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无赖。文人当权是祸害——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19周年（2）

黎阳

2012．12．23．

（四）．“文人”（“知识分子”）的三要素决定的主要行为规律

1．“不劳而获”（不创造财富、只掠夺财富、“皇帝的新衣专业户”）决定的主要行为规律

劳 动创造财富。创造财富是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特点是一切都是客观的、实实在在的：目标是实实在在的创造财富，途径是实实在在的改造客观世界、改变客观存在 的实干，必须遵循的规则是实实在在的客观世界的变化规律，衡量标准是实实在在的实干结果。不干不行，不干不出财富，不会天上自动掉馅饼。干得不客观、不实 在同样得不到期望的创造财富的结果。一切以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的实干为原则，要害在“实干”、“客观”、“规律”。 

这一切决定了创造财富者和为创造财富服务者的行为规律：

⑴． 实干，做事，对事不对人——创造财富必须靠实实在在的行动干出来，不干出不来。因此创造财富的一切的出发点、落脚点和核心都是“实干”、“做事”，以做事 的成果——创造出的财富来衡量一切。只要有利于“把事办好”创造出财富，需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只要不利于“把事办好”，需要怎么改就怎么改；对事不对人， 涉及人是为了把事做好的需要，一切从“做事”出发，从“如何做事”角度考虑问题。 

⑵． 实事求是——因为创造财富是改变客观世界的实践，客观世界变化有自己的规律，客观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因此要改变客观世界创造财富就需要认同老老 实实按客观世界的变化规律办事，认同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认同实事求是、实打实、硬碰硬、一是一、二是二、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认同精密精确、严肃严格、 一丝不苟、认真负责，认同有错必认、有错必改——道理很简单：“错”就是脱离实际、违背客观规律，不认错、不改错就是坚持脱离实际、坚持违背客观规律，就 妨害创造财富这个总目标。因此发现错误、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是自然而然的事——许多软件公司新产品上市前要专门雇电脑高手给自己的产品挑毛病、找漏洞；即 使产品已上市，一旦发现毛病也立即发布“补丁”，这就是认错改错。从改造客观世界创造财富的需要角度看，这完全是对事不对人，不但不是跟谁过不去，而且是 一片好意，当事人实际是受益人，因为这是在帮自己更好更有效地创造财富，所以不但不恼火，而且求之不得，不但认为是这很自然的事，而且是很愉快的事——找 到了毛病、发现了隐患、排除了故障、解决了问题、改进了工艺、提高了效率……人们实现这些时是会感到高兴还是沮丧？是当成好事还是当成坏事？按客观需要认 错改错，就会以客观需要为标准，不会单凭主观想象无限上纲，就不会把认错改错弄变人人自危的恐怖。 

⑶． 承认权威，承认分工协作、集体配合、承认组织性纪律性——恩格斯说：“大工厂里的自动机器，比任何雇用工人的小资本家要专制的多。至少就劳动时间而言，可 以在这些工厂的大门上写上这样一句话：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如果说人们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 使它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复杂化，正在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 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再拿铁路做例子。这里，无数人的合作也是绝对必要的；为了避免不幸事故，这种合作必须依照准确规定的时间来进行。在这里，活动 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属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论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表，还是一个负责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都是 一样。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一个表现得很明显的权威。不仅如此，假如铁路员工对乘客先生们的权威被取消了，那末，第一趟开出的列车会发生什么事情 呢？但是，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 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由此可见，因为社会性的创造财富是社会性群体行为，越是现代化大生产越需要分工协作相互配合步调一致，所以就需要参与协作配合的方 方面面认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同努力，认同全局观念，认同同心协力，认同凝聚力，认同集体主义（“团队精神”）共同努力， 认同局部服从全局，认同纪律规则，认同时间观念，认同必要的自我约束，认同统筹兼顾，认同计划周详，认同相互尊重配合，认同不能不管不顾别人自行其是，认 同彼此说实话不说假话、说话需要简明扼要不易误解以避免混乱，妨碍协作配合一致。 

⑷． 辩证观念——因为客观事物是相互联系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就迫使改造客观世界创造财富的实践学者避免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而学会看到各个方面的相互联 系、相互影响、相互转换，学会辩证地、动态地、相互联系地看问题。比如看到农业与林业的关系，农药与环境、益鸟益虫的关系，等等。 

⑸．长远观点——因为现代化大生产是一个长期的集体行为，所以需要认同长远打算、计划性、前瞻性，认同基础性工作的必要性，认同未雨绸缪、丰不忘荒、防患于未然。

⑹． 认同爱国——因为财富是创造财富的人通过自己的辛劳创造出来的，所以决不甘心自己的劳动果实被人白白侵占，所以认同不劳动者不得食，认同创造财富的劳动者 有保卫自己劳动成果的权利，认同必须保护创造财富所必须的条件——国家主权、民族主权、国家安全，认同为保护国家主权安全而付代价作牺牲。 

⑺． 认同平等待人、以诚待人——因为社会性分工协作创造财富需要等价交换，而等价交换的关键是“等价”，等价的前提是“平等”——交换双方权利平等，交换产品 的定价原则平等，只认“等价”不认人，不能以身份地位等价外之物强行定价强买强卖搞不等价交换。这就需要让创造财富的人让别人对自己提供的财富的性质性能 用途价值一清二楚，因此需要认同明码实价、货真价实，认同想方设法提供便利让人明白，惟恐别人不了解自己提供的东西；也需要用知识为创造财富的人服务的人 同样认同说实话、说真话、简明扼要、具体准确。（我写任何东西时最在意的有两条：第一，必须实事求是，实话实说，决不搀假；第二，必须通俗易懂，惟恐人家 不明白，极力确保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人一看就明白，不需要查阅任何工具书、参考书、辅助材料，不会产生任何误解。必要时宁可被认为太罗唆，也要把证据说 够，道理讲透，决不含糊其词模棱两可。凡用知识为创造财富的人服务的人无不努力如此。） 

⑻．有凝聚——“通过劳动改造客观世界创造财富”是一个共同的目标。有共同的目标就有共同的存在，就有共同的意识，就有共同的语言，就有凝聚。

上述任何一种行为规律，就整个群体而言，“文人”（“知识分子”）一样也没有。因为不创造财富、只掠夺财富、靠“皇帝的新衣”不劳而获，所以他们不需要、不可能也不愿意养成创造财富和为创造财富服务所必须的任何素质，而必然具备如下品质和行为特征： 

⑴． 极端自私自利——掠夺财富的人当然决不可能在乎别人的死活，决不可能替别人着想。不劳而获、靠巧取豪夺别人劳动血汗为生这个根本性存在决定“文人”（“知 识分子”）彻底的自私自利，只认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他们来说损人利己天经地义，“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绝对 不关心别人死活和国家的兴亡，绝对不在乎为一己之私而祸国殃民。 

⑵． 空谈扯蛋的欺负埋头实干的，用虚的抢实的，用只准自己了解、自己控制、自己检查、任凭自己随意瞎吹的虚无缥缈的东西顶替别人实实在在、必须实事求是认真对 待的客观具体的东西——“皇帝的新衣”是虚的，任凭自己主观随意发挥的东西。“文人”（“知识分子”）只有靠“用虚的抢实的，用只准自己了解、自己控制、 自己随意瞎吹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取代实实在在、必须实事求是认真对待的客观具体的东西”，才能把自己“皇帝的新衣”这虚玩艺强加于人，换取别人用实实在在的 劳动此成果。注意：“文人”（“知识分子”）的这一特色贯穿其一切活动的始终。

⑶． 绝对不干实事，绝对不参加实践，绝对不负责任，不劳而获，巧取豪夺，只顾自己，只顾眼前，只顾表面，顾头不顾腚——创造财富是个过程，掠夺财富只是一瞬间 的动作。创造财富必须付出，必须遵循创造财富的客观规律，必须从头到尾顾及全过程，必须统筹兼顾通盘考虑。掠夺财富则不需要遵循任何创造财富才需要遵循的 任何规律。不劳而获、极端自私自利的本性决定“文人”（“知识分子”）绝对不肯吃亏，绝对不肯吃苦，绝对不担风险，绝对不担责任，绝对不干需要付出艰苦努 力的事，绝对不参加实践、绝对不认同客观规律、绝对不干基础性工作，绝对不干不能迅速赢利的事，只肯坐享其成吃现成饭。他们不能也不愿意从事任何需要严肃 认真、实事求是、埋头实干、吃苦耐劳、任劳任怨、顾全大局、高瞻远瞩、全盘考虑、密切配合、精确准时、高度负责、承担后果的事，任何不能立竿见影迅速见效 名利双收的事，任何必须勤勤恳恳踏踏实实打基础、坚持不懈长期见效的事。至于什么预见性、前瞻性、计划性、科学性……跟他们八竿子都打不着。说到底一句 话：“文人”（“知识分子”）象小偷强盗一样，只有抢劫现成财富所必须的一切品质，没有付出劳动创造财富所必须的任何品质——有经验的警察如何从人群中发 现小偷强盗？首先看眼睛往哪儿盯。正常人的眼睛总盯着自己的事，小偷强盗的眼睛总是盯着别人的财富。“文人”（“知识分子”）的眼睛跟小偷强盗一样，也是 整天盯别人东西：他们没有自己的正经事，唯一的“正经事”就是整天琢磨别人创造的财富——工人整天忙的是做工、农民整天忙的是种田、军人整天忙的是保卫国 家、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整天忙的是科研、教师整天忙的是教学，“文人”（“知识分子”）整天忙的是什么？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代表先进文明”、“社 会必须由‘精英’治理”……跟小偷强盗一样，整天琢磨的不是如何创造财富，而如何掠夺财富。只不过小偷强盗是用手脚抢劫盗窃财富，“文人”（“知识分 子”）是用笔墨嘴巴抢劫盗窃财富；小偷强盗抢劫盗窃财富的法子是明的，“文人”（“知识分子”）抢劫财富盗窃法子是暗的；小偷强盗们念念不忘提高抢劫盗窃 效率的“技术”，“文人”（“知识分子”）们念念不忘提高抢劫盗窃效率的“学问”。二者有个共同之处：都从来不会研究创造财富的学问——狼会琢磨如何给羊 接生吗？虎会学习如何给牛挤奶吗？蝗虫有耐性研究如何改良作物吗？苍蝇有兴趣研究如何采集花蜜吗？ 

⑷． 主观武断，理论至上，书本至上——既然不参与客观实践就能不劳而获，那自然只需要主观夸张，不需要遵循客观规律，不需要接受实践的任何检验，不需要做任何 艰苦细致的实事，只靠信口开河、引经据典背诵书本教条就足以应付一切。这样的可观存在决定“文人”（“知识分子”）不但彻底理论脱离实际、纸上谈兵、教条 主义，而且彻底书本至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大千界”、“书中自有圣贤道”、“书中自有 颜如玉”…… 

⑸． 吹牛造假，撒谎成性——创造财富的人必须也能够用创造出的财富证明自己，如工人、农民和钱学森那样的科学家。为创造财富服务的人必须也能够用创造财富的人 的广泛认同来证明自己，如军人、普通教师和鲁迅、孔庆东、张宏良那样的脑力劳动者。“文人”（“知识分子”）不劳而获，既不创造财富也不为创造财富的人服 务，既拿不出具体的成果来证明自己，也拿不出工农兵大众和科学技术人员的广泛认同来证明自己，就只能学那俩骗子，靠主观的夸张和权力的强制来推销自己版的 “皇帝的新衣”——“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精英”的价值只有“精英”看得见，谁看不见就证明谁“脑残”、“智障”、“无知”、“劣等”……“一靠 伪装二靠吹，三靠权力和权威”。只要伪装和吹牛失灵，就必然搬出少数“权威”或权力的力量来强行宣布他们有“贡献”，应该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拿特等收 入。例如季羡林，只见他搞过古梵文，不见他在国学方面如甲骨金篆、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岐黄本草、兵法战策、五行八卦、诸子百家、六韬五略、九流三教、天 文地理、太极武当、吐纳导引、堪舆相卜有任何建树，却硬被权力封为“国学大师”，随之而来的是惊人的财富——光收藏品价值就高达数亿，再加上现金、存款、 房子、车子等等就更不知有多少，以至于惹得至爱亲朋们争红了眼，象乌眼鸡那样恨不能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季羡林刚咽气还没发丧就打成了一锅粥。如此巨额财 富哪儿来的？不靠权力敕封获得了特权地位，就凭研究那点发霉的古梵文能换回这许多“劳动所得”吗？又如吴敬琏，当被问到为什么当“独立董事”拿外快时，他 气急败坏地回答“这是国家规定”——无法用具体的事实证明自己做了什么什么贡献，只好搬出了权威，而且是国家权威。（你不是“改革家”吗？“改革”不就是 改“国家规定”吗？怎么这个时候这种“国家规定”就不在改革之列了？就搬出来当自己享有“独立董事”特权的根据了？）可见“文人”（“知识分子”）们的 “贡献”全是吹出来的，全部来自自己的主观夸张和互相的主观吹捧，最后必定靠搬出某某权威的结论或权力的规定来强行保驾——因为不劳而获，所以不需要也决 不肯参加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创造财富的人一切从“做事”出发，掠夺财富的人一切从“整人”出发，永远只空谈，不做事，耍嘴皮子光说不炼，“狗掀帘子—— 全凭一张嘴”，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耍嘴皮子”，用英文说就是“Lip service”、“Cheap talking”。（当然也有例外。虽然“文人”（“知识分子”）只空谈而不实干，却发明了“爱是做出来的，春不是叫出来的”。）光说不干，自然言行彻底 脱节，最后结果必然是处处演戏：用言论代替行动，用言论掩盖不作为，说一套做一套，说的全是假的。 

⑹． 决不认错，决不容忍任何批评——既然不创造任何财富、全靠把自己凭空吹出来的“皇帝的新衣”强加于人、硬把废纸废话按黄金价换取别人的劳动果实而不劳而 获，那么要使这种不等价交换长期持续，就决不能让受害者知道底细——如果受害者发现“文人”（“知识分子”）用来强行换走自己劳动血汗的“皇帝的新衣”原 来不过是一堆垃圾，岂有不奋起反抗之理？这就决定“文人”（“知识分子”）必须也必然尽一切努力防止人们知道自己的“贡献”究竟是什么。王牌手段是一靠伪 装二靠吹，三靠权力和权威。一靠伪装：用吹牛撒谎、假话空话、文字游戏、概念陷阱、暗语黑话、繁琐哲学等诈骗手段把废纸废话包装成无价之宝。二靠吹：用自 吹自擂、相互吹捧、哗众取宠、虚张声势等一切主观夸张的手段让受害者把自己的废纸废话当成无价之宝。三靠权力和权威：用软权力和硬权力把自己的废纸废话当 无价之宝强加于人——既然生存与否的关键在于不说实话，这就决定“文人”（“知识分子”）第一，撒谎成性，整个人都是谎话堆出来的，不可能有实话。指望 “文人”（“知识分子”）有实话无异于水中捞月、狗嘴里找象牙。第二，阴阳怪气，繁琐哲学，空话连篇，天花乱坠、闪烁其辞、模棱两可、曲里拐弯，不但“鸭 子水面翻跟头——卖弄花花屁股”，拼命卖弄术语外语、文字游戏、古人洋人、冷僻典故，而且又臭又长，以显得莫测高深让人们不懂为原则。第三，不允许任何批 评。任何批评都等于挖人家祖坟、断人家生计，都会对“文人”（“知识分子”）的生命线形成天大的威胁。这就决定“文人”（“知识分子”）绝对容不得批评， 绝对不认错，绝对“老虎屁股——摸不得”，谁摸跟谁急，非纠集同伙围攻不可，非想方设法通过权力报复不可，非纠缠一辈子没完没了不可。 

