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和蒋介石
马黑家族里和中国最高领袖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人非外公莫属了。
父亲母亲50年代60年代到北京开会时,都被毛接见过并和毛照过相,但那都是上百人接见会和合照。父亲和刘少奇有过一次近距离接触,那是1951年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刘来到云南代表团,父亲就站在会议室门口,刘一进屋,第一个见到的就是父亲,刘和父亲握手时,有人介绍说父亲是云南回族,刘问父亲,和北京的回族一样吗,父亲回答说一样。这是一个很短暂的接触,而刘还算不得中国的最高领袖
外公和蒋历史上相隔甚远,蒋是抗战时期国共双方都承认的中国最高领袖国家元首,而外公不过是抗战后期滇军中提拔起来的一个师长。不过外公的确和蒋有过一次零距离接触:抗战结束后国共内战前夕,在滇军奉命从越南海防坐轮船远赴东北打内战之际,外公和其他滇军将领跟随卢汉飞抵重庆,受到蒋的单独接见,蒋还授予外公一把中正剑,并且和外公有过一张两人的合照。
母亲回忆录是这样记载此事:
“快到春节了(马黑注:1946年),父亲来到昆明,派人来到勐弄,接我们回昆与他过年。其实他不是为了过年来昆明的,是蒋介石为了安抚滇军到东北打战为他卖命,特在重庆召见滇军将领,并分别与每个人合影留念。父亲与蒋介石的合影,记得蒋介石披着斗篷坐着,父亲站立于侧。这张照片在家里挂过一段时间,政治风云变幻莫测,以后这张相片就不见了,不知是家里人收藏起来了还是把它毁了,我很少在家,不得而知。其实若能保存到现在,排除政治因素,也是我家的一份重要历史资料。”
这张照片肯定被毁了,因为小舅完全不记得家中曾有过这样一张照片包括那把中正剑。记得文革中,成都9中红卫兵曾举办过一个抄家成果展览,其中的反革命罪证就有抄家出来的旧照片,有一张是被抄家人与民国时期四川省长王陵基的照片。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外公外婆深知保留和蒋合照带来的巨大政治风险,肯定把它以及那把剑都毁了。
外公其实对蒋以及蒋为首的民国中央政府一直反感甚至是敌视,这种反感敌视首先是基于个人的亲身经历。
1940年外公担任驻扎湖南的第一集团军警卫团团长期间,因为诛杀拜把兄弟王世高不忠的妻子,被战区司令官蒋介石嫡系薛岳抓起来,关在长沙陆军监狱,几乎送命。外公回忆当时日本飞机来轰炸长沙,外公要求监狱看守把犯人放出去躲防空洞,但看守不同意。外公被关在牢房里,无处可躲,只能蹲在一张桌子下,牢房周围都是日本飞机丢下炸弹的爆炸声,外公心想完了完了,结果很幸运,没有炸弹落到外公所在的牢房,算是保住命。有意思的是,不放外公出来的监狱看守却在外面被炸死了。事后和外公一起在轰炸中保住性命的其他囚犯,都说他们的幸免遇难是托了外公的福。外公以后一直认定是监狱方受薛岳指示,想借日本人的手要他的命。湖南被关押是外公人生”一次奇耻大辱。大舅1940年出生,为了不忘此仇,外公给大舅起了个名字“涤湘”。外公大难不死,1941年回乡祭祖,母亲回忆录中这样记载:
“父亲此次回昭(马黑注:1941年),明显地流露了对蒋家王朝的不满,对我讲“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怎么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抗日的战士怎么艰苦抗战流血牺牲,这是我第一次从父亲那里知道中国有个“四大家族”
外公对蒋介石的反感敌视态度当然还和云南地方军阀势力和蒋介石中央的对抗斗争相关联。
蒋介石1928年建立以南京为中心的中央国民政府后,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统一过中国,他在从1928年到1949年统治中国期间,一直致力于两件事:消除地方军阀割据和剿灭共产党发动的红色革命。
龙云也是在1928年经过长达数年的军阀混战获取了云南的统治权力,从1928年到1949年期间,从龙云到卢汉一直高度提防的一件事就是防止蒋中央政府势力入主云南。
西南云贵川三省,最先被蒋完全并入中央控制的是贵州,据有关史料,蒋介石围剿红军故意从西南方向放跑红军,跟着红军追击,中央军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西南各省,贵州自辛亥革命开始的地方军阀割据,就是这样在1935年随着薛岳中央军部队的开入被蒋解决掉。薛岳中央军的四个师开进贵阳城后,当时的贵州军阀王家烈乘自己座车进出贵阳城,都要车接受中央军守门岗哨的盘查,气得他大骂:“我们现在的地位连殖民地都不如。” 从中可以看出蒋和地方军阀之间矛盾之深。
