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的铁原阻击战(10)

萨苏

挖战壕可是一门学问。
在朱彪的望远镜里，可以看到加拿大士兵都有和美军一样的圆锹和十字镐，交通壕也挖得纵横交错，看起来颇有章法。但是，在打过日军打美军的朱团长眼里，却有个致命的破绽。那就是加拿大兵挖壕沟，挖出的泥土随手就垒在壕沟前面，形成一道低矮的墙垒。这样，原来需要挖一百二十五公分的步兵壕，只要按照散兵坑的要求挖八十五公分，就可以了，加上壕沟前的土垒，加拿大兵完全可以在战壕里半直立着身子射击。

然而，在打过仗的老兵眼里，这样的战壕并不合格。第一，因为多了前方一条土垒而目标明显，在对方火力占优势的情况下近乎找死；第二，如果对方的手榴弹或炮弹在侧后方爆炸，所需要承受的杀伤就比藏在一百一十五公分的战壕里大多了。因为面对正面以外的进攻战壕深度不够，打这样的阵地一个迂回就够了。在华北平原打惯了日本鬼子，566团挖战壕极有特色，都是把泥土抛到身后去的，整个战壕低低地贴着地面。如果在灌木丛中，不用飞机侦察你根本找不到朱彪的兵藏在哪儿。
而种子山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加拿大兵环绕山顶挖的一圈战壕，如同给山顶戴了一条围脖。
由此，朱彪断定守山的敌军训练不足，属于“新兵蛋子”。
实际上朱彪这个想法真是冤枉了这支守山的加拿大部队。
加拿大25旅到朝鲜参战，挑选的都是参加过二次大战的老兵，和老八路一个资格。不过，加拿大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有训练不够严格的说法。1941年日军即将进攻香港，为了加强那里的守备，英联邦国家决定派遣加拿大部队前去增援。加拿大联邦军总司令派一位罗逊准将对本国部队进行考察。准将用丰富的数据得出结论——这些人虽然是兵，但训练不足，看看俘虏还可以（当时加拿大军队主要的工作就是看管俘虏）根本上不得战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联防军司令部随即下令罗逊准将为司令官，率领两个他说上不得战场的营（加拿大皇家来福枪营和温尼伯掷弹兵营）前去香港。大概也有不信服准将所作结论，让他亲自验证一下的意思。结果，香港保卫战失败，来增援的加拿大官兵大多成了俘虏，罗逊准将自己倒十分尽职，战死沙场，算是用生命捍卫了自己对加拿大陆军的评价。
此后，加拿大军队还经历过迪厄普和诺曼底的登陆战，作战也颇为英勇，但基本都是在己方优势炮火下攻击，对于怎样在敌人炮火下修筑工事，并不是十分在行。
萨在考证这次战斗的过程中，通过加拿大二战退伍老兵组织获得了一些朝鲜战争中的老照片，发现1951年7月，加拿大25旅构筑工事的时候，也不再把挖出的泥土堆在战壕前方，而是和志愿军一样分散地抛到周围。这个转变，不知道和种子山之战有没有关系。
由于加拿大官方资料中对于种子山前后的战斗描述笼统，此时加拿大第25旅在山上的部队番号不详，从战后的回忆来看，其兵力大约一个连，至少有一部分部队属于帕特里夏公主轻步兵团，指挥官是突击群指挥官托马斯·丹顿中尉（Lt. Simpson， T. Denton）。由于美军正在开始将加拿大25旅与英军、南非、新西兰部队合组为英联邦第一师，作为突击的主力箭头攻打铁原，一部分南朝鲜第9师的部队正奉命赶来接防。
