键问题 §4 我国20世纪50到70年代人口异常变化的理论分析 §5 我国20世纪50到70年代人口异常变化的社会原因 §6 关于科尔研究中的重大错误 §7 关于蒋正华先生研究中的重大错误 §8 关于金辉“研究”中的重大错误 §9 1954年到1961年期间死亡率的调整 §10 破解1960年户籍人口减少1000万的历史之谜
§1 “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谣言的来龙去脉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关于我国在1960年前后有“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就开始出现。下面我们首先简要的回顾一下这个谣言的来龙去脉。 1983年国家统计局将1949年—1982年期间我国经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据予以公布。这一数据表明，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出现了人口大幅度异常减少的情况，其中最突出的是1960年我国人口总数比1959年减少1000万人。 这些数据公布以后，在国内外引起重大反响，西方几十个通讯社都报导了这一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公布后，在国外以国际著名人口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为代表的一些人开始研究我国这一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科尔公开出版了专著《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在书中他估算我国1958至1963年期间超线性死亡人口约为2680万。 由于科尔是国际著名人口学家，他的研究在国际和我国国内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以国外学者的上述研究为依据，国外历史学界开始宣传中国大跃进期间饿死了数千万人。 我国在1985年下达国家研究课题，研究困难时期死亡率和出生率问题。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正华先生承担了这项课题。他“计算”出我国这一时期“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1987年蒋正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蒋正华的研究被我国某些官方部门正式认可，并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官方某些部门认可蒋正华的这一研究后，以胡绳先生《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为代表，一批有官方色彩的著作宣布1960年我国人口减少1000万，在困难时期我国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 随后，在我国国内又出现了以金辉、曹树基、王维志、杨继绳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研究”，把非正常死亡人数扩大为3000万、4000万，甚至更多。 在各种原因的综合作用下，这一重大谣言在我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传播。2011年，党史二卷出版。书中称“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这在实际上正式认可了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说法。 另一方面，在我国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民间，都有许多人对这一谣言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在1960年前后的一个时期内，我国是否有数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这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件重大的历史公案。这一历史事件过去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这一事件的真相应当在当代解决，我们不应当把它留给历史，留给后人。
§2 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和问题 从以上叙述可以看出，为了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就必须对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作出科学的解释。 我们首先利用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对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整个这一期间我国人口异常变动的情况做一个初步的分析。由于这一时期我国国际移民人数极少，所以在本文中我们处处不考虑国际移民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在不考虑国际移民的情况下，
