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炉的地址选在一个马鞍形的山脊上。按照上级的计划，在马鞍子的鞍腰处，挖一个直径三米多、四米深的圆柱形大坑作为炉体，在炉体的两侧，向外开四个近两米高的拱形通风洞。建成后，利用两边的山风和热对流的原理，由通风洞自动给高炉送风，既节省了人力，又提高了炉温，“高温自动通风炉”的名称由此而来。

能成么？十六个强壮大汉分成两组，昼夜不停的向小高炉里鼓风，铁水尚且流不出来，用自然通风就能炼出铁来，这不是天方夜谭吗？毋庸怀疑，无需思考。还是那句老话，“上管线，下管干。”只管干活就行了。

木炭运回来了，昼夜不停地填进了高炉，但它就是不按照人们预想的愿望办事，铁水还是流不出来。又一个十几天过去了，情况依然如故，钢铁战士们还得像以往那样，来个“剖腹产”，重新破开炉体，从里面抬出“婴儿”。这次抬出的烧结铁，所不同的是，烧结的不是残木而是残炭。

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呼叫着的山风夹带着苦雨和雪粒儿，打在脸上生疼生疼的。山峰上都戴上了白皑皑的雪帽，同学们说，多亏从洞阳宫里搬了下来，要不，人人还不冻成了冰棍，估计上面的雪少说也有半尺厚。

倒霉的是我们后来的几个，因为没能回家取过冬衣服，只好接受寒冬的考验。多亏开学时，母亲硬把小棉袄塞进我的背包，要不然仅靠腿上的两条单裤和身上的单衣，真不知要受多少罪。

马鞍形的山脊上果然是个通风的好地方，凌冽的山风常常吹得人睁不开眼睛，任凭你用葛条或草绳把腰里捆扎得结结实实，冷风还会钻进你的衣服，用冰冷的舌头舔舐你的肌肤，使你不由自主的敲打着牙关浑身战抖不已，逼得你不得不加快劳动的节奏抵御严寒。

那天晚上实在是太冷了，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冷的一夜。我们燃起了篝火，狂野的旋窝风瞬间把火苗吹到这边，转眼又吹到那边。家乡的俚语有一句叫“前面烤黄了，后面冻凉了”的话，我这才亲身尝到了它的滋味。想把篝火移到新挖的炉坑里吧，炉坑又太浅不抵用。

双手已经发木，握不住任何东西，活是干不成了，但又不能提前下班，当大炼钢铁的逃兵，只得在无处躲藏的山梁上跺脚跳动，我们不敢停下来，否则就会腿脚麻木失去知觉。最狼狈的是鲁老师，弓着背、弯着腰、袖着手、跺着脚，活像是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子。直捱到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城固二中来接班了，我们才像逃命一般跑回窝棚。

修炉的劳动就是挖土、搂土、转土，每天要干十二个小时，和城固二中的修炉小组轮班，遇到倒班时，还得连续干十八个小时。为了大干快上，节省时间，即使饭场就在眼前，也不能回“家”吃饭，一律送饭到工地就餐。

吃冷饭喝冷汤，对我们这些毛头小伙子影响不大，对于有胃病的鲁老师可就惨了。鲁老师常常抱住肚子低着头蹲坐在地上，任寒风呼呼在身上肆虐，样子十分凄惶。我们常劝他回去休息他又不肯，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哎，接受“改造”的旧知识分子，动不动就要扣上对抗运动的帽子，谁有休息的权利和自由？大家见鲁老师实在可怜，几次给学校反映，指挥部终于发了慈悲解除禁令：可以回饭场吃饭。我们借着鲁老师的胃病，才吃上了热饭菜。

鲁老师是教我们世界历史的老师，四十几岁，中高个，身体瘦弱。眼窝和两颊深深地陷了进去，面目很像历史教科书上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画像。