如果南朝鲜部队接防完毕，种子山恐怕会更难打一些。在志愿军的回忆中，尽管正面战斗力远不及美军，但同样作为一支东方军队，南朝鲜军在迂回、渗透、夜袭、冒充、设伏等方面极为刁钻。到1952年，面对美军的空步炮协同打“油”了的志愿军，面对南朝鲜军队反而要多睁一只眼。朱彪的反攻，恰好打在了加军与韩军接防未毕的节骨眼儿上。
天助我也。得出了上面都是新兵蛋子的结论，朱彪把自己身边的几员大将——一连连长王胜瑞、代理副连长袁子兰、三连代理连长唐满洋、代理排长欧阳忠叫到了身边，商量这个仗怎么打法。由于原一连连长在雪马里之战牺牲，在兰州战役中立过大功的王胜瑞是小理山之战前被提升为连长的。袁子兰是河北人，属于立过两次大功，打过太原战役的老兵，五次战役前是一连二排排长。欧阳忠是苗族，原来是三连八班班长，上战场好抡大刀，可平时却是文绉绉的，好给战士们讲政策讲战局，天生一个草根政委的坯子，和同样动不动就抡大刀片的唐满洋相映成趣。

四个土八路中打仗的老手加上一个朱彪，还能商量出什么别的好主意？八路军的老传统——夜袭呗。
计划是兵分两路，王胜瑞前山，唐满洋后山，带足手榴弹摸上去，一旦被发现就利用华北野战兵团擅长的夜战实施强攻。
正在分配任务，奉命休整的四连代理连长来了，报告说有一条隐蔽的路线可以摸上种子山去。
原来，四连守山的时候，一度想在山顶和山脚之间挖一条隐蔽的交通壕，以便必要时把伤员撤下来。没想到刚挖一半，美机来轰炸，一个汽油弹正巧扔在交通壕里爆炸，施工的十一个补充兵，一个也没出来。
这样，这条交通壕在山上的部分就没有修，但从山根到山腰的部分大体还在，正好是一条上山的隐蔽通道。
四连长并表示如果反攻种子山，四连愿意打头阵，虽然只剩二十几个人了，但带路足够。四连在种子山扔下了一个老连长，一个指导员两个排长，这场子得找回来。
所谓找场子云云，是萨的演绎。按照唐满洋的回忆，四连那是“杀红眼了”。
朱彪没同意，他想给四连留点儿种子。
不过，既然有这条上山之路，原来的强攻就没有必要了。566团调整部署，袁子兰的一连还是爬后山上去，作为佯攻，唐满洋的三连从炸塌的坑道向上走，负责拿下原来的核心工事。根据朱彪的观察，那里美军放了四个重机枪巢，强攻会带来巨大的损失。
选择三连打主攻，朱彪有自己的考虑。
王胜瑞和袁子兰的一连本来是566团的基本部队，又叫尖刀连，清一色波波莎冲锋枪，战斗力最强。用一连一个老兵的话说：“我们都是冲锋枪，打连发的武器，其他后边部队都是骑枪，单打一发的骑枪，打一发掰一次，顶一次，等你顶好了，人那儿瞄准了，把你打死了。”但是，在前面几次激战中一连都是顶在打得最苦的地方，损失比较大。打种子山之前，一连和美军骑一师（1st Cavalry Division）一部顶了一天，从泉站山打到桥头山，又从桥头山打到铁岭，打打跳跳，让美军打又打不上，冲又冲不快。令人头疼的是美军出动了坦克投入攻击。这种坦克装甲很厚，参加过这次战斗的老兵回忆用冲锋枪打根本没用，一打一个点。好在这种坦克颇为笨重，一爬山就往下滑，只能在公路附近活动。在泉站山下的河滩里，美军把十来辆坦克摆开，当作自行火炮对着一连的阵地猛轰，掩护步兵冲击。566团团部看到这种情况，组织部队用爆破筒袭击美军坦克。结果敌军火力太猛，攻击未能成功，部队遭到较大损失，在一线指挥的副团长李铠战死。
副团长李铠是566团铁原战役阵亡官兵中级别最高的。
但是，这次攻击也让美军感到了恐惧，匆匆把坦克开走，和志愿军脱离了接触。得到这个喘息机会的一连且战且退，转移到了种子山附近。临走，还在铁岭附近的公路上埋了地雷，阻止美军坦克突破。连续转战的一连十分疲惫，现在战斗力不及三连。这大概也是朱彪部署三连担任主攻的原因。
