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录自《复兴记》主题节选本之五《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后后》（作者：茅民）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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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省市夺权

安亭事件

省市夺权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造反派，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立于1966年11月9日。在召开成立大会的时候，工总司 曾勒令上海市市长曹荻秋等 到场接受批判；但遭曹荻秋拒绝，他说：工总司的为首分子，都是一些有严重问题的社会渣滓，我不能去参加大会。   当晚9点，工总司的一个头头王洪文等人 发动大游行，要求曹荻秋接见，但仍被拒绝。于是，工总司的头头们 就率领一群造反派工人 冲向上海北火车站，声称要北上告状，曹荻秋仍然没有理他。10日凌晨，工总司有几百人，登上一列客运列车，命令车站调度室 发车北上。铁道部命令上海铁路局：把他们甩在安亭（离上海很近的一个市镇）、苏州、南京几个火车站上。王洪文他们乘坐的列车，到达安亭站后，就停在那里 不再往北开了。这样，他们就被甩在安亭了。

周恩来要陈伯达电告 华东局书记韩哲一：华东局、上海市委要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周恩来又要求陈伯达 电告在安亭站的工总司工人：你们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于是，陈伯达给在安亭的造反派 发去了一份急电：“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们现在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立即会见你们，你们有意见可以和他当面商量。这是我们再三考虑才发出的电报，我们热烈希望你们接受我们的意见。”但上海工总司的造反派工人 没有听他的。相反，工总司的一个头头 王洪文 说：“要拦就要拦在国内外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列车。只有事态闹大了，才能迫使中央解决问题。”于是他们决定拦下 上海开往北京的第14次特快客车。他们派出一些人，站在路轨上 示意火车停车；派另一些人，在安亭站内 卧轨拦车。中午12时，特快列车被拦阻在安亭车站。沪宁铁路被中断，因此上海站有三十六趟客运列车不能发出，近百趟货车被迫停在沿线各站。上海市委派人来 说服工人回沪回厂，未果；又派人送去1.5万个面包 以及棉大衣、棉被，让安亭车站职工烧水、烧饭给造反派工人吃。但工总司造反派工人 坚持不回上海。

11月11日晚，张春桥飞抵上海，韩哲一等人在机场迎接。张春桥没有乘 上海市委为他准备的轿车，而是乘上了红卫兵弄来的 一辆用吉普车改装的宣传车，前去安亭。张春桥到安亭后的情况，据张春桥事后描述，是这样的：“我下了飞机，就赶到火车站，找工人代表谈话。夜里12点到的，谈到天亮，毫无结果。我劝他们回上海，我们一块到上海去谈。不行，达不成协议。他非要上北京。我看到这些代表没法谈了，要他们把我的意见给群众谈谈，他们说不行。那好呀，我就直接和群众见面给群众谈。在车站广场上开万人大会，从天亮一直开到下午4点，才把他们说服了。就这样连着开了16个小时的会，中间也没吃饭，也没喝水。工人那个骂起来可是凶呀，他们有好多人，我只有一个人，来的工人我一个人也不认得，在场的究竟张三，李四，根本不知道。那时我就是听哪。因为我出发以前，以陈伯达同志的名义发了个电报给他们，劝他们回上海，说我到上海去给他们谈话。他们就在那个万人大会上骂，说陈伯达这个电报是个大毒草，是修正主义，说我要把他们骗回上海，是个大阴谋，说我是和华东局、上海市委勾结好的，要骗他们回去。总而言之，整整在那里攻了我16小时就是了。我讲话顶多一个多钟头，那就是攻了我15个小时。你要恼火，那一下子就闹翻了。有的人，究竟是什么人，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脑子里也确实考虑过。有时也觉得不对头，怎么骂起陈伯达来那么凶，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们又都是第一次见面，我是好心好意来的，而且我确实是中央派来的，为什么那样攻我。但是那一次我还是沉着，因为处理这样的问题，还有一点经验。我也没有发火，没有抓他们的人，也没有过多地责备他们。听了他们的意见，感觉他们讲的有道理，承认了他们有些讲的是有道理的，这些事情回上海可以解决。这样到了4点钟才回去了。”

13日晨，上海市委机关造反派的头头徐景贤 找到张春桥，说工总司造反派工人 已在文化广场集中，要求与张春桥谈判。张春桥同意前去谈判。谈判之前，上海市委先开了一个常委会，张春桥也参加了。会上，大家的一致意见是：不能承认这种跨行业的、全市性的群众组织；也不能承认强行登车、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张春桥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在会议进行当中，市长曹荻秋 给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常务工作的陶铸 打电话，告诉他大家的一致意见，获得了陶铸的肯定。曹荻秋一边听电话，一边作记录，又特地叫张春桥来 直接听陶铸的指示。张春桥向陶铸表示：按市委的意见办。

