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土豪得来的不算，毛一生经手钱财无数，其中不乏友人捐款，为什么就是章士钊这两万大洋放不下？因为这是一笔良心债。别处得来的钱财，如张学良1936年通过李杜资助毛岸英和毛岸青去苏联，是专款专用，无良心负担，不必还。这笔“谭款”，来路不正，去处不明，实为毛泽东一大心病


　　老高按：毛泽东年轻时曾向章士钊要到兩万大洋资助——此事连“维基百科”【章士钊】词条中也记载了，说：“1920年资助毛泽东两万元，组织赴法勤工俭学（邓小平为成行的人员之一）。”按这一说法，连邓小平也是章士钊这笔款项的受益人！不知其资料来源为何。
　　“两万大洋”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不折不扣是一笔巨款。我们知道，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馆员时的薪水，是每月8块大洋。
　　这件事，我最初是从章含之的回忆录《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中得知——是毛泽东亲口告知章含之的，而且据他自己表白，要钱动机有三：“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随后毛每年春节给章士钊奉上两千人民币，声称“还债”。
　　没过多久，读到北京女学者陈小雅厚厚上下两册《中国“牛仔”：毛泽东的“公案”及行为、心理分析》，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书中追问了毛泽东这件事，并称之为毛泽东的“第一桶金”，是他在中共党内能够崭露头角的重要资本——想来也是，1920～1921年中共建党前后，就算陈独秀、李大钊这些大教授，又有几人能拿得出两万大洋！
　　随后，得到资料越来越多，说法纷纭，我们知道，这笔钱其实不是章士钊自掏的腰包，也不是他从社会贤达那里筹集的，而是湖南督军谭延闿给的！
　　两万大洋在陈小雅这本书中只是部分内容。这位女学者随后继续追究此事，又专门写了一本书《中国“废片”——毛泽东的命案》。她考证出来，这笔钱以“资助赴欧勤工俭学”的名义得之于军阀的巨款，其实一分钱也没有用在赴欧勤工俭学的穷学生身上——“维基百科”所说邓小平云云，纯属子虚乌有。那么，毛泽东这一笔巨款花在哪儿了？陈小雅并未接着考证，而是另辟蹊径，顺藤摸瓜，从毛泽东接受这笔钱的另一在场人后来不知所踪，接连揭露出毛泽东的“情案”“贿案”甚至“命案”！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像写推理小说一样来考证史实，这是另一个故事，此处按下不表。
　　说回两万大洋。去年中国学者钱文军也注意到这笔钱，写了一篇影响不小的文章《两万大洋到哪里去了？》来追究。他说：“截至1920年底，通过各种途径先后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共有346人，在全国赴法学生总数1576人中占22％，在全国各省分中仅次于四川，居第二位。如此之多留法学生，而且新民学会就有18人之多，歌颂毛之文章亦不少，竟没有发现一个人提及他雪里送炭的恩德”！毛泽东左手以“资助赴欧勤工俭学”的名义从章士钊那里拿到这笔钱，右手却并未悉数递给赴欧学生，岂不是贪污公款？！
　　莫非，两万大洋真的被毛泽东花在比资助旅欧学生更重要百倍的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党的事业上了？
　　旅居新泽西的学者冯胜平，继追究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是否向共产国际请战，组织15万精兵直捣国民党后方这一史实，与《党史笔记》作者何方老先生辨析一番之后，钻研历史写上了瘾，一发而不能收，最近，又接连写出了三四篇考证文章，其中一篇文章，是给《新史記》杂志第18期写的专稿《毛泽东还良心债：两万大洋来龙去脉》。此文随后由共识网、明镜新闻网刊载。我转载如下。
　　两万大洋竟然是得之军阀，已经令我们吃惊；而花到哪里，也出乎我们意外。



