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是一个普通的女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奉调与毛泽东主席和江青的女儿李讷一起工作，同她朝夕相处约十个月，从而使我的命运发生了难以预料的变化。与“文革”中难以计算的受迫害人相比，我受的迫害还算轻。但通过我的遭遇来透视“文化大革命”，也还有一定价值。

初识肖力

1966年底，我从军事博物馆被调到解放军报社当记者。我到平安里三号报社报到时，记者处宋琼副处长(副师职)对我说：“我们这里过去只有两名女同志搞内勤。现在工作需要女记者，她二人都有孩子，不能外出采访，就调你和另一位同志来了。”我说：“我没有经验，可当不了记者呀！”宋副处长说：“我调查过你的情况，你可以边干边学。”正说着，一位身着战士装的女青年走进来。宋琼忙站起来介绍说：“这是肖力同志，也是刚调来当记者的，以后你们二人就住在一起吧！”我看这位女同志，高高的身材，匀称的体形，白晰的面孔，素白框的眼镜，齐颈的直发，面带调皮的微笑。我们互相握手问好。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朴素中透着潇洒，祥和中带着活力。我很高兴，我相信她将是一位很好相处的同志。

我和肖力被安排住在报社办公大楼五层的一间向阳的房间里。里面有两张单人床、两张三屉桌和两把椅子。我打开行李摆放各种物品。闲聊中，肖力告诉我，她大学毕业不久，刚参军，部队里的好多事情都不懂。她问我什么时候入伍的，我告诉她我入伍已经六年。她说：“那你是老兵了啊！”她看到我带来的一本《入伍须知》便问：“你还看这个？”我说：“是啊，部队是人手一册，军委要求全军都要学习它！”我说着随手将《入伍须知》递给她：“你可以看看这个。”我这个人实在，她说过部队规矩她不懂嘛。肖力笑了笑把书放下。

“你是干部子女吧?”我有把握地问。

“是呀！你也是吧？”

“嗯。你爸爸是谁呀？”我又答又问。

肖力笑问：“你说呢？”我怎么说？她叫肖力，必定姓肖，“是肖华（总政治部主任）？”长相不像。

“不是，你再猜猜看。”她的表情像在逗我。我又想了几个姓肖的大干部，但又一一否定，猜不着我就不猜了，人家不愿说，我也就不再问了。

我根本就没想到她是毛主席的女儿，换句话说，我绝想不到她的爸爸是毛主席。

从此，我就和肖力结伴出入，朝夕相处了。肖力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她不仅深通中国历史，而且对古代诗词和京剧生旦唱腔都很熟悉。有时边走边唱：“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既豪放又潇洒。

这时，我又了解到，当时的中央文革指定解放军报社编一份绝密刊物《快报》，专门刊登各界“文革”内情，供毛主席等少数中央首长阅读。为了编好这个刊物，军报代理总编辑胡痴指定宋琼主持，把报社常驻各军区的记者大都召回北京采访，又从基层调来不少年轻军人当记者，我也是其中之一，只不过我来自总政系统。宋琼因此经常到钓鱼台接受中央文革首长的指示。有一次江青还轻车简从到报社来看宋琼，了解《快报》组的情况，报社广大群众都不得而知。我和肖力都参加《快报》工作。

我头一次同肖力一道外出采访是到京郊怀柔县的农村。同去的还有宋琼指定的几位男记者和记者处内勤金秀芳同志。晚上，肖力、金秀芳和我同房东母女共睡一铺火炕。金秀芳和我共用一条褥子，肖力则单独睡在一边。第二天清晨，金秀芳和我早早起床，按我军的老传统帮房东挑水扫院子。我们挑水回来，看见肖力已刷完牙，正从口杯里用毛巾醮水擦脸呢！我觉得她怪怪的。我和金秀芳则同房东的漂亮女儿有说有笑地用房东的脸盆洗脸。房东女儿一面用手指着肖力，一面向我们撇嘴，她的意思大概是认为肖力“不合群”，当时我对肖力的行为没多想，只觉得她怪，现在想可能是她怕用别人的脸盆不卫生吧？

一天，我们采访回来的路上看见有卖糖葫芦的，我们就买了一些拿着准备回住处再享用。肖力二话没说拿起一串就吃了起来，并问我们大家：“你们怎么不吃呀?”杨胖子忍不住四下里望了望，拿了一串犹豫片刻也吃了起来，看他的架势大有“管它呢！豁出去出了”之意，这说明他知道他在违反军风纪的要求。其他人谁都没吃。回到住处，我们一人一串地吃起来，毕竟我们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嘛。“小宋，你不是说你不吃吗？怎么现在吃起来了？虚情假意！”“在大街上当然不能吃!”我不客气地回敬了一句，如果说这算对她不尊的话，那么这是第一次。

从农村回到报社，宋琼已调到钓鱼台中央文革任办事组组长，由老记者栾保俊同志直接管我们。但重要事情还要请示宋琼。据别人回忆我曾对栾保俊同志建议说说肖力，注意军风纪，外出时不要边走边吃东西。我已记不清我是否说过，但从我对自己严要求，看不惯别人违反军风纪现象和我的认真劲儿推测，有可能说过。一次谈完工作后，栾轻描淡写地对肖力说了一句：“以后出去别吃东西。”谁知肖力竟生了气。第二天开会，她从衣袋里掏出糖果，分给在座每人一把，就是不给栾保俊。她坐在栾的旁边，把糖送进嘴里，然后说：“我就是要人家把我看成是好吃懒做的姑娘！”搞得栾保俊十分尴尬，我也感到很惊讶。

