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江青当秘书的时候，还代理过半个月的警卫员。在我代理警卫员期间，我看到一个情况，这就是：在外出开会或活动时，周恩来有时坐江青的车。对这个问题我认为，主要就是周恩来要和江青讨论问题，征求她的意见，以统一对一些问题的认识。

粉碎“四人帮”以来，许多关于文革的书和文章，在谈到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时，都说文革一开始，江青就要把周恩来打倒，或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我(本文作者阎长贵，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的机要秘书)认为这样说不符合实际。下面，我谈谈我经历的一些事情。

江青没有一次说“总理不能来”

江青在周恩来面前，比较随便和放肆，有时发脾气，或顶撞周恩来;对这些事和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我曾问过戚本禹，他告诉我：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很好，她之所以敢在总理面前发脾气，那正是他们关系比较好的表现，她怎么不敢在刘少奇、林彪面前发脾气?当然，这是戚本禹一个人的说法和看法，但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视角，对正确认识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有启发。

周恩来经常到江青这里来，我遇到多次都是他亲自先给我(时任江青秘书)打电话，问我：“江青同志现在干什么，是工作还是休息?如果不是休息，我想到江青同志那里去。”所谓休息，是指江青睡觉，周恩来自然不会来;所谓工作，是指看文件和处理文件，周恩来就会来。周恩来打电话来了，我就去报告江青。有时周恩来也打电话说：“我有事要到江青同志那里去，请你问一下江青同志行不行?”在一年的时间里，我遇到多次这种情况，当我每一次向江青报告时，江青都是高兴和痛快地说：“总理来，可以，欢迎。”我实实在在地说，江青没有一次说“总理不能来”，或借口有这样或那样的事情而拒绝总理来。

决不能给总理贴大字报

在发生所谓“二月逆流”的时间里，我拿份关于周恩来的什么材料(其内容没一点印象了，很可能是关于贴周恩来大字报的材料)给江青看，江青严肃地跟我说：“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江青这句话，这个表态，对我影响很大。

也正巧在这段时间里，我中央财金学院的一个大学同学(年轻教员)，给我来信，说(大意)：1967年2月16日晚(或2月17日凌晨)，周总理接见财贸口造反派的讲话对造反派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利，还当场抓了支持造反派的财政部副部长杜向光，等等，并附来了周恩来讲话的纪录;其意思是想就周恩来的这次接见写周恩来的大字报，问我行不行。我知道这不行，因为按照当时毛主席以及中央文革的意见，不允许贴总理的大字报，陈伯达、江青不止一次叫我找聂元梓、蒯大富，让他们组织人到天安门覆盖有关总理的大字报，我听了江青所说她“心不安”的话，更觉得不行，于是我就给我那位同学打电话，告诉他：“不行，绝对不行，决不能给总理贴大字报。有什么意见可以向上反映。”

周恩来有时坐江青的车

我给江青当秘书的时候，还代理过半个月的警卫员。在我代理警卫员期间，我看到一个情况，这就是：在外出开会或活动时，周恩来有时坐江青的车。对这个问题我认为，主要就是周恩来要和江青讨论问题，征求她的意见，以统一对一些问题的认识。

经过1967年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在中央层面上出现了一个议事和决策机构，叫做“中央文革碰头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这个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参加者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外，还有谢富治、杨成武、叶群等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虽然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但说话算数的实际上是第一副组长江青，她几乎具有一票否决权;不管什么问题，就是陈伯达、康生同意了，江青不同意也是不行的。周恩来作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主持者，不能不正视和重视这种情况。为了争取时间和节约时间，所以周恩来有时坐江青的车。

江青在周恩来面前发脾气

我也看到过江青在周恩来面前耍态度、发脾气的情况。1967年国庆节前后(1967年9月26日——10月14日)，以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中国对外文委用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招待谢胡一行，以对外文委的名义发了请柬。这是中国招待国宾的惯例。江青拿到这个请柬后，在人民大会堂，冲着周恩来大发脾气。江青怒气冲冲地说：“搞京剧改革的时候，他们反对，现在他们贪天之功，拿别人的成果，以他们的名义招待外宾。这像什么话!”类似的话，江青接连嚷了几次。周恩来则和气地连连对江青说：“不要生气，可以改嘛，可以改嘛!”

周恩来说改，还不容易，通知一下有关部门就改了。新改的请柬落款是中央文革小组。当时听到反馈，同一个招待会谢胡一行收到了落款不同的两份请柬，他们不知底细，还以为招待他们的规格提高了。谢胡无限感慨地说：“我们要把这两份请柬一同带回阿尔巴尼亚，放在历史博物馆里，让阿尔巴尼亚人民都知道中阿两国人民的友谊多么深厚!”

谈江、周的关系不能脱离毛泽东

谈江青和周恩来的关系，不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脱离开毛泽东。周恩来对江青迁就又迁就，忍让又忍让，为什么?因为江青背后站着毛泽东。陈伯达不止一次说过一句很直白而又很深刻的话：“如果不是因为毛主席的关系，谁理她呀?”

江青是通天的，周恩来对江青的态度是他对毛泽东态度的延伸。江青也知道她在很多方面都得靠周恩来。她建国以后的工作都是周恩来给安排的，在文革中她想职务攀升也离不开周恩来。她1956年成为毛主席五大秘书之一是周恩来提议的，1969年在九大当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无疑也有周恩来帮忙。这是从她本人的利害关系而言。而她对周恩来的态度，从根本上讲，也是以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态度为转移的。毛泽东经常敲打周恩来，在每一次敲打时，江青都比毛泽东走得更远，从思想方法讲，她比毛泽东更极端。江青认为周恩来成为她实现野心的障碍而必须打倒，恐怕是在林彪“九一三事件”以后。因此，不论从情理看，还是从实际讲，说江青从文革一开始就把周恩来视为“眼中钉”，就要整周恩来、打倒周恩来，不符合历史事实。红潮网摘编自《燕赵老年报》2013年10月16日第15 版，作者：阎长贵，原题为：江青秘书谈周恩来和江青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