 
　　故事缘起于章含之的一段回忆：
　　1963年初，主席读完英文之后，要我陪他在寒风中散步。主席身体极健，不带围巾、帽子；我却“全副武装”还觉得冷。散步时，主席突然问我：“行老有没有告诉过你，我还欠了他一笔债没有还呢？”我以为主席在开玩笑，我说父亲没有讲过，要是主席欠债，父亲是必定不会催债的。主席却很认真地说：“也许行老忘了。这笔债我见到你，想起来了，早该还了！”于是，毛主席告诉我，1920年，毛主席为筹备党的成立、湖南的革命运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银款。主席去上海找到父亲，当然没有告诉父亲要成立共产党，只是说为一批有志青年筹款去欧洲勤工俭学，请父亲帮忙。父亲立即答应，随后发动了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由于父亲的影响和努力，最后一共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主席。主席笑著对我说：“行老哪里晓得他募捐来的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当时，一部分钱确实供一批同志去欧洲；另一部分我们回湖南用去造反闹革命了！”毛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要还他这笔欠了近50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两万。”我回家告诉父亲，父亲哈哈大笑说：“确有其事，主席竟还记得！”父亲和我都未想到，几天以后，毛主席果真派徐秘书送上第一个两千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两千元。这倒使父亲十分不安，他要我转告主席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他自己也拿不出这笔巨款。主席听了我的传话微笑著说：“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1）】（粗体为本文作者标注，下同）


　　同书第六页，章含之的表述稍有不同，提到了秋收起义和井冈山。原文是：“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2）
　　关于毛泽东获得留学款资助的故事，埃德加·斯诺在《毛泽东自传》上也有记载：“1919年初，我到上海去，”途中登了泰山游了曲阜，“不过当我到达浦口以后一文不名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啊呀！怎么办呢？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运气非常好。在车站外面，我碰到一个湖南的老友，他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车票的钱。到了上海后，我才知道已募有一大笔款子资助学生留法，并且可以资助我回湖南。”（3）
　　在《西行漫记》中，斯诺也有完全相同的记述。（4）
　　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主编的《毛泽东年谱》（以下简称《年谱》），毛于1919年3月14日至4月6日曾逗留上海，参加赴法留学生欢送会。没有记录毛得到任何资助。如果斯诺的叙述属实，则可能是另外一笔捐款，与本文探讨的1920年所得的两万大洋无关。




两万大洋的来源
 
　　李锐提到章士钊赠款一事：“据龙伯坚回忆，章士钊同杨昌济是同乡至交，两人同在日本和英国留学。于是毛泽东找到章请求帮助。章也没有钱，因为这不是几百、几千元，而是几万元。章打电报给谭延闿，只说要钱，没说明原因，谭给了三万元。章悉数给予毛泽东和蔡和森。他们将钱分成1600元一股，分给赴法会员。毛自己拿了一股，作为回湖南活动的经费。章晚年定居北京，毛泽东每年春节赠送两千元，戏称分期偿还这笔款子。”（5）
　　根据这一回忆，上文所说的“社会各界名流”，实际上只是谭延闿一人，钱数则是三万。笔者取《年谱》两万说，因为一般来说，受款人（毛泽东）记错的可能性比转述人（李锐、龙伯坚）应该要小。
　　对两万大洋的来源，徐铸成在《章行严谈他的一段旧事》一文中有更详细的叙述：
　　1949年4月，我和柳亚子、陈叔通、叶圣陶、郑振铎这批刚从香港到京不久的民主人士，被招待住在六国饭店（当时还未改名）二楼。不久，听说南京方面派出的和谈代表团来了，有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和他们的秘书，都住在三楼。
　　有一天，宋云彬兄来邀我：“我们一起上楼去看看章行严好不好？”我说，“我和他只有一面之缘，没有什么可谈的。”于是，他一个人上楼去了。
　　第二天，他对我说：“你昨天不去真可惜，我听到一段极其珍贵的史实。”接著，他就原原本本对我转述了章的谈话。
　　原来，在此之前，章曾作为上海各界的代表之一，到北京奔走“和平”，毛主席在石家庄接见了他们。在谈话中间，毛主席突然对章说：“行严先生，我们是老相识，你还记得么？”章听了一怔，怎么样也想不起何时曾见过面。毛主席笑著说：1918年，有两个青年到上海去拜访你，你还帮助了他们。你还记得么？其中一人就是我。”章听了恍然大悟，连忙说：“记得，记得，有过这么回事。”
　　章行严对宋云彬谈这一件往事说，1918年时，赵恒惕任湖南督军，正在提倡联省自治，他怕旅外的湖南人反对他，划给我一大笔款子，请我相机“应酬”在沪的同乡。有一天，有两个青年，拿著杨怀中先生的信来见我，说这两位是他的得意门生，想筹集赴法勤工俭学的旅费，请予协助。怀中是我的老朋友，我看著两位青年又十分优秀，就在赵的款子中拨了他们一笔钱。事过境迁，我早把这事忘了。想不到其中一位就是毛主席。而另一位，听说就是蔡和森烈士。”（6）
　　此段回忆虽然有明显硬伤——时间和人名，1920年记成1918年，谭延闿记成赵恒惕，但考虑到回忆人的年龄：章士钊1949年69岁，徐铸成“文革”后为香港《文汇报》撰写“旧闻杂忆”专栏时已年过70，且分别回忆的都是30年前的事，记忆失误在所难免。尽管如此，故事的主线是清晰的：两万大洋的金主是湖南督军谭延闿，章士钊是经手人。
　　谭延闿为什么要给毛泽东这笔巨款呢？

