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录自《复兴记》第五篇《国共决战》（作者：茅民）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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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抢先进占东北

当毛泽东与蒋介石 在重庆谈判的时候，国共双方其实都在采取步骤 力图抢先控制东北。当时，东北被苏联红军占领着。按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红军将于1945年10月底撤离热河，年底全部撤离东北，将政权转交给中国的国民政府。1945年8月底，国民政府宣布：成立东北行辕，任命熊式辉为主任，准备到时 前去长春（伪满洲国首都，也是苏军总部所在地），接收东北政权。  

当时，国民党军的主力远在中国西南部，而共产党的八路军 则近在华北，离东北很近。在延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 认为这是一个抢先进占东北的难得的机会，他说：“满洲四周连接苏联势力，南面旅大又系苏联军事管制地带，故我们如能控制热（河）、察（哈尔）及冀东，在满洲沿海又配置数万兵力，即可阻止蒋军进入满洲，控制东北，此着关系极大。”   9月13日，中共决定成立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随即，彭真与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一起，乘坐苏军的双引擎飞机，从延安飞往沈阳。但因阴霾天气，飞机在山海关 提前降落。山海关机场是一个简易机场，能见度又差，结果飞机在跑道的中段触地后 刹不住，冲出跑道，机头插进一块稻田里，尾巴高高地翘了起来。彭真的头部被撞破，陈云被甩进了驾驶室，叶季壮的腿被翻倒的油桶压住。他们被救出后，在山海关休息了一夜，两天后乘火车到达沈阳，住进张作霖的“大帅府”，中共东北局也就设在那里。对此，苏军没有作声。

9月14日，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 向中共中央建议：向东北派出大部队，并派有威望的军事领导人去主持，迅速创建总根据地；部队应尽量多派，至少五万人，能去十万最好；可以从山东调三至五万人去东北，而从华中调三到六万人去山东接替；以热、察、东北为全国第一战略根据地，以山东、太行为第二战略根据地，其余为卫星。   15日，在重庆的毛泽东，致电在延安的刘少奇，称：依据重庆谈判的情况，我们应准备将浙东、苏南、皖南的部队 撤到江北。   17日，刘少奇将他已酝酿了十多天的一个战略构想，电告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向北推进、向南防御”，即新四军江南主力立即转移到江北，并调华东新四军主力十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或调新四军主力到山东 再从山东、冀鲁豫抽调十万人到冀东，以便苏联红军一从东北撤走 我军可以立即进入东北；组织强有力的军事指挥机关，以陈毅或林彪或徐向前 为首。   19日，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刘少奇随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今天的方针应确定，这是最重要关头。方针即刚才这一电报上所说的——力求控制热、察两省，控制东北。搞得好，苏也可掩护我们。仅有苏联帮助，不成功。要我们有决心，有坚决行动，舍得把其他地方丢了，以保障这一块，才有可能。是否有危险性——‘两头塌’？可能。但赶快动作，利用时机，还可能实现。……危险有一点，但只要搞到了冀东与满洲，劣势总比无势好。因此我们应向北发展，南面可采取防御。”刘少奇又提出了调动兵力的具体计划：苏南主力撤退，王震部回来；山东第一步调六万兵出来，三万去东北，三万去冀东；派李富春为冀热辽中央局书记，林彪为冀热辽军区司令，萧劲光、李运昌为副司令；罗荣桓调东北；新四军到山东，陈毅、饶漱石到山东成立华东局；华中由邓子恢、谭震林等人成立分局去坚持，归华东局领导；东北局现已去了，各地再派干部去，再派五万军队去，在东北内部再组织二十万武装。

