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正确地总结“文革”是中国对全人类的贡献

毛泽东是极富创意的不停顿地进行革命的人。他心比天高，才比天大。他来到地球上就是来干革命的，是造全世界的反的，尤其是要造那些比他与他的国家强大富裕、自命优越的大人先生们的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有著名指示曰：“要敢于摸老虎屁股”，即要向强大者挑战。

是的，毛泽东一生，他要摸国民党蒋介石的老虎屁股，他干脆赶走了这位老虎。他百分百地成功了。

他要摸美国与联合国的老虎屁股，他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他要摸前苏联这个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头号老虎的屁股，他也基本成功了。他干脆摸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屁股(除了与咱们站在一起的阿尔巴尼亚与对苏闹独立性的罗马尼亚)，他也没有吃亏。

他也摸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虎屁股，痛痛快快地骂了法共与意共。

他摸了地主老财的老虎屁股，搞得地主老财哭爹叫娘，魂飞天外，并消灭了这个阶级。

他摸了资产阶级的老虎屁股，只动了一个小姆指就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为君谈笑定“资”“社”。

1957年，他摸了大知识分子与民主人士的老虎屁股，其实，一摸就知道了，不是老虎而是老鼠，最多是呱呱叫的青蛙的几乎体量等于零的小屁股，对于他老人家来说，实在是不堪一摸。

在1958年，他要摸的是整个经济规律与经济体系的老虎屁股，他受挫了，是严重受挫，使老人家深感郁闷。

而到了1966年，他摸的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的各级组织各级领导各种党阀军阀(他的话)的老虎屁股了，他要粪土这一切现有的自己的体制与权力运转机制了!

20世纪60年代，“三面红旗”的受挫使毛泽东稍做调整，接着不是转弯而是一不做，二不休，变本加厉，干脆把“革命”往更加彻底的方向猛推。他老人家益发愤怒与蔑视世界上已有的所有社会体制和它们的代表人物：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前苏联式计划经济的、社会民主党与工党式的、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他都看不上。他认为，这所有的体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压制大多数，保护少数，使不平等变成永远。这一点在“文革”后期他谈“资产阶级法权”的时候，最为惊人，也最为高深莫测。

请看，天才的，集诗人、哲人、统帅、舵手、领袖气质于一身的毛泽东与列宁不同，他相信自己的史无前例的思想与艺术，相信群众，相信人海战术，却并不那么迷信叠床架屋的组织与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车越坐越好，房越住越宽，脾气越来越大的官员(以上的说法是毛自己讲的)。他不相信正规的组织原则与组织程序，也不那么相信他的同僚战友。确实他的思想冲天震地，很难找到同道，叫做曲高和寡，与俗鲜谐。有时候他自己也可能解释不清楚他到底要干什么。他要求革命的彻底性，再彻底，再再彻底，永不停歇。他领导的时代，最喜欢批判的一个思想观念就是：船到码头，车到站。也就是说，他的革命机体是永无码头的海轮与永不停站的机车和永不落地的飞机。

他决不俯首给任何组织，包括他个人缔造的与领导的组织。他有一个党章中没有规定过的工作方法：动辄搞一个五人小组、七人小组、联络员，这些非正规军一出现，就把其他的什么组织都管住乃至作废了。尤其是“文革”中搞一个“文革小组”，使政治局、书记处靠了边，甚至变成了“革命对象”。有些地位远远无法与毛主席相比的人，掌握芝麻大的权也要搞小组与联络员，以便拉帮结伙，整治对手，这其实是非组织活动了。

主席整整一辈子，从来都是强调打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却很少提建造制定什么法制规范。

1966年“文革”中，他的发动红卫兵砸烂党委的各级领导组织体系的做法令人瞠目结舌。他所做的不似政变，恰似政变，至少像是解散内阁、国会与全部地方政府。更加罕见的是以领袖与导师的身份走上长安街头——天安门城楼，一次又一次地检阅快要发狂了的红卫兵小将；这几近于是发动街头斗争。他的反对御用红卫兵的说法令人想起“**”反党的语言，不免晕倒。他的直接号召群众发动群众的艺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除了军队他要紧紧拉到自己这一边以外，什么级别，什么官位，他都置若罔闻。他可真让人喝彩，让人高呼痛快，让人坚信这样的人物中国几千年才有一个，世界几百年才有一个(语出林彪)!