督军和布衣交情匪浅
 
　　谭延闿（1880年-1930年）字祖安、祖庵，号无畏、切斋，湖南茶陵人，曾经任两广督军，三次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授上将军衔，陆军大元帅。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1930年9月22日，病逝于南京。去世后，民国政府为其举行国葬。有“近代颜书大家”之称。著述有《祖庵诗集》等。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谭延闿为介绍人。


　　从民国至今，写颜体的人没有出谭延闿右者。中山陵半山腰碑亭内巨幅石碑上“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两行巨大金字，即为谭氏手书。1920年夏，驱张运动成功，毛泽东率驱张赴京代表团回长沙，谭延闿亲临火车站迎接。同年9月9日，毛与同仁创办的文化书社开张，谭又带军乐队前往祝贺，赠亲笔书写“文化书社”金匾一幅。谭延闿和毛泽东，一个是湘军总司令、湖南省长兼督军，一个是一介布衣，此种交情，实非路人所有。鉴于这种关系，私赠两万大洋，且不问钱去何处，当在情理之中。
　　顺便说一句，9月9日是毛泽东生命中的重要日子，和他结下终身不解之缘。1920年9月9日，开办“文化书社”；1927年9月9日，发动“秋收起义”；1935年9月9日，与张国焘草地分手、率军连夜逃离，毛称之为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1976年9月9日，毛泽东撒手人寰。
　　毛泽东和谭延闿的交情，源于驱张运动。1919年，湖南人发动湘人治湘，驱逐张敬尧。运动中，毛泽东冲锋陷阵，崭露头角，真正受益人则是谭延闿。护国战争时，谭延闿为排斥外省军阀控制湖南，提出“湘事还之湘人”口号。袁死后，谭任湖南省长兼督军，长沙却长期为皖系军阀支持的张敬尧占据。毛泽东的驱张运动，与谭延闿的政治纲领不谋而合。1920年6月11日，直皖战争即将爆发，皖系无力挽回张敬尧的失败。当晚，张敬尧出走，湘军前锋部队进入长沙；17日，谭延闿回到长沙，正式主政湖南。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上海章士钊处拿到两万大洋。赠受双方保持低调，从未向社会公布。钱的来源是谭延闿，目的是“应酬在沪的同乡”。
　　非常可能，两万大洋（以下简称“谭款”）是谭延闿给毛泽东的政治酬劳，因为很难想象一个军阀会匿名以巨款资助留学生。当然，资助勤工俭学是一个极好的名目，政治上正确，无论谭延闿、章士钊还是毛泽东，日后都会愿意把它作为两万大洋转手的理由。
　　《年谱》上卷第60页写道：1920年6月，“毛泽东为组织革命活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额较大的款项，在上海找章士钊帮助。章士钊当即热情相助，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共筹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毛泽东。”（7）
　　这是为尊者隐的历史曲笔。没有什么“社会各界名流”，只有一个踌躇满志，刚刚拿下长沙的谭延闿。他的政治图谋刚巧与毛泽东此时的人生轨迹相交。
　　1920年6月的毛泽东，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积极推动“湘人治湘”，他政治活动的重心不是建立共产党，而是湖南自治。翻阅《毛泽东年谱》，我们看到：
　　6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湘人为人格而战》，宣称，“湘人驱张，完全因为在人格上湘人与他不能两立”。（8）
　　6月11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湖南人再进一步》，指出，“湖南人应该再进一步，努力为‘废督运动’”。（9）
　　6月18日，发表《湖南人民的自决》，“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赞助此自决者，湖南人之友。障碍此自决者，湖南人之仇。” (10）
　　6月23日，致信湘籍老同盟会员、上海报人曾毅，阐明湖南改造的要义在于“废督裁兵”、“建设民治”。(11）
　　6月30日，致信罗章龙，告以在上海的见闻。信中谈到要将湖南的事情办好，搞自决自治。” (12）
　　尽管毛泽东声称，“到了1920年的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3）但直到这一年11月应陈独秀函约，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为止，他没有发表过任何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事实上还醉心于湖南独立运动。9月3日，毛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湖南建设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文，提出分省建立共和国的主张。(14）大约从这时起，毛在政治上和谭延闿分道扬镳：批评谭的“湘人治湘”是官治，不是民治。由于对湖南独立运动失望，毛泽东开始寻求新的道路，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并没有“挪用公款”
 
