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六月四日晚五点半至九点，由民主中国阵线日本分部主办，在东京丰岛区池袋的丰岛区民中心举行了“六四天安门事件”六周年记念集会，有上百名中国、日本、美国、斯里兰卡的友人出席。

　　这次集会改变过去的强调宣传感情效应的方式，没有在公会堂而是选择大会议室举行，也没有行默哀之礼，主要是想更好地平和地回顾、反省、讨论这场至今、将来也会深远影响中国前途(以及人类命运)的历史事件。在演讲之前，先放映了近一个小时的《六四天安门事件记实》录相，悲情的歌声激荡起我们的心潮，历史的伤口怎能忘却?

　　大赦国际日本支部的北井大辅先生在发言中遗憾地表示，每年这个日子都没有听到更好的消息可以与大家共享。他自己也由于被分派负责中国问题，几年来都紧张从事这种义务性的专业分工，至今还没有考上律师执照。

　　“保护斯里兰卡人权”学生会的代表Rajasooriya先生在发言中表达了对于中国民主·人权运动的连带。亚洲记者俱乐部的菅原秀先生也强调了亚洲的人权问题与种族纷争、环境破坏等各方面的关连。

　　继中国民联的周小萌先生发言后，民阵日本分部代表赵南先生联系到中国国内最近正在进行的令人注目的“反腐败运动”，指出腐败的实质是制度性的腐败，根结于中国共产党十多年来的只允许经济自由不实行政治民主的错误，我们中国人难道还情愿背负文字狱的耻辱去迎接21世纪吗?

　　Philip J. Cunningham(金培力)与会作了“我所了解的中国”的专题讲演(以下用第一人称简述※)。我在密执安大学学完中国历史后于一九八三年来到上海华东师大学习，后期还参加《太阳帝国》(1987年)、《末代皇帝》(1986年)等的摄制工作。虽然我由于与女孩子交往与警察打过交道(他们认为我是精神污染)，但我一直对中国抱有美好的愿望，而八九年是最自由的一年。那时，我正好在北师大历史系学习，中国同学们鼓励我说：金培力，你不是老说言论自由很重要吗?跟我们一块儿去游行吧!我就参加了五月四日历史系的游行，也参加了一万人的自行车游行，抗议四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我当时看到警察不做他们应该做的工作(抓学生)，保持中立，认为是很大的机会。我那时为BBC电台做翻译，住在北京饭店。五月二十六日，柴玲一人来找我，我与她并不熟，是朋友的朋友(式的关系)，我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要绝食，不值得嘛!现在我明白了那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政治手段，以此占领广场。运动的过程就由反腐败·官倒、要求言论自由发展到市民对学生的支援活动，十六、十七日达到了高潮。但二十日戒严令发布后气氛一下子就变得悲观起来，同学们也非常疲劳，但又不敢离开广场。这时，外地的学生不断赶来支援，我想，政府一定会害怕的，怕发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群众运动。五月二十八日柴玲来到北京饭店我的房间，说她知道自己被列入黑名单的第3名，很害怕，希望在有个万一之前要对全世界的华人留下录音。我知道我们在饭店并不安全，就开车转了两个小时，最后在外交公寓的一个空房间里进行了录音。柴玲说过要推翻政府，但那样的环境下讲这话是可以理解的，并不是预谋要这样行动。这个录音我没有交给BBC电台，因为我不放心BBC的那个中国翻译，而把它交给了ABC电台。五月二十九日警察发现了录音关闭了ABC电台。我被BBC电台训斥了一顿，只好带着摄影师(避开中国翻译)又去找柴玲录音(六月二日)。

　　六月三日晚上，BBC电台的人都说今晚不会有变化要去舞会，我却从一个朋友(高官的儿子)那里接到消息说今晚会镇压，所以说服BBC的人去广场采访。两三点时，我们回到北京饭店，从我的房间里可以看到广场发生的事情，排下了许多镜头。早上七、八点时警察来搜查，我们把胶卷藏在厕所间，没被收走。我们知道王府饭店是解放军开的，肯定不会被搜查，就带着胶卷逃进王府饭店。六月五日，形势很紧张，有传闻要发生内战，我们决定离开中国。好不容易叫到一辆出租车，开到飞机场，却没有机票。我找到全日空的负责人，说明情况，他很帮忙，让机场不要检查我们的行李。这样，我就到了东京。

　　Philip讲完之后，大家进行了简短的提问与交谈。一个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与会向大家发传单，还特意请我们共同关注中国工人、劳动人民的人权状况。与历史上所有以知识分子为先导的社会运动一样，只有中国的劳动民众(工人、农民)为了改善自身的地位被迫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社会的进步才是不可障碍、不可能被出卖的。民主· 人权运动也只有与此结合才能保持正确的方向。

司会人[1] 赵京

一九九五年六月五日静冈县三岛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