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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和蒋介石的七个故事 zt
送交者: 初见 2015年07月20日00:24:52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胡适和蒋介石的七个故事

2015-07-18 周治平 观察中国

按:201412月,香港中文大学学术期刊《21世纪评论》发表了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周质平的文章《张弛在自由与威权之间:胡适、林语堂与蒋介石》,文中多处最新公开的蒋介石日记,对胡适与蒋介石的交往有详细的评述。


史料珍稀,故事精彩,小编故从文中精心选编7个片段,刊发于此,以飨读者。



文/周质平


1.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要老百姓在生活上讲些礼貌,注意卫生。


他写了一篇《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虽然给“新生活运动”的实效泼冷水,但对蒋介石的个人生活有比较高的评价:在胡的笔下,蒋是个嗜欲不深,生活俭朴,又严于律己的人:


“蒋介石先生是一个有宗教热诚的人;几年前,当国内许多青年人“打倒宗教”的喊声正狂热的时代,他能不顾一切非笑,毅然领受基督教的洗礼。他虽有很大的权力,居很高的地位,他的生活是简单的,勤苦的,有规律的。我在汉口看见他请客,只用简单的几个饭菜,没有酒,也没有卷烟。”



2. 1952年12月13日,蒋介石日记中有如下一段,最可以看出胡、蒋两人对民主自由根本不同的见解:


“十时,胡适之来谈,先谈台湾政治与议会感想,彼对民主自由高调,又言我国必须与民主国家制度一致,方能并肩作战,感情融洽,以国家生命全在于自由阵线之中。余特斥之。


彼不想第二次大战,民主阵线胜利而我在民主阵线中牺牲最大,但最后仍要被卖亡国也,此等书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为共匪所侮辱残杀。彼之今日犹得在台高唱无意识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难得之幸运,而竟忘其所以然也。同进午膳后别去。”



3. 1953年1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和蒋介石的谈话:


“蒋公约我晚饭,七点见他,八点开饭。谈了共两点钟,我说了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

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我说,宪法止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

总统必须有诤臣一百人,最好有一千人。开放言论自由,即是自己树立诤臣千百人也。”


蒋介石在次日的日记中,也记下了与胡适这次会面谈话的事,口气是包容并带感激的:


“〔昨〕晚课后,约胡适之先生单独聚餐,谈话二小时余。对余个人颇有益也。……其他皆为金石之言,余甚感动,认其为余平生之铮〔诤〕友也。”从蒋的这段日记中可以看出,至少蒋对胡当天的直言是虚心接受的,并视胡为其‘诤友’。”



4. 胡适觉得国民党独大是阻碍台湾民主发展最主要的原因,他在1951年5月31日写信给蒋建议“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新政党”,而首要的条件是“蒋先生先辞去国民党总裁”。


对此,蒋介石在1958年6月3日的日记中表示了极大的震惊和愤怒:

“至于毁党救国之说,闻之不胜骇异。中华民国本由国民党创建,今迁台湾,全名亦由国民党负责保全,如果毁了国民党,只有拯救共匪的中华人民共和伪国,如何还能拯救中华民国乎?


何况国民党人以党为其第一生命,而且视党为其国家民族以及祖宗历史所寄托者,如要我毁党,亦即要我毁我自己祖宗与民族国家无异,如他认其自己为人而当我亦是一个人,那不应出此谬论,以降低其人格也。以上各言,应由辞修〔陈诚〕或岳军〔张群〕转告予其切戒。”



5. 在胡蒋关系中,最让蒋介石觉得“受辱”的,是1958年4月10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中的一番话。胡出任中研院院长,蒋介石在就职典礼中致词时说到中研院的使命:


“中央研究院不但为全国学术之最高研究机构,且应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之艰巨任务,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唯一工作目标,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则我人一切努力均将落空。


因此希望今后学术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来求其发展……期望教育界、文化界与学术界人士,一致负起恢复并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与道德之责任。”


胡在听了蒋的致词之后,不得不作些辩正:


“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谈到我们的任务,我们不要相信总统十分好意夸奖我个人的那些话。


我们的任务,还不祗是讲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仪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


总统对我个人有偏私,对于自己的文化也有偏心,所以在他领导反共复国的任务立场上,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这是他的热情所使然。


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反共复国的任务,我们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


蒋介石原来是去“致训”的,结果成了“聆训”。蒋在当天的日记中有一段很痛切愤慨的记录:


“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


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辞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妄人。”


(注:胡适与宋美龄、陈诚下乡视察。)


6. 1959年11月15日,胡适眼看着蒋介石违宪连任已势在必行,而中华民国宪法之法统也将受到考验,他请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向蒋转达以下几点:


“(1)明年二三月里,国民大会期中,是中华民国宪法受考验的时期,不可轻易错过。


(2)为国家的长久打算,我盼望蒋总统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不违反宪法,一切依据宪法,是“合法的”。人人视为当然,鸡犬不惊,是“和平的”。


(3)为蒋先生的千秋万世盛名打算,我盼望蒋先生能在这一两个月里,作一个公开的表示,明白宣布他不要作第三任总统,并且宣布他郑重考虑后盼望某人可以继他的后任;如果国民大会能选出他所期望的人做他的继任者,他本人一定用他的全力支持他,帮助他。如果他作此表示,我相信全国人与全世界人都会对他表示崇敬与佩服。


(4)如果国民党另有别的主张,他们应该用正大光明的手段明白宣布出来,决不可用现在报纸上注销的‘劝进电报’方式。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国民党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


胡适何尝不知,在当时台湾的政治环境中,这番话是完全不合时宜的。狂澜既倒,也不是他只手能够挽回的,但他只是凭“自己的责任感”,尽他的“一点公民责任而已”。


1960年1月1日,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的王世杰(胡适逝世之后接任中研院院长)在日记中说:


“在台湾惟有胡适之曾直率托张岳军〔张群〕向蒋先生建言,反对蒋先生作第三任总统。”




7. 在胡适逝世之后,蒋也不至于在1962年3月3日日记的“上星期反省录”中有如此的记载:


“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呜呼!一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至身死的人”,竟成了蒋介石“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障碍”!



结束语:


我们在论胡蒋关系时,往往对胡适寄望过高,似乎真要他“以一人敌一党”,“以一人敌一国”,以一个知识份子敌一个独裁者。胡适毕竟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读书人,和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知识份子相比,他对中国的现代化,对民主自由的坚持和推进都毫无疑问是第一人。


蒋介石日记的公开,进一步证实了胡从不自昧其所知,并敢于犯颜直谏,是蒋和国民党真正的诤友,而蒋对胡的容忍和克制,也值得大书特书。几十年来对岸企图将胡适描画成国民党蒋介石的“御用文人”,蒋介石日记的公开为胡作了最彻底的洗刷。


胡适常给人题《晏子春秋》的两句话:“为者常成,行者常至。”这也是他乐观哲学的基本信念。其他人不可及胡适处,并不在他的“成”和“至”,而是在他的“常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和执着上。


胡在1929年写〈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就已指出:“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蒋介石“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他何尝不知与蒋谈民主自由,不免是对牛弹琴。但只要有机会,他就认真地谈,试着开导他,从不敷衍。


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和1945年劝在野党领袖放弃武力,1951年建议蒋分化国民党,乃至“毁党救国”,1960年反对蒋违宪连任是一致的。这也是今天论胡蒋关系,不能不三致其意之所在。至于蒋到底因胡改变了多少,相形之下,反而是余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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