⑺． 傲慢蛮横，绝不平等待人——“文人”（“知识分子”）靠权力和权威的力量把自己树为高高在上的“精英”、“知识神”才能高人一等不劳而获，因此绝对不能承 认老百姓跟自己平等，必须确保对普通老百姓居高临下的优越地位，必须确保自己“是非裁判”的特权，必须确保自己能以高人一等的权威身份指手划脚挑剔别人的 一切，绝对不能摆事实讲道理——关系平等的人之间才谈得上摆事实讲道理。关系不平等，跟你摆事实讲道理岂不是“掉份”、显不出自己高你一头的优越了？因此 “文人”（“知识分子”）跟人从没有实事求是的推理争辩，从来只有主观夸张的权威论断：根据某某著名权威，你错——谁官大谁的表准，谁权大谁的屁香，谁 “权威”谁的结论正确。这个逻辑更常被逆向运用：你错，因为你不是权威而我是，所以你错我对。更进一步的推广就是“证明”对方“劣等”：你没文凭，你脑 残，所以你无知。既然无知，自然不是权威，既然不是权威，自然你错，既然你错，那我自然正确。这个逻辑的具体化就是开口就骂人——只要谁有不同意见，立刻 恶言相向帽子乱飞，而且必定跟“脑残”、“无知”、“愚昧”等人身攻击、人身污辱有关。按客观规律办事的人开口只分对错，不合乎事实即错，认理不认人，对 错标准是一贯的，因此“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而“文人”（“知识分子”）开口只分贵贱，贵者对，贱者错，认人不认理，对错标准是混乱的。“存 在决定意识”，“文人”（“知识分子”）靠权力把自己树为高高在上的精神贵族“知识神”的这个存在决定了这一切，决定了“文人”（“知识分子”）处处以 “造世主”自居，自命与其它任何人的关系都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高等与低等的关系、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天子门生”、“代圣贤立言”、“为帝者 师”、“为王者师”、“文曲星下凡”、“以天下为己任”、“秀才不出门，尽知天下事”、“料事如神”、“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耶？”、“傲视 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狂放”、“天纵其才”、“天生我才必有用”、“持才傲物”、“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惟上智下愚不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无冕皇帝”、“社会中坚”、“知识分子的使命感”、“顶层设计”、 “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这使他们不可能知道什么叫“与人为善”“平等待人”，而是内心深处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对谁都瞧不上：“位卑则足羞，官 盛则近谀”。文人之间尚且相轻，何况其它老百姓？韩愈弄不明白：“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吾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有什么可奇怪的？ “文人”（“知识分子”）“知识神”的需要决定的，地位决定的。白占了别人的劳动血汗还要得了便宜又卖乖：谁让你无能的？这种心理其实跟小偷没什么两样： 你让他得逞，他瞧不起你，觉得你蠢；你不让他得逞，他恨死了你，觉得你坏——死活都不落好。这种轻视、蔑视、敌视人民群众的心态使“文人”（“知识分 子”）不可能不飞扬跋扈、彻底孤立，不可能有任何凝聚。 

⑻． 毫无原则——不创造财富、不参加实践就不需要也不可能把任何客观规律当回事，自然就没有任何必须坚持遵循、不可逾越放弃的底线。只要自己眼前利益需要，什 么都可以扔到一边。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任何原则。这就决定“文人”（“知识分子”）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性，自己的眼前需要就是一切。只要需要，可以毫 不犹豫地放弃一切、出卖一切。只要对自己有用就是好，绝对的好，立刻夸得浑身好得没屁眼；只要对自己不利，那就是坏，绝对的坏，立刻骂得浑身上下都流汤。 

⑼．不择手 段，弄虚作假——既然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就能不劳而获，那就不需要也不可能关心如何“做事”、研究并遵循“做事”的规律——讲科学、讲实 事求是、实打实、硬碰硬、一是一、二是二、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精密精确、严肃严格、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等等。相反，必须也必然的是“不说假话办不成大 事”、“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择手段、凭空想象、招摇撞骗、弄虚作假。因此指望“文人”（“知识分子”）实事求是讲科学讲客观规律等于指 望太阳从西边出来。这样的存在导致“文人”（“知识分子”）普遍心胸狭隘、心理阴暗、心机险恶、斤斤计较、小肚鸡肠；只有阴阳怪气，没有推心置腹；只有尔 虞我诈，没有襟怀坦白，只有声名狼藉，没有可歌可泣。 

⑽． 寡廉鲜耻，毫无道德——极端自私自利、毫无原则、不择手段的必然结果只能是寡廉鲜耻，毫无道德。因此厚颜无耻、反复无常、朝三暮四、朝秦暮楚、出尔反尔、 当众抵赖、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信口开河、凭空捏造、造谣中伤、诬陷诽谤、叛变出卖等等全套的卑鄙行径是“文人”（“知识分子”）的家常便饭，丝毫不足为 奇。 

⑾．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不劳而获”这个本质排斥掉了一切建设性必不可少的本质，这就决定“文人”（“知识分子”）只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只有破坏性，从无建设性。

⑿． 极端敌视人民群众——“文人”（“知识分子”）不劳而获，靠“精英论”压迫老百姓、巧取豪夺老百姓的血汗才能生存。他们不贬低老百姓就不能证明自己是“精 英”，不能证明自己是“精英”就不能高人一等，不能高人一等就不能骑到老百姓头上欺负老百姓，不能欺负老百姓就不能生存。这样的客观存在和利益关系决定他 们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不可能不是敌对关系，不可能不对人民群众的一切有天然的敌视，不可能不本能地、无孔不入地抓住一切机会贬低诬蔑人民群众。其咬牙切齿和 猖狂跋扈让普通的善良的老百姓简直无法想象： 

—— “一般而言，世袭的‘肉食者’，也仍然比贫贱者，更优秀，更能‘远谋’。因为，其一，一般而言，‘肉食者’总是能优先娶到优秀的女人做老婆，而优秀的女人 也总是优先嫁给‘肉食者’。除非女人改了习性，优先嫁往贫贱人家，否则，一般而言，贫贱人家总是只能娶到次等的女人做老婆。‘肉食者’是一代一代地提纯复 壮；贫贱者是一代一代地退化。所以，统计而言，世袭的‘肉食者’，天生就比贫贱者更优秀。这是个自然现象。你可以不喜欢这样的现象，但是你不能否认这样的 现象的客观存在，更不能逆自然规律而行，否则，那是自取灭亡。”“‘肉食者’总是能受到比贫贱者更多、更好的教育。所以，先天与后天的因素都必然导致：统 计而言，‘肉食者’比贫贱者更优秀、更有能力、更有可能‘远谋’。”“弱势族群，是因为无能才变得弱势；强势族群，是因为能力强才变得强势。毛泽东时代的 政策，废强取弱，劣胜优汰，这是毛泽东时代，国家、民族日益衰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朱雨心：“论曹刿论 战”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804b90100as0m.html） 

—— “弱势族群，不但在能力上低劣，在道德上也同样低劣。富人的道德应该高于穷人。工人中的坏人远远多于资本家中的坏人；贫下中农中的坏人远远多于地主中的坏 人。无产阶级中坏人最多，越是无产，坏人越多。这些都是自然现象。同样的道理，女人的道德，只会比男人更差，不会比男人更好。人道主义主张同情和照顾弱势 族群，不是因为弱势族群有什么美德。共产党为弱势族群着想，这本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是一种美德，然而，用美化弱势族群、或丑化强势族群，来证明同情和照 顾弱势族群的正当性，恰恰与人道主义精神完全相反。”(朱雨心：“人口论：从小老婆说起”http://blog.sina.com.cn/s /blog_4a4804b90100jib6.html） 

——“很多国民，不仅仅是愚昧，简直就是贱。”（张鸣说史，2012-12-10）

——“爸爸耻于做个中国人，这是读过爸爸文章的人都知道的事情，这不需要避讳，已经招徕无数谩骂，继续增加也无所谓。爸爸认为中国人是劣等种族”（萧瀚）

—— “汉族才是劣等种族——一个不会唱不会跳，不会亲吻不会抱，肉身沉重得跟墓碑一样的民族，一个搞了几千年连像样的愛情故事都没几个的民族，一个陌生人之间 互相投毒的民族，一个搞了几千年还基本上不知自由为何物、民主为何物、法治为何物的民族……我觉得，怎么看都是个劣等民族”（萧瀚） 

——“以历史的后见之明，当年要是日本占领中国就好了”（萧瀚）

——“中国人可能是地球上多余的人”、“中国是没有文化的民族，语言是全世界最低级的！”（凯迪网络：飞龙在半天http://club.kdnet.net/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3387989）

——“伟大的中国人民是极幼稚与太不成熟的人民”（宣昶玮）

—— “汉语是一种低级语言”、“汉语是易于触发人们不良情绪的病毒性落后语言”、 “‘保卫汉语’＝狙击中华民族进步”、“扼制华人获得若贝尔奖的罪魁祸首－－汉语汉字”、“现实就是，要么进化，要么淘汰！！！那些叫嚣‘要保护汉语的纯 洁性’的人，不是愚蠢就是别有用心！”（凯迪论坛：静虚散人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page=1& amp;boardid=1&id=7941548） 

—— “一般而言，必定是：穷人中的坏人，远远多于富人中的坏人。那些偷盗抢劫，杀人放火的事，富人没有必要去做，通常只有穷人才会去做。富人受教育的程度，远 远高于穷人。因受教育而变得更好的人，应该远远多于因受教育而变得更坏的人。所以，富人既没有必要，也更不愿意去做坏事。地主受教育的程度，远远高于贫下 中农；由此推论：地主的道德，远远高于贫下中农。所以，工人中的坏人远远多于资本家中的坏人；贫下中农中的坏人远远多于地主中的坏人。无产阶级中坏人最 多，越是无产，坏人越多。这些都是自然现象。伪道德的基本特征就是：否认自然现象。否认自然现象，并不显示伪道德的追求者的道德高尚与‘思想先进’，而是 恰恰反映出了伪道德的追求者的内心的阴暗与愚昧。人道主义主张同情和照顾弱势族群，不是因为弱势族群有什么美德。社会下层的人，不仅仅能力最差，道德也同 样是最差的。因为两个极端的相互转化，社会上层的人的道德是其次的差；而上层的人中，道德的差异（即，道德水平的变化范围，例如：方差）最大。社会中层， 最安分守己，道德最好，道德的差异也最小。”“有人说：现在的中国坏人特别多。那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无产阶级中坏人最多呀。既然全体都成了无产阶级了， 那坏人当然就特别多啰。” “所以，必须要考察三代。如果连续三代都是富人，那么，前面讲的统计规律就能比较准确地适用了。现在的中国，只有从刚从无产阶级爆发来的半代富人、一代富 人，前面讲的统计规律虽然适用，但是可信度比较低。现在的社会乱，坏人多，是必然的，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的。这就叫：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客观规律。现在只有争取熬过两代人。等富了三代后，他自然就会不喜欢做那些亡命之徒做的事了。类似的，等穷了三代后，他就认命了，也自然就会不喜欢做那些 亡命之徒做的事了。那时，富人与穷人，都会比现在的更安分，也更快乐，天下自然就太平了，只需稍加教化，自然便是‘民风淳厚，礼仪之邦’。”（朱雨心： “论曹刿论战”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804b90100b70e.html） 

—— “医药是会使人类退化的。”“使用医药是出于亲情和人道主义。不仅仅是医药，文明造成了许多导致人类退化的因素，几乎没有什麽办法能阻止人类走向毁灭。因 为，所有能消除导致人类退化的因素的方法，几乎都是与人道主义不相容的。唯一能够抵消种种导致人类退化的因素，而同时又与人性、文明，和人道主义不相冲突 的，就是：优秀的人尽可能多的繁殖。”“一夫一妻制，是典型的政教合一，必须要废除！我只反对一夫一妻制。我不反对一夫一妻。你若认为一夫一妻好，你自己 只娶一个老婆就是了，或是你自己不嫁一夫多妻的老公就是了。废除了一夫一妻制，不妨碍你一夫一妻。至于别人愿意怎么过日子，关你什么事？你为什么需要政府 出面用国家机器强制别人按你的审美观生活？”（朱雨心：“与文学城网友论一夫多妻”http://blog.sina.com.cn/s /blog_4a4804b90100o12g.html） 

—— “社会地位高和富有，是一个人优秀的最主要的两项标志。若用女人来做参照，那就更明白了：凡是女人抢着要嫁的，那就是优秀的。女人抢着要嫁的，通常也就是 地位高和富有的，或是有这种潜力的。”“‘优秀的女人’的定义更简单：就是能生出健康、聪明的小孩的女人。‘哈佛女孩’，通常是聪明的，只是上哈佛未免浪 费人才了，应该待在家里多生小孩才对，才是对自己的优秀的最好的利用，也是对父母、老公、家庭、社会、民族、国家、乃至人类所能作的最大的贡献。当然，女 人首先要嫁个好老公。”（朱雨心：“‘优秀的女人’的定义”http://blog.sina.com.cn/s /blog_4a4804b90100vb8v.html） 

—— “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里，凡是包含‘人民’的东西，无一不是愚昧、反动、黑暗、与罪恶的东西。‘人民’不是个好东西！”“我们要将‘人民’ 这种极其愚昧、反动、黑暗、罪恶的东西，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朱雨心：“人民不是个好东 西”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4804b9010137ic.html) 

—— “‘穷而无德’远比‘为富不仁’更加邪恶！社会可能不公，可‘无产阶级’一旦革命得势，更可怖！”、“社会可能不公平，可一旦‘无产阶级’革命得势，就更 加是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凯迪社区1dlts1：“谁再在中国煽动暴力革命，谁就是千古罪人！” 2012/11/13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page=1&boardid=1& id=8770020） 

——“造反派、纳粹党、法西斯……都是无产阶级团伙”、“因为一无所有，所以啥都想要。因为啥都想要，所以穷凶极恶。”“要想肃清文革遗毒，首先就要肃清“无产阶级是先进阶级”的极左谬论！”（凯迪社区1dlts1）

—— “作为高层次的民主派，我认为：人分三六九等，当然有‘阶级’！”“要想争取民主，首先就要了解‘资产阶级是推动民主进程的主力军’的历史规律。”“你们 无产阶级不是宣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吗？咋还寄生虫般希望别人带你们致富？所以楼上网友说的对，无产阶级大多是无脑阶级。”（凯迪社区 1dlts1） 

—— “老祖宗说的好，穷凶极恶，啥意思？一个穷到极点的人，会毫无廉耻，毫无道德底线，什么坏事都可以干的出来。翻身奴才，往往穷凶极恶，不仅要杀地主，抢地 主的财产，也会抢地主的女人。那些鼓吹暴力革命的人，要么是些反社会的心理阴暗者，要么是些穷鬼。你穷，是因为你没本事，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缺乏竞争 力。”（凯迪社区结庐） 

——“结果平等是不应该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厉以宁） 

⒀． 没有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需要——创造财富必须有创造财富的大环境，需要国家强大，需要民族兴盛，否则就无法保护自己创造的财富不被外来侵略抢走。“文 人”（“知识分子”） 不劳而获、不创造财富，没有集体生存的需要和共识，因此不需要国家、民族这些对创造财富必不可少的大环境。他们的生存与国家强大民族兴盛没有必然联系。即 便中国不存在了，变成殖民地了，他们仍然可以靠依附外来权力继续过不劳而获的日子。这样的存在决定“文人”（“知识分子”）作为整体并不在乎国家主权、民 族主权和国家安全，也不认同为保护国家主权安全而付代价作牺牲。所以鲁迅说：“二十四史不现在么？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节妇和烈女？自然，或者是多到历 史上装不下去了；那么，去翻专夸本地人物的府县志书去。我可以说，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节烈的妇女的名册却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几卷。孔子之徒的 经，真不知读到那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 