中央的命令下达后，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 立即部署所属部队 分批从海路开往东北。毛泽东此时已从重庆回到延安，他三次发电报催促罗荣桓，语言越来越严厉。至10月下旬，山东军区主力部队六万余人 到达东北。10月24日，罗荣桓本人 从山东临沂出发，化装成商人，到了海边后 登上了一艘小汽船 去东北。当时，罗荣桓的肾病已十分严重，一直在尿血。在大连附近的海面，他们的小汽船 被苏军的巡逻艇拦住检查。苏军舰长见罗荣桓 穿着一身长袍马褂、戴着一副深度眼镜，不相信 他就是山东军区的罗司令。罗荣桓解释了半天，苏军舰长还是不相信。最后，罗荣桓让警卫员拿来一张 他和毛泽东的合影。苏军舰长认出了毛泽东，也认出了照片上的罗荣桓，马上立正敬了一个军礼，说：“司令员同志，对不起了，请您原谅，我不得不履行职责。”罗荣桓提出 能否从大连登岸，苏军舰长坚决不允许。罗荣桓只得继续在大海上航行，十几个小时后 在一个叫做貌子窝的地方靠岸。随后改乘火车 前往沈阳 与彭真等会合。   黄克诚率领新四军第3师，共3.5 万人，徒步行军，从苏北淮阴出发，经山东、河北承德，出冷口，于10月25日到达锦州附近的江家屯地区。该师在长途跋涉中，严寒、饥饿、极度疲惫 使部队严重减员。   除了罗荣桓的山东部队6万人、黄克诚的第3师3.5万人 这两支主力外，前往东北的部队还有：王震率领的第359旅6300人，黄永胜率领的陕甘晋绥边防军教导第2旅3350人，等等，总数超过10万人。   陆续被派往东北的高级干部 计有：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中央委员林彪、罗荣桓、李富春、李立三、蔡畅（女）、林枫，候补中央委员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王稼祥、萧劲光、万毅、吕正操、古大存、陈郁。先后派往东北的干部总数 达两万多名。   林彪、萧劲光 是9月29日到达沈阳的，此前他俩曾被任命为山东军区正、副司令员（接替罗荣桓）；但在从延安前往山东就任的途中 接到中央命令，要他们立即转赴冀东，去负责冀热辽的军事工作；他们到达冀东后，又奉命赴东北。

刘少奇认为：到东北的部队 当前应摆开分散、迅速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然后再考虑集中作战。他指示东北局说：“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再进而争取与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这个部署的精神不是首先将主力部署在满洲门口，抵住蒋介石，而是首先将主力部署在背靠苏、蒙、朝鲜边境，以便立稳脚跟之后，再争取大城要道。”但东北局不少人却主张 将主力15万人布置在山海关、10万人在沈阳周边；他们说 我们应该脱离游击战争概念。刘少奇回电东北局说：“不要怕人家讥笑我未脱离游击概念。因我无飞机大炮，游击概念决不能脱离，否则将遭灭亡。在将来适当时机，部队即须集中整训和作战，但这是下一时期要做的。只有在目前高度分散发展之后，下一时期才有大量部队集中作战。将来作战即使采取抵住蒋军进入东北方针，山海关至锦州一线以及沿海地带亦完全可能被蒋军占领，我不能在沿海到处抵住蒋军，我只有吸引蒋军深入内地一二百里之后，才能进行主力决战歼灭之，不可作到处防御的想法。” 刘少奇与东北局的 这些电报往来，都发生在毛泽东还在重庆的时候。  

不料，毛泽东从重庆返回延安后，却不同意刘少奇的部署，认为应该坚决阻止蒋军登陆，我军须集中作战，不能分散。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电报给东北局：“蒋军在东北登陆及从任何方面进入东北之蒋军，须坚决全面消灭之。凡我到东北之曾克林、万毅、萧华等部，须迅速集中加以补整，全力消灭蒋军。除早已分散者外，不要再分散。……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庄河、安东之线，坚决阻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放弃过去分散的方针。……总之，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   10月底，毛泽东命令 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统一指挥东北的所有武装部队，以林彪为总司令，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萧劲光为副司令，彭真任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任第二政治委员，程子华任副政治委员。在东北的中共部队扩编很快，此时总兵力已达到三十万；仅冀热辽军区 已迅速发展到约十万人。但扩编来的，是成建制的伪满军队、乡村的地主武装、溃散的国民党旧军人，成分严重不纯。

