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传记勾勒了一个工人造反派领袖的一生，可以当作一部简明版“地方文革史”，让亲历者忆起、让后来者想象那个波诡云谲、雷鸣电闪的特殊岁月；它帮助我们了解这一位、这一批悲剧人物的性格、作为和局限，也促使我们从更多层面反思“文革”——那不是一句“彻底否定”就能盖棺论定、永归沉寂的


　　老高按：武汉老友知道我关注武汉“文革”研究，推荐我到“中国文革研究网”上，下载了一篇讲述“文革”中湖北造反派领袖胡厚民的长篇传记《“苦海乐天，唯因信仰”》（作者樊早）。全文大几万字，分成几部分，陆续转贴于此。
　　回望和研究湖北、武汉“文革”十年，船工出身的“工人总部”二号头头胡厚民，是绕不过去的风云人物——虽然近一半时间，他是在监狱之中。他在武汉造反派的头头中，文化水平不是最高的，职务和权力也不是最大的，但却是造反精神最强者之一，是当权派最恨者之一，是刑期最重者之一（与“四人帮”中姚文元相等，超过所有林彪集团成员）。
　　最近我连续在老高的博客上介绍了好几篇有关武汉“文革”的文章：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回忆听说的“7·20”事件；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王海光为徐海亮所著的《武汉“七二〇”事件实录》一书所作序言……此外，最近我还细读了丁凯文的专著《解放军与文化大革命》，其中有专章评述震惊世界的武汉“7·20”事件；以及武汉作家胡发云正面描写武汉“文革”的长篇小说《迷冬》，等等——正如我以前引用过的比喻，观察历史人物和事件，需要“无影灯效应”，避免留下死角。这部关于胡厚民的传记，让我们增添了观察、反思武汉文革的新角度。
　　这部传记，材料翔实。数年前我曾经看过、也在一些场合介绍过关于胡厚民的传记，看来这一部是在那一基础上充实、订正的。作者樊早自己的倾向性是明显的，但是作者力求客观、理性和全面的愿望也是明显的。
　　作者樊早，看来是个笔名。我猜测，是“造反”两字颠倒一下的谐音。这既暗示了作者的身份——当年可能是造反派的一员；“造反”两字反过来，也含蓄地表白了撰文的意图之一在于反思（当然，我这纯属猜测）。
　　此文以非常平实的笔调（甚至有意收敛到文字不是很有光彩的程度），勾勒了一个工人造反派领袖的一生，也可以当作一部简明版“地方文革史”来读，让亲历者忆起、让后来者想象那个波诡云谲、雷鸣电闪的特殊岁月；它帮助我们深入了解这一位、这一批悲剧人物的性格、作为和局限，也促使我们从更多层面反思“文革”——那不是一句“彻底否定”就能盖棺论定、而后下葬，永归沉寂的。



　　
引子

　　下面全文照录的，是《武汉大典》第一卷（武汉市情编辑部、武汉市档案馆编，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主编根据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武汉市档案馆所提供材料写成的“胡厚民”条目。该条目虽未最后编入《武汉大典》，但它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官方关于胡厚民的最完整叙述，弥足珍贵：

　　胡厚民，湖北汉阳人，1954年由技校分配到武昌造船厂当工人。1961年入党，延至1964年转正。1968年1月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
　　1966年底，胡厚民与朱鸿霞等人成为“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的帮派头目。12月，胡厚民到北京，在戚本禹的操纵下冲击中南海。1967年1月26日，胡厚民与夏邦银、朱鸿霞等人策划联合夺取湖北省、武汉市党政大权。2月22日，胡厚民同杨道远、朱鸿霞等人在《长江日报》发表了《无产阶级夺权与资产阶级夺权的生死决战》的长篇文章，加剧了武汉各群众组织的分裂和派性斗争，使武汉内乱加深。“七二○”事件后胡厚民与朱鸿霞一伙掀起了武汉地区反军乱军恶浪，并在北京组建成立了“五一六”核心领导小组。返汉后，组织策划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弹药和大量军事机密文件，召开万人大会，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胡厚民等策划成立了“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指挥部”，欲以此充当省革委会的过渡权力机构，继而夺取省、市大权。当王力在“七二○”事件中被中央揪出之后，胡厚民伙同朱鸿霞等人竟要求王力担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随后，胡厚民参与组织“北、决、扬”反动组织。
　　1968年1月，胡厚民参与策划了武汉地区的“三反一粉碎”运动，致使武汉地区的生产遭到损失，群众遭受不幸。为了篡夺各厅、局大权，胡厚民与朱鸿霞等人指使姜诗存组织成立“28个厅局夺权指挥部”，企图架空省革委会，夺取厅局领导权。在此期间，胡厚民还参与指挥中原机械厂武斗，造成打死2人、打伤57人、工厂停产3个月、经济损失数百万元的结果。胡厚民还插手浠水县的武斗，造成死15人、伤8人的惨剧。1969年，胡厚民在武汉参与、组织、策划“反复旧运动”，召开“反复旧、反逆流、反复辟动员大会”，在中央下达了《关于处理武汉地区“反复旧”问题的指示》后，胡厚民一伙仍提出在武汉要进行不提反复旧口号的“反复旧”运动，同中央指示对着干。1970年6月胡厚民被监护审查，1974年3月解除监禁后，其反党反军活动更加猖狂，多次召开黑会，制造内乱舆论，并多次有组织地围攻军区、省市革委会，为了加强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联系，胡厚民伙同朱鸿霞等人组织专门写作班子，给江青、王洪文送黑材料，以示效忠，提出“批林批孔就是批周总理”。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胡厚民一伙更极力鼓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攻击老干部是“民主派”、“走资派”。
　　为篡党夺权，胡厚民与朱鸿霞一伙成立了核心领导班子，于3月21日强占省招待所13号楼作为指挥部，并设立了所谓材料组、宣传组等七大组，并按战线分工，公开向省革委会要官要权。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经中央批准，胡厚民被隔离审查，1977年11月被依法逮捕。1982年7月28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胡厚民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官方给胡厚民所定罪名，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史、法制史上的笑柄，用来支持胡厚民罪名的“犯罪事实”，不是本无其事，就是严重失实。我们在这里要讲一个我们所知道的胡厚民。官方那样侮辱、迫害胡厚民，我们自是毫无力量阻止，但想一手掩尽天下人口耳，那可办不到。
　　
参加文革三次坐牢

　　
　　1990年，胡厚民时年76岁的母亲陈爱娣以“原判执行刑期计算有误”，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9月上旬该院发出刑事裁定书：

　　原审被告人胡厚民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曾于1967年3月17日至7月19日被我公安机关拘留审查过；后又于1969年10月5日至1970年5月31日办过五不准学习班[1]，学习班解散后被关，到1974年3月2日才释放，共计4年零9个月的事实属实。原审被告人胡厚民又因上述罪行于1976年12月10日被逮捕，一直关押至1982年7月审判。原审判决对胡厚民的刑期折抵少计算4年零9个月应予纠正。现裁定如下：
