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文革名人今安在？

笔者乃文革少年，如今亦岁近六旬，快压缩成「文革遗老」。那些长我一两辈的「文革健儿」，岁暮人静，尘埃落定，心态如何？如何看待那难忘的「火红年代」？小刀轻剖，「红味」立飘，很能嗅出一些历史内涵与人性特色。

一派极权主义思维：天无二日

从深层次上，文革遗老的「遗味儿」包裹着特殊的红色伤害——他们尚浑然不知的「内伤」。王力（1921～1996）孙女评《王力反思录》：「他的反思，到死还有他那代人意识形态的局限。」一九九五年，王力还坚持「突出宣传领导核心是历史的必要」。十一届三中全会後，他上书中央，要求突出宣传邓小平；十四大後再上书，建议突出宣传江泽民；论据竟是：「没有核心，党心人心就会散了。天有二日、天有数日，是不利于稳定和发展的。第一小提琴手只能有一个。」握持封建政治逻辑，将歪歪理说得振振有词，一派「长缨在手」的气势，确为文革遗老留给後人的特殊精神遗产——他们的臀部上竟盖着这样的封建纹章！

崇毛乃「文革健儿」一大共性。邱会作反思能力相对较强，但最後仍坚持：「毛泽东起正面作用的时间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他一生中毕竟还是短的。」言出旨显，评毛「正面作用时间长」，邱氏立场在党不在国。邱仍感激毛为中共打下天下，故意忽略毛氏祸国巨罪。可如今连中宣部都只歌颂「改革开放」，不提一九四九年後的毛氏「治绩」了。

文革人物的自传自评，如陈伯达、江青、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上海的「徐老三」徐景贤、朱永嘉，北京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无一人真正服气。这些人物的品格境界，从他们叙述文革的口吻即可清晰嗅出。他们大多以「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豪迈心态回忆那段日子，不仅无悔无忏，而且还带着难以掩饰的得意。对他（她）们来说，小人物翻然成要角，指点江山起来，一生也就这段日子「无限风光」了。聂元梓、徐景贤的自传，此种「得意」溢透纸背。武宜三先生评徐景贤的《十年一梦》（载《开放》2005年第六期）说：

通读全书，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的业绩，有王洪文的错、王秀珍的错，甚至有江青的错、马天水的错，就是没有徐景贤的错。连他爸爸当班主任的历史，也成了他炫耀的本钱。全书插图、照片也都是他的光辉形象。其中还有一张是他夫妇和朱永嘉夫妇二○○三年三月在海瑞墓前的留影。徐景贤和朱永嘉完全忘记了他们曾协助姚文元，在毛、江的亲自策划、指挥下，秘密炮制批《海瑞罢官》的文章，而且还笑嘻嘻的。我在这照片边上批了二十八个字：发迹只因批海瑞，今到墓前能无愧？嘻皮笑脸还照相，人间皮厚君为最。

留恋往日风光，坚持文革有理

这些文革红角只承认客观上的政治失败，不承认主观上的「主义」失败。在他们内心，输事不输理。即便承认当年的错误，亦属「路线错误」，个人没有多少责任，亦毋须忏悔。对于全面彻底「否定文革」，当然更「不服气」：「这不，还是毛主席有远见，资本主义这不真的复辟了？！」

《邱会作回忆录》定型于九○年代，邱会作（1914～2002）不服气「公审」，从根子上不认同邓小平：「如果说毛主席晚年有什么错误的话，他最大的错误就是看错了邓小平。邓小平不是『永不翻案』，而是在他得势後掘了毛主席和共产党的『祖坟』。」邱甚至认为应该搞一点个人崇拜：「个人权威一点不搞，也不行吧，连个权威都没有了，也不行呵。」

二○○四年，九旬老翁李作鹏（1914～2009）上书中央，再三为林彪鸣冤：「『拥护』变成错误，拍马屁拍到马腿上，烈马扬脚一踢，把林彪踢翻了，落在臭水坑里，惨不忍睹，臭不可闻。毛泽东对待几十年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同甘共苦的亲密战友，多么无情无义。」李作鹏最後的政治遗言：「我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最终会胜利！」

