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主席颁发命令状，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著名的“十大元帅”由此确立。十大元帅人人都有着非凡的人生经历，他们的入党经历也充满着传奇。

由周恩来介绍入党的朱德

共和国元帅中，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是朱德。说起朱德的入党，还颇费了一番周折。

1922年初夏，朱德经朋友介绍，阅读了一些有关共产主义的初级读物，从黑暗中看到了一线曙光，从而认定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他毫不犹豫地告别了家乡、亲人和朋友，登上一叶扁舟，顺长江东下，找共产党去了。

他到了上海，踏遍了整个市区，没有找到共产党的踪迹。他只好到北京去继续寻找。

在北京，朱德仍然找不到共产党的身影。他只好又回到上海，在这里见到了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可陈独秀对他并不热情。陈独秀冷冰冰地看着朱德，不客气地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此献出生命。对于你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考验和真诚的申请。”

陈独秀的回答使朱德感到痛苦，他决定远渡重洋去法国。1922年9月初，一心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朱德和好友孙炳文登上法国邮轮，前往欧洲。此时朱德已36岁。

40多天之后，轮船到达法国马赛港，朱德和同伴们换车来到了巴黎，住进一位中国商人的家里。这个商人很年轻，也健谈。他告诉朱德，一些中国学生组织了一个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团体，闹得很火热，见朱德很感兴趣，他继续说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叫周恩来，可他已去了德国柏林，恐怕一时回不来。见朱德有些失落，商人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说：“不过我这里有他的地址。”

朱德接过纸条，如获至宝，就和孙炳文上了路。他们决定马上赶到柏林去找周恩来。

10月22日，他俩到达柏林。可人生地不熟，直到黄昏，才在柏林近郊瓦尔姆村皇家林阴路的一幢寓所内，找到地址上的门牌号码。

“你们找谁?”一个眉清目秀的年轻人出现在朱德面前。“我找周恩来。”朱德回答。“我就是。”年轻人微笑着说。

朱德一愣，有点不信。因为路过上海时，他见过共产党的负责人陈独秀，他以为共产党的负责人都是年龄比较大的。可面前的周恩来只有20多岁。

周恩来热情地把他俩让进屋，问道：“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的吗?”

朱德介绍过自己后，又指了指孙炳文，表达了他俩要求入党的强烈愿望。

周恩来习惯地侧着脸，仔细听着，不时在小本子上记着，他被朱德和孙炳文不寻常的经历和执着的追求所感动。他询问了朱德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后，表示愿意介绍他俩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们的入党申请没有得到国内批准之前，可以接受他们为候补党员。周恩来还给他们找了住处。

这年11月，经周恩来和张申府介绍，朱德和孙炳文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朱德按党的指示，仍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进行社会活动。

关帝庙里入党“定终身”的彭德怀

十大元帅中，最后一个入党的是彭德怀，入党日期为1928年4月。北伐战争时期，彭德怀和段德昌同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一师任职，彭德怀在一团当营长，已是共产党人的段德昌在师政治部当秘书长。两个人志趣相投，成了知心朋友。一日，部队行至湖北玉泉山，两人闲步走进一座关帝庙。段德昌指着庙里供奉的关公像，问彭德怀：“对关云长有何感想?”彭德怀摇着头说：“关是过去的人，现在还被统治阶级利用，没有意思。”

段德昌有些吃惊，问：“你要怎样才有意思呢?”

彭德怀说得很简单：“我身为穷苦人，当然为工人农民服务才有意思。”

段德昌又问：“你以为国民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现在每天不都在喊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吗?我认为应当实行耕者有其田，而不应当停留在二五减租。”彭德怀一口气说出自己的意见。

受过马列主义熏陶的段德昌显然不满足这样的回答：“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不应当停留在耕者有其田，而应当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共产党是按照这样的理想来斗争的。共产党员就是为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奋斗终身的。”

就在这次谈话不久，彭德怀请求段德昌介绍他加入共产党。一天，张匡到彭德怀家，说：“段德昌同志介绍你加入共产党，也是特委同志集体介绍的。现在特委已经讨论通过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报告省委批准后，再行通知你。”当时彭德怀内心很高兴，再三感谢中共南(县)华(容)安(乡)特委对他的信任和关怀。一天黄昏后，特委为彭德怀举行了入党宣誓。

