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并非上吊自杀身亡
                          ——秦城监管“两案”主犯内幕

                             生活上的优待没有了

1976年，何殿奎是秦城监狱管教科科长。据他介绍，这个职务主要是名义上的，实际上大家都在一线，6个监区(编号从201到206)各有负责人。他负责的204监区，当时主要关押的是林彪集团嫌犯。
    林彪的“四大金刚”，是1976年12月29日被送进秦城监狱的。
    几天前，监狱已经开会做了周密布置，宣布了几条规定，包括：犯人不准抽烟，可以吃水果；犯人看病在复兴医院和北京医院；犯人到时要把他们的领章帽徽全部摘下来。
    29日当天上午，何殿奎的工作是给警卫讲课。看守204的是一个中队的战士，约有八九十人，何殿奎跟他们没有上下级关系，主要是业务指导。他教育这些对政治一无所知的年轻战士，要跟犯人划清界限，谨防被拉下水；不要跟犯人聊天，但犯人有什么言行和活动要记录下来。
    当晚7点30分，204监区迎来了押送黄永胜的车队。8点30分，李作鹏被押送到。
    晚些时候，吴法宪和邱会作也先后押到，但关押地是201监区。
    黄吴李邱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人民大会堂被捕的，分别被关在北京卫戍区的不同地点，接受隔离审查。“四人帮”倒台后，他们以为自己的问题应该解决了，所以对入狱都毫无思想准备。
    吴法宪后来向何殿奎透露了当时的心情：“来前他们说是中央首长找我谈话，我当时心情特别激动，误认为是要解决我的问题，结果相反，把我关进了监狱。我有罪这是事实，但不应该骗我嘛。”
    大约几个月后，监狱做了调整，把林彪集团的嫌犯都集中到204，吴法宪和邱会作此时才迁出了201，搬到了条件较好的204，房间大了一倍。江青集团的则集中到203。
    204是一座三层的青砖楼房，呈倒U字型，每层有监房15间。26名主要嫌犯住在二、三楼，其他的住在一楼。
黄永胜的编号是7601，住二楼中；吴法宪7602，住二楼西；李作鹏7603，住二楼东；邱会作7604，住三楼西。
彼时的204监区，跟“文革”前不同，生活上的特别优待没有了。
    房间的地毯没了，裸露着水泥地。沙发床换成了低矮的单人木板床。海参、鱼翅等“特供”伙食更没有了。不再发柠檬茶和方糖，喝白开水。
    邱会作在自己的回忆中写道：在秦城五年，过的是真正的饥寒交迫的囚徒生活。吃的是冷食、粗食，很少见肉。大冬天连袜子都没有。吴法宪也回忆，冬天暖气不足，冻得不行；夏天屋里温度则达到40度。
    然而，何殿奎却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犯人的伙食标准为每人每个月30块钱，所有人都一样。通常，早餐是稀饭馒头就咸菜，偶尔吃一次油条。中餐和晚餐一般为两个菜，一荤一素。每次由三个值班员推着餐车在三个楼层中同时送餐，为的就是怕饭菜变凉。
    冬天，因为屋子背阴，秦城监狱里一般早于市政开始供暖，一直要到4月里。夏天，也不是太热。苏联援建的秦城监狱建筑质量很好，房顶之上盖有一层很厚的隔热瓦，跟天花板之间的空间大到一个人可以猫腰走过。顶上还安装有巨大的抽风机，用于通风。
    监狱夏天统一给犯人发白布裤、短裤和汗衫，冬天发棉衣裤、棉鞋，可把夏天的单衣单裤穿在里头，至于毛衣和秋衣裤，那确实没有。鞋袜穿坏了就发新的。

