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围站岗的警卫战士，叶剑英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他散步时会走过去问他们家乡是哪里，家里经济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困难。有一次，一名警卫战士告假回家探亲，叶剑英知道他家里经济情况不太好，立刻让秘书拿100元交给他。“要知道，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生每个月工资才40元，我们全家五口人的生活就靠我父亲的 400元钱啊。”

　　1955年暑假，凌孜和二哥叶选宁等弟妹随叶剑英去大连出差，住在招待所。“我们小孩子从没穿过那么大的毛巾浴衣，二哥穿上后就舍不得脱，很神气地走到哪里都穿着。”叶剑英见此情形讲起了故事。他说：狗到了春天都应该掉一些毛，到了秋天再长出新的来。世界上有那么一种狗不会换毛，再热也是一身厚厚的毛，这就叫“寒狗不识热天”。“他讲完后，气得我哥嘴巴都撅起来了。我们就是在父亲的玩笑中渐渐长大的。”

　　凌孜说，看着客厅里悬挂的那张父亲与她的合影，总是会回忆起1963年11月一个深秋的清晨。那天，凌孜陪父亲在院落里散步。父亲捡起一片红叶观赏了一下，随手交给凌孜，凌孜回屋就把红叶夹进父亲的厚书里。没想到，隔了一天，写了一首五言诗：“翠柏围深院，红枫傍小楼;书中藏醉叶，留下一年秋。”

　　23年后的1986年，也是在一个枫叶飘落的深秋，叶剑英在这里走完了最后的人生路程。“当时我找出了一片存在书中的枫叶，兄弟姐妹们都在上面签了名字，以作为对父亲的怀念。”

　　叶剑英1896年出生在贫穷的客家侨乡广东梅县，这里的人要么是被人卖猪仔，要么是想办法走南洋谋生。“我祖父的四个哥哥都去了马来西亚怡堡那个地方讨生活了，祖父排行最小就留在了家里。”后来叶剑英中学毕业了，祖父叶钻祥带着他远渡重洋，叶剑英在连日找工作碰壁之后终于谋得一个小学国文教员的职务。

　　“侨生，大多是从最穷的地方出来的。都是吃不饱，穿不暖，被逼上梁山的。”凌孜说：“父亲在马来西亚教书，但是不能满足他想报国的愿望。这种情况下，父亲听说唐继尧开的云南讲武堂招募学兵，他就弃教，投笔从戎，1917年去了讲武堂的炮科习武。”

　　从马来西亚回国的途中目睹的惨状让叶剑英非常震惊。当时回国必须经过越南，乘坐窄轨火车，一路上走走停停。有一次火车停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父亲看到一个华侨暴尸荒郊，人都肿胀了，无人收尸。看到自己同胞的惨状，他忍不住流下热泪”。当时华侨，在海外谋生、甚至逃生过程中暴死是常事。叶剑英后来告诉凌孜，当时我们华人在海外是三等公民的身份，因为国家弱，华侨在海外就无法生存，就被人欺负。

　　“父亲是党内唯一的一位华侨成为领导。”毛主席在接待西哈努克亲王时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党内也有华侨。”他就指着旁边的叶帅说，“他就是我们党内的华侨，他是马来西亚回来的。”

　　“从大革命时期，他就一直在深港两地走动。原来两边差不多，广州比香港还繁华一点。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摧残，香港发展的极快，我们落后下来了，人民没吃没喝生活不下去才逃港。他总是说：只有把边境建设的富起来，人民富了，才能不逃跑啊!”凌孜联想起后来的逃港潮时说。(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