在两位堂兄引导下入党的林彪

林育南、林育英都是林彪的堂哥，两人都是早期的革命者。1921年秋，在武汉从事革命活动的林育南为培养一批有志革命青年，于6月份写信给在老家浚新小学学习的林彪、林育黎、林春枝等人，动员他们到共进中学读书。此举得到了同在武汉的林育英的支持。林彪在共进中学学习期间，经常接触陈潭秋、董必武、恽代英、林育南、林育英等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人，听他们谈论国家大事，并深受他们的影响。

1922年秋天，林彪因家里经济发生困难，便到武昌草席门外的粤汉铁路工人子弟小学当代课教师。不久，林彪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20世纪20年代初，林育南、林育英正在武汉领导工人运动。林彪在他们的影响下，对国家大事、民族的前途十分关心，并成为共进中学学生运动的领袖。在此期间，他多次组织共进中学等校学生到武昌阅马场、大东门一带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开展反帝爱国运动。1925年3月，他被共青团武昌地委指定为共进中学团支部书记。

由于林彪在武汉学生运动中表现突出，1925年夏，他被湖北省学生联合会推选为全国学联七大代表，赴上海出席了学联七大会议。林彪在共进中学的表现，受到武汉党组织及两位堂哥的多次表扬。林育南、林育英认为，如再好好培养一下，林彪将来颇有前途。党组织和两位堂哥的鼓励，使林彪暗下决心：将来要像两位堂哥一样，走革命之路。

1925年秋，林彪经过在武昌共进中学4年的学习(实际是3年半)获准毕业，重返家乡。当时，他的父母亲希望他在附近找一个教书的职业，能照顾家里的生活。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各级中共组织选送共产党人、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投考黄埔军校。林彪得到这个消息后非常兴奋，设法说服了父母，遂经当地中共组织批准于当年冬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入伍生总队，并在入校后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弃高官求真理入党的刘伯承

刘伯承是川军名将。1923年秋冬，他一直在成都治伤。后因心烦，躲到犍为县五通桥张仲铭家里静养。闲下来，他看了不少进步书刊。

1924年夏末，因熊克武的第一军势力被逐出四川后，刘湘、杨森等一手控制了政权，大肆迫害进步人士，吴玉章在成都不能立足，也辗转来到犍为。吴玉章与刘伯承的交往十分密切。当时，吴玉章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和恽代英、杨闇公等人创办《星期日》等刊物，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热情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还派人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当地具有较大的影响。

吴玉章深知刘伯承的为人，对他的出众学识、高尚情操和忧国忧民的精神十分钦佩;对于他的军事才能，更是格外赏识。吴玉章几乎每隔三五日就要到刘伯承的住处，一面探视病情，一面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后来，通过吴玉章的介绍，刘伯承结识了杨闇公。

在吴玉章、杨闇公两人的影响下，刘伯承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这年秋末，刘伯承同吴玉章一道取道贵州、湖南到达上海。第二年年初，他又跟吴玉章赶赴北京。6月下旬，他们又一起来到广州。刘伯承素以“深思断行”为座右铭，爱独立思考，不随波逐流。

这一路，他觉得每天都有新鲜事发生，他看到了群众火山爆发般的反帝浪潮，看到了共产党像磁铁般地吸引着有为青年……

1926年5月，经杨闇公和吴玉章两人介绍，刘伯承如愿以偿，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先接受党的命令后入党的贺龙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中共党员周逸群受命到贺龙部队任师政治部主任。贺龙与周逸群一见如故，他们促膝长谈，周逸群向贺龙宣传马列主义，介绍十月革命，阐述共产党的性质和政策，贺龙茅塞顿开。

有一次，贺龙问周逸群：“我经过一番对比，还是觉得共产党好，我想参加共产党，不知行不行?我没有文化，只好口头申请。”周逸群一听连忙说： “党热烈欢迎你，不过要加入我们的党组织，还要经受更严峻的考验，希望我们并肩战斗。”贺龙深深地点了点头。此时，中共虽暂时还没吸收贺龙入党，但已把他当作自己人。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前，周恩来握住贺龙的手：“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开门见山，我是找你商量起义计划的。我们立刻就谈行吗?”

贺龙点头示意：“好极了，我洗耳恭听!”

周恩来说道：“现在，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贺龙一听，禁不住离开座椅，少有地结巴起来：“我还没有入党……”

周恩来说：“你看，你刚刚讲过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怎么第一个命令就不听了?”

