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央视《看见》栏目推出了一个突破性的选题：“你的死亡谁做主”。柴静通过采访，对 “尊严死”和立预嘱，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其实早在1982年，就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在遗嘱中亲笔写上了这样一条：

　　在我患病急救时，万勿采取抢救，以免延长病的痛苦，以及增加有关党组织、医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负担。

　　这位长者就是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在周总理去世以后，她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中共全党上下尊称她为“邓大姐”。

　　邓大姐1992年7月11日以87岁高龄辞别人世。她的遗嘱《邓颖超同志生前写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随即公开发表，被老百姓称为“端正党风的一份难得的好教材”。

　　1993年初，我曾经采访过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先后发出两篇稿《周恩来的家事心事身后事》和《邓颖超未公开的遗嘱》，对邓大姐的遗嘱均有报道，后一篇尤为详尽。但当时仅是对外发稿。20年过去了，这次借“选择与尊严”节目的播出，将报道的有关段落公开如下：

　　一、

　　除上文提到的《邓颖超同志生前写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而外，邓大姐还留下了一份有关身后事处理的委托书，这可视为她的另外一份未公开的遗嘱。邓大姐亲笔把它写在两页普通的信纸上，题目为《委托下列同志办的几项事》。

　　她点了六个人的名：杨德中、李琦、赵炜、张佐良、高振普、周秉德，嘱托由他们“组成小组”，“请杨德中负责主持”，“赵炜协助”;然后，她列出七件事，交代给这个小组在她身后办理。

　　这六个人中，周秉德是唯一的亲属代表，她系周恩来三弟周同宇的长女，从12岁起就长期生活在周恩来夫妇的身边。我采访时，她任《华声报》报社副社长。

　　据周秉德介绍，这份未公开的遗嘱，立于1982年11月5日，距第一份遗嘱之后的四个月，从时间和内容看，主要是对第一份遗嘱的补充或具体化。但它的第一条却是独立的，公开的遗嘱里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在我患病急救时，万勿采取抢救，以免延长病的痛苦，以及有关党组织、医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负担。”

　　这一条很重要，它与邓大姐后来一直主张“安乐死”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一条有关安乐死的消息，收到的第一个听众反应，就是邓颖超的一封措辞恳切的信，她表示完全赞成。

　　二、

　　邓颖超公开的遗嘱是1982年6月17日写的，我问周秉德是否事先就知道这份遗嘱。

　　她说：“1982年7月11日，七妈(因为周恩来在周氏家族里的大排行里行七，侄辈都称邓颖超为七妈)打电话邀我和弟弟秉钧去中南海。因为西花厅正在维修，她临时搬到中南海游泳池旁的房子里住。她对我们说：‘我住在高级招待所，房子这么高，这么大，这么讲究，还有个大花园，但我还是喜欢原来的旧房子，喜欢西花厅。”

　　邓大姐就是在这个高大而讲究的招待所里，向秉德和秉钧正式交代了自己的后事：‘现在老大、老二都来了，我得向你们讲清楚，我已经写了遗嘱了，向组织上和赵炜(邓的秘书)都作了交代。’然后她一条条地告诉侄女侄子她的意见。

　　秉德说：“我记得那天她特别谈到‘安乐死’，这个要求在那份遗嘱里没有，但在同年11月5日她写的那份带有补充性质的委托书里，列在了第一条。

　　当时七妈和我们讲得很明确，看来她已深思熟虑了：‘我得重病的时候，或我临死的时候，千万不要抢救，那时侯抢救没有什么意义，只能延续那么一两天的生命，搞得医生和病人都痛苦。我看报纸上说美国有一个安乐死医院，人老了，该办的事都办完了，就可以安静地没有痛苦地死去，我看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

　　七妈是看到伯伯最后时刻的痛苦有感而发的，那天她几次说到伯伯：‘你们伯伯那时侯受的罪太大了，一共做了十三次手术，最后一次手术抢救，只拖延了他五天的生命，实在没有意义。但当时我没有权力说这个话。”

　　三、

　　遗憾的是，十五年以后，当邓大姐病危时，还是没有任何一个组织或个人敢于拍板，实现她的遗嘱，他们只有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人力、物力抢救并尽可能延长邓大姐的生命。

　　1991年7月27日，邓颖超因高烧肺炎住进北京医院。在这之前，她进食已十分困难，一直跟随在周恩来身边的老厨师，要将做好的饭菜一样一样地打成糊状，放进小碟子，用热水温着，送给她慢慢吃，一顿饭常常要吃一个小时。后来这样的办法也不行了，她甚至不能喝水、吃药。医护人员只能用棉签蘸上茶水、桔子水，一点点润进她的嘴里，以解干渴，但营养及药物无法进食。这次住院，院方已向中共中央及亲属下了病危通知。

　　医院准备实施最后的抢救，曾为周恩来做过多次手术的著名外科专家吴蔚然大夫，提出为邓大姐“造一个胃漏”，即在胃上打一个口，当时会诊的医生有不同意见，有人不敢做，因为手术难度大，且病人痛苦;但吴蔚然坚持要做，他说：“只有这么一个办法了。”8月1日下午，由吴大夫主刀，这项手术成功了，于是延长了邓大姐一年的寿命。

　　生命的最后一年，邓颖超是在北京医院的病榻上度过的。她曾幽默地形容手术后的自己：“我现在不能吃，不能喝，嘴都换地方了。”她几次表示，“我的手术是在不省人事时做的，如果我醒着，我就不让动了。”

　　她在去世之前的几个月里，经常处于半昏迷状态，病情时好时坏，抢救设施不离左右。当她神智清醒时，她对守在身边的工作人员叮嘱：“我这么难受，还拖累了你们这么多人，以后再也不要抢救了。”

　　1992年7月10日邓颖超的病情再度告危：低烧、心力衰竭、血压降低、脑和肺里都有积水，且呼吸很慢，1分钟只有十三四次。专家们再次会诊抢救，但此时已无回天之力。

　　1992年7月11日清晨，这位杰出的女性撒手西去。

　　她最终也未能实现那份未公开遗嘱中的第一条。

　　她本来希望在死亡面前做一名移风易俗的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