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7月28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战日，不夸张地说，20世纪从一百年前的今天才开始。

这不是很违反常识的说法吗？

20世纪不是从1900年1月1日零时开始的吗？

从时间上来说当然是从1900年1月1日零时开始，但从具有历史意义的时代区分来看，1914年7月28日以前的“20世纪”其实都还停留在19世纪，不具有20世纪世界的本质，也没有启动主导后来种种的发展。这倒不是说20世纪从1914年7月28日那天才突然蹦出，而是从19世纪中叶以来就“怀胎”已久，到了一百年前的今天才在枪声炮火中诞生，可说是晚产，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长达四年的战乱就像是分娩时吁天呼地的痛楚，一战的四年留下了许多胎记。

两岸三地在今年从学术界到大众传媒对一战，笔者闻见所及，关注讨论者至今屈指可数，除了呼吁重视一战研究或借一战的话题而言他以外，对一战本身重大的历史意义总是缺乏画龙点睛的阐明。若不是年头日本总理安倍晋三在瑞士达沃斯提起一战，将今天的东亚比喻为一战前的欧洲，将中国暗地譬喻为德国，一战恐怕更无人顺便言及。

与此相反，今年刚好是甲午年，乃是中日战争，中国大败于“蕞尔小国”日本的手里，赔款以外，还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诸岛等地，终结与朝鲜的宗藩关系，遂使得明清两代以来构筑的朝贡体系至此完全崩盘，正式打上句号，意义教训不可说不重大。而且，这个甲午年与上一次的甲午年很不同，上次的甲午年（1954）刚刚打完对日八年抗战的几年后，一切百废待兴，这个甲午年呢，中国的GDP取代日本的位子，已经是荣居世界第二，中国好歹也算挺起胸，站起来了。此时此刻，回顾两个甲子以前的往事，吊古怀今，别有感触，引为殷鉴，却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

但对一战的冷淡陌生，着实令人悚然，怎么两岸三地的世界观历史感如此内向狭隘封闭，如此自怜自悯？台湾尚用“民国”纪年，可能是只过着“民国”年份，对外头总有井里观天，事不关己的夜郎国心态，还情有可原，大陆香港早就用西元纪年，在大陆西元还管叫公元，却对20世纪伊始的大事，漠不关心，以为事不关己，恍然不知今夕何夕，不得不令人觉得这与两个甲子前的中国有何差异？两个甲子前的中国还事事都搞真的中国模式，时间以光绪纪年，读的是四书五经，穿的虽非华夏正宗衣裳，却非西服，若彼时不愿落入洋人窠臼，人云亦云18世纪19世纪，虽然难免有点顽固不化之嫌，道理尚可说首尾一贯，自成一格。

现在西元叫公元，西服是国家行事平常办公的正式服装，西学是新四书五经，写美国主导的SSCI（社会科学引用目录）论文是新八股文，甚至在欧洲老家已经式微的西教，都一同过去多无文字历史的非洲，在曾是尊周颂孔的九州一起热闹兴旺，席卷黄土大地。在已经恬然不分中西古今，认洋人为我圣人我祖宗的两岸三地，对一战的寥寥兴趣，不就更显得自我矛盾，捉襟见肘，露尽洋相，噢，原来只是全球西方文化主导下不靠谱的下里巴人。这不是两个甲子以来窘况的写照吗？不需不该西化的，一一西化，应该亟需西化，往往跟不上，从如厕文化到正视一战的重要性，到今天还是远远比不上当年的“蕞尔小国”——日本。

今年4月以来日本左派文化人的岩波书店陆陆续续出版全四册关于一战的丛书，整个系列的副标题便是：现代的起点。广告台词说：“人类最初的世界战争，现代从这里开始。”书中导论，由京都大学教授山室信一执笔，文中毫不含糊指出，一战是20世纪的开场白。还有在拙文《21世纪的中日大战？》（按：可@蔡孟翰 查看）中也提到日本围绕在安倍身边的右派外交国防智囊们，对一战与之前一百年的欧洲局势亦思虑甚深甚广，塑造了今日日本的大战略思考，开启一系列国防外交政策的转变与创新。

诚然，山室信一的说法，在两岸三地以外，一点也不新奇。在西方，将一战看为20世纪的开始，有极其高度的共识，如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伦敦政经学院三所大学的现代史讲座教授皆写过一战的专书或是根本是一战史的专家。再看学界左右两边，两年前去世英国左翼的史学大师——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在其20世纪史的著作《极端的年代》（Age of Extremes）就认定20世纪是短的（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起于1914年终于1991年。一战是真正的世界大战，开启了全面战争（total war），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种几乎皆源于一战，一战以前，一战以后的世界，在欧洲差异特别巨大，霍布斯邦就说了，只要成长在一战前的人对一战后改变带来的差异，绝对看得很清楚。从这本书来看，一战就是20世纪的象征或凝缩，集合各种极端的事物于一场战争。

