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高 伐林博（以下简称高博）对傅高义新书《邓小平时代》在中国大陆出版大声叫好：“一本书的出版，是一小步，对于中国政治禁区的突破，是一大步！”【1】『亚 洲周刊』的江迅说得更离谱：“为平反六四迈进一大步。”【2】针对“一大步”的说法，兰冠云博表示：“这种“开禁”，与平反距离十万八千里，说成是“朝平 反六四迈开一大步”，实在是想象得太夸张了。”阿妞不牛博认为：“有点象老牛跨出了一个巨大的蜗牛之步。”华山博旁观者清：“只要是涉及邓小平，老高与民 奴们的距离就拉开了。”

傅高义在他的新书《邓小平时代》 中，鼓吹『屠杀治国论』。高博坦言：“对傅高义的书的意见，其实我与各位看法差不太多，尤其是像我们这些经历过“六四”的人，万难接受他的“镇压必要” 论。”但高博又对鼓吹『屠杀治国论』的《邓小平时代》在中国大陆出版持欢迎态度。他说：“即便这部著作持有在我们看来为邓开脱的观点，又删了中共不能接受 的万余言，那么在中国出版，怎么看？是仍然一味地狠批、揭露，还是应该看到其变化、其进步，给以鼓励？”

很明显，高博对于邓共允许出版鼓吹『屠杀治国论』的书籍，认为是邓共的某种程度的“进步”，应该“给以鼓励”。

Gmuoruo博针对此书的出版，认为:“傅高義花了那麼多精力去寫，還讓中共幫他修改成符合中共的意思，對西方一个版本，對中國人一个版本，傅基本成了中共愚民，欺騙，洗腦的工具。有點自尊的學者，絕不會容忍的。”

高博认为的“进步”，应该“给以鼓励”，是因为“这件事的意义有多大，只从24年来，中共自己绝口不提也禁止民众提“六四”就可想而知。”“因为多年来不允许人们提“六四”的禁区就此突破了！——尽管，是被中共能接受的一种说法突破的。”

一 本鼓吹『屠杀治国论』或『镇压必要论』的书，当然要提到六四屠杀事件，否则如何为党开脱屠杀罪行？但就因为提及六四事件，高博江迅就欣喜若狂，盛赞其为 “一大步”。政治嗅觉是故意迟钝，还是其他？原来，高博是一种博弈心态：“我感到，我们需要将斗争的哲学，转化成博弈的心态。”

高 博此处的博弈心态，具体内容如何，我不得而知。但结合上下文，可以作出以下推论：邓共得到了由外国学者宣传『屠杀治国论』或『镇压必要论』的好处，民众得 到了有一本书，提及六四事件，是突破了“六四”禁区的好处。当然，要提醒读者的是，邓共没说有了此书之后，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出版提及六四事件的书了。我 想，大家没这么天真吧。但有人似乎就是这么天真，那大叫“一大步”的二位。

读者也可以自行判断，高博的“博弈的心态”，从邓共手里，博弈到了什么？就是唯一一本被允许提及六四的书。而且是为了替邓共鼓吹『屠杀治国论』而不得不提及六四的书。

阿妞不牛博说：“象傅高义这样研读中国的学者，研究中国太长久太深入了，在了解到理解中国中共就到不自觉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与中共价值观。。。允许傅高义此书在大陆出版“洁本”，实际上是用某种一家之言来为中共辩护，离“公开讨论六四”差得太远。”

明 镜网一位美国网友2013-01-29 05:28:59留言道：“有关该书最全面而专业的评论，可见《伦敦书评》上由史学家Perry Anderson写的分析。他指出：傅高义作为写传记如何不合格，如何省略了邓小平前60多年的历史，如何从美国战略意义和讨好邓家的角度来叙述。 Anderson的分析也与芦迪的这篇文章一致，但尖锐得多。

傅 高义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知识分子，在六四问题的叙述和分析上即没有如实报道事实——他把六四的起因降低到大学生对工作分配的不安、知识分子工资太低这类细 琐的问题上，而没有指出：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道集体理想之光的闪耀，是民众在文革后又一次产生的理想：民主建国，也是最后一次为这个理想而奋斗的运动； 傅高义的叙述没有体现良知和道德—— 历史最终必须体现之，仅因为这是人的历史，而非动植物历史。体现良知和道德，就是体现人性和文明。没有这两点，历史就没有意义。傅高义，注重的是国家和国 家之间利益，也就是政权利益。无论是作为史学者还是社会学者，这样的视角都大有问题。

该书的商业效果也体现了中国的一种“饥荒”：看不到这类书，没人有条件写这样的书。一般中国知识分子，怎能具有傅高义所拥有的资源？！有什么人，会让邓家打开大门？！”

