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东兵：《政坛秘闻录》(2)“完全如实地写江青能出版吗？”

——访《江青秘传》作者、老革命家王稼祥夫人朱仲丽

这些人都当过高官或者高官的秘书。在访谈中,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披露了当年政坛台前幕后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本书努力挖掘历史真相,深入了解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二十余年的重大事件。本书是作者采访了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期间在中国政坛风云一时的政要的谈话汇编而成的。具有特殊的参考价值。

“完全如实地写江青能出版吗？”——访《江青秘传》作者、老革命家王稼祥夫人朱仲丽

王稼祥（1906年8月15日－1974年1月25日）

朱仲丽（1915年2月——2014年2月8日）

　　现在，反映历史的纪实文学作品多如牛毛，良莠不齐。这类文学作品的真实性往往由于作者的现实地位和所处的环境而收到影响。只要不是存心伪造历史，只要不是有意制造历史的混乱，纪实文学作品的历史价值是会在这类作品中得到体现的。一些历史重大事件的当事人纷纷拿起笔来写回忆录，这无疑是一件大好事，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纪实文学成了一些人发泄私愤、推萎罪责、抬高自己、美化亲朋好友等目的的工具；一些本来在历次史上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也采取了猎奇和介绍伟人的方式牟取暴利或把自己打扮成了解什么内幕的人物如所谓的毛泽东的私人医生一类；个别历史人物甚至雇佣一些笔桿子伪造历史，如某人的回忆录竟把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主席团的排名榜说成了1967年2月老帅抗争中双方人物的坐次，等等。一些细小的疏忽，暴露了一些人对历史的不负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一个作家，总是要产生一种弄清历史真伪的责任感，为此我采访了许多的重要人物。

　　谁也没有料到，在中共历史上留下深深足迹的老革命家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会在她63岁时一改医生的职业，成为举国皆知的作家。她在10多年的时间里写出了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其中，《女皇梦》、《黎明与晚霞》、《爱与仇》、《灿烂红叶》、《难以忘却的昨天》等长篇巨著使读者争相购买，毁誉不绝。这些作品描述的事实不管多么令史学家感到震惊，作者的身份必然要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于是，我产生了拜访她的念头。在历史人物里，她的份量很轻，在重大的历史事件里并没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她的几本书却给人们留下了有关她的许多话题。据接触江青的一位她的亲属对我说：江青看了朱仲丽写的《女皇梦》后，轻蔑地说：“她懂得个屁！曾几何时，她对我巴结得要命，给我写了无数的信件，把我吹捧得上了天。当时我对她还是有好感的，几次在毛主席面前说她的好话，说王稼祥同志的功劳。现在她根据一些乱七八糟的材料，对我进行毫无根据的诬蔑，说明她的品质是多么的恶劣！”这番话，更使我对朱仲丽产生了极大的好奇。

　　1988年12月23日上午，我经有关方面的介绍，来到她的寓所，和她畅谈了四个多小时。我进她小院的时候，她在楼上打量着我。到了她的客厅后，她很客气，亲自签名送了我她写的几本书，并给我提供了有关王稼祥的一些材料。她说：“有关稼祥同志的故事和历史，我写得已经不少了。但是由于我的身份，我不能完全按照他的本来面貌写出来，我看了你写的许多作品，愿意给你提供一切我能够提供的材料，希望你能根据中国革命的大舞台，把稼祥同志的真实形象写出来。所以我听说你要来，有意识地给你准备了这些东西，但愿我们之间能够合作得愉快。”

　　我说：“我们之间是互相提供方便和资料的关系，目前还谈不上合作。但是我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帮助，那就是把真实的王稼祥告诉我。我看了你写的江青和其他的革命领袖的作品，总觉得离我所接触的历史相差有距离。我希望我们通过今天和以后的谈话，能够使我缩短这个差距。”

　　“你看了我的全部作品，有什么看法和感想？”她有点迫不及待了。“特别是我写江青的那几本书，读者对此很感兴趣。你也在一些作品里描写了江青，有些史料我还没有看到，能否给我提供一些？我们交换也可以呀！今天我们都不要客气，有什么就说什么，什么样的观点都可以讲，我们以作家的身份来研究历史。”