下午2点，张春桥来到文化广场，与工总司的头头潘国平和王洪文、首都红卫兵代表、上海交大红卫兵代表 共十余人谈判。张春桥对他们说：我这次到上海，到安亭车站，接触了大量造反工人，亲自听了他们的控诉，看了安亭车站现场，才了解了全面的情况。他表示，回北京后，一定向陈伯达说明他所看到的情况，相信他们对此会有一致看法。潘国平等人向张春桥提出 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组织等 五点要求。张春桥同意了，并签了字。潘国平要他见一见群众，张春桥也同意了。张春桥来到广场上，在潘国平宣读了那五点要求后，张春桥对这五点要求 一条一条地讲，他说：“刚才在这里跟你们总部的同志商量了一些问题，现在说明一下。一、就是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否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组织？我认为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二、11月4日的大会后，有人到北京去控诉，这是一个什么性质？我说这是一个革命的行动。在这个问题上，我要讲一点意见，以后在这种问题上，碰到这个问题，无论是工人和农民要派代表（注：意即不要好几百人集体去）上北京去，因为集体去会影响生产。三、现在这个事情造成的后果，你们代表提出这个责任应由上海市委和华东局负责，我也同意这个意见，我声明市委昨天已发了通知……工资照发，如果刁难你们是错误的。你们可以知道市委有这个通知，你们回去但不能保证不受围攻，我觉得凡是要搞革命的人就不怕，采取这个态度，问题就好解决了。四、要求曹荻秋同志公开向群众作检查，这个要求我同意。有的同志关心我的安全问题，我到这里来没有怀疑，我不是把你们当坏人，如果你们都是坏人，我就不会一个人到安亭去了。曹荻秋同志的安全问题，我希望有理讲理。曹荻秋同志一次检查不行，还可以来第二次。五、对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供方便，这一条我同意，我想提一点意见，就是咱们工人要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不要像那些组织，汽车、录音机、照相机，我们尽可能少用一些，继承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会后，张春桥把他已签了字的工总司五条要求 报告中央。为此，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会上，陶铸说：“怎么可以先斩后奏？”

因病休息的陈丕显（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听到张春桥签字的 工总司五条之后，气愤不已。他来到上海西郊宾馆，当时曹荻秋、魏文伯等党政领导都在那里。陈丕显当场给陈伯达打电话，询问中央的态度。电话那头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 接的电话，因为陈伯达的福建口音很重，别人听不懂，打到陈伯达这里的电话 通常由王力接听。陈丕显对王力说：“我也是福建人，不用你做翻译，你让陈伯达同志接。”他把安亭事件的情况向陈伯达作了简要汇报，特别提到了张春桥背着市委、同意工总司提出的五条无理要求，他越说越气，提高了嗓门：“为什么中央文革原来说不承认这样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现在怎么又突然转为承认了呢？为什么张春桥在签字之前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一下呢？中央文革究竟给了张春桥多大的权力？为什么一切后果反而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承担呢？”陈伯达一时语塞，好半天才说：“对张春桥，是想让他锻炼锻炼的。事情发生在上海，你们负一点责任吧。”   陈丕显又给陶铸打电话，陶铸在电话中明确地说：“张春桥签署‘五项要求’是错误的！”   陈伯达得知陈丕显给陶铸打了电话，担心陶铸会去找毛泽东，于是马上带着王力 去见江青，江青说：“要抢在陶铸前面见主席！”他们马上去见了毛泽东。此后不久，毛泽东在钓鱼台 召集部分常委、文革小组成员开会。会上，毛泽东说：“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与会者心里清楚：这是在支持张春桥。

11月15日晚，张春桥要求韩哲一、曹荻秋一起到苏州，解决工总司另一个头头耿金章 回沪的问题。张春桥与耿金章举行谈判，很快就同意了耿金章等提出的又一个“五条”。在让曹荻秋签字时，曹荻秋表示不能同意，拒绝签字。张春桥道：“你不签，我签！我代表中央文革签字！”曹荻秋喃喃道：“我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保留意见！”