出发前，部队吃了顿饱饭。
根据当时566团老兵回忆，从洪川江后撤以来，只收到一次补给，吃了三四天，又没了，就再没送上来。他回忆五次战役最难熬的就是没吃的：“那肚子饿的不行，也没劲儿”。“撤到议政府，议政府有美国一个小部队，到那儿没吃的了，没吃的把老百姓准备种稻子的，泡的稻子苗都出芽了，带皮就煮在锅里吃。刚要吃就来命令了，打议政府那个山头，一个人就拿缸子舀一缸子吃，也吃不饱，最后看公路上鬼子扔那个面包，捡起来也不管有毒没有毒，在身上擦一擦就吃，都饿到那个程度。拔老百姓刚发芽的葱吃，这样把这场战斗打下来（据推测这指的是五次战役议政府附近的直洞之战，那一仗以后，美军见势不妙，放弃了继续在议政府抵挡志愿军进攻的作战方案后撤）。”“后方给运上炒面了，运一次只能够吃三天到四天，等打种子山的时候又没有吃的。”

铁原一线，上万名伤员在全力后送，后撤的部队不断通过这个炸不烂的铁路枢纽转向后方，这个时候逆流而上给前线送给养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
在打种子山之前，566团的官兵又饿肚子了。不过，恰好这个时候，美军的炮击将566团拴在树林子里拉炮的骡马打死了几匹，朱彪下令，就拿那个马肉来吃。早已经饥饿不堪的战士不能等待，马肉在锅里煮得半生不熟已经被捞出来——怕稍晚敌军的炮火把锅掀了，那可就谁也吃不到了。虽然马肉不算很熟，总算每个战士得以一饱。
由于美军在不断炮击，部队运动速度极难掌握，朱彪命令两个连出发到达出击阵位后再确定攻击发起时间，务求两线同时打响。
入夜，两支部队从种子山脚下的出击阵地开始向前摸进，担任前敌总指挥的是土桥里打英军坦克的英雄、团政治部主任展化南。记入中国人民解放军566团团史的种子山之战就此开始。
在566团团史中，这一战的描述如下：
“（敌）于6月1日集中了大量坦克和摩托化部队，沿公路疯狂的尾追，向我军展开全面攻击。
我团在师防御的正面，于板巨里、地藏洞、新浦洞一线地域防御。种子山是我团四连的防御阵地。
6月2日晨，加拿大25旅约两个营的兵力在3个炮群、8辆坦克、6架飞机的掩护下，向我仅有一个连守卫的种子山阵地展开了猛攻，从早晨7点打到11点，我四连的战士们英勇反击敌人，终因敌我兵力悬殊太大，我暂时放弃种子山。
晚10点钟两个突击队轻装出发了。一连突击队约11时摸至敌前沿阵地，排长袁子兰一声令下，战士们向敌人猛扑过去，一阵手榴弹炸得敌人晕头转向。这时，三连突击队也冲上了山顶，三连机枪班长白增奎，一个人就击溃守敌一个班，在坡下帐篷里正睡觉的敌人，慌乱组织向我反扑，排长唐满洋组织突击队奋勇还击，敌人大部就歼，余敌弃阵而去。
此战，毙敌五十余名，获大量枪支弹药。敌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夺下的种子山，仅控制了不到十二个小时，又回到我军手中。”
这一战，在加拿大官方6月6日和7日两次公布的伤亡名单中，共记录了三十多个名字，丹顿中尉也在其中，看来，加拿大军官在战斗中颇有罗逊准将身先士卒的遗风。
而现场参战的志愿军官兵，对这一战的回忆更加逼近细节。
黑暗中，袁子兰的排首先摸到出发阵位。袁子兰让担任通信员的杨恩起返回前敌指挥所，问展主任何时发起攻击。
杨恩起这样回忆自己当时的经历——
“我们有司号员，但是号都没用上，怕敌人发觉，一般情况下都是用口头传达命令，出发啊、到哪儿啊，都是这样。一吹号，敌人炮弹、远射程炮就过来了。”
“当时的这种联络、号令，其实都是用通讯员传达。”