　　没想到我还没有开口讲打消顾虑，她倒先提起了这方面的内容，使我们之间立刻有了共同点。于是，我说：“我看了你的《女皇梦》，感到有些描写和事实以及历史的文献大不相同。今天我是以一个作家和历史研究者的身份和你探讨问题的，希望我们能坦率和诚恳地交换看法。”我只得实事求是地亮明我的态度，“你写的所有的作品中，唯有《女皇梦》影响很大，但是引起人们争论的焦点也最多。主要的问题是你写的情况和众人所掌握的事实不符。江青作为毛泽东的夫人，多年来披着一层神秘的外衣，不管现在人们对她是什么评价，我只想把许多的历史真相搞清楚。这既是作家的本份，也是一个历史研究者的天职。从这一点出发，我对江青的历史也有很的兴趣。我正在多方面地搜集材料，寻找当事人，翻阅有关的档案，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写一部反映江青的纪实作品。研读和再现江青的真实历史和故事，这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和了解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有重大意义的。江青在她参加革命，也就是入党的时候出身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她的出身很苦，这也是她要求加入革命行列的一个原因。我看了她30年代写的一些文章，并不是个人的发泄。其中对文艺的认识，比如说主张到工农大众中去体验生活，对当时国外的一些名著的理解，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要求的。毛泽东之所以看中了她，并不单纯是由于她的美，而是多种因素，其中包括她在在30年代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她的思想是激进的，她的革命要求体现在她30年代的许多活动之中。毛泽东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和别人这样评价江青：[ 她在30年代是追随鲁迅的，她在文艺上的革命观点同时启发了我。她在政治上很敏感，看问题有她自己的特色。正是因为她在30年代有那样的胆量和水平，我们才在延安结合。这一点，总理知道，康生同志也知道。你们在适当的时候向全党讲一讲江青同志的这个革命经历。] 这说明，江青的历史是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赞同的。你说对吗？”

　　朱仲丽点点头，说：“你说的这些，我也想到了。但是，你可以想一想，完全如实地写江青能出版吗？就是我写的《女皇梦》，人民文学社出版社要出版的时候，也是相当难啊。有些部门就是不让出版，送审也不批，他们也批不了。最后，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是担负了很大的风险才出版了《女皇梦》。我对此，很有意见。我们的出版部门的主管人岂不是自己捆绑自己吗？我也看到过你的许多作品，没想到你能掌握那么多的材料。我敢肯定，有人给你提供了大量的材料，不然你不会知道那么多重要的东西的。其中你写的内容，我也知道，但是不那么详细。我们这些人都是许多事件的当事人，但是如果没有材料和文献的提示，也是不能够全面地了解情况的。越是要掌握更多的材料，就越要下很多的功夫。我写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和她被捕后的情况，我主要的是依据当时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揭发的材料，其中也有我的合理想象。文学作品嘛，没有合理的虚构是不行的。往往在这样的时候，才能写出惊世之作。”

　　我感到了一种震惊，像她这样的作家如果搞合理的虚构和想象，是否能行？我说：“是的，文学作品不能够当作历史来看待，但是一些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写作品应该怎样想象和虚构？这恐怕应该好好地讨论。我写作的时候，在材料面前必须多作分析。提供材料的人身份不同，政治观点不同，所表达的事实也会有区别。我接触过许多的重大事件的当事人，他们所讲的事实就不完全一样，甚至是根本的颠倒。这就要求作家具体分析了。我写作的原则态度是，依靠材料但绝不迷信材料，相信文献也要注意掌握当时的客观环境和当事人的全部活动。认真地听取现在当事人的回忆，了解当事人的性格和心理特征，绝不在空想和猜测上作文章。就是文学加工也要有历史资料为依据，绝不能离开历史事实和人物本身的行为而想象。如江青没有想当女皇的行为与念头，你想象了她的那么多的言论和行为，能算是历史吗？”

　　“你对王稼祥同志的历史了解吗？”朱仲丽打断我了我的话题，突然提到了这一点。

　　我说：“王稼祥同志所写的东西我都看过了，包括他在文化大革命时给中央和其他领导人所写的东西。当然，我也看到了你所写的全部文章和作品。但是，这些材料还远远地不够，我很想听听你的介绍，给我一个真实的王稼祥同志和真实的你。我写东西首先是要熟悉大量的材料和历史背景，特别是涉及到人物的言论和行为的时候，必须要看他们所写的文章和经过检验的讲话记录。不能只听一些人的介绍，也不能只看个别的文献。研究历史和研究历史人物的活动，没有第一手的资料是很难准确地把握人物的性格特点的。”

　　朱仲丽被我的表述说服了，这才认真地给我讲起了他丈夫的全部历史：“稼祥是个书呆子气十足的老实人。如果不是革命的需要，他可能是一个学者而不会成为党的领袖人物。几十年来，他只知道默契地为党工作，从来不会追名逐利。正是他的高尚品质激励着我，才使我决心拿起笔来。”从她所讲的事实里，我更加清楚地感受到，不管是曾经多么伟大和演出过多少威武雄壮举动的人，其实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和一切人的特征都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特异功能。只是他们所处的环境和历史条件不同，他们所受的教育和影响不同，于是要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走着与众不同的道路。任何伟大的历史人物，如果没有造就伟大事业的历史条件，他们绝对不可以造就影响和推动历史前进的功绩。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基本观点。