“1·13事件”肖力亮真相

我们第二次外出调查，是到京西木城涧煤矿。这次共去八个人。女同志有肖力和我。带队的是作战参谋出身的军事编辑方抚时同志，其他五人大都是刚从部队调来的年轻人。

这时是1966年12月下旬。1967年年初，中央文革批判了所谓以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为代表的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汇报》造反派开展了夺权斗争，上海刮起了“一月风暴”。肖力就提出，回到报社我们也要造反。当时，报社内部也有少数人闻风而动，贴出大字报，要造报社领导的反。当我们从木城涧煤矿回到报社，在楼梯上看到一份“古田战斗队”的大字报，肖力即对我们几个人说：“他们的观点同我一致。”肖力提出要在报社内造反，宋琼马上连声表示支持。当晚，也就是1月12日晚上，我们八个人分为两摊，一摊由方抚时牵头给《快报》写调查报告；一摊由肖力牵头起草造反大字报。起草大字报的这一摊三个人，实际上由肖力口授，另两位记者执笔并润色，写成一份题为“解放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号召报社革命同志学习《文汇报》起来造反。大字报的落款是“革命造反突击队”，并署有八个人的名字，肖力排在第一位。本来是由领导上指派一起工作的八人，就这样形成参加报社“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群众组织：“革命造反突击队”。肖力指定方抚时任队长，她自己担任顾问。宋琼、栾保俊等了解肖力真实身份的一些老记者，也连夜写出一份支持突击队的大字报。还有一位老记者胡学方，从栾保俊那里得知肖力要造反的消息，也带领几位老记者写出大字报，提出要改组领导班子，由新班子马上接管报社领导权。

1月13日早晨，报社群众见了肖力、方抚时等八人，宋琼、栾保俊等九人和胡学方牵头的三份大字报，普遍感到意外。一是大家认为《解放军报》和《文汇报》不同，是中央军委机关报，是在林彪正确领导下的，不能像《文汇报》那样搞夺权；二是报社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肖力的真实身份，甚至还未听说肖力这个人，因为她到报社不久，一直在记者处活动和工作；三是列名三份大字报的人，绝大多数是记者处的记者和领导。而宋琼、栾保俊等人，又被公认为代总编辑胡痴的红人。于是，广大群众就认为，这是记者处领导同新老记者串通一气，在胡痴支持下要夺报社的领导大权，而把编辑部的广大同志排斥在外。于是，连无意造反的人也投进造反热潮。

当天下午，报社群众在五楼会议室集会，严厉质问栾保俊、胡学方和肖力：“你们搞的什么阴谋?”逼问得胡学方和栾保俊面红耳赤，狼狈不堪，只有肖力从容不迫，沉着应付，声言她那份大字报同另两份大字报没有关系。

有个据说是“古田战斗队”的年轻人，气势汹汹地质问肖力：“你是什么人？你是哪里来的？你凭什么要夺权?”有位编辑部的同志是知道肖力的底细的，见此情形，在会议室外的走廊里连声呼喊：“不行啊！不行啊！怎么能这样对待她呀？你们知道她是谁呀!”于是，肖力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文化革命旗手”江青的女儿这件事就悄悄在编辑部逐渐传开。

此时肖力的认识，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她见报社广大群众对胡痴、宋琼、栾保俊等人极为反感，情绪激烈，也对胡、宋、栾产生了怀疑。恰巧这时一个老记者又做了件火上烧油的事。他看到报社群众逼问新老记者，便自作多情，不征求记者们的意见，也不征求肖力的同意，便以记者处各战斗队首先是“革命造反突击队”的名义，贴出“严正声明”，对下午的会议进行指责。肖力一见勃然大怒！大概她已认定，记者处的领导和记者对她的支持是要利用她的名义和身份来夺取报社的领导大权确实是个阴谋。她马上用“革命造反突击队”的名义贴出“强烈抗议”，表示同记者处的各战斗队划清界限，并呼吁“全体革命同志，擦亮眼睛，团结起来，为彻底肃清我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奋斗!”

到13日晚上，肖力便公开亮出了自己的真面目。“肖力者，小李的谐音也”。她本名李讷，有人叫她小李，肖力乃“小李”。这使整个报社都轰动了！一些造反群众要求把胡痴、宋琼、栾保俊等人揪出来，肖力表示支持。14日凌晨，胡痴、宋琼、栾保俊等人便被造反群众关押起来。也就从这一天起，中央文革也不叫军报编《快报》了。

我直到13日夜间，才同报社群众一道，知道和我同居一室、朝夕相处的肖力，竟是当今中国最高领导人的爱女，是实实在在的现代金枝玉叶。时至今日，我可以这么说，我当时并未感到惊喜、荣幸、惶恐。原因在我和肖力两方面。我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时，时时处处能体贴她，照顾她，谅解她，因为我天真地相信她说对部队纪律不懂是真心实意的，而我又是入伍六年的“老兵”了，且年龄又比她大几个月——刚毕业的大学生嘛，不能过于要求。但是当我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后，我就不能谅解她了：你既是毛主席的女儿，那你事事应该做得更好，起码叫人服你。特别是经过一个多月的相处，她的一些言行我实在看不惯，所以听说她是谁后，也就没有什么幸福感了，有的只是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我的大悟之处在于,难怪宋琼作为记者处副处长，对肖力这位新记者那样客气，见了她都要站起来；难怪肖力外出采访，宋琼要组织那样庞大的采访组。原来老一点的记者，是要帮她搞调查写稿件；而新调来的年轻记者，实际上是要做她的警卫员；而那位担任领队、参谋出身的军事编辑方抚时，一旦有事，就要担任保卫肖力的指挥员；而所谓记者的我，平时只不过是公主的贴身陪伴，一旦有事，理所当然地要参加保卫肖力。可话说回来，不仅是对肖力，随便我们八人中的哪一位有了意外遭遇，大家也会同心协力帮忙的。当时就我和肖力的潜在的特定关系来说，我已在尽我的职责，只不过我自己并不知道。

1月14日下午，林彪的妻子叶群和中央文革成员、已经当上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关锋来到报社，看望肖力和突击队的成员。1月17日，林彪写了一封《给解放军报社革命同志的一封信》，肯定了肖力等八位同志组成的“革命造反突击队”的行动“好得很”，表示“我坚决地支持你们。”同吋点明胡痴等人要那样做，是个阴谋。这句话一出，胡痴等人就被打成“阴谋小集团”。毛主席在林彪的信上批示：“同意，这样答复好。”也肯定了她女儿的造反行动。

应当指出，林彪的信，是写了突击队八人的姓名的，意在指出肖力造反不是她一个人的主张。后来不知何人，出于什么原因，把八个人的姓名化成“肖力等八位同志”。为保持历史真实面目，我认为还是写出这八个同志的姓名和顺序为好：肖力、方抚时、孙浩刚、李XX、宋玉芬、武将、刘XX、杨XX。如今这八个人全都健在。李XX当时虽然不是党员，后来却被称为“肖力同志最信任的人”，一度成为肖力在报社的代理人，代替和帮助肖力办了许多“大事”；杨XX那时也不是党员，但他臂膀粗、力气大，号称“杨胖子”，在武斗“专政对象”时，他能按着对方的脖子直压到触地，成为一名著名的打手。刘XX也成为肖力手下的一名“小将”，今天我就不写出他们的名字了。