“连长给我下指示，让你向团里那个展主任，他叫展化南，他那时候是展主任，回国以后当政委了……打种子山的时候，让我请示主任几点出发，我就通过那个老百姓浇水稻的沟，爬了500多米，那炮弹打我20多发都没打着我，我要站着跑去通讯我就死了。”
“完了主任说，回去告诉你们连长，9点钟正式从种子山山脚下往上冲，我们营到的地方离种子山脚下有500米，有1里地。”
“我爬着去，爬着回来的。”

展化南做出这个决定，因为唐满洋的三连，也已经按时到达了指定阵位。
三连，是顺着那半截战壕向上摸的。
这个动作十分危险，虽然战壕可以帮助攻击部队最大限度地隐蔽自己，但是谁也不知道山上的敌军是否已经发现了这条战壕。如果敌军在这里设下埋伏，那三连就是灭顶之灾。
从后来的情况分析，加拿大人的确发现了这条战壕，但因为它本来就只是半完工的一段，加拿大人未予重视。特别是种子山上“联合国军”兵力不足，所以，加拿大人只是给这条通道布上了雷，而没有派哨兵警戒。
不幸的是，第一个顺着壕沟爬上来的志愿军战士是姚显儒。
唐满洋和姚显儒的关系，一如朱彪和唐满洋。假如饿肚子的时候唐满洋有一个馍，他不会跟姚显儒平分，肯定告诉他自己弄来了俩馍，吃了一个觉得味道不怎么地，剩下一个你替我吃了吧。所谓好到可以换老婆，大概就是这个程度。但是，每到摸哨、侦查、奇袭这类最危险的任务，唐满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姚显儒。
为何说加拿大人不幸呢？姚显儒正是后来因为排雷立了二等功的“地雷搬家大王”，他对地雷有一种天然的嗅觉。
杨恩起回忆姚显儒怎么成了“地雷搬家大王”——“那时候他是在159，我们159高地跟敌人对峙一个阵地，跟敌人当中就间隔一条小河，距离我们阵地也就有400米吧，他每天晚上和姚显儒带着一个班到159阵地取敌人地雷，取回来以后就埋到我们阵地去。”
“完了他起那么多地雷，把159高地敌人的地雷都快起没了，敌人摸上来就碰自己的雷，没想到是他自己的地雷，那雷先进，炸了都不知道怎么炸的，美国人说苏联给中国人送来了新式武器。”
“他把敌人的地雷都起完了以后，我们才打，一下就把敌人阵地给打下来了。最后通过上边批准，定他是二级起雷英雄，姚显儒。”
所以，加拿大人用地雷封锁战壕，碰上姚显儒就算碰上了克星。要放个哨兵呢？恐怕也够呛，照唐满洋的说法：“姚显儒那小刀子玩儿的，用美国话说是歪裂疙瘩的水平啊。”
封锁的地雷没费劲儿就被姚显儒发现了，并且将其引信拆除，回头让欧阳忠传话问唐满洋，说敌人在战壕里埋雷了，怎么办？
唐满洋说接着起，你朝前走的时候，拿块白粉把脚踩的地方画个圈，后面的人只许踩圈里不许踩圈外。
直到今天，提起姚显儒来，566团的老兵还很佩服，但也有点儿无奈，说你看看这个姚显儒啊，又会玩刀，打枪又准，摸地雷一摸一麻袋。小理山打得那么狠他连个头皮儿都没碰破，结果呢，转业以后，教民兵摆弄手榴弹愣给弄响了，炸残了一只手。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呢？
看来，有的人只有在枪林弹雨中才会毫发无伤。
就这样，一连按时摸到战壕尽头，顺利到达出击阵位，并且也派出通讯员和展化南联系。
九点钟，突击部队开始向山上摸进。
志愿军各部动作轻捷，经验丰富，依然惊动了守军。快要摸到山顶时，三连首先被敌军发现。
出发前已经被任命为代理班长的杨恩起依然记得被发现的一瞬间。当时，他手提一支苏联铁把冲锋枪，紧随着袁子兰在三连袭击队列的最前端，眼看已经摸到了那条朱彪所看到“围脖状”战壕的前面，迂回的一个战士却踩断了一根枯枝。