　　原审被告人胡厚民的刑期起止日期应从1976年12月10日起至1992年3月9日止。（已扣除原多次羁押期4年零9个月）。（《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武法[90]刑再字第37号）
　　
　　上世纪80年代初，继北京对“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成员”的审判之后，各省也审判了文革结束后即被拘押的所谓“四人帮爪牙”。湖北省造反派的一批头头被判刑，其中判得最重的是胡厚民：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一同受审的张立国（华中工学院学生、红司新华工勤务组成员、省革委会副主任）和夏邦银（汉阳轧钢厂工人，工人总部勤务组成员，省革委会常委，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各判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朱鸿霞（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工人总部一号勤务员、省革委会副主任）被判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胡厚民的刑期和四人帮中的姚文元相同，超过林彪集团中被判刑的所有人。胡厚民只是省革委会常委、钢工总二号头头，他被重判是因为拒不认罪。
　　文革十年，武汉造反派除1967年七二○事件后风光过一年多时间，其他时间几乎都在挨整。胡厚民的遭遇是湖北、武汉所有造反派遭遇的缩影，他三次坐牢，文革期间竟有将近一半时间被监禁，四人帮垮台后胡厚民又被关了5年零8个月，才被法庭宣判，此前未经法律程序被关押了10年半。
　　官方上述“胡厚民”条目，颇具盖棺论定的权威性口吻。然而，所述果真是事实么？果真是历史结论么？文革后话语权被官方垄断，文革真相长期被封锁，官方媒体妖魔化造反派，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向造反派。
　　俄国作家契诃夫说过一句话：大狗要叫，小狗也要叫。当下研究文革、回顾文革，只闻大狗叫，或者说只闻一部分大狗叫。而小狗天然就应拥有叫的权利，这个权利与叫得好不好听、叫得对不对、叫得合不合当道者的口味无关。值此文革爆发47周年之际，我们探访胡厚民的亲友和知情人，包括当时与他属于对立派别的人士，阅读所能收集到的材料，深深感到：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坚定勇敢、诚信、有爱心的人格，承受艰难而勇于负责，心系国家命运和弱势群体疾苦，拒绝功利、利己和机会主义……这是人类精神天宇中永不磨灭的灿烂星光。在这星光普照之下来说胡厚民，不由想起人们提起他时常说的一句话：是一条汉子。
　　
船工出身的工人造反派领袖
　　
　　1937年6月15日，胡厚民出生在武汉市一个船工世家。父亲胡仁德是一位老船工，在长江、汉江靠撑船摆渡运输养家糊口，育有五男二女。胡厚民是儿子中的老大。10岁开始，胡厚民就跟父亲在江上学撑船，后来又跟父亲在大船上学司舵。1969年2月11日，曾思玉[2]在武船工人座谈会上抹黑胡厚民说：“他母亲是个渔霸”。武汉反复旧运动中，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代会、武汉锅炉厂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调查组1969年4月25日《关于胡厚民同志几个重大问题的调查报告》（载1969年5月23日武汉革命工代会工人联合调查组编《通讯》忠字第1期）进行了专题调查，调查报告说：“1.胡厚民同志祖孙八代常住汉口，从未住在湖边，也未从事渔业，更没有霸占鱼塘。因此，他家既没有搞过‘渔’，更谈不上‘渔霸’，四清时其家庭成份是‘贫苦独劳’。2.其母陈爱娣，现年56岁，文盲，娘家驾船，婆家成份为‘贫苦独劳’。自结婚以来，几十年接触的是锅瓢碗盏，从事的是料理家务，除在解放前因家大口阔给人家当过一段奶妈（帮别人孩子喂奶）外，从未在社会上工作过，她既没有从事过渔业，更没有霸占过鱼塘，剥削渔民。”调查结论是：“其母解放前后系家庭妇女，根本不是渔霸。”这个官司竟然打到了中央首长那里。1969年5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黄永胜、叶群、李作鹏等人为解决湖北反复旧问题在人民大会堂四次接见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成员时，康生分别在5月19日、5月27日两次讲话为胡厚民澄清，康生说：“说胡厚民同志的母亲是一个渔霸，他母亲根本没有打鱼，怎么会是渔霸呢？”
　　1949年，胡厚民告别了三年的艄童生活，插班进入汉口第六小学四年级。1954年初中毕业后考进武昌造船厂技校。1955年元月，胡厚民在技校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毕业后分配到武昌造船厂工作。1958年大办钢铁时，胡厚民是转炉工，工作环境很恶劣，生活十分艰苦。为了方便工作，胡厚民索性搬到分厂去住，晚上就睡在余温燎人的炉子里。由于表现积极，他当上武船铸钢分厂的电炉长。胡厚民1960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函授班学习，1961年6月27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武昌造船厂组织厂工人业余文艺宣传队，让胡厚民负责这一工作，当过总厂文艺宣传队的领队。他还搞过一些业余创作。厂工人业余宣传队不仅在本厂演出，还走出厂门，到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国棉一厂、国棉六厂、市技术工人学校等单位去演出，受到热烈欢迎。胡厚民也写过一些报道在《湖北日报》上发表。文革前在铸钢车间与胡厚民同事并同寝室的李承弘[3]告诉我们：“我与他结识大约在1965年，他是技校的二届生，是我的学长。他出身好，又是共产党员，我厂四清前他是厂里大红人。胡厚民与厂长吴方贤、厂党支部组织委员喻尊启（工人工程师、厂劳模，文革时为武昌铸钢厂革委会副主任）关系极好，胡、喻二人是厂长吴方贤的左右膀，一文一武辅助吴的工作。我进厂胡厚民就是脱产工人，以工代干搞厂里的宣传工作。”
　　按中共当时的说法，胡厚民可谓“苦大仇深、根红苗正”，是党的培养、依靠的对象。
　　1965年武船铸钢分厂划归武汉市管理，改名武昌铸钢厂。

　　1966年夏天，胡厚民被派到北京钢丝绳厂学技术，亲身感受到北京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热浪。回到厂里，胡厚民和李承弘、喻尊启三人成立了“红尖刀战斗小组”，写过几篇大字报。有一篇大字报质问是谁“扼杀了我厂第一个工人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另一篇大字报是谴责市冶金公司党委对运动领导不力，不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当时工人要求冶金公司派车送工人到武汉大学看大字报，冶金公司未派车。“红尖刀战斗小组”的大字报也遭到大字报的回击，有大字报说厂长吴方贤、喻尊启和胡厚民三人关系很密切，说他们是“三家村”，拉帮结派，不搞政治挂帅，搞唯生产力论。
　　真正把胡厚民推上“造反者”位置的，是1966年8月下旬北京大学生来武汉串联，提出“炮轰湖北省委”的口号，指责湖北省委前一段运动“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王任重（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一书记）、张体学（时任湖北省省长）等号召人民保卫湖北省委，并大抓“南下一小撮”。省、市委组织文艺宣传队到各大中学校和工厂、农村演出《湖北省委就是好》的歌舞，张体学仿效毛泽东穿着军装坐着敞篷吉普车在武昌体育场检阅老红卫兵。