海外著名历史学家芦笛针对此书，批评挖苦道：“思维如此自相矛盾都是智力笑话，而发出这种宏论的人却居然是哈佛教授、美国政府的智囊！”

由高博任主编的《新史记》第11期刊登了芦笛对《邓小平时代》的评论文章。转贴于此，听听芦笛同学是如何说的。

最 有趣的，是傅高义的论证方式：他一方面说，不能轻易用镇压后的稳定和经济成长来证明镇压的正当性；一方面却又说，自己“只愿意用已经发生过的事去证明自己 的推断”，而“这已经发生过的事”就是“确实採取行动后，邓小平让中国保持了稳定，过去20年，中国人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哪怕就是高中生，思维如此 自相矛盾都是智力笑话，而发出这种宏论的人却居然是哈佛教授、美国政府的智囊！

最 绝的还是，傅高义教授也承认“很难去判断并未发生的事”，然而他却就是有那本事认定，如果不镇压，“国家可能分崩离析”。可无论是“不镇压”，还是“国家 分崩离析”，都是“并未发生的事”，他怎么就能作出这一确凿判断呢？这到底是邓小平的还是他的判断？如果是邓小平的，他是从哪儿知道的？如果是他本人的， 他作出这个假言判断的根据是什么？又为何要把这话硬塞到邓小平嘴里？

可惜傅高义为我党辩护积极得过了头，就连当时的北京市长陈希同都不同意。他对姚监复承认：

“回想‘六四’，我认为‘六四’是邓小平不容易下决心的，没有办法时的办法，是一场可以避免、应当避免而没有避免的悲剧，中央动荡，我不愿意。上边的斗争、争论，我不知道。”

“总 之，‘六四’是一场悲剧。值得研究的是，为什么会发生这场悲剧？本来可以避免也应当避免的悲剧为什么会发生？如果党内问题不解决，上层争论、斗争激烈，没 有及时採取必要措施，不愿意发生的悲剧就必然发生了……应当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历史的客观真相是什么，要准确，光凭感情下结论不行，流血的问题，原因的分 析，可能要留给历史解决，为什么不应出现、不愿出现的事，却出现了？”

虽 然陈希同在其自述中竭力洗刷他的罪责，但这些话基本还是实事求是的。任何一个有点常识的过来人都得承认，所谓“八九民运”，说到底不过是学潮而已。其他阶 层的人民除了普遍同情学生、去游过几次行外，并没有实质性的介入。工人不曾罢工，商店不曾罢市，社会并未陷入动乱，治安良好，中共更没有丧失对军队的控 制。最重要的是，到了“六四”前夕，学运已呈自动消亡之势，以致学生们不得不在广场上树立所谓“民主女神”雕像，藉此把市民吸引回广场，然而收效甚微。因 此，“六四”悲剧的确是“本来可以避免也应当避免的”。所谓“国家分崩离析”的危险前景，只不过存在於傅高义活跃的病态想像中罢了。

“为什么不应出现、不愿出现的事，却出现了？”陈希同作出了明确无误的解答，那是因为“中央动荡”，“上层争论、斗争激烈”。这与我过去对六四的分析完全一致。

这 是中共领袖的思维定式，他们深知贱民心理，知道要让人民真心拥戴你，先得让他们怕你。所谓“敬畏”，畏是因，敬是果。毛泽东把这点参悟得很透彻，在建国之 初便指示：“要杀掉一批人，不杀政权不能巩固。但要杀得有理有据有节，让各界无话说。”张春桥也曾在笔记中写道：“如何巩固政权：杀人。”因此，老邓最终 决定以屠民结束学运，乃是中共领袖们“突出重围”、解决难题的典型便捷手段。

我 这分析可不是傅高义式强加於人，而是基於中共治国之道作出的。共产党人历来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镇压“阶级敌人”（现在改称 “敌对势力”了）从来是共产党的重大施政内容。据普列汉诺夫披露，列宁曾对他说：“雅各宾党共和国垮台，是因为斩首机砍的脑袋太少了。革命应该善於自我保 卫！”无论普列汉诺夫的遗嘱是否可信，这确实是苏共、中共乃至其他一切列宁-斯大林式政党的治国实践，环球无一例外，在柬埔寨达到了最高最活的顶峰。总 之，在共产党人看来，不屠杀人民就无法维持巩固政权。此乃共产党人的最起码的信条，任何一个对国际共运略有所知的人都该知道。

不 意如此野蛮、血腥、凶残的“屠民治国论”，而今竟然得到了傅高义的认同！在他看来，若不血腥屠杀中国人民，中国就要分崩离析，当然中国人民也就没有后来的 好日子了。所以，尽管他没有说出，还是认同了中共竭力灌输给百姓的价值观——为了大部份人民的幸福，杀掉一部份无辜者完全是正当的！

（《新史记》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