最可笑又最可叹的是胡痴、宋琼、栾保俊等人，当初煞费苦心地保护、支持肖力，曾被肖力称为“好叔叔”，宋琼还获得江青青睐。不料由于种种阴差阳错，一夜之间，被肖力带头打倒，长期被关押，无数次挨批斗，饱受皮肉之苦。可以说，如果不是遇到肖力，别人要打倒他们是很困难的。难怪栾保俊在关押室中写下一首顺口溜道：“肖力姑娘干劲足，一耙子打倒仨叔叔。叔叔有冤无处诉，大被蒙头一场哭！”

“1·20事件”肖力显神威

就在林彪《给解放军报革命同志的一封信》和毛泽东的批示在社会上传达后第三天，解放军报社又发生“1·20事件”。

由于中央文革批判了所谓刘志坚为代表的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动摇了军队各级党委对部队内部运动的领导，军内造反派风起云涌。全军各军事院校数以万计的学员涌进北京，造各军兵种领导机关的反，他们不知道军报内部已发生变革，更不知肖力是何许人。1月20日午饭后，我和肖力正在五楼宿舍内休息，只听得院子里一阵阵“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胜利”的口号声，从窗户往下一看，院子里站满了上千名年轻的军人，原来是军事院校学员要来接管解放军报社。

这些学员列队向军报办公大楼内冲，并且扬言：“军兵种领导机关都被我们占领了，何况你小小的报社!”“总政治部都犯了错误，你军报还不交权!”这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冲进办公楼就要把编辑记者们一个个拉出去，谁阻挡他们就被拳打脚踢。他们还冲上楼顶，插上一大片造反组织的红旗，表示已占领了报社。报社的有线广播宣传“军报是保护单位”，劝说他们退出去，他们就爬上楼把电线扯断。四楼记者处办公室内，一位老同志打电话辗转找到中央文革告急。从那里传来陈伯达的电话批示，其中有一句话：“学生不要冲解放军报社”。我站在楼道的一张凳子上宣读陈伯达的指示，一伙人马上把我拉下来，连声说：“我们不是学生，我们是军校学员，我们不是冲报社,我们是革命行动！”“陈伯达的话是假的！”连推带搡地把我拉出办公楼，由一男一女两个学生“押”着我去核对陈伯达的电话指示是真是假，自此，我离开了报社，也就是说，报社后来发生的事我都是事后听别人说的。

正当这些学员闹得不可开交之际，关锋穿着军装，乘坐一辆广播车从中央文革到了报社。他是否由肖力打电话找来，我不得而知，他在院子里呼吁那些造反军人退出报社，并且一再说：“大水冲了龙王庙”。那些年轻的造反军人已经闹昏了头，根本不把关锋放在眼里，也听不出关锋的话外音，坚持要接管或参加报社领导，吵吵嚷嚷不肯罢休。

双方争执了很久，大概直到关锋表示他们可以选出代表，同报社革命群众谈判，大队人马才撤离报社，留下少数代表在五楼会议室大吵大闹，非要参加报社领导不可。

双方在会议室直吵到将近半夜。关锋回到中央文革请示，最后把叶群搬了过来，以军队领导的名义训了造反军人一通，宣布逮捕一名带头的学员，造反军人代表才得知军报已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生女儿造了反，他们再来造反岂不是太岁头上动土！一个个目瞪口呆，都自觉地弯腰低头，口口声声表示“罪该万死”、“向毛主席请罪！”最后都灰溜溜地逃离了报社。

“姜太公在此，诸神回避!”从此“毛主席的女儿在军报”名声大振，再没有军内外任何造反派敢到军报来“革命”。

肖力是怎样领导“革命造反突击队”的

肖力和她所领导的“革命造反突击队”成了报社内绝对正确的革命组织，它贴出的大字报“句句是真理”，突击队主张什么，大家都立即响应，突击队反对什么，大家都紧紧跟上。我作为突击队的成员，自然也沾了肖力的光。因为肖力是那么特殊的人物，时常不离其左右的我，一度也被一片神秘感笼罩着。因为我的姓氏吧，有人就认为我是宋任穷同志的女儿。我们八个人署名的大字报流传到社会上后，串连的、外调的全来了。一次，几位军人向我调查20年代在河北保定上过小学与王昆（不知是不是那位歌唱家王昆）同过学的一个人的情况，我告诉他们，我父亲那时刚出生；有人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XXX能否进甘肃省革命委员会等等。后来我分析，可能那些人把我的名字当成当时北京市领导人宋汝棻同志的名字了。

在外人看来，作为突击队的一员，一定很快活，很得意。实际上，对我来说并不那么回事。“革命造反突击队”是由宋琼指定的采访组成员仓促成立的。当时只有方抚时等人知道肖力的真实身份，大多数人都没有对她另眼看待，也谈不上格外尊重。如今她显赫的身份公开了，而且显示了她扭转乾坤的能量，大家很自然地对她产生了敬畏的心情，对她毕恭毕敬。她不在跟前，大家有说有笑，她一进门，大家立即正襟危坐，十分拘谨。而肖力正相反，从前她以普通记者面目出现，大概还有所顾忌，言语行动还有些许约束；而如今身份一经公开，便自己解放了自己，讲话畅所欲言，行动更加自由，不受多少约束了。