　　关于应不应该“炮轰湖北省委”的大辩论真正地发动了群众。王任重对炮打他的“南下一小撮”公开发出“枪打出头鸟”、“秋后算账”的威胁。张体学说：“南下学生傅军胜是一个右派，将来不把他划成右派，老子去告他的状！运动后划成右派，送到湖北劳改，我省长不当了，去当劳改队长。”张体学还在洪山礼堂声泪俱下控诉“南下一小撮”中的人民大学学生赵桂林：“我就是湖北佬，我不是好惹的！”（参见徐海亮《东湖风云录》第61—71页，银河出版社2005年版）湖北省委领导人的拙劣表现从反面起到了路线斗争启蒙教育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矛头向上还是矛头向下？每一个关心政治、思考问题的工人都会有自己的回答。
　　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当时年仅23岁的工人李承弘在湖北大学（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贴出大字报，支持南下串联学生，胡厚民也支持李承弘的大字报。当时中央尚未批准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10月初《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发表后，在华中工学院学生聂年生[4]等人支持下，胡厚民和李承弘参加了新湖大红八月战斗队，两人还找到武汉市工交政治部主任刘振邦、湖北省总工会主席张天林谈判，要求成立工人群众组织。
　　1966年11月10日，在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几乎与上海安亭事件发生同时，武汉地区的造反派工人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简称“工总”，1967年6月下旬后称“钢工总”）。造反派普遍也受“血统论”影响，怕被外界抓辫子，说是“组织不纯”，推选领袖时也很注意其家庭成份和文革前的政治表现，参与发起组织工人总部的胡厚民是党员，出身好，产业工人，又有较强的组织号召能力，于是被推选为工总勤务组二号勤务员。
　　
胡厚民的文革角色与“罪名”

　　因胡厚民在受审时拒收起诉书和判决书，其家属无法向我们提供决定他命运的这两份文件，武汉市档案馆不向公众开放文革档案，省、市图书馆规定查阅文革期间报刊须出示省、市委办公厅介绍信，我们只找到上述“胡厚民”条目。对照夏邦银、朱鸿霞、吴焱金等人的判决书，和1977年4月湖北省夏朱胡专案组公布的《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等人的罪证材料》，相信当局对胡厚民的指控，应该与《夏邦银刑事判决书》（市法[82]刑初字第29号）所述大致相同，一曰“颠覆政府罪”，二曰“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三曰“诬告陷害罪”，“即在‘文化大革命’10年内乱中，以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肆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当然，在文革不同时段和文革后1982年审判时，罪状说法各有不同，这是因为官僚阶层根据自身利益需要，有所强调，有所遮掩。倒是《武汉大典》主编亲撰的那个“胡厚民”条目，材料抄自官方公开和不公开的文件，各种“罪名”比较齐全。下面就以这个条目罗列的“罪名”为纲，叙述胡厚民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
　　
　　一、关于“冲击中南海”

　　武汉部队1967年取缔工总的三二一通告所附《“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罪行》第三条是：“反对毛主席，冲击中南海，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关于这项“罪名”，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的李承弘《百年寻梦》（2010）、徐正全[5]《雪地足迹》（2012）、王光照[6]《这里，那时，潮起潮落》（即出）等书都有回忆。综合这三位亲历者的叙述，事情的真相大致是这样的：
　　在华中工学院、湖北大学和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学生的牵线串联下，武汉地区最早的工人造反组织在湖北大学31号楼形成雏形，核心人员中有胡厚民、朱鸿霞等人。1966年11月10日，工人总部在省委洪山礼堂举行成立成立大会，张体学和省委书记处书记赵修[7]到会，张体学讲话，表示支持工人的革命行动，对工人总部的成立表示祝贺。讲完后提前离开，说细节问题由赵修继续讲。张体学走后，赵修就一问三不知，这个问题“没有研究”，那个问题“没有讨论”，连成立总部都不同意，只同意设联络站，结果谈崩了。既不能“树旗”，组织又得不到省委承认，工人们于是决定拦火车到北京，希望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支持。当时到北京去了三百多人。
　　几乎是同时，上海发生“安亭事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给上海工人的电报中说：“大道理管小道理。”“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即使有多少道理，有那样的道理，有千条万条的道理，也都站不住脚了，因为你们忘记了最最重要的大道理。”上海工总司批判陈伯达的电报，说是大毒草。北上告状的工总成员认为，他们的行动和安亭事件的性质几乎完全一样，这个电报对他们非常不利，把他们逼到了死角。这些工人没有一个愿意脱离生产岗位，更不愿意切断铁路交通，是湖北省委逼迫他们到北京来找毛主席的。经过商量，大约在11月20日前后，在陈春茂（湖北大学学生）的组织下，他们推出三四十个人，上午11点列队来到中南海西门，在大门两边红墙上贴了两条标语，一条是“陈伯达同志11月11日的电报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另一条是“强烈要求和陈伯达同志辩论！”到底革命是大道理还是生产是大道理？他们认为陈伯达把大小颠倒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朱鸿霞、胡厚民、王光照和李承弘等10人排队走到中南海西门，与一个穿四个口袋军装的干部交涉，要见陈伯达。为了避免给人以口实，这10个人把身上凡是金属制品哪怕是指甲剪也都集中交给其他人。其他人都安静地坐在警戒线外，只有一两个人站起来要求西门口的人一定要把陈伯达同志请出来，没有人“冲击”中南海。大约不到一小时，陈春茂让大家到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接待站去解决问题。中南海门卫也出来对他们说，有问题应上中央文革小组接待站，来中南海不合适。他们认为有道理，也有了台阶下，这样一行人就到了中央文革与国务院设在西边兵马司胡同内的接待站。刚去有人接待，问有什么事，朱鸿霞、陈春茂等上前讲了缘由，接待人员要他们在来访登记簿上登记，李承弘记得是他在“上访理由”栏清楚明白写道：要求陈伯达澄清有无就安亭事件所发的电报，有电报我们就与陈进行辩论，分清是非。登记表送上后，好久不见动静，正在耐心等待时，突然发觉接待站不见一个人影，每个屋找遍都没人，除了桌椅外，一点东西都没有，完全给我们唱了一出“空城计”。当天天气已晚，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姜诗存买了些火烧，大家凑合着填饱了肚子。回白石桥又太晚，何况没有得到结果，就留在接待站。晚上没床没被，一时也睡不成，大家一起开了个晚会。不知不觉中，忽然感到冷，而且越来越冷，最后一查是暖气停了。虽然大家很气愤，但一个人也找不到，有气也没处发。冷得大家睡不着，只好来回走动或跑步，天刚亮就忙着搞吃的暖和暖和。一直坚持到早上八九点钟，接待站还是不见一个工作人员，也没更好办法，只好回白石桥睡觉。同陈伯达辩论就这样不了了之。