级别较低的上海文革弄潮儿朱永嘉（1931～），学出复旦历史系，师从谭其骧、周予同等名家，文革时上海市委大批判写作组总负责人，为王洪文讲解《後汉书·刘盆子传》，且为姚文元《评〈海瑞罢官〉》「重要赞助者」（参与写作）。复旦史家朱维铮：「评《海瑞罢官》如果没有朱永嘉的出力，姚（文元）再有水平，也不可能写出来。」文革期间，朱永嘉深得张春桥、姚文元器重。四凶被抓，朱永嘉高呼：「还我江青！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文元！」真正铁杆「三种人」。文革结束後，隔离审查五年，一九八二年领刑十四年，八八年提前释放。

二○○○年前後，七十岁的朱永嘉以不屑一顾的态度对来访者说：「我们当年看中的人（按：指余秋雨），现在不也很红么！」

二○一一年，戚本禹在香港再出《评李秀成》，还是那么崇毛迷毛，无限怀念的还是那段「峥嵘岁月」。再读他那篇成名之作，「无产阶级专政」、「农民起义」已那么遥远、隔阂，本皮都已被完全颠覆，依附其上的戚氏之毛，还能有什么价值？徒留赤踪吧？

红卫兵领袖谭厚兰死，蒯大富中风

红卫兵「五大领袖」先甜後苦，早早星光黯淡。北师大女将谭厚兰（1937～1982），其文革「功绩」是砸了曲阜三孔（孔府、孔庙、孔林），毁坏文物六千余件，烧毁古书两千七百余册，字画九百多轴，砸碑千余座，包括国家一级文物七十余件，珍版书籍一千七百多册。一九七○年六月，谭厚兰隔离审查，七五年八月，送到北京维尼纶厂监督劳动；七八年四月，逮捕下狱；八二年六月免于起诉；此前查出宫颈癌，保外回老家湖南湘潭治病；八二年十一月去世，终身未婚。如今，谭厚兰仍「扬名」曲阜。曲阜人民仍惦记着她的「业绩」，一九八○年代就将她的「打砸烧」铭记在「三孔」游客告示牌上。

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1945～），七一年因「五一六」隔离审查、开除党籍；七八年再以「反革命」被捕，领刑九年，八三年出狱後蛰居川中都江堰，先在一个街道商店当临时出纳，後被军办贸易公司聘为副经理。

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1945～），六八年底隔离审查，六九年十一月分配湖南株洲工厂；七一年三月～七五年九月，再隔离审查，此後监督劳动；七八年四月逮捕，八三年领刑十五年；八七狱中接到「宽大」通知：仍按大学毕业生待遇回到原单位，後调至深圳，入某国企公司担任总经理；二○○三年内退。

清华大学蒯大富（1945～），领刑十七年，出狱後与朋友合作经商，似乎接近「大富」，但深圳只准其妻女落户而不批准蒯。经多年申请，蒯大富才在山东获得护照，方可出国旅行。公安机关始终禁止他接受记者采访。一位与蒯有交往的文友告知：蒯至今还有「六八年情结」，四次中风，已住进养老院，行动不便，妻子离婚。清华学友评曰：「一个真正的悲剧人物！」。

聂元梓（1921～）十六岁加入中共，五○年十二级「青年高干」，十年文革八年审查（毛泽东批准），文革後领刑十七年（实际蹲监六年），出狱後二十年无住房，十四年无收入，失去最基本的生活来源，只能「忆往昔峥嵘岁月稠」。聂元梓不认同全盘否定文革，在港版回忆录中认为文革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余秋雨：公开赖帐第一人

这一派的「一号」非余秋雨莫属。此派人士大多文革後再次「起来」，享有一定社会声誉，十分「爱惜羽毛」。他们深知文革脏臭，虽然身下压着文革屎尿，「只能」死捂死扛，绝不承认与文革的关系，尤其与文革写作班子「石一歌」之类有染。