在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中出现了令人难以解释的重大矛盾。这一矛盾就是：在1957年到1979年期间中的大多数年份中，上述这两个应当相等的数字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 我们要探讨的正是产生这一重大矛盾的真正原因。这一探讨对于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谣言，起着关键的作用。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我们把按照下述公式计算得到的数字称为某一年的人口异常变化数：
人口异常变化数大于0，表示人口异常增加，人口异常变化数小于0，表示人口异常减少。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我们把1957—1982年期间人口异常变化数列表如下,其中绝对值超过100万的，我们用红色标出：
从整体上看，我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人口异常变动问题，实际上包括以下三个问题： 1．1957—1959年期间我国人口连续三年大幅度异常增加的原因是什么？ 2．1960—1964年期间我国人口连续五年大幅度异常减少的原因是什么？ 3．1968—1979年期间我国人口连续大幅度异常增加的原因是什么？ 此外，从以上三个时期人口异常变化的数字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我国人口在1957年—1959年期间异常增加合计1093万人，1965年——1979年期间异常增加合计1534万人，共计异常增加2627万人。这个数字与我国人口在1960年—1964年期间异常减少的2654万人，是令人惊异的高度吻合在一起的。 我们无法用巧合来解释这种高度的吻合。所以产生了第四个问题： 4． 这种高度吻合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事实上，上述第四个问题所揭露的事实，已经揭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这就是：1960年—1964年期间我国人口大幅度异常减少2654万人的真正原因，应当到1957年—1959年期间和1968年—1979年期间我国人口大幅度异常增加的原因中去寻找。
§3 被忽视的关键问题 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所以要根据这些数据研究我国这时期的人口变动问题，就必须从“户籍登记”这个最基本的环节入手。 实际人口数，指某时刻我国真实生存的人口总数。户籍人口数，指某时刻我国通过户籍登记的方法汇总而得到的人口总数。 在理想的情况下，户籍人口数＝实际人口数。但是在实践中的情况却往往不是这样的。 例子 假定1960年年底我国某城市一个工厂停办，其来自农村的职工一万人被精简返回农村。他们都在当年12月下旬办理了城市户口迁出手续，又都在1961年1月初返回原籍，并在农村原籍办理了户口迁入手续。 显然，这一万人在1960年年底（12月31日24时）是没有户籍的，所以他们不会被计入到1960年年底的我国户籍人口总数中。这样我国1960年年底的户籍人口总数就会因此减少一万人，从而导致这一年我国人口异常减少一万人！ 在这个例子中，完全不涉及任何实际人口的出生和死亡，但户籍人口却减少了一万人。 由这一例子我们可以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 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中显示的人口减少，是指“户籍登记的人口”减少，它是统计数据的减少，正像例1所显示的那样，这种减少可能只是“字面”上的“数字”减少，这并不意味着一定存在着实际人口的真正减少。而这正是人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普遍存在的一个重大的盲区。 为了使大家更好的理解这一点，我们再看下面的事实。1960年过去半个世纪以后的2010年，另一件类似的事情发生了。2009年国民经济年报显示，我国0～14岁的人口总数为2.58亿。但是，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中，我国0～14岁的人口总数却变成了2.22亿。换句话说，我国2010年0～14岁的人口总数比2009年减少了3600万！！！ 本文作者看到这一消息，感慨万分。幸亏这件事情发生在2010年。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1960年，那么这3600万人绝对会被一些人全部计入到“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之中。 1960年我国户籍人口减少1000万，就引发“饿死”数千万的谣言；那么按照这些人的逻辑，2010年我国0～14岁人口减少3600万，岂不要引发更大的谣言？！ 不会有人认为2010年0～14岁人口比2009年减少3600万，是由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引起的，那么为什么有人就非要把1960年户籍人口比1959年减少1000万，一定要认定为是由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引起的呢？！ 由此可以看出，那种把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简单的认定为真实人口减少的看法，是多么的荒唐可笑。 我们再回到原先的问题上来。按照我国法规规定，户籍登记与人口数有关的内容是：出生登记，死亡登记，迁出登记和迁入登记。所以，为了研究我国这一时期人口变动问题，就必须讨论迁移漏报、重报（虚报）、死亡漏报和出生漏报对人口异常变化数的影响。 利用数学方法，我们可以证明了如下极其重要的结论： 基本结论 人口异常变化数只取决于户籍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迁移漏报和迁移重报虚报行为（及其对这些行为的改正），与出生和死亡的漏报行为（及其对这些行为的改正）无关。 