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14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学学术期刊《21世纪评论》发表了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周质平的文章《张弛在自由与威权之间：胡适、林语堂与蒋介石》，文中多处最新公开的蒋介石日记，对胡适与蒋介石的交往有详细的评述。

史料珍稀，故事精彩，小编故从文中精心选编7个片段，刊发于此，以飨读者。

文/周质平

1.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要老百姓在生活上讲些礼貌，注意卫生。

他写了一篇《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虽然给“新生活运动”的实效泼冷水，但对蒋介石的个人生活有比较高的评价：在胡的笔下，蒋是个嗜欲不深，生活俭朴，又严于律己的人：

“蒋介石先生是一个有宗教热诚的人；几年前，当国内许多青年人“打倒宗教”的喊声正狂热的时代，他能不顾一切非笑，毅然领受基督教的洗礼。他虽有很大的权力，居很高的地位，他的生活是简单的，勤苦的，有规律的。我在汉口看见他请客，只用简单的几个饭菜，没有酒，也没有卷烟。”

2. 1952年12月13日，蒋介石日记中有如下一段，最可以看出胡、蒋两人对民主自由根本不同的见解：

“十时，胡适之来谈，先谈台湾政治与议会感想，彼对民主自由高调，又言我国必须与民主国家制度一致，方能并肩作战，感情融洽，以国家生命全在于自由阵线之中。余特斥之。

彼不想第二次大战，民主阵线胜利而我在民主阵线中牺牲最大，但最后仍要被卖亡国也，此等书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为共匪所侮辱残杀。彼之今日犹得在台高唱无意识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难得之幸运，而竟忘其所以然也。同进午膳后别去。”

3. 1953年1月16日，胡适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和蒋介石的谈话：

“蒋公约我晚饭，七点见他，八点开饭。谈了共两点钟，我说了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

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我说，宪法止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

总统必须有诤臣一百人，最好有一千人。开放言论自由，即是自己树立诤臣千百人也。”

蒋介石在次日的日记中，也记下了与胡适这次会面谈话的事，口气是包容并带感激的：

“〔昨〕晚课后，约胡适之先生单独聚餐，谈话二小时余。对余个人颇有益也。……其他皆为金石之言，余甚感动，认其为余平生之铮〔诤〕友也。”从蒋的这段日记中可以看出，至少蒋对胡当天的直言是虚心接受的，并视胡为其‘诤友’。”

4. 胡适觉得国民党独大是阻碍台湾民主发展最主要的原因，他在1951年5月31日写信给蒋建议“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几个独立的新政党”，而首要的条件是“蒋先生先辞去国民党总裁”。

对此，蒋介石在1958年6月3日的日记中表示了极大的震惊和愤怒：

“至于毁党救国之说，闻之不胜骇异。中华民国本由国民党创建，今迁台湾，全名亦由国民党负责保全，如果毁了国民党，只有拯救共匪的中华人民共和伪国，如何还能拯救中华民国乎?

何况国民党人以党为其第一生命，而且视党为其国家民族以及祖宗历史所寄托者，如要我毁党，亦即要我毁我自己祖宗与民族国家无异，如他认其自己为人而当我亦是一个人，那不应出此谬论，以降低其人格也。以上各言，应由辞修〔陈诚〕或岳军〔张群〕转告予其切戒。”

5. 在胡蒋关系中，最让蒋介石觉得“受辱”的，是1958年4月10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中的一番话。胡出任中研院院长，蒋介石在就职典礼中致词时说到中研院的使命：

“中央研究院不但为全国学术之最高研究机构，且应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之艰巨任务，目前大家共同努力的唯一工作目标，为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如果此一工作不能完成，则我人一切努力均将落空。

因此希望今后学术研究，亦能配合此一工作来求其发展……期望教育界、文化界与学术界人士，一致负起恢复并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与道德之责任。”

胡在听了蒋的致词之后，不得不作些辩正：

“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谈到我们的任务，我们不要相信总统十分好意夸奖我个人的那些话。

我们的任务，还不祗是讲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仪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

总统对我个人有偏私，对于自己的文化也有偏心，所以在他领导反共复国的任务立场上，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这是他的热情所使然。

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反共复国的任务，我们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

蒋介石原来是去“致训”的，结果成了“聆训”。蒋在当天的日记中有一段很痛切愤慨的记录：

“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

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辞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妄人。”

（注：胡适与宋美龄、陈诚下乡视察。）

6. 1959年11月15日，胡适眼看着蒋介石违宪连任已势在必行，而中华民国宪法之法统也将受到考验，他请总统府秘书长张群向蒋转达以下几点：

“(1)明年二三月里，国民大会期中，是中华民国宪法受考验的时期，不可轻易错过。

(2)为国家的长久打算，我盼望蒋总统给国家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不违反宪法，一切依据宪法，是“合法的”。人人视为当然，鸡犬不惊，是“和平的”。

(3)为蒋先生的千秋万世盛名打算，我盼望蒋先生能在这一两个月里，作一个公开的表示，明白宣布他不要作第三任总统，并且宣布他郑重考虑后盼望某人可以继他的后任;如果国民大会能选出他所期望的人做他的继任者，他本人一定用他的全力支持他，帮助他。如果他作此表示，我相信全国人与全世界人都会对他表示崇敬与佩服。

(4)如果国民党另有别的主张，他们应该用正大光明的手段明白宣布出来，决不可用现在报纸上注销的‘劝进电报’方式。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国民党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

胡适何尝不知，在当时台湾的政治环境中，这番话是完全不合时宜的。狂澜既倒，也不是他只手能够挽回的，但他只是凭“自己的责任感”，尽他的“一点公民责任而已”。

1960年1月1日，时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的王世杰(胡适逝世之后接任中研院院长)在日记中说：

“在台湾惟有胡适之曾直率托张岳军〔张群〕向蒋先生建言，反对蒋先生作第三任总统。”

7. 在胡适逝世之后，蒋也不至于在1962年3月3日日记的“上星期反省录”中有如此的记载：

“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呜呼!一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至身死的人”，竟成了蒋介石“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障碍”!

结束语：

我们在论胡蒋关系时，往往对胡适寄望过高，似乎真要他“以一人敌一党”，“以一人敌一国”，以一个知识份子敌一个独裁者。胡适毕竟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读书人，和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知识份子相比，他对中国的现代化，对民主自由的坚持和推进都毫无疑问是第一人。

蒋介石日记的公开，进一步证实了胡从不自昧其所知，并敢于犯颜直谏，是蒋和国民党真正的诤友，而蒋对胡的容忍和克制，也值得大书特书。几十年来对岸企图将胡适描画成国民党蒋介石的“御用文人”，蒋介石日记的公开为胡作了最彻底的洗刷。

胡适常给人题《晏子春秋》的两句话：“为者常成，行者常至。”这也是他乐观哲学的基本信念。其他人不可及胡适处，并不在他的“成”和“至”，而是在他的“常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和执着上。

胡在1929年写〈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就已指出：“生平不曾梦见共和政体是什么样子”的蒋介石“不可不早日入塾读书”，他何尝不知与蒋谈民主自由，不免是对牛弹琴。但只要有机会，他就认真地谈，试着开导他，从不敷衍。

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和1945年劝在野党领袖放弃武力，1951年建议蒋分化国民党，乃至“毁党救国”，1960年反对蒋违宪连任是一致的。这也是今天论胡蒋关系，不能不三致其意之所在。至于蒋到底因胡改变了多少，相形之下，反而是余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