⒁． 靠权力强行推销“皇帝的新衣”——靠诈骗宣传推销“皇帝的新衣”属于“正向推销”，如果受害者不上当就无可奈何。“文人”（“知识分子”）真正拼命制造的 理想状态是“反向推销”、“被迫购买”，即让受害者不得不买，明知上当也没办法。比如，你不想打官司？我制造出个遍地法律陷阱、让你根本不知道如何措手足 的环境（比如规定家长惩罚孩子违法、情绪激动高声争辩属于“对社会有威胁”，也违法、禁止警察参与处理纠纷，逼人们不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矛盾，必须打官 司），逼你不管干什么都非找律师不可，否则举手投足一举一动都犯法，都得吃官司，一吃官司就得倾家荡产——只要出现这种局面，你想不上当都不行，明知要被 律师宰也得捏着鼻子主动登门求援。如何制造？“法制天下”，以“法律”的动听名义横扫一切，让人们动不动就犯法，律师自然生意兴隆。 

为 什么如今律师好些都是学语言出身改了行？（如陈有西、杨金柱……）仔细一想就明白了：都是玩语言文字吃饭，靠老老实实码字得求人买，而且众口难调，想卖出 去不容易。给当官的当秘书当师爷只要拍少数人的马屁就卖得出去了，比求多数人满意容易得多。当律师则不用求人，而是别人来求你，这多自在。不仅如此，同样 是卖语言文字，老老实实码字能赚多少？给当官的当秘书当师爷能捞多少？靠玩弄语言文字当官能捞多少？当律师用语言文字玩弄法律能捞多少？只要跟权力挂上 钩，语言文字立刻身价百倍，别人不买也得买，不愁没销路。“文人”（“知识分子”）为什么那么起劲叫嚷“法制天下”、“法律高于一切”、“律师是正义代言 人”？生意需要，用权力强行推销“皇帝的新衣”的生意经的需要——空谈扯蛋的欺负埋头实干的。 

⒂． 惟我独尊，不承认任何其它权威，绝对自由主义，绝对自私自利，绝对不受任何规则纪律的制约——“文人”（“知识分子”）不劳而获，抢劫财富也是抢劫个体 户，不象狼群、狮群那样讲究集群作业，永远个人匹马单枪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单打独斗，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爹死娘嫁人，各人管各人，人人自己钻营自己的一摊 子，根本不可能共同努力谋生。他们虽然可以臭味相投，可以蛇鼠一窝沆瀣一气，可以摇旗呐喊鼓噪帮腔，但永远只同伙，不同心，不协力，不卖力，更不为别人冒 险牺牲，没有也不可能有互协调行动密切配合。得手了，一切都是自己的，只署自己的名字，还要赶紧用版权之类保护起来，决不许别人染指；失手了，谁也指望不 上，只会遭到耻笑。这种一切靠个体钻营的谋生方式决定他们只能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绝对自私自利，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眼中只有自己，没有全局；自己就是全 局，全局就是自己，不需要也不可能替别人着想，别人的一切都跟自己毫无关系。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不惜一切，不顾一切，决不替别人考虑，决不在乎别人的死 活；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任何集体主义、集体生存、集体安全、相互联系、相互配合、有机整体、全局观念、局部服从整体、少数服从多数、为全局需要而约束自己等 概念，浸透骨髓的是绝对的自由主义，一切服从自己的眼前需要，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绝对自由，绝对不受约束，决不肯真心受任何纪律规定的制约——既然生存不 靠合作，自然不需要任何权威、不承认任何权威，永远惟我独尊，永远绝对自由主义，永远绝对不肯受任何规则纪律的约束（所以整天叫嚣“知识子的独立性”）。 “文人”（“知识分子”）个个都是玩弄规则的老手，虽然整天引经据典搬出一个又一个的“权威”吓唬人，但那完全是实用主义，仅仅用来加强自己的权威，对任 何不合自己的需要权威马上就扔到九霄云外；虽然整天“程序在正义”、“法制法规”，但那仅仅用来对付别人，决不用来约束自己，对任何不合自己胃口的规则总 有办法找借口绕开、废除或束之高阁——如今中国为什么会贪污猖獗、污染横行、有毒有害食品泛滥成灾？“文人”（“知识分子”）的功劳：不管是党纪国法还是 生产工艺，不管规定规则有多少严，人家总能找出名正言顺的借口“通融”、“例外”、“变通”、“灵活掌握”、“上有政策，下游对策”……任何规则在“文 人”（“知识分子”）手中迟早变成一纸空文。 

⒃． 如蝇如鼠，毫无凝聚，没有任何组织能力，没有任何组织性纪律性——“惟我独尊，不承认任何其它权威，绝对自由主义，绝对自私自利，绝对不受任何纪律规则制 约”这样的存在决定“文人”（“知识分子”）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任何责任感：既然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的眼前利益外其它一切都等于不存在，那就根本用不着多 余操那份闲心，满足自己的眼前需要就是一切，因此没有任何组织能力和任何纪律性，即便同类之间也不需要更不可能做到有组织有纪律统一行动步调一致——恩格 斯说：“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复杂化，正在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文人”（“知识 分子”）不承认任何权威，当然不能组织起来，不可能有任何组织性纪律性。 

“文 人”（“知识分子”）的这种以极端自我、不劳而获、到处打劫、专吃现成饭、不受任何制约、不承认任何权威、没有任何组织性纪律性的绝对自由主义行为方式用 “一盘散沙”来描述都不够用——“一盘散沙”的沙子虽散，但至少还是被动的，不会自己主动乱飞乱钻，到哪里就在那里躺着不动而不会去主动抢劫破坏干坏事。 只有苍蝇的行为方式才与此一模一样：不劳而获，到处抢劫，自己的需要就是一切，哪里有甜头就往哪里跑，不受任何制约，随心所欲到处乱飞，极善钻营，有空子 就钻，有便宜就占，捞一把就走，什么后果也不管，绝对的自由主义，不受任何规则制约，有好处死皮赖拼命叮住不放，赶都赶不走，哪怕派人寸步不离地盯着、见 了就往死了打都拦不住。除非当场打死，否则虽然会立即逃之夭夭，但那不过是在搞游击战捉迷藏，趁人不注意一转身还要转回来继续占便宜，死乞百赖不达目的决 不罢休，让人防不胜防；唯利是图只顾眼前，眼前的蝇头小利就是整个世界，其它一切都不存在，都不在乎，都敢糟蹋，都敢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只要自己看中， 不管是粪坑还是国宴，扑上去就抢，吃饱喝足还要再拉上一泡蝇屎，见缝就下蛆，然后一走了之，什么责任都不负；一切立足于眼前利益，得过且过得乐且乐，从来 没有什么长远打算、计划性、前瞻性、打基础、未雨绸缪、丰不忘荒、防患于未然等等；彻底的“动口不动手”——整天没完没了地嗡嗡嗡长篇大论，实际上什么也 不干；虽然数量惊人，彼此之间却毫无联系，更不用说配合协调步调一致齐心协力了，永远是乌合之众，只能成群结伙，不能成帮成派，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只有 聚合，没有配合，见甜头则纷纷聚集，见苦头则纷纷逃亡，遇惊涛骇浪严寒冰霜立刻销声匿迹，待风平浪静春暖花开马上现身猖狂；绝对“非暴力”，不造反，不闹 事，不蜇人、不咬人、不伤人，尽管数量惊人声势浩大，却人人得而欺之——随便谁都可以如入“无蝇之境”任意打、任意杀、任意驱赶、任意欺负；不管打死多 少，其余的一概若无其事，绝对不抵抗，除了四散奔逃之外只会口头嗡嗡一番了事；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极其“和平”、“和谐”、“善良”、“无害”，实际上到处 散布致人死命的细菌病毒，专门暗中害人，杀人不见血，杀人不用刀，杀人于无形。中国老百姓把“文人”（“知识分子”）称为“精蝇”，实在是最准确、最生 动、最维妙维肖的概括总结。 

“文 人”（“知识分子”）与苍蝇的行为特征如此高度一致，这不是巧合，而是必然规律：把“文人”（“知识分子”）推崇的价值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自 私自利、唯利是图、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只顾眼前、排斥集体、不负责任、毫无原则等全部具体化落实到某个生物个体中，结果只能是苍蝇——只有苍蝇的行为特 征才充分体现、完美符合“文人”（“知识分子”）上述的一切价值观，严丝合缝，分毫不差。 

（这 个规律完全可以用仿生学的实验予以证明。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电脑模拟——简单说就是编个游戏软件，通过编程在屏幕上创造出一个数量庞大的光点，每个光点都 有充分的活动自由，完全按照“文人”（“知识分子”）的趋利避害、不择手段、只顾自己、不管别人、自私自利、唯利是图、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只顾眼前、排 斥集体、乌合之众、不负责任、不受制约等原则行事，充分体现出“文人”（“知识分子”）如茅于轼主张的“道德能值多少钱？”“我不赞成牺牲自己造福别 人”、“社会整体来看损人利己未必不可取，只要损人很少而利己极大，此种行为就有利于社会”、“人生的目的就是享受”、“每个人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死 活”、“领土不完整，少了一块，于我何干呢？”等价值规。通过电脑模拟，看屏幕上的各个光点在游戏操纵者随机投放的代表数量不等的“利”和“害”的信号之 后会如何动作，看其运动轨迹跟苍蝇是否相似。如果更进一步，还可以调整群体中每个光点的活动能力参数：又小又能飞而可以到处钻的，不太小不能飞而只能在地 上爬的……前者模拟苍蝇，后者模拟老鼠，结果必定很能说明问题：把“文人”（“知识分子”）推崇的价值观具体化到某个个体中，如果给定的边界条件是能飞， 得到的行为规律就如同苍蝇；如果如果给定的边界条件是不能飞只能爬，得到的行为规律就如同老鼠。这就雄辩地证明了“文人”（“知识分子”）的行为规律与苍 蝇老鼠的关系。这不是凭空谩骂，而是仿生学科学实验，因为一切结果都可重复，可度量，可预测，可摸拟——不但可以模拟出“文人”（“知识分子”）自身的行 为特征，而且可以模拟出“文人”（“知识分子”）掌权后整个社会随“苍蝇化”程度不断加深而走向解体的进程。） 

明 白了“文人”（“知识分子”）和苍蝇（还有老鼠）的关系，就可以：第一精确，模拟、预测“文人”（“知识分子”）们的行动——想知道他们将如何动作？看看 苍蝇碰到这种事会如何动作就行了：有利可图必定蜂拥而至赶都赶不走；无利可图必定避之不及请都请不来；稍有风险必定一哄而散任人宰割绝对不抵抗；永远只会 嗡嗡嗡出一些只有自己懂、别人都不懂的“大道理”来证明自的“高明”，绝对不会做哪怕一件实事；相互之间必定成群结伙追腥逐臭彼此吹捧比翼齐飞；对其它人 必定整天专门使坏挑毛病找空子下蛆；对自己必定没完没了在人们面前晃来晃去翩翩起舞嗡嗡嗡自吹自擂，以至于人们从来也看不见哪只苍蝇有任何缺陷……第二， 对他们当权的后果一目了然：比如他们大肆鼓吹的“普世价值”——苍蝇选举，老鼠民主，能选出个什么来？不管选出的是谁，发号施令有人买帐吗？（不，有 “蝇”买帐吗？）谁见过苍蝇王、老鼠王？又有谁见过苍蝇老鼠遵纪守法、民主集中制？就凭“文人”（“知识分子”）拒绝任何约束、绝对自由主义的苍蝇本性和 文人相轻的秉性，即便“民主化”了，就能避免“政令不出中南海”？苍蝇老鼠治国，国家岂有不散之理？所以鲁迅说：“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⒄． 没有识别真假信息能力，没有信息抗干扰能力——因为不劳而获、脱离群众、脱离实践，“文人”（“知识分子”）不可能获得任何真知灼见。他们即便想实事求是 也做不到，因为他们的知识结构完全崎形，只有造假能力，没有辨假能力，没有任何抗干扰能力，无法分辨真假信息和真假知识。（详见附录四：为什么脱离客观实 践就必然没有辨假能力？） 

2．“靠权力生存”决定的主要行为规律

⑴． 权力高于一切，权力就是一切，一切为了权力，一切为了高人一等的特权

韩 愈凭什么那么大口气：“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能财货以事其上则诛”？权力。权力是“文人”（“知识分子”）的生命线。没了权力，“文人”（“知识分子”） 就没了“精英”特权，就玩不转“不创造财富、只掠夺财富、‘皇帝的新衣’专业户”，就无法生存。这个最核心的本质决定“文人”（“知识分子”）的生存一刻 也离不开权力和特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了权就没了一切；有了权就不可一世，没了权就狗屁不是。权力和特权对于“文人”（“知识分子”）来说是如同布帛 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是一个生存的法宝，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法宝。有权无权不是穷富问题，而是生死问题。 

“存 在决定意识”。对权力和特权地位的绝对依赖决定“文人”（“知识分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权力和特权——所拥护的必定有利于“文人”（“知识分子”）夺 取权力和特权，不管看上去如何冠冕堂皇天花乱坠，毫无例外都是借口，都是伪装，都是糊弄人——鼓吹“孔孟之道”，是为了通过科举获得权力和特权；鼓吹“普 世价值”，是为了通过选举获得权力和特权；鼓吹“人权”，是为了获得“精英”特权；鼓吹不受任何制约的绝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舆论自由”是为 了获得可以任意制造出能操纵一切的选择性舆论狂潮的绝对软权力；鼓吹“民主选举”，是为了利用任意制造出选择性舆论狂潮控制的绝对软权力轻而易举获得硬权 力；鼓吹“民权民意”、“减政放权”、“小政府大社会”是直截了当伸手要权（所以陈有西、张千帆会明目张胆要共产党把权交出来：“共产党承担了太多社会责 任”、“管得越多，死得越快”、“最高领导人要有改革的意愿，要放弃一些不适当的权力”）；鼓吹“司法独立”、“司法独立必须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是法官 个人的独立。院长、庭长都不能干预法官独立判案”是让“文人”（“知识分子”）从司法这个要害部门直接打开突破口，抓住司法刀把子横扫一切，一举夺取上层 建筑领域的一切权力；鼓吹“政改”、“政党轮替”，是为了发动政变“颜色革命”直接抢权……所反对的必定不利于自己的权力和特权，不管听起来如何理直气壮 义正词严，同样毫无例外都是借口，都是伪装，都是糊弄人——恰如鲁迅所说：“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 极其公正而且堂皇”。毛泽东说：“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拼死与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同样， “文人”（“知识分子”）拼死所做的一切：言谈举止、喜怒哀乐、狂热吹、恶毒诅咒……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获得权力、巩固权力、获得特 权、巩固特权——“文人”（“知识分子”）的权力和特权。 

只有明白这点才能明白如下的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在中国：

——“官本位”思想深入骨髓、人们普遍把当官掌权作为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

—— 鲁迅：“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汉重孝廉而有埋儿刻木，宋重理学而有高帽破靴，清重帖括而有‘且夫’‘然则’。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 腔，打官话。顶着一个皇帝做傀儡，得罪了官就是得罪了皇帝，于是那些人就得了雅号曰‘匪徒’”“中国的国魂里大概总有这两种魂：官魂和匪魂。” 

——中国民盟中央副主席索丽生：“上世纪60年代，能力强的教师都不愿意当官，觉得专业学术是比较崇高的，但现在风气不一样了，学校里中层干部岗位竞聘，教授们趋之若鹜，这个现象很不正常”；

—— 人大张鸣：“高校已经成为一个官场”、“现在中国高校体制行政化、管理官僚化衙门化，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在学校里，当官的不仅握有行政资 源，还有学术资源”、“现在官大学术大！你只要当了官你就掌握各种评审的权力，那么别人的晋升、评奖、拿项目以及学校的什么各种硕士点、博士点、一级学 科、重点学科、学科基地的评审就掌握在你手里了”、“你要不听我的，职称评不上，课题没有你的，奖金自然没有了，甚至你的补贴也会没有”、“所有东西都认 官不认学，这是中国学界的一个特点”。 

——“人才就业意向根据频率高低依次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企业、金融保险和竞争性企业等。”

——“有‘国考’之称的国家公务员网上报名将于今天24时截止。截至昨晚，不少职位的通过审查人数已超过千人，农业部一热门职位供需比已经突破3000比1。”（2007年11月02日《北京晨报》）