国民政府进入东北

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按照中苏协定，开始派遣人员进入东北。10月9日，一架中国飞机 在长春降落，机上有四十余名军政官员。几天后，东北行营在长春正式成立，熊式辉就任主任，张嘉傲任经济委员会主任，蒋经国任外交特派员。熊式辉到达长春后，立即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 进行会谈，提出四点要求：（一）协助我方建立政权，并接收各省市行政机构；（二）协助我方接收日本及伪满在东北之工业机构及其设备；（三）我方决定由海上船运军队到东北接防，请指示适宜登陆地点，并予协助。又我方拟船运军队在大连港登陆，请将该港口现状见告；（四）我方为期在苏军撤退以前，保有相当兵力以维持各大城市之治安，并准备空运少量部队到沈阳、长春各地，请予协助。   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早有准备，立即答复道：（一）行政接收事务，苏方可以协助；（二）经济接收事务将指定专人与张主任委员嘉傲商洽；（三）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大连为自由港，中国军队不能由大连港登陆；（四）空运中国军队至东北各大城市一节，应由两国政府商量而决定之。   熊式辉考虑后，又向苏联元帅提出：苏方能否提供若干火车车辆、轮船，借给国民党政府运送军队。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答复说：东北铁路车辆已在战争期间毁坏，或转到朝鲜境内，无法借给；轮船也没有剩余。

10月18日，蒋介石任命杜聿明 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28日，杜聿明飞抵长春，当晚会见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马元帅一见杜聿明，就像老朋友一样地对他说：“我们苏联始终要同中国人民友好的，苏中友好关系，我深信是永久的，因为我们早就有了杰出的孙中山和列宁他们两个的友谊。……杜将军带领中国军队接收东北领土主权，苏军很欢迎，你们从海路、陆路来，我们都欢迎。”但他立即推托说：旅顺、大连地区属于苏军另一位元帅的指挥范围，安东、营口以北，西至山海关才属于他的指挥范围；在山海关、葫芦岛，苏军解除日军武装后即已撤退，那里已没有苏军，只有中共抗日军队；营口尚有苏军少数部队，他同意国民党军在营口登陆。   杜聿明听完，随即说：请苏军在营口掩护国军登陆也行，我们也不一定非从大连登陆不可。   杜聿明回到重庆后，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要求杜聿明 迅速去河北的秦皇岛。半个月之前，美国海军陆战队1400人已在秦皇岛登陆，然后美军立即把国民党第13军的两万余人 从香港的九龙 海运到了秦皇岛。现在，蒋介石要杜聿明去秦皇岛，是让他率领在那里的第13军 乘美舰 到辽宁的营口登陆。   11月3 日，当杜聿明、美军第7舰队代司令巴贝 一起乘美舰“脱罗尔号”到营口海域时，派人登陆找苏军联络时，才知道苏军已撤走、营口已被中共军队接收。杜聿明不敢让第13军贸然登岸，就让美舰退回秦皇岛。其实，在营口的共军只有6000余人，是八路军胶东军区的吴克华部，战斗力有限。11月6 日，杜聿明飞赴重庆，向蒋介石汇报营口之行的情况。蒋介石说：那就从陆路打。他命令杜聿明率领第13军，从秦皇岛出发，经陆路 攻打山海关。

在山海关堵截杜聿明部队的共产党军队 是李运昌的冀热辽部队。前一段时期，李运昌部发展非常快，扩军达八万人之多，而且从日军仓库获得了新枪新炮，装备很好；但部队新编、战斗力却仍然很弱。因此，李运昌电告中央：现在驻山海关的部队只有约2300人，新编部队 分散在各地，也调不动；现在情况危急，请速派杨国夫的第7师（原属山东军区，是山东八路军的主力部队，此时已在东北）到山海关增援。11月2 日，第7师以强行军进抵山海关，接管了山海关正面防御阵地。