“鲁老师，给我们讲个故事吧，或者说个笑话。”有时我们想调节一下单调的劳动气氛。

“有什么可讲的？好好干活，为大炼钢铁做贡献呗。”

不管我们怎么请求，他总是推脱，一句话也不肯多说，好像是个只会干活的机器人。想不到在课堂上幽默风趣滔滔不绝的“林肯”，在现实生活里变成了哑巴。

“林肯”是学校里公认的活字典，久而久之，活字典成了他的雅号。大凡谁有不认识的字或不解其意的生词，只要问他，都会给你解释得一清二楚，甚至能说出某个字的页码。他的沉默寡言就像他的雅号“字典”一样，肚子里再有货，永远不会自行开口。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城固师范解散，他被调到城固六中（文川中学）任教，在那里我意外地见到他，

“鲁老师，你还记得我吗？”

“咋会记不得？你叫郝龙德嘛，一块儿在山梁上受冻，能忘得了？”

“那时，你可整天不说一句话。”

鲁老师王顾左右悄声说：“多吃营养身体好，不说闲话是非少。不说为好，言多必有差呀。”自那次邂逅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但“林肯”和“活字典”的形象倒是铭记在心，难以磨灭。

这天我们和往常一样，提前吃了饭，因为十二点必须去接城固二中的班，不能和其他战士同时进餐。刚一到马鞍山工地，指挥部的一个干部就叫我们随他去扛木头，砍好的木头就在饭场的东边，木头碗口粗，根根笔直，全是栢木。一位老婆婆靠在墙边上，怔怔地看着我们，嘴里喃喃地说：“那是我的棺木，那是我的棺木……”她不停地轻声念叨，一双悲苦无助的眼睛滚动着泪花。直到我们把最后一根散发着清香的栢木抬走，她还靠在那里寸步不移，倒像是一根撑墙的木头。

我知道老婆婆的心思，我们家乡也有这种习俗：老人最大的盼望，就是死后能睡上一副栢木棺材。栢木结实耐沤不怕水浸，据说埋在地下百年不坏，由此而得名，是做棺材的上等材料。栢树生长缓慢，树干大于碗口的栢树，没有几十上百年的时间是长不到这么粗的。乡下人都有这个传统，在老一辈人的坟地四周植上栢树，精心管护，早早为自己的归宿做好准备。

根据计划，“高温自动通风炉”挖好后，在炉壁的一周排上三层立木，高炉点了火，木头跟着燃烧，既保证炼铁时融化了的矿石不粘在炉壁上，又能把炉壁上的土烧成陶器一样，不但结实，还耐高温，一举几得。只是对木头的要求较高，要通身端正，大小一致。在我们还没有挖土修炉时，提前准备了一部分，但是远远不够，周围的山上已经砍个精光，别说端正笔直的，就连一般的树木也没有。指挥部不得已，才打起了房东家坟地上栢树的主意，兔子吃起了窝边草。

此后，每到开饭时，我自觉不自觉的留意起老婆婆，但是她再没有出现过，大概是病了，躺在了病床上。几十年过去了，老婆婆一身褴褛的装束，辨别不出底色的头帕，干瘦的脸庞，都没引起我太多的关注，唯独那双悲苦无助的泪眼，让我难以忘怀时常忆起，有时简直是挥之不去，给我心灵以强烈地震撼。

天终于放晴了，马鞍山上的风也减弱了，高炉已挖到两米多深，组里唯一的两名强劳力开始挖通风口，这两位同学真是干劲十足，才七八天的功夫，就把西北角的第一个通风口打通了。接下来是把通风口的两边砌上立木进行加固，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悲剧发生了。

这天中午接近十二点，我们正准备下班，来接班的城固二中学生，也已走到山腰里，就在这时，“崆嗵”一声巨响，吓得我不自觉地打了个寒颤，回头一看，通风洞的中部到出口处一下子全垮了，两名同学还在里面，大家不约而同丢下手里的东西，赶快刨土救人，垮塌的缝隙里，隐约传出里面的呻吟声，大家更加着急。一贯沉默寡言的“林肯”大喊：“不能从上面刨土！不能从上面刨土！”心急的我们停了手，焦急的目光一齐投向他，等待着他的安排。

