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悄然兴起的汉语热 2012年9月25日
 五名日本学生学习中文目的不同，课程热度似乎与中日经济热度关联更多。
在东京中心部文京区的饭田桥车站附近，有个叫“后乐园”的寂静公园。这个占地近7.1万平方米的中国式庭园创始于1629年日本江户时代。设计时吸取客居日本的明朝儒学家朱舜水（中国名朱之瑜）的意见，建设了中国河、山、湖、田园等深山幽谷景趣。 “后乐园”从此成为东京的中国文化发祥地，1951年在“后乐园”附近开设了日本第一所汉语学校“仓石中国语讲习会”，后易名并发展成短期大学（相当于大专）的“日中学院”。 “后乐园”这个名词现在无论对东京的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已不是指这个被人淡忘的公园，而是指日中友好会馆伞下、座落在附近的几个对中国友好设施构成了的中日友好发祥地，“日中学院”是其一。 热门外语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日经济交往增加，日本流行起学汉语，现在被广泛相信是继英语之后最热门的外语，东京汉语学校林立，就连英语学校近年也陆续增设汉语班。日本汉语检定协会1981年起也开始了汉语检定制度，每年三次在全国测试，目前年约五万人参加。 文部科学省答复BBC中文网记者的咨询说，政府只统计公立和私立大学外语系数目，到2009年底除英语外，汉语是继法、德、西班牙后的第四多外语系。
 石田照代是日中学院日间班学生中家庭妇女为主的学生之一。 记者九月走访了日中学院，校长小池敏明也说：“是没确切统计，一般是根据NHK(官方电视台)贩卖外语教材的数量来估计。” 经济还是政治？ 日中学院现在是日本最大规模的汉语学校，分作日间班、晚间班、文化班、本科班和日语班五学科，还有派教师到校外为企业等训练汉语的业务。除了日语是招收中国留学生外，其它都是面向日本人。 小池说，近年他们向外派遣教师的业务有显著增长，但其它班的学生数并不尽人意。“当然现在汉语学校多也是一个原因”，他说。 小池向记者展示了1972年至2011年的学生统计图表。令人意外的是，学生人数持续增加的是以家庭妇女为主就读的日间班， 学生从1972年的146人到去年2093人；以打工仔为主的夜间班、专攻汉语的文化班和本科班学生的增减起伏与40年来中日政治关系完全无关，取决于中日经济关系和交往的走势，以及其它意想不到的因素。 例如，2003年中日关系因靖国神社纠纷恶化中，夜间班学生人数达到最高峰，全年1822人。而从日本财务省1972年以来的中日贸易统计表来看，2002年中日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说明经济热与汉语热的关系。 原因各异 小池说，学汉语的理由各种各样，有的只因与中国人交朋友而学。每种班有些特点，例如日间班家庭妇女较多，当然也有小学生和一名94岁的老先生；晚间班最多是打工仔，因工作需要或自己觉得未来需要而来；本科生则多是年青人等。
 不到20岁的波形骏太学汉语是因为对中国文化有兴趣。 正说着话，下课时间到了。在日间班学了一年多的石田照代用汉语向BBC记者介绍自己，并努力尝试用汉语回答记者的提问。她说：“很喜欢学外语，因为通过学会外语、和外国人沟通才能真正了解外国人在想什么，她已学过英语、德语、法语、韩语等，有些是自学的，但汉语发音很难，所以来学校学。”她说，学了外语旅游也方便、有趣很多。 记者也在日本网络上看到翻译中文的价格，每400个字3000日元（约38美元），也说明家庭妇女学汉语可能也不失为一种合适的赚钱手段。 在校门外拍了石田的照片，又迎来一拨像冲出羊圈的羊群的青年学生，其中五个男生接受了记者采访，他们都是学了一年多的本科班学生。 中川宜是的母亲是台湾人，荻原健斗的父亲长期驻台湾工作，两人汉语能力明显较流畅，但学汉语的目的却不同。中川是想多门语言，母亲也支持；但荻原就非常明确地说，学汉语是为了将来容易找工作。 而波形骏太、达宫将瑛和中村新3人学汉语是因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等。 记者采访日中学院时，正值中国反日示威期间，但学校内外气氛看来都毫无影响。 BBC中文网记者早已听老一代学汉语的日本人说，中日建交前，在仓石中国语讲习会学汉语时被警察跟踪、调查的遭遇，小池也证实了这段历史。 当记者走出日中学院，看着座落在宁静道路旁的学校和汇入行人的各种年龄、各种身份的汉语学生，觉得现在日本学汉语的成熟环境不仅是因为中日有了40年外交关系，而且是日本已成民主的宽容社会，只要法律容许，任何人有充分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并尊重别人的想法。