11月5日晨，国民党军攻入山海关市内。杨7师奋起反攻，将敌人赶出了山海关。第二天，杨国夫部 利用是夜天暗，突袭山海关以西之 孟家店、前后七里寨的敌军，经彻夜激战，毙、伤敌300 余人，俘敌50余人。8日，又以两个营兵力出击，夺回古城、黑河庄、红瓦店村等外围阵地。杨国夫向上级报告说：顽军特点是射击准确，火力强，指挥灵活，通信联络极好，每个阵地都安有电话；但害怕八路军刺刀见红，只要八路军一冲，敌人就后退。李运昌也致电彭真、林彪说：“顽军数度企图进占山海关，均被我打回。应于目前固守山海关、九门口，而以助守石门寨、海阳镇，滦河镇，局限顽于狭小范围内。并不断以夜摸袭击动作消灭其分散驻守之敌，增加其物资生活困难，消灭其士气。顽大军久驻狭小范围，人地生疏，不能展开，吃烧均较困难，后兵舰撤走则等于瓮中之鳖，不难全部歼灭，东北可无大忧矣。”

8 日，杜聿明召集第13军诸将领开会。第13军军长石党 说：共军火力强大，不可轻易进攻，建议加强工事、稳固防守。杜聿明听后，不相信石军长的说法。他经实地勘测后，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直接布置进攻事宜。11日，第13军再次向山海关发动猛烈进攻，虽遭顽强阻击，但最后拿下了山海关。自此，国民党军通往东北各大城市的通道大开。

15日，毛泽东电示彭真、林彪：“我则可集中最大兵力，计黄克诚3.5万，梁兴初7000，杨国夫7000，李运昌、沙克在盘山、锦州至山海关一带者至少2万，共约7万人，于最有利之时机地点，由林彪或罗荣桓亲去指挥，举行反击。”但林彪有不同看法。他发电报给中央军委、东北局称：“军委、彭、罗：连日我在兴城、锦州一带所见所闻，我部队已参加作战者皆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新兵甚多，缺乏训练。梁师刚到，黄师尚未到达，远落敌后。各部皆疲劳，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补充；衣鞋缺乏，不惯吃高粱，缺少费用。此外，自总部起各级缺乏地图，对地理形势非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混乱，未能畅通。地方群众则未发动，土匪甚多。敌迂回包围时，无从知道。敌人利用我以上弱点，向我推进，并采取包围迂回。依据以上情况，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皇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毛泽东、中央军委批准了林彪的这一根本意见。   11月中旬，毛泽东病倒了，患的是神经系统的疾病。他自己说是“神经疲劳”症。他有时躺在床上，全身发抖，手脚痉挛，冷汗不止，不能成眠。经过中央书记处的其他几位领导者的坚决劝说，毛泽东最终答应 暂时治疗养病。但毛泽东并未间断 对时局的掌握。

11月，苏军同意国民政府 空运部队 接收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大城市。苏方也把这个决定 同时通知了中共东北局。彭真急电中央 请求向斯大林交涉。毛泽东回电称：“友人方针已定，恐难改变，此间亦不好交涉。……如友人方针不能改变，我们应服从总的利益，立即重新部署力量，适应新形势。”中共中央又指示东北局：“一面照顾友方信用，同时准备坚决消灭蒋顽在沈、长、哈三处着陆部队，夺取三大城市。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沈阳城。”于是，东北局继续在沈阳城里 召开东北人民代表会议。谁知会议刚开了一天，苏军就闯了进来，告诉正在主持会议的林枫，要东北局立刻搬出去，并命令会议代表马上解散。林枫批评苏军代表的粗暴做法，但显然大会是开不下去了。次日，彭真、伍修权到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交涉，但苏军此时已完全变了脸。  