　　关于两万大洋，学者钱文军写道：“查当年银元比价，每银元值白银0.6148关两；时价美金0.7624元。两万银元值1.5248万美元。查中国火柴工业史，当时天津北洋火柴厂开业资本 恰好二万元，尚不是银元。……可见两万银元确系一笔巨款。问题是，这笔钱是章士钊以助青年留学欧洲募集的，合法的用途只能是资助留欧学子，其余都算挪用赞助款。接著查阅《年谱》，至‘7月初离沪返湘’，之后也没有送别留欧学生更没有赠款之记录，‘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之事自然无法谈起。截至1920年底，通过各种途径先后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共有346人，在全国赴法学生总数1576人中占22％，在全国各省分中仅次于四川，居第二位。如此之多留法学生，而且新民学会就有18人之多，歌颂毛之文章亦不少，竟没有发现一个人提及他雪里送炭的恩德，或者这帮家伙全都忘恩负义了？”（15）
　　钱文军先生提供了许多重要信息，逻辑也自洽。问题是他相信了毛泽东的自述，没有弄清这笔钱的真正来源。如果钱真是章士钊为资助勤工俭学从“社会各界名流”募集的，毛以后的做法当然是“挪用公款”；但如果钱来自于谭延闿为“湘人治湘”而设立的政治基金，由章士钊监管发放，则是另外一回事。既然不是“公款”，自然也就无所谓“挪用”。
　　显然，毛泽东没有对章含之说实话，他也不能说实话。还债的故事发生在1963年，那时毛泽东早已被供上神坛，不曾、不会、也不能犯任何错误。伟大导师怎么会拿军阀的钱？英明领袖的人生轨迹怎么能同反动军阀重合？这些问题不要说提出，想想都是犯罪！
　　其实，关于两万大洋的传闻，在当时就很流行。1920年7月14日，身在法国的罗学瓒，给毛泽东写信：
　　“近子升（萧子升）因湘款事（即章行严汇来之一万元）颇受湘同学诽谤，谓章汇来两万元，子升私吞了一半。（其实止一万元，因在法久以宣传为两万元。）种种诽谤，到处宣传，我虽闻之好笑，但勤工俭学同志头脑这样不明了，亦可为叹。”（16）
　　更令人尴尬的，是对毛泽东身揣两万大洋，却见死不救的指责。陈小雅、钱文军著述撰文，不仅追问两万大洋到哪里去了，而且指控毛泽东谋财害命。（17）据《大公报》连载《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调查记》披露，1921年下半年，因贫病交加，留法“学生疾病（十余人）死亡（三人），皆全系地方官施诊施葬，并棺材而无之。”（18）死亡三人中，两位来自湖南：一位是杨开慧的堂兄杨楚，另一位是萧子升曾向毛通报病情，希望为之筹款治病的陈赞周。对萧的来信，毛回答：“此款事势急迫，非筹不可，只有不管偿还如何困难，姑且借来付去。”（19）