后来，张春桥在军委一次扩大会议上 讲到“安亭事件”时说：“11月11日，我去安亭处理这件事，陶铸给的方针，就是把工人赶回上海，对他们的组织，不支持，不承认。我赶到安亭，同工人代表谈话，劝他们回上海，理由无非是生产要紧啦！铁路不能断啦！等等。这些大道理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没有用。我就平心静气地听，听他讲，究竟是怎么回事。天亮以前，接着开群众大会，一直开到下午4点，干了16个钟头，工人才答应回上海。从这个谈判中，我才了解到，工厂里面好多工人被打成‘反革命’，来的人大部分是被打成‘反革命’的。他们为了造市委的反，就组织了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开成立大会请市委参加，市委不参加，开完了大会，要求市委接见一下他们的主席团也不接见。实在无可奈何了，才上火车到北京告状。而上火车之后，又把他们甩在这个小车站上，已经三天三夜了，市委一个人都不来。工人越来越愤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按着陶铸那个方针做，工人根本不会回上海。要赶回去就要镇压。这一批人，已经被打成‘反革命’，再加上这次‘破坏了交通’，实行白色恐怖，实行镇压，不是理由很‘充足’吗？是工人群众教育了我，是毛主席的教导支持了我，使我在重要关头没有犯大错误。我答应认真负责地解决他们的问题，才说服了他们回上海。13日回到上海，同他们的代表继续谈。把情况弄清楚了，交通事故是现象，是结果，工人起来闹革命才是本质，才是根源。决定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合法的组织，只是劝他们，火车中断是不好的，以后不要采取这种手段，没有过多地责备他们。这样处理，市委坚决反对，说我没有坚持原则。曹荻秋气势汹汹地给陶铸打电话，陶铸立刻支持他，我也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请中央指示。陈丕显有了陶铸的支持，也气势汹汹地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提出质问，为什么这样做？说中央不是规定工厂里头不成立造反组织，也不成立全市性的造反组织，为什么现在又承认了？你们给张春桥多大的权力？非常凶，接连问了好几个为什么？陶、陈、曹等等，对学生运动是镇压的，对工人运动又是镇压。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无法理解：工人运动要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光是学生运动起来，没有工人运动起来，没有农民运动起来，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是过去历次革命运动的规律。陶和陈、曹的方针当然没有得到中央的支持。中央文革、中央常委，最后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支持了上海的工人群众。”

工总司的头头很多，其中有两个“司令”的名声最响：王司令洪文、潘司令国平。开始时，潘司令比王司令的名声更响。他能说会道，到哪里都咋咋唬唬的、打头阵：带头在安亭卧轨的就是他；张春桥到安亭后，出面和张春桥谈判的，多半也是他；最后返回上海，在上海文化广场和张春桥签定五项条件的，仍是他。   安亭事件结束后，工总司得到中央文革的承认，内部排座次的事 便显得重要起来。他们十几个有影响的人 在一起开会，推选工总司负责人。王洪文提议说：“我们每个人都来摆一摆自己的条件，看谁根正苗红条件好，就选谁当负责人。”看没有人反对，他就先开始摆自己的条件：“我，雇农出身，从小在吉林长春郊区农村里放过猪，牧过牛；后来当了兵，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到朝鲜去抗美援朝打过仗，转业后到上海国棉十七厂当保全工；现在是十七厂的保卫科干事，共产党员。”这把潘国平比下去了：潘国平只是个刚刚转正的学徒工，别说是共产党员了，连个共青团员都不是。最后，大家同意让王洪文当司令，潘国平当副司令。   在排座次的过程中，张春桥也起了作用，他不喜欢潘国平的咋咋唬唬，觉得他不够稳重；而王洪文办事比较牢靠，出身也好，所以他曾暗示：工总司选王洪文当司令为宜。

文汇报被夺权

1967年1月3日晚，上海《文汇报》报社的造反组织“星火燎原”宣布夺了该报社的党、政领导权。次日，《文汇报》用套红标题 刊登“告读者书”：“从今天起，我们‘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接管了《文汇报》”。再次日，解放日报社的造反派 也宣告夺了 本报社的党、政领导权。

接着，张春桥、姚文元 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 从北京来沪。他们肯定报社夺权“大方向是对的”。接下来的几天，他们五次接见《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上海广播电台的造反组织成员，说：“报纸如果不给造反派讲话，办了三天就会被砸掉。……要能成为造反派的喉舌。……《人民日报》讲话有困难，你们造反了，你们先说嘛！……你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火力应该很强，要使某些人睡不着觉！”

1月5日，《文汇报》头版头条登载“告全市人民书”。原来，当时上海市内 交通瘫痪、经济混乱，上海港积压七十多条货轮 无人装卸。1967年元旦凌晨，周恩来曾打电话 给长期病休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要他出面 同群众组织协商，一起解决上海的困境。陈丕显接电后，连夜通知各群众组织负责人，在东湖招待所 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商定 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的传单，由两个红卫兵起草。传单的题目是“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进攻”，副标题是“急告全市人民书”。经修改后，工总司、红革会、炮司等十一个群众组织签名，由陈丕显签发，印20万份在全市散发、张贴。8日晚，毛泽东召集陈柏达等开会。他说：“《文汇报》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5日的‘告全市人民书’可转载、广播。……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活毛猪’。”据此，参加会议的《人民日报》负责人唐平铸、《解放军报》负责人胡痴 当场写了一个编者按语：“上海《文汇报》一月五日发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高举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红旗，吹响了继续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反击的号角。这个文件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提出了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关键问题。这不仅是上海市的问题，而且是全国性的问题。”毛泽东当场审定了这个编者按语。1月9日，《人民日报》登载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上这个编者按语。

