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同盟及其与中国的互动>第一章

2009年3月27-29日，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1]、日本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和Pacific Forum CSIS[2]在旧金山召开由50名美日“专家和政策执行者”参加的第15次美日旧金山安全保障会议，之后作为Issues & Insights, Vol. 9, No. 14发表了题为“美日安全保障关系：对同盟的试金石”论集[3]。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虽然注册为民间非赢利机构，但实际上是由25个国家组成的“产业、官方、学术界”三者联合的国际组织“太平洋经济互助理事会”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的日本委员会的事务局，隶属日本外务省[4]，其成员多来自退休的外务省官僚。Pacific Forum CSIS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5]在檀香山的亚太独立部门。由此论集的开首“谢辞”中对日本外务省北美局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课[6]表示感谢，也可以看出，这次会议可以看成是日本政府在全球经济危机、奥巴马新政权之下借用美国的“智库”机构对美国政府的试探气球。不用讳言，会议的中心围绕着美日同盟的目标和对手--中国--展开。[7]

一、全球经济危机对美日两国的实体经济带来了严重损失，对美国经济、特别是美国的金融系统的打击甚重。与会人员担心的是：美日没能利用同盟关系处理这次危机。这涉及到奥巴马民主党政权的政策取向。二、奥巴马虽然让国务卿克林顿夫人最先访问日本，也最先邀请麻生总理作为国家领袖访美，但实际上不如共和党政权理解、重视日本。奥巴马的裁军、废核和缩小同盟军事力量的政策也让日本不安。三、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亚洲的势力平衡。特别在台湾海峡，美国的优势正在丢失。日本特别担心，美国对中国的重视，是以牺牲日本为代价的。四、为此，日本要改变政策，不受宪法约束，克服美日同盟中的“非对称性”积极贡献，变成更重要的伙伴。

会议的参加者中，来自日本的“御用”发言者主要代表日本政府的意见放风，没有什么主见或新意，在日本也没有什么影响，倒是有几名影响美国的对日政策的重要人物的意见值得一听。Joseph Nye奈伊（插图）是Pacific Forum CSIS主席，他在美国政府和学界的地位被评为“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第一人”[8]。他在1995年提出的所谓“奈伊报告” the Nye Initiative建议美国在东亚维持10万前线战斗人员，奠定了克林顿政府的基本策略，据说奥巴马上台后邀请他出任驻日大使，这本不失为对日重视的一张好牌，但国务卿克林顿女士偏好一位她的竞选支持者John V. Roos[9]。奈伊这一次没有提出什么引人注目的高招，反而劝日本人不要过于紧张中国的崛起。他知道美国已经没有实力在东亚（主要是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扩张了，只好借用一句俾斯麦的名言：“只要一具士兵的尸体就可以了”。意思是说，只要有美军士兵在朝鲜半岛或台湾海峡被杀掉了，就可以刺激美国投入战争。关于奥巴马的裁军、废核政策，他特别提到从“冷战武士”变为今天的“和平骑士”的基辛格（原国务卿）、舒尔茨（原国务卿）、佩里（原国防部长）和Nunn（原联邦参议院武装事务委员会主席）[10]，显示出较为明智的见解，试图打消日本的担心。他进而提醒日本可以在环保、气候、能源等强项发挥领导作用，实际上把美日同盟的“空气”功能进一步稀释了。实际上，据共同社2009年4月16日报道，日本政府官员透露，2月日本防卫相滨田靖一与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举行会谈时，曾提议就制定新的日美安保共同宣言进行协商，以加强日美合作，应对“反恐”等全球事务及日益崛起的中国。美方则对此持保留态度。这一方面是因为奥巴马刚上台，急于处理经济危机等国内事务，还没有明确的亚太政策；同时也因为美方认为日本政治形势不明，政权很有可能在下次众院大选出现更迭，而不愿意与即将下台的自民党政权（小布什当局盟友）绑在一起，因此未作出积极表示。

