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联之始，盖肇于五代之桃符。后蜀孟昶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该是最早的对联了吧。挽联起于何时？清人梁章钜引《秋雨庵随笔》云：“挽联不知起于何时，古则但有挽词，既或有脍炙人口二句者，亦其项腹联也。惟《石林燕语》载：‘韩康公得过省殿试，皆第三人，后为相四迁，皆在熙宁中。苏子容挽之云：三登庆历三人第；四入熙宁四辅中。’此则的是挽联之体耳”。（清·梁章钜《楹联丛话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1版）这就是说，挽联大约起源于北宋。而挽联盛行则在明清时期，尤以清乾嘉年间到民初为最盛。
 
中国人有“盖棺定论”之说，但“定论”历来都未必是“公论”。一者有“为逝者讳”说；二者或惧于其余威。因此，现在“治丧委员会”的悼词大多都是溢美之语。相比之下，倒是乡下老百姓的“哭坟”显得民主而公道。古时候，帝王将相或有名望的臣子死了，朝廷会给“谥号”，多半是肯定其功劳的。但也有不客气的，比如“纣王”“炀帝”等等。明清以后的文人们用自己撰写的挽联悼丧，算是对逝者的一种民间个性化的人生评议。挽联既寄托哀思，又可从不同角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抒发情感，评事论人。挽联之妙，在于以韵对的形式十分严谨而自然地将伤情和评价表达出来，集艺术与哲理为一体，融感性和理性于一炉。挽联作为汉语的一种独特艺术形式，不啻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道幽深风景。
 
挽联在明清时期已是一种很成熟的应用艺术。道光年间的梁章钜父子编写的《楹联丛话》和《楹联续话》中都有“挽词”卷。据该书载，当时的名臣陶澍去逝时，“献挽联者以数百计，佳者不可悉数”。挽联在当时体现的是一种“士子情怀”，纪晓岚等当时名士都是此中高手。纪晓岚挽刘统勋联：“岱色苍茫众山小；天容惨淡大星沉”。此联句奇语沉、雄浑大气。又纪晓岚挽老师董邦达夫人：“富春江万古青山，阡表长留，慈训能成贤宰相；听雨堂九年绛帐，食单亲检，旧恩最感老门生”。此联通达隽永、情真意切。林则徐也是此中高手，梁章钜之子梁恭辰在《楹联续话》中云：“林少穆督部工为楹帖，而于挽词尤能曲折如意，各肖其人”。并在书中多次立“林少穆督部所作挽联”条。仅看一幅挽陶澍联，便知其功底：“大度领江淮，宠辱胥忘，美谥终凭公论定；前型重山斗，步趋靡及，遗章惭负替人期”。陶澍在两江总督任上去逝时，遗疏奏请林则徐继任，并在遗疏中言：“林则徐才识十倍于臣”。林则徐去逝时，清文宗御制挽联云：“答主恩清慎忠勤，数十年尽瘁不遑，解组归来，犹自心存君国；殚臣力崎岖险阻，六千里出师未捷，骑箕化去，空教泪洒英雄”。皇帝以此旌表大臣，说明当时挽联已成为官样文本。曾国藩去世，同治皇帝御制挽联两幅：“本一代完人，先定东南，次平西北；为六旬元老，名扬中外，忠冠古今”。“功在国，德在民，名在天下；出为将，入为相，殁为神明”。当时同治皇帝也就是十几岁的孩子，不应有此学养气派，大抵是老臣代笔，形式而已。
 