——“国家公务员网报24日结束3千人争抢一职位”（2008年10月23日《羊城晚报》）

——“国家公务员招考：七千人争抢五个热门职位”“地方公安系统暂居热门榜首”（2008年10月22日南昌新闻网）

——“百万人报考国家公务员”（2008年10月26日中国新闻网）

——“4723比1！2009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出现史上最‘惨烈’的一次竞争”（2008年10月27日《北京晨报》）

——“北大教授称大学越来越象官场极少人能心止如水”（2007年10月12日《新快报》）

——“中国博士数量达到世界第一竟然一半是公务员”（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院士，2008年9月4日）

——“当官真好：15博士向湖南省委书记求官9人被录用”“这9人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等几所北京高校和科研机构”“目前他们都担任副处级职务，享受正处级待遇”（2007年4月19日《南方周末》记者鞠靖） 

——“65个博士争当副县长”（2008年09月21日新华网主页-新华网评）

——“广东40教授争一处长职位”（2008年9月5日《新快报》）

⑵．永远跟着权力走，谁给奶谁就是娘，谁给权谁就是爹

苍 蝇逐臭狗觅屎，“文人”（“知识分子”）追着权力和特权打转转——从孔孟周游列国到今天，中国“文人”（“知识分子”）满世界跑官要权的传统一脉相承，原 则也一脉相承：谁能给自己带来权力和特权就认谁是正统正宗，就抢着去投靠效忠当走狗，否则立刻翻脸不认人——李世民兴科举，虽然他杀兄戮弟逼父篡位，“文 人”（“知识分子”）照样吹捧他是“有道明君”；秦始皇焚书坑儒，虽然他统一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照样诅咒他是“无道暴君”；看到崇祯皇帝大势 已去没办法再给自己权力特权了，虽然他是正宗皇帝也照样不买帐——李自成大军压境，崇祯皇帝亲自鸣钟召集文武百官，却“无一至者”；看到满清能给带来自己 权力特权，虽然是孔子门生也照样把祖师爷孔老二的“夷狄之有君，不如华夏之无也”之类扔到九霄云外，抢着去效忠套近乎（所以鲁迅说：“但据老例，则应说是 爱新觉罗氏之先，原是轩辕黄帝第几子之苗裔，唏于朔方，厚泽深仁，遂有天下，总而言之，咱们原是一家子云”）。当能靠科举当官掌权时“文人”（“知识分 子”）就满嘴“祖宗之法不可弃”、“国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爱国”是假，保护科举这“文人”（“知识分子”）当官掌权的特权是真。一旦没法 子再靠科举当官掌权，“文人”（“知识分子”）立刻把中国的一切全当成糟粕垃圾“劣等文化”一笔勾销，拼命鼓吹“全盘西化”、“普世价值”——“国际接 轨”、“先进文明”是假，利用软权力操纵选举当官掌权是真。从“尊孔忠君”、“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摇身一变为“全盘西化”、“普世价值”，看起来是从一 个极端跳到另外一个极端，其实“万变不离其宗”，目标都一样：“文人”（“知识分子”）当官掌权。 

鲁 迅说：“二十四史不现在么？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节妇和烈女？自然，或者是多到历史上装不下去了；那么，去翻专夸本地人物的府县志书去。我可以说，可惜 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节烈的妇女的名册却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几卷。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那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中国历史几 千年，“文人”（“知识分子”）不计其数，关键时刻当张褰、苏武、文天祥、夏完淳、史可法的是极少数，背叛投降的是绝大多数。为什么？“永远跟着权力走， 谁给奶谁就是娘，谁给权谁就是爹”的铁规律。《三国演义》里的鲁肃说得明白极了：“如肃等降操，当以肃还乡党，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降操，欲安所归乎？ 位不过封侯，车不过一乘，骑不过一匹，从不过数人，岂得南面称孤哉！众人之意，各自为己，不可听也”——人家的账算得一清二楚：抵抗侵略对自己只有风险而 没有好处——抵抗失败自己就什么都没了；抵抗成功自己却捞不到什么便宜——既然“文人”（“知识分子”）从来不干实事、从不肯冒险拼命，那要抵抗也是别人 的事，成功了功劳是别人的，没自己什么份儿；而投降对“文人”（“知识分子”）从来有益无害：背叛投降也不是人人都有资格的。无名小卒“大老粗”想背叛投 降对方都不一定稀罕，唯独“文人”（“知识分子”）从来不怕没有背叛投降的资格：“精英”级走狗的需要总是有的，“文人”（“知识分子”）投降了不愁没出 路，起码能当上高水平的“精英”级走狗，用鲁迅的话说是“宠儿，——不，宠犬，其地位虽在主人之下，但总在别的被统治者之上的”、“所谓‘文艺家’的许多 人，是一向在尽‘宠犬’的职分的”。因此“文人”（“知识分子”）永远比普通人多条后路，不愁投降没官当、没特权。既然自己反正稳赚不赔、倒霉的永远是别 人，那当然抵抗不如投降。难怪自古以来中国遇到强敌入侵时“文人”（“知识分子”）总是主张求和投降——曹操大兵压境，东吴的“文人”（“知识分子”）鼓 吹求和投降；金兵入侵，宋朝的“文人”（“知识分子”）鼓吹求和投降；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们拼命咒骂义和团的抵抗是“野蛮抗拒 文明”，从而直接导致了九．一八时的“绝对不抵抗”。毛泽东牢记了这个历史教训，毅然决策抗美援朝，“文人”（“知识分子”）对此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变本 加厉拼命鼓吹对外来侵略求和投降，咒骂老百姓保卫钓鱼岛是“义和团式的爱国”、“暴民”、“爱国贼”、“强迫他人仇日的逻辑很危险”、“不要任何事都与主 权混为一谈”…… 

遇 到强敌入侵时妥协投降只是保住权力和特权的消极办法。“文人”（“知识分子”）追求起权力和特权来要远比这积极主动：“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 上”——不等人家打上门来刀架到脖子上，自己就主动投靠要权要地位，主动叛国，主动积极给对方出谋划策消灭自己的国家——且不算春秋战国时代朝三暮四的说 客谋臣纵横家，后代比较有名的有：汉代的中行悦、明代的范文程、民国的汪精卫、如今的刘晓波、焦国标……别人当汉奸还可能是生活所迫，“文人”（“知识分 子”）当汉奸则完全是因为权力得不到满足；别人当汉奸还可能是被动的、不得已的，“文人”（“知识分子”）当汉奸则从来是主动的、自觉自愿的；别人当汉奸 还可能消极应付留有余地，“文人”（“知识分子”）当汉奸则必定积极主动穷凶极恶。消极被动当汉奸的干起坏事来往往坏也有限，积极主动当汉奸的“文人” （“知识分子”）干起坏事来从来斩尽杀绝不留余地——替元朝灭亡南宋汉人政权的，是汉人的“文人”（“知识分子”）张宏范；为满清灭亡明朝汉人政权出了大 力的，是汉人的“文人”（“知识分子”）洪承畴；替满清出主意逼汉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是汉人的“文人”（“知识分子”）孙之獬（而具体搞 “杨州十日”、“嘉定三屠”大屠杀的主力也都是从汉人）；替日本出谋划策征服中国人灵魂的，是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胡适；主动投靠日本成立汉奸 傀儡政府的，是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汪精卫；如今主张“三百年殖民地”、“救美国就是救中国”、把中国老板的亿万血汗换成外国白条、帮助西方国 家用转基因武器灭绝中华民族的，是今日中国各路“文人”（“知识分子”）“精英”…… 

“文 人”（“知识分子”）是中国人中最不可靠、最不可信、最背叛成性、最卖国上瘾、最有条件叛国当汉奸的一群。别人想叛国当汉奸也不一定有机会有资格，唯独 “文人”（“知识分子”）从来不怕没有叛国当汉奸的机会和资格，从来不愁找不到主子，当起汉奸来永远比其他人得天独厚、近水楼台、多条后路，因此当汉奸的 积极性永远比别人高一大截。其他人叛国当汉奸没有象样的理论，唯独“文人”（“知识分子”）叛国当汉奸有完整的“理论根据”：“良禽择木而栖”、“识时务 者为俊杰”、“顺天命”、“先进文明”、“忍辱负重”、“权宜之计”、“曲线救国”、“尺蠖之曲，以求伸也”、“用心良苦”、“我不入火坑谁入火坑”…… 这样的客观存在、这样的“理论根据”和“靠权力生存”、“一切跟着权力走”这个本质决定“文人”（“知识分子”）只会忠于权力特权，不会忠于任何人，更会 不忠于国家和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背叛和出卖的传统——从春秋战国时代起跳槽换老板就成了中国“文人”（“知识分子”）们的家常便饭和司空见惯，谁给奶谁就 是娘，谁给权谁就是爹，不需要道理，不需要解释，不需要任何顾忌，只要私欲不得满足马上背叛出卖，只要有权可图立刻改换门庭，只要不得重用随时叛变投降 （所以会有成语“朝秦暮楚”）。“文人”（“知识分子”）没有祖国，没有民族，没有是非，没有正义，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自己的权力和特权。因此“文人”（“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叛国叛惯了，卖国卖惯了，亡国亡惯了，反复无常反复惯了，根本不在乎再来一次叛国、再来一次卖 国、再来一次亡国、再来一次反复无常。 

⑶．以“‘文人’（‘知识分子’）是否掌权和拥有高人一等的特权”为标准衡量一切

“文 人”（“知识分子”）判断一切的唯一原则就是是否有利于自己掌权和确保特权。这个原则决定“文人”（“知识分子”）判断是非曲直标准非常简单明确——“四 个凡是”：凡是让“文人”（“知识分子”）掌权和拥有高人一等的特权的人就是好人，不好也必须说好；凡是不让“文人”（“知识分子”）掌权和拥有高人一等 的特权的人就是坏蛋，不坏也必须说坏；凡是“文人”（“知识分子”）能掌权和拥有高人一等的特权的时代就是好时代，不好也必须说好；凡是“文人”（“知识 分子”）不能掌权和拥有高人一等的特权的时代就是坏时代，不坏也必须说坏。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不管黑道白道，让“文人”（“知识分子”） 获得权力和特权的就是正道；不管是谁，谁给“文人”（“知识分子”）权力和特权谁就是“正统”、“仁政”“、“得天命”、“先进文明”，谁妨碍“文人” （“知识分子”）获得权力和特权谁就是“无道”、“逆天”、“反文明”、“野蛮专制”。 

为 何如此？利益需要，生存需要——“文人”（“知识分子”）不抬高自己、不贬低老百姓就不能证明自己是高人一等的“精英”，不能证明自己是高人一等的“精 英”就无法篡夺权力获得特权，不篡夺权力获得特权就不能骑到老百姓头上欺负老百姓，不能骑到老百姓头上欺负老百姓就当不成吸血鬼、寄生虫，就不能生存。这 种天然的敌对关系使他们必须敌视人民群众的一切，必须无孔不入地吹捧抬高自己、诬蔑贬低人民群众——归根到底一句话：自己压迫别人有理。 

明白了这个利害关系，对“文人”（“知识分子”）的种种行径立刻一目了然：

—— 必须妖魔化毛泽东——“文人”（“知识分子”）坚持“精英论”、坚持“精英创造历史”，毛泽东坚持“人民创造历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人” （“知识分子”）坚持“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毛泽东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文人”（“知识分子”）坚持“压迫有理”、“剥削有理”、“只许我压 迫，不许你反抗”，毛泽东坚持“造反有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只要老百姓知道世界上有个毛泽东，“文人”（“知识分子”）的天堂就受到威 胁，因此必须从老百姓心目中抹掉毛泽东，必须彻底妖魔化毛泽东。这是“文人”（“知识分子”）的生存需要，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 必须妖魔化一切革命群众运动，尤其必须妖魔化义和团运动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中国革命运动——如果承认群众运动有任何积极性、尤其是承认义和团运动使中 国避免了被瓜分的命运、承认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挽救了中国，那就等于承认“人民创造历史”，“精英创造历史”的神话就要破灭，“社会必须由‘精英’治 理”的“理论”就占不住脚，“文人”（“知识分子”）掌权享特权的根本目标就无法实现。 

—— 必须美化秦桧、李鸿章、曾国藩、胡适、汪精卫等“文人”（“知识分子”），不管他们干了什么坏事都必须美化，因为承认他们是坏蛋既有损于“‘文人’（‘知 识分子’）一贯正确”的神话，也妨碍自己有样学样根据“永远跟着权力走，谁给奶谁就是娘，谁给权谁就是爹”的原则卖国当汉奸。 

——必须把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黄继光、雷锋、陈永贵、王进喜等一切工农兵英雄都从青少年头脑中抹掉，因为他们不是“文人”（“知识分子”）。承认他们是英雄就等于承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就危害了“精英创造历史”，危害了“文人”（“知识分子”）掌权享特权。 

——必须把鲁迅赶走，因为鲁迅的文字是匕首投枪，把“文人”（“知识分子”）的一切画皮伪装都戳了个稀烂，让“文人”（“知识分子”）浑身不自在，提起来就咬牙切齿。

—— 必须把“1949年以前”的“民国时代”乃至满清时代（甚至包括“满洲国”时代）说成世外桃源无比和谐，因为那是“文人”（“知识分子”）作威作福当官掌 权高人一等的时代。根据“四个凡是”，那样的时代必须美化——尽管那时的中国不断挨打、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尽管那时到处都是横行肆虐的军阀和 土匪横行霸道（仅河南一省除了各路军阀之外光土匪就有40万）；尽管那时“自古未闻屎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强加在老百姓身上的苛捐杂税不动就几十种层 出不穷：青苗捐、烟捐、卫生捐、青山费、马路费、招待费、人口税、花灯税……四川某些地方农税居然“预征”到了民国一百年（2012年）以后；尽管那时中 国每年饿死的人不计其数——1920到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亡1000多万人，1928到1930年北方八省再次连续大旱，蝗、风、雪、雹、水、 疫并发赤地千里，倒毙的饿殍起码1000万，1942年中原爆发大饥荒，1000万人口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做流民，人口瞬间削减三 分之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经统计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整个民国时代更是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的人口；尽管 那个时代国民党蒋介石曾一杀人就上千万——1938年蒋介石下令扒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一下子就淹死2500万人，因饥荒、瘟疫造成的死亡在4000万以上 （蒋介石借口军事机密事先严密封锁消息，根本不通知老百姓疏散迁移，导致老百姓毫无防范而突遭灭顶之灾，而日军有具可查的溺毙只有4人）；尽管那时中国人 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而1979年中国人均寿命是68岁）……所有这一切必须概不认帐，必须千方百计把那个时代描绘成人间天堂：“色彩斑斓的时代”、 “民主受尊重的时代”、“民国教授的高薪生活：有房有车有地位”、“大学教授是民国期间一个非常体面的职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 大学教授们过着非常优越的物质生活，当时的政府哪怕财政捉襟见肘，也不曾亏欠这些学者们的薪水，他们的幸福生活常常让后人感叹不已”、“民国虽是政治上的 乱世，却是文化上的盛世”、“民国北京房价：工薪阶层攒几年钱轻松买小院”、“资本家感觉，做生意挺容易，除了战乱，没有什么人干涉他们。教授和学生感觉 也好”、“1927年的武汉纺织女工月薪30多块大洋，可买6000～9000个鸡蛋，养活一家四口毫无压力”、“旧社会学徒工待遇远比现代血汗工厂优 厚，每年带薪休假72天”、“民国时期的‘温饱’早已不是问题，‘员工福利’大大超过新中国的任何时期”、“新中国60年，中产阶级收入水平还没有达到民 国贫困线”……不撒下如此弥天大谎，怎么能让人们认同“文人”（“知识分子”）必须掌权有特权？ 