这一结论表明，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中所出现的我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人口的异常减少（指由人口异常变化数所反映的减少），不可能是由人口的死亡漏报引起的。事实上，从户籍登记的角度讲，这一论断是非常显然的。假定1960年有一万人死亡，但他们没有在当年进行死亡登记。那么，他们已经死亡的事实就不可能在由户籍登记所产生的统计数据中体现出来，也就不会对人口异常变化数产生影响。 上述基本结论表明，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中所出现的那些“令人难以解释的重大矛盾”都可以，也只能用户籍迁移运动中的漏报、重报和虚报行为(以及对这些行为的纠正)解释。 国内外人口学界（包括蒋正华先生和科尔先生在内），在研究我国这一时期人口变动问题时，普遍采取了以下两个基本假定： 一． 国内户籍迁移对人口变动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二． 人口异常减少是由死亡漏报引起的。 我们的上述结论，完全推翻了这两个基本假定。 这两个假定，是以科尔和蒋正华为代表的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中的所普遍存在着的两个致命的重大误区。由于存在着这两个重大误区，这就决定了这些研究，没有，也不可能反映我国这一时期人口变化的真实情况。
§4 我国20世纪50到70年代人口异常变化的理论分析 下面我们利用以上观点对我国20世纪50到7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从数学上进行理论分析。 首先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计算出1954年—1982年期间每一年度的人口异常变化数和每年年底的人口异常变化累计数，这里每年年底的人口异常变化累计数是指从1954年年底起，到这一年年底期间的每年人口异常变化数之代数和（以1954年年底为零基准）。
按照上表，我们把1954年至1982年期间每年年底的人口异常变化累计数绘制成下图，图中的曲线称为“人口异常变化曲线”，这条曲线反映了这一期间人口异常变化的情况。 利用数学方法解读这条曲线，我们得到如下结论： 推断1. 1956年—1959年出现了人口大迁移运动，在迁移中产生重报虚报户籍人口数合计1144万人。这导致了这一期间我国户籍人口的大幅度异常增加1144万人。 推断2. 1960年—1964年期间，上述1144万重报虚报户籍的人口的户籍被注销。 推断3. 1960年—1964年出现了人口大迁移运动，在迁移中产生漏报户籍人口数合计1510万人。 推断4. 在1965年—1979年（主要在1970—1979年）期间，上述1510万人中的绝大多数重新登记了户籍。这导致了这一期间我国户籍人口的大幅度异常增加。 由推断2和推断3可以知道，我国在1960年—1964年期间，由于户籍迁移的原因，造成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异常减少2654万，这是我国这一期间户籍统计人口异常减少的真正原因，这一原因与人口死亡没有任何关系。 以上我们是从理论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的，没有涉及产生这些变动的社会原因。
§5 我国20世纪50到70年代人口异常变化的社会原因 实践是检验人们主观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我们上面由理论分析得到的结论，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 下面我们将以我国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社会和经济情况为背景，论述这一时期我国人口产生巨大数量的异常变动的社会原因。这些社会原因产生的作用，正好与我们上面从理论角度推导出来的结论，高度吻合在一起。 1. 1956年—1959年户籍人口异常增加的社会原因 1956年—1960年上半年期间，由于我国工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大跃进运动的出现，使得大批农民从农村迁移到市镇，成为工业战线的职工。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形成了数量巨大的从农村到市镇的人口迁移大军。下面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提供的数字，对上述户籍迁移情况，做一个分析。 1956年—1959年市镇人口变化情况（单位：万人）
1956年—1959年农村人口变化情况（单位：万人）
1956年—1959年市镇与农村之间迁移情况（单位：万人）
由上述表格可知，1956—1959四年中，我国市镇人口增加合计4086万，其中自然增加（由人口的出生和死亡产生的增加）为1076万，这两个数之差3010万，这就是这几年由农村迁入到市镇并且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的人口数。这与当时我国确实出现的大批农村人口迁入市镇的历史事实是高度相符的。 另一方面我们又知道，1956—1959四年中，我国从 上面出现的1072万人的差额，说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在这四年中有1072万人从农村迁移到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但是他们并没有在原籍办理户籍迁出手续。 