　　
　　所谓第二次“冲击”的真相是这样的：
　　1966年11月24日下午两点到六点钟，武汉工总在京人员在首都工人体育馆参加了全国各地在京革命工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这个大会是在首都红卫兵三司帮助下召开的，有一万多人参加。武汉工总担任整个会场的纠察队，负责维持会场秩序。原传说中央首长要来参加大会，眼巴巴地等着中央首长到来。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一位北京的大学生宣布，我们已经给中央文革首长打了电话，中央首长一定会来参加我们的大会。五点多种这位学生又上台宣布：戚本禹（有人记得他说的是关锋）打来电话，说他因为很忙，不能来参加大会，祝大会圆满成功。
　　徐正全回忆说：中央首长不来，一冶工业安装公司工人张治能冲上主席台，抢过话筒说：“中央首长不来，我们去中南海请他们接见！”王光照挥舞着武汉工人总部的旗帜绕场一周，大约有三百人响应，武汉工总有几十人参加。
　　李承弘回忆：我们打着“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的旗帜，步行来到中南海，要求中央首长接见。我记得在路上王光照征求我和胡厚民意见，我主张去沙滩中宣部，因为我听说前不久陶铸在中宣部接见过浙江的工人造反派，去中宣部一来风险小，二来能见到陶铸这位中央首长也能解决问题，但胡厚民否定了我的意见，认为我右倾，说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还是去中南海比较好。这样，王光照带着队伍来到了中南海西边靠北的一个门，在门对面的人行道上停了下来。不知谁带头，有十几个人从我们站着的地方向马路对面的中南海门前走去，中南海警卫就出来很多人阻拦，人群就没继续往前走，但也没后退或者走开，只是一堆人围着门，口里叫着“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中央首长！”这时人群已乱，控制不住，因为往里冲，我们头头是要负责的，其后果不堪设想。胡厚民、王光照、陈春茂和我跑过去劝说他们退回来，但劝说无效，就僵持着。第二天凌晨一点多，首都三司学生开着两辆交通车来了，带来了馒头和面条，叫大家宵夜，经他们劝说大家回到了白石桥。
　　
　　二、策划“一·二六反革命夺权”

　　1967年元月初，工总、九一三、工造总司、三新、二司等数十万造反工人、学生在新华路体育场连续批斗王任重及湖北省委张体学、赵修等人，并酝酿响应上海“一月革命”后毛泽东的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
　　关于一·二六夺权，吴焱金《四十三年望中犹记》（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9年）中说：上海一月革命风暴以后，在党中央的号召下，湖北、武汉造反派也准备联合夺权。湖北、武汉的夺权由新湖大发起，1967年元月26日上午，在湖北大学行政楼二楼召开了夺权筹备会议。会议由工人总部一号勤务员朱鸿霞主持。彭勋[8]在会议上讲，把大家召集起来就是为了联合夺湖北省委的权。新湖大拟定了一个9人的筹委会，起草了《告全省人民书》和《夺权公告》两个文件，请大家讨论审议。朱鸿霞宣布了由夺权秘书处草拟的夺权方案。二司和九一三反对筹委会名额分配方案。正当大家争吵不休时，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张立三发言，他说：“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他的依据有三条，第一，你们在内部排除异己，把老工总的发起人统统排斥在工总领导班子以外，甚至还打他们；第二，组织严重不纯，他举了周光杰[9]、侯良正[10]、余克顺等人的例子；第三，工总成立后在武昌红楼的领导班子拿公款吃吃喝喝。张立三还列举了几条工人总部的其他问题。胡厚民发言说：“刚才大家对我们工总提了意见，你们说工总有缺点、有错误，我们正在关门整风，过一段时间我们还要开门整风。请你们上门提意见，帮助我们整风。”“如果说工人总部的头头有缺点错误，我们可以改正，我们可以开门整风，欢迎提意见。但说工人总部的头头修了，我们坚决不同意。如果砸烂工人总部，则是使亲者痛，仇者快，走资派和阶级敌人高兴的事。”会议没能就夺权达成一致意见，省、市两级夺权都没搞成。由于首都南下造反大队张立三发难，使钢派头头过于严重地估计了会议争论的形势，终于导致了引起武汉造反派公开分裂的《二八声明》问世。
　　李承弘在他的书中回忆说：对喊“工总头头修了”这股暗流，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及西军电三家驻汉联络站保持了清醒头脑，果断要工总停止内部整风，对这种不正常现象展开反击。在这一背景下，二八声明出笼了。正当武汉地区造反派内部为香花毒草辩得你死我活不可开交时，武汉军区已开始悄悄地向工总动手了。自从军委发了八条后，军区领导胆子就更壮了，因为有了军委八条这护身符，全国部队都先后向造反派开刀，对湖北影响最大的是湖南军队率先镇压了类似工总的湘江风雷。工总头头已有了被捕的思想准备，周光杰、侯良正、余克顺已自动回避离开了总部，同时决定胡崇元[11]为主、沈复礼[12]为副组成第二套班子。武汉军区2月18日发表了反对二八声明的“二一八严正声明”，在武汉上空撒下了无数“二一八严正声明”的传单。将造反派赶出红旗大楼，紧接着从军事院校开刀，武装抓了武汉高级步校的造反派，军管了工总骨干单位电信局。各单位的职工联合会又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他们积极配合部队收集造反派材料，监控造反派，准备开春算账了。武汉部队一介入，加上谣传什么中央文革林杰表态二八声明大方向错了等，使工总很被动，元气大伤，加上湘江风雷被镇压，军内造反派被抓，更给工总敲了警钟。一张白色恐怖的大网笼罩在每个人头上。
　　杨道远[12]《奉献》（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中说：我们成立了联合指挥部，预备夺权，但是省里面干部比我们还积极，要交权。那时开了很多次会，二司是庞道明（二司武汉邮电学院总部一号勤务员）和周孔信（二司武汉外语专科学校总部一号勤务员）他们代表，经常去开会。我们开会代表回来传达，二司总部决定坚决不让他们夺权，我们通知了工总，不参加他们夺权。最后，他们还是搞了夺权大会，起草了声明、公告和致敬电，要在第二天《湖北日报》上刊登。张体学给专县打电话，要他们承认夺权，我们坚决不承认，坚决不让《湖北日报》发布夺权公告。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要砸烂工总，为反对夺权公告，我们在武昌体育场举行过辩论：朱鸿霞到底是“牛”字号还是“闯”字号的？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生、二司成员雷志茂，根据2月4日工总、二司、九一三和北航红旗、哈军工红反团的驻汉联络站等7个组织在武昌红楼开会所确定的意见，执笔写成二八声明。二司宣传部长吴恒春（武汉大学学生）后来回忆说：“这篇声明，矛头所向很明显是对新派组织（即三新、工造总司等）的，是说他们在侵占文化革命的胜利成果。”声明指出，以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某些人为首，他们充当了湖北黑省委的别动队，起到了（武汉地区保守组织）“职工联合会”所不能起的作用。他们还拼凑了一个乌七八糟的大杂烩，策划了一个形“左”实右的假夺权。声明还说：“这种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就是王任重、张体学利用爪牙走狗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伙同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其他一切牛鬼蛇神，相互呼应打入革命造反派内部，配合各种机会主义分子，利用个人主义的野心家及一些忘记阶级斗争、忘记为党夺权的糊涂虫、马大哈，还骗取一些不明真相的革命群众、纠集了一个围剿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的大杂烩，他们从去年十月份开始，就逐步结成了托派小联合，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二八声明以舍我其谁的口气痛骂“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混蛋”、“北京南下中有一小撮混蛋”、“推行机会主义、实现托派路线的混蛋们”、“造反奸贼”、“哈巴狗”、“半路出家的投机商、或中途打入革命造反派营垒的那些坏东西”。