“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登载后，上海交通运输情况 有所好转。但仍然人心惶惶，全市银行各区办的现金 被挤提一空。“红革会”等群众团体负责人，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开会，陈丕显出席会议，经激烈争论，最后决定起草一个紧急通告，公推红革会、机关造反联络站 共同起草。1月9日，这个紧急通告，由三十二个造反组织签字，在《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发表。紧急通告反对挥霍国家财富、随意增加工资、滥发各种补助费、强占公房等行为。通告作出九条规定，“责令市委、公安局照此执行”。10日，毛泽东批示说 ：“紧急通告”很好。他并要中央文革小组 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共同署名。次日，贺电发出。

夺上海市委的权

1967年初，工总司、市委机关联络站等造反组织 成立“打倒上海市委筹备会”。张春桥、姚文元从北京赶到上海，召集徐景贤、王洪文等人谈话，张春桥说：“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通过打倒陈、曹大会，使全市人民知道陈、曹已经打倒了，不再承认旧市委的领导。”1月6日，工总司、市委机关联络站等三十二个造反组织 在人民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设369个分会场，共有10余万人参加。在中心会场，他们揪斗了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韩哲一、王一平、梁国斌、杨西光等华东局、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人，数百名部局级以上干部“陪斗”。会议进程 通过十四个广播中转站 向全市广播，电视台也同时转播实况。大会发出通令：从即日起，上海造反派 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市长；责成大会服务团 报请毛主席和党中央，罢免曹荻秋党内外一切职务；曹荻秋从即日起，交给上海革命造反派监督劳动；陈丕显必须在七天内交待反革命罪行。会后，徐景贤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报送发言稿和通令。张春桥、姚文元也向中央作了简报：“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肯定垮台了。革命形势大好。”8日，工总司、市委机关联络站、部分红卫兵组织代表 共四十余人 联合组成“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张春桥说：这个火线指挥部“实际上也是一种新的政权形式。……可称为‘经济苏维埃’，代替上海市委。”从11日起，上海夺权进入高潮。三天之内，有49个区、县、局级单位 被造反派夺权。16日，毛泽东批准造反派对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的夺权。同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公告毛泽东的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从此，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开始夺各级党、政机关的权。

1月19日，张春桥授意王洪文 召集造反组织负责人开会，宣布要按巴黎公社原则 建立新的权力机构，可称为“新上海公社”。2月初，张春桥在北京同陈伯达、王力商定：上海新的权力机构 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2月5日，工总司等几十个造反团体 在人民广场 联合举行“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有二十万人参加。张春桥宣布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通过《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其中说：“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任务，就是夺权。要夺权，就要彻底地夺，就要百分之百地夺……一定要把一切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的市、区、县各级党政机关以及工厂、企事业单位、农村人民公社、商店、学校、街道等等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统统夺过来，完全、彻底、干净、全部地夺过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2月12日，毛泽东找张春桥、姚文元谈话说：“你们取了‘人民公社’的名称，将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还要不要？要不要改变国号叫‘中华人民公社’？大家都改了，外国承认不承认你？……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一些。”2月19日，中央发文件，通知各地在建立新的政权组织时，不要采用人民公社名称。23日，上海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为副主任，委员由参加夺权的各造反组织推派的代表担任。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部分成员。

在工总司等组织的夺权过程中，另外有些造反组织，如“上三司”、“红革会” 、“工总司二兵团”等，被工总司排斥在外，因此大为不满。他们开始酝酿“炮打张春桥”。1月底，复旦大学“孙悟空战斗组”在闹市区贴出“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新市委！”等大幅标语；张贴《一问张春桥！》《为什么——二十个问张春桥！》等大字报。1月27日夜，红革会的四十余人，将徐景贤扣押在复旦大学学生宿舍内。张春桥闻讯，打电话要上海警备区追查。警备区派一位师政委 带四个摩托车排、一个步兵连，全副武装赶到复旦大学。学生们把部队堵在校门外。至次日凌晨，张春桥下令撤离部队。红革会在全市散发传单，贴出“张春桥是调动解放军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魁祸首！”等大幅标语。是日晚，各学校的红革会负责人、上三司等组织的代表 在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开会，张春桥、姚文元主动到场。学生当面责问张春桥：为什么派兵镇压红卫兵。他们围困张、姚达六个小时。1月29日晚，红革会等组织 在复旦大学礼堂 联合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决定第二天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炮打张春桥的十万人大会。张春桥、姚文元打电话给中央文革小组 报告情况。30日凌晨，王力根据张春桥的意见，并经陈伯达、江青同意，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起草特急电报，用电话逐字逐句传给张春桥，称“红革会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是完全错误的……希望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帮助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张春桥得到电文后 作出批示：印20万份，张贴散发，并出动广播车广播。同时，让王洪文派人覆盖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大标语，并紧急封锁人民广场，以阻止“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的召开。至此，红革会只得取消预定的全市大会、示威游行，释放徐景贤。此后，红革会被扣上“发动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逆流”的罪名，受到打击。 