                                放风和看病

黄、吴、李、邱唯一享受的特殊待遇，要算放风。
    天气好的时候(周末除外)，犯人每天都要放风。监区里有专门的放风场，但这4个人不在狭小的风场里放，而是在院子里的小路上放。
    按习惯，黄永胜在楼东边的小路上，李作鹏在西边小路上，吴法宪则在中间来回走。邱会作不爱出来放风，他有胃病，“老嚷不舒服”。
    放风的时间也是错开的，犯人绝不能互相照面。但具体时间和长短，一般不加限制。冬天一般在太阳好的上午，夏天则在凉快的晚饭之后。通常，何殿奎先安排黄永胜放风，然后是吴法宪，再是李作鹏，最后是邱会作。
在长期的相处中，何殿奎逐渐摸熟了这几个人的脾气。
    在他眼里，黄永胜爱摆“老革命”的资格，有机会就要向工作人员发泄不满，而且听起来还“蛮有道理的”。所以，他告诫下属，要“知而不理”，如实向上级反映就行了。他印象中，黄在生活上“比较讲究”，经常挑剔伙食，对不爱吃的东西不仅不吃，还说什么“不让人活下去”，甚至绝食过。
    李作鹏则很“沉闷”，不爱跟工作人员说话，但是很服从管理。放风时让他停就停，让他走就走；一日三餐，给多少就吃多少，如果问他够不够，他的回答就一个字“行”，就好像“没有任何意见的机器人”一样。
实际上，这个看似没有意见的人，却在自己的回忆中透露，他悄悄在床底下藏了一件白汗衫，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诗和回答审问的提纲(发给犯人的纸都是编号的，必须全部收回)。
    但对此，何殿奎却认为没有可能。他说，监狱一周要对监房进行两三次检查，一般在犯人放风时查，怎么可能藏得了写满字的汗衫？
    在何殿奎看来，4个人中最不爱说话的是邱会作。他永远只说，“我今天胃不舒服了”，或是，“我要吃软一点的食品”。
    其实，邱会作远非无话可说。多年后，他在自己的回忆中用了很多狠话来形容这里的生活，同时也记录下了别人对他的好处。比如，为了解决他冬天不吃冷食的问题，监狱专门设有电炉子给他加热食物。而且，有的监管员不仅将饭菜加得很热，还是跑步送来的。
    但何殿奎认为，好话也不是事实——没有电炉子加热之事。

                                   江青之死

在秦城监狱度过4个寒暑之后，1980年11月，“两案”（“文革”期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公审在即。
    11月19日晚，10名被告——林彪集团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和江青集团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陈伯达——吃过了晚饭，换下了黑色囚服，换上了一套新发的灰色衣裤。
    天黑之后，一个由30多辆车组成的车队，从秦城监狱浩浩荡荡出发了。每个被告乘坐一辆车，前后各有一辆备用车，以备车坏时替换。沿途早已戒严。
    何殿奎坐在黄永胜所在的车上，处于车队的前方。驶到小汤山西边的白山时，要经过一个大转弯。他回头望去，只见车灯闪耀成一条长龙，望不到尾。
    车队过小汤山，西拐到沙河，过沙河大桥，到北太平庄，往东进安定门，过美术馆，走南池子，抵达了位于正义路7号的公安部。
    10名被告被安置在公安部北大楼一楼由办公室临时改成的10间宿舍里，离公审的大礼堂只有50来米远。
    何殿奎是这次看管被告的两个总负责人之一，负责值后半夜的班。12点交班时，他发现江青还没有睡觉，在屋里来回走动。他担心她第二天会以有病为由抗拒出庭，要求她必须睡觉。他告诫说：“如果你到时候耍赖的话，我告诉你，我们抬也得把你抬到法庭上去，好让全国人民看看你的表演。”江青回答说，确实睡不着。何殿奎让医生给她吃了安眠药，不久她就睡着了。
    第二天，特别法庭开庭。经过近两个月的审理，于1981年1月25日进行了宣判。黄永胜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李作鹏、吴法宪被判处17年，邱会作被判处16年。
    从1971年被捕，到1981年判刑，4人已被关押10年，均已超过刑期的二分之一，因此，宣判当年就被保外就医，于八、九月间出狱。黄永胜被安排到青岛，吴法宪到济南，李作鹏到太原，邱会作到西安。
江青则于1984年保外就医，但没有离开秦城监狱，只是在监狱内换了一个地方。“出去的话，谁能管得了她啊?”何殿奎说。
    监狱二门里，有一个独立的小院，原来是战犯洗衣房，有100平方米左右，战犯全部释放后一直空置着。此时经过装修，被隔成了三间屋子，用以安置江青。最东边是活动室，有电视，中间是工作人员的值班室，最西边是江青卧室，带卫生间。卧室和值班室之间的隔墙一米以上全是玻璃，江青的所有活动都看得清清楚楚。一个4人小组24小时值班，看护江青。
    何殿奎虽然没有直接看管过江青，但是他是参加监狱办公会议的成员之一，对她的情况多有所知。
江青搬到“战犯洗衣房”后，每天要吃三根新鲜黄瓜，据说是为了美容，保持脸部有光亮。工作人员每天都要到监狱菜地里去现摘，问何殿奎收不收钱，他说“算了吧”。菜地是由外面调来的劳改人员栽种的，他负责管理这部分劳改人员。
    1991年5月13日晚，江青照常上床睡觉，却再也没有醒来。值班人员早晨发现她时，她的身体已经变硬。她经过精心准备，攒下安眠药自杀了。
    江青去世后不久，新华社于6月4日发布了她的死讯：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改判无期徒刑，1984年5月4日保外就医。

《旧闻新读》2012.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