记得1967年3月某一天，总政治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我们突击队的人员都坐在一块。开会前，稍晚于我们到达的肖力一坐下就从挎包里掏出一个苹果大吃起来。边吃边又从挎包里拿出苹果递给武将，武将推辞不要，肖力硬塞给他让他吃，武将不吃，把苹果递给我说：“小宋你吃吧！”肖力说：“我是给你吃的，叫你吃你就吃!”在那种场合，武将实在张不开嘴，就拿在手里，杨胖子见了说：“你不吃，我吃！”我对肖力说：“你没吃饭吧？”既是与她打招呼，又是替她在大庭广众面前大吃特吃找理由，没想到肖力不答反问：“你又看不惯了吧?”对此，我只好默不作声：管别人看得惯与否，去他的军风纪，你不照样“我行我素”？还有一次，我和肖力在街上散步，看见理发馆橱窗里的发型照片就议论起来，我们俩都不喜欢北京人称之谓“屁帘儿”的前留海。谁知一天中午，我和肖力各自躺在床上准备午休。突然，肖力手持剪刀向正在看书的我扑来，她一手按着我的头，另一只手举起剪刀要剪我的头发，说要给我剪个“屁帘儿”。我大吃一惊，连忙举起双手挡住她的手，她站在床前居高临下要剪，我躺在床上用力抵挡，二人喘着粗气，又带着笑声，“搏斗”了几分钟，她虽身材比我高，但最终敌不过拼命挣扎的我，我从她手里夺下了剪刀，并将其压在我的褥子底下，身体躺压在上面，我发出得意的、胜利的笑声，她也无力地笑着。我把这件事当成一个年轻人的恶作剧，一个两个年轻姑娘之间的玩笑，事过之后也就不再想它了。不料，在突击队一次开会时肖力说：“小宋这个人不随和，连给她剪个屁帘儿都不行。”我这才意识到，那件事对她来讲，并不是在开玩笑。她是学历史的，难道就不知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还是在有意施淫威？又有一次，她提起：“我刚来时，小宋还叫我学《入伍须知》哪!”言外之意，是我小看她了。她不需要学习部队的有关规定？那就是说，她当时对我说对部队的纪律不熟悉也不是诚心诚意的？她爱给别人起外号，因我的眼、鼻、嘴大就被她叫做“三大”。叫呗。给我和其他人都起了外号，是她的无拘无束的性格(或特权)使然，我仍当它是个玩笑，不放在心上；但后来给我扣的那些政治帽子却压得二十几岁的我不堪负重——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啊？那是玩不起的玩笑！当然，没有人给她起外号，话又说回来了，又有谁敢给她起呀！

在突击队内，一切事均由她这个顾问说了算。第一任队长方抚时，由于军报不再担负编《快报》的任务，采访组已撤销，他回到了军事编辑处。突击队剩下的都是记者，由武将接任队长。而所谓队长也只是跑跑腿，供顾问驱使，没有任何权力。可是，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除了生活习惯不同之外，突击队的最主要的分歧是对报社广大老同志的看法。肖力在报社干部大会上公开说：我爸爸说了，我到报社来，要向叔叔们学习。她的话曾博得了全场的掌声。而背地里，她开口闭口都是“那帮老家伙”如何如何，“年纪大的都老奸巨滑”等等。她的理论是，报社有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凡是在报社工作多年的，她都看做是“三朝元老”、“旧班底”、“旧势力”，而且说“旧势力太严重，如今造反就是挖掉这条黑线”。正因为这样，她反对突击队的同志同报社的老编辑老记者接触，提出要提防老记者探听突击队的秘密。她的理论和实践，得到了李XX百分之百的赞同，李对肖力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亦步亦趋。还有一位刚调来不久的年轻战士金X，也对肖力百依百顺，肖力便把他收到突击队里来，他是突击队解散前吸收的唯一成员。从此，李、金二人便成了肖力的左右手。

武将和孙浩刚两位同志，在参加《快报》前，也是调来当记者不久的，但他二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军报的成员，大都是从军队里精挑细选出来的比较优秀的人才，有不少人是经过战争和历次政治运动考验，忠于毛主席忠于党的好党员、好干部，自从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解放军报一再受到毛主席的表扬，怎么可以想象，这样的报纸，是由黑线人物办出来的呢！因而，他二人有时就向肖力婉转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而惹得肖力不满意。她怀疑孙浩刚对老记者印象好，可能向老记者泄露突击队的秘密。当队里开会时，她言谈中不时对孙浩刚讽刺挖苦，有时开会也不通知孙参加。她私下里不只一次同我议论孙浩刚，我也几次坦率地建议肖力：“你是不是找他谈一谈，明着跟他说，他要呆在队里，就要做到守队里的秘密，做不到就自动离开。”她不做声，而对孙浩刚的议论却不停止。孙浩刚有个习惯，每次吃饭到最后，用筷子把特意留下的一点菜归拢起来用水冲汤喝，在我看来这纯粹是个人习惯，实在没什么特别的。可肖力则认为是小商人家庭出身的孙浩刚的小商人习气。这里有两点说明。一是孙的出身我并不知道，只是听肖力说他是小商人出身；二是我再怎么上纲上线，也看不出孙浩刚的吃饭习惯与小商人习气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虽然在以后的检査、“认罪”中，曾经谈到我在政治上的敏感性不如肖力。）在单位食堂，肖力老买甲菜吃，我也不感觉有什么不妥，经济条件允许嘛，想吃就吃，我就经常买甲菜。相反，不买甲菜，那也是个人的自由和爱好。肖力对我说：“你看，武将从不买甲菜!”我说：“武将家里负担较重，上有父母，妻子又快生小孩了。”对她老买甲菜，我给她找了个理由：“你吃甲菜是因为身体不好。”她说：“那倒也不是。”从不恭维人（特别是她）的我头一次马屁就拍错了。

我天生是个耿直的人。本来，有肖力这样一位天上降下来的非凡人物在身边，如果我对她奉若神明，无限崇敬，时时顶礼膜拜，大树底下好乘凉，说不定会有什么好处呢！但我却从没有想过和做过。有一次队里开会，我说最近我们队里有些散漫现象，有人马上接着说：“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肖力同志来改造我们。”“不对！应该是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话直冲冲地从我嘴里说出。其他人听我这样说不免愣住了。看我的认真、执拗劲，一直未吭声的肖力息事宁人地对大家说：“小宋说的对。”我知道我的话使肖力下不来台，至于她对我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就是毛主席的女儿，她也不是毛主席，她总不会与她的父亲争高低吧？我平常是个开朗的人，有话直说的人，当时队里的那种神秘、沉闷氛围，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情绪低沉，说话明显少了，以至于有一次会上，肖力突然问我：“小宋，你回家和你父亲讲话比在这里多吧?”我马上意识到，她又同怀疑孙浩刚、刘福山一样怀疑我回家泄露了她的机密（事到如今，我都想不到对肖力，对队里有什么机密好泄的），这种无端怀疑，我很不满意，脱口就说：“那你去调查好了！”这时当时的队长马上大喝一声：“小宋，你怎么这样说话！”正因为我情绪低沉，很少说话，肖力说我是“革命的同路人”、“把革命当旅店”等等。我是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呀，怎么能经受得起这样的政治重压!