这一时期我国户籍管理制度正处在建立之中，户籍管理中的法规漏洞，为这一情况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法规上的漏洞加上重报户籍会带来的各种经济利益的驱使，使得这一时期我国出现了大量的重报户籍的现象。 以上是农村与市镇之间的户籍迁移造成重报户籍的情况，由于市镇与市镇之间、农村与农村之间的户籍迁移也可以造成重报户籍的现象，所以这一期间全国产生的重报户籍的人数要大于1072万人。这与§4推断1中这一期间重报虚报户籍的人数为1144万人，是高度相符的。这就论证了§4推断1。 这一事实表明，国内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可以造成数额巨大的户籍人口异常变动。这正是国内外几乎所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中所忽视的一个重大的盲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1956年至1959年期间，全国共有3010万农村人口从农村迁移到市镇，这样就造成了农村人口减少3010万。这些人口的去向本来是很清楚的，他们从农村来到了市镇，并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但是一些专著和文献在研究我国这一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时，却毫不负责任的把这些人中的一部分，甚至全部都解释为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了，这显然是极其荒谬的。 2. 1960年—1964年户籍人口异常减少的社会原因 由于我国经济状况1960年下半年开始出现重大困难，从1960年9月起，我国大规模精简职工和市镇人口的工作开始启动。1961年5月至6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为了解决当时出现的经济困难，会议作出了大幅度精简市镇人口的重大决策。明确提出在三年内减少市镇人口2000万以上。全国规模的精简职工、减少市镇人口的工作全面展开。据有关统计，从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两年半的时间里，全国市镇人口共计减少了2600万人。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漏报户籍的现象。 我国大规模精简职工、减少市镇人口的工作始于1960年9月，基本结束于1964年，其中主要是在1961—1963年这三年进行的。我们先看这三年的情况。下面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提供的数字，对上述户籍迁移情况，做一个分析。 1961—1963年市镇人口变化情况（单位：万人）
1961—1963年农村人口变化情况（单位：万人）
1961—1963年市镇与农村之间迁移情况（单位：万人）
由这些表格可知，在1961年—1963年这三年因为精简市镇人口而迁出市镇并办理了迁出手续的人口数合计2325万人。这与当时我国确实出现的大批市镇人口迁移到农村的历史事实是高度相符的。但是同期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的人口合计却只有948万人。这两个数据出现了1377万人的差额。这个差额及其产生的原因正是破解我国50—70年代人口异常变动之谜的第二个关键。 上面出现的差额1377万人，说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有1377万人在这三年中已经迁出市镇并办理了户籍迁出手续，但并没有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 这仅仅是1961—1963年这三年从市镇到农村户籍迁移的情况，如果考虑到1960年和1964年这两年的数字，这五年中共有1510万人漏报户籍，就应该说是已经得到论证了。这就论证了上一节的推断3。 我们已经指出，1956年—1959年期间出现了迁移重报（含虚报）户籍人口1144万人。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一条例在全国得到真正实行要有一个过程,这一条例的真正落实是在1960年。落实这一条例的过程相当于一次户籍整顿，随着这一条例1960年在全国的落实，上述迁移重报（含虚报）户籍的1144万人的双重户籍之一（或虚假户籍）在1960年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就要被注销，就是一件自然地事情。 在1960年到1964年期间大规模精简市镇人口的工作中，精简的重点就是1956年—1959年期间从农村迁移到市镇的人口。随着这些人员返回农村，这些人中那些重报虚报户籍的人员，他们的双重（虚假）户籍问题即使没有在落实户口登记条例的过程中被解决，也会随着他们返回原籍而被自动解决。这就论证了§4的推断2。 1960年—1964年期间，既出现了大量漏报户籍的现象（漏报户籍人口总数1510万人），又出现了大量的重报虚报户籍现象被逐步消除的过程（被消除的户籍人口总数1144万），这两方面合计2654万人。正是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这一时期我国户籍人口大规模的异常减少！这就是这一时期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大量异常减少的真正原因。这一原因与人口死亡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一些专著和文献在研究我国这一时期人口异常变动时，却毫不负责任的把这些由于户籍迁移原因造成的户籍统计人口减少解释为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了，这显然是极其荒谬的。 3. 