杨恩起这样回忆那一仗：“打种子山，战斗是9点钟开始往上摸，那山也比较陡，爬两步我出溜一步，跑两步我出溜一步，9点钟还是爬，爬到快2点来钟了，下半夜2点来钟了（时间与战史稍有出入），离敌人山头阵地很近了。还得轻轻的，不能刮树叶子，刮树叶子哗啦哗啦响，敌人听见了就完不成任务了，还得慢慢一点一点的。9点钟到2点钟，爬了有5个小时，离敌人山顶还有20来米，就不爬了，绕弯走的那几个战士拿手榴弹准备投，趟在树叶里，敌人发觉了，发觉了以后往那边扔手榴弹，我这鼻子就在那儿被崩的。”
加拿大人虽然修工事不太在行，但哨兵还是尽职的。随着喀吧一声轻响，加拿大哨兵立即在上面大声喊叫起来。
发现已经暴露，连长王胜瑞高声叫道：“冲！”
跟着跃起的杨恩起刚刚直起身来，只见两个黑乎乎的东西迎面飞来，夜色中杨恩起头脑还很清醒——手榴弹！
加拿大哨兵不愧是打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警惕性太高了，一声口令不见回答，立刻投弹。
“敌人扔两个手榴弹，扔右边那个，炸伤了咱们好几个人，扔左边这个，就离我跟袁子兰前边有五米远，把我鼻子给崩破了，轻伤不下火线，弄个纱布就给我包上了。”
这两枚手榴弹其中一枚落在志愿军夜袭部队的队列中，当即炸死炸伤六名志愿军战士，另一枚慌乱之中没有投远，正扔在杨恩起前面的战壕里，在战壕内部爆炸。这一枚手榴弹的弹片大多被战壕的土壁挡住，只有一小块如同蝉翼大小的弹片迸飞出来，正打在杨恩起的两眼之间。
加拿大哨兵投弹的时候，袁子兰没有躲，他正按照和三连的约定，举起信号枪发信号弹呢。
杨恩起一把将袁子兰拉在了身后。“好玄”，几十年后杨恩起回忆起这次负伤，依然余悸未消。他用手抚摸着两眼正中那块斜斜的伤疤，神情欣慰中还带着一丝后怕。
战场上杨恩起顾不得后怕，当时他的感觉只是鼻梁上被什么拂了一下，连摸一下都顾不得，就地一跪，朝着手榴弹飞出来的方向扣了扳机。一串子弹飞过去。“也不知道打着没，反正唰里扑通的，不知道是让我打着了，还是他们那哨兵躲子弹在地上滚。”
就在这时，看到袁子兰发射的信号弹，唐满洋连在前山方向同时打响，两面遭到袭击的敌军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杨恩起这样形容此后的战斗——“等他一扔完手榴弹，一爆炸，我们排长（即袁子兰）一发信号弹我们就冲上去了，冲上去就把敌人阵地占领了，那个坑道里头死了不少人，死的加拿大的兵，我还摸呢，我说他死了没有，没死再给他补一枪，完了袁子兰排长还问我你摸什么呢？我说我看他们死了没有，没死再给补一枪。”
事后才知道，杨恩起和袁子兰的关系极好。
杨恩起说：“过临津江的时候，那炮弹打的，把我头埋在弹灰下面，然后袁子兰排长用手把我刨出来，我这两个腿被炮弹崩破了，还好没崩到骨头。”
杨老至今双腿上各有一个大疤，走路颇为艰难。“咱们入朝救治包都是上海资本家生产的，都是烂棉花，包上以后伤口都感染了。”“最后毛主席知道了，把这些资本家的头头都给枪毙了，1952年的时候都给枪毙了。”杨恩起说。
类似的情节，周而复在《上海的早晨》中曾经提到，但在“谁是最可爱的人”那个时代，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还是第一次看到实证。

这也是真实的历史。
我曾经问杨恩起，是不是因为这种特殊的战友之情让他在面对手榴弹的时候把袁子兰拉在了身后。