右派的史家如哈佛大学的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其关于20世纪史的专书《世界的战争—历史的仇恨年代》（The War of World—History’s Age of Hatred）竟亦从不同的立场而采取类似的史观，认为20世纪起于一战。一战以前的“20世纪”仍是帝国林立的世界，一战以后的20世纪则逐渐由民族国家取代，直到今天依然大行其道。一战展开的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仇恨最深的一个世纪。一战的战场死亡人数高于过去任何战争，二战则是这杀人世纪的巅峰。20世纪大量杀人的历史悲剧，不局限在欧洲，亚洲、非洲、南美洲皆有，无一幸免，各地都再三力创杀人数目的新指标，这样的疯狂现象不仅是全球经济巨变带来的社会动荡不安所造成的结果，更是出于人为的意识形态的毒害，特别是一些意识形态主张人与人之间有人种、民族等的差异，有不可跨越的鸿沟，这样的认识只是加深人们彼此间的仇恨，以为自己美好的政治未来，在于打倒摧毁不同于己的人群。

正视一战本来是不用扯上西方/中国，西化/反西化的纠缠，虽然一战被认为是20世纪的开始，而20世纪这种时代区分又是来自西方的文化宗教传统。西方对一战情有独钟，虽然也可以解释是欧洲由盛转衰，美国取代英国世界霸权的转机，英法德的一战死伤人数高于二战，一战的主力战场集中在欧洲大陆等理由造成西方对一战特别关心，有格外的切身之痛。

尽管如此，一战并非欧洲列强间的大战而已，一战不但战事涵盖全球，每个大陆皆有多国以多种形式参与一战的两造，连彼时的中国其实亦无置身事外，赫然有十几万华工到了欧洲为英法等协约国在后勤流血流汗【详细请参考徐国琦（2005），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或此书的中文版《中国与大战》（马健标译）（三联书局，2008年）。】。此外，一战的影响无远弗届，包罗万象，就提一战的语言文化影响力，从《牛津英文字典》在网站上（http://blog.oxforddictionaries.com/2014/06/oed-ww1-timeline/）列出因一战而创出的新词汇来看，就有一百左右之多， 从easy-going到propaganda film与rationing都是，后两项不期然在新中国成立后盛极一时，追溯其原，皆始于一战。

因此，一战与现代中国并非遥不可及，而是有相当错综复杂的关系。若非一战，英国也不会破天荒要求日本出兵占领山东，攻击德国在青岛的势力，除去德国在远东地区的海军基地，免得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受到德国海军舰队的骚扰。若不是日本打退在青岛的德国，日本自然也不会提出《21条要求》，首号四条即是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日本接收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若不是《21条要求》极其蛮横无理，中国的反日爱国主义也不会爆发，成为现代中国民众反日的源头，尔后的五四运动则是此事的高潮与余波。没有五四运动的激烈反传统，后来的政治激进主义是否能翻身成功，则属未必。切勿忘记，一战间，若非德国保送列宁与他的两位女人回俄罗斯搞革命，苏维埃是否能取得政权亦是问号。若不是日本轻易打败德国，日本也不敢吃熊心豹子胆，之后进一步大举侵略中国，在东亚大肆扩张，与西洋列强对抗，扛上美国，因而铤而走险，偷袭珍珠湾，迫使美国对日宣战。

一战比甲午战争对今日的中国影响与重要性其实大很多，甲午战争是中国不得不与过去诀别的谢幕演出，一个慷慨赴义的牺牲，有如英谚中所说的go out with a bang，而非大诗人托马斯·艾略特（T.S. Eliot）在其1925年所作的名诗《空心人》（The Hollow Man）中结语两句：“这个世界就这样结束，没有响声只有低沉尾音”（This is the way the world ends/Not with a bang but a whimper）。辛亥革命则是一战登场前在世界各地的暖身运动之一而已，就像是大牌歌手或摇滚合唱团登台演唱前的热场歌手。到了一战开打，中国即使心不甘情不愿，也不得不被这全球历史的大洪流卷入，随波逐流，流荡漂浮至今。

认识一战有助于认识中国与东亚在20世纪以来所处的状况，如何避免一战的惨痛经验以及其后的残暴无比非常极端的20世纪，在今天蒸蒸日上的中国尤其吃紧，责无旁贷。中国正确理解一战是参与开拓21世纪的必要功课。套句美国迈阿密古巴裔的饶舌歌手Pitbull在《黑衣人3》主题曲中的一句话：“要理解未来，我们必须回到过去”（To understand the future, we must go back in time）。这个过去不是甲午战争，而是一战。

关于作者：蔡孟翰，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出身南朝，学本洙泗，志在天下，浪迹四海，思想既东且西，观点亦左亦右。目前委身于日本某国立大学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