1970年—1979年户籍人口异常增加的社会原因 1964年，虽然我国户籍人口大迁移运动基本结束，却留下了1510万漏报了户籍的人口，他们虽然从市镇迁移到农村，却并没有在农村办理户籍迁入手续。 随着我国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发展，工业战线和市镇其他部门又需要补充大量的职工。在1960年到1964年期间精简到农村并且漏报了户籍的1510万人口中的大多数也要求重返市镇。这样在1965年—1979年（主要是在1970年—1979年）这一漫长的时间内，各级政府部门拿出很大的精力解决这一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随着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这1510万人口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在1970年到1979年期间返回了市镇，在市镇办理了户籍迁入手续，其余的人也由于种种需要在农村办理了户籍手续。这就造成了1970年到1979年期间我国户籍人口出现了连续较大幅度异常增加的现象。就这论证了上一节的推断4。 1965年—1979年期间我国人口异常增加合计1534万，这个数字与上一节推断3中的1510万是高度吻合的。而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论证了在1960年—1964年期间确实有1510万人漏报了户籍。 1979年以后，每年的户籍人口再也没有出现过大幅度异常增加或减少的情况，这表明从1956年开始的户籍人口大幅度异常增加或减少的情况到1979年基本结束。
§6 关于科尔研究中的重大错误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国际著名人口学家科尔先生关于我国超线性死亡2680万人的研究，在国际和我国国内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支持“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一说法的两个主要学术研究之一（另一个研究是蒋正华先生的研究）。 科尔是一位美国人口学家，他不了解中国的具体国情，不了解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及其变化情况，不了解我国在20世纪50—60年代出现的空前的人口大迁移运动。这就导致了他的研究出现了重大错误。 科尔的第一个重大错误在于：他在研究中使用了一个基本假定：国内户籍迁移对户籍人口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这一基本假定是完全错误的。 他的第二个重大错误在于：他利用死亡漏报解释我国户籍人口的异常减少。我们前面已经指出,这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 为了指出科尔研究中的另外两个重大错误，我们需要把科尔研究的基本思路介绍如下： 科尔首先依据我国1982年进行的1‰生育率抽样调查中所提供的各年度生育率，计算出1953年到1964年期间我国各年的出生人数，然后根据公式
计算出同一期间死亡人口总数，然后估算出我国1958至1963年超线性死亡人口约为2680万。 这一思路在理论上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这一思路的基本前提是要求我国1982年进行的1‰生育率抽样调查中所提供的各年度生育率必须是准确的。 我国1982年进行的1‰生育率抽样调查，通过对30万余名15—67岁的妇女生育史进行回顾性调查，获取了1940年到1981年共四十二个年度不同年龄妇女的生育率。 我们利用数理统计学的基本原则对这次抽样调查的方案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一方案存在重大的缺陷。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另外的文章中予以评述。 利用1982年抽样调查的结果，我们可以计算出1981年育龄妇女按年龄的生育情况，并把它和1982年同时进行的全国人口普查得到的数据比较一下。 1981年育龄妇女生育婴儿个数
由此可以知道，如果以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准，这次抽样调查所获得的妇女按年龄的生育率，在15—19、20—24、30—34、45—49这些年龄段中，其误差都超过了20%，最高达到92%。而在25—29、25—39、40—44这些年龄段中，误差也达到了10%左右。这样高的误差无论如何也是无法让人满意的。 这是在1982年，通过30万名余育龄妇女对上一年的生育情况进行回顾性调查得到的误差。那么通过同一批妇女对二三十年以前的生育情况进行回顾性调查得到的误差显然会大大高于上述数字。 利用误差这样高的生育率数据，显然无法准确的计算出1953年到1964年的出生人数。我们可以指出，生育率数据每差10%，按照科尔的方法计算出的死亡人数，就会差2600万人！这样高的误差显然是令人无法接受的。这是科尔的第三个重大错误。 按照我们前面的研究结果，我国在1960年至1964年期间出现的人口大迁移中有1510万人漏报了户籍。由于这些人口漏报户籍，他们就没有被计入到1964年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中，这就导致了1964年的户籍统计人口总数减少了1510万。换句话说，我国1964年的真实人口总数，应当比统计数据多1510万。由上面科尔所使用的公式可以看出，由于这一原因，科尔把我国1953至 1964年期间的死亡人数多计算了大约1500万。这是科尔的第四个重大错误。 由于上述这些重大错误。这一研究都没有，也不可能反映我国这一时期人口变动的真实情况。 还是法国人口学家卡洛说的比较客观，他说：中国的问题最好由中国人自己来回答。