“大家不要慌，从上面动手，很容易把土块压碎，造成再次伤害，还是从里面救人为好。”

我们一齐涌向炉内洞口，但是洞里狭窄，只能容下一人用手往外刨土，后面的接着刨。不敢用锄头之类的东西挖土，生怕引起震动，继续垮塌。一人累了再换别人，同学们争先恐后，只有一个心思救人，根本顾不得还有没有二次危险压着自己。终于，第一位洋县籍的同学邓宝兴被拽了出来，又刨了近一个小时，杨树基也被生拉活扯的拽了出来，还好，他俩都能开口说话，问他俩里面是不是还有人，两人回答一致，没有，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学校和指挥部的领导也赶来了，立即组织人力把两名伤员送下山去（杨树基，汉台区铺镇乡杨家岭人，2010年2月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对于这件事，我们都很庆幸，没有塌死人，要是……

第二天我们还像往常一样上班，清理炉外西边垮塌的洞口。下班时间快到了，这时，搂土的同学刨出了一只布鞋，有人说一定是他们两个同学其中一个的，搂土的同学也就没有在意，顺手把它扔在一边。又干了一阵子，只听得这个同学“哎哟”一声惊叫，甩掉锄头，退出几步，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我们进前一看，土里面露出了一只人的脚。大家赶快刨土，刨到臀部时，二中的学生接班来了，大家一齐动手，把人抬了出来。

我那时真是太幼稚了，对旁边的同学说：“活着哩，在出气。”同学白了我一眼没有回答。原来是我搞错了，误把抬死者的呼吸声当成了死者的出气声。二中的同学不停地呼唤着他们的苏老师，个个掉下了眼泪。

这顿饭吃得很沉闷，都没有了胃口。

“唉，要是立即去救，苏老师也许不会死。”我们自责地叹息。

“不可能。”“林肯”摇摇头劝我们，“他身上压的都是细土，人一捂住气，很快就会死去，再说，谁也不知道他在里面，就是知道了，也得先救活人，一两个小时忙下来，他早已死了，大家不要自责了，吃饭吧。”话虽这么说，理也是这个理，但是压在人人心里的石头，老是搬不去。

第二天接到通知，高炉暂时停建，同学们暂时休息。不一会儿，二中护送苏老师遗体的队伍来了，送行的队伍蜿蜒曲折连绵不断。当苏老师的担架从我们的窝棚前经过时，在场的无不自觉地站了起来，去掉包裹在头上的毛巾，低头向为大炼钢铁而献身的苏老师默哀。

苏老师是城固二中数学课的顶梁柱，同学们对他的死十分惋惜。

过后我们才知道，那天下班后，他随着二中的同学回驻地吃饭，走了一段路又返回来，同学们劝他别去了，要去吃了饭再去。他说他不放心，这样挖出的地洞太危险。

地洞较深，就在他刚进地洞后不久，还没来得及和我们的两个同学打招呼，灾难发生了，我校的两个同学背对着他，正忙着干活没有发现他。二中的同学因为没和他住在一起，和他住在一起的老师，见当晚没回来，还以为在上晚班，也就没人在意。

知识分子的责任心，把他引上了不归路。他走后，留下了妻子和上小学三年级的女儿。

一连两天，我们都无所事事，闲下来反倒心事重重，心情像这一时期的天气一样阴霾雾障，寒冷沉闷。

人毕竟不是钢铁铸就的，严寒的天气，吃不饱的肚子，繁重的劳动，使不少同学病倒了，躺在了潮湿阴冷的地铺上。就在这时，城固二中传来了学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后来宣布是奎宁丸落入锅里所致。既然是这个原因，只能算是一次意外事故，而肇事者却被绳之以法当场判了三年徒刑。到底是咋回事？无人过问，反正，“领导咋说就咋信，心里永远别疑问。”这才是正道。