“8·23事件”肖力掌握报社全权

经过“1·13事件”，打倒了代总编胡痴，报社党委已不存在。肖力领导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左右了报社的运动。但编报还要依靠老编辑，肖力只担任了版面监督组长，对报纸版面进行监督。过了一段时间，经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商定，由毛主席任命赵易亚为军报总编辑，成立了新的党委。

赵易亚同志是理论宣传家，50年代曾任解放军报副总编辑、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1961年升为少将。后来转业到马列主义研究院，任院长陈伯达的副手，实际负责该院工作。这次回到解放军报社任总编辑、党委书记，开始阶段与肖力合作得挺好。

1967年8月下旬，肖力将近一个星期不到报社来，李XX和金XX也好几天不露面。对此，我们突击队曾有人提过他们三人不知干什么去了，但是没把它当回事。因为肖力来去自由，经常去中南海和钓鱼台，别人都不过问。23日晚饭后，我和队里其他同志去参观西单商场武斗现场。回来后发现报社院内气氛异常，灯光通明，高音喇叭发出令人心悸的尖叫声。人们奔走相告：赵易亚被肖力同志揪出来了！我看到一份长篇大字报贴在办公楼对面墙上，内容是揪出“搞资本主义复辟的赵易亚”，落款是“新革命造反突击队肖力、李XX、金X ”。我不由得大吃一惊！不，是大吃两惊！

首先我惊讶赵易亚同志被揪出。因为不久前肖力还告诉我们：“要支持赵总编的工作。”如今言犹在耳，她为什么突然又喊出了打倒赵易亚的口号？其次我惊讶肖力组织新突击队，将我和方抚时、武将、孙浩刚、刘XX 和杨XX六人排除在外，为什么事先一点口风不露，更没有开诚布公地告诉我们？她这样搞突然袭击，显然是不相信我们几个人了。

我如五雷轰顶，不知所措。后来听说，在我们滞留在西单商场武斗后的废墟时，陈伯达到了报社。他在院子里召开群众大会，用他难懂的福建口音讲话：赵易亚这个人很反动，但我没有看出来，是肖力同志发现了！肖力同志又立了新功！陈伯达宣布肖力担任军报总编小组组长。从此，军报再也没有成立党委，肖力成为军报第一把手。不久，肖力又以新突击队为核心，联合报社各处造反组织成立了“革命造反兵团”，由她任第一勤务员。军报的业务工作和政治运动，都由肖力一手抓起来。她这个班子，被称为“以肖力同志为首的红色革命政权”，在人们的眼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个班子领导批斗“胡痴阴谋小集团”，批斗赵易亚，搞得热火朝天。

赵易亚为什么突然被打倒？我始终没有搞清楚，但可以肯定不是肖力的主动。因为当时林彪有意“砸烂总政阎王殿”，中央文革的王力、关锋也被揪了出来。赵易亚被打倒，大约同这些大背景有关。但肖力揪出赵易亚是得到吴法宪的支持则可以肯定无疑。1980年审判江青时，吴法宪出庭作证说：1967年夏天，江青对我说，以肖力为首的突击队，要夺《解放军报》的权，要打倒赵易亚。她要我办三件事：一、帮肖力抄大字报，贴大字报；二、从空军、海军、北京军区等单位抽30个办报人员，协助肖力办报；三、全力支持肖力夺权。这三件事我都办了。吴法宪确实忠实地执行了江青的指示。他指定《空军报》一位负责人带着所谓“三军协作组”到军报协助肖力一段时间。吴还宣布，在军报，谁反对肖力谁就是反革命。

我被肖力排斥在她的革命造反组织之外，开始难免有点失落感。后来我想，肖力喜欢的，是对她唯命是从的人，我做不到这一点，她不喜欢我自然不足怪。但，其实这只是原因之一，还有更深的原因，那是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的。有一天，我看到刘XX在抄大字报，我问他给谁抄，他不好意思地告诉我：经过再三恳求，肖力同志已经批准他和杨胖子加入新突击队了。刘XX原是个海军战士，天真爽直，他在突击队内经常受到肖力的轻视和冷落。他背地里曾对我说过：“突击队里没有毛泽东思想”，这在当时简直是可以掉脑袋的话（即使是我同他们分离以后，我也从没对别人说起此事，今天是头一次）。但肖力这棵大树根深叶茂，遮天盖地，具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和威慑力，能靠上这棵大树自然是天大的幸事，刘XX和杨XX难舍难离这棵大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说心里话，出于患得患失的心态，如果肖力主动让我加入新突击队，我也会很高兴的。她不喜欢我，不叫我加入，我也不会去套近乎，更何况主动权并不在我手里，要你与否，全由肖力说了算，所以出了突击队后，我从没想过申请加入他们的圈子。再说，报社还有许多人没有参加新突击队，还不是同样干工作？而且经过半年多的吋间，报社群众对肖力为人的认识也逐渐深化，已由无限崇敬变为有所保留，只是不便说出口而已，在不少人的眼光里，我看到了对我的同情。于是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也才有机会同老记者出去采访，学习记者业务。

我又回到了群众当中。没有了在突击队中的压抑感，我又恢复了开朗的天性。我报名参加了由也是同我前后脚调进报社当记者的赵春淼同志为勤务员的“红战士”战斗队，我又有归属感了。复员（后改转业）多年以后回到报社，赵春淼同志告诉我，肖力曾找过他质问：你为什么吸收宋玉芬参加“红战士”？为此狠狠地批评了小赵一顿。为什么？我宋玉芬怎么得罪了肖力？就为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以至于引起当今公主的耿耿于怀？