贺龙口气完全软了：“好，我服从。”

起义军撤出南昌到达瑞金后，几个重要人物的入党问题被提上了日程。

8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在瑞金河边的一所小学里，汽灯将教室照得通亮，墙壁上已挂起一面党旗，前委领导们就着课桌椅随便坐下，小声交谈着，等候郭沫若、贺龙进来。郭沫若对教室里布置的一切并不陌生，神态自若，向他熟悉的每一位打着招呼。贺龙则不然，他见过比这大的阵势，那多是设在香堂祠庙里的入帮入会仪式。他曾琢磨，入个小帮小会规矩都很多、气氛森严，要入共产党这个大组织，那还不更加隆重，所以刚进门时不免有些紧张。

主持人张国焘也很严肃。按事先的约定，郭沫若由周恩来和李一氓、贺龙由谭平山和周逸群当入党介绍人。然后请郭沫若、贺龙举起右拳，对着党旗宣誓。张国焘领一句，他俩跟一句，仪式很快结束。

走出会场时，贺龙顿显轻松，从口袋里掏出烟斗点上火。他对走在身边的张国焘浅浅一笑：“这个手续并不复杂嘛，不像加入哥老会那么多规矩。”

认清文学梦无法救国后入党的陈毅

1919年10月，怀揣作家梦的陈毅从免费赴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毕业，到法国马赛开始了留学生活。在这里，陈毅认识了蔡和森，开始接触社会主义。

1921年底，陈毅等留法学生因闹学潮被遣送回国，11月到了上海。在上海，已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的蔡和森找到陈毅，并和陈毅作了深谈，问陈毅愿不愿意入党或去苏联学习。陈毅没有同意入党，也不想去苏联，他还没有放弃当一个自由作家的梦想。他心目中理想的作家是这样的：既信仰共产主义，支持和参加中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又不受组织的约束;凭着个人的努力，独立地为祖国为人民作贡献。

1922年1月下旬，作为四川籍学生代表的陈毅回到了重庆，他想解决在法的川籍学生求学问题。然而，四川的当权者们此时正忙于打仗。陈毅等人在成都又奔走了几个月，毫无结果。这使陈毅又一次看到，依靠个人的努力，推动或迫使任何一个封建政权或资产阶级政权来做有益于人民的事，都是徒劳。

1922年春，陈毅任《新蜀报》主笔。此时，他进一步看到，不是那种新的极其强大的力量，即他已经认识到的新兴的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共产党，去摧毁这陈旧的一切，中国是很少有什么希望了。个人奋斗是软弱无力的，只有参加到组织中去，才能有所作为，有所贡献。他给蔡和森写了申请信。至此，陈毅的思想已在根本上完成了从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化。1922 年秋，蔡和森给陈毅写了回信。“就这样，经蔡和森通信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3年10月，经陈孟熙介绍，陈毅进入北京中法大学学习。入学不久，他由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国民党叛变之时入党的罗荣桓

1926年夏，罗荣桓到广州投考中山大学本科。没有被录取，他便于1926年农历十月离开广州回到家乡湖南省衡山县南湾，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中。家乡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使罗荣桓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千百万农民组织起来，才是一条真正的解放道路。他一回家就到县城找到共产党联络员修表匠老赵。经老赵介绍，罗荣桓见到了中共衡山县委和县农协负责人，向他们汇报情况、接受指示。然后他又连夜邀集积极分子召开秘密会议，传达县委和县农民协会的指示，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建立农会，开展斗争，解放自己。

1927年三四月间，蒋介石磨刀霍霍准备反革命政变。当时湖南的各种反革命势力，也在暗中向革命发动有计划有组织的进攻。在紧靠南湾的攸县，一帮劣绅聚众劫狱，将在押的劣豪尽数放出。南湾地主罗凤梧、萧罗仙等也仿效外地的反革命组织“暗杀团”，头一个就准备拿罗荣桓开刀。当时，罗荣桓恰好接到在武汉大学的彭明晶的来信，彭明晶在信中谈到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后的革命形势，谈到毛泽东在武汉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罗荣桓为进一步了解全国的革命形势，探求真理，便决定前往武汉投入更大、更火热的革命浪潮中去。一个深夜，罗荣桓在萧庆云的护送下，从衡山搭轮船到长沙，然后转赴武汉。

罗荣桓到达时，武汉的局势已急转直下，继上海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湖南发生“马日事变”后，武汉也一度遭到鄂军反动军官夏斗寅叛军的袭击。7 月15日，国民党武汉政府公开叛变了革命，一时间，腥风血雨遍及全国。在这种严峻时刻，一些对革命艰巨性并无思想准备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以及一些投机分子被吓倒，纷纷脱离革命。但就在这种严重白色恐怖的笼罩下，罗荣桓却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1927年5月，他经彭明晶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从此踏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苦苦思索数月后加入党组织的徐向前

