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录自《复兴记》主题节选本之五《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后后》（作者：茅民）第15章。

华国锋高举毛泽东旗帜

10月9日，华国锋召集“打招呼”会议。他说：解决四人帮 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批判四人帮 一定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不要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账，他们的核心问题 是阴谋篡党夺权。他同时提醒大家 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次日，“两报一刊”发表了题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的社论，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同时号召大家“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习毛主席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   也是在10月10日，邓小平写来一封信：“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10月24日，北京市一百多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大会，庆祝粉碎四人帮。华国锋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市委书记吴德 在大会上讲话，他说：华国锋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毛主席又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表达了毛主席对华国锋同志的无限信任……毛主席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我们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同日，毛主席纪念堂在天安门广场 举行奠基仪式，华国锋到场讲话，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再接再厉，乘胜前进。”

11月18日，汪东兴在宣传口会议上说，对于批邓，“毛主席已经有了一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里面不管怎样总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针对当时出现的要邓小平复出的舆论，他提醒说：对邓小平，“毛主席讲过‘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嘛！……邓小平那两下子，比华国锋差得远嘛！对邓小平试了一下不行嘛！”在谈到“天安门事件”时，汪东兴说：“在批判邓小平错误的时候，反革命利用了这个东西，形成暴乱。”

是年底，叶剑英在玉泉山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他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给我们挑剔吧？”但华国锋没有同意立即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不过，他在12月25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时，没有再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次年初《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 也没有提“批邓”的问题。1977年1月6日，华国锋在政治局一次会议说：“关于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当时提出批邓反右是正确的。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要解决的，实际上也在逐步解决……开始提‘深入批邓’，后来提‘继续批邓’，现在又提‘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如果一打倒四人帮，邓小平就马上出来工作，……人家会不会说是为邓小平翻案？是不是不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那些不急于解决的问题，往后拖，这样有利。……应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头脑要清醒。”叶剑英同意了华国锋的办法，他对一位老干部说：“小平同志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

1977年初，汪东兴提议：为了“强调高举毛主席的旗帜，稳定局势”组织写一篇社论。最后定稿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经华国锋审定，政治局批准，于2月7日发表。其中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必须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个提法后来被简称为“两个凡是”。3月中旬，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三分错误，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如果不这样看，就会发生有损我们旗帜的问题。……凡是毛泽东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论，都必须制止。”他这里说的两个“凡是”，虽有别于 社论中的两个“凡是”，但意思是一样的：凡是毛主席说的必须照办。   按照“两个凡是”，邓小平就不能复出、“天安门事件”就不能平反，因为这都是毛泽东生前定下来的。

邓小平复出

1977年3月，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一开始，华国锋就给各组组长打招呼说：“有两个敏感问题：一个是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一个是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希望各组讨论的时候不要触及。”但是，中共元老陈云 在上海代表团作书面发言时，照直讲他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他接着又说：“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同一天，王震在北京组发言说：“我提一提小平同志和天安门事件的事情。”会议室里立刻鸦雀无声，大家都瞅着他。王震说话随便惯了，他肆无忌惮地打手势、点桌子，说到激动时唾沫星子四溅。他说：“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嘛！还说他能打仗、反修坚决。1975年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地希望他早日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天安门广场事件，是首都人民都知道自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在毛主席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人民爱戴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逝世后，自发地进行的大规模悼念活动，是首都人民对四人帮罪行的群众性声讨，表现了首都人民的无产阶级义愤。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的集中表现。我认为：这就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本质和主流。”苏振华接口说：“不是有句老话，叫‘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吗?‘四人帮’那么起劲地反对邓小平、恐惧邓小平，我们就应该站出来支持他嘛。”   王诤、耿飚、姚依林等人在发言中，也明确支持邓小平出来工作。 