　　据朱仲丽介绍，王稼祥和朱仲丽结为伉俪，还是毛泽东牵的红线。那时的毛泽东，和中共高级的领导人之间，相处得非常融洽。中共中央的各级领导人，都把毛泽东作为领导全党夺得解放的最高领袖。面临着多于自己几十倍敌手的打击，革命队伍里的内訌和争斗已经没有市场，除了毛泽东其他任何人都不敢出来挑这副担子。那是需要一个英雄而又能够出英雄的时代，毛泽东自然地在中国共产党内树立了自己的权威。他日日夜夜地召集有关的领导和人员开会、谈话、研究问题、决定大事，从来没有高距于党内任何同志之上的特权。他关心同志们的生活和身体，包括他们的婚姻。所有的领导同志都把他当作尊敬的兄长和良师。那时，起码在朱仲丽的心目中，毛泽东是一位了不起的巨人。一次，她和江青提起了党内的领袖人物，朱仲丽说：“我最佩服毛泽东，他身上有一种伟大的吸引力，使人们甘心情愿地接受他的领导。”江青不以为然地说：“其实也不全是这样，有的人拥护是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没有了基础，当初反对他的人现在有几个是真心实意的？这还要考虑考虑。在任何时候都会有一批随大流的人。”朱仲丽感到她的话很奇怪，就反问：“你也是随大流的人吗？”江青作了个怪脸说：“我和你一样，也是被他巨大的吸引人拽过去的。”

　　朱仲丽后来才知道，江青到延安不久，已经和毛泽东暗暗地相恋了。我追问：“到底他们之间谁是主动的？”朱仲丽说：“应该说，还是毛泽东。江青到了延安以后，很快就成了著名的人物。第一，她长得漂亮；第二，她会演戏，已经在全国是出了名的演员，唱京剧唱得相当不错，绝不是人们所说的她是三流演员，那是根据政治需要在贬低她，其实她的表演是很好的。 这在的延安当然是凤毛麟角的人物了；第三，她善于学习，写得一手好字，而且会写文章。30年代她在上海所发表的那些文章，都是出自她的手笔。第四，她看过不少马列的著作，对《共产党宣言》一类的经典著作背得滚瓜烂熟。她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谈话，很快就引起了注意。毛泽东首先看上了她的这些长处，引以为知音了。毛泽东正为他和贺子珍的婚姻而伤脑筋。”

　　这番话，可是在朱仲丽的文章里所没有的。来之前，我已研究了她的简历：朱仲丽1915年生于湖南长沙。其父朱剑凡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曾在民国初期担任过湖南省的教育厅长。后来又办了周南女子学校。早在“五四”运动前后，朱剑凡就和毛泽东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38年，23岁的朱仲丽来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毛泽东得讯后，特地来看她，一见面就风趣地说：“我们终于有了自动化第一流的医生了！小朱，以后我们这些 [共匪] 头子可都交给你了！”不久，她担任了中央机关医务所所长，毛泽东和中央的其他领导人都把她作为自己的保健医生。而她正是求之不得的。

　　那年初冬一天，朱仲丽吃完饭正在窑洞外散步，只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会餐出来。毛泽东一见朱仲丽就笑呵呵地对王稼祥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小姑娘是我的老乡，还是萧劲光的小姨子，老教育家的女儿哟。稼祥同志是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你们以后要多打交道呢。”

　　朱仲丽用羞涩的眼睛瞟了王稼祥一眼，他那修长的身材，白皙的面孔，宽阔的天庭，明睿的眼睛，深深地印在她的脑海里。其实，王稼祥的名子和革命经历她早就听说了。这位比自己大9岁的首长是安徽泾县人，他出生于小地主兼小商人家庭，很早就参加了革命。他是苏联中山大学毕生的，知识渊博，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1930年他从苏联回国后，就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担任中央第一张机关报《实话报》的主编。朱仲丽经常看他写的文章，对他崇拜得不得了，只是无缘见面。

　　毛泽东看出他们都有点意思，便把话题一转，微笑地问道：“小朱，你敢不敢开个牛皮公司，当老板呀？你如果有胆子，搞个宣传工作挺可以呀！”接着，他带有讽刺意味地说：“我们党内现在有人就搞牛皮公司，当牛皮公司的老板得脸皮厚，不要脸红。”说完，哈哈大笑。说这话的时候，王明刚刚从窑洞里出来，毛泽东的话就是针对王明讲的。朱仲丽看了王明一眼，就冲着毛泽东和王稼祥说：“我可当不了牛皮公司的老板，我干不了！”据她自己说：“那时我就看出了王稼祥是和毛泽东站在一起的。”

　　此后，朱仲丽常到王稼祥那里给他看病。这个虽然已经32岁但仍是独身的首长，始终把朱仲丽当作同志和下属。倒是朱仲丽从王稼祥平凡的语言中，感觉到了他的品质和对她的感情。不久，王稼祥给萧劲光写了一个便条：“请你调给我两匹小蒙古马。此外，如果可以的话，请带你的姨妹子来我处一玩。”朱仲丽感到，这是王稼祥正式把她当作朋友来邀请的信号，也是一种求爱的表示。

　　朱仲丽很高兴地和萧劲光到了王稼祥的住地，王稼祥请他们下围棋、打扑克。渐渐地，他们更家熟悉了。又经过了几个月，王稼橡突然地问朱仲丽：“我们什么时候结婚？”朱仲丽措手不及措失声问：“为什么要这么快？”王稼祥哈哈大笑起来：“那好，你同意了就好。”

