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76年10月政变之后，政治局常委会只剩下华国锋（主席、总理兼公安部长、军委主席）和叶剑英（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国防部长）。

华国锋不会希望邓小平复出，而叶剑英的态度比较暧昧。熊向晖的女儿回忆，熊向晖向叶提出，让邓复出。这代表了部分老干部的希望。叶的答复是， 邓小平擅权，不甘寂寞，要等华国锋稳定大局后才能复出。实际上是说，要等我和华国锋稳操大权后，才能让喜欢争权的邓小平复出。

军委常委会和政治局中也没有什么拥邓派。

军委常委会剩下的是华国锋、叶剑英、陈锡联（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北京军区司令）、汪东兴（政治局委员兼中办主任）、刘伯承（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已病重失去思考能力）、苏振华（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第一政委、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徐向前（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军委副主席）、粟裕。其中有点同情邓小平的恐怕最多只有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

政治局委员剩下的是：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副总理）、陈锡联、纪登奎（副总理、中央政法小组组长、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河南省委书记）、吴德（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陈永贵（副总理）、韦国清（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许世友（广州军区司令）、李德生（沈阳军区司令）、刘伯承。无投票权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是：吴桂贤（副总理）、苏振华、倪志福（北京市委书记、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赛福鼎（新疆第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政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委员中有点同情邓小平恐怕最多只有叶剑英、韦国清、许世友和李德生。

叶剑英的人马首先得到提拔的是耿飚。叶耿1946年曾是上下级，当时耿飚随叶剑英参加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任中共代表团副参谋长、四平执行小组中共代表。

1976年10月6日，由叶剑英推荐，中联部长耿飚受华国锋之命，接管中央广播事业局（管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此后一段时间内，耿飚分管中共的宣传工作。1977年8月，耿飚当选十一届政治局委员，兼任副总理，分管外交、军工、民航、旅游等。罗瑞卿死后，1979年1月起，耿飚兼任军委常委、秘书长，主持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

叶剑英向华国锋等领导人大力推荐胡耀邦。胡耀邦有几大救命恩人，叶剑英就是一个。

胡耀邦1931年2月任少共湘东特委书记，在任期间的努力，引起福建省团委书记冯文彬注意。1933年中共湘赣省委政治保卫局将年少的胡耀邦和谭启龙列入AB团嫌疑人名单中，冯文彬有心保护两人，带他们至苏区中央局驻地瑞金。当时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书记顾作霖和少先队中央总队长张爱萍经过调查，解除两人审查、并分配工作，胡耀邦因此留在青年部担任干事。

胡耀邦1946年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因数月长途奔袭和紧张工作，忽然高烧腹泻，当时叶剑英担任中共代表在北平参加军事调处执行部工作，遂送胡耀邦在北平协和医院诊治，并判断为阿米巴肝炎。在叶剑英、罗瑞卿（中共代表团参谋长）的关照下，他很
快好转，之后转到张家口继续治疗，在医师稗田宪太郎的治疗下，很快康复。

胡耀邦1964年11月任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耀邦上任后，仍然沿袭此前习惯，与基层干部沟通并实地调查，他很快发现，因为大跃进等问题，陕西的经济非常落后；1962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使用，促使渭河下游两岸农田受淹没和浸没，加剧了粮食短缺问题，陕西粮食总产量在1963年居全国各省最低，此外几乎没有工业，文盲率约43%，克山病等地方疾病仍然普遍。而由于刘志丹案等影响，干部群众关系紧张，人人自危。

胡耀邦尽管忧心忡忡，但仍坚持首先将农业生产提升，作为第一要务；此外减少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导致的对基层干部的伤害。1964年底，他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和此后的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并借此机会向周 恩 来、李先念陈述陕西困难，争取中央支持：减少陕西征粮量从17亿斤降低为14亿斤、并获得增拨3万吨化肥、筹建陕西化肥厂。身在北京的胡耀邦，此时却目睹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与国家主席刘少奇对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矛盾激化，然而中共中央仍然形成一份《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以指挥各地的政治活动。

胡耀邦在返回陕西后，相对柔性地推广《二十三条》，使得春节时期的陕西民众较为轻松。春节过后，胡耀邦动身考察陕南安康地区，发现当地斗争、处分的极端事件后，他认为《二十三条》应当落实到基层，并提出了解放干部的“四条政策”：

“凡属从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最好选择几个典型，经过大家讨论，重新作出决定，并在大会上宣布。

凡属停职和撤销工作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作结论。

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代过的干部（包括脱产和不脱产的干部），不再在这次会议上“洗手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就一律既往不咎。

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

然而不过三天，2月17日，胡耀邦来到汉中地委，刘澜涛为第一书记的西北局来电批评胡耀邦此论，并声称可能引起翻案风。尽管基层干部对此表达支持，但西北局仍然认为此论片面，他被迫做出检讨，并被迫连续多日受着批判。3月17日，极度虚弱的他因病住院，医生检查属于突发大脑蜘蛛网膜炎，住院期间他还是承认了所有批评，当时的陕西改革也陷入困境。叶剑英得知此事后，偕同张宗逊、张爱萍两位上将一起搭乘军用飞机前往西安，以参加军事会议名义，最终带走胡耀邦返回北京。

1976年10月12日，叶剑英派儿子叶选宁到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的家中看望，并求教此后治国建议。胡耀邦总结：“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我看有三条：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这三条中兴建议，即后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和“改革开放”，后人也称赞胡耀邦之言为“隆中三策”。叶剑英听后非常赞赏，深以为是，竭力向华国锋等人推荐胡耀邦出来工作。

1977年3月7日中共中央通知，叶剑英恢复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陈锡联协助。

同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校长由华国锋兼任）。

主要是由于叶剑英的推动，19977年7月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央副主席、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总长之职。

8月，罗瑞卿重任军委常委兼秘书长。罗1945年曾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

团参谋长，协助叶剑英同国民党和美国的代表进行谈判。1975年任军委顾问。1977年年初，赴武汉、广州和海南岛等地，与军区领导人座谈，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

胡耀邦以中央党校为平台，以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率先为平反干部的冤假错案作了舆论准备。此文与时任中组部长郭玉峰观点相左，但文章仍然成功发表。12月15日，胡耀邦接替郭玉峰任中组部长，立即开始了全国的平反冤案和干部安置。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刊登了经胡耀邦审定的由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撰写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光明日报》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当天，新华社将这篇文章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以及不少省级党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到5月13日，全国多数省级党报都转载了此文。

违反叶剑英的意愿，胡耀邦、耿飚和罗瑞卿等打击华国锋的舆论宣传，导致华国锋和汪东兴在11月至13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受到批判，失去实权。

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前， 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和李先念达成共识，免去华国锋的中央主席、总理和军委主席。邓小平建议，叶剑英接任中央主席。他明知叶年过八十，不会接任，希望叶因此提议他接任。叶剑英回答，我不当，劝你也不要当，让胡耀邦当。陈云打圆场说，不要争了，就是你们两个矮子（邓小平和胡耀邦）当政。胡耀邦因此接任中央主席。邓小平接任军委主席，邓小平文革前的老部下杨尚昆任军委副主席，接任耿飚的军委秘书长。邓小平的人马赵紫阳接任总理。

邓小平军权到手，扩张势力。叶剑英1985年因为疾病和受到邓小平等排挤而辞去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副主席，1986年10月病死。次年1月，胡耀邦被邓小平组织批斗后辞去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