与出身哈佛大学的智者奈伊相比，海军出身的Richard Armitage是小布什当局的切尼、拉姆斯菲尔德、赖斯等新保守主义集团的悍将。他最著名的美日同盟“政策”就是：“你们不是想与美国对等吗？我只想看到战场上日本士兵的军靴！”这样的武夫竟然被小布什任命为副国务卿掌管东亚事务，怪不得小泉、安倍等代理人视日本宪法为废物，有恃无恐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他特别反感中美两大国主宰世界事务的“G2”的概念，强调美日同盟任然非常强大，足以遏制中国。他也提到了中国国内本身的问题，但没法把中国的民主化与美日同盟的基础（民主主义）联系起来，那远远超出了他的知识和兴趣范围。

原驻日大使Michael Armacost在这里对日本没有讲任何问题。实际上，虽然他也当过Brookings Institution所长，并在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挂名，他更多的兴趣是在硅谷的高科技公司挂名当董事，不用作研究，收入更丰。[11]

在这次会议的一周之前，日本首相麻生在日本的防卫大学发表演说时，依然提到“作为世界第一、第二位经济大国”、“捍卫自由与民主”的美日同盟。当然，世界上头两号经济大国依然是美国和日本，它们200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是13万8千亿美元和4万4千亿美元[12]。同时，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09年1月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在2007年增长13%，比中国政府先前的估计超出1%以上。这一增长使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万5千亿美元，超过德国2007年3万3千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不过，麻生是最后一个能这样讲的日本首相，因为中国的经济总值在2010年已经超过日本。

美国和日本作为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国家，已经为中国人所研究、理解、熟悉，但人们（甚至包括多数美国人）对美日同盟知之甚微。例如，2005年2月19日[13]在华盛顿公布美日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U.S.-Japan Securitry Consultative Committee）的共同声明（插图）时，一般人不知道这个由美日外交与军事大臣为首的安全协议委员会（SCC）到底是如何操作的。[14]

美日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也称合同委员会，是确定美日同盟关系的最高机构[15]。SCC虽然定期举行各种较低级别的会谈，但多数是内部操作，具体执行美日同盟的运营，很少发布共同声明。在此之前，具有重要性的共同声明是1997年9月发布的美日安全新指南，值得关注。

这一次共同宣言[16]由十六条款组成，分为三大部分：合作对应今日世界的挑战、共同战略目标、加强美日安全防务合作。宣言的内容对于美国而言，没有什么新意，所以美国的媒介除了十八日在获得宣言的主要内容时有所报道外，几乎没有提及。但对日本而言，意味着其接受（或利用）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的压力，明确宣布将使日本的外交、军事政策服从、附属于美国的国际战略，特别在最敏感的台湾问题上与美国一致，公开把中国置于美日同盟的战略目标之中。所以，二十日的日本各大新闻，都在头版头条醒目地报道到：“鼓励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关于台湾海峡的问题”，“鼓励中国改善军事事务的透明性”，“欢迎这个国家在区域和全球扮演负责任的建设性的角色”（宣言第十条）。

这个宣言对中国是个明确的信号：美日同盟已经完成从较单纯的以对抗前苏联为目的的军事隶属关系向全面对付中国崛起的政治·经济·军事集团联盟的转变。这个转变并不突然，它只是明确了1997年新的美日防务合作指南对美日同盟的修订中的含糊用语，从法律（主要是日本国内、国际法体系）方面确立了1996年美日首脑签署的“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

让我们回到1996年4月17日这个美日同盟关系历史上值得注意的日子。在经过所谓“冷战”[17]终结后数年的“摩擦”﹑较量之后，美日两国政府终于一致认识到﹕立足于在相互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18]下建立起来的相互信赖的基础﹐美日两国关系在军事﹑政治与经济三大支柱领域都有着共同的价值观与利益基础[19]。美国总统克林顿赶到东京﹐与刚接替社会党首相村山富士的自民党首相桥本签署了题为“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同盟”的《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插图）。