会议间隙，汪东兴对华国锋说：“华主席，你看到了吧，他们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发难，就是要继续搞右倾翻案风。”华国锋为难地说：“这些人很有市场，一旦搞得太对立了容易冲淡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场的吴德问：“那怎么办，我们就对他们的要求实行让步？”汪东兴态度坚决地说：“原则问题不能让步！这关系到维护毛主席的旗帜一倒，我们就面临危险的境地了。”吴德说：“东兴说的对！天安门是毛主席定的性，推翻了这个结论，还怎么能谈得上毛主席的伟大?”华国锋说：“这样吧，我们把叶帅请来，今晚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个碰头会，统一一下思想。”   当晚，碰头会召开。叶剑英相当谨慎，他一直保持着和蔼的神情 坐在那儿，对谁的发言都表现出兴趣。直到纪登奎、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许世友、韦国清等人都发了言之后，他才说：“粉碎‘四人帮’后，政治局的会议开得民主多了，生动活泼，充分发表意见，我看这种气氛很好，是一个政党兴旺发达的标志。至于大家争论的问题吗，我看先不要匆匆忙忙地决定，放一放，来个冷处理。请华主席在全体会议上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个讲话，把大家的意见都反映出来，鼓励大家讲话嘛。有一条必须坚持，这就是必须维护毛主席这面旗帜。这是原则，不能丢，谁要是在这个原则上动摇，那就是叛徒，就是修正主义。另一方面，也要讲灵活性，允许作些让步。比如小平在承认了错误的前提下可以不可以重新出来工作呢？我看可以考虑。总之要照顾各方面群众的情绪，一个合格的领导得必须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干革命，总是人多好些嘛!”   会后，汪东兴来到华国锋的住处，说：“华主席，我想给你提个意见。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你不能太软弱了。”华国锋问：“你是说那两个最敏感的问题上?” 汪东兴答：“是的，我注意研究了一下，凡是主张给这两者平反的人，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过毛主席的不同程度的批评的人，像陈云同志，思想一贯右倾，毛主席一贯对他有看法，这样的人的这类话并不奇怪。至于叶帅，华主席，你也不能太迁就他。我看他有点倚老买老的味道，而且态度暧昧。本来你是党中央主席，可他的话多少包括命令你的口气，我总为你鸣不平。”华国锋说：“唉，80岁的人了，凡事能让就让吧。”汪东兴说：“但重大人事问题不能让。你想过没有，一旦邓小平站出来，谁能驾驭得了他？毛主席健在，他就敢大搞右倾翻案！”华国锋自信地说：“他还敢推翻我们？……不管怎么说，邓小平也是70多岁的人了，说是活他也不见得能活得过我们，让他出来再干上几年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还应该广泛地争求党内外同志的意见，让大家充分讨论。我这个党中央主席，应该给大家以民主。”汪东兴听到这些话 大吃一惊。

3月14日，华国锋在一个会议上讲话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邓小平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所谓的立足点就是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江青一伙也在批邓，但他们另搞一套，对邓小平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几个人被隔离审查后，中央决定当时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有利于稳定全国的局势。”华国锋告诉与会者：现已查获，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就可能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局搞乱，就可能把我们推向被动的地位。……应当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的指示精神，对邓小平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改正错误。……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注：对此，陈云表示同意）……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对于“天安门事件”，华国锋肯定群众表达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 是“合乎情理的”，但又说：“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   
4月7日，汪东兴、李鑫 按照华国锋的指示 看望了邓小平，希望他就“天安门事件”表个态，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但被邓小平拒绝。他说：“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是‘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

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注：言外之意是 不能只是讲 毛泽东就特定事件说过的一句话、一个指示）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3日，中共中央向下转发了 邓小平这封信，以及他在1976年10月10日写给华国锋的那封信。
5月24日，邓小平与王震、邓力群谈话，他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他接着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7月16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追认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肯定了华国锋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是我们的领袖、好统帅”，肯定了华国锋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大得党心、军心、民心”，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并说 确认华国锋的领导地位 对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是最可靠的保证。”  

第二天，会议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的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一个星期以后，邓小平在北京工人体育场 观看足球比赛。比赛中场休息十分钟，邓小平退席休息。当他又出来 观看后半场比赛时，十万观众撇开比赛，霎时都站立起来，向他报以热烈的掌声。   邓小平在他的政治生涯中 有过“三落三起”。第一个“落、起”是在30年代初期，当时他在中央苏区与毛泽覃等人 反对博古等中央领导人的冒险主义，支持毛泽东的路线。为此，邓小平遭批斗，被撤销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并受到党内最严重警告的处分；他的妻子金维映与他离了婚。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邓小平出任 中共中央秘书长，这个“落、起”才画上句号。邓小平的第二次“落、起”，是在1966年，他作为“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二号人物 被打倒，后来被安排到江西一个小厂劳动。林彪出逃后，邓小平两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出来工作。毛泽东在信上作了正面的批示。1973年，邓小平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得以恢复，并于1975年初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主持中央党、政、军的日常工作。第三次“落、起”从1976年初开始，他因全面整顿经济、违背毛泽东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不肯牵头起草 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总结文件，被撤销全部职务。接着，毛泽东在全国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直到这次复出。

1977年８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在北京召开。全会选出政治局常委五名：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