§7 关于蒋正华先生研究中的重大错误 蒋正华先生关于我国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研究，是我国唯一被某些官方部门正式认可的研究。他的这一研究，和科尔先生的研究一起，是支持“我国在困难时期有1700万到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一说法的两个主要的学术研究。 蒋正华这一研究的核心部分是利用数学方法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然后利用这一数学模型“计算出”我国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 我们作为专职的数学工作者，对蒋正华所建立的数学模型进行了仔细分析。正像我们在《蒋正华先生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研究中的重大学术错误》中所指出那样：他所建立的数学模型存在着一系列重大的学术错误和问题。由于这些错误，他根据这一数学模型所得到的我国“在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1700万人”的结论，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 我们必须指出，蒋正华先生的上述学术错误不是偶然的个别的错误，而是系统的、全面的错误。利用他的模型，根本无法得到我国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真实情况。由于说明这一点需要较多的数学专业知识，这里就不进一步说明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上述文章。 蒋正华是利用数学方法“计算出”我国困难时期的死亡率、出生率和“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结论的。但是，他没有在学术刊物上公布他赖以计算的原始数据和计算过程。据他本人讲，直到2005年10月17为止，他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这一重要结论的“许多计算结果都压在手稿等资料堆中，”还要待他“有机会再来整理”。对于这样一个直到2005年还没有整理，更没有公布其计算过程的 “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的结论”，在1987年就被我国某些官方部门认可，并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学术的角度讲，这是一个极其反常的现象。 我们从学术的角度，对蒋正华先生的研究进行了公开的学术批评。我们的批评已经公开几个月了，但是蒋正华先生并没有对我们的批评做出回应。我国在困难时期是否有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历史公案。蒋正华先生本人也承认，这是一件应当在历史上讲清的问题。我们希望蒋正华先生能够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对我们的学术批评作出公开的回应，并且讲清这一件应当在历史上讲清楚的重大问题。 科尔先生和蒋正华先生的研究，是支持“1700万人到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这一说法的两个主要的学术研究，这两个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们上面的叙述说明了这两个研究都是错误的。
§8 关于金辉“研究”中的重大错误 在我国还有其他一些“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所谓“研究”，其中主要有金辉、曹树基、王维志、丁抒、杨继绳、彭西哲、李若建等。 下面我们以金辉为例，说明这些研究的荒谬性。 金辉既不是人口学家，也不是数学工作者，他只是一位作家。从他的文章可以看出，他连人口统计学的基本知识都没有。但是他却利用“不超出小学程度的数学知识”（这是他的原话）“推导出了”中国1959年到1961年期间非正常死亡（饿死）的人数为4060万人，成为“饿死数千万人”这一重大谣言的主要来源之一。 我们仔细分析了金辉的所谓“研究”，发现金辉所说的我国在1959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4060万人的数字中，包含了以下数字： 1． 1960年由于户籍迁移原因造成的户籍统计人口减少的695万人； 2． 1961年由于户籍迁移原因造成的户籍统计人口减少的348万人（实际减少598万，金辉少计算了250万）； 3． 1960年由于新生婴儿漏报出生造成的户籍统计人口减少的305万人； 4． 1962年到1964年由于户籍迁移原因造成的户籍统计人口减少的1270万人（实际减少1361万，金辉少计算了91万。）尽管这些减少是在1962年到1964年发生的，但是金辉仍然把他们计入到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之中； 以上共计减少2618万，这些减少没有一个是因为死亡原因造成的。 5． 1953年到1958年期间已经正常死亡，但因为户籍管理制度的不健全，没有在当时进行死亡登记，而在1959年—1961年被注销户籍的人口，这一人数估计至少在500万以上（参见本文下一节）。 以上大约3100万人根本与1959年到1961年的人口死亡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却都被金辉列入了1959年到1961年饿死的人数之中。 金辉以上“计算”饿死人数的“方法”具有代表性，它反映了一些人是如何把由于其他各种原因造成的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都“计算”成为我国那一时期饿死人的人数的。 在去掉以上人数之后，金辉的所谓饿死4060万人，就只剩下大约900万人了。 金辉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计算饿死人口的计算公式。对于这一公式的荒谬性，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中仔细评述。由于这一公式的荒谬性，上述这900万人也是缺乏依据的。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金辉的“研究”是完全错误的。 对于其他人的研究，限于本文的篇幅，我们就不再一一评述了。