　　身怀万贯，却哭穷借钱，不是毛泽东的为人。与天下相比，两万大洋价值几何？很难想象，雄才大略如毛泽东，会见利忘义，和杨开慧夜半数钱，合谋贪污。就算毛泽东是流氓，那种行径也不符合他的段位！钱文军、陈小雅对毛泽东的诸多指责，在于他们相信毛泽东一直持有那笔巨款。其实，到1921年春，毛泽东已千金散尽，一文不名了。

　　既没用于勤工俭学，这笔钱哪儿去了？难道真是用于1921年创建共产党了？
　　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陈独秀在1922年6月30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道：“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20）陈的报告否定了“谭款”用于建党的可能性。两万大洋在1921年是一笔巨款，相当于毛泽东在北大208年的工资。毛如果当时仍持有这笔钱，虽不是富可敌国，至少也算“富可敌党”了。
　　毛泽东说：“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查杨奎松教授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苏联拨款“具体如1927年，为组织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得援款约3万元；为开办党校得5万元另月开支1.5万元；7-8月为解决湖南农运问题得援款近5万元；9月为准备秋收起义得援款1万元”。湖南农民运动和秋收起义用钱都是苏联给的，三个月共得6万元。（21）没有“谭款”用于秋收起义的记录。
　　还原历史真相，很可能的情况是：到1920年11月底为止，毛泽东还不是共产主义者，他的政治理想是湘人治湘，湖南独立，与当时湖南省长谭延闿不谋而合。为支持同道，谭延闿通过章士钊给毛泽东一笔政治捐款，没有规定用途。从性质上说，这是一笔私款，与建党无关，与勤工俭学亦无关。不是共产主义者，谈何建党？既非公款，又何谓挪用？
　　走笔至此，不禁想起十年前的一段公案：2004年5月28日，《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头版头条文章披露，海外民运领袖王丹、王军涛支持台独，得金若干万。两位博士坚决否认，威胁起诉胡锦涛和《人民日报》。多年后，陈水扁东窗事发，在接受侦讯时承认，的确曾从国务机要费中拨款20万美金给王丹。对于陈的说辞，王丹在接受TVBS电话访问时表示，自己从不过问资金来源，不知道20万美元来自于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
　　毛泽东支持“湘独”，王丹支持“台独”。1920年6月17日谭延闿进据长沙，随即毛泽东拿到两万大洋；2004年3月20日陈水扁竞选连任成功，不久王丹拿到20万美金。代理人的身份和政治上的暧昧，在受款者头上，形成一种无形的道德压力，迫使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撒谎，以换取心理平衡。毛泽东说，钱来源于章士钊，用于革命；王丹说，钱来路不知，用于民运。
　　革命家从事社会活动，接受捐款是常事，多年之后回忆，记错时间地点也可以理解。但两万大洋是一笔巨款，除非有难言之隐，经手人章士钊似乎不应该轻易“忘记”，受益人毛泽东也不会突然“想起”。
　　为了圆一个谎，人们往往要撒更多的谎。在一个不自由的时代，皇帝和他的臣民一样不自由。臣民不敢说皇帝没穿衣服，皇帝不敢承认自己曾穿过其它的衣服。为了政治正确，君臣常常一起撒谎做戏。
 
