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森：《非正常死亡》：傅其芳之死

傅其芳，男，1923-1968年4月16日，工资￥200，国家体委乒乓球队总教练

1968年4月16日晨，从北京体育馆训练局大楼里，抬下了一具尸体。这尸体魁桥壮实，但己经是遍体鳞伤。从面部表情看，生前的痛苦全然解脱了，也不像以往上吊的人那样吐着舌头，好像他是那么平静而又深思熟虑地去迎接死亡的。

他躺下了，不失是一位汉子；他站起来，更是一位英雄。

他就是傅其芳：我国登上世界乒坛最高峰的重要设计师，男子团体、男子单打“三连冠”的总教练。在乒乓球坛，他是一位运筹帷幄。用兵如神的大师，有几个中国队的强敌绞尽脑汁想把他斗败，但都被他屡屡捉弄，他们到後来都感叹没有傅其芳这样一位帅才。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却容不下他，把他推向了绝路„„

暴力，绝不能保证低毁的成功。他那曲折的人生轨迹，已经为他做出了回答。

岂有这样的“特务”

人的痛苦莫过于用自己的手来结束生命。4月15日晚，博其芳在牛棚里做着生与死的最後抉择。

“傅其芳，交待出你们这个潜伏的特务组织之”刚才他还听到这声色俱厉的责问。

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一直在回忆着他在香港转所有经历，但他既没有与任何待务组织挂钩，也不认识任何一个特务。自己为什么从香港回大陆，他心里最清楚。

傅其芳1923年生于宁波，自幼丧父，後随家庭迁居上海，饱尝了人问的辛酸。在上海的钱庄里，他当上小伙计，也对打球着了迷。他个子高大，身手矫健，右手打球与左手推挡都疾如流星。不管生活多么拮据，也不管失业的危机时时袭来，他只要站到墨绿色的球台旁，便荡尽了一切烦恼。家里对他饿着肚皮打球都不大赞成，直到他第一次喜笑颜开地拿着挣来的钱交给母亲时，家人才知道他打球的厉害。以後他就靠着这块几两重的球拍，维持着全家的生活。这在四十年代的上海滩是多么不容易！

1949年，傅其芳去了香港，因为香港的乒乓球水平高于内地，球员收入也相对高一些，更吸引他的是常有机会与外国名手比赛。出于对乒乓球的爱好，也为了不致在球坛沉沦丢掉饭碗，他练得很苦，球技也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他代表香港去参加第I 9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那时欧洲人看不起中国人，英国人尤其看不起他们殖民地内的香港人，但傅其芳却用他的快速推挡和凶猛扣杀，打得获得过世界冠军的英国队的保格曼和李奇无以喘息，赛前还对他藐视几分的英国名将最後无精打采地败下阵来。

他成了香港人心目中崇拜的球星，他击球的英姿在各家报纸上登载，他受到了同胞们祝捷式的欢迎。但他的激动却莫过于一位华侨女教师对他的一句力重千钧的话语：“你匆果能代表祖国就好了！”是啊，那时他的脑海中一直在翻滚着一连串的问号：是代表儿百万人的香港好还是代表几亿人的中国好？若要攀登世界水平，在香港可能性大还是在大陆可能性大？香港的右派报纸一再把大陆描绘成阴森恐怖的魔窟，果真如此，为什么被人民赶跑的恰恰是他们自己？

1953年，傅其芳毅然回到大陆。他忘不了通过罗湖桥时那兴奋愉悦的感情，忘不了他穿上印有“中国”两字运动衣时胸前沉甸甸的感觉，还有他第一次亮相，祖国人民对他的到来所发出的长时间掌声。从那时起，他就把他的心献给这片土地了。

这一夜他依然无法入睡。惨淡的月光照进这凌乱不堪的牛棚，照在供他交待用的一迭厚厚的白纸上。他想提起笔再写点检查，以得到造反派的谅解，他有过无数次这样的期望，但最终带来的是更多的祸。检查写得越长，专案组就盘问得越仔细，来龙去脉交代得越清楚，追查的头绪就越多。

哎，这永远赎不完的罪！他猛然想起自己头上不仅仅有“特务”这顶帽子，还外加“资产阶级分子”和“贺龙修正主义集团红人”两顶帽子，历史的、现行的、政治的、生活这么多帽子，何时才能脱干净呢？

如果傅其芳平平淡淡，既无棱角也无光辉，在事业上至多差强人意，他绝不会惹来这么多麻烦，归根到底，他犯的还是“冠军罪”！

亘古未有的“冠军罪”

傅其芳五十年代中期担任中国乒乓球队教练，中国尚与冠军无缘。要想跨出这一步是多么艰难！世界上各种打法争妍斗艳，各种流派雄踞一方，学欧洲的固守还是学日本的猛攻？学荻村的全面还是学别尔切克的稳健？

傅其芳这位基友眼光又有魄力的教练指出：“要走中国人自己的路，那就是‘快攻’”。这提法在今天也许是司空见惯，但在人们设有认识它的时候便能预见，这正是一个优秀教练员最重要的素质。

为了完成他的设想，他艰难地、一步步地探索着。他既重视优秀运动员，也把眼睛盯在那些不知名的後生少年身上。1956年，他听说北京少年宫有个中学生庄则栋，便特意去看他的比赛。一些行家说，这个小孩打球不正规，劈里叭拉乱打一气，世界上也没有他这样的两面攻。但傅其芳一限就认准了他：非要把他选进国家队。他找到庄则栋约教练庄正芳，庄正芳告诉他：“小庄的父亲是医生，人家有志于让儿子上清华、北大，不想打球。”傅其芳却说：“你磨也要把他磨下来。”过了些日子，庄正芳告诉傅其芳：“磨了多少次才磨下来，但小庄正上高二，家长要求上完高中再去。”傅其芳斩钉截铁地说：“高中也不能上完，要让他马上来。”事实证明，他的努力实在值得。