　　
　　二八声明发表后，造反派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分歧，分成“香花派”、“毒草派”。使局面更加恶化的，是武汉部队十天后介入这场大辩论，于2月18日发表了“严正声明”（俗称“二一八声明”），认定二八声明大方向错误，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精心策划、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表示部队将对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该声明用宣传车、直升机在全市和造反派集中的大单位散发。杨道远回忆说，二八声明的背景是，我们认为武汉出现了一股反对真正造反派工总和二司的逆流。造反派之间发生了公开的分裂，我们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攻到此为止，此后一段时间的运动就离开了文革的大方向。虽然声明也说要把矛头对准走资派，实际上表现的是打内战。造反派的思想受到各种影响，走资派又在背后挑拨，他们比我们更懂得政治权术。反过来，造反派在政治上很不成熟，学生和工人都是缺乏经验，对政权并不理解，也有山头主义的思想，相互争得一塌糊涂，没有一致对敌，给走资派以分裂挑拨的机会。夺权开始争，夺权失败之后就开始打内战，二司和工总虽然是被动跟进，在二八声明中间也攻击对方，都是打派仗。
　　
　　黑云压城之际，造反派并不示弱。杨道远回忆：我们又组织工总等42个组织写了署名《资产阶级复辟与无产阶级反复辟》文章，是水运工程学院红教工的田桂林他们写的，1967年2月22日发表在《长江日报》上，与武汉部队“二一八严正声明”针锋相对。
　　李承弘回忆说：2月下旬，在湖北剧场内一个房间，总部开了一个会，决定认不认罪。开始双方争论不休，我、李洪荣[13]、姜诗存等人主张认错，朱鸿霞、胡厚民、胡崇元等反对。在会上起关键作用的是田国汉[14]，田是湖北印刷厂头头、工人党员，那时还不是总部头头，因为文革中需大量印刷品，这主要依仗田之力了。这使他在总部有独特地位。会上，田国汉是主张向军区请罪的，田主要从全国形势讲，典型是湖南湘江风雷、河南二七公社、四川等情况。主要观点归纳为一句话，笔杆子搞不过枪杆子。田在会上发言很有说服力，谁斗得过枪杆子？胡崇元、朱鸿霞开始转变态度，最后胡厚民也无奈点头同意。第二天上午，总部朱鸿霞为首，我和总部及下面一些基层的头，排着队从红楼向武汉军区走去，胡厚民借故没去。朱鸿霞说明来意后，军区大院才出来一位中级干部，朱递上请罪书并表示要见军区首长。此人不接请罪书，严厉斥责我们：赶快回去，回到原单位劳动，等候审查。我们热脸挨冷脸，自讨没趣，灰溜溜地散了。我认为这是工总最丢人的一件事，简直是奇耻大辱。我们原想金蝉脱壳，哪知军区早有打算，不理我们这一套。3月中旬后，总部的人都相继离开了红楼，朱鸿霞回了武重，我和胡厚民没有回厂，回家休息了。

　　在工总、二司遭受巨大政治压力的时刻，3月4日，与之对立的造反组织即新派伸出援手，他们所控制的《湖北日报》发表社论《坚决粉碎“秋后算账派”的反攻倒算》，指责保守派借批判二八声明向造反派反攻倒算。
　　3月17日晚，形势急转直下：武汉军区在武汉市实行大逮捕，据陈再道1967年12月在北京检查时说，拘捕工总分部以上头头470人、军内造反派900人。3月21日，武汉军区发布通告，宣布“即日起，‘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一律解散”。
　　胡秀娟[15]回忆：3月17日晚，建乐街派出所户籍警三、四个人到家里来抓胡厚民，胡厚民的妹妹胡茜（24女中68届高中生、班团支部书记，钢二司红卫兵）反应激烈，说你们没有逮捕证，不许带人走；说深更半夜抓人，又没有带铐子，用绳子五花大绑地捆着，抓人是非法的；你们镇压革命造反派，我要到毛主席那里去告你们。她追着警察一直骂到派出所。
　　
　　王光照回忆：从3月17日到6月中旬，我被关在宝丰路监狱的二楼，二楼是个长方形的环形楼房，斜对面就关着胡厚民。对面送饭牢门打开时，我从监视孔中可以看到胡厚民，和胡关在一起的是一位60多岁的国民党将军。我和胡厚民吃饭是每天上午10点﹑下午4点半共两餐，是用桶装的菜。遇到蔬菜的淡季，上午的菜是一块臭腐乳，下午的菜是一块辣萝卜条，吃不饱饭、我看到胡厚民在牢房里锻炼身体，我也学着锻炼身体。
　　
　　李承弘回忆：1968年夏，政治上一度翻身的工总负责人在船上开江心会议，当时胡已当上湖北省革委会常委。开会中途，大家参观了胡厚民坐过的湖北“第一号牢房”，估计是在汉江边的沙洋劳改农场。我们去后，警卫的解放军战士把我们当作省市领导看待，这可能是警司的人联系的结果。有一个排的战士列队欢迎，战士们称请首长指示，还请朱鸿霞讲了话，这种场面我还是头一次见到。牢房孤立建在一片开阔地上，长大约十米，宽五米，高有二米多，房顶是水泥面平顶，上有三个茶杯大的通气孔。下面隔了三间房，每个牢房4—5个平方米，一间关一人。一间房一个透气监视孔，房顶二十四小时有警卫战士来回巡逻，孤立的牢房外围了一个杂院，是犯人放风的场所，我们去时还关着两个死刑缓刑犯。房间的四周没有窗子，门关上就只通气孔上透一点光，牢房全是黑的。外形像机场里的油库，门有一尺厚，外面是铁门，内面是橡皮的，防止犯人自杀。里面没有床，只有一堆草。后来打开一间牢房，一阵霉味传出来。胡厚民七二○前在此牢房关了一段时间，我们参观时都唏嘘不已，眼泪在眼眶内打转，这情境使我们心情沉重，感到路线斗争的残酷，同时对胡厚民的遭遇深表同情和钦佩。
　　
　　这次胡厚民被拘押，罪名是“阴谋颠覆政府”，“非法组织工人总部，成为帮派头目；冲击中南海；参与了一月夺权”。此罪名被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推翻。
　　1967年7月17日毛泽东说：“三新二司，你压吗？越压越成钢。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不报告，就是有问题么。整工人革命派，是有意识搞的。”毛泽东还说：“‘工总’要平反。先把这几个头头放了。今天明天就放！刑事犯罪的另案处理。”（权延赤著《微行——杨成武在1967》第66页，广东旅游出版社1997年版）7月18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代表党中央提出：“武汉军区首长要主动承认犯方向路线的错误，尤其错误的是工人总部的解散，……要彻底平反，释放被关押的造反派头头。”“肯定工人总部、二司、九一三、三新是真正的革命群众组织、左派，大联合以他们为核心。”
　　1967年7月18日晚，毛主席在东湖宾馆梅岭一号亲自交代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抓朱鸿霞不得人心。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把朱鸿霞放掉。”“冲军区，冲了就算了。国防部、中南海、海军、空军、兵种都冲过。这会儿有点像辛亥革命，发动群众。”（上书第77页）