从1949年，他几乎没有一年、没有一个月、没有一个星期好好反思一下调整一下休息一下过。他马不停蹄，不断策划，不断发动，不断号召。他左一拳右一脚，左一掌右一推拿：“镇反”、“肃反”、土改、抗美援朝、思想改造、“三反五反”、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批判《武训传》、批判俞平伯、批判丁玲、批判赫鲁晓夫、“反右”、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彭黄张、批合而一的杨献珍、批时代精神汇合论的周谷城、批文联与所属各协会已经滑到了裴多菲俱乐部的边缘、批周扬并说准备派一个团把周扬轰下去。农村也绝对不是世外桃源：一年一年的整社、农村“四清”(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后来又发展到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也不知还要清什么)，中国的历朝历代，从没有哪个政权能如此深入村落与农户抓政治运动的。

此外城市“三反”、批《海瑞罢官》、批周信芳、批前苏联导演丘赫莱依，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最后，据说是在杭州西湖畔，风光绮旎秀丽醉人，有人甚至说那是一个消磨斗志的地方—刘庄或者汪庄高级要人宾馆，策划了史无前例、搞得鬼哭狼嚎却又风云激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他总是有一个感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解放起来比设想的要困难得多，知识分子在压迫他们，官员干部在压迫他们，境外的帝修反在压迫他们或诱骗他们……这样下去，早晚新中国会走旧中国的老路。他甚至感觉革了那么大的命，这个社会早晚会变得与旧社会差不多。而前苏联的经验警告他，如果革命停滞不前，如果革命不彻底，如果共产党只知着眼于执政做官收税修桥修路发展经济，如果“只管粮棉油，不抓敌我友”，那么他的一大二公的理想只能作罢，中国的前途只能是与前苏联一样：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尤其是他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事业将会完全失败，不但会失败，而且会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抓住他在上述事情上的瑕疵来攻击他，来鞭尸……

所以要趁着他还有强势的时候，再打几个大仗。

与经济建设经济工作上的屡屡受挫成为鲜明对比的是，意识形态上、理论上、文艺上、精神层面上，所有的主席发动的斗争都是百战百胜、所向无敌、绝对冠军、无往而不利。斗得知识分子们尤其是自以为是社会精英的人哭爹叫娘、捶胸顿足、检讨忏悔、束手就范。全国人民则是杀声震天、红旗招展、欢声雷动、热泪盈眶、面貌一新、豪言壮语、气冲斗牛、咚咚咚，锵锵锵。所以这个“大仗”还是命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也是失之桑榆——经济，补之东隅——文化与革命。一提到文化与革命，毛主席当然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啦。这也是失之物质，补之精神。失之粮棉油，补之痛痛快快地抓敌我友。

直到1958年，毛主席其实最重视的是把钢、粮产量搞上去的，但60年代以后，他似乎听不得“生产力”一词了，一提生产力就要批唯生产力论。

请看，“文革”前夕，精神生活已经是极其亢奋、极其革命而革命再革命了，全国人民都在进行着革命化的竞赛，但上边还在找问题，还在嫌不够革命化，还在查找裴多菲动向。回顾一下“反右”斗争后的那八九年吧，本来想搞经济上的超英赶美，不顺利，另辟蹊径吧，下一步不搞“文革”，还能搞什么?难道能放下心来发展生产，娱乐升平，积攒毛主席一向看不起的坛坛罐罐?

“文革”的开始也就仍然是从文艺上开刀：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里并无新意。一面是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知名人士直到老党员(邓拓、吴晗与廖沫沙)拼命在那里指天画地、信誓旦旦，表达自己对于党的热爱与忠诚，声明可见此心，昭昭天日；另一面是大有来头的批评者、心狠手辣的文艺行刑官姚文元等断言被批评者大逆不道、心怀叵测、意在谋反、有阴谋再加上行动。一面是被指责者说自己即便是砸碎了碾烂了也没有一个骨节一个细胞反党，另一面是指斥者论证被指斥者是党和国家的最凶险的敌人，而且认定该犯是清醒的，有意识、有自觉、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犯下了滔天罪行。这样的绝不对称的阶级斗争风景、政治斗争形式、“肃反”或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面貌，可以说是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古今中外，再看不到也想不到会上演这样的戏。