各省市夺权 

上海造反派夺权的行动 给了全国一个激励，毛泽东、中央文革对上海夺权的全力支持 给了全国一个方向。各地的造反派 夺取当地党政机关权力的浪潮 很快席卷中国大地。1月10日，黑龙江造反派 组成省级机关接管委员会，夺了省级机关的权。14日，山西造反总指挥部发布“第一号通告”，宣布已于12日夺了省委、省人委、太原市委、市人委等党政机关的权。16日，哈尔滨军工学院等23个单位的“红色造反者”在哈军工集会，宣布成立“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并发表夺取省、市的党、政、财、文大权的“红色造反者联合接管公告”。17日，湖南长沙市的造反派夺了市委、市人委的权。18日，北京大学 以聂元梓为首的“新北大公社”派出大批人员，分别到高教部、中宣部、统战部、中监委、中组部，以及及北京市人委各部，夺权。19日，文化部被造反派夺权。同日，首都出版系统造反派 向全国出版系统的所有造反派 发出紧急呼吁书，其中第一条就是“立即夺取出版毛泽东著作的大权，夺取每一个出版阵地。”21日，新华社全文播发此呼吁书，《人民日报》于次日转载。同日，广东造反派宣布夺了省委、省人委及广州市委、市人委的权，次日在《南方日报》刊登了夺权通告。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晚上8时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播出了《人民日报》将于次日见报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宣称：“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这篇社论肯定了已经发生的造反派“夺权”行动，进一步煽起了全国范围的造反派夺权风暴。

各地各级夺权之后 新成立的政府机构 都称为“革命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三部分人组成：革命干部代表（注：即原政府机构的领导人中被中央认可的）、造反派代表、解放军代表，称为“三结合”。中央承认一个省市夺权的方式，是人民日报单独，或与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热烈欢呼该省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到1968年的9月，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省级以下的政府机构，也都成立了本级的革命委员会。 

全国武斗

全国各地、各级的“全面夺权”的前前后后，都贯穿着各群众组织之间的争权夺利。一开始，对立的群众组织之间只是用嘴和笔 来进行辩论。以后，争斗逐渐升级，从“文斗”发展成了“武斗”，武斗所使用的武器 也逐步升级：开始时是拳头，接着是木棍、钢钎，后来是手枪、步枪，到最后 少数地方甚至动用了坦克、大炮。

1967年7月22日，江青在接见河南的一个造反组织“二七公社”的代表时说：“我记得好象就是河南的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注：“文攻”指口诛笔伐，“武卫”指用武力捍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你们不要天真烂漫，放下武器，我支持这一点。”第二天，“文攻武卫”这个口号在上海《文汇报》上公开见报。9月5日，江青在接见安徽代表时又大讲“文攻武卫”。9月9日，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号召学习江青这一讲话。于是，各地纷纷成立五花八门的“文攻武卫”组织，进行派系之间的武斗。全国陷入了更大的混乱之中。

从江青提出“文攻武卫”这个口号起，全国范围的武斗大约进行了一年。在这一年的武斗中，死亡人数无法精确统计。只能从一些例子中 看个大概。   陕西省勉县的武斗，死亡85人，其中 武斗中被枪或棍棒打死的47人，武器走火死亡的12人，武斗汽车肇事死亡的13人，武斗中触电死亡的1人，未参加武斗但无辜死亡的群众3人，其他9人。   在陕西省蒲城县，武斗双方及无辜平民死亡34人，城区十余条街道的两万多所民房被烧。   陕西省安康县武斗历时一年，毁房屋3300余间，死亡数百人。   在山西长治地区，军分区、当地空军驻军 各自支持一派群众组织。军分区集中各县民兵组成“剿匪兵团”，在攻克一座煤矿的战斗中，仅守方即战死二百多人；当地空军驻军支持的“刘格平派”被缴械后 遭到报复，作家赵瑜对此的采访记中写道：“其复仇面积之大、手段之狠，都是空前绝后，不忍赘述的。凡是古代曾经用过的酷刑，这里全用上了。”   四川泸州地区，武斗打了一整年，死亡上千人，江青说：四川“武打全国出名了”，“重庆打得稀烂，阵线就比较清楚了。好得很！”   在浙江省嵊县，武斗双方共战死191人。在浙江省富阳县，死亡135人，毁房1200余间。   作家秦牧 如此记述广州街头所见：“人们咬著匕首，抬尸游行。……在一些中学门口，看到因武斗而死的学生的讣告，上面大书‘享年十七岁’、‘永垂不朽’等字眼。……当我走回报社的时候，一路都看到路树吊尸的景象。那些尸体，大多是被打破了头颅、鲜血迸流的。在从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见到八具这样的尸体。”