现在有些老同志死时闭不上眼睛，总想听一下组织给他的终评。也有许多家属子女为悼词中的几个字吵得天翻地覆的。其实，世间事那有众口一词的！一代伟人孙中山在北京去逝，举国哀恸，各界人士所送挽联之多，仅《孙中山先生哀思录》所载，就近三千幅，尚不包括国内外各地官府民众分地悼讣之作。其中持公有如蔡元培者，挽曰：“是中国自由神，三民五权，推翻历史数千年专制之局；愿吾侪后死者，齐心协力，完成先生一二件未竟之功。”也有隆情如柳亚子者：“树弱小民族解放先声，列宁而还，公真健者；与帝国主义奋斗数世，斯人已往，谁其嗣之”。还有从流如黎元洪者：“江汉看元戎，仗公同定共和局；乾坤试回顾，旷世谁为建设才。”但据传与之算是同道同志的章太炎却送去一幅刻薄的挽联：“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及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另一说是章送的挽联为：“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初萌，江表岂让忘袭许？南国是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此联于中山先生倒无贬词，据传当时治丧委员会未敢悬挂，但许多人传诵。左舜生评论此联之风调，实为当时挽孙诸联之冠）这位以经学名世的革命家、以革命立身的国学大师，生前就有两个显赫的称号：“民国先驱”“学界泰斗”。鲁迅先生在日本曾师从其学“小学”之道，先生晚年知其师去世，曾写过两篇文章，文中这么叙述“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了，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章太炎先生以儒立身，却杀儒学和君主制的回马枪，曾经鄙斥康有为、怒骂袁世凯，对孙中山也同样苛刻。但比之他对前“大总统”黎元洪的挽联，对孙中山只能算是有点怨气。章太炎署“中华民国遗民章柄麟挽”：“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倭寇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同尽，鼎湖一去，僬周从此是元勋”。民国初立，南京追悼阵亡将士，章太炎制挽联曰：“群盗鼠窃狗偷，死者当不瞑目；此地龙蟠虎踞，古人毕竟虚言”。让革命党人十分愤慨，胡汉民等耿耿不忘！相比章太炎，倒是陈炯明的挽孙中山虽有怨气，但尚还不敢触及公论，“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二）
 
曾国藩与左宗棠是晚清的“中兴名臣”，又同是湖南人。曾与左有提携之恩，但似乎左宗棠并不买账，“曾左交恶”是有历史争论的话题。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应用化学系教授、腐蚀与防护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认为，“曾左交恶”是假象，以“失和”免引起朝廷的恐惧。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中记载二人“失和”是真的，错在左的一边。两人书信来往，左出言激烈，曾国藩则无奈调侃“贵抚调度乖方”之类。曾国藩将自己对左宗棠的态度总结为“六不原则”：不诟不詈，不见不闻，不生不灭。据载有一次，曾国藩实在恼火，随出上联：“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没想到左宗棠对下联“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曾称左字，而左对名，实为大不敬！甚至有人传说，左宗棠下联是“藩臣徒误国，问伊经济有何曾”。据说左宗棠收复新疆，曾国藩感慨：即使胡林翼活着，功业也不过如此！但传说曾国藩去世，朝廷谥号其“文正”的消息传到左宗棠那儿，左蔑言：他文正，我就武邪了。这样看来，左对曾偏见甚深。但实际上左宗棠的挽联是：“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由此看来，左景伊先生的观点有道理。但若比之其挽林则徐联，则显得单薄。左宗棠挽林则徐：“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出师未捷，八千里中大星沉”。
 
曾国藩爱写挽联，以至于他给活人生挽。活人忌讳死，他就偷偷地写。某年新春，好友汤鹏到曾府拜年，延入书房聊天，看见砚台下压着几张纸，以为是新作诗文，便要拿来看看，岂料曾死死护住，怎么也不给看。汤抢将过来，原来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十几位曾氏好友，一一被曾“敬挽”一番的挽联稿。汤大怒，拂衣而去，自此断交。而曾国藩同乡好友江忠源笃于友道，有客死京城的朋友，他一定想法送友人尸骨返乡。时人撮合两人行迹，说是“江忠源包送灵柩，曾国藩包作挽联”。胡林翼母去世，曾国藩精心撰写了两副挽联：“武昌居天下上游，看郎君新整乾坤，纵横扫荡三千里；陶母是女中人杰，痛仙驭永辞江汉，感激悲歌百万家”。“夫作大儒宗，裙布荆钗，曾分黄卷青灯苦；子为名节度，经文纬武，都自和丸画荻来”。对后一副尤其满意。据说曾私下写信问其弟：“胡家联句必多，此对可望前五名否？”曾国藩喜写挽联，是因为他的挽联确实写的好。切看其挽乳母联：“一饭尚铭恩，况曾保抱提携，只少怀胎十月；千金难报德，即论人情物理，也当泣血三年”。此联用典恰切，感情真挚。在曾国藩看来，乳母对他的恩德，不逊生母，绝不是千金可以报答的，结句痛彻肺腑，哀思可见。胡林翼死，曾国藩挽联：“逋寇在吴中，是先帝与荩臣临终遗憾；荐贤满天下，愿后人补我公未尽勋名”。字短情长，不仅高度评价了胡林翼的功业，同时也寄托了对一生知己和至交的深重哀思。
 