　　1939年阴历正月，王稼祥和朱仲丽正式结婚了。

　　这时，我们的话题再次回到了江青的问题上，我问：“你和江青认识以后才和王稼祥结婚的，是不是？”

　　朱仲丽点点头，说：“应该是的，因为我和稼祥结婚后，发现江青早就和毛泽东在一起了。江青此人，我在《江青秘传》和《女皇梦》这两本书里已经详细地写到了。但是里面的细节，我是有夸大的，不夸大不行，出版不了，这有当时的背景在里面。我写江青的时候，许多领导同志都说，你写江青有资格，你了解她。其实我也是了解她的表面，深层次的东西不好挖掘。”

　　我说：“里面的材料一看就可以发现你是参考了大量的中央专案组整理的东西，那些不同的人揭发的材料虽然都是有关江青的佐证，但是我对你和她直接接触的材料更感兴趣。你知道，我作为一个纪实文学的作家，没有经过核实的材料我是不敢用的。我对你直接感受的东西更为信服。”

　　她说：“你说得不错，比如我揭发江青和四人帮、林彪之间的勾结，就是根据中央专案组的材料和其他的揭发材料而写的。我的书是纪实文学嘛，是可以艺术加工而合理地想象的。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我和毛泽东及江青长期接触，对他们最为了解……”

　　她的话题再次回到贺子珍上来。她说：“其实，造成她和毛泽东离婚的原因，她应该负主要责任。贺子珍没有文化修养，长期以来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就冲着毛泽东发脾气，还动不动就挥枪动手。一次，一个美国女记者采访毛泽东，采访完毕后按照外国的礼节拥抱了毛泽东，贺子珍见状扑上去就给了美国记者一个耳光，骂人家不要脸。这一次，气得毛泽东也动了手。此外，贺子珍的神经也出了问题，经常和一些男同志夜间往来，几次流产。毛泽东曾经问过我一些问题，我都没有完全如实地讲出来。贺子珍要到苏联看病时，毛泽东再三不让她去，她硬是要离开毛泽东。她生的孩子和毛泽东给她算的时间根本碰不到一起。这下，毛泽东震怒了！毛泽东选择了江青，是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感情基础。毛泽东知道江青在上海结过婚，但是他没有那种传统的封建观念，他对中央一些同志说：“首先江青是我们党的同志，是革命的战友。就是她不成为我的妻子，她也是我的亲密战友，可以帮助我工作。她有这个能力和水平。她在上海的历史不算什么，我也是离过婚，而且是结过两次婚的人。”此外，江青的许多观点能够和毛泽东一拍即合，这是他们走到一起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前征求了党内许多同志的意见，周恩来、王稼祥、康生、贺龙等领导人都是同意和拥护的。其实并没有什么中央对江青的约法三章，也没有对江青的任何限制。所谓那些东西都是文革中的小道消息，但是为了政治需要，我们把它作了演义……”

　　我和她谈了很长时间，除此之外，她并没有再谈出江青的更多新鲜东西来。于是，我只得改换了话题：“你和王稼祥同志生活了近40年，能否谈谈你对他感受最深的几件事？”朱仲丽用手点着我说：“你这个人真会抓问题，好，今天我们就敞开时间长谈吧！”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山提出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形成了“左”倾路线的高潮。王稼祥根据全国各地的材料和报告，毫不犹豫地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当时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也从个人的野心及不良动机出发，反对李立山。但是，王稼祥在苏联的时候就对王明的政治野心有所警惕，认为他的许多活动不符合组织原则。但是反对李立山的共同立场，使他和王明走到了一起。他担心自己将来会受王明的连累，果然不久，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召集会议，宣布了对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等四人的处分决定。25岁的王稼祥离开了上海，被派往香港作党报记者。可是不到四个月，共产国际纠正了李立山的错误，王稼祥重新回到中央，并在64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31年，王稼祥要求到中央苏区工作。经批准，他和任弼时、顾作霖以中央代表身份，来到江西中央苏区，结识了毛泽东、朱德等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人。王稼祥和毛泽东一交往，就被他的非凡气度和远见卓识所折服。他后来对朱仲丽说：“我从毛泽东身上，看到了一种能指挥革命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崭新艺术。所以，当王明一伙在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上排斥毛泽东时，我力排众议，保留了他的党籍。”毛泽东离开前敌委员会的时候，对王稼祥说：“你和我都是少数，不服从也不行。我先到后方去，你们需要我的时候再回来，再见吧，朋友！”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即使是最伟大的人物，他也不可能离开社会环境和现实存在的客观条件来任意地发挥他的计划和想象。