武汉事件

正在全国各地夺权、武斗正烈的时候，身在北京的毛泽东 于1967年7月中旬决定 前往大江南北视察。临行前，毛泽东召集了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说这次出行 要在武汉 再次畅游长江，同时处理武汉文化大革命出现的问题。毛泽东又说：“一年开张（注：指从196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五一六通知算起的 第一年），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   7月13日晚，毛泽东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等陪同，乘专列离开北京。第二天上午，周恩来飞往武汉，为毛泽东的到来 预作安排。 

武汉地区有两大派群众组织：“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两派互相攻击，并伴有武斗，流血事件频频发生。百万雄师得到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支持，省军区独立师 更直接参加百万雄师的活动，因此百万雄师占了上风，抓来一些工人总部的人，关了起来。而中央文革 则倾向于工人总部这一派。   7月18日晚，中央文革成员王力、谢富治在工人总部 发表讲话：“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迫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王力把百万雄师 说成是保守派。王力讲话后，工人总部立即出动广播车上街，播发王力讲话的录音。王力又在武汉军区的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他说：“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你们要像小学生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学起……”王力的这些讲话，都激起百万雄师这派的群众、武汉军区部分指战员的愤慨。

1967年7月20日晨，百万雄师的群众、省军区独立师的干部战士，涌进谢富治、王力住地。他们中的一些人冲进谢富治的房间，见陈再道（武汉军区司令员）也在。陈再道耐着性子 劝他们到客厅去谈。这时，王力就在隔壁房间里，开始时他没有出来；后来见陈再道、谢富治与百万雄师的代表 谈得还算融洽，就出来与这些代表见面。这时，另一批百万雄师的群众、战士冲了进来，叫着要抓王力。王力一看不妙，就往一间屋子里跑；百万雄师的人就追，但被一批跟随王力来武汉的“北航红旗”的红卫兵挡住。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百万雄师的人多，最后抓了王力，乘汽车绝尘而去。

王力被押到军区大院，双手被反剪在后，被推到四楼阳台上“示众”。军区大院内人山人海，打倒王力的口号声 震天响。他们逼迫王力 对武汉问题重新表态。但王力只是说：“武汉百万雄师是庞大的群众组织。湖北武汉的问题，没有百万雄师参加，是办不成的。武汉军区有错误、有缺点需要改进。”这时，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等 赶到军区大院，来做百万雄师和部队的工作，要他们放掉王力。钟汉华甚至向群众作揖、磕头，说：“你们这是干什么的呀？……王力同志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绑我好了……”但无人理睬他。他抱头坐在角落里，捶着自己身子，说：“你们不能这样干哪，你们不能啊！”突然，他心脏病发作，随即被军人背走。在军区其他领导人的指挥下，8199部队张昭剑政委、赵奋副师长率领几个连的战士，控制了所有楼道、大门和侧门的通道，将百万雄师的群众、军人 与王力隔开。警卫营营长栾庆祥对战士喝道：“不准开枪。你要开枪，性质就变了。”这样，战士们只得用身体 承受拳头、棍棒、枪托的打击。午后，孔庆德副司令 率领军区警卫营到达，他们先将钟汉华救出，然后与要揪斗王力的头头谈判，说服他们 让王力吃饭、休息了再说。一名军官拿起广播话筒说：“百万雄师的战友们，现在让王力休息一下，他已经很累了。大家放心，他跑不掉的！……我们已经决定了把王力交给8201部队首长处理，勒令王力明天上午八点以前重新表态，否则我们就造他的反！”他命令两个战士将王力架进屋去。接着，孔庆德命令将王力转移出军区大院，进入8199部队驻地。四号楼的百万雄师、独立师战士 发现王力脱身，气的大叫：“王力跑了！打倒孔庆德！”但已无可奈何。

王力被抓走后，谢富治立即就去找了杨成武。杨成武听后，对谢富治说：“你们捅了大乱子了！”毛泽东的住处离出事的地方并不远。汪东兴作了紧急安排。杨成武又立即打完电话 给前已回京的周恩来，周恩来说：“你们可视情况，将主席随时转移到安全的地点。”当晚，周恩来再次飞抵武汉。