§9 1954年到1961年期间死亡率的调整 为了搞清这一时期我国人口死亡的真实情况. 我们需要对这一时期的户籍人口死亡率进行调整。 从户籍管理的角度讲，由于1958年以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户籍管理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许多人特别是广大农村人口，户籍登记的观念是非常淡薄的。在这种情况下，从1953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到1958年期间，就会出现一定数量的人口已经死亡而没有到及时到户籍管理部门申报死亡登记。随着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发布和真正落实（这一条例的真正落实是在1960年前后），这些漏报死亡人口的户籍在1960年前后被注销，就是一件自然地事情。 这种情况对1959年—1961年，特别是1960年的户籍死亡率呈偏高态势，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这一点，被几乎所有的关于这一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所忽视。 按照上述原则，我们暂且以1953年—1958年期间死亡漏报率为12%，调整这些年的人口死亡率，并认为这些死亡漏报的人口的户籍是在1960年前后落实《户口登记条例》的过程中被注销的，就可以给出了1954年—1961年期间我国人口死亡率的初步估计值如下：
以调整以后的1954年到1958年期间的平均死亡率(13.55‰)为基准，1959年到1961年三年的超线性死亡人数为400万人左右。 我们认为关于这一期间的上述人口死亡率和超线性死亡人数还应该继续进行调整，但由上表可以看出，可供继续调整的空间是已经不大了。因此可以初步认为上述人口死亡率和超线性死亡人数比较接近于这一时期我国人口变动的真实情况。 作为专业的数学工作者，我们必须向读者指出，超线性死亡是利用数学方法研究人口死亡问题时的一个专门的人口统计学的学术术语，它有着特定的数学含义（向专业之外的人讲清这一概念的准确含义是不容易的）。超线性死亡人数不表示非正常死亡人数，更不表示饿死人数。 杨继绳、金辉（他们都不是人口学家，更不是数学工作者）等一些人在“研究”中，把超线性死亡人数错误的解释为非正常死亡人数，又把非正常死亡人数荒谬的解释为“饿死”的人数，在这一问题上制造了极大的混乱。如果他们懂得超线性死亡的真正含义，他们这样做就只能说明他们是蓄意欺骗；如果他们不懂得超线性死亡的真正含义，他们这样做就只能说明他们在数学和人口统计学上的无知。 在1960年前后几年中，我国遇到重大的经济困难，同时又遭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在这种情况下，人口死亡率比正常年景偏高一些，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上面我们所说的这几年人口超线性死亡400万人，正是这种死亡率偏高的反映，它并不代表这几年有400万人非正常死亡了。在这400万人中，属于非正常死亡的只能是其中一部分。而“饿死”的人数，又只能是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一部分。 有比较才有鉴别，让我们做几个比较。 与我国1950年至1953年期间比较：我国1950年至1953年期间的死亡率为14‰—18‰。从上表可以看出，我国在1958年—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情况大致与1950年到1953年相当。 与民国时期比较：在我国整个民国时期的平均死亡率为25‰—35‰。由上表可以看出，我国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率远远低于民国时期的最低水平。 与同期发展中国家比较：1950—1955期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死亡率平均为24.2‰左右。由上表可以看出，我国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率远远低于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与二十一世纪的俄罗斯比较：2002年到2005年期间俄罗斯的人口死亡率为16‰—16.4‰ 。由上表可以看出，我国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的人口死亡率与俄罗斯在2002年—2005年的死亡率基本相当。 在上表所显示的死亡率下，是不可能出现数百万人以上的饿死人的现象的。 国家统计局，国家民政部编写的《中国灾情报告》曾经指出：我国1959年—1961年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04万，其中1959年1.8万人，1960年37.5万，1961年64.7万。该书特别说明：“非正常死亡”1959年以前多是冻、饿、自杀等死亡的，1960年以后多是肿病死亡的。 这一数据可供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们参考。