　　朱仲丽深情地说：“正是在长期的斗争中他认识了毛泽东的英明和正确，所以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纠正了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王稼祥的功劳，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直到1973年春天的九届三中全会期间，他老人家还说[稼祥同志极早就拥护我，他和张闻天不一样。遵义会议，他出了很大的力。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自己的过错，不讲自己的功劳，很难得。他是有大功的人，应该让他很快站出来工作。]”朱仲丽讲这话的时候，我看到她的眼睛里含着泪水，神情依然是十分激动。

　　过了一会儿，朱仲丽才缓缓地说：“我最佩服的是稼祥同志的忍辱负重、从不争名利的忘我精神。党的 [七大] 召开的时候，他正生病，连会都没参加。当中央委员的名单公布以后，我们才发现没有他的名字。要知道，他当时还是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啊！可是他连一句怨言都没有。他只对我说：[我能当一个好党员就足够了，除此再无他求。] 还是毛泽东发现正种不正常的现象后做了工作，大会才选王稼祥为候补中央委员。再比如，1946年他到东北局主持城市工作部的工作，把哈尔滨市的工做搞得很好。全国的城市领导同志都来学习哈尔滨的经验。这时林彪出来插手，批评他搞右倾。稼祥不和他争，主动退让。后来我们就到河北西柏坡去了。稼祥这个人，对权力看得很淡，绝对不像那种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人。”我也知道，一个人走到这个境界是很不容易的。一种人是从残酷的现实竞争中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有限，所以急流勇退，淡泊名利；另一种压根儿就不去做这方面的追求和努力，他们能够准确地把握自己而认识自己存在的价值。

　　我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稼祥作了我国第一任驻苏联大使。像他这样功勋卓著的人能上能下、能大能小，也不简单呀。”

　　“我认为，他考虑问题从来是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当大使是他主动要去的。到了苏联后，他把自己的工资定得和一个汽车司机那么高。”朱仲丽苦笑了一声，用手捂着自己的胸口说：“连我的供给制他也取消了。被子、衣服，他都拿自己的工资去买。在生活方面，他不好挑拣什么，只要菜烂、有点油就行了。他从不私人请客、送礼。当我们回国时，连买维生素C的钱，也是自己的。很多的东西应该领，他都自己掏腰包。那时他需要一张很大的世界地图，他宁可自己掏40多块钱买也不要公家报销。国家三机部的新产品 [熊猫牌] 收音机拿来让我们试听，他听说不要钱马上给人家退了回去。他对我说：[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公私分明。国家和人民的东西，我们一丝一毫也不能多拿]。回国后，稼祥把自己在苏联积攒的工资买了一辆大型吉斯牌卧车，带到中南海交给了中央。当大使，他是肩负重任而去两袖清风回来。这种为公不为私的情操至今还在激励着我。”

　　在谈到王稼祥的生活和嗜好的时候，朱仲丽说：“他每天除了看书、写文章、批阅文件外没有任何个人的嗜好。我们住在中南海时，离毛泽东仅是一墙之隔。那时礼堂经常有舞会，也经常演戏。可是稼祥从不去跳舞，也不去看戏，整天就是看书，古今中外的各种书他都看。建国后，他把很大的精力用在研究原子弹战争上。在这方面，他同林彪的看法不同，明确表示过自己的意见。他会好几种外语，从苏联回来后又担任了中联部部长，创业的担子落在他肩上，每天忙得团团转，真是一心扑在工作上去了。”

　　我的录音机在轻轻地转动着。为了准确地记下她的见解，我在笔记本上作着记录。对她讲的这些内容，我丝毫不怀疑。那时的中国老共产党人，用他们自己的实践，给中国的后代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那是一个时代的光荣，是一个历史的光荣。

　　朱仲丽庄重地说：“最令我感动的是，王稼祥同志对待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一些失误所采取的正确态度。”我对此，尤其关心，便说：“请你详细地介绍一下吧。”

　　“1958年，我国自上而下地刮起一股[共产风]、[浮夸风]。王稼祥经过考察和研究，敏锐地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后，他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应该提醒党，帮助毛泽东认识这种[左]的倾向。他同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谈话，请他转告毛泽东：[目前的形势并不象报纸上所讲的那么好，我不赞成在农村搞共产风，不赞成把全党大办钢铁的指标定得那么高，也不相信报纸上讲的粮食产量有那么多。我希望全党应当注重调查研究，千万不要犯[左]的错误。他和这位常委谈话以后……”

　　我问：“这位常委是谁？”

　　朱仲丽笑了笑，说：“还是不要提名吧？”

　　我说：“这是为了研究历史嘛，有什么不方便的呢？”

　　朱仲丽说：“那么，你在短时期请不要公开。”我答应她后，她才说：“是邓小平同志。王稼祥同志的意见经他汇报包毛泽东那里后，毛泽东说：[两百多中央委员，都赞成中央的意见，就是王稼祥同志一个人反对呀！索性我们就为他开一个会，叫他到会再说说他的意见。]邓小平再次向王稼祥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王稼祥说：[我不需要在会上谈。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有不同的意见应该无条件无保留地向党提出来，不应该隐瞒自己的观点。如果认为我的意见对，就采纳；如果是我错了，我坚决该正就是了。不需要专门为我开会。]我听了王稼祥的意见后，也对邓小平说：[千万不要为稼祥开会，那样会把问题搞复杂的呀！] 事实证明我们对了……”