曾国藩去世，挽幛如云。其心腹幕府欧阳兆熊挽联：“矢志奋天戈，忆昔回雁传书，道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竟历尽水火龙蛇，成就千秋人物；省身留日记，读至获麟绝笔，将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作糠秕尘垢，开拓万古胸怀”。曾国藩曾被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建树功业、转移运世的伟人贤者，清朝咸同中兴第一名臣。然而，也有人骂他是民贼、元凶、汉奸、民族罪人、擅权滥杀的“曾剃头”、好名失德的“伪君子”。欧阳兆熊的挽联不失公道，写出曾一生的酸甜苦辣。另一个核心幕僚、曾劝曾称帝的王闿运挽曰：“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异代不同功，戡定仅传方面略；经术在纪河间、阮仪征之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憾礼堂书”。这副对联很有意思，值得仔细分说一番。大意是说曾国藩平生以西汉霍光和明代张居正自诩，但因时代不同，功业相差甚远，并没能像霍、张二人那样位居中枢，统揽全局，而仅仅只是力撑东南半壁江山，留下一点用兵方略而已；儒术超过纪昀（晓岚）和阮元，但升大官过早，没能写出什么像样的学术专著。据高伯雨著《中兴名臣曾胡左李》中说，“相传光绪年间，有人向清廷建议，应准曾国藩从祀文庙。清廷下礼部议奏，部议国藩无著述，于经学亦无发明，且举王湘绮的挽词证之，事遂终止”。曾文正公居然因为这副对联没能配享孔庙！看来挽联可以改变运程。但据说到民国后，有人拿珍藏的曾国藩“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的手书对联请王写跋语。王大为惊叹说：“难道真有这个联吗？涤丈襟怀，今日以前，我只知一半，今而后，乃全知。吾老矣，如果不是您相示，几不知文正之所以为文正，左老三（指宗棠）之所以为左老三”。王闿运另书一联曰：“花鸟总知春浩荡，江山为助意纵横”。书毕，对来人说：“吾不敢著墨文正联上，以重污文正。另书此，纪文正之大，且以志吾过”。
 