（四）：经济果实能否保住？
2012年9月27日
 中日领土争端加剧，波及在华日本企业，多家汽车公司减产。 1972年9月中日建交后，中日经济40年来经历了包括日本对中国的开发援助（ODA）和两国贸易、投资、市场、少量技术转让的关系。 尽管中国政府没说清、日本政府不承认，但中日两国民间都心照不宣地把日本的援助视为变相的战争赔偿。 从1978年两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后开始到2007年日本结束援助为止，日本共援助了中国3.6313万亿日元（约465亿美元），其中日元低息贷款最多，为3.3164万亿日元（约425亿美元）。 BBC中文网记者9月21日走访了日本政府贸易振兴机构的亚洲经济研究所新领域研究中心主任大西康雄，他说：“日本的援助强化了中国产业基础，也援助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急需的外汇”。 投资中国
 片寄浩纪身旁的景泰蓝花瓶还是中国前总理朱镕基送赠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礼物。 贸易方面，1972年中日贸易额只有11亿美元，2010年中日贸易额已高达3018.87亿美元，是1972年时的274倍。2011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日本则是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 投资方面，二十世纪80年代前日本基本没投资中国。从事中日贸易40年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顾问片寄浩纪接受BBC中文网采访时说，40年来，他印象最深刻的是1978年10月起，中国机械工业代表团访日3个月，参观了所有日本大型制造业工厂。片寄当时给代表团团长、现任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的父亲周建南当翻译。 片寄说：“周建南说‘请到中国来投资吧！’我吓一跳，以为听错了，再听，他是这么说的。我就翻译给日方听，所有人听了都吃惊。‘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接受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钱呢’？！后来才开始投资中国”。 到1986年日本对中国投资只有0.94亿美元，2011年已增长67倍，为63.3亿美元。进入21世纪，中国开始收购日本企业等对日投资行动，尽管案例不多、金额不大。 非对称理论 大西说：“约到二十世纪末，日本在中国的投资战略基本是‘带走型’，即中国是大工场，日企产品或返销日本、或转销第三国。二十一世纪后，情况大不同了。” “对日本来说，中日企业竞争从中国市场到国际市场，以至于日本社会蔓延‘中国威胁论’；对中国来说，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全球投资涌进，日资存在感开始降低，去年日本只是继香港之后对中国的第三大投资国，而日本的投资额已到顶，这就会令日本的地位日益降低，影响中国对日外交政 策。”
 大西康雄2008年起曾驻上海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办事处三年。他说：“现在回想起来，那三年可能是中日经济关系最好的时期”。 大西提出了“日中经济关系重要性非对称”理论。指出，中日40年的经济关系是从初期日本单向对中国的垂直型转换成双方竞争的平行型，由于以中国城市为主的反日示威现象，令投资风险迅速增加。 他举例说，七月日本王子制纸江苏工厂遭到反对建排污管示威，中国民众比日本民众更敏感环保问题，而且常参与激烈行动，并有利用示威发泄对现状不满的政治化倾向。 不冷不热 比起政治关系，中日经济关系40年相对安稳发展。21世纪初还曾有“政冷经热”时期，日中友好会馆理事长武田胜年和片寄先后都对BBC中文网形容现在中日经济不冷不热，贸易、投资额虽增加，但过去日商一说投资海外，马上想到去中国。现在不是，考虑的还有印度、越南、柬埔寨等成本更低的亚洲国家。 