两万大洋花在哪里？
 
　　既没用于勤工俭学，也没用于建党和秋收起义，那么，两万大洋到哪里去了呢？
　　1）创办文化书社：据湖南出版社1991年5月版《文化书社――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发行机构》记载，1920 年8月20日，由易礼容、毛泽东、彭璜三人任筹备委员，在长沙潮宗街56号租了三间房子开办文化书社，9月9日开业。毛岸青、邵华在1983年12月22日《中国青年报》发文《两个90周年诞辰》，称：“外祖父病逝时，家境已经很萧条，北京的一些朋友赠送了一笔‘奠仪’费，这笔钱为安葬外祖父用了一部分。后来妈妈看到爸爸为筹措革命经费而到处奔忙，就动员外婆将这笔剩余的钱拿出来，协助爸爸办了文化书社。”（22）
　　毛岸青、邵华讲的故事不实。1921年4月编印的《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记载了至1921 年2月27日为止，全部文化书社30位个人股东连同大公报馆，合计投资股本金692大洋另6角3分5厘细目。其中，最大股东姜济寰三次入股228大洋，长沙总商会会长左学谦投股200元。毛泽东1920年10月17日投股一次，交纳光洋10元。（23）
　　2）娱乐旅游：1920年秋，“同十几位新民学会的会员发起组织星期同乐会。每至星期日，到长沙近郊名胜古迹，如天心阁、水陆洲、碧浪湖等处聚会游览。”11月，“因工作过于劳累，作短时间休息，到醴陵、萍乡考察游览。”（24）
　　3）同杨开慧结婚：宣称“不做俗人之举”，毛泽东和杨开慧没有大办婚事。
　　查《年谱》，没有毛泽东投资股票、房产或实业的记录，相反，倒有一掷千金、免除债务的记录。
　　1921年春节，毛泽东回到韶山，以特有的方式，结束了父亲毛顺生生前开办的“毛义顺堂”的钱庄生意。（25）
　　为了融资，毛顺生晚年搞了自己的IPO——发行“毛义顺堂”股票。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回忆说：“毛顺生很会做生意。后来，光靠银元、铜钱来周转经济不够，就自己出了一种‘义顺堂’的票子，代替货币。票子是红色的，别的票子人家不要，只要是‘义顺堂’的就要。”（26）毛顺生发行“毛义顺堂”股票，把邻里乡亲的余钱收集起来，以期增值；发给雇工，作为工资，可以代替银两；发给生意同行，又成为定金，或者物值。


　　1920年1月21日，毛顺生去世。次年春节，毛泽东回乡，对父亲创下的这份产业作了清理：“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27）换句话说，毛顺生私人集资开钱庄，毛泽东接手后，放的债不要了，欠的债一次还清。如此理财，非毛莫属。还好毛顺生集资的范围只限于邻里乡亲，否则纵有两万大洋，也不够他折腾。
　　按毛泽东的吩咐，毛泽民向持有“毛义顺堂”股票的人们发出通知，限定时间以现金全部赎回。至此，“毛义顺堂”股票退出了历史舞台，毛泽东的两万大洋也尽数散光。（28）
　　非常可能，当时毛家生意并无亏空，不必用银子填补。他只是受共产主义影响，想分自己家产，但因为生意是钱庄，又不便讨债，所以才需要两万大洋——一般生意或土地，送掉就是了，钱庄不行。此外，也不排除毛想爽一把，与过去历史切割：即是飞来横财，散去反而心安。
　　很难想象，怀揣两万大洋的毛泽东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对钱的态度。这一态度，终生未变。据邱会作回忆，毛泽东坚持中国“绝不做军火商”，对外援助“凡属于武器装备军需类的东西就是白给，受援国不必付钱！其它战略物资不要钱的也很多。”他对受援国的领导人说：“借钱是要还的，这是写在纸上的，但不能逼债！你们今后还得起就还，还不起就不用还了。我毛泽东活著是这样，我死了以后也是这样。中国今后若是向你们讨债，你们就说，毛泽东活著的时候说过，还不起就不用还了！若是逼债，你们就不给，就说毛泽东有言在先嘛，不用还了！”(29）
　　1959年，李宗仁回归大陆前，主动表示愿将一批收藏的字画文物捐献祖国。他告诉程思远，这些文物，是他花了11万多美元购买的。文物运到北京后，故宫专家鉴定，发现这批字画大部分是赝品。按当时行情计算，最多值 3000美元。这与李宗仁说的11万多美元，相差太悬殊了。周恩来获知情况后也很意外，经反覆考虑，决定给李宗仁3万美元，并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请毛定夺。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慷慨地说：“他说11万多，就给他12万！这叫‘投石问路’嘛！”于是，周恩来让刘仲容设法将12万美元现钞交到李宗仁手中。李宗仁十分高兴，连声称赞：“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 （30）
　　毛泽东知道，李宗仁献的不是文物，是自己。此时的李宗仁，还值12万美元。
　　毛泽东时代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理财风格。这些援助不仅多半是无偿赠与，而且经常使受援国喜出望外。坊间传说，当受援国代表与周恩来、陈毅等达成援助协议后，毛往往要在援助金额后再加一个“0”。处理谭款时养成的毛病，后来已成了习惯，这让我想起网络上那个带有影射的调侃说法：“毛病养成恶习”。
 