—— 必须把毛泽东时代说成惨无人道的人间地狱，因为那是“文人”（“知识分子”）不能为所欲为高人一等欺负老百姓的时代。根据“四个凡是”，这样的时代必须妖 魔化——尽管“1949年”以后中国再也不挨打、再也没有遭受战乱、再也没有土匪军阀横行霸道、再也没有苛捐杂税、再也没有军阀割据、再也没有外敌入侵、 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人命危浅、朝不保夕、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增长到1949年的68岁、中国大规模实行了工业化现代化、在一个一穷二 白的农业古国里从无到有建立起完整独立的工业基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搞出了两弹一星为代表的现代国防力量，让世界上一切强国对中国从轻蔑藐视、动不动久 打、“兵端不难屡兴”到肃然起敬、“不要入侵中国”、“不要在中国大陆跟中国军队较量”、彻底结束了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百年挨打、百年屈辱的历史……不一笔 勾销这一切，怎么能让人们得出“‘文人’（‘知识分子’）不掌权、没有特权就必然天下大乱国将不国”的结论？ 

——所以“文人”（“知识分子”）要不遗余力编造“饿死三千万”（而对国民党花园口决堤一次就淹死四千万的确凿罪行则只字不提拼命掩盖）、“广西大规模吃人肉”、“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之类耸人听闻的弥天大谎； 

—— 所以“文人”（“知识分子”）俞可平要声称“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时代“没有了人道主义”、“没有了以人为本”、“人们的正常情理和心态受到严重的扭 曲”——“1949年以前”的中国内战不断，“1949年以后”的中国再也没发生过大规模内战。“乱世人命不如狗”、战乱不断、动辄死人成百上千万、光花 园口决堤一次就导致四千万死亡的“1949年以前”反而是“人道主义”、“以人为本”；不打仗不死人的“1949年以后”反而不是“人道主义”、不“以人 为本”。逻辑：“战乱死人＝人道主义、以人为本”，“不战乱不死人＝没了人道主义、不以人为本”； 

—— 所以“文人”（“知识分子”）要大骂“两弹一星”的功臣科学家：“《两弹元勋：人类的敌人，民族的罪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为不适合掌管两弹的人制造了两 弹。”“毛泽东邓小平们几十年来一直拒绝世界民主大潮，拒绝对人民下放权力，凭什么？凭他们手中的两弹威胁。对中国人民这几十年蒙受的灾难，钱学森，邓稼 先们难辞其咎！”“如果没有核武的话，天朝早就变成民主国家了！”（《南方都市报》创始人、新京报前总编辑程益中） 

—— 所以“文人”（“知识分子”）们要彻底否定中国革命、大肆宣扬“今不如昔”：“上个月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我不知道有什么值得纪念的。我们一档一档的 退回去，退到清末，应该还是清末最好。这100年的暴力、腥风血雨的结果，江河日下”、“63年没有暴力革命的时期不见得比前面40年好呀，比如新闻自 由，即使抗战时期的上海也比今天的上海宽松吧”、“清国的时候就有民间报纸了，现在有吗？”、“就舆论自由来说，现在不如晚清，不如北洋时代，也不是国民 党时代”、“现在的人大不是如晚清的咨议局有代表性和实权”、“不要忽悠老百姓，即使当奴隶还是活着的，一旦当了炮灰死了什么也不知道了，20世纪前半期 证明这点，当然不暴力也会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岂不闻好死不如赖活吗？” 

……

所 有这些颠倒黑白不是发热昏胡说八道，而是“文人”（“知识分子”）“四个凡是”的需要：为了“文人”（“知识分子”）掌权有特权，必须不择任何手段。只有 明白了“文人”（“知识分子”）判断是非的“四个凡事”才不至于白费气力跟“文人”（“知识分子”）瞎耽误工夫辩论是非澄清真相：不管你如何证明屎臭也休 想说服狗不吃屎，不管你如何摆实事讲道理也休想说服“文人”（“知识分子”）实事求是——人家的一切都是利益需要，决非言词所能动。 

⑷．为权力和特权不择任何手段，《厚黑学》专家，脸皮更厚，心更黑

根 据李宗吾的《厚黑学》，靠权术吃饭的人脸皮必须厚，心必须黑。古今中外围绕着“权”发生的惊心动魄和惨无人道不知道有多少。权力使人残忍。权力使人卑鄙。 权力使父子相残、夫妻反目、兄弟敌对、人成野兽。古往今来只有“文人”（“知识分子”）才有资格当官掌权，因此“官员”跟“文人”（“知识分子”）实际是 一码事。小说《儒林外史》实际是“官员外史”，《官场现形记》实际是“‘文人’（‘知识分子’）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实际是“二十年目睹‘文 人’（‘知识分子’）之怪现状”。今日所谓“无官不贪”实际是“无‘文人’（‘知识分子’）不贪”。中国只有毛泽东时代破除了非“文人”（“知识分子”） 不能当官的规矩，而毛泽东时代的干部从来没有没那么多丑闻。这从反面证实贪官跟“文人”（“知识分子”）是“一个东西，两块牌子”。官场黑暗就是“文人” （“知识分子”）场黑暗，官员丑闻就是“文人”（“知识分子”）丑闻，官员的一切丑陋本性就是“文人”（“知识分子”）的丑陋本性。“文人”（“知识分 子”）因为“有文化”、“有理论”、“有知识”，弄起权来比“没文化”、“没理论”、“没知识”的人脸皮更厚，心更黑： 

脸皮更厚——马屁大王、裙带官儿、“洗鸟御史”、“狗叫侍郎”、“鹅鸭谏议”、“蛤蟆给事”、“舔痔贵人”、“吮痈舐痔”……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这些“创举”在普通老百姓里见过吗？外国人比得上吗？

心 更黑——同样是残酷无情，“没文化”、“没理论”、“没知识”的土老帽跟“有文化”、“有理论”、“有知识”的“文人”（“知识分子”）相比水平差得可不 是一个数量级：一个凭自发冲动，一个凭“理性思维”；一个全靠个人摸索自学累积经验，充其量不过一个人一辈子几十年的活动范围所能接触到的人和事，终归有 限，一个充分吸取前人的一切成果，不断总结经验推陈出新，远远超出一个人一辈子能想得出来的一切干坏事的主意——比如中国古代杀人折磨人的刑罚，什么墨、 劓、剕、宫、大辟、笞、杖、徒、流放、株连、刺配、凌迟、满门抄斩、灭九族……如此丰富多彩狠毒残忍成龙配套，“没文化”、“没理论”、“没知识”的土老 帽一个人自己摸索一辈子能弄出多少？这些东西能出现，全靠多少代人的不断实践、总结经验、不断累积、记录在册、传之后人。这除了读书识字能从书本上汲取前 人经验的“文人”（“知识分子”）谁干得了？更不用说发扬光大推陈出新了。比如最残酷的凌迟之刑就发明于“文人”（“知识分子”）最吃香的宋朝，不用说这 是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一大杰作。“没文化”、“没理论”、“没知识”的土老帽土匪强盗那有这种本事？他们再残忍也是按直觉杀人、“激情杀 人”，哪象“文人”（“知识分子”）是按理论杀人、“理性杀人”，比如“治乱世用重典”、“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对刁民不能手软”、“老百姓算个 屁”……按直觉杀人、“激情杀人”不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想到哪儿干到哪儿，逮着谁算谁，必然有漏洞，受害者还有侥幸逃过的机会；而按理论杀人、“理性杀 人”则能避免盲目性、随机性、偶然性，做到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有标准、有监督，完全彻底，一杀就是一大片一大批，杀人不见血，杀人不用刀，杀人不用 自己动手，而是“君子远庖橱”，一动嘴巴一动笔就轻松愉快完成了杀人动作，根本不存在因见了受害者的血淋淋的惨不忍睹而感到良心不安的可能，被他们盯上了 躲都无处躲，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不斩尽杀绝不罢休。“文人”（“知识分子”）为了权不惜一切，为了权杀人整人残酷程度也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人——中国古 往今来杀人整人最狠最彻底的全是“文人”（“知识分子”），而且“学问”越大，杀人整人越狠越彻底越毒辣。仅举几例： 

第一，朱熹：号称“理学大师”，带头男盗女娼不算，还专门用“理”杀人——一番“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谬论把全中国的妇女一下子都变成彻底的奴隶，更下了一层地狱，流毒几百年，害人远远超过了一朝一代。

第 二，孙之獬：满清“留发不留头、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是怎么来的？汉人山东进士（孔老二的门徒兼老乡！）孙之獬上书提议的。本来满清建立之初仍准汉人官员 穿汉服。孙之獬为了讨好满清统治者首先剃发改穿满装——这个孙之獬为向上爬从来不择手段，宦官魏忠贤当权时他拼命巴结魏忠贤，魏忠贤倒台了他不吃香了，满 清一来立刻就积极投靠满清，重新使出巴结魏忠贤的拍马屁手段，带头与全家一起剃头留了辫子换上满装，果然立刻当了满清的礼部侍郎。但他这个穿满人服装的汉 人却到处碰壁——满族官员不准他站在满族官员行列里，说他是汉人；汉族官员不准他站在汉族官员行列里，说他穿的是满服。孙之獬恼羞成怒，立刻上疏提议下令 汉人剃发留辫，上纲上线道：“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这下子立即打动了满清决策者，于 是有了“留发不留头、留发不留头”的严厉决策，有了“杨州十日”、“嘉定三屠”，有了“江南百万生灵，尽膏草野，皆之獬一言激之也”——为了自己的权位， 不惜杀人百万，不惜毁灭汉族千古以来的风俗习惯——如此狠辣歹毒的事，普通老百姓想都想不出来，只有为了权力的“文人”（“知识分子”）才不但想得出来， 而且干得出来，干得还毫不犹豫眼都不眨一眨。（不知北京知名金融高管刘志勤口口声声“至于那些少数知识分子的失当行为，相信会得到自我修复，不足为虑” 时，是否把孙之獬的这种勾当也算成“少数知识分子的失当行为”、“相信会得到自我修复”“不足为虑”？） 

第 三，曾国藩：既是“理学大师”、“道学家”、“儒家标杆”、“中兴名臣”、“湖湘学派大老”、“文正公”、“知人善任”、“中国传统文化捍卫者”、“中国 传统文化持家教子最成功者”、“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典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样板”、“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又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曾剃 头”、“曾屠夫”、“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为悔”、“开就地正法之先河”、“不分主从，一律剖腹挖心，剜目凌迟”、“闻‘曾剃头’之名，小儿不敢夜 啼”、“金陵之役，伏尸百万，秦淮尽赤，号哭之声，震动四野”……这两个身份一点也不矛盾。“文人”（“知识分子”）的“理学”、“道学”说穿了就是确保 “文人”（“知识分子”）“自己人”享受特权的秩序，维护“理学”、“道学”就是维护“文人”（“知识分子”）的权力和特权。既然“文人”（“知识分 子”）的权力和特权高于一切，那为了这个高于一切的权力和特权当然不惜一切，对胆敢冒犯“上等人”秩序的老百姓决不会客气，杀起人来决不手软。“文人” （“知识分子”）的“理论”越多、“学问”越大，杀人的本事也越大，杀起人来越凶越彻底。所以毛泽东说“路线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 

第 四，蔡元培、吴稚晖：在今日“文人”（“知识分子”）口中笔下，这两个人都是不得了的大牌学者、“民主人士”——蔡元培：“教育家”、“革新北大，开‘学 术’与‘自由’之风”、“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五四运动中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多方营救被捕学生”、“容纳异己的 雅量”、“为我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吴稚晖：“教育家”、“中国学术界一颗光芒四射的慧星”、“圣贤传人、理学卫道 者”、“唯一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授予‘世界文化学术名人’称号的中国人”……然而根据“玉表”的文章“民国很黑，大家不要萌他”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6170），这两个“大牌学者”杀起人来一点 都不含糊：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清党，这个“著名教育家”、北大校长蔡元培就是幕后主谋之一。他与吴稚晖以国民党监委的身份一起起草了清党的决定， 领衔发出了清党通电，之后又亲自主持江浙地区的清党工作，把浙江国民党的基层干部一扫而空，直杀得人头滚滚、血流成河，颇有当年“曾剃头” ——曾国藩的风采。蔡元培从一开始就在蒋介石的上海龙华司令部积极策划清党方案，连日商讨罗列需要抓捕的人选名单，之后又一次次地公开宣言，要对共党和左 倾分子斩草除根，坚决不肯停止清党，最极端的时候甚至把自己的得意门生柳亚子（同样是国民党监委），也列入了清理和通缉的黑名单——大牌“学者”一翻脸就 成了杀气腾腾的冷血屠夫，什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开‘学术’与‘自由’之风”，早扔到九霄云外去了。吴稚晖更是公然说过：“……（中共）留在世界 上是祸水，送监狱是多事，倒不如直接杀了省事”——可见读书人的“文质彬彬”、“兼容并包”等只适用于“文人”（“知识分子”）这类对“自己人”，对老百 姓绝无半分“兼容”，而是心狠手辣，杀起人来从来不手软。 

根据“玉表”的“民国很黑，大家不要萌他”：

—— “1927年4月清党前，国民党拥有约65万普通党员(在海外和军队内还有近30万)，而到1928年3月，即上海‘4．12’和武汉‘7．15’之后约 一年，国民党员人数已经锐减到了22万！也意味着国民党这次清党最起码自己清掉了38万国民党党员，超过全部普通党员的一半还多！” 

—— “因为在国共合作之初，共党在国民党内的组织活动是秘密的，除少数中共要员外，绝大多数党员的身份并未公开，所以清党最大的困难就是分不清谁是共产党。于 是，蒋介石和汪精卫索性就来了个一锅端，清党的军队一到地方，就立即将当地县、乡或区的国民党部人员集体关押或杀害，根本不分什么国、共—— 这才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这句口号的真正含义！根本就是在下令要良莠不分，把全体国民党基层党员和‘疑似共产党员’统统杀光！” 

——“中共肃反虽然同样冤案颇多，但也从来没有哪次会一下子杀掉过半党员的……”

今 日“文人”（“知识分子”）拼命宣扬“共产党专杀自己人”——人大教授张鸣在微博宣称“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这已经成了普遍的现象。当年苏共，死在自己内 部肃反手里的自己人，比死在白军手里的多。同样，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死在自己人手里的共产党人，也比死在国民党手里的多。红色革命，就是这样，对自己人的 残忍，成了革命性的标志”(张鸣说史2012-11-11）（http://t.163.com/zmbaohu/column /-2704171376052591951)。看了上述历史事实就可以知道“文人”（“知识分子”）笔下的“历史”是何等信口开河。 

中 共内部确实发生过借肃反乱杀人的情况，但这全发生在中共中央由“文人”（知识分子”）当权时期，尤其是王明、博古为首的“二十八个半”莫斯科中山大学的 “洋海归”等大牌“文人”（知识分子”）当权的时期——王明、博古提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看谁不顺眼，扣上顶帽子就杀。尤其是“二十八个半”中的夏 曦，简直穷凶极恶丧心病狂。他１９３０年自苏联回国担任湘鄂西分局书记，立即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大搞肃反扩大化：“肃反”、“清党”、抓 “改组派”、打“ＡＢ团”……稍有不同意见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泽东诗词“蝶恋花”中“我失骄杨君失柳”的“柳”（柳直荀）就是因有不同意见而 被夏曦扣上“国民党改组派”的罪名下令逮捕杀害的。夏曦在洪湖呆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和候补执委中半数以上 被杀害，仅1931年5月中旬就逮捕了“社会民主党分子”1670人，其中700余人被处决。红四军主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中，仅倪志亮、王树声幸免， 余皆被杀；仅30团被杀的干部就有500人之多。（“文人”（“知识分子”）出身的张国涛肃反杀人同样不手软，而且专杀读过书的。如今的“文人”［“知识 分子”］从来不提“文人”［“知识分子”］出身的张国滔专杀知识分子，只捏造毛泽东“专门迫害知识分子”）。“死在自己人手中的共产党员比死在国民党手中 的共产党员多得多”全都发生在这些“文人”（“知识分子”）当权的时期。制止了这种野蛮罪行的是毛泽东——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 言权”、“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嘉勉”、“团 结—批评—团结”等等一整套方针政策就是针对王明、博古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毛泽东当权时期的肃反虽有冤案，但绝无滥杀。说“中国的苏维埃运动， 死在自己人手里的共产党人，也比死在国民党手里的多。红色革命，就是这样，对自己人的残忍”用来描述中共由“文人”（“知识分子”）、尤其是王明、博古等 大牌“文人”（“知识分子”）当权时期还可，用来描述中共由毛泽东当权时期则纯粹是污蔑。真正滥杀无辜的是混入共产党内篡夺了大权的“文人”（“知识分 子”）；制止滥杀无辜的是被当年的“文人”（“知识分子”）骂为“右倾”、被如今的“文人”（“知识分子”）骂为“极左”的毛泽东。 