1935年红军从贵州进入滇东北地区的昭通曲靖会泽一带,佯装进攻昆明(长征组歌:兵临贵阳比昆明),然后突然调头北上过了金沙江进入四川,在云南呆的时间很短,只是从云南东北角擦过,中央军没有机会进入云南。外公当时驻军滇南个旧建水地区,但也随所在部队被调去滇东北参加过围堵红军的战斗。直接指挥围堵红军的滇军高级将领叫孙渡。红军兵临空虚的贵阳城时蒋介石正好在贵阳,蒋急电孙渡救援,孙违背龙云保存实力,只在云南围堵红军的指示,听从蒋的命令,星夜兼程赶到贵阳救驾,受到蒋的重赏嘉奖,但回来后,从此不再受龙云重用。由此可看出龙云对蒋的戒心之重。
虽然蒋没能在1935年趁追剿红军的机会,入主云南,但抗战胜利后,他又开始策划他的中国统一大业并付诸行动。1945年10月1日,蒋介石趁滇军主力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之际,命令驻扎昆明的中央军杜聿明部发动五华山事变,以武力逼迫龙云下台,离开云南到南京中央政府担任虚职。
民国时期的云南,自龙云主政开始,形成了一个以滇东北彝族上层为核心的统治集团。外公和龙云都是从大凉山金阳跨过金沙江来到云南发展的彝族上层,因同乡同族的关系,成了龙云随身护卫,以后又由龙云送入讲武堂学习,从滇军的下级军官排长开始,然后特务连长,特务营长,警卫团长,最后被提拔到师长的职位,对龙云感情可谓深厚,听到龙云被蒋武力逼迫下台,受如此之大屈辱,当然愤怒无比。
外公回忆录中这样写到:
”五华山事变消息传来,入越滇军闻变震惊,群情大哗。它像插入我后背的一把尖刀,深深刺痛了我的心肺,我怀着满腔怨愤,在全师官兵中揭露五华山事变真相,鼓动“云南子弟打回云南去,以雪五华山之仇。我还亲自跑到卢汉那里,请缨反蒋,甘当先锋。卢汉拍着桌子怒斥我是胡闹,责备我办事鲁莽不计后果。他说:”你想过没有,率部哗变是要杀头的。“ 然后,他把气氛缓和下来安抚劝慰我说:我一向素知并感佩你的忠心。我也清楚老蒋推出我当个空头主席,实为摆我兵权,给我送来一杯苦酒。直至今日这杯酒再苦我也得喝下去。接着他向我分析了当前滇军的险境和出路。他说:老蒋在滇越边境部署了重兵,断了我回师之路,举兵反蒋是自投罗网。我卢汉身首异处且不说,数万云南子弟都将被剿灭。龙云的脑袋也保不住。云南还难免一场血腥屠杀,这条路是万万走不得的。第二条路就是照老蒋命令去办。六十,九十三军调东北,只要你们报成一团,保存实力。我们在云南尚可与老蒋平分秋色,也可为我两军官兵的身家老少保住一个后方基地,这可谓是无路之中出路也。”
五华山事变后,外公在越南因为反蒋的激烈态度,差点又一次遭难。当时军中蒋的耳目把外公的言行密报了蒋。蒋指使陈诚发封电报给卢汉,要求卢汉把攻击领袖元首鼓动部队哗变的外公等一干人逮捕按军法处理。卢汉向外公出示了这封电报,要外公谨言慎行,把此事压下不办,这也就是外公常提到的卢汉对他的第二次救命之恩。(第一次救命之恩是卢汉花重金把他从长沙陆军监狱营救回滇。)陈诚的电报主要还是警告恫吓的意思,滇军名义上是国军系列,但属于地方军阀,没有卢汉同意,蒋也不能把外公怎样。
外公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和即将启程东北为蒋卖命的其他滇军将领一起,由卢汉带领来到重庆,接受蒋的接见。蒋一定很清楚五华山事变后,赴越滇军群情激愤的情况,他亲自出面接见滇军将领,安抚的意味很重,因为他还需要利用滇军为他打内战。
关于这次蒋接见滇军将领的细节,根据母亲和小舅从外公那里听来的有如下这些:
蒋对滇军将领的接见是一个一个分别接见而不是群体接见。大家先在外面客厅等着,然后一个一个分别进去见他。外公讲他进去后,只有蒋和他两个人在场,聊了大约二三十分钟,所聊内容大多是家常话,蒋对外公的问话主要是个人经历家庭情况等等,拉拢外公联络私人情感的目的很明显。会面中,蒋送了外公一把中正剑,并由摄影师进来拍了一张两人合照。接见完,蒋还请大家吃了顿饭。据小舅说,外公晚年常提起蒋请吃的红烧肉非常好吃。表面看起来那个红烧肉比较干,外面没有多少汤汁,但吃到嘴里才发现汤汁都收到肉里去了,非常美味,外公说那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红烧肉。
蒋的见面会周到细致,红烧肉也很好吃,但是滇军将领特别是外公,因为五华山事变在心中撕裂的伤痕并没有因此抚平,由此为2年后的长春起义,以及4年后的云南卢汉起义埋下了种子。
曾经在万维里看到过一篇分析对比毛和蒋个性的文章,文章说蒋过于注重细节,而也正因此忽略了大的战略格局。而毛相反,毛不拘小节,紧紧把握着大局面,所以蒋才会败于毛,从外公的经历来看,这个分析有一定道理。想想看,一个一个的分别接见和群体接见比较,有多累多花时间,估计被接见的滇军将领将近10人,可蒋做到了。但是,在大的局面上他没有把握住。在他最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特别是团结各地军阀为他卖命,对付最大威胁共产党之际,他却发动五华山事变,从根本上大局面上结怨恨于云南地方势力,特别在滇军将领心中撕裂开了一道很难愈合的伤口。
前几天和儿子聊起五华山事变,儿子马上做出如下评论:“蒋介石怎么搞的,共产党都还没有平定,就先和自己人开打了?”看看,这么浅显的有关大局的道理,连儿子都一下子就看出来了,而蒋似乎没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