停了两天，指挥部通知我们继续挖“高温自动通风炉”，为大炼钢作出新的贡献。

时间已经到了十二月二十，突然，学校里宣布我国的钢铁产量，已经提前十二天超额完成了1070万吨，达到了1108万吨，不久就要返回学校。但又留下了一个小小的尾巴，每个男同学回去时背十斤矿石，女同学和小同学背五斤，可以自愿，不作统一规定，回去后要在城墙边上建一座小高炉，继续大炼钢铁。

严冬已经来临，热情已经耗尽，除了有望评上大炼钢铁先进模范的部分同学外，大部分同学没有背矿石。

走在返校的路上，见老人、小孩、妇女、星星点点的在地里播种麦子。这个时候早已过了小麦的播种期，更别说是最佳期，“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诗人杜甫描绘的是战乱年代的境况，如今天下太平，是人间盛世，“共产主义天堂”时期，土地依然无人耕种，来年的日子怎么过？我们不敢深想下去。

“那是我的棺木，那是我的棺木……”老婆婆不停念叨的声音，仿佛又在我的耳边响起，那双悲苦无助的泪眼撞击着我的心灵：老婆婆，快点呀，你的栢木还静静地躺在那儿，不会烧在高炉里了，叫你的儿女赶快把它扛回去。可是我又担心，搬得回去吗？村里不让搬怎么办？人民公社的最大特征就是“一大二公”，“一草一木归公社，一碗一筷归社员”，会不会给“公”了去？

2004年4月，我的亲戚夏永泉，用摩托车把我带到洞阳宫，洞阳宫已经开发成旅游景点，公路通上了山顶，来者再不用踏着石磴一步一步往上爬。故地重游，感慨万千，我站在宫门东边的厢房里，我曾住宿的地方久久佇立，往事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仿佛是昨天才刚刚发生的一样。

从洞阳宫下来，专程找到了磨湾，房东家的老房子还在，只是饱经风雨破旧不堪，歪歪斜斜地呆立在原地，房门紧锁，不见一个人影。走上西北角的坡地，小高炉不复存在，大炼钢铁的痕迹荡然无存。

来到西边，老婆婆仿佛还靠在墙边，嘴里还在不停地念叨：“那是我的棺木，那是我的棺木……”悲苦无助的泪眼又一次震撼着我的心灵。

四十六年过去了，老婆婆肯定作古了。假如家里有人，哪怕是个小孩，我也要询问老婆婆后来的情况，但除了我和随行者，四周空无一人。我很想对着青天和高山大喊一声：“老婆婆，你睡上你的棺木了吗？”

1959年元旦过后不久，学校里召开了大炼钢铁总结表彰大会。近十个同学被评为大炼钢铁的劳动模范，戴上了荣耀无比的纪念章。校领导在大会上把大炼钢铁的重大意义和取得的辉煌成绩，说成是天上没有地上唯一的壮举：“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正确领导下，通过大炼钢铁，检验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决心，实现了钢铁产量翻一番的目标，超过了1070万吨，达到了1108万吨。这是人类历史上古今中外从来没有过的奇迹……”

且不说这1108万吨其中有没有水分，即使达到和超额完成了这个任务，那也是砸碎了全国农民做饭用的铁锅换来的。不过还好，没有铸成十二个铁人摆放在咸阳城，总算还有点别的用处。

会后，各班开展了讨论会，同学们照领导的言辞依样画葫芦，翻来复去的说上几遍，但谁心里都有数，只是不敢说出藏在心里的真实感受。

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到底取得了那些成绩？炼出了多少钢铁？全民付出了多少代价？为以后带来了什么后果？尽管一级级领导吹得天花乱坠，能掩盖的了用血和汗水写出来的事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