宣言确认了对决定两国政策方向具有深远影响的、体现共同价值观的美国外交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维护自由﹑追求民主与尊重人权。[20]

对于美国来说﹐这并不是最近的新政策。早自1941年12月7日(美国时间﹐星期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以来﹐ 苦于没有正当名义阻止日本称霸亚洲太平洋地区(即日本所称的“大东亚共同圈”)的美国正是打着维护自由与民主的旗号介入并至今称雄亚太地区的。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是在此旗号下进行的﹐台湾﹑朝鲜南方[21]、越南南方﹑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地的专制独裁统治也是在此旗号下获得美国的军事支持而在战后得以残存的﹐更不用说﹐直接由美军占领的日本也正是在此旗号下继续着它的以天皇[22]为元首象征的保守政治统治的。

虽然美国早就知道苏联自五十年代后期的发展顶峰已经开始衰落[23]，但仅靠自由与民主的原则推导不出能够从苏联阵营内部动摇其基础的外交政策。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美国与广泛的西方工业发达阵营逐渐认识到由卡特政府开始推行的人权外交成为一个有力的工具。特别是1989年以后，尊重人权——这个两次世界大战中得到的人类最重要的教训﹐终于得到全球的广泛认同﹐成为了国际政治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对于美国而言﹐高举由其自身解释的自由﹑民主与人权原则﹐虽然必然伴随责任与代价﹐但它们毕竟为美国带来了更多的“国家利益”[24]。自从罗斯福1941年6月6日面临世界战争所发布的“四大自由”宣教以来，美国在世界大战的废墟中担负起领导“自由世界”文明的使命，又通过“冷战”战胜苏联帝国，多少都与这些价值宣教有关。对于日本而言﹐不容否认﹐维护自由﹑追求民主与尊重人权都已被写入宪法等条文中﹐也已经成为深入人心的日本价值观[25]。但是﹐它们对于日本政府而言却是比较新的外交原则﹕除了不言而喻的“国家利益”目的外，日本没有﹑也不可能在冷战的格局中形成任何原则以指导外交实践。日本在外交政策上明确自由﹑民主与人权原则﹐对于除美国以外的（特别是亚洲）国际社会而言，立即意味着它的包括战争赔偿在内的责任与义务﹐而不易使其获得显而易见的直接利益。

当然﹐日本在此宣言中跟随美国明确地宣布了作为外交政策的自由﹑民主与人权原则﹐表明了日本为了获取与美国同样的国际地位﹐[26]决心以美国为榜样﹐在其今后谋求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活动中﹐运用自由﹑民主与人权的名义行事。应该说，至少在形式上﹐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进步。

实际上﹐这个宣称的共同价值观是为美日两国的共同利益﹑特别是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共同利益奠定军事同盟关系的基础。正如宣言第4条所称：“为此﹐美国总统与日本总理再次确认美日同盟关系的重要价值。两国首脑再次确认﹕以安保条约为基础的美日安全保障关系﹐仍然是达成共同安全保障目标﹐以及维护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亚太地区安定与繁荣的基础”。也就是说﹐美日两国决心以既存的美日军事同盟关系为中心，主导亚太地区二十一世纪安定与繁荣的事务。至于有可能挑战这个同盟在亚太地区的支配地位[27]的中国﹐需要与之加强合作﹐使其对亚太地区的安定与繁荣发挥(对美日而言)“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28]。而俄罗斯﹐至少在亚太地区﹐倒并非至关重要。

那么﹐自由﹑民主与人权的原则是否适用于美日同盟关系本身呢﹖是否适用于作为 “美日同盟关系的核心﹐同时也是在全球事务上双边合作基础的相互信任的保障”[29]的安保条约呢﹖是否适用于“作为美日安全保障体制核心”[30]的在日美军驻留问题呢﹖是否适用于在此宣言中流露出担忧的“美军设施与区域高度集中的冲绳”[31]呢﹖再进一步﹐是否适用于此共同条约的签署本身呢﹖

一言难尽，说来话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