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一年，萧红曾在东京客居半年。关于她在东京期间的活动情况，现在我们只能通过她寄给萧军的35封书信和几篇散文有所了解。此间她曾听过郁达夫的讲演，并在东亚学校学过日文。


萧红去日本前，在鲁迅帮助下发表《生死场》，引起文坛的注目，为何突然决定远渡东京? 萧军在《萧红书简样存注释录》里曾就萧红去的理由这样写道：由于她的身体和精神全很不好，黄源兄提议，她可到日本去住一个时期。上海距日本的路程不算太远，生活费用比上海贵不了多少;那里环境比较安静，即可以休养，又可以专心读书，写作;同时也可以学学日文。何况有华夫人（黄源妻子）在那里各方面全能够照顾她。


萧军曾说，《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的版税由两人分配，用这些钱，萧军去了青岛，萧红去了东京。分配按多少比率不清楚。只是萧红好像不够用，好几次向萧军请求寄钱。

10月13日 手上还有30多圆，月底想买外套，请寄来一些。10月20日 现在手上只有20圆了，需要把归国的路费留在手里，希望月底寄钱来。10月29日 41圆25钱的汇票收到。买了外套，余下的钱，11月大概不够。需要把路费留在手里，请再寄100圆。


在萧红到达日本一个多月后，华夫人因经济方面的事由不得不提前回国。结果是萧红孤零一人留在了陌生的东京。问题是在极端孤独的情况下，她仍决然要实现最初的留日一年的打算，井且每隔四五天必有一信寄给萧军。


来到东京后，萧红住在“东京鞠叮区富士见盯二丁目九一五中村方”。这里离中央线饭田桥车站较近，大约只有350米的距离。

在我住所的北边，有一带小高坡，那上面种的或是松树，或是柏树。它们在雨天里，就像同在夜雾里一样，是那么朦胧而且又那么宁静!好像飞在枝间的鸟雀羽翼的音响我都能够听到。 ——   《在东京》


萧红住在民房的二楼，一个有六张榻榻米大的房间(大约有10平方米的面积)。因为第一次住进日本式的住房，所以她感到“象住在画的房子里面似的”。在第十四信里附有萧红自己画的房间的简图。角度是从内向外。正面有日式拉门，左边有挂着竹帘的纸拉窗。还有一张桌子和一把藤椅。


后来家具越来越多:先买了几张画来挂在壁上，又买了草褥来当沙发，到11月冷起来，则买了火盆。她的邻居是一个日本老妇人。因萧红说:“‘筝’在我的邻居家里响着”。估计这里的“筝”可能是这个老妇人弹的。楼下是房东一家。房东的五岁左右的孩子是萧红的第一个日本朋友。


女房东待人很亲切。她常常给萧红“一些礼物”，比如方糖、花生、饼干、苹果、葡萄、一盆花等等。萧红同房东一家也相处很好。如在买来火盆后，她从房东那儿借了一个锅来烧菜，跟房东的小孩儿一起吃。有一次，警察来找麻烦时，女房东为了萧红曾拦挡了他们。


从9月起，萧红开始去东亚学校学习日语。这所学校当时在神田区神保盯2-20，离萧红的住处有1500米左右。学生都是中国人，老师基本上用日语讲课。刚上学时，为了不落后于人，害得她经常胃。但是每天学习长达六七个小时，后来成绩逐渐好起来，12月25日的信上她得意地写道:“现在很多话，都可以懂了。即使找找房子，与房东办办交涉也差不多行了。”可是10月份有关鲁迅逝世的新闻报道，她却根本没看懂。


在萧红上学时可能经过的途中，有一处景致在萧红看来很像上海徐家汇。下面是萧红来东京一个月后，“第一次自己出去走个远路”到神保盯去时的见闻:
那地方的书局很多，也很热闹，但自己走起来也总觉得没什么趣味，想买点什么，也没有买，又沿路走回来了。觉得很生疏，街路和风景都不同，但黑色的河，那和徐家汇一样，上面是有破船的，船上也有女人，孩子。也穿破衣裳。并且那黑色的气味也一样。