林彪、江青 立即知道了武汉的情况。林彪让秘书 起草了一封给毛泽东的信，并派邱会作立即送去武汉。20日下午2时，邱会作飞到武汉。毛泽东看过林彪来信后，叫来杨成武、汪东兴等人，说：“准备飞机，我们离开武汉。”（注：毛泽东平时是不乘飞机的，他坐专列，即专门列车。）杨成武问：“是准备专机，还是坐空军的飞机？”毛泽东答：“都准备。”   毛泽东所坐的汽车，在中央警卫部队的护卫下，直奔机场。到达机场时，毛泽东告诉杨成武：“坐空军的飞机。”那架空军的飞机前，笔挺地站着十几个解放军战士。杨成武走下汽车，直奔飞机，对解放军战士说：“马上把舷梯推过来。”一个解放军干部 口气强硬地说：“没有武空司令员和政委的命令，谁也不准动这架飞机！”杨成武说：“我是代总长杨成武，给你们司令、政委的命令是我下达的！”但对方不认识杨成武，因此仍然不听他的。这时，毛泽东从汽车上走下来，朝飞机走来。杨成武对那些解放军说：“你们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坐这架飞机！”那些解放军这才放行。毛泽东刚坐上飞机，机长就过来问杨成武：“首长，往哪个方向飞？”杨成武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就响起了：“先飞起来！”飞机轰鸣着离开了大地，在武汉上空盘旋。毛泽东问杨成武：“我们现在往哪个方向飞？”杨成武说：“还在武汉上空。”毛泽东说：“告诉机长，往东飞，去上海。”21日上午11时，毛泽东到达上海。第二天上午，周恩来从武汉打电话给杨成武，说：“我正在和林副主席商量部署，商量好后请示主席。武汉的事情对外报道，要含蓄点，不点名。”杨成武马上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电话的内容。毛泽东说：“武汉的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理（注：指不当作敌我矛盾处理）。如果他（注：指陈再道）有什么决心，我、总理、王力也出不来。他并没有下死命令，无论谁也不准进出，可见陈再道没有下这个死命令。”中午12点半，毛泽东把杨成武、余立金、张春桥、汪东兴找来谈话，他说：“周总理、谢富治、王力等人在武汉没有什么谈头了，要谈去北京谈。”他最后说：“叫总理根据具体情况处理吧！”杨成武马上给周恩来挂电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问杨成武：“你认识陈再道吗？这个人到底怎么样？你对武汉的事情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杨成武答道：“主席，谁也不会反对你，军队里的老同志是跟你干革命的。”毛泽东说：“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钟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呀。……你去告诉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还有牛师长、蔡政委（注：指8201部队的师长牛怀龙、政委蔡秉臣）都接到京西宾馆。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

在武汉，周恩来与陈再道谈话，要求他配合找到王力，但陈再道表示无能为力。周恩来遂指定副司令孔庆德、叶明 临时负责军区工作，并找回王力。可是直到黎明，仍无关于王力的消息。第二天早上，周恩来决定 让武汉空军政委刘丰 去找王力。刘丰带领空军司令部王惠民、叶锡洪，出车去8199部队，找到了王力。接着，刘丰、王力等坐小车，由一个连 全副武装护送，到达武汉空军司令部，并告知周恩来。周恩来通过空军政委余立金，让空军第15军 迅速进入武汉市区。周恩来又让孔庆德 通知百万雄师：派出一百名代表赴京，军队也派代表同机前往。

王力等人飞回北京。当晚，林彪召集会议，中央文革的全体成员参加，林彪一开口就说：“武汉七二○事件，是反革命暴乱！”7月25日，林彪、江青、陈伯达等人 在北京组织召开 百万人群众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归来”。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号召各派群众组织 联合起来。同日，中央撤销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的职务。

上海的武斗

上海的工人造反派，除了工总司，还有很多其他组织。在上海柴油机厂，也有几个造反派组织。上海柴油机厂，是一个现代化的万人大厂，位于黄浦江畔，与王洪文造反起家的上海国棉十七厂 南北相对。厂内分成“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简称“工总司”）和“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两大派。在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后，“联司”历经与“工总司”长达半年多的斗争，终于成为上海反“工总司”最强大的力量，在上柴厂的两派斗争中 占据了上风。

1967年7月中旬，上柴厂内的 工总司与联司之间，就张贴一张大标语的事，又产生了矛盾。双方为此辩论不休。继之，辩论发展为武斗，双方使用砖头、石头、棍棒。两派人员闻声赶来支援，武斗规模不断扩大，参战者越来越多，受伤者也随之激增。工总司成员解福喜（工具车间工段党支部书记）受重伤，不久死去。7月21日晚，王洪文在人民广场主持召开大会，说是传达中央重要文件，几十万人前来参加。会议即将开始时，主席台上的横幅换成了“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解福喜同志追悼大会”，于是，大会变成了几十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王洪文在大会上讲话，说：“解福喜是被‘联司’一小撮暴徒私设公堂，酷刑拷打致死的，全身打得皮开肉绽，体无完肤，尸身遍体鳞伤，惨不忍睹！……解福喜不会白死，也不能白死！……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与此同时，“联司”发出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备忘录》，其中说道：“上柴厂群众之间的对立、斗争和武斗现象不断发生，是上柴黑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背后支持他们的人一手策划和由上柴‘工总司’挑起的，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对‘联司’的政治迫害，我‘联司’战士五月份以来，尤其在‘六.二九’、‘七.一八’大惨案中严重流血，这笔帐我们一定要算的，我们坚决要求惩办打人凶手，揪出其幕后策划者。解福喜死于急病或中暑。我们要求由全市革命造反派组成调查团，就这事进行调查，并要求中央迅速派人，一起对解的尸体进行解剖分析……”

