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研究主要成就综述--02

　　关于九一三事件的研究，目前主要侧重于“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及其历史影响研究。2006年1月出版的孙一先先生的《在大漠那边》，综合了有关研究的重要成果，对“九一三”事件研究主要成就进行了初步总结，概括了林彪事件研究中存在的几个悬案： 关于林彪事件出逃“被劫持”说;关于飞机起飞后“空中盘旋”问题;关于飞机“被导弹击伤”说;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和“手令”。丁文凯在《“九一三林彪出走事件”研究述评》一文中提出了十三个疑点并进行了分析[②]，肖思科也撰文批判了林彪系“导弹击毁说”、“西山镇压说”、“绑架出逃说”、“替身代死说” 和“软禁老死说”等种种谬传[③]。

　　(一)“九一三”事件性质的研究

　　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性质有两种说话。第一，“林彪叛国出逃”说。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的《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最早将其定性为“林彪叛国出逃”事件;1971年12月至1972年1月，中共中央先后下达了《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和之二将其定性为“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将其定性为“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在国家新华网中，“‘九一三事件’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动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外逃叛国，途中机毁人亡的事件，又称‘林彪叛逃事件’”。第二，“不同政见斗争”说。香港台湾媒体有一种说话，认为“九一三”事件是以时任中国共产党中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为首的一股政治派别，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持不同政见出走事件，最终不成功並导致事件主角林彪夫妇在內的9人丧的事件。

　　梁遇春也在其《九一三疑点剖析》中认为：第一，“林总既不会有跑到苏联的想法，更没有去苏联的准备。”第二，“我党根本没有弄清真相的想法，自然也就没有什么能让人信服的调查。”第三，“林彪没有进行那个所谓的反革命政变。”其实关于林彪事件性质的定性涉及三个关键问题：“林彪事件”是否反党和篡权?“林彪事件”是否是叛逃?林彪集团的行为与林彪本人的关联度?

　　1、关于“林彪事件”是否反党和篡权?

　　在《周恩来传》、《毛泽东传》(1949-1976)、《在大漠那边》等著作以及党的文献，明确作出林彪集团的阴谋活动是反党夺权，这是目前主流观点。但是不是没有异议。例如，陈益南的《从历史轨迹思考林彪问题》认为，1971年发生的林彪事件，主要包含二个问题：一是，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上开始引发的“论天才”问题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二是，企图杀害毛泽东主席并搞武装政变的阴谋。他的总体判断是，“九一三事件”前，林彪对毛泽东的态度“似无‘取而代之’的反骨。”刘明钢在《林彪何以坚持设国家主席》中研究表明：“林彪一共6次提出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泽东担任主席，但从来没有说过他想当国家主席，倒是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不想当国家副主席的想法。”[④]最后认为“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并由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当然不是‘急于夺权’，更不是要谋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是要保全自己，保全现有的权力与政治生命。”[⑤]并且强调第一个请示是否设国家主席一事的是周恩来(1970年3月初)提出的，在毛泽东不同意的情况下，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林彪的建议。这怎么解释少数服从多数的党内根本原则。难道毛泽东正确，而其他人均错误?吴法宪也在回忆录中指出了一个重要事实：“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这句话并不是叶群讲的，而是他自己从程世清那里听说的，是汪东兴传来的话：“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⑥]认为九届二中全会上争论的实质是毛泽东借机削弱林彪集团的势力。另外关于“五七一工程纪要”(主要证人有三：一个是原上海空四军的宣传干事李维新，他是“571工程纪要”的半个见证人。第二个是李文普，他是林彪企图叛逃苏联的唯一证人。第三个是空军学院的普通工作人员—王某某，他是“571工程纪要”的“缴获”者。)和9月8日的“林彪手令”两个作为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的重要证据本身，学术界至今还存在疑问。舒云也认为“广州军区不知道‘林彪另立中央’”[⑦]，从而对林彪集团难逃广州另立中央一说提出了怀疑。张聂尔在《风云“九·一三”》中同样认为，所谓的“谋杀”和“南逃”都仅仅是林立果一伙人的“狂想”，甚至连会还没开完就宣布作废了。

　　2、“林彪事件”是否是叛逃?

　　关于林彪飞机在蒙古失事是否是叛逃问题，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吕学文的《亲历林彪出逃的前前后后》等关于林彪事件真相属于主流观点。而网络文章《林彪的最后岁月》就认为，一是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林彪等出逃之前他们与苏联或蒙古官方有过有关联系;二是也没有证据明确证明林彪登机出逃是他本人的意思。因此，他怀疑“九一三事件”是不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合谋的一次政变?是否他们安排了置林彪于死地的攻击措施?陈晓宁在《质疑林彪“9.13”事件》中也认为，林彪没有叛逃苏联，当汉奸、卖国贼的动机与思想基础;林彪在直到9月12日晚的心态都表现出他拒绝叛逃苏联;林彪事件中的许多证据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证实。例如，林彪在1971年9月12日夜出走去机场的汽车上是否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关键性的话，这是林彪事件关键性证人李文普提供的证据;林彪在9月12日夜乘机要出走的目的地是广州(香港)，而不是想叛逃苏联，而后来飞向蒙古、苏联的行为应由林彪之子林立果负责;256飞机在外蒙古境内没有一直飞向苏联，而是在飞到苏联、蒙古边境处调头，向中国方向返回，这个举动说明林彪不想叛国，所以强令256飞机返回中国[⑧]。康庭梓文章中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也表明“256飞机在飞到苏联、蒙古边境处调头，并向中国方向返回”[⑨]。

“九一三”（林彪）事件研究综述

　　3、林彪集团的行为与林彪本人的关联度?

　　关于林彪集团的行为与林彪本人的关联度问题，党的文献非常清楚明确地以林彪集团来统称以林彪为首的一伙。金冲及、逢先知、李文普、康庭梓、吕学文、孙一先等支持这一观点。但是所谓林彪集团的所作所为与林彪之间是否密切相关，目前存在争议。如关于林彪出逃“被劫持”说[⑩]、“九一三”事件叶群祸起说。陈益南提出，林立果等的所作所为，是不是林彪事先已知道?现在能证明林彪参与指导林立果的那些事的证据，就是1971年9月8日写的那张纸条：“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但仅仅凭这样一张存在有无数种意义解释的纸条，显然还不可能就得出是“林彪指示林立果要谋害毛泽东”的结论。林立衡主动向8341警卫部队报告此事时，也认为“老虎和和主任要把林彪带走，他们可能要逃跑。老虎在外干了不少坏事，他还说要谋害毛主席，害不了跑了。”[11]。舒云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对“九一三事件”留下了大量的引人深思的问题。例如，20世纪80年代审判“两案”时候，只发现一个林彪“手令”，而他在调查中发现了“手令”实际上是横竖，而且有两个人正式看到了第二个“手令”。而且认为林彪事件有很多的“套”。再如，“三国四方会议”是惟一能证明“五七一工程纪要”拟定后的一个集体行动，但很多资料表明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三国四方会议”，包括王国维、陈励耘、周建平都被冤枉了;又如，审理“两案”时候，已经搞清楚黄吴李、邱与“两谋”(谋划武装政变、谋划杀害毛泽东)没有关系，证据是最高人民法庭的起诉书中，他们每人三条罪状，都没有“两谋”;还有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为何要带头批判毛泽东的“文革”大将张春桥?她认为林彪本人有缺点，但不应该为“文化大革命”负责，林彪只是不应该那么去捧毛泽东。《张宁：自己写自己》也有类似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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