傅其芳大胆心细，在与外国人斗智斗勇时，他绝不让分寸。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前，他得知强敌日本队发明了弧圈球，他们横扫欧洲，使各队谈“弧”色变。但弧圈球谁也没有见过，傅其芳绞尽了脑汁，通过在香港的老朋友打听到一些情况（这在文革中自然也可列入“特务”行径），又派庄家富去观察，带回了“情报”。接着他让几个选手苦练弧圈球，使主力队员适应这种怪异刁钻的打法。但是傅其芳不露声色，任凭日本队去渲染鼓噪。到1961年4月9日中日两队决战，由弧圈能手星野对小将庄则栋首先亮相时，日本人才发现中国人根本不怕弧圈球，中国选手速度之快常常使他们疲于奔命，顾此失彼。这场团体赛仍然打得很艰苦，日本队凭借他们丰富的经验抵消了速度的不足，他们死死地咬住中国队。整个比赛大厅紧张到仿佛划一根火柴就会燃烧似的，连一些身经百战的中央首长都退居休息室，让秘书给他们来回通报比分。博其芳临危不乱、正襟危坐，他沉着冷静地给队员们布置战术。当中国队以5:8获胜，把斯韦思林杯高高地举在手中时，整个中国为之沸腾了。当时正值困难年代，人们不仅为夺得冠军而震奋，更重要的是从中国乒乓球队身上汲取了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

傅其芳更感到责任的重大。日本队决心在二十七届比赛中雪去耻辱，他们耗费了上百万日元拍下中国队的技术动作，并频繁地与中国队交往，傅其芳也虚虚实实，让秘密武器张燮林只露一面，把木村、三木弄得不知所措後，马上见好就收，造成对方心理上的压力。1963年春，中日两队又在布拉格相遇，日本教练神机妙算，预料到中国队庄则栋将打第一主力，而荻村又比较俱怕这头小老虎，所以排阵时让荻村避开庄则栋，先碰张燮林，以扬长避短，但傅其芳更敢下赌注。他把实力最强的庄则栋排到第三号主力，让张燮林充任头号主力。这一下让日本队慌了手脚，他们在谋略上已经完全失算，结果以1：5的更大劣势败下阵来。只有出奇方能制胜，傅其芳是熟谙此道的。当中国人刚刚走向世界体坛，经验缺乏，信心不足．甚至有些外国不友好人士常常从中作梗时，我们多么需要这种能够开创局面、有魄力、有见解的优秀教练员啊！

六十年代中期，还没有一个教练员取得傅其芳这样的战果，正因为如此，他才受迫害最早、结局最惨，这亘古未有的“冠军罪”啊！

从4月15日晚到16日晨，傅其芳不知醒了多少次，精神上的痛苦会把他催醒，身上皮开肉绽的伤痕更不止一次地使他疼得惊醒。他昏昏沉沉，幻觉中有多少彪形大汉在围着他痛打，他惊恐地捂住头，蜷曲起身子；他也偶然做着美梦，自己在领奖台上扬眉吐气，但一看最终的下场，也只是一声长叹。

他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招恨”。乒乓班斗完了体委斗，体委斗完了各个运动队斗，批斗时挨打，审讯时棍棒如密密的雨点，莫非自己真是十恶不赦？

他脾气不好，给傅其芳当过队员的人都知道，他严厉，说话有些刻薄，显得飞扬跋扈，但这只是缺点而不是罪过啊！况且，哪一个能培养出杰出人才的指挥没有个性呢？从暴躁得像狮子般的魔鬼大松博文，到统帅几万军队的指挥员，有几个是温吞水式性格呢？

他不拘小节，酒瘾上来能喝十瓶啤酒，常常弄得酩酊大醉。有次和一个同辈人打赌，他喝一大碗，那人喝一小碗，看谁最终获胜，但要允许上厕所。两个人到後来都飘飘然了，胜利者却是傅其芳。这的确有失一位名教练的风度，但事後他总是悔愧地看待这类事。

他在旧上海、香港多少沾染了一点花钱大手大脚习气，有时弄得囊中如洗，不得不张口借钱。他工资不到200元，要负担两个家，而中国由于多年的历史沉淀，对结过两次婚的人过于敏感，到了文革中更可以有不负法律责任的胡编渲染，他又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这种种污水向他泼来，他难以承受。过去他觉得党信任他，贺老总理解他，当他迟迟不能入党时，贺老总说：“为什么不发展傅其芳？你们不当介绍人，我和荣高棠当。”多么体贴人的老总啊！可现在还有什么盼头？不仅无处向老总伸冤，老总自己都不知关在何方？

这难熬的一夜快过去了，晨曦一点点地增加着这间星子的光亮，窗外响起了雄壮的乐曲，天天讲的阶级斗争又要开始了。他为了不再挨斗、挨打、受辱，只有一死！他想起了远方不足十岁的可怜的儿子，还有即将守寡的妻子，心中涌起无限的惆怅。

傅其芳听听屋外已没有动静，原来看守他的专政队员去出操了，要死就不能错过机会，他迅捷地跑进旁边的小屋内，用插销将门插上，在窗户上系好绳子，把自己的脖子套了进去。

当人们找到傅其芳时，他已经直挺挺地挂在窗上„„

原载《非正常死亡》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