　　我静静地听朱仲丽讲。这样的情节，我还没有接触到。我很关注类似这样事件的具体细节，认为这是纪实文学所不可缺少的东西，但前提是必须真实。

　　朱仲丽继续回忆当时的情景：“武昌会议没有接受稼祥的意见，他急得病了，高烧很厉害，但是一句牢骚也没有。那一段，他总是在走廊里散步，闷闷不乐地叹气。那时，我在天桥友谊医院当中方院长，每天除了给他看病外就是尽力地安慰他。到了1959年4月，党中央在郑州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正式提出纠正[共产风]等错误，并讨论了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等问题。在将会议的决定形成文件时，毛泽东指示在文件下达之前征求王稼祥同志的意见。稼祥看后，愁容一扫，高兴地对我说：[这下好了，中央文件的下达，证明了我的意见没有错，我放心了。] 他没有丝毫表现自己、炫耀自己的意思，从此再没有提这件事情。你大概知道彭德怀1959年7月的[万言书]那回事吧？其实稼祥的正确意见要比彭德怀早七个多月，比中央文件也早四个多月。他提意见完全是诚心诚意地帮助党。”

　　我们谈到彭德怀时，朱仲丽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其实影响是很坏的，王稼祥同志并不赞成他的那些做法。他在历史上的确几次反对毛主席，毛主席都没有和他计较，都容忍了他。彭德怀确有取代毛主席的意思，他对毛泽东恨得要命。他曾经和王稼祥在1956年讲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中国的明天，老毛搞个人迷信比斯大林还要厉害。有些人上升，除了会喊毛主席万岁外，再没有别的本事。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就可以扭转中国的这种不正常状态。]我听到彭德怀这些话，一再地警告稼祥，绝对不能和彭德怀来往。庐山会议前，彭德怀曾经给稼祥打电话，都让我给回绝了。我曾经对他不客气地说：[稼祥已经被人利用得够多了，你们不要再把他往火坑里推了，你们谁有本事谁去当英雄，稼祥就是愿意平平安安地当个老百姓。]稼祥有时也批评我对彭德怀的态度不好，我对他说：[这可是关系到我们共同的命运的大事，你得听我的。在党内有什么意见可以正常地提，不要故意和别人闹别扭。]我已经看出，多年来毛主席对彭德怀的态度是作了最大忍耐的。彭德怀对毛主席毫不尊重，指着鼻子骂毛主席，连王稼祥回来都对我说：[老彭太过份了，怎么能那样对待毛主席呢？他好象仗着什么人的势力这样做，我没有理睬他。他那不是在搞政治，而是要整毛主席。]稼祥才是真正地维护毛主席的威望的。庐山会议本来就是要作自我批评的，结果彭德怀那么一闹，会议转向了。王稼祥那时也可以和彭德怀讲几句话，但是他和彭德怀没有答一个腔。彭德怀勇气有余，方法不足，弄得毛主席三天三夜睡不着觉，终于发动了反彭德坏的斗争。我觉得，稼祥同志是守纪律的，也讲究工作方法。这件事情，对我启发很大。他不赞成在国际上倾家荡产，主张量力而行。把我国的大批外汇无偿地给某一个国家，让他们完全靠我们的支援而过活，这不好。这就是后来批他的那个[三和一少]。但是他提意见，完全是抱着对党负责的态度，是与人为善的。这点，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心里都很清楚。毛泽东多次说：[稼祥这个人哪，不喜好玩，不爱出风头，工作做了不少，很能思考问题。]说明他老人家是心明如镜的。”

　　我们的交谈自然地又回到文化大革命的课题上。王稼祥一生的历史，决定了他在这场所谓大革命中的命运。毛泽东和周恩来一开始对他采取了保护性措施，王稼祥也闭门养病，没遭受什么冲击。后来康生点火了，他对中联部一些人说：“毛泽东思想在哪里？进了中联部的门没有？你们为什么不集中火力批 [三和一少] ？”

　　于是，造反派先是往王稼祥家里送大字报，继而是要向他调查什么问题。当神州大地大乱之后，有些不法之徒公然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而不顾，公然冲击王稼祥的家里，要将他拉出去批斗。

　　朱仲丽挺身而出：“你们批王稼祥，我去陪绑！”

　　造反派问道：“你去干啥？”

　　“我是医生，你们提的问题，他记不住，我去了好替他记下问题回答你们呀！”朱仲丽这样说。

　　批斗大会上，每当一些人向王稼祥挥拳动臂的时候，朱仲丽总是不顾一切地护卫着王稼祥，用毛泽东的指示和他们展开辩论。后来，王稼祥被“隔离审查”了。夫妻俩近在咫尺，却不得相见，王稼祥独自坐在沙发上高声喊叫：“我没有罪，我没有罪！我没有反对毛主席！我是拥护毛主席的呀！”