挽联改变运程还有张伯驹挽陈毅元帅的故事。张伯驹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称为“民国四公子”，是我国老一辈文化名人中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国画大师刘海粟评价张伯驹：“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1956年，张伯驹同夫人潘素商量，将变卖全部家产和冒着生命危险收藏的“中华第一帖”《平复帖》以及杜牧书《赠张好好诗》、李白的《上阳台帖》，范仲淹书《道服赞》、蔡襄书《自书诗册》、黄庭坚书《诸上座帖》、吴琚杂书《诗帖》、赵孟章草《千字文》等7幅书法一起捐献给了国家，国家奖励的20万元人民币分文未取。故宫博物院专家章宏伟说：“张先生捐献的任何一件东西，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它的价值都不为过”。1957年初夏，陈毅元帅参观了由张伯驹等收藏家会同中国书法研究社共同举办的明清书画作品展览会。会后不日，陈毅特将张伯驹请到家中面叙，陈毅元帅不仅肯定张伯驹为保护国家文物做的贡献，还赞美张伯驹的词很有北宋风度，精采可观，不可多得。二人似乎神交已久，并对奕一局。不久，张伯驹就被定为“右派”，陈毅元帅非常惋惜。1960年，陈毅元帅特意让吉林省委书记于毅夫安排张伯驹的工作。于毅夫指示吉林省文化局拍电报给张，并安排了吉林艺术专科学校负责人赴京相请。临行前，陈毅又派人把张伯驹夫妇接到家中。后他又打电话嘱咐吉林省委，要团结和照顾好这两位耿直正派的爱国老人。不久，张伯驹被任命为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潘素任吉林艺术专科学校美术老师。1972年，陈毅在临终前，对张伯驹夫妇的事念念不忘，让张茜拿来围棋。棋盒是大理石雕的，棋子是玉质的，棋盘是黄杨木雕的。陈毅轻轻地说：“盘分两块。这一块，好比就是我们共产党；另一声，好比就是无党派、党外人士，只有合在一起，才能成为一盘棋。”并嘱把棋带给张伯驹夫妇。陈毅逝世后第三天，精美的围棋送到张伯驹家中。张伯驹挥毫为陈毅敬书一副挽联：“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挥戈挽日接樽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原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72字，一气呵成。在陈毅追悼会上，古诗词造诣颇深的毛泽东看到了张伯驹写的挽联，大加赞赏，他询问了张伯驹的情况后对周总理说：像张伯驹这样的人，应当保护，给出路。这样，张伯驹被安排到中央文史馆工作。（双良《大收藏家张伯驹生平及其故居》，北京市西城区政协《西城名人故居》1997年12月第1版，P.155.）
（三）
 
挽联是一种艺术，但绝不仅限于“艺”的范畴。既要寄哀思，融情理，更要显境界。被胡适誉为“古今第一挽联”的是陈寅恪换王国维联：“十七年家国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这位一生主张学术应“无敌无友”，高举“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术大旗的一代史学大师，挽其知已好友，写得既深情又不失公道，确为典范杰作！而同样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挽其好友沈曾植联，就显得情不济才，缺乏陈联这样的底韵。“壮志竟何为，遗著销烟，万岁千秋同寂寞；音书凄久断，旧词在箧，归迟春早忆缠绵。”前面的苏子挽韩琦联：“三登庆元三人第；四入熙宁四辅中”，此联虽属工对，确也有才华，但情韵不足，给人“游于艺”的感觉。其实最显才华的挽联，我看还是梁启超挽康有为联：“祝宗祈死，两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卒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残；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木坏之悲。”这两位，先师生、后政敌，反反复复，恩恩怨怨，纠缠不清，但千恩万怨，总算让梁启超这生花妙笔给曲曲折折地表达出来了！当然最痛快的，还算是陈独秀的一位老友挽陈独秀联：“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写得多磊落明快，似嗔似怨，然情真意切。当然数明快者，还是蔡元培挽鲁迅联：“著作最严谨，岂徒中国小说史；遗言犹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一代侠妓”小凤仙挽蔡锷将军的名联：“不幸周郎成短命，早知李靖是英雄”。这幅名联是当时著名的“联圣”方尔谦改的，原联是“九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怜他忧患余生，萍水相逢成一梦；十八载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红颜色亦千秋”。此联是近代一幅名联，流传很广，也有书记的是：“万里南天鹏翼，直上扶摇，忍抛儿女情怀，萍水姻缘成一梦；几年北地胭脂，自悲沦落，赢得英雄知己，桃红颜色亦千秋”。小凤仙只是粗通文墨，此联据传是当时的名士易宗夔写的，也有说是樊增祥或者朱文邵写的。1990年9月，钱伟长院士挽其叔父钱穆教授：“生我者父母，幼我者贤叔，旧事数从头，感念深恩宁有尽；从公为老师，在家为尊长，今朝俱往矣，缅怀遗范不胜悲”。不知此联是不是钱院士自己撰的，如果是，那目前国内开口“海德哥尔”闭口“尼采”的中文教授是不是也该懂点“国学”！
 