红色政权实行法西斯专政

从8月23日掌握军报全部大权，到1967年底，肖力因劳累过度病倒，遂回家休息。病愈后即留在中央文革工作，听说她担任了办事组长。但她在军报的职务，依然保留着。她从钓鱼台对平安里三号实行遥控。她叫新突击队和“革命造反兵团”的人，把报社各种大字报抄寄给她看。经常给“革命造反兵团”其他负责人打电话发指示，更多的，是给新突击队的李XX和金X打电话。有时她半夜乘车来到报社，对李XX和金X面授机宜。李XX和金X成为她在报社的代理人。他二人经常传达肖力的指示，传达她的“战斗部署”，有时还“锦上添花”，比肖力的调子更高。李XX不仅事事追随肖力，连举止动作也向肖力看齐，肖力对某些事不满意，往往拍桌子训人，李XX也叉腰拍桌子训人，学得惟妙惟肖。

1968年，是解放军报社极端恐怖的一年。李XX等人根据肖力的意图，或者自以为是肖力的意图，或者出于对肖力的无限忠心，或者为了表示对肖力的无限忠心，在报社内大抓反革命。除了批斗“胡痴小集团”和赵易亚等当权派及其“同伙”之外，他们还把矛头对准报社另一些造反派，制造了一起又一起冤案。对这些造反派的打击，似乎比对当权派更狠更残酷。

报社有个“古田战斗队”，是最先起来贴大字报造反的一伙年轻人。前面说过，1967年1月12日，肖力看了他们的大字报，还称赞说：“他们的观点同我一致”。不料到了 1968年，李XX等人诬陷“古田战斗队”阴谋绑架肖力，罪名大得吓人，把该队一伙男女青年都抓起来分别监禁，百般折磨，都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连1967年质问肖力“你是什么人？你是哪里来的？”也当成反革命罪状。有个女打字员怀孕在身，还被拉出来在报社大院挺着大肚子游行示众，在批斗大会上低头挨斗，其状惨不忍睹。

突击队第一任队长方抚时同志，在肖力牵头的《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上名列第二，后来退出突击队回到编辑部，1968年春，他和其他同志一道，写了一张大字报表达对报社内部运动的看法，李XX等人立即断章取义，肆意歪曲，无限上纲，扣上“妄图颠覆以肖力为首的红色革命政权” 的大帽子，把方抚时等人打成现行反革命关押起来。方抚时被关在一间不见阳光的小屋子达几个月之久。

当中央文革号召清理阶级队伍时，李XX等奉肖力之命，首先揪出了突击队第二任队长武将同志。武将出身贫农，历史清白，而且随肖力一起造反，无论从哪一条来说，他都不应当是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而肖力等硬说他是“现行反革命”，还无中生有说他是“赵易亚的小爬虫”。当把他送进禁闭室同栾保俊关在一起时，连栾也吃惊地问：“你怎么也进来了？”更惨的是，不久后，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又奉命将武将逮捕入狱！

从此，报社掀起了揪人狂潮。其做法是先定性揪人，然后收集道听途说和断章取义的所谓证据，再强迫你认罪。社一级的领导干部，属于当权派，自然难逃厄运，连一些中层干部，工作骨干，也都成了专政对象，其罪名花样百出，什么“三反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漏网右派”、“野心家”、“小三家村”等，达五十余种。“1·13”事件时反胡痴的人，多数被专政。这些人都关在报社内一座小院（实为“牛棚”）内，都被撕去红帽徽和红领章。每天只给吃白水煮的菜叶，夏天不许挂蚊帐，冬天不供暖，不准交谈，不准看报纸……。以李XX为首的造反派，还不时到小院训人打人。有的人被打得鼻青眼肿，“像一只熊猫”；有的人被打得骨折；还有的人被折磨得一度精神失常。所有这些，都是以“保卫肖力”的名义并在肖力的准许下进行的。不少人昨天还参加揪别人，隔天自己也被揪出；不少人早饭后上班，不知晚上能不能回家。往往因为一句话、几个字，就被打成反革命。整个报社形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

按照李XX等人的计划，他们还要抓更多的人。1968年9月，毛主席发出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召，上级给报社派来了军宣队和工宣队一百余人，参加对报社政治运动的领导并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军、工宣队的进入，打破了由新突击队一家独霸报社领导权的局面。但李XX等人自有办法，他们说：“肖力同志是工人阶级的最优秀的代表”，“军宣队、工宣队到报社，必须接受肖力同志的领导”。而肖力不在报社，军、工宣队就必须接受她的代理人李XX等人的领导，等等。当工宣队一些老工人提出报社打击面过宽，要分批解放干部时，李XX等人就指责“工宣队干扰了肖力同志的伟大战略部署”，“对肖力同志态度有问题。”直到背后骂工宣队是“工贼”，给军宣队、工宣队的工作造成极大困难，甚至不得不服从李XX 等人的安排，这种情况同军报作为部队单位竟也需要军队支左、工宣队进驻一样都是全国罕见的奇观，真是历史的创造！

我被隔离审查清除出军队

1968年11月7日，即“十月革命节”的下午，我正坐在记者处办公室看报纸，忽然经肖力指定的记者处造反派头头张XX走进来。他恶狠狠地指着邢志远、钟时等几位老记者说：“你，你，还有你，都到西直门宿舍参加学习班去！”然后又对我说：“宋玉芬，你也去!”我到了报社西直门宿舍大院，随即被关进一个卫生间，顿时失去了自由。

当时军报干部共288人，被关进“牛棚”小院（包括单独监禁）的“专政对象”有56人；这次被关进“学习班”的“审查对象”有48人，都是作为敌我矛盾对待的，合计104人，占干部总数的36%。这两种对象待遇略有不同，学习班的人还带着领章帽徽，外表还保持着军人形象，不受殴打。这大概是军宣队、工宣队带来的宽大措施。

学习班的学员绝大部分是男同志，其中除去没有抓进小院的中层领导干部，再就是有一般历史问题早就做过结论的普通干部。使我惊讶的是，还有一些新突击队以外的造反派如“革命造反兵团”的头头，也被一网打尽，都关进这个院里来。最早随肖力造反的孙浩刚和我，也成了审查的对象。