死 于王明、博古瞎指挥的共产党人比死于他们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共产党人多得多：白区力量损失100％，苏区力量损失95%——30万红军只剩下不到 3万，几十万人都被“文人”（“知识分子”）的当权弄死了。这就是说，毛泽东当权前加入共产党的人绝大多数都活不成，毛泽东当权之后加入共产党的人绝大多 数才有生存的希望。因此历史的事实不是“死在自己人手里的共产党人比死在国民党手里的多”，而是“死在内部‘文人’［‘知识分子’］手里的人从来都比死在 外部敌人手里的多”——“文人”（“知识分子”）从来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专门窝里斗，专门欺负“自己人”，不管是共产党内的、国民党内的还是封建王朝内 的“文人”（“知识分子”）都如此——今日的“文人”（“知识分子”）不是整天叫嚣“杀左族毛”吗？权还没完全到手已经如此杀气腾腾，大权在握还得了？从 古到今都一样，“文人”（“知识分子”）最擅长的就是对“自己人”下毒手，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 

第 五，厉以宁：轻轻松松一句“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 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一下子就把几千万工人、几亿农民变成了“改革代价”——认识都用不认识，见面都不用见 面，随随便便一句话就剥夺了几亿人的生存之道，只能自生自灭，死了活该，杀人不见血，杀人不用刀，置几亿人于死地还振振有词：“结果平等是不应该的，机会 均等是不可能的”“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 仇富心理”——“文人”（“知识分子”）对老百姓的残酷无情凶狠歹毒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 

第 六，刘晓波和“民运精英”：轻轻松松一句“三百年殖民地”一下子就把整个中华民族一笔勾销了——美洲当了“三百年殖民地”是什么后果？印地安人基本灭绝。 让中国当殖民地，当一代两代还不够，还非跟美洲一样当足三百年不可，不是要中华民族跟“三百年殖民地”的印地安人一样下场又是什么？不是蓄意灭绝中华民族 又是什么？——不是消灭一两个人、一两代人，不是消灭一两地区一两个省的人，而是整个中国整个中华民族子孙后代全要干掉。如今中国人口十三亿，正常情况下 三百年繁衍累积将会有多少？象美洲印地安人那样经过“三百年殖民地”基本灭绝，杀人数字会是多少？起码成百上千亿。相形之下希特勒的毒气室算老几？编造的 耸人听闻的“饿死三千万”也立刻显得苍白无力——如此歹毒、如此凶残的图谋，普通老百姓想得出来吗？“文人”（“知识分子”）不但想得出来，而且满不在乎 地公布了出来，而且不是刘晓波一个人如此主张——“民运精英”在“三百年殖民地论”出笼后仍然坚决支持刘晓波，证明他们完全志同道合，一致主张经过“三百 年殖民地”灭绝中华民族。为什么如此？为了权，为了刘晓波代表的“文人”（“知识分子”）能独霸政权。这证明当代中国“文人”（“知识分子”）为权力和特 权不择任何手段，其恶毒残暴远远超过古往今来一切最凶狠的杀人恶魔。 

3．“靠软权力篡夺硬权力”决定的主要行为规律

⑴．空手套白狼，权力交易

猪 的理想是天下人都信回教（如果猪有理想的话）。“文人”（“知识分子”）的理想是天下人都信自己是诸葛亮（如果“文人”［“知识分子”］有理想的话）—— 闭门家中坐，权力天上来，天上掉下顶乌纱帽，使劲摘都摘不掉，自己什么都不用干，手指头都不用动一动，甚至吭都不用吭一声，就有人主动上门急着把官帽子往 自己怀里塞，自己还爱搭不理摆臭架子躲着不见面，非等对方三顾茅庐、陪笑脸、三鞠躬、小心翼翼、低声下气地求自己、让自己出足了风头之后才肯赏脸，而且一 上来就“剑印伺候”、全权相授，从此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大权在握、独断专行——连“临终托孤”都额外开恩：“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天下还有 比这更理想的美事吗？“文人”（“知识分子”）没完没了地宣扬神化诸葛亮是虚，真正的卖点是权：快拜我为诸葛亮，顾我的茅庐，把权力交给我！ 

如 此白日梦美则美矣，只是有一点让人想不通：诸葛亮那么大本事，为什么自己不当老板，却非得给个窝囊废打工、消极被动地等着别人来雇自己？——后来的“文 人”（“知识分子”）们拼命宣扬“三顾茅庐”无非是要老板重视自己、重用自己。然而老板再礼贤下士也是老板，你架子再大也是个打工的。真有本事，为什么是 他来用你而不是你去用他？既然那么离不开政权，那为什么不自己创建一个？这不比求爷爷告奶奶乞人重用更可靠更直接？ 

问题在于，历史上任何新政权最初都是从零开始，要当一把手就不免白手起家从头干起，从最基础的东西干起。

中国“文人”（“知识分子”）对历史上的开国之君起家的记述从来都是神话，充满了“天生异象”、“天降祥瑞”、“神仙显灵”、“高人相助”之类故事新编，根本看不出历史真相。只有从《毛泽东选集》中可以知道毛泽东当年是如何“从最基础的东西干起”的：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 到会的人，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我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 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 全部腐败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作调查时该县的一个小狱吏。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 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开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 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够。必须给予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 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 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 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说，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 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这 一切，自命不凡的“文人”（“知识分子”）们怎么可能做到？他们怎么肯承认“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怎么肯 “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怎么肯“满腔的热忱”、“眼睛向下的决心”、“求知的渴望”、“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怎么肯承认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他们所作所为恰恰相反： 

“作 为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的博古，对于军事问题一窍不通，完全依赖于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而李德对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情况又一无所知，且作风恶劣，专横 跋扈，主观武断，他在博古等人的支持下，一跃成为中共临时中央的‘太上皇’。他一人躲在房子里，完全凭着地图指挥战斗。可是，当时的地图大部分是一些简单 的草图，误差较大，不够准确，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图上看只有一百里路程，他也不问是山路还是平路，也不给部队留吃饭和休息的时 间，敌情、气候和自然条件等等困难都不考虑，只凭比例尺量地图上的距离来推算路程，定下到达和投入战斗的时间，又常常不留余地，这给红军指战员的行动带来 了很大的困难，有些困难根本是不可能克服的，常常使部队不能按时投入战斗，以致连吃败仗。这本来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 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得反对意见。红一方面军由于在博占、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下，苦战近两个月，第五次反“围剿”初期节节失利，根据地日蹙而 无法恢复。”《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实景记录》 

看 看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毛泽东，再看看高高在上专横跋扈的“文人”（“知识分子”），光凭这就可以知道“文人”（“知识分子”）根本不具备独当一面打天 下建立政权的素质——而前面已经说了，“文人”（“知识分子”）的行为特征是不干实事，不负责任，不劳而获，如蝇如鼠，毫无凝聚——文人之间尚且相轻，何 况他人？没能耐打基础，没本事凝聚人，就凭这，“文人”（“知识分子”）根本成不了大器，“秀才造反，永世不成”。难怪中国历史上那么多朝代，开国之君没 一个是“文人”（“知识分子”）。 

这 还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对“文人”（“知识分子”）来说，直接建立政权绝对不合算，是个赔本的买卖：“乱世英雄起四方”、“江山如此多娇， 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争天下的无数，成功者只能有一人，其他的都得死。如果自己参与其中，失败死亡的概率超过90%。与其当个中流砥柱以命相赌，不如顺 水推舟见风使舵，等别人打下了天下再去投靠，然后“空手套白狼”，把现成的权力篡夺到手，什么风险也不担就能吃现成饭坐享其成，这不比流血拼命合算得多？ 

“文人”（“知识分子”）为什么那么笃定自己能“空手套白狼”、不参与建立政权却有把握后来居上篡夺大权？

诀 窍就在于“权力交易”——用“文人”（“知识分子”）手里的软权力跟掌握了硬权力打天下的人做交易：你重用我“文人”（“知识分子”）当官，我就帮你当皇 帝——皇帝由你做，官吏由我做。我不跟你争最高权力，但必须争压榨老百姓的权力，争能欺负老百姓的特权。交换条件是用软权力帮你建立政权巩固——历史充满 了这类故事：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谁尊孔即同意给“文人”（“知识分子”）特权、让他们“学而优则仕”，“文人”（“知识分子”）就吹捧谁“真命天子”、 “得天命”、“顺人心”、“众望所归”、“人心所向”……“软权力交换硬权力”的交易基础就此奠定。所谓“传檄而定”、“往风归降”不过是“软权力交换硬 权力”的具体成果：用“传檄”、“望风”这些软权力获得“而定”、“归降”等本来靠硬权力才能获得的成果。 

更 大的权力交易是在新政权建立之后：“文人”（“知识分子”）鼓吹必须重用自己的最大王牌是“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开国元勋功臣宿将手握大 权对皇帝后代很危险，保不定说反就反了，还是“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样的窝囊废安全：既不中用又一盘散沙，离不开权力自己又建立不起来权力，成不了气候，有 贼心没贼胆，不敢造反，想反也没那个能耐——跟尾大不掉拥兵自重造反争权军阀割据相比，“文人”（“知识分子”）的贪污腐化不干实事只能算小意思。“两害 相衡取其轻”，要保住家天下，必须重用这样的窝囊废……这才是“马上得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的真正原因，是“文人”（“知识分子”）得以“空手套白狼” 的真正利益基础：决策让你掌权不是因为你能干，而是因为你无能。当然，如此权力交易的前提是私有制，是以权谋私——谋求天下为公、不允许把天下当私产子子 孙孙传下去的人不会决策“用奴才不用人才”，不会制定用“文人”（“知识分子”）维持统治的战略决策，不会出现这种权力交易。而以天下为私产的人则根本无 法拒绝这种权力交易：要维持家天下除了靠武将就只有靠文臣，此外别无选择。靠武将太危险，算来算去只有靠“文人”（“知识分子”）为害小点，尽管长远看后 患无穷，但实在顾不了那么多了。“文人”（“知识分子”）吃准的就是这一点——他们的生存绝对离不开权力，但自己又绝对建立不起来权力，只能“空手套白 狼”把别人建立起来的权力篡为己有，靠权力交实现“软权力篡夺硬权力”。这一切的前提是私有制。没有私有制，“文人”（“知识分子”）的权力交易就玩不 转。因此“文人”（“知识分子”）必须不惜一切实施私有制，实施权力私有化。 

“文 人”（“知识分子”）心中有数：只要立国为私，只要为自己谋利益，只要是私有制，不管掌握硬权力的是谁，为了自己的权力早晚都不得不与自己达成“权力交 易”，用硬权力交换自己的软权力，靠“文人”（“知识分子”）建立政权、巩固政权——开国皇帝必须笼络文人造舆论取得政权的合法性以收服人心获得统治的软 权力打江山：“得天命”、“顺人心”、“真命天子”、“王者之师”、“众望所归”、“传檄而定”、“望风归降”……守成皇帝必须笼络文人造舆论取得自己执 政的合法性以收服人心获得统治的软权力坐江山，一登基就得“开恩科”笼络“天下士子之心”。封建社会里名义上是皇帝支配一切，实际上是“文人”（“知识分 子”）支配皇帝——就个人而言是皇帝挑选“文人”（“知识分子”），就整体而言是“文人”（“知识分子”）挑选皇帝。中国“文人”（“知识分子”）一心要 建立的“民主社会”、“宪政社会”里名义上是法律支配一切，实际上是“文人”（“知识分子”）支配法律——就个人而言是个人听法律的，但就整体而言是法律 听“文人”（“知识分子”）的：由“文人”（“知识分子”）“顶层设计”、一手包办、绝对操纵——制定法律、解释法律、执行法律全由“文人”（“知识分 子”）独霸，其它任何人都休想过问。不管是哪个社会都得由“文人”（“知识分子”）说了算。这样的客观存在决定“文人”（“知识分子”）处处以“造世主” 自居，自以为“文人”（“知识分子”）自成一家，高于一切，优于一切，自命与其它任何人的关系都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高等与低等的关系、统治与被统治的 关系——“天子门生”、“代圣贤立言”、“为帝者师”、“为王者师”、“文曲星下凡”、“以天下为己任”、“秀才不出门，尽知天下事”、“料事如神”、 “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耶？”、“傲视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狂放”、“天纵其才”、 “天生我才必有用”、“持才傲物”、“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惟上智下愚不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无冕皇帝”、 “社会中坚”、“知识分子的使命感”、“顶层设计”、“社会必须由‘精英’治理”……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文人”（“知识分子”）作为一 个群体在政治上就一直横行霸道，从来没人敢惹——不管哪朝哪代，谁敢不买“文人”（“知识分子”）的帐，其权力的合法性就立刻遭到无所不用其极的挑战： “秦始皇是被人调了包的野杂种”、“雍正是靠阴谋诡计篡夺了皇位的无赖”、“朱元璋叫花子出身，血统低贱，所以明朝皇帝个个无能”、“毛泽东比希特勒还残 暴”……任何人只要掌权为私，其权力的基础就不是广大人民群众，就招架不住“文人”（“知识分子”）的没完没了的软刀子割头，就必定被搞得焦头烂额，就迫 使后来的当权者不得不吸取教训：对读书人这个群体只能拢络，不敢得罪。这使几千年来“文人”（“知识分子”）就群体而言狂妄自大惯了，飞扬跋扈惯了，目空 一切惯了，精神贵族的意识根深蒂固、浸入骨髓，眼高于顶，目空一切，鼻孔朝天，眼睛比眉毛还高，只容许他们“顶层设计”、支配别人、安排别人命运，不允许 任何人质疑挑战他们至高无上的权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行为规律： 

⑵．疯狂自我神化

—— 确保“文人”（“知识分子”）“高人一头、一贯正确”的绝对神话：“文人”（“知识分子”）要用软权力篡夺硬权力就必须获得压倒一切的绝对软权力。要获得 压倒一切的绝对软权力就必须自我神化、创立“知识教”、成为“知识神”。要成为“知识神”就必须确保“‘文人’（‘知识分子’）高人一头、一贯正确”的神 话，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损害这个神话。 

—— 绝对不承认错误：“靠实践证明自己”允许犯错误，因为实践的结果从来有两种：成功或失败。只要成功多于失败、成绩大于错误、功大于过就能站得住脚。“靠理 论证明自己”、“靠‘知识神’的神话证明自己”不允许犯任何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能让整个理论破产，让“知识神”的神话破产——只要承认会犯错、犯了错， “文人”（“知识分子”）“高人一头、一贯正确”的神话立刻就要破产，“知识教”的整个理论体系立刻就要破产，用软权力篡夺硬权力的整个战略立刻就要破 产。因此“文人”（“知识分子”）永远、永远是“煮熟的鸭子——肉烂嘴硬”，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承认自己会犯错误，更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随 便看看哪个“文人”（“知识分子”），什么时候承认过自己有错？即使闯下塌天大祸也必定矢口否认、文过饰非、推诿于人，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有过失。 