杨老迷惘地看了看我，想想才说：“也没……那么想，他是排长啊，排长要给炸死了，我们这仗还怎么打啊？”
看来，这就是真正的士兵和纸上谈兵之间的区别了。
唐满洋三连方向发动的攻击更为凶猛，因为三连的机枪手白增奎硬是顺着战壕把一挺郭留诺夫重机枪拖到了进攻阵地上，战斗一开始白增奎就打掉了加军的值班机枪，周围一个班的加拿大兵非死即逃。五次战役中，白增奎先后立大功两次，是566团唯一的“双大功功臣”。
与此同时，带着“死剩一个也要冲进去”的念头，唐满洋和欧阳忠率队以最快速度直插山顶加拿大军的核心阵地。不料，预期敌军有四挺重机枪扼守的核心阵地却只有零星的子弹打出来，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三连就攻占了种子山的制高点。
冲进核心阵地的欧阳忠看到射击口那里有一个黑影，仿佛是一挺机枪，连忙飞起一脚，想把它踢开，免得有敌军夺过来阻击后续部队，却被这东西撞得后退一步。
紧跟在后面的唐满洋问：“是机枪么？”
欧阳忠看了看，摇摇头，那东西又短又粗，后面连根电线，连个枪管都没有，什么玩意儿？
天亮了才明白，原来是一具大功率探照灯，整个核心工事里没有机枪，只有四具探照灯。566团攻击之前，朱彪就是把这个东西当成了重机枪。
事后推测，“联合国军”方面根本就没有想到艰难后退中的志愿军还能杀一个回马枪，所以种子山的防御极为松懈。倒是这个阵地正好可以处于铁原-涟川公路的大转弯处，所以美军想在这里建立一个探照灯阵地，用来控制公路，避免志愿军或者游击队对其后勤运输的骚扰。不料，探照灯刚运上来，就送给了志愿军。
战斗中还发生了有趣的事情。唐满洋连攻占核心工事以后，发现制高点下面有一片帐篷，黑乎乎的一群敌人正从帐篷里跑出来朝制高点爬，大多赤手空拳，看来完全是被打懵了。
三连一排手榴弹过去，下面的帐篷顿时燃烧起来。这些敌人马上掉头就跑，却正迎着一连冲击的方向而来。
一连发起攻击时，一排手榴弹就打垮了加拿大军的警戒阵地，有两个敌兵扛着一门无后座力炮，正要对进攻的志愿军开火，不知道是有人的子弹打进炮膛引爆了炮弹，还是有人把手榴弹刚巧扔进了炮膛，那门炮忽然在敌兵的肩头爆炸了。扫清障碍的一连正撞上那群如同绵羊一样被三连赶过来的敌人。
杨恩起回忆当时的情景：“完了那边剩下的小兵，一个连大部分被歼灭了，往那个我们这左边跑，跑着还喊呢，往这边跑，往这边跑。说的是中国话，有蒋介石的兵。”
“完了袁子兰排长还问你们是不是三连的？我说什么三连的，敌人！快打吧。袁子兰就把一排子弹打光了，往那儿跑的几个人可能也都打死了。”
这一仗566团没有抓到俘虏，杨恩起缴了一支“大巴力”枪。所谓“大巴力”，就是美国步兵的标准武器M1式半自动步枪。
“那个枪我拿起来以后我还拆卸了，开始不会拆，连个螺丝都没有，就把那个扳机后边那地方一挑开，哗啦哗啦都开了，等擦完枪以后你上完了，把这个地方一摁，又成原形了。”杨恩起回忆起那支枪来，依然觉得挺新鲜。
事后查明，被打倒的这批敌军，并不是“蒋介石的兵”，而是接防的南朝鲜第9师部队，南朝鲜军队中有很多军官曾在伪满洲国受过训，中国话都说得倍儿溜。
也曾问过杨恩起老人是否懂得朝鲜话。老人张口就来，说完还很骄傲地说，我还会说英国话呢。
您还会说英语？在场的人都很惊讶。
老人同样张口就来，十分流利——“Give up your arms， you won’t be killed.”
“缴枪不杀”，老人说，“英语我就会这么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