和我同住在卫生间的另一位女同志，是报社年近四十的财务科长。卫生间面积十几平方米，朝南的窗户已被钉死，大概是预防我二人跳窗逃跑。门上的玻璃，也被用木板封住，只留一个小孔，供看守我们的两个女工宣队员监视我们。室内原先有两个搪瓷大澡盆，盆上各搭上一个床板，上铺草垫子，就算我们的床，门外除看守外，还不断有外来的军宣队的战士，从门上的小孔向室内窥探，要看看“女反革命”是啥模样。不得已，我就面朝窗户背对房门。那些战士不满意地在门外骂：“他妈的，她干什么呢?”，我实在忍不住，突然转身拉开房门大喊一声：“干什么你们？滚！”有四、五个战士嘻嘻哈哈连忙跑开。事后，张XX又给我加上反对军宣队的罪名，叫我写认罪书。

负责审查我的是张XX和两位工宣队员。我问他们：“你们叫我交待什么罪行?”张XX回答说：“你有什么罪行就交代什么罪行！你反对肖力同志，难道自己还不清楚?”而一位男工宣队员，背地里却悄悄地对我说：“你那些事，依我看根本不算什么问题。你有什么事就写什么事，然后上纲上线，越高越好。”于是我就把同肖力发生矛盾的一些事如实地写下来，然后上纲上线，违心地把自己臭骂一气。

我对着墙上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大字出神，想了很多很多。当时报社流行的口号是：“谁反对肖力同志，谁就是反对江青、反对毛主席！”每逢开会，首先“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祝江青同志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这也是社会上的流行喊法；而在报社,这种流行喊法后面还要加上：“祝肖力同志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凭良心说，当年这么喊的时候我是心无二致地喊，喊得很自然，甚至还带有像对毛主席一样的虔诚，尽管对她的所作所为有看法。倒是恶梦醒来时常自问：我们这些芸芸众生出于对领袖的崇拜和迷信，就像被施了魔法一般晕头转向，难道肖力也被高帽冲昏了头脑，被抬轿子的晃得不知所以，被吹喇叭的吹得找不着北？还是她要的就是这个？我在军事博物馆担任我军军史、党史解说员多年，天天向国内外观众宣传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英明伟大。我是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他本人的崇拜者。但是对于李XX、金X和张XX等人，把肖力与毛主席等同起来，我是绝对想不通的。肖力的一言一行，难道都符合毛泽东思想吗？我又想起1967年春天江青在军队高级干部会上所做的《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讲了“触讋说赵太后”的故事，其中心意思是讲要让自己的孩子继承王位，就要让孩子立功作贡献。江青派肖力到解解放军报社掌权，显然是要她建功立业，当好接班人。但肖力要立功，难道就要打倒像我这样的无名小卒吗？

我从1968年11月被隔离，每天对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标语思过“认罪”，被逼写了无数的认罪书，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出头之日。直到1969年2月的一天，突然通知我写一份检讨。又一天下午，我被带到一间大屋子，屋内坐的都是记者处的人，有革命造反派的人也有一般群众。会议主持人叫我检讨反对肖力的罪行。当我说到“我曾对肖力说，你这样发脾气不好”，马上有人高喊：“不许宋玉芬放毒！”我结结巴巴念完了检讨书，就有一些人发言批判我检讨不深刻，认罪不彻底，态度不老实，还要我继续深入检查。什么叫“深刻”？谁敢说我认识深刻？否则把肖力往哪儿搁，新革命突击队往哪儿搁，以后对我的处理又有什么措辞？

又过了两天，工宣队通知我离开隔离室，回到原先的宿舍。我算了一下，我被隔离正好110天。我刚刚庆幸自己获得了“解放”，以为可以恢复工作了，不料几天后报社开大会，宣布一些人，其中包括我，“因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为了纯洁部队，要做复员处理，出路是上山下乡回原籍。”但是这个宣布又是矛盾的，他们一再强调这次复员完全是正常复员，不给大家作结论。这个宣布给我的打击可比被肖力甩出突击队，到隔离学习班的打击还大！要知道，为了我热爱的部队，我放弃了即将考大学的机会；八年的部队生活使我对部队有着深厚的感情，我立志以军旅生活为我的终身职业。可这下全完了！我彻夜难眠饮食无味，回家两天后就回到报社对张XX说：“你们不是说不给作结论吗？为什么又说我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他们在我的鉴定书上写的）？这个结论给我的压力太大了”。张XX说：“这说明你认罪还不深刻，深刻了就不会觉得压力大。”他答应回去研究一下再告诉我，但是以后一直未告诉我到底给了我什么结论。

我12岁随父亲到了上海，第二年又随父亲调动工作到了北京。回原籍？找谁？复员就是哪来哪去，我要求回军博，张也答应回去研究，实际上是向新突击队汇报。后来据张XX说，他们向军博联系了，军博掌权的一派的头头答复：我们也在清理队伍，你们处理吧！我相信张XX说的，他们能帮我联系，说明还是同意我回军博的，但往日军博的战友为了不沾边，为了自己那兔子尾巴长不了的权位，不作任何调查，一句话断送了我的军旅情，更令我寒心！回军博的路被堵死了，我只好等分配了。等了六个月，每次追问张XX ，他都说西城区安办不好安排我的工作。待到我后来去安办参加三天的学习班，经查问，安办是来一批复转军人就办理分配，所以一直未给我安排工作，是因为我的关系未送到安办，看来在这点上张XX扯了谎。在等工作安排期间，因心情极度低落，又急又气，生了病，有一次竟晕倒在地被抢救过来。

后来我听说，突击队第一任队长方抚时,第二任队长武将，都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开除党籍，作复员处理，分别被送回湖北、山西家乡劳动。我才想到，比起他二人，我还算幸运的。如果他们给我也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直到半年之后，我才由北京市西城区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安排了工作。从前，为当兵我放弃了学业；如今，我被迫脱下了心爱的军装，再也没机会穿上了。离开部队是我终生的遗憾。

重逢宋琼揭开一个谜

1974年夏天，我离开军队已经五年。一天，我在301医院偶然同宋琼相遇，他已经获得“解放”，正在医院治病。我同他近七年未见面了。他见了我无限感慨地说：“小宋，你看，为了你，我的头发差点都被造反派揪光了。”他摸着头对我说。

“这话是什么意思，宋处长？”我感到莫名其妙。

“突击队李XX等人，揪着我的头发审问我，为什么调你到报社？”

他的话引起了我的好奇：“哦？那我也要问你，当初调我到报社不就是当记者吗？难道还有别的目的？”

宋琼告诉我：“当初肖力来报社，中央文革首长叫我找一位女同志作肖力的贴身保卫，我才到军事博物馆找到了你。我把你的情况和你的家庭情况都向那位首长报告过，她也是同意的。这件事在报社只有胡痴和我知道。”我明白了，那位首长不言而喻就是江青。因为这时江青还在台上作威作福，宋琼还不能直呼其名。

我接着问：“那你为什么当初不把调我到报社的真实目的和任务告诉我，使我长期蒙在鼓里呢?”