—— 绝对不干实事：维护“‘文人’（‘知识分子’）‘高人一头、一贯正确’”神话最简单的办法是不干实事：“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只要一干实事，立刻就 成了实打实、硬碰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规律立刻就要发挥作用，是骡子是马人们立刻一目了然，天花乱坠的“高人一头、一贯正确”的神话立刻就 要破产。不干事就无破绽可寻，别人就挑不出毛病，就能“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向不出其技，虎虽勇，疑畏，卒不敢取”，就能维持住“高人一头、一贯 正确”的神话。知道这个奥妙就能知道“文人”（“知识分子”）永远只说空话，别指望他们干任何实事（除了给自己捞好处）。（注意：推销“皇帝的新衣”那俩 骗子的那一套：用虚的顶替实的，用只准自己了解、自己控制、自己随意瞎吹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取代实实在在、必须实事求是认真对待的客观具体的东西。总之是空 谈扯蛋的欺负埋头实干的。） 

—— 绝对不说实话：“‘皇帝的新衣’专业户”本身就不可能说实话。维持“‘文人’（‘知识分子’）‘高人一头、一贯正确’”神话就加倍地不可能说实话——不干 实事只能不让人从行动上看破“‘文人’（‘知识分子’）‘高人一头、一贯正确’”神话，但人们仍然可以从言论上看破这个神话。要堵住这个漏洞，就绝对不能 说实话：只要一说实话，别人就有了判断是非的参照和根据，就能据此做出自己的判断，就能用来对照检验“文人”（“知识分子”）的言行。这本身就是对“文 人”（“知识分子”）“高人一头、一贯正确”的神话的直接挑战——一旦被人发现自相矛盾，整个神话都要破产。要让人迷路就决不能提供任何可供判断方向的参 照，要让人迷信就决不能提供任何可供判断是非的参照，包括实话。这就决定“文人”（“知识分子”）必然永远模棱两可含糊其词，从来不说实话，从来要用假 话、大话、空话、谎话、废话的云山雾罩把真正目标隐藏起来，让老百姓无从判断是非。 

为 什么“主流媒体铺天盖地叫喊改革，可就是从来不说要改革什么”、“改革是全体人民的事情，为什么不告诉人民要改革什么，而是把改革内容藏起来只叫喊‘改 革’口号 ”？道理非常简单：就是不能让老百姓知道“文人”（“知识分子”）的真正目的。一旦知道了，马上就有了自己的判断，“文人”（“知识分子”）“高人一头、 一贯正确”的神话不就破产了？所以绝对不能说实话。（注意：又是“皇帝的新衣”专业户的那一套：用虚的顶替实的，用只准自己了解、自己控制、自己随意瞎吹 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取代实实在在、必须实事求是认真对待的客观具体的东西。）

—— 绝无诚信，绝对离不开阴谋诡计：譬如，自己闹鬼自己又拼命抓鬼，自己教唆犯罪自己又叫嚷惩治犯罪，自己制造腐败自己又声讨腐败——腐败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社会虽然也存在，但一直得到有效的遏制，无从泛滥。“改开”一开始，把一切反对“不择手段求发展”的人全部打成“极左”，使腐败如黄河决堤一泄千里。等中 国社会性腐败泛滥成灾，“文人”（“知识分子”）立刻反过来比谁都积极声讨腐败，并声称“共产党专制造成腐败”： 

①． “腐败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得到有效的遏制”：如今的反毛新星资中筠不久前说：“现在，各行各业都腐败”、“这就是整个民族从精神上烂掉！”“我们在座 的至少40岁以上的上学的时候还不是这样，还有公平、正义的观念”（资中筠：“余欲无言却待言”2012-12-3）资中筠这番话道出了一个事实：“40 岁以上的上学的时候还不是这样，还有公平、正义的观念”——资中筠1930年生，那么今年82岁。跟她济济一堂说得上话的人起码年龄也得相去不远，都是 70到80岁的人了。取个平均值，假定这些人今年75岁，那么他们“40岁”的时候正是35年前，也就是1977年——正是毛泽东时代刚结束的时候。可见 大力反毛的资中筠自己也无意中说走了嘴，不知不觉地承认毛泽东时代教育出来的人“有公平、正义的观念”，承认“各行各业都腐败”、“整个民族从精神上烂 掉”是35年“改开”的“新生事物”。 

②．“‘文人’（‘知识分子’）拼命提倡腐败、制造腐败、保护腐败”：

“1985年，中国的腐败开始盛行，但我感到的是宽慰而不是担忧。……中国必然要遇到调控和腐败增加问题，出现得这么快并不是什么坏事。”——张五常

“腐 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 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 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张曙光 

“在 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 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张维迎 

“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张维迎

“宁要腐败也不要毛泽东”——朱学勤

③． “等中国社会性腐败泛滥成灾，‘文人’（‘知识分子’）立刻反过来比谁都积极声讨腐败，并声称‘共产党专制造成腐败’”：“承载着几千年文明的中国鲜有像 今天这样没有信仰、没有是非、没有道德勇气、没有自我反省和净化的能力，贪官污吏鲜有像今天这样多如牛毛，空气鲜有如此浑浊，食品鲜有如此不安全，草原和 湖泊鲜有萎缩得如此之快……”“无论是百年坎坷还是未来的凶险，都归因于奴役人民的专制。”“如果执政者执迷不悟、拒绝改革，那么不仅他们自己将玩火自 焚，而且整个中国社会都将陷入革命－暴政的恶性循环，中华民族将沦落到文明废弛、腐败横行、资源浩劫、环境破坏、民不聊生的地步。”（张千帆北大演讲：辛 亥革命与中国宪政2012-12-5） 

（注： 张千帆明明说“中央放松管制”造成了腐败，明明承认改革“彻底瓦解了全体官民对正统意识形态的最后一点迷信，造成不可遏制的腐败、堕落、庸俗和拜金主 义”、“极大透支了中国的自然资源并破坏了生态环境，破坏的速度超过发展的速度”，明明承认成腐败的原因不是专制，而是放松了专制，却自相矛盾地把一切归 咎于“共产党专制”：“无论是百年坎坷还是未来的凶险，都归因于奴役人民的专制”、“如果执政者执迷不悟、拒绝改革，那么不仅他们自己将玩火自焚，而且整 个中国社会都将陷入革命－暴政的恶性循环”——简直莫明其妙，逻辑如此混乱还居然若无其事。） 

为 什么“成也萧何、败也萧和”、一手又造鬼又抓鬼、又教唆犯罪又惩治犯罪、又制造腐败又声讨腐败？阴谋诡计。“模范党员律师”陈有西得意忘形地介绍自己对付 共产党的经验是：“跟体制保持一种对话，合理合法的保护自己，然后再裹挟他们向民主进步的道上走，或者是劝着他们、推着他们、哄着他们往前走，这是我们工 作的一个方法。”（陈有西：落实宪政是中国唯一出路，2012-11-13） 

注 意这些用词：“裹挟”、“劝着他们、推着他们、哄着他们”——先鼓吹“腐败有理”，教唆犯罪，通过“劝着他们、推着他们、哄着他们”腐败，“裹挟”共产党 内意志不坚定者下水腐败。等你腐败了，有把柄了，这时立刻翻脸“反腐败”了，要名正言顺地以“反腐败”名义干掉共产党了。如果要干掉以共产党名义搞腐败的 家伙当然是好事，然而“文人”（“知识分子”）根本是在贼喊捉贼——“文人”（“知识分子”）早就规定只有“文人”（“知识分子”）可以当官。如今贪污盗 窃搞腐败的哪个不是“文人”（“知识分子”）？不是“文人”（“知识分子”）根本没资格当贪官——更进一步讲，中国历史上凡是“文人”（“知识分子”）当 权的时代，无不是贪污盛行、腐败泛滥、糜烂透顶、堕落到家的时代。唯一清正廉明正气凛然的时代是“文人”（“知识分子”）当不了权的毛泽东时代。“文人” （“知识分子”）便来了这么一出先教唆犯罪再栽赃的把戏。这是“文人”（“知识分子”）无赖本性造就的拿手好戏，跟“打左灯向右拐”、“能做不能说”、 “到天津只说去廊坊”一样，“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方法”——绝无诚信，处处阴谋诡计。 

—— 绝对不接近人民群众：第一，“文人”（“知识分子”）必须高人一等，一旦接近人民群众就得跟普通老百姓平起平坐，就显不出自己高高在上的优越，就掉了价。 第二，不是“距离产生美”，而是“距离产生神秘感”——臭架子十足高高在上才能显得“神龙见首不见尾”、神秘十足，让谁也不摸底细，只能凭传闻想象。鲁迅 说：“略一揭开，便又赶忙装进缎子盒里去，虽然可以使人疑是钻石，也可以猜作粪土”。只要零距离接触，神秘感立刻开始消失，人们立刻能通过亲身感受知道原 来你也是凡人，也分高矮胖瘦、敏捷迟钝，也食人间烟火，也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也有长处短处，也有不能的时候……只要在老百姓眼里不神秘了，“高人一头、 一贯正确”的神话就不神了。第三，老百姓只要有机会直接接触，就有可能直接问话，就可能问到自己答复不了的问题或不愿意如实回答的问题。总而言之接近人民 群众对维持“文人”（“知识分子”）“高人一头、一贯正确”的神话有害无益，非避免不可。 

—— 绝对不允许老百姓有自己的是非标准：或者说，绝对不允许老百姓心目中有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绝对不允许老百姓崇拜英雄和仇恨汉奸。“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 货”，老百姓知道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就意味着有了评判好坏的标准，有了标准就会用来对照“文人”（“知识分子”）。只要一对照，“文人”（“知识分 子”）的“高人一头、一贯正确”的神话立刻就会破产——见过钱学森、邓稼先、罗阳等人以身许国，见过厉以宁、吴敬琏、陈有西、江平这些“文人”（“知识分 子”）“以身许国”吗？只要老百姓对钱学森、邓稼先、罗阳等人肃然起敬，那他们对厉以宁、吴敬琏、陈有西、江平这些从不言报国的“文人”（“知识分子”） 还崇拜得起来吗？只要老百姓对汪精卫的“曲线救国”咬牙切齿，对用同样逻辑鼓吹“外国侵略中国不是侵略，而是先进文明取代落后文明”的“文人”（“知识分 子”）岂能奉若神明？对于“文人”（“知识分子”）来说，最理想的情况是让老百姓以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好人，也根本没有坏人，只有聪明人和笨蛋——既然根 本没有好人，那自然用不着追求当好人，用不着用好人标准要求“文人”（“知识分子”）；既然根本没有坏人，那自然用不着搞什么跟坏人做斗争，用不着在乎 “文人”（“知识分子”）所作所为有多坏。既然世界上只有聪明人和笨蛋，那自然必须崇拜聪明人、蔑视笨蛋。因此“文人”（“知识分子”）永远坚持“好人不 好、坏人不坏”——对一切英雄人物必定横挑鼻子竖挑眼，非从鸡蛋里挑出大骨头不可，非证明英雄人物不英雄不可；对一切汉奸恶霸卖国贼必定百般辩解袒护开 脱，非从狗屎堆里挖出个金元宝不可，非证明汉奸恶霸卖国贼有人性讲人情不可。同样，“文人”（“知识分子”）永远只按“优等”“劣等”、“聪明”“愚昧” 分是非，动不动就骂“脑残”、“智障”、“愚昧”、“无知”……在“文人”（“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系中，“愚昧”“劣等”属于骂人最重最狠的用语，真正 的意思是对方属于“劣等人”，应该按照“优胜劣汰”的原则弄死——表面上只是说聪明不聪明，实际的意思是要把对方判死刑。所有这些的真正起因只有一个：维 持“文人”（“知识分子”）“高人一头、一贯正确”的神话。 

—— 绝对不容忍实事求是，绝对不容忍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本身就挑战了“文人”（“知识分子”）“高人一头、一贯正确”的神话——既然“文 人”（“知识分子”）“高人一头、一贯正确”，那还要用事实检验个什么？“以事实为准”本身就意味着“不以‘文人’（‘知识分子’）的断言为准”，“坚持 原则”本身就意味着“文人”（“知识分子”）的话不是金科玉律。从古到今“文人”（“知识分子”）对老百姓不厌其烦孜孜不倦教诲的从来都是不要实事求是、 不要坚持原则：“听话”、“圆滑”、“世故”、“会做人”、“世事通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通融”、“灵活掌握”、“看着办”、“变通”、“通达 权变”、“从长计较”、“高抬贵手”、“例外”、“下不为例”、“长点眼色”、“别太死心眼”、“别钻牛角尖”、“马马虎虎差不多就行”、“大面上亮得过 去”、“特别照顾”、“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留有余地”、“给自己留条后路”、“载花不载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瞒上不瞒下”、“上有政策下 有对策”、“法不治众”、“做事不能太绝”、“原则是死的，人是活的”、“县官不如现管”、“留个面子”、“不为己甚”、“适可而止”、“中庸之道”、 “难得糊涂”…… （注意：又是推销“皇帝的新衣”那俩骗子的那一套：用虚的顶替实的，用只准自己了解、自己控制、自己随意瞎吹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取代实实在在、必须实事求是 认真对待的客观具体的东西，总之是空谈扯蛋的欺负埋头实干的。） 

——绝对不容忍来自老百姓的批评：任何来自老百姓的批评本身就是对“文人”（“知识分子”）“高人一头、一贯正确”神话的挑战，对“绝对不允许老百姓有自己的是非标准”的挑战，当然不可容忍。

—— 绝对不承担任何责任：“不劳而获”、“‘皇帝的新衣’专业户”这样的客观存在决定的行为规律没有一样是能成事的东西——不干实事、不负责任、不劳而获、巧 取豪夺、只顾自己、只顾眼前、只顾表面、顾头不顾腚、主观武断、理论至上、书本至上、吹牛造假、撒谎成性、绝对不参加实践、绝对不认同客观规律、绝对不干 基础性工作、傲慢蛮横、绝不平等待人、毫无原则、不择手段、弄虚作假、没有任何组织能力和组织纪律性、如蝇如鼠、毫无凝聚……因此不管任何事“文人” （“知识分子”）只要一参与，必定出乱子。但“文人”（“知识分子”）又必须维持住自己“高人一头、一贯正确”的神话。这就决定“文人”（“知识分子”） 绝对不承担任何责任——虽然永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永远把责任全部推卸得一干二净。主要手法： 

第 一：绝对不做任何具体承诺、具体保证——拼命宣扬“一包就灵”、“一私就灵”、“先富带后富”、“一民主化就灵”……但绝对不说如果不灵了怎么办、先富起 来的自己跑了不带别人后富怎么办。这就如同拼命拍胸脯保证：你把脑袋割下来由我清洗一番，你的头痛病准好，我准能给你把脑袋再接回去……拼命保证了半天， 就是不说如果接不回去怎么办，谁来负责，怎么负责。如果你当真信他的，只能是白白掉脑袋——人家根本就没做任何具体承诺、具体保证，你相信他的空口白牙自 己割了脑袋，那还不是自己找死、死了活该？（谁说世界上没有要求别人自己割脑袋的荒唐事？辛子棱不就宣布“分裂共产党就能够挽救共产党”吗？信誓旦旦拼命 保证了半天，却绝对不说如果分裂了却不能挽救该怎么办，谁来承担后果，怎么承担。这跟要人自己割掉脑袋有什么区别？如果共产党真信了他的真分裂了，那就真 该死了。而这不正是人家的本来目标吗？） 

第二：封锁消息，矢口否认——根本不承认有问题，当然就不存在“承担责任”的问题。

第三：颠倒黑白，文过饰非——把问题说成功劳，当然就不存在“承担责任”的问题。

第四：推卸责任、编造罪名、诬陷无辜、杀人灭口——一旦问题盖不住赖不掉，不但必定诿过于人、把一切责任推给别人，而且必定编造罪名、诬陷无辜、杀人灭口，置受害者于死地，绝不允许替罪羊有任何机会证明自己无辜。 