真正令人大跌眼镜的是“炮打司令部”，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经过“反右”斗争的惨痛教训，举国上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明白，咱们这里是不兴反对领导的，关键在于听领导的话，对领导要言听计从，紧跟照办。谁的胳臂拧得过大腿?哪一个个人抗得了组织?离开了领导，你活下去都很困难，一切生活资料，都是有领导地生产与分配的。你有什么辙脱离领导?什么叫向隅而泣的可怜虫?背离了领导，被组织所抛弃，被班主任宣布“谁也不许与他玩”的孩子，就只能向隅而泣，死了也不过是臭一块地。“一块地”的说法来自“反右”中积极分子的发言，这样的透彻可以叫做刺刀见红。问题是咱们这里，请问哪一个昏了心的胆敢向隅而泣?大家都欢欣鼓舞，而你小子向隅而泣，你是不是对人民进行的新一轮的进攻呢?

我个人一辈子的体会也是，组织的力量大，但要分领域：政治、军事、体育(如团体操与夺金牌)上，组织的力量无与伦比。在经济、文化上，靠组织则并非百发百中。尤其是写作，一组织起来写，绝对就没戏了。

当“文革”开始后，我知道一些青年学生以党委不够革命不够忠于毛泽东为名向党委提出挑战的时候，我也以为他们会陷入当年鸣放后被捉住的“**”的狼狈下场。如果说我对小将们略有同情，不是由于小将们有什么可爱，有什么见地，而是由于出面接待小将们的所谓领导干部，几乎都显得那样嗫嗫嚅嚅，哼哼唧唧，躲躲闪闪，没有能力，没有机敏，没有诚恳，没有担当。谁能想得到毛主席亲自出来支持小将，称他们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接受他们的“红卫兵”袖标，而将打压他们的维护组织威力的路线命名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谁又能想到党委的一些领导干部在这种情况下竟那样窝囊、不中用!

至今仍然有一些人，一些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人物，将此事半掩半显地解释为毛泽东是在以他的巨大的个人威望为依靠，在中国认真地搞一次大民主，改变官僚政治的掌控体系，为此不惜直接领导一批“革命小将”与各级党委、与既有的组织结构展开一场大会战。

果然如此？此说如白日做梦！如果说不依靠党委组织而依靠小将有什么民主的意图，这种对小将的放手发动，是在什么政治思想前提下进行的呢？恰恰是现代个人迷信，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是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的命名，是领袖对于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是不但万岁万岁万万岁，而且万寿无疆，而且要捍卫毛泽东、捍卫“中央文革”、捍卫江青……就是说假定了全党全国已经埋伏了潜伏了无数反对毛泽东的反动分子啦。一面是这样的绝对拥戴、绝对听命的统一思想，与此同时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铁打江山，就是说是集中统一的思想与集中统一的武装力量，是硬实力加软实力。而另一方面是踢开组织闹革命的准无政府主义，是对于大闹一场的期待，是红色的恐怖。这确实是世界政治史、中国政治史的一绝、一险、一个极危险的乱局。

于是“闹将”江青、陈伯达的地位飙升。全国只剩下了一套红书。知识分子与干部们东躲西藏，检讨认罪，昏天黑地，左右为难。各种社会中坚力量中坚人士弯腰低头、戴高帽子游街、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受尽凌辱。接着闹，闹得一面墙上要贴十几张主席“宝像”。闹得抡起皮带抽打。闹得疯疯颠颠地打语录战。闹得“牛棚”林立。闹得抄家随意。闹得人身安全彻底失去保障。个人迷信与无政府主义的暴力结合，使得民主与法制、组织与秩序双双崩溃。

……

这与推进民主有什么相干？这与青年人中难免的反体制意向有什么相干?这是通过搞乱现有的公共管理秩序来解开幻想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小将们手脚上的桎梏，无法无天地搞一套极端非理性革命秀。

怎么会有很有头脑的小老弟仍然留恋着这样的黑暗年代，并且不无遗憾地探讨着“文革”为何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