　　在王稼祥被审查的日子里，他还几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要求给一本《俄华字典》和俄文版《毛泽东选集》，他要求给毛选校对错字和漏字。他还要求在他有生之年，写文章驳斥王明对党和毛泽东的诬蔑……

　　朱仲丽痛心地给我讲述了她家的悲剧：

　　儿子王命先，刚满42岁的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讲师，被株连迫害，不甘心忍受侮辱，投河自尽；

　　王稼祥大姐的儿子吴振华，是北戴河中直机关的工作人员，也被逼得走投无路，跳海而亡；

　　他的侄女翟新华，阜外医院的病房护士长，被一连串的“大帽子”压得精神错乱，用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王稼祥年迈的姐姐、姐夫，被赶出北京，一路讨饭回到安徽，栖身于破屋，饿死病死……

　　“你给毛主席写信报告过吗？”我问。

　　朱仲丽摇摇头：“没有。我认为这不是我一家的遭遇，写信也没用。但是我敢肯定，毛主席是不知道这些的。他被红墙隔离着，好多的真实情况到不了他那里。毛主席保护过许多的干部，但是他能管得了那么多人的遭遇吗？王稼祥在他担任党中央的高级领导时，也曾经保护过受冤屈的同志。他在接受共产国际领导职务后，给许多被王明打成冤案的同志一一平反。1933年，萧劲光在一次战役中打了败仗，中央说他是[临阵脱逃]，军事法庭要判他死刑。王稼祥认为胜败是兵家常事，坚决不予批准，保护了这位战将。同一年，遭受王明打击的邓小平被关押、禁闭，随时都有被害的危险，还是王稼祥几次给博古打电话，坚决地说：[我就是要邓小平，你们把他给我！]硬是把小平要在他的手下，让他当了《红星报》的主编、政治部的副秘书长。邓小平身边没用警卫，王稼祥就把自己的警卫给了他。现在，稼祥遭到了迫害、摧残，他坚信毛主席是会搭救他的。”

　　王稼祥的估计没有错！

　　在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后，毛泽东很快地指示周恩来：“要保护王稼祥。及时地解放他，让他站出来工作。”周恩来和中央的一些领导人曾经让王稼祥揭发林彪，王稼祥说：“林彪的历史和表现，毛主席最清楚。他的历史虽然有过污点，但是那不算什么大不了的问题，谁也不是圣人，能够在毛泽东还没有经过大的风浪时就认为毛泽东注定是我们的领袖。林彪在历史上反对过毛主席，恰恰说明了他也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什么天才。我们这些人是在经过实践证明了毛泽东正确的时候才把伟大的领袖推举出来的，这符合马克思主义。至于林彪和陈伯达后来要篡权，要谋杀毛泽东，自然是人、神共愤的坏蛋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揭发、批判他也就是理所当然了。所以，我们都不是神仙，也不要搞太多的事后诸葛亮。”毛泽东听了周恩来等人的汇报后，呵呵大笑：“还是老实人说得好，我也没想到林彪会这样。我们都不是神啊。”

　　周恩来在召集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老同志座谈的时候，也提到了王稼祥的例子，他说：“揭发林彪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违反历史，也不要把一切坏事都推到林彪身上。王稼祥同志在林彪垮台后给中央写了一个材料，完全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不了解就是不了解，不要装扮自己。如果林彪一开始就是大坏蛋，怎么理解中央又选他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呢？我们谁也不是神仙，不是算命先生。没有预料到林彪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所以谈历史一定要符合真实的情况。”

　　1973年夏天，王稼祥当选为中共“十大”代表。正当他准备为党再尽微薄之力的时候，他那颗共产主义的生命之火熄灭了。那年，他才68岁。朱仲丽对我说：“王稼祥后来的政治态度这样好，但是为什么还要要受那么大的冲击呢？因为稼祥在历史上曾经犯过错误，这就必然要在历次运动中成为一些习惯于踩着别人往上爬的人的登天梯。那些总是想讨好毛泽东的人，那些总想表示他们是革命，竭力要向毛泽东献媚的人，就要把王稼祥端出来丑化、诬蔑。庆幸的是，毛泽东这个人头脑非常清楚，他曾经对王稼祥说过：[你放心，我胸中有数，你不要背什么包袱。历史问题有人愿意提就让他们提去吧，完全不让别人讲也不可能。但是他们的做法肯定会得到与他们的愿望相反的结果的。许多时候，我不愿意说得太早，也就是为了看看那些人的真实面孔，没有他们对别人的态度，是看不出真正的好人或坏人的。稼祥同志我是了解你的。我希望你永远地做一个老实人，不要动摇。]王稼祥通过长期的斗争和考验，也了解毛泽东的原则和处理事情的方法。他和任何人都是主义之争，而绝对没有什么个人的恩怨。也就是冲着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解放和重用邓小平，但始终对邓小平留有余地。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真正胸怀。当然，我们只是说他的用人和为人，而不是讲他的思想和理论的正确与否。”