1924年4月，徐向前被黄埔军校录取，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在黄埔，他除了刻苦学习军事外，还大量阅读了进步书籍和报刊。他积极参加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组织的各种活动，并成了其中的一名活跃分子。

1926年11月底，徐向前来到了北伐军占领的武汉，被分派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任学兵队少校队长。武汉分校号称第二黄埔，当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兼任武汉分校校长，政治总教官为恽代英，教官中有施存统、萧楚女等共产党员。陈毅等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也先后到这个学校工作或学习过，所以，这所学校的进步力量占了优势。

徐向前周围聚集了一批共产党员，如樊炳星、杨德魁、李楚白、贺昌、程子华等。他们时常会聚一堂，谈论理想，有时也发生争论。徐向前言语不多，他认真地倾听着，反复地比较着，苦苦地思考着：共产党和国民党，到底谁是真正的革命党?谁在真正为人民谋利益?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到底哪种主义更能拯救中国?

为了搞清楚这些问题，徐向前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及其他进步报刊，以及宣传苏联十月革命的一些小册子。瞿秋白、鲁迅的一些文章，也吸引着他。他终于认清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经过两三个月的思索、比较、学习和同志的帮助，我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决心走共产主义道路，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美好、最壮丽的事业。”

1926年下半年以后，蒋介石加紧了分裂活动，先后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1927年初，蒋介石已经公开表示反对共产党。徐向前面临着一生最重要的考验，他经过慎重思考，下定决心，跟共产党走。1927年3月，经樊炳星、杨德魁介绍，徐向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徐向前入党后才知道，武汉军校中共组织的负责人是陈毅。

从立志实业救国拐向革命的聂荣臻

1919年12月9日，年方20岁的聂荣臻，心怀实业救国的雄心大志，在上海登上法国游轮“凤凰”号，与其他72名热血青年结伴，去法国勤工俭学。

1921年10月，聂荣臻从法国来到比利时，进了费用比较低廉的沙洛瓦劳动大学。此时的他，思想上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他越来越不能平静地坐在课堂里专心致志地学习了。他开始感到，出国勤工俭学时所抱的那种实业救国的愿望实在是不现实。他翻来覆去地想：中国是这样一个现实，你的科学技术学得再好，即便是成为工程师，回国以后又有什么用?正在这时，他接触马列主义的机会也又多起来。当时，共产主义运动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影响很大，此外，他还能经常看到国内办的一些革命报刊，如《向导》周报。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坚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使中国四万万同胞都能有衣有食。1922年6月3日，他在给父母亲的信中表达的就是这一观点。

1922年8月，由同在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的刘伯坚和熊味耕两人介绍，聂荣臻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为了保密，他使用了化名“向上”。1923年初，由赵世炎、刘伯坚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革命低潮时选择入党的叶剑英

叶剑英是粤军名将，在旧军队中有很多老关系，想升官不愁没门路，但他却想的是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当时形势错综复杂，有些公开的共产党人他并不熟悉，熟悉的又多隐蔽起来，一时难以找到。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叶剑英通电反对蒋介石，遭到蒋介石的通缉。叶剑英逃至武汉，住进武昌朝阳旅馆。朝阳旅馆是广东人开的，常有广东籍的客人来往和住宿。说来也巧，正在他心神不定时，遇到了梅县同乡李世安。李世安是秘密的共产党员，在广州时就与叶剑英见过面，后来转到武汉，在市公安局当主任秘书。他以这个公开身份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这次与叶剑英相见，两人彻夜长谈，都有一种他乡遇故知之感。

叶剑英把自己入党的渴望和几年来在这个问题上遇到的波折和苦恼，全都倒了出来。李世安了解叶剑英的过去，便将此事一口应承下来，表示将向上级反映此事。李世安这个老党员当然知道党内的规定。像叶剑英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即便是已经通电反蒋，但要在基层组织里讨论他入党的问题，还是可能会产生波折。于是，他带着叶剑英的期盼，秘密找到周恩来。

周恩来听完李世安的汇报，回想了一下他在黄埔军校时与叶剑英的接触，坦然说道：“他的底子我知道，是好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就这样，又过了几天，1927年7月上旬，在武汉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汪精卫“分共”前夜，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批准接纳了叶剑英这个特殊党员。为了保密和特殊的工作需要，周恩来要叶剑英不要和其他党员联系，只让他与李世安等少数党员保持联系。

叶剑英以秘密党员的身份，为保护南昌起义将领，提供敌人高层决策情报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