宋琼面呈无奈的颜色说：“是那位首长不让我说呀！后来肖力因为你的父母都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实际上我父亲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他们同中组部同楼办公），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不是被说成是六十一个叛徒中的一个吗？他们说我调你到肖力身边是来当特务，对肖力进行监视。”

天哪！这是多么奇怪的用人之道！安排你去做某项工作，但又不对你说明工作任务，或者告诉你的是假的。我原以为就是他们告诉我的来报社当记者，恰恰又有一个叫肖力的也调来当记者，我们是同事。怪不得肖力对我那个样。在她心目中，我不过是她的如同侍女、仆役的贴身保卫罢了。江青为什么不许宋琼明说呢？我想这是她的两面派作风，她自诩为无产阶级革命“旗手”，哪能公开为自已的女儿配备一位贴身仆役呢！

天哪！这又是多么曲折的株连、多么大的人间冤屈呀！仅仅因为我的父母与安子文同楼办公或是安子文的部下，安子文是叛徒，我的父母也有问题了，而他们的子女也脱不了干系就成了特务，其联想力、想象力是何等丰富多彩啊！

从宋琼的口中，我才知道，从1969年党的“九大”前后，肖力便彻底离开了报社，她在报社的所有领导职务，都被免除了，同报社造反派的联系也割断了，原因不明，可能另有高就。1973年，中央发文件任命她和谢静宜等人为北京市委书记。她在报社的“小将”们，曾到北京市委找她，但没有找到。报社同志也已多年见不着她了。

不能允许为“文革”做翻案文章

到了 1976年，恶贯满盈的江青反革命集团终于被打倒，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解放军报社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几年复查，“胡痴阴谋小集团”和赵易亚等领导干部都得到平反，肖力及其“小将”们所制造的冤假错案也一一得到了平反昭雪，党的干部政策逐步落实。被开除党籍、军籍复员回乡的方抚时和武将，也都先后回到报社工作，重新穿上了军装。几年后还先后担任了师级领导职务。

对于肖力的所作所为，解放军报社广大受迫害的干部群众都没有认真追究。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多数同志是出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不管怎么说，肖力毕竟是他老人家的亲骨肉嘛；有些同志认为，肖力处于那样的时代，出身于那样的家庭，特别是有那样的母亲，其所作所为是不难理解的，不能完全由她本人来负责；还有的同志本着对“文革”历史“宜粗不宜细”的精神，对肖力的问题不想多谈；还有的同志，牢记着列宁的话：“年轻人犯错误，上帝都会原谅”，对肖力当年的行为予以谅解；还有的人是“好了伤疤忘了痛”，认为今天过上了好日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还有不少同志认为，今天的肖力已经不是当年的肖力了，她目前的处境和心情并不好过，何必再翻她的老帐呢！至于肖力手下的那几位“小将”，虽作恶多端，但他们当年同肖力的政治关系“难解难分”，大家也就不念旧恶，宽大为怀，予以从轻发落了，并没有“以牙还牙”，特别是对肖力，没有以她母亲的罪行来株连她！

对以上这些观点和说法，我认为都有道理，也抱有同感。事情已过去了快三十年，我已经从一位二十六、七岁的年轻姑娘，变成了外婆，早已退休在家安度晚年。我生活安定，家庭美满，当年心灵所受的创伤已经平复，不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不愿提那些往事，何况有些事情已经淡忘。我只把这段独特的经历珍藏起来，它虽不是价值万贯的珍宝，却是一粒曾射伤过我的子弹，对我意义非凡。

可是，正如古语所说：“树欲静而风不止”。我曾多次看到写肖力的文章，写她如何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同胡同里的老大妈一样排队买大白菜；写她如何给“6.4”ping bao 部队捐献了一千元钱；写她参加一个什么笔会，别看打扮土相，可论古道今起来，显得知识那么渊博等等，这都没什么，这都是事实嘛。令我惊奇的是，某年秋天，我在一本销行数百万份的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文革”初期肖力事迹的文章。该文对肖力在解放军报社造反夺权，制造冤假错案等等大事一字不提，反而捏造事实，极力对肖力大唱赞歌。明明是肖力私自离家外出串连，使毛主席极为挂念，该文却说是毛主席派她外出执行神圣使命；明明是江青要军报派人到天津、上海和杭州去找她而找不到，该文却说军报记者在上海找到了她；明明肖力在军报一再夺权，该文却说肖力只想当一名小学教师；明明肖力经常坐小汽车来往于平安里三号和钓鱼台，偶然才骑自行车或乘坐13路公共汽车，该文却说她经常骑自行车，并且借用相声夸张地形容她的自行车“除了铃不响其他哪都响”。其实她的自行车是当时罕见的英国“菲利普”牌，旧是旧点但很好骑。至于她不吃小饭堂，那倒是事实。因为当时军报只有一个干部食堂，连当年的将军也吃这个大食堂。我认为，对于肖力这样的人，对于她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不能要求过高，但也不应渲染过分。对她的希望和评价，关键要看她是否以特权人物自居，是否以当然领导人自居，是否能平等待人。当年她对于她的“小将”们确实不错，但那是从恩赐的态度出发的，并不是平等相待。她视广大群众如草芥，视老干部如寇仇，这是她最突出的错误和缺点。别人可以用上帝允许年轻人犯错误来宽容某些年轻人，而某些年轻人用这种话来自我开脱，则是错上加错。当然，如今的肖力可能有了很大的改变，同当年大不相同（但愿如此)。但不能因此就把当年的所作所为一笔勾销。更不能歪曲事实，重新加以偶像化。这样做，实质上就是利用年轻一代不了解“文革”历史的实际，为“文革”做翻案文章，这是深受十年浩劫之害的广大中国人民所不能允许的，也是历史所不允许的。这也是我不得不写此文的一个原因。

作者简介： 宋玉芬，1940年出生，1960年入伍，1966年至1969年任《解放军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