比 如，“文人”（“知识分子”）说国有企业“效率低”，拍胸脯保证“一包就灵”，不灵了就“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买断工龄”，再不灵了就“引进竞争 机制”，还不灵，立刻编造罪名、陷人于罪、杀人灭口：“公有制本身就没效率”、“人间正道私有化”……治不好病人，就说病人该死，用弄死病人的方法推卸自 己的责任；搞砸了国有企业，就宣布“国有企业不该存在、必须私有化”，用消灭国有企业的办法推卸自己瞎指挥的责任，不折不扣“杀人灭口”。 

又 比如，当初“文人”（“知识分子”）是如何天花乱坠许诺“改开”的？“先富带后富”。等中国社会两极极端分化、再也没法维持“先富带后富”的神话之后， “文人”（“知识分子”）是如何推卸责任的？“穷是因为懒”、“穷是因为无能”、“自己没本事发财，还眼红别人成功”、“全是共产党大锅饭的遗毒”……抢 劫了老百姓，还要反咬一口，给受害者扣上个罪名，把自己的责任赖得一干二净。 

再 比如，当初“文人”（“知识分子”）如张维迎之流信誓旦旦“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如今中国两极分化严重，社 会矛盾日益激化尖锐，“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中国“文人”（“知识分子”）岂肯承认这是自己坚持“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造成 的恶果？立刻编造罪名、陷人于罪、杀人灭口——一口咬定一切都是政治体制的责任、毛泽东的责任、共产党闹暴力革命的责任、中华文明的责任、中国老百姓素质 低的责任：“毛泽东的暴力革命毁灭了中国的道德传统”、“中国世风败坏也是始于红卫兵这一代。文革将‘信任’之火彻底浇灭，让‘舍义取利’、‘背信弃义’ 成为常态，从此人心江河日下”、“无论是百年坎坷还是未来的凶险，都归因于奴役人民的专制”，吴敬琏更彻底，宣布一切问题都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 ——1871年(巴黎公社)——1917年(十月革命)的道路”带来的“大灾难和大倒退”，推卸责任推到了一百多年前，不光推卸到了共产主义老祖宗头上， 连法国大革命也赖上了。这一切丝毫不奇怪——“绝对不承担任何责任”、“推卸责任、编造罪名、陷人于罪、杀人灭口”等原则的具体运用。 

“文 人”（“知识分子”）推卸责任的手腕永远无赖本性十足——人家给出的“原因”都是你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的。比如“中国人素质低”——怎么提高？怎么算提 高？不管你如何折腾，人家也永远可以说“中国人素质低”。既然永远可以说“中国人素质”，那造成问题的原因就永远存在，就永远没法追究“文人”（“知识分 子”）的责任。又比如说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靠“普世价值”——“普世价值”的确切定义谁也说不出来，而且说出来也没办法行得通：你无论如何也没办法把中 国变得跟西方一模一样。而只要不一样，“文人”（“知识分子”）就可以说你“普世价值”得不彻底，所以问题解决不了怪不得他们。再比如说造成如今中国问题 的罪魁祸首是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十月革命、文化大革命……反正这些革命已经发生了，无论如何也不能弄出一个从未发生过革命的世界来了。既然永远改变不 了“发生过革命”这个既成事实，那“文人”（“知识分子”）就永远可以说，问题解决不了不是我的责任——说“文人”（“知识分子”）本性无赖，真是一点不 假。 

“文人”（“知识分子”）推卸责任找替罪羊是他们的日常生存需要，持续不断，决非不是一时一事偶尔为之，从来只认需要不认人。不管是对立的还是一伙的，只要需要，随时随地都会变成他们“推卸责任、编造罪名、陷人于罪、杀人灭口”的原则的牺牲品。 

第五：教唆煽动，借刀杀人——真正想做的事自己不干，而是拼命煽动教唆别人去干，自己却同时又假惺惺宣布不赞成这样干，事先就把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

比 如：被“民主宪政大喇叭”李悔之誉为“民主理念的推广者和当之无愧的民主启蒙家”、号称“非暴力主义者”的杨恒均大肆宣扬煽动必须“用暴力获得民主”—— “民主的获得往往必须经过阵痛、甚至经过暴力”、“除了有些个例之外，人民最终看来还是不得不使用暴力”、“民主的到来，几乎都多少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暴 力”、“民主转型，包括最和平的苏联东欧，以及南韩、中国的台湾，都多多少少有一些‘暴力’成分，或者有一些要随时诉诸暴力的仁人志士”……然后来了一 句：“为避免引起误会，本人再次重申：我是主张非暴力滴”——斩钉截铁要“民主”；斩钉截铁鼓吹“暴力民主”：“必须经过阵痛、甚至经过暴力”、“不得不 使用暴力”、“都多少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暴力”、“多多少少有一些‘暴力’成分，或者有一些要随时诉诸暴力的仁人志士”；斩钉截铁教唆别人当“随时诉诸暴力 的仁人志士”去杀人放火搞政变“颜色革命”；然后轻松一句话就把一切责任推了个精光：“本人再次重申：我是主张非暴力滴”——让别人流血拼命，自己舒舒服 服袖手旁观：成功了，功劳是自己的；失败了，掉脑袋的是别人。“文人”（“知识分子”）不仅欺骗别人，而且欺骗“自己人”，即使是同伙，相互之间也决没有 同仇敌忾，没有志同道合，没有同心协力，而只有尔虞我诈、狗咬狗、黑吃黑、“自己人”算计“自己人”。当真相信他们的教唆、死心塌地跟他们跑的人迟早要当 他们的替死鬼。这是“文人”（“知识分子”）极端自私自利的本性决定的，是维持“文人”（“知识分子”）“高人一头、一贯正确”神话需要决定的，是“绝对 不承担任何责任”这一行为规律决定的。 

⑶．“逆向竞争”

“逆 向竞争”是中国“文人”（“知识分子”）最了不起的“发明”——绝大多数人一说“竞争”从来只想到“正向竞争”：要当赛跑冠军就得比别人跑得快；要高大就 得长得比别人高；要证明自己正确就不能出差错；要证明自己比别人能干就得做出别人做不出得成就……“正向竞争”要成功就得老老实实下大力气凭真本事动真格 的，而且能否成功没有保证，即使一时成功还可能很快被别人超越，就象没有永远的体育冠军一样。 

就 凭自己不干实事、不负责任、不劳而获、巧取豪夺、只顾自己、只顾眼前、只顾表面、顾头不顾腚、主观武断、理论至上、书本至上、吹牛造假、撒谎成性、绝对不 参加实践、绝对不认同客观规律、绝对不干基础性工作、傲慢蛮横、绝不平等待人、毫无原则、不择手段、弄虚作假、没有任何组织能力和组织纪律性、如蝇如鼠、 毫无凝聚……等行为特征，“文人”（“知识分子”）绝对不可能靠“正向竞争”制造出“高人一头、一贯正确”的神话。但要通过软权力篡夺硬权力，这个神话又 必须制造出来。这促使“文人”（“知识分子”）发明出了中国特色的“逆向竞争”——不是靠使自己比别人强而优胜，而是靠使别人比自己差而优胜：只要设法扯 后腿让别人跑不动，乌龟也保证是赛跑冠军；只要把别人都弄跪下扒下，“三寸丁、谷树皮”的矮矬子也保证成为“高大魁梧”的“巨人”；只要证明别人“错 误”，不费吹灰之力就证明了自己高明；只要让别人干不成事，不费吹灰之力就证明了自己“能干”……“文人”（“知识分子”）制造“高人一头、一贯正确”神 话的诀窍不是当真靠自己“高人一头、一贯正确”，而是“证明”别人“矮人一等、一贯错误”。 

别 以为相对论只是自然科学的东西，别以为世界上只有个“爱因斯坦相对论”，中国还有个“‘文人’（‘知识分子’）相对论”——“逆向竞争”：拼搏向上不如 “水落石出”。只要让水落下去，石头根本用不着动窝、啥都不干就实现了高高在上——我才不费那个傻力气用实实在在的实干成绩证明自己优等呢。如何证明我 “优等”？“证明”别人都“劣等”就行了。别人都“低劣”了，我自然就“优等”了；把别人都按倒打趴下了，我自然就高大了；劈头盖脸给别人都浇上一头大粪 水，我自然就显得干净了；别人都“错误”、都“有罪”了，我自然就正确了；别人都妖魔化了，我自然就成了神了……全部战略不是证明自己比别人强，而是“证 明”别人比自己差；不是拼命做出成绩来，而是拼命专门挑别人毛病、拆别人的台、挖别人的墙角、把别人搞垮搞臭，自己不费吹灰之力就有绝对把握“高人一头、 一贯正确”。这才是中国“文人”（“知识分子”）制造“高人一头、一贯正确”神话的真正诀窍。仔细观察总结一下就可以发现“文人”（“知识分子”）永远是 职业苍蝇，整天嗡嗡嗡自吹自擂却永远拿不出自己的事迹和成果，永远整天什么事也不干专门挑剔别人、贬低别人、钻别人的空子下蛆；永远如同整天街长里短搬嘴 弄舌的长嘴婆娘，专门拨弄是非，专门说别人坏话，谁干实事挑谁的毛病。所不同的是长嘴婆娘虽然搬嘴弄舌说别人坏话往往只是为了逞一时之快而不是有目的地以 此证明自己比别人都高明，更谈不上政治目的；而“文人”（“知识分子”）这些“长嘴婆娘泼妇骂街党”搬嘴弄舌说别人坏话却是蓄意而为，就是为了“逆向竞 争”把别人打下去，自己好踩着别人往上爬；完全是制造“‘文人’（‘知识分子’）高人一头、一贯正确”神话的政治需要。“文人”（“知识分子”）越集中， “逆向竞争”越激烈，权术斗争越凶险，人事关系越复杂，勾心斗角互相使坏越肆无忌惮，阴谋诡计陷阱圈套水平越高。 

许 多人判断是非往往凭想当然——想当然地以为高喊抓贼的人必定不是贼；想当然地以为证明别人错误的人必定正确。“文人”（“知识分子”）就是专门利用人们的 这一思维盲区搞“逆向竞争”——我“证明”了别人都“错”，我自然就“对”了；我“证明”别人是魔鬼，我自然就是上帝。其实仔细一分析就不难看出破绽：整 天光见你挑别人的毛病说这个错那个错，怎么从来不见你做过什么？自己什么都没做的人有什么资格整天说别人错？要自己正确不正确不能靠指责别人来证明，而要 靠拿出自己做出来的货真价实的成绩来证明。凡事自己什么都不干、什么成绩都没有、整天光骂别人的人必定在搞“逆向竞争”，必定不是好东西——“文人” （“知识分子”）整天骂毛泽东这错那错，好象就他正确，但从来不见他做过什么贡献——你凝聚组织起中国人民了？你抗日了？你结束了中国四分五裂、军阀割 据、土匪横行、内战不断、整天挨打的状况了？你在中国消灭了土匪娼妓贪官了？你使中国全民扫盲了？你使中国人平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1979 年的68岁了？你使中国工业化了？你使中国强大了？你让中国从任人侵略变为无人敢犯、从战乱不断变为再无战争了？……所有这些“文人”（“知识分子”）参 与过几样？有过多少贡献？什么也没干，无尺寸之功，无举手之劳，整天光骂，这就能证明他们“高人一头、一贯正确”？只要这样一对比，马上可以看穿“文人” （“知识分子”）“逆向竞争”的卑劣无耻。所以说“文人”（“知识分子”）从来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 

要 避免上“逆向竞争”的当就必须树立起一个原则：没干过实事的没资格指责干实事的，不劳动的没资格指责劳动的。不创造财富的没资格指责创造财富的。不参加战 斗的没资格指责参加战斗的，不实践的没资格指责实践的——总而言之扯蛋的没资格指责实干的。是否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和斗争成果是分辨好人坏人的一大标准。 凡不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斗争成果、实践成果的人决不是好人。对整天指责别人的实践的人必须先看看此人都参加过什么实践。如果从来没干过实事、除了空话连 篇舞文弄墨外什么都没有，却整天对别人干出的实事横加指责全盘否定，这样的人决非好人。任何人，只要玩弄“皇帝的新衣”专业户的那一套——用虚的顶替实 的，用只准自己了解、自己控制、自己随意瞎吹的虚无缥缈的东西取代实实在在、必须实事求是认真对待的客观具体的东西，总之是空谈扯蛋的欺负埋头实干的，那 就必定是骗子。 

⑷．剥夺别人的思维权和判断权

只 要剥夺掉别人的思维权和判断权，自己独霸思维和判断，“用软权力篡夺硬权力”立刻轻而易举。如何剥夺？以“学术”、“专家”的名义——只要把一切需要思维 和判断的事尽可能“学术化”、“专业化”，规定只有“学者”、“专家”这些“文人”（“知识分子”）才有资格判断就大功告成。例如：物价高不高、工资低不 低、“地沟油”有害无害、两极分化严重不严重、老百姓幸福不幸福……一切都是“专业问题”，必须听“专家见解”，一下子就把老百姓的思维权和判断权剥了个 精光。最新发展：警察不得参与处理纠纷，一切必须法律裁决。这一下子连警察的是非判断权也给剥夺了，任何纠纷都只有“法律党”才有资格解决了。再进一步： 你是不是疯子你说了不算，必须精神病专家说了算，律师说了算……最后结果：老百姓成了行尸走肉，根本不可能有自己的思维判断，有也没有，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都得由“文人”（“知识分子”）判断处理。到了这一步，“文人”（“知识分子”）根本不需要“党政轮替”就已经彻底控制了整个社会的全部实权。 

⑸．专当教唆犯，专害年轻一代，日积月累，潜移默化，量变引起质变

“用 软权力篡夺硬权力”是“文人”（“知识分子”）获得硬权力的唯一手段。这是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长期见效过程——只要没遇到有效对抗，虽然往往短期看不 到什么成果，但时间一长效果就显现出来了，而且越到后来效果越明显，如同洪水决堤。这个“长期”往往超过一代人到两代人的时间，至少十几年到几十年。道理 并不复杂：“文人”（“知识分子”）的强项是软权力。软权力最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是上层建筑尤其是宣传和教育——全是间接信息的天下。根据本文附录四（为什 么脱离客观实践就必然没有辨假能力？），任何间接信息都可以用间接信息摧毁，建立在间接信息基础之上的任何虚拟世界都可以用另外的虚拟世界取代。直接信息 不能遗传，直接经验不能遗传。再正确的切身经验对后代来说也是间接的，要受“任何间接信息都可以用间接信息摧毁，建立在间接信息基础之上的任何虚拟世界都 可以用另外的虚拟世界取代”规律的支配，理论上可以用间接信息予以摧毁。建立硬权力的第一代人对执掌硬权力的原则来自直接经验，可能无法用间接信息摧毁， 但其后代的原则来只能自间接信息，可以用虚假的间接信息予以改变和摧毁，从而把硬权力篡夺到手。这种干扰和摧毁的本质是信息战、超限战。“文人”（“知识 分子”）专门利用这个原理，专当教唆犯，专害年轻一代，着眼于长远，图的是日积月累、潜移默化、量变引起质变。 

如 前所述，“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暴力只能用暴力来抵御，舆论 只能用舆论来对付，系统只能用系统来对抗，系统性软暴力舆论狂潮只能用系统性软暴力舆论狂潮来抗衡，信息战、超限战只能用信息战、超限战来反击。“文人” （“知识分子”）的信息战、超限战在有组织的反信息战、反超限战面前不堪一击，但如果没有遇到反措施，那就所向无敌——绳锯斧断，水滴石穿，锲而不舍，金 石可镂，再高的山也经受不住移山愚公的子子孙孙挖山不止，再强的坝也经受不住源源不断的老鼠没完没了打地洞。“文人”（“知识分子”）别的能耐没有，死皮 赖脸软磨硬泡的功夫举世无双，骂秦始皇骂了两千多年还没骂够呢，瞄准年轻一代大脑的信息战、超限战的轫劲更渊远流长。日积月累，潜移默化，量变引起质变， 只要没认清问题的性质是信息战、超限战，就不会有效反击，就永远处于被动挨打地位，长远来看必败无疑，“文人”（“知识分子”）用软权力篡夺硬权力的战略 目标必实现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