　　胡秀娟告诉我们：第二天，阶下囚一下变成了座上客，陈再道将朱鸿霞、胡厚民等人接到军区招待所吃了一顿饭，送了每人一套《毛泽东选集》，用吉普车将两人送到造反派的大本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释放。胡厚民什么东西也没有带出来，身上穿的是父亲旧社会穿的蓝布衫，上面到处是洞。
　　
　　三、“反军乱军”和“抢枪武斗”

　　反军乱军是造反派的一条主要罪名，其实，“揪军内一小撮”和“武装左派”最先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早在1966年五一六通知中，毛就加上“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提法。1967年7月18日晚上，毛泽东讲：“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8月4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信中说：“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武装左派。”经毛泽东审定的196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中也用了“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周恩来步步紧跟毛泽东，在1967年8月11日接见首都红代会学生代表说：“武汉的工人就可以武装起来。”但是，仅仅只过了一天，8月12日，主席的指示传到北京，说“党内、军内一小撮”的提法不策略。
　　七二○事件发生，中央表态支持武汉造反派以后，武汉造反派确有头脑发热、派出人员到全国去支左、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但中央制止后很快就停止了。
　　1968年3月24日，中央揪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称他们是“变色龙”，武汉造反派两大派中的新派提出“揪武老杨”的口号，矛头主要是对着武汉军区政委、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刘丰。但胡厚民并不同意这一口号。据柳英发[16]回忆：作为钢派智囊人物，胡厚民认为历来反军都是没有好下场的。胡厚民提出一个“拥军”口号与“新派”对着干，即“拥护曾﹑刘﹑方[17]﹑张[18]，揪出薛[19]﹑李[20]﹑孙[21]﹑姜[22]”。谁知曾﹑刘等人并不领情，曾思玉在1968年6月传达中央精神的大会上说：“我一听到‘拥护曾﹑刘﹑方﹑张’的口号就头疼。”胡厚民心灰意冷，再也不提这个口号。
　　吴焱金回忆：“杜则进”（批林批孔时原工造总司几个成员组织的写作小组）1974年3月《炮打曾思玉》的文章提到，1968年曾思玉让胡厚民不要撤销原钢工总情报组，要钢工总情报组与军区配合，于是在汉口高级步校（现海军工程大学）搞了一栋房子，提供专用电话和经费。工作人员还有钢二司李莉[23]等人，李莉等保存有不少重要资料。这使我想起来，在1972年省首义路学习班，李莉曾拿去一大包材料，要公开张贴，威胁学习班负责人。后来材料被搜走，李莉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还说是他自己承认的。难道李莉后来自杀与那些材料有关？与他在情报组知道曾、刘、方、张的情况有关？明明是曾思玉要搞的情报组，后来又以胡厚民窃听曾、刘首长电话的莫须有罪名，把胡厚民打成湖北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这和美国先支持萨达姆打伊朗、后又搞掉萨达姆是一样的故事。
　　为了将胡厚民打成反军乱军的反革命坏头头，达到上欺中央、下骗群众的目的，从1968年下半年开始，当时掌握湖北武汉军政大权的曾、刘、方、张等人在许多公开场合的讲话中，散布了许多关于胡厚民的流言蜚语。1968年10月13日，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在首都北京饭店对胡厚民讲：“你们整了曾、刘首长的材料。”1968年11月×日，刘丰在湖北省党代会上耸人听闻地说：“胡厚民这条渠道死了，我们从另外一个地方挖出了一条渠道。他从李迎希[24]那里拿了整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材料，拿了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材料，拿了军事秘密作战图纸，拿出来吧！拿出来就算了嘛！小将犯错误嘛！”（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代会、武汉锅炉厂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调查组1969年4月25日《关于胡厚民同志几个重大问题的调查报告》）当年以上那些事情只要有任何一件属实，立刻就可以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但胡厚民从来没有见过李迎希及其家属，也没有通过任何人与李迎希接触过。
　　抢枪其实是军队支左当局故意煽动起来的。王光照回忆：1968年4月底的某天深夜，武汉警备司令部副政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张昭剑突然轻车简从来厂，在厂办公大楼二楼办公室找到我。他讲：你们钢工总是坚定的左派，不武装起来是不行的。这个问题要高度地重视。比如去年为工总翻案、抗暴过程中，你们是吃了大亏的，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要吸取这个惨痛的教训。新华工很注重这方面的问题，他们已经走到你们前面去了。张立国他们已经掌握了不少的武器，你们已经落后了，应当积极行动起来。困难是会有的，只要开动脑筋，总会有成效的。你们旁边公安厅仓库里就有很多武器。张昭剑深夜来访的一番谈话，我认为这是首长对我厂极大的信任和关爱、支持，也是对整个工总的偏爱。我极其兴奋，将张昭剑来访的全过程及谈话完整地写成大字报《张昭剑夜访新武锅》，连夜张贴在厂前广场大字报栏里，第二天职工上班的时候，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其后不久，跟全市一样，我厂也卷进了抢枪的风潮中。后来，武锅以何华清为首，去3303工厂和省公安厅抢了枪。
　　1969年2月5日，曾思玉在汉阳汽车制配厂说：“像胡厚民哪，是坏头头！胡厚民（光）抢枪（这）一条就够了。”“我在北京是打了几次电话的，告诉他不能这样做，抢枪的问题使武汉的运动拖延了三个月。”（《关于胡厚民同志几个重大问题的调查报告》）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情况说明，钢工总勤务组包括胡厚民在内从来没有口头和书面下达过抢枪的命令或开会策划过抢枪，1968年五六月份钢工总勤务组曾连续三次发布紧急命令，严厉制止抢枪的违法行为，要求各基层停止抢枪。中央1968年5月28日来电后，胡厚民、夏邦银、胡崇元等钢工总勤务组成员亲自到各基层单位动员交枪，还随同交枪的队伍一起把武器送交武汉警司。1968年6月武汉军区党委揪出“抢枪乱军的后台李迎希”，说是他把武汉的运动推迟了几个月。可是到了1969年一二月又把抢枪乱军的祸首算在胡厚民头上。调查结论是：“胡厚民身为钢工总勤务员之一，在制止抢枪的问题上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是有缺点错误，但绝不是抢枪的急先锋，更不是‘祸首’。”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军区三办徐健揭发说：“1967年的所谓抢枪，方铭[17]有电话指示给造反派发枪，要我们定计划，发三万条枪，后来没有直接发，派人到纸坊仓库去搞。‘两清’中又说造反派抢枪乱军（《这也算是揭发？！——赴军区攻“曾刘办”代表团第九号简报》，1974年4月2日整理，市针棉织工业公司机关革命造反派1974年4月25日翻印）。