§10 破解1960年户籍人口减少1000万的历史之谜 在我国六十年代人口变动问题上，1960年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年。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这一年我国户籍统计人口净减1000万人。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1960年的人口异常变化数为－695万人。 正像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 这一人数的减少是由于户籍迁移原因造成的，与人口死亡无关。 在扣除了人口异常变化数之后，1960年户籍人口比1959年的减少的数目只有305万。我们还必须考虑出生漏报和死亡漏报的影响。 先讨论出生漏报的影响。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60年我国人口出生率计算，1960年我国户籍出生人数为1392万人。但是按照我国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我国1960年出生并且2000年仍然生存在国内的人数为1468万。这表明1960年有严重的出生漏报现象。按照有关数据可以初步估计出1960年漏报出生人数为420万。如果考虑到这一影响，那么我国1960年人口数比1959年就不是减少305万，而是增加了115万！ 我们在前面对1960年的人口死亡率进行了初步调整。按照这一调整，1960年的死亡人数应该减少500万左右。如果考虑到这一因素，那么我国1960年实际人口数比1959年要增加大约600万左右。 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估计数，更准确的数字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附注：本文是作者在乌有之乡举办的《关于我国六十年代人口变动的真相研讨会》上的讲稿。这次发表前又做了某些文字上的修改。这次研讨会的视频见：戳穿一个政治大谎言——关于我国六十年代人口变动的真相研讨会,主讲人：孙经先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10/268526.html
关于本文§2到§5所述内容的更详细的讨论，见 孙经先（笔名孙景泽）：破解国家统计局户籍统计数据矛盾之谜——关于我国六十年代人口变动问题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3/224127.html 孙经先; 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该文可在以下网址下载 http://wuxizazhi.cnki.net/Article/STUD201106010.html
关于本文§6所述内容，作者将在另一篇文章中予以详细论述。
关于本文§7所述内容的更详细的讨论，见 孙经先：蒋正华先生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研究中的重大学术错误 http://www.wyzxsx.com/ebook/1700.htm 孙经先，关于“非正常死亡1700万人”与蒋正华先生商榷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7/251758.html 也可见 齐景润：蒋正华在国家重大研究课题中的中小学生错误 http://www.wyzxsx.com/ebook/jzh.htm 齐景润：六千五百万中国人是怎样“被死亡”的？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9/259395.html 齐劲松：蒋正华的一段话揭开一个重大秘密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8/251972.html 齐劲松：蒋正华的“非正常死亡1700万”与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08/252324.html 关于蒋正华研究的原文，可见 蒋正华 李南：《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7/251764.html
关于本文§8所述内容，作者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详细论述。也见 齐景润：几千万中国人是怎样“被”金辉“饿死”的？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8/256787.html
关于本文§9和§10所述内容，见 孙经先; 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该文可在以下网址下载 http://wuxizazhi.cnki.net/Article/STUD201106010.html 此外，作者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对这一问题予以更详细论述。
关于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更多的文章，可见 专题：60年代人口变动真相，见 http://www.wyzxsx.com/Article/Special/sqwhy/Index.html 野叟论史：综述最近热炒的“饿死三千万”事件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1110/2686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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