萧红早饭和晚饭都在外边吃，午饭吃面包等。每天去浴池过磅。晚上在蚊帐里睡觉。她写道:“这里的蚊子非常大，几乎使我从来没有见过。”
看了几次电影，好像没有到过银座等热闹的地方。过了两三个月，一个人坐了几次“高架电车”(中央线)找朋友。她常常苦于头疼和腹疼，但是总的说来可以说是生活比较舒适。她最喜欢的是东京的安静:

我很爱夜，这里的夜，非常沉静，每夜我要醒几次的，每醒来总是立刻又昏昏的睡去，特别安静，又特别舒适。早晨也是好的，阳光还没晒到我的窗上，我就起来了，想想什么，或是吃点什么。


刚来日本时，她对“木履”很介意。这大概反映了她的不安和焦躁的心情:

昨天到神保叮的书铺去了一次，但那书铺好像与我一点关系也没有，这里太生疏了，满街响着木履的声音，我一点也不惯这声音。这样一天一天的我不晓得怎样过下去，真是好像充军西伯利亚一样。
比我们起初来到上海的时候更感到无聊，也许慢慢的就好了，但这要一个长的时间，怕是我忍耐不了。


鲁迅逝世后，因为当时自己不能在场跟朋友们一起流泪，这使她感到了一种离群般的寂寞。在鲁迅逝世后的她的信上，到处可以看到无处发泄的焦躁:

这里的天气还不算冷，房间里生了火盆，它就像一个伙伴似的陪着我。花，不买了，酒也不想喝，对于一切都不大有趣味，夜里看着窗棍和空空的四壁，对于一个年青的有热情的人，这是绝大的残酷，但对于我还好，人到中年总是能熬住一点火焰的。



其实那时萧红刚刚25岁，谈不上“中年”。那熬住的火焰，终于熬不住了。萧红的焦躁也冲向了房东孩子，她似乎忘记了这个孩子是她的第一个好朋友。

楼下，房东的孩子上楼来送我一块撒着米粒的糕点，我说谢谢他们，但我不知道在那孩子脸上接收了我怎样的眼睛。因为才到五岁的孩子，他带小碟下楼时，那碟沿还不时的在楼梯上磕碰着。他大概是害怕我。

文章里还写了一个女学生的事，只有她一个人参加了日华学会举办的鲁迅追悼会。估计这一定是萧红自己:

过了几天，日华学会开鲁迅追悼会了。我们这一班中四十几个人，去追悼鲁迅先生的只有一位小姐。她回来的时候，全班的人都笑她，她的脸红了，打开门，用脚尖向前走着，走得越轻越慢，而那鞋跟就越响。她穿的衣裳颜色一点也不调配，有时是一件红裙子绿上衣，有时是一件黄裙子红上衣。
这就是我在东京看到的这些不调配的人，以及鲁迅的死对他们激起怎样不调配的反应。


萧红显然是焦躁的。在刚知道鲁迅的死后寄给萧军的信上写道，这“是那么痛苦的一刻。可是我的哭声不能和你们的哭声混在一道”。由此可知她的切身的感情，她的悲伤多么深。但是这种心情，甚至连同胞也不理解，这使她的孤独感越发强烈起来。

这几天火上的不小，嘴唇又全烧破了。其实一个人的死是必然的，但知道那道理是道理，情感上却总不行。现在他已经是离开我们五天了，不知他睡到哪里去了。

萧红最后在东京呆了半年，萧军回忆说他曾跟华夫人谈过一场“无结果的恋爱”，为了结束这场恋爱，是他促使萧红马上回国。
窗上洒着白月的时候，我愿意关着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于是我摸着桌布，回身摸着藤椅的边沿，而后把手举到面前，模模糊糊的，但确认定这是自己的手。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没有经济上的一点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里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