挽联算是中国最讲究的高雅艺术之一，既要才情相济，又要庄而不谐，因为毕竟生别死离，不同儿戏。故有人认为挽联应该以囊括生平事迹为善、以情辞兼备为工。赵元任有挽刘半农联：“十载唱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数人弱一个，叫我如何不想他。”后半句虽为刘半农所写词名，但我总觉用这样词调对老友之逝有点显浮薄，应是辞不济情。贾平凹的小说《废都》中写的那些堕落文人之间的挽联全反“庄”道而行之，将无聊和浅薄发挥到极致：书法家龚靖元死了，作家朋友庄之蝶挽联：“能吃能喝能赚能花快活来；能写能画能出能入潇洒去。”另一个朋友阮知非挽联：“龚哥你死了，字价必然上涨一比三；知非找谁呀！麻将桌从此三缺一。”这很像《红楼梦》中的薛蟠作诗。但用白话写挽联，应该是一种进步。新文化运动要革旧文学的命，谓之“激浊扬清、革故鼎新”，是扬弃。白话文是新文化的基础，以前的传奇话本革命为小说，格律诗进化成白话诗（称为“新诗”），……。挽联是必须讲平仄对仗的，当然也须革命！2006年10月，老诗人、老学者林庚先生去逝，林先生是倡导新诗的人，老友袁行霈教授便代北京大学中文系撰写了一幅白话文挽联“金色的网织成太阳，那太阳照亮了人的心智；银色的网织成月亮，那月亮抚慰人的灵魂”。新文化运动已经进行了一百年了，看来还须深入！叶剑英元帅的夫人、曾国荃玄孙女曾宪植病逝，领导人送挽联：“为党想为人想，把荣誉推出去，把责任揽过来，斥骂赞许不顾，志比泰山胸若沧海；不计得不计失，是真理拚命干，有意见当面提，上下亲疏弗论，情同白玉气贯长虹”。写的好！不亚于古骈气派！
 
（四）
 
挽联分好多种：未死而生挽者，叫预挽联；自己作联挽自己者，叫自挽联；有一挽再挽者，叫再挽联；有同时挽二死者，叫双挽联；有二至多人同挽一人者，叫同挽联。最能意思的，当然是自挽联了。一者，自知之明；二者，“人之将死，其言必善”。一个人能艺术性评价自己一生，当然算是没枉活枉死。陈寅恪晚年曾自挽：“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断肠史；废歹尧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大军阀吴佩孚虽杀人无数，但终不失其秀才本色，晚年理直气壮地自挽：“得志时，清白乃心，不积金钱不纳妾，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住租界不出洋，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一生投机政治、迷迷返返的杨度只好如是自挽：“帝道真如，而今却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老残游记》中的那个酷吏“清官”玉贤玉太爷的原型晚清山东巡抚毓贤因庚子之乱在兰州被杀，临刑前自撰挽联两副，其一：“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沉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斡旋补救，切须早慰二宫心”。其二：“臣死国，妻妾死臣，谁曰不宜？最堪悲老母九旬，娇女七龄，髦稚难全，未免致伤慈孝治；我杀人，朝廷杀我，夫复何憾？所自愧奉君廿载，历官三省，涓埃无补，空嗟有负圣明恩”。耿耿愚忠，似有大节凛然；拳拳悲情，岂无啼血真心！可怜可叹啊！
 
老翻译家、原《随笔》杂志主编黄伟经先生曾给我说过：钱钟书先生说英语翻译方面有两个人他很佩服，一是杨宪益、二是萧乾。杨宪益先生是当代少数几个学贯中西的文化人，而且少有才名。五十年代，周总理陪毛泽东接见杨宪益，毛泽东听说他将《离骚》翻译成英文，很震惊，问他《离骚》也可以翻译为英文？杨宪益说任何作品都可以翻译！中国翻译协会2009年9月授予杨宪益“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老先生当年11月去世。其实，1994年杨宪益就为自己写了一副预挽自挽联：“少时了了，大未必佳；中年昏昏，老而无耻”。并注解：此是近年自撰挽联，然近百年过渡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大抵如是，此亦时运使然，不足为怪也。这真是挽己喻世！还有一位已考证不出名姓的古代有才德女人临终前写的自挽联，足以作为社会教育的典型材料：“我别良人去矣，大丈夫何患无妻？他年重结丝萝，莫对新妻谈死妇；汝从严父戒哉！小孩子终为有母，异日得蒙鞠育，须知继母即亲娘。”出句告夫，对语教子，情真意切，高风亮节，感人至深！
 
