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单位发票，参观过毛泽东生前的住处。那是一个卧室兼书房的房间，四周书架上布满了线装古书，有传言说毛读《资治通鉴》有十七遍之多。大概很多人都想知道是哪些书籍真正地影响到了毛的思想。如果让我来选择，最想看到的不是毛批《资治通鉴》或马列著作，而是毛搜集的历代各版本的《商君书》，最有看头的当是毛本人对该书的点评，体会和注释。

公孙鞅于公元前359年至338年任秦相，在位21年。史记公孙鞅初见秦孝公，大谈圣人帝王治国之道，秦王以为虚无缥缈，听得昏昏欲睡；再次见秦王，谈王者之道，秦王以为不切实际，兴趣不高；第三次见秦王，谈实现霸主之计，强调国家强盛的短平快，得到秦王认可。《商君书》大概是公孙鞅为秦王规划强国称霸计划，该书原著29篇，现存版本24篇，且多有误漏。

1974年是文革后期，毛发动了所谓的“评法批儒”政治运动。这里的“评法”，即学习研究公孙鞅及《商君书》所代表的法家思想。现今的流行说法是，评法批儒运动是针对时任总理周恩来的政治运动。实际上，毛在晚年感受到了世人的对其建国后一系列政治决策的不满和怨恨。在毛看来是，许多人，尤其是其身边的老人有误解，他试图公开向世人解释其思想渊源。

真实的毛泽东思想源于《商君书》

距今两千年前的《商君书》虽然只谈低档次的霸道，省略更高级别的圣人与帝王治国之道，但今天读来，仍然令人震憾。

第一个震憾是《商君书》中对人性的掌握。公孙鞅认为，人性的自然状态是趋于好逸恶劳，过度的安逸是淫，过多的恶劳是懒惰。好逸恶劳的结果是国家虚弱，因此，不能顺着百姓的自然天性走。商君的治理办法是，一赏九刑，即好逸恶劳者可能受到九种刑罚的惩治；而开荒种田或享有军功者可得到国家奖赏。这样，政府用名利为权柄，引导民众的行为，尽可能地抑制好逸恶劳的现象。

这里我们看到毛继续革命理论的影子。就在今天，在纪念毛诞辰120周年的大会上，习总还强调毛当年的警示，决不当李自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第二个震憾是《商君书》中的愚民政策。商鞅认为，民不贵学虽愚钝，但朴实，能够集中精力，踏踏实实地做实事，值得鼓励。他把靠嘴皮子和社会地位为生的儒生，知识份子，官僚等分为六类，称他们为国家的蛀虫。这些蛀虫一不能直接生产财富，二不能上战场厮杀，对国家强大来讲实属废物；而且，这些蛀虫不断地为不同民众示范如何享乐，如何逃避劳动和军事。所以，商君提出，任何官爵的任命，必须考虑候选人对国家有物力或军力上的贡献，不能仅凭巧言辩说取得。

这让我们想到毛的人民是历史的动力之说，想到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官僚接受再教育，看到关闭大学，禁书，闭关自守的思想根源。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愚民政策是采纳所谓霸道政策时的做法，至于更高级的帝王治国或圣人治国，大概不会采用此处的愚民政策。

第三个震憾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史载，商君治下21年，秦国真正做到了王子与平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止一位王公贵族因违法而受到严厉的惩罚。即使不犯法，贵族的后代如果对国家没有贡献，也不可以继承父辈的地位，甚至家产。

商君在秦孝公过世之后失去庇护，死得很惨，主要是这些平等政策得罪了当时的豪族。

中国至今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中老年人怀念毛治时代的平等，尤其是个人财富的相对平等。

功成身退 天之道

史载商鞅治理秦国数年，国富民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秦最后一统中国，商鞅变法，秦制改革，功不可没。司马迁《史记》专辟一章，为其立传，历史地位相当高。但还是有几大遗憾。

老子有言：功成身退，天之道。在商鞅的执政顺畅的时候，曾有人直言劝告商鞅功成身退，但被其拒绝，最后的结局是车裂身亡。如果商鞅及时退下，用剩余的时间补充《商君书》，讲清帝道，王道和霸道的方略，其历史地位也许有所不同。

毛也面对同样的问题，如果他在50年代及时隐退，其历史地位和中国的走向也许可能重写。

阶级斗争的昨是今非

法家思想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圣人不仁，搞阶级斗争是自然而然的事。

打江山靠枪杆子，够狠够黑不够，最高明的手段是分化社会，术语就是阶级斗争。毛一出道，就悟出《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看到中国社会农民阶级这一群巨大的政治资源，奉为至宝。接着就围绕农民阶级，建立农民武装，农村包围城市，游击战持久战，打土豪分田地等等，直至利用农民的力量，取得国家政权。

阶级斗争是现代政党最常用的手段，只不过以不同的面貌出现。美国现在的两党互斗内耗，严重时导致政府瘫痪，同样根源于阶级斗争，只不过西方精英们忌讳使用阶级斗争一词，用保守派或自由派来替代而已。

阶级斗争是毁灭的哲学，在消灭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时非常有效。但是，时过境迁，将阶级斗争的方法带到执政中来，其效果类似于用拆楼的方法建新楼，最后的结果是毁灭，这是四九年建国以来直至文革结束留下的教训。

对冲阶级斗争的中庸之道

对执政方来说，对冲阶级斗争，需要的是中庸之道。商鞅看到了这一点，而毛或是没有觉悟到这一点，或是期望有所突破。

商鞅的策略是，不论出身，只要聪明肯干，为国家所用，皆有发财和向上升迁的机会。他这套防止富者永远富，穷者永远穷的制度，让所有的人予机会和希望。这套办法与后来的科举制度有异曲同工之效果。

但毛没有出台一套可行的中庸之道办法，从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直至文化大革命，关闭大学，与普天下知识分子作对斗争，却启用陈永贵和王洪文等人，是一大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