11月20日，彭真、林彪、罗荣桓电告毛泽东、刘少奇等：“苏方提出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全部交蒋，有苏军之处不准我与国民党军作战，如我军不撤，苏军将不惜武力驱散我军。”刘少奇为中央拟稿 致电东北局：“彼方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东北局本身及林彪应靠西满联系热河，部队主力亦靠西边，罗荣桓、萧华及山东部队靠东面，成立东南满分局，另派部队及负责人（如周保中）到北满佳木斯、嫩江一带组北满分局。现仍在路上到东北的干部均在承德停止。大城市让出后应力求控制次要城市，站稳脚跟，准备和蒋军斗争。”三小时后，刘少奇又为中央拟稿 致电东北局：“从大城市退出后，我们在东北与国民党的斗争，除开竭力巩固一切可能的战略要点外，主要当决定于东北人民的动向及我党我军与东北人民的密切联系。因此，你们在一切行动中，必须注意政策，给东北各阶层人民以好的影响。从城市退出应保持良好的纪律，除开我们所需要的物资机器可以撤走外，其他一切工厂、机器、建筑均不要破坏，这些工厂在将来若干年后，仍将归于我有，不怕暂时让给别人。”两天后，刘少奇又为中央起草 致留在重庆的中共谈判代表团的电报，内称：“彭林电，戌皓友方通知他们，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我们已去电要他们服从彼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28日，中共中央再次电示东北局：“东北问题已引起中美苏严重的外交纠纷，苏联由于条约限制，长春铁路沿线各大城市将交蒋介石接收，我企图独占东北无此可能，但应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目前你们应以控制长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东北局应本上述方针速作部署。但林彪在北宁路附近，罗、萧在东满均各须组织一支野战军，作为机动突击力量。……上项具体部署，由东北局及林彪决定电告。”

苏军开始在沈阳、长春 驱逐中共机关、部队。由中共委派的长春市市长刘居英 被苏军撤职，而伪满市长曹肇元 又被请了回来任市长。11月25日，彭真、罗荣桓、林枫等带领东北局机关 撤出沈阳，来到本溪；李富春、吕正操、张平化 撤向抚顺，在那里组成东北局西满分局；陶铸、邓华 带领辽宁省委和军区 去法库。由于走得太急，甚至一些该撤的单位都没有通知到。随着中共的撤出，原伪满人员公开倒向国民党。他们袭击 身穿八路军灰棉衣的人。苏军随即着力维持秩序，才使局势平静了下来。长春、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齐齐哈尔等大、中城市，也掀起了一股叛乱浪潮：原被中共收编留用的伪满人员 纷纷倒戈；中共在各地新组建的部队、保安部队，整连、整团的哗变；一些干部被杀害。从1945年12月底至1946年1 月初的十天时间内，东北军区部队中 有四万余人 先后哗变。