（五）
 
挽联可能产生于宋，但中国文人借诗文自挽，晋代就有。陆机或可称最早，而陶渊明影响最大，其《挽歌诗》：“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共山阿”。达观从容，为人称道！袁枚自挽并邀友人生挽，是清代文坛一桩趣事。袁枚75岁时，患痢日久不愈。30年前曾有相士预测他63得子，76岁命终，疑似来日无多。遂仿效陶渊明，吟“挽歌诗”“人生如客耳，有来必有去。其来既无端，其去亦无故”，“逝者如斯夫，水流花不住。但愿着翅飞，岂肯回头顾”，“或游天外天，目睹所未睹，勿再入轮回，依旧诗人作”。题为《腹疾久而不愈，作歌自挽，邀好我者同作焉，不拘体，不限韵》。自挽、生挽同步进行，袁枚首开风气。但一时无人响应。袁枚“见诸公挽章不至”，又“口号四首催之”。众友人见袁枚如此看重生挽，便纷纷赋诗以挽。有的赞袁枚达观，有的表追随意愿，好话居多；唯赵翼直言规劝：“生平花月最相关，此去应将结习删。若见麻姑休背痒，恐防又谪到人间。”不愧知己。
 
已故“补白大王”郑逸梅先生，一生淡于名利，但其性格中亦有坚韧刚毅一面。他晚年在报端刊出“征求生挽”：“死了，朋友们即使撰了很确切的挽联，很沉痛的祭文，自己一瞑不视，不如及身亲见之为得”。果然征集到不少，他以此作文《生生死死录》。
 
今人黄苗子，时人冠以“文坛犹大”名。古稀之年曾撰《遗嘱》，开头便道：“我已经同几位来往较多的‘生前友好’有过协议，趁我们现在还活着之日起，约好一天，会做挽联的带副挽联（画一幅漫画也好），不会做挽联的带个花圈，写句纪念的话，趁我们都能亲眼看到的时候，大家拿出来互相欣赏一番。这比人死了才开追悼会，哗啦哗啦掉眼泪，更具有现实意义”。后续言道：“又过了五年，现在我还没有死，按照外国布尔乔亚们的规矩，每隔几年，老头老太太都得重写遗嘱，直到他们写不动为止。首先宣布：五年前我写的那篇《遗嘱》在我死后仍然有效，希望家属亲友，不要有半点违背”。
 
著名作家荒芜曾有打油诗二首《生挽乔老爷、生挽袁拍水》，更是对乔冠华袁拍水二人的政治投机行为极尽讽刺：“河东大厦敞琼筵（联合国大厦在纽约河东区），既定方针四海传，漫悔东窗输一着，知君上轿已多年”。“胡笳拍尽半含羞，一唱山歌两泪流，今日苜阳宫畔路，御沟红叶总生愁”。第一句含袁水拍先后给江青等上书36封，是蔡文姬“胡笳十八拍”的两倍，时人讥称“袁36拍”；第二句中的“山歌”指《马凡陀山歌》；苜阳宫是秦始皇在嫪毐之乱后，软禁其母庄襄太后之地，借指原端王府的“江办”，据说袁曾不惮劳苦骑单车来此“上书”多达七、八次。
 
当今有“陇上书圣”之称的顾子惠先生，九十五岁时为先祖所写的挽联中的“挽”字是写作“輓”，开始我还有点疑惑，以为是笔误。等以后读书多了，方知原本就应是作“輓联”写，“挽”也可通“绾”字，此时才感知其中学问之深，不敢再作皮毛论。
 
壬辰岁末定稿于峻修堂书斋
 
（作者系嘉应学院县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客商”研究所所长，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