不过大西分析贸易振兴机构的统计说：“比起印度、越南等亚洲国家，中国的投资环境仍有优势，铃木汽车印度工厂的遭遇警示了印度复杂的投资风险；越南曾被形容成本便宜，但限制加班等社会主义制度令经营成本结果比中国更贵；缅甸电力不足，五年内难以期待”。 不容乐观 21世纪后，日本对中国有少量能源、铁路等技术转让，但中国保护知识产权政策形同虚设，让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技术发达国家对中国却步。 大西认为中国高龄社会的到来可能令中国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战略，日本在这一领域的产业很先进，进入中国市场有优势。此外，中国建立海外资产持有国的体制、中国企业投资海外都急需人民币国际化，这方面日本也有经验，能提供协作，有利扩大亚洲货币合作，对两国都有利。 不过大西说，中国产品质量日趋提升，对日本产品贸易和市场竞争力构成挑战。中国民众频繁抗议示威也都是新的投资风险。 “我本来还是乐观看待中日经济关系的前景，只是过去一周来中国政府前所未有地对日本态度强硬，这种新添的高政治风险，令我现在对前景开始悲观”。
（五）：“四十不惑”的拐点 2012年9月28日
 中日围绕钓鱼岛（日称尖阁诸岛）的争端加剧，波及建交40周年纪念活动。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无非揭示了人无恒质、事无常态，发展变化，乃为规律。 在迎来邦交正常化40年的前夜，中日力量的消长，以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为标志，实现了逆转。这一所谓“拐点”，其实也是引发今日“钓鱼岛危机”的要素之一。 40年前在钓鱼钓问题上中日达成的“搁置争议”的默契，其实是有“心理前提”的。也即中国是一个大国，邦交正常化带来的巨大政治经济红利是钓鱼岛不能比拟的，而那时的日本正处在强劲的上升期，经济实力远超中国，对钓鱼岛的未来不用担心什么。 现在时移势易，“拐点”的到来不仅意味着中日一大一强——实力的相对平衡被打破，原来的“心理平衡”也被打破。对日本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力量相对日本会更加走强，那么就意味钓鱼岛的未来的不确定增加。现在借美国重返东亚平衡中国的这一可能是“时不再来”的唯一机会解决钓鱼岛问题，也就成为日本的“当务之急”和不二选项。 并未失控
 中国多个城市民众举行反日游行，中日关系再次陷入僵局。 “购岛闹剧”的真实意图在于从法理上宣示钓鱼岛为日本所“实效控制”。作为针锋相对的反制措施，中国在第一时间公布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点基线，又密集公布了地理坐标，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等相关法律，并报送联合国。这些举措，不言而喻一是宣示主权，二是为以后在钓鱼岛执法提供法律依据。 这是完全由日本的挑衅而造成的，那么接下来双方的公务船在钓鱼岛海域执法时引发的冲突，就成为危机加剧的导火线。这是为人们普遍关注和担心的。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虽然存在由此引发冲突升级的危险，但从中日美三方的实际考量来看，还暂不会形成局面失控的地步。 首先中国的态度是回到“原点”，也即回到“搁置争议”的共识，这就给日本留出了解决问题的空间。而日本在中国的海监船进入钓鱼岛12海里时，采取的是尾随而非强行驱离的举措。 美国的重返东亚再平衡战略尚具一定模糊性，它也还没有最终下定采取包括不惜诉诸武力阻碍中国和平崛起的决心，所以现在因钓鱼岛而引发失控的中日关系，从目前来说未必符合美国的利益，因而它会做出“协调”的姿态。 到头来，钓鱼岛危机对日本来说是“引火烧身”，如不及时刹车，只能是“玩火自焚”。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所谓“四十不惑”，本来应该成为中日关系走向成熟的标志年份，但遗憾的是现今是中日关系40年来的最低潮。抚今追昔，引起我们深长思之的应该是：中日美到底应该怎样认识和对应变化了的对方，中日美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何在，答案是历史可以告诉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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