毛泽东还良心债
 
　　毛泽东是人，非神，非魔；他知道什么对，什么不对。为还人情债，他说谎，却心存一份感激。打土豪得来的不算，毛一生经手钱财无数，其中不乏友人捐款，为什么就是章士钊这两万大洋放不下？因为这是一笔良心债。别处得来的钱财，如张学良1936年通过李杜资助毛岸英和毛岸青去苏联，是专款专用，无良心负担，不必还。（31）这笔“谭款”，来路不正，去处不明，实为毛泽东一大心病。当然，也可以说，清理债务后，把弟妹带出家乡，最后献身革命，钱也是花在革命上了。但无论如何，扪心自问，此论总嫌勉强。
　　但凡大人物，功成名就之后，就会想到做人。毛泽东想做完人，必定会设法弥补良心的亏欠。所以，他要还债。


　　注释：
 
　　1，章含之《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2002年，340-341页。
　　2，同上，6页。
　　3，斯诺《毛泽东自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33-34页。
　　4，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8-129页。
　　5，李锐《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298页。
　　6，徐铸成《章行严谈他的一段旧事》，载《旧闻杂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123-124页。
　　7，《毛泽东年谱》，上卷，60页。
　　8，同上，59页。
　　9，同上，59页。
　　10，同上，59页。
　　11，同上，60页。
　　12，同上，60页。
　　13，同上，57页。
　　14，同上，63页。
　　15，钱文军《两万大洋到哪里去了？》，凯迪社区·猫眼看人，2013年12月23日。
　　16，罗学瓒《新民学会文件汇编》，74页。
　　17，陈小雅《中国“废片”——毛泽东的命案》，明镜出版社，2006年，50-53页。
　　18，《湖南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调查记》，《大公报》连载，1921年10月9-17日。
　　19，《毛泽东年谱》，上卷，87页。
　　2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一册，47页。
　　21，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95页。
　　22，毛岸青、邵华《两个90周年诞辰》，《中国青年报》，1983年12月22日。
　　23，转引自钱文军《两万大洋到哪里去了？》，同上。
　　24，《毛泽东年谱》，67页，71页。
　　25，胡蓉《毛泽东父亲毛顺生经商融资曾经发行股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史海回眸。
　　26，同上。
　　27，《毛泽东年谱》，82页。
　　28，胡蓉《毛泽东父亲毛顺生经商融资曾经发行股票》，同上。
　　29，程光《心灵的对话：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295-296页。
　　30，《李宗仁回国所捐文物多为赝品》，中新网，2008年10月24日。
　　31，《张学良曾资助毛泽东儿子求学》，大河网，2008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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