余秋雨在直面个人历史的勇气上，智商之低、勇气之弱，很令绝大多数国人看不懂。原本低个头认个错，检讨几句也就过去了，谁会去揪文革青年的「当年盲从」呢？谁还能不理解那会儿「跟着走」的年轻人？偏偏余先生不肯认帐，状告古远清、肖夏林等「诬蔑」，激起社会共愤，忽忽然形成声势颇壮的「揪余派」。最後越描越黑，弄得全国人民皆知余先生确有一根「文革小辫子」，当年不仅「下水」，而且还是「石一歌」主要笔杆，以及上海革命大批判写作组下属文艺组的「第一号种子选手」。

另一位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二○○二年致信古远清：我已渐渐看淡了远去的刀光剑影，当时闹得挺凶，过了若干年，只是泡沫而已。

这位文革遗老的心态比较典型，看空了，不愿提，人生入暮，岁远事了，大彻大悟，四大皆空，微笑对尘世。这一「看空」心态，在文革遗老中估计占到一定比例。

火气最大的是《欧阳海之歌》作者金敬迈，其港版文革回忆录《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充满对文革的控诉与不平，激情反思，无人能及。

多数对改革开放不无嘲讽不评论

文革弄潮儿回忆录的一个共同特点为避评当下，字里行间对改革开放不无嘲讽轻蔑。聂元梓、徐景贤、朱永嘉、郭凤莲均如是。

倒是老粗吴法宪（1915～2004）对改革开放明确赞扬：「我亲眼看到了我们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随之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通过比较，我认为这才应该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从内心里拥护我们党改革开放的根本国策。」

邱会作前面骂邓小平掘了毛泽东、共产党的祖坟，晚年也承认：「邓小平改革开放有功，了不起。」「我真心地为邓小平、赵紫阳的农村改革大声叫好！邓小平好福气呀，他『摸着石头过河』，头一脚就踩了个正着，向前跨了一大步。„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是正确的。」林彪四虎将中，数邱会作文化程度最高，思考能力最强，回忆录也写得最好，但对赤潮祸华这一根本问题上，邱会作尽显时代局限，无有一点点反思。

吴法宪之子吴新潮，「九一三」前为沈阳飞机制造厂军代表，一颗冉冉待升的新星。「九一三」後，他懵然不知原委就被关入地下室，久不见天日，一段时间竟失明。後发落陕西一偏僻农场喂猪、干农活。他揣着一根电线随时准备自裁，但从未付诸行动。从云空跌落尘埃的他，说了一幅概括他们这一拨人心态的对联：「活着没信心，去死没决心」。这拨「红二代」从不承认自己是「黑二代」，黄永胜之子黄春光激动地说：「我认为我们仍然属于这个党。」

大寨「铁姑娘」郭凤莲（1947～），1999年自由亚洲之声女记者采访她「大寨人感到『包产到户』对大寨的农业发展有利还是不利？」郭答：「现在已经习惯了，一样。」记者现问：「从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政策的变化，您自己的感受如何？」郭答：「我感到还可以吧。」再问：「对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你们有没有什么感受？」郭答：「不良风气慢慢纠正吧，都没办法，我们也没办法，那个咱们就不要多讲了吧，我讲不清楚。」女记者终于放弃继续采访。郭的态度属于沉默的抵抗。

文革渐走渐远，遗老们也一点点走进厚厚史褶，成为历史的垃圾堆。惟赤潮留下的意识形态脚手架仍未清除，还有相当後滞力，整个国家运行在歪斜的意识形态辙道上，如「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江泽民语）……不仅「自由」距离国人十分遥远，说点真话都还那么困难哩。至于各大社会显弊（机构庞大、贪腐渎职、浪费黑洞、新闻自由、贫困群体、访民日增……）明知其病而无法疗治，成为真正「特殊国情」，怎么办？读书人只有一声潼关长叹！

（裴毅然：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