1967年7月29日，在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代号“八八八”），王洪文主持召开了 工总司总部的秘密会议。王洪文在会上传达了张春桥的电话指示，决定 调动工总司的各路队伍，在8月5日前，对上柴厂采取大规模的攻击行动，并相应成立了临时指挥部，王洪文任总指挥。会后，王洪文安排“上海体育界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上体司”）的头头，号称“胡司令”的胡永年，率领上海赫赫有名的武斗王牌队伍，“上体司”的“搏斗兵团”，首先对“联司”、“支联站”的头头采取行动。7月31日晚，胡司令亲率“搏斗兵团”，一举擒获 正在泰安路120弄31号开会的“支联站”的三十多个头头，并将其送往杨浦区公安分局关押。   8月3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出动三辆挂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车里坐着上海市革委会的代表、驻沪三军代表，以及新闻记者、摄影记者。宣传车驶进上海柴油机厂，车上的高音喇叭反复播送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给上海柴油机厂‘联司’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上柴厂的“联司”头头 派人团团围住了三辆宣传车，砸掉了车上的高音喇叭，夺走了记者们手中的电影摄影机，扣压了其中的一些代表。

8月4日清晨，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 调动了10万余人（号称24万），出动了一千多辆卡车、公共汽车，以及巡逻艇、打捞船，从水陆两路将上柴厂团团包围；并有两架直升飞机 在上海柴油机厂上空盘旋。而当时上柴厂厂区内的“联司”人员，仅有一千多人，他们在钢铁大门的后面 堆放了无数乱石、铁板等障碍物。5时许，在“工总司”大旗引导下，满载“敢死队”的大卡车 不断开到该厂的厂门区，从车上跳下的敢死队员 个个手持长矛，头戴钢盔，身穿帆布工作服。8时许，王洪文一声令下，进攻开始。但上柴厂的大铁门紧闭，工总司的进攻失利，于是调来一辆大吊车，将大铁门撞倒。顿时，工总司人员 潮水般涌进工厂，喊声惊天动地。他们随即包围了锻造、气煅两个车间。“联司”人员用强力弹弓（射出的是螺帽）、石头、砖块、长矛、铁棍、自制的汽油燃烧瓶 奋力抵抗。工总司的进攻 再次受阻，于是调来17辆消防车，用高压水炮射击，消防队员顺水管爬上屋顶，后面大批人群紧紧跟上，在那里的“联司”人员被迫投降。锻造、气煅两个车间被攻占后，工具车间、大马力车间、油泵车间也依次被拿下。随即开始攻击木模车间（“联司”总部设在这里）、动力车间，但再次遭到顽强抵抗。工总司人员 不少人受伤，周围的房屋、电线也烧起来了，上柴厂战地烟雾腾腾。   这时，工总司获悉：天黑后，青浦、嘉定等地农民 将赶来援助“联司”。于是王洪文下令：天黑前无论如何要攻下来。   进攻者终于攻上木模车间的屋顶，但遭到燃烧弹迎击，顿时火光冲天，屋顶塌陷，几十名进攻者摔下地面。在高压水炮射击下，工总司的消防队 架高空云梯车升了上去，最后终于攻占木模、动力这最后两个车间。   进攻的人群 浩浩荡荡冲到各处，见人就打，见物就砸，“联司”被俘者几乎个个被打、人人受伤。下午6时，工总司 占领了整个上柴厂，联司一千多人全部被俘，其头头杨仲池也在地下室也被俘获。被俘者双手高举投降，嘴里要反复念叨：“我有罪，罪该万死！”但一名年轻的“联司”队员 表示决不投降，当场被乱棍打倒在地，很快死去。工总司命令：男俘上衣脱光，女俘上衣撕破，都押上停在厂门外 排成长龙的公共汽车，押往各公安分局，以及上体司、青年宫、体育学院等地监禁；重伤的联司人员，被送往医院。   军工路上，车流滚滚，尘土飞扬；沿路挤满了看热闹的市民。   这次“八·四”大武斗，共死18人，伤983人，致残121人，被拘押者663人，包括“联司”和“支联站”的头头杨仲池、“全向东”等人 被投入狱中。

在工总司方面的两架直升飞机上的 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拍摄了整个武斗过程的现场实况。当天，上海电视台奉命公开播放这个录像。刚刚在武汉“七二0”事件中撤到上海的毛泽东，在上海西郊的住所 观看了电视直播。   9月24日，新华社发出电讯：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并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上海时作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但争权夺利的造反派之间的武斗 继续在全国进行了一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