　　从朱仲丽的这些谈话里，我感觉到作家的一种历史责任感，那就是乘这些当事人还活着，要赶快地抢救历史的真相。现在我们的作家已经习惯了所谓的纯文学的创作，甚至有人公开提倡坐在家里胡编乱造的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以此来招徕读者。正好，朱仲丽在这个时刻问道：“你这个作家，为什么对中央上层的政治斗争和政治风云情有独钟？”

　　我笑道：“不是情有独钟，而是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你知道吗？林彪事件的真相本来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很清楚的揭露，现在某些人又在制造混乱。包括林彪集团的当事人也在翻案，把本来已经比较明白的事实又在历史上搞得糊涂了。这样，一个真正对历史和社会负责的作家就有一种天职，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给后代和历史以真实的经验和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朱大姐，我可以坦率地说：你的那些作品也有把历史搞糊涂了的地方，说得再明白点，你的作品里有许多的地方不真实，夸大了你和王稼祥的作用，贬低和侮辱了许多的你的对手，包括大家现在都不喜欢的江青在内。”

　　我看到她的脸色微微一红，变得很不自然了，她说：“你能不能说得再具体点，比如说我的书里有哪些地方不真实？”

　　我看她的神色并没有发怒的表示，似乎愿意和我继续交谈，也就很不客气地给她提了几条。她不住地点点头，坦白地说：“是的，你说得很对。为了我的书现在能够出版，我不得不这样写，我也知道我现在这样写是政治需要，同时我对那几个人物很反感，我是带着我对他们的仇恨和我对稼祥同志的不公而写的。”

　　我说：“所以我说，你是一个作者，而绝对不是一个作家。作家的写作虽然要带自己的感情和观点写作，但是根本上他要对历史负责。在历史的真实上是不能带着任何的非历史因素而写作的，只有材料和写作的真实可以在历史上留下痕迹，而不能仅仅看一个作家究竟写了多少东西。我要么就不写，要写就要真实地写。我写作绝对不取悦任何人，也不能牵就什么人。在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人在政治斗争中并不是表现那么好，也不是按照他们的编排得那样是什么英雄好汉，他们生怕历史恢复了本来面貌，就千方百计地压制和打击秉笔直书的作家和作品。我对那些歪曲历史和不让真实地写作的审查很不以为然，一方面不让真实再现历史风云的作品出版，另一方面却让一些公开篡改和歪曲、甚至是伪造历史的什么作品大量泛滥。这种对历史和后人的嘲弄实在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能容忍的。我主张在历史上必须允许公开讨论，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单纯的禁书和压制绝对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

　　我的激动和愤怒使朱仲丽大为惊奇，她说：“想不到你的写作竟有如此专一的信念。那好，我们之间应该定一君子协定，凡是你出的书都要送我一本，我的书也送你。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希望你也写写我本人和稼祥同志，我一定给你提供真实的材料。你放心，你刚才讲的这些话我从心里是赞成的，尽管我在这方面做得不够，我有我的地位和原因。但是，听了你的意见，我会在今后的再版中，修改一些历史事实的。我要把你的这些话记下来：历史绝对不会取悦任何人的，历史是无情的法官，它可以延期判决，但是它绝对不会永久沉默；它可以被人蒙上各种外衣，但是它绝对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行走；它能够对付来自各种强权的压力，也能够经受来自任何泪水或鲜血的洗礼；历史的真相即使是最丑陋的、最狰狞的、最美丽的、最辛辣、最苦涩的，也是永久的财富，它不接受任何美容师的修饰和涂抹……”我没有想到她对我的这番话竟有如此的兴趣，自然感到一种兴奋和自豪。

　　这时，朱仲丽微微闭上眼睛沉思了片刻，低沉地说：“稼祥虽然走了，但留给我们的遗产却是非常丰富的。我相信，青年一代会从他的足迹中继承下这笔宝贵财富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拿起笔来写稼祥、写许许多多的老革命家的原因。我并不想成为一个杰出的小说家而永垂文坛史册。我只是想把我真实经历过的东西艺术地展现出来，启迪我们的子孙后代。”她把王稼祥生前写的一些文章和资料复印了一部分送给我，作为永久的留念。这对我自然也是一种信任和鼓励，我很感激地把东西珍藏起来。

　　于是，我想到了我写这篇文章的主题和现在的这个题目。中国文坛从来都有“文若其人”的说法，似乎可以把文章和作者完全地划上等号。我对这句名言持保留的看法。无论什么读者，他的阅历总是有限的，所接触的历史视野和对历史材料的了解也有限，这就给一些伪造历史的人提供了市场。我看了现在出版的一些回忆录和文章，真正忠于历史的当事人似乎并不多。当初肉麻地吹捧党内高层人物的人，现在对今天政治的失意者像躲避瘟疫般地洗刷自己，好象他们天生就是大彻大悟的能人。如果历史的真相是如此，一本历史的教科书就该重新编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