　　1968年5月3日，发生了钢新两派之间最大的一次武斗。李承弘回忆说：武汉中原机械厂钢新两派发生矛盾，该厂新中原势力大，工总力量小，新中原说厂工总是百万雄师变种不承认。我的看法，该厂钢工总几个头是造反观点，下面的人全是保守派观点。两派发生矛盾后，工总的人在厂里站不住脚，就向二七办事处求援。总部当时没当回事，认为由办事处胡巍全权处理就行了。谁知胡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自己被扣，后被放出，为了报复，就调人攻打新中原，总部老作战部一班人何永清、周广才等都被总部派往二七办事处支援。5月3日白天一天都没攻下新中原。傍晚，胡厚民打电话来了，叫我们赶到总部办公地武汉电信工程公司内，决定下一步的对策，胡厚民叫我先发表意见。我坚决反对再攻打，理由主要有二：一是时机已过，解放军已开始收缴枪支了，而且人多势众，如果再攻，工总下面各厂的枪支会收光，这样再发生武斗怎么办？二是武斗没经验，平常叫得响、事事斗狠的人，到武斗现场能经受考验的没几个人，敢冲的人更少，没人没枪没士气打个屁？会上虽然很多人反对我的意见，但主要是顾忌面子问题，经我一再坚持，没人敢保证再打会百分之百成功。最后，胡厚民、朱鸿霞等大多数人赞成了我的意见，决定停止再攻中原厂，已通知的全部撤回。同时马上进行善后处理，主要是舆论要占主动，胡厚民叫钢工总发表声明，讲述中原厂事件经过和我们工总的态度，动员人在全市贴大字报大标语，将被动变为主动。
　　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1968年在北京召开的“八一五”会议上讲话说：“胡厚民在新中原拿望远镜指挥武斗。”并拿出照片为证。经调查，胡厚民当时的确不在现场，孔庆德拿出的照片是张冠李戴（《关于胡厚民同志几个重大问题的调查报告》）。
　　关于武斗的起因，据柳英发回忆：1968年5月2日，钢工总二七（江岸）区办事处的头头胡巍被中原机械厂新派组织“新中原”的人打伤。胡秀娟说她当时正在工人总部值班，接到报告后，与朱爱华（朱鸿霞的妻子）、陈明（武汉肉联厂工人，工总总部工作人员）三个女将调兵遣将，指挥攻打“新中原”，造成死2人、伤52人、停产3个月的严重后果。胡秀娟被说成是“组织指挥打砸抢”，1977年10月被当局逮捕入狱，1980年4月被判刑5年。从武昌区人民检察院对胡秀娟的起诉事实看，此事与胡厚民毫无关系，但是在批判胡厚民时，这笔账还是算在胡厚民头上。柳英发说，若从内心讲，“打新中原，胡厚民是暗中支持的”。但是既然是“依法”追究罪责，毕竟是要讲究证据的。
　　1968年10月13日，孔庆德在北京饭店与胡厚民谈话时说：“你们插手专县！”经联合调查组调查：“1968年3月，曾司令员指示朱洪（鸿）霞同志，要钢工总、钢二司调查鄂东地区各县文化大革命的情况，钢工总勤务组接受任务后，觉得鄂东地区十几个县工作量大，人员很困难，所以决定首先调查浠水县。调查后于×月×日在8199师部向曾思玉同志作了口头汇报，当时8199赵奋师长在场，并且着重汇报了浠水巴河一司的情况。曾司令员听完后指示，以后有关这方面的情况，随时向他的秘书汇报。”（《关于胡厚民同志几个重大问题的调查报告》）
　　王仁舟原是北京外语学院西语系的学生，1963年因“思想反动”被开除学籍，回到老家湖北浠水县巴河区当农民。文革中，王仁舟发起成立了“巴河红色造反者第一司令部”，简称“巴河一司”，是巴河地区力量最强的群众组织。巴河一司1967年夺了巴河区政府的权，成立所谓“廉价政府”，进行社会改革试验。王仁舟比武汉的北决扬分子还要激进，他宣称“农民阶级是中国社会最进步的阶级”，“农民造反才是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开始”。王仁舟建立的所谓“新农村”拒交公粮和税收，还要废除货币，建立了战时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1967年11月，王仁舟组织巴河一司农民抬尸到武汉市游行，封了《湖北日报》，占据红旗大楼十余天。这一行动影响很大，武汉造反派中的新派明确表示反对，钢派也没有一个组织表示支持。而鲁礼安等人则公开表示支持，据鲁礼安回忆，成立“决派联络站”时，王仁舟自封决派联络站负责人，后王仁舟和鲁礼安发生意见分歧，王仁舟以决派联络站的名义在武汉三镇贴出布告，将“阴谋家、野心家”鲁礼安开除出决派。1969年中共中央九二七指示决定清查北决扬，王仁舟和他的巴河一司当然脱不了干系。王仁舟后来被判刑，没有服完刑就病死狱中。
　　关于“胡厚民”条目所谓“插手浠水县的武斗”，李承弘回忆说：1967年底，浠水巴河王仁舟亮相武汉，由于他有北京外语学院读书的独特经历，加上他的新农村革命理论，在武汉一时名声大震，同时引起曾、刘注意。要详细了解王仁舟这个人，特别要知道王仁舟在巴河搞的新农村到底是什么货色，曾、刘以出面不方便为由，委托朱鸿霞、胡厚民派人调查。胡厚民本人也有此意，要我物色人前往，我第一个就想到派潘开矿（在工总总部工作的武汉十五中学生）去。哪知我这不经意的决定，竟决定了潘开矿以后的一生，也毁了他一生。潘开矿带了两个中学生到浠水去了半个月，完全被王仁舟征服，对王仁舟佩服得五体投地，把王仁舟吹得天花乱坠。潘回来向我们汇报说，王在巴河威信极高，老人小孩全听他的，在巴河（浠水县的一个区）一呼百应。王仁舟全按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一套组织农民，全部军事化，有武装民兵、农会、妇女会、儿童团，各负其责，搞得有条不紊、有声有色。生产搞得不错，农田水利不用说，小作坊、手工业也组织起来了，恢复了全民食堂，伙食还不错。周围几个乡几次集中保守派民兵向他们进攻，王仁舟利用全民皆兵游击战击退了对方进攻。王仁舟因潘开矿是工人总部派去的，人虽小却待如上宾，对他特别照顾，什么也不避嫌，任潘开矿在巴河自由自在，而且什么话都跟潘讲，潘感动地说，他在巴河不想走了，如果不是要回汉汇报，他就留在巴河不回了。对潘开矿的调查汇报，我们基本相信是事实，认为王仁舟也是个人物，很有本事，同时也认为他太狂妄，时常以领袖自居，更重要的是王的理论是：文革初期学生运动，现已转为工人运动，而后必将转为农民运动，要以新农村运动代替工人运动，以农民、农会代替产业大军和工总，这是我们与王仁舟的根本分歧。我们不会同意王仁舟的理论和主张的，他的决派，决心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是在农村搞新一轮农民文化大革命。这本是曾思玉、刘丰布置的一项调查活动，但曾思玉、刘丰为了把胡厚民打成决派总头目，就拿潘开矿作为突破口，以潘联系着胡厚民与王仁舟下手，从组织上把胡厚民与王仁舟联系在一起，定胡厚民一个铁案。这一下可怜的潘开矿成了替罪羊，从下放的农村被抓回武汉，为他一人设一专案，不知用了什么方法，逼出了胡厚民有电台等几条莫须有罪名。我们知情人一听就知道是假的，是潘开矿被逼乱说的，果然潘开矿状况比我们想象的还严重，我（1972年）在首义路学习班见到他时，他已被逼疯了。（未完待续）

　　注释：

　　[1]五不准学习班：1967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大力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此后，当局以各种名目给造反派办学习班，实为变相监狱。“五不准”一般指不准回家、不准请假外出、不准家属探视、不准通信、不准串联。文革期间及其后凡被判刑者，五不准学习班关押时间均可折抵刑期，当局事实上承认它相当于监狱。
　　
　　[2]曾思玉（1911—2012）：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59年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七二○事件后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后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湖北省委书记，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