12月11日，林彪给东北局、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电报。他说：“（一）各地皆有土匪。股匪、散匪到处皆是，许多县城被匪盘踞。我少数侦察人员皆派不出，战斗力尚不强，训练尚未成熟。（二）老百姓说：八路军与中央军都是为老百姓的，彼此不打好了，并认为国民党是中央。旧政权、旧武装的人员皆盼望找国民党接头。（三）我军收编的旧武装，一到与敌接近时，即叛变投敌。（四）我军无钱，在乡村中行动时，则到处征发。老百姓恨我，与征给养人员打骂。我军驻城市时，因用边币大票子，商店关门。我新编部队纪律最坏，部队政治工作亦须大加整理。（五）部队缺枪弹、衣服、鞋袜，现虽补充了一部，但均未补齐。仓库存的东西有的已经没有了，以后如何补充，尚无着落。（六）战斗中我火力不强，不能压倒敌人。我冲锋时猛劲较差，这一则由于疲劳，次则未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同时来东北的观念是进大城市，装备新武器，对打仗无精神准备。（七）战斗中伤兵须用战斗员抬，下火线又要随军行动，甚感不便。指挥员最怕此麻烦。（八）地图不全，致走弯路；电台不灵，致有部队调不到。电话线少，在出发与战斗中皆不能迅速动作。侦察未良好建立，对敌情了解迟缓而不正确。（九）指挥机关不健全，锣齐鼓不齐，阴差阳错的事特别多。……以我部队的现状而勉强打，则结果多不佳。在锦州以前敌集中前进时，我如真的以主力投入大仗，则很可能演成主力的退却，而损兵、损士气。”12月25日，林彪再次致电说：“凡愈靠近城市与铁路的地方，人心愈浮动，群众愈难争取；而这一带亦往往首先失掉，使群众工作的建设白费力气。距城市与铁路线（北宁、长春两路）愈远的地方，人心愈巩固，群众工作愈易发动，且敌来的可能少，故愈易成为巩固的后方……故我群众工作的布置，应将重心布置于边缘地区。先把那一带搞起来，然后用群众运动的影响，来向城市扩张群众运动……我绝大部部队皆应严格离开城市，住到乡下去。”   其他身在东北的前方将领们的意见 多与林彪相同：东北的斗争要做长期打算，而且还得用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这个老办法。毛泽东仔细研究了林彪等人发来的电报之后，于12月28日起草了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强调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1946年初，苏军开始逐步从东北撤离。1月15日，经苏军同意 中国国军第52军第25师一部 进驻沈阳的北大营。26日，国军的第13军第89师 接收了新民、彰武两地。国军逐步接收了沈阳以西的辽东半岛大片土地。   但在通辽，黄克诚的第3师 乘苏军撤出之机 立刻占领了该地，并随即着手建立根据地。他致电东北局、中共中央：“通辽苏军已撤走，同日我们从土匪手中夺回，为西满全区之后方。3师现有伤病员300人及工厂（手榴弹、鞋袜、被服）均在通辽，已无地方可退。我们决死守通辽，任何军队来接，坚持抵抗到底。……西满西部乡村没有多少村庄，尽为蒙民、沙漠，如果不力争过来，3师3万部队只有向热、察撤退。否则我们为求生存在此地拼死一战，即苏军来也坚持抵抗，全部战死在所不顾，我们决定主力集中通辽拼命。”第二天，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电告黄克诚：“我控制通辽十分重要，如苏军只送少数国民党人员来接收，不带兵来，你们应很好招待，允他接收，向他提出要求，和他合作。暂不要生硬赶走，免引起外交纠纷。但如国民党大兵来接收并向你们开火，你们应在自卫条件下坚持打败顽军。”同日，中共中央又一次向东北局、林彪、黄克诚发出指示：“企图独占东北，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行不通的，必须在党内加以肃清。在目前形势下这种思想显然带着冒险主义性质，是目前客观形势下不能允许存在的。如果我们对国民党采取内战方针，我们必归失败。……我们在东北要实现和平解决与民主合作的方针。”接到这一指示后，东北局进行了研究，认为一味追求和平是办不到的，只有实行自卫反击，才能在东北生存下去。据此，彭真致电中央：“在长春线之外地区，如顽军向我进攻时，我亦拟坚决自卫。”1月27日刘少奇复电东北局：“同意彭意见，在沈阳以南我军留驻长春路沿线，不自动撤退，作为与国民党谈判条件，如国民党不与我谈判即向我军进攻，在友方（注：指苏军）不坚决反对，在我完全防御有理条件下（退避三舍之后）给进攻之顽以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务必一战大胜。煞下顽军在东北之威风，此为历史新阶段中之最后一战，决定东北今后大局，望彻底向干部说清，不惜以重大牺牲求得这一战役之完全胜利，立下最后一次战功。为此，林彪应设法到主战方面去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