　　
　　[3]李承弘（1943-2011）：文革前为武昌铸钢厂工人。文革中为武汉工人总部发起人之一、工人总部组织部长。文革后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开除厂籍，留厂察看。
　　
　　[4]聂年生（1943—1993）：文革前为华中工学院学生。文革中任新华工二号勤务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文革后被关押4年。吴焱金（1944—）：文革前为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工人。文革中为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一号头头、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被判刑8年。
　　
　　[5]徐正全（1946—）：文革前为中国第一冶金建设公司工业安装公司工人。文革中为新一冶勤务组成员、一冶工业安装公司革委会主任。1968年底因涉嫌打死人被捕，以故意指挥杀人罪被判死缓，后改判无期，再改判20年，劳改21年刑满释放。
　　
　　[6]王光照（1940—）：文革前为武汉锅炉厂工人，文革中为工总武锅兵团勤务组成员、武汉锅炉厂革委会委员。文革后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开除干部队伍，开除厂籍、留厂察看。
　　
　　[7]赵修（1921—1992）：文革前任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1971年3月至1983年12月任湖北省委书记。
　　
　　[8]彭勋（1935—）：文革前为湖北大学教师、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常委、宣传部长，武汉市革委会委员。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9]周光杰：1934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市硚口纸品厂工人。工总初创曾任勤务组副组长，1967年底回厂，两清时曾入狱。文革后从事个体经营，已去世。
　　
　　[10]侯良正（1934—2000）：文革前为武汉市第二面粉厂工人，工总初创时曾任勤务组成员、生产部长，1967年7月底任钢工总粮食兵团一号头头、武汉市粮食工业公司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入狱两年。余克顺：武汉带钢厂工人。工总初创时曾任组织部副部长。
　　
　　[11]胡崇元：文革前为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工总勤务组成员。1972年去世。
　　
　　[12]沈复礼（1938—）：文革前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武汉锅炉厂技术干部、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工总勤务组成员、市革委会常委、中共九大代表。1977年起被关押6年，免予刑事处分，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12]杨道远（1941—）：文革前为武汉测绘学院学生、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武汉钢二司勤务组一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1983年被判刑13年，1985年又被以“贪污”罪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13]李洪荣（1931—2010）：文革前为武汉锅炉厂工人、市劳动模范、中共党员。文革中为钢工总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文革后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开除党籍。
　　
　　[14]田国汉：文革前为湖北印刷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任工总宣传部长，文革中和文革后两次入狱。现患精神病。
　　
　　[15]胡秀娟（1934—）：胡厚民之姐。文革前为武汉市国棉二厂图书管理员。文革中为工总总部工作人员。文革后因指挥1968年中原机械厂“五三”武斗事件被判刑5年。
　　
　　[16]柳英发（1947—）：文革前为湖北省实验中学学生。文革中为二司勤务组成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
　　
　　[17]方铭（1921—1981）：浙江省宁波市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4年授少将军衔，文革前任十五军军长。文革中任武汉警备区司令、市革委会主任、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
　　
　　[18]张昭剑（1923—2008）：河北省栾城县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文革前为陆军二十九师政委。文革中任武汉警备区副政委、十七军政委、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武汉市委书记。
　　
　　[19]薛朴若（1919—）：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前任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武汉市副市长等职。文革中支持造反派，任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
　　
　　[20]李长根：文革前为武汉中原机械厂党委书记。文革中支持造反派,任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
　　
　　[21]孙德枢（1919—2003）：文革前任黄石市委书记。文革中支持造反派，任湖北省革委会常委、省委常委、黄石市革委会副主任。
　　
　　[22]姜一（1919—1998）：文革前为湖北省委候补书记。文革中为湖北省革委会常委、省委书记。
　　
　　[23]李莉：男，文革前为武汉测绘学院学生。文革中为二司政参部情报组成员。1978年7月受审查时自杀身亡。
　　
　　[24]李迎希（1902—1981）：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文革中被陈再道、曾思玉先后打成反党乱军的野心家，文革后平反。
　　
　　[25]林子忠（1941—）：文革前为武昌造船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新武船联司一号勤务员、武昌造船厂革委会副主任、湖北省革委会委员。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关押三年后释放。其妻徐筱芳1977年在五不准学习班跳楼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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