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言：纪念卞仲耘殉难40周年

林莽

悲逢北京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殉难四十周年之际，她的老战友和丈夫王晶垚先生约我写一篇实录，以资纪念。

卞氏乃北京文革罹难之首者。继其后，全国又有千千万万无辜者惨遭迫害。此实我国自古未有的空前浩劫！我作为当日的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能不感到痛心疾首？于是奋起秉笔直书，仅欲言予幸存世上的未亡人。

1966年6月初文革工作组进校后，某日中午下班时分，我经过校门口的会客室，看见卞仲耘、胡志涛两位副校长及其他几位校领导在里面，可能是在开完批判他们的会后，呆在那里等学生走完再走。有一印象给我很深，那就是卞仲耘校长脸上的笑容。我心想：“这时，她还能面带笑容，可见压力不大，比我这个右派强。”而工作组进校第二天就叫我去听训示：“老老实实接受劳动改造！上午可以在图书馆工作，下午打扫大操场及全校男女厕所……”我听了，心情是沉重的。

没想到，时间未隔多久，情况却有了变化。

工作组被撤消了，这对我关系不大，而对卞仲耘她们，则至关重要。说工作组犯了方向性的路线错误，运动搞得不红火。浮皮蹭痒地批了批校领导，没有搞出什么结果。应按十六条办事：“……要放手发动群众，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应该以学生为主体，……尊重群众自己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指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这条最高指示一下来，师大女附中的文革运动果然红红火火起来了。

那是8月5日的下午，我在实验楼底层图书室，忽然听见从窗外大操场上传来乱嘈嘈的人群声，还有一种金属的敲击声，嘈杂声中还夹杂着一种嚎叫声，越来越响。显然是人群从大操场走到小操场上来，离我们这实验楼越来越近了。小操场就在这座楼的前面。我赶快跑到窗户边，打开纱窗，把头伸出窗外。窗外的景象使你目瞪口呆，使你毛骨悚然。你简直不敢相信，这种场面是怎样精心策划出来的：学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领头走在前面，她的脸全被墨汁涂黑，两个眼珠子的转动就特别显眼，像两点明明灭灭的鬼火，叫人看了害怕。而她的嘴唇也染黑了，当她开口出声时，可以看见雪白的牙齿，露出了一副门牙，这样的丑化她是一种卑劣的行为。更为卑劣的是还强迫她遵从红卫兵的命令大喊：“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是走资派！我有罪！我该斗！我该死！”这几句话喊完之后，又再重复，来回喊。每喊一句，就用右手握着的短棍敲一下左手上拿着的铁畚箕，发出破锣的声音。在她后面跟着的是副校长胡志涛，她的脸也被涂得漆黑。她和卞仲耘不同的地方，只是她拿的不是铁畚箕，而是一个破脸盆，敲在上面的声音要比铁畚箕响得多。她嘴里喊出来的话，内容与卞仲耘喊的差不多，只是各人报自己的姓名和职位不同罢了。再后面是副校长、教导主任、副主任，除了一个副校长和一个副主任是男的，其他三人都是女的。男副校长的喊话，多了一句：“我是走狗，应该砸烂我的狗头。”在这一行被勒令游斗的走资派两旁，都有红卫兵押着，都是女学生，大多戴着“红卫兵”的袖箍，红布黄字。她们手上大多握着短棍，有的还执着长枪，是木枪。一发现哪个“走资派”喊得不够响，就给他一棍，打在他们的头上，像敲在木盒上一样，发出乾裂的声响。于是，那个挨了棍敲的或受了枪杵的立即放大嗓门拼命地喊。往往喊不了两句，声音又小了，于是又打，又大喊，实际上是在嚎叫。嚎到这时分，卞仲耘的嗓门已经沙哑了。越是喉咙沙哑就越倒楣，棍子像雨点般打在她们的头上，特别是那个患有高血压症的卞仲耘，喉咙又早已沙哑，挨棍子就最多了。难道棍子的威力能叫一个沙哑的喉咙发出响亮的喊声来？女红卫兵也对她们狂喊着。这个喊，那个也喊，一片嘈杂，听不清喊些什么，大抵也就是命令她们喊响些吧？“走资派”实在无力遵从这种无法履行的要求，这便气坏了红卫兵，她们觉得光拿棍子打，不能解恨，就抬起穿着翻牛皮军靴的脚，照准走资派的肚子上猛踢。卞仲耘捂着肚子，牛皮靴头就踢在她的手背上，痛得她直叫唤。这种尖锐的叫唤声，连我立在楼内也听得刺耳，令人寒心。

卞仲耘终于倒了下来。那一倒下，许多红卫兵就涌到她身边，恶狠狠地喊：“ 你别装死！起来！再不起来，老子踢死你！”女红卫兵居然自称“老子”了。我以为既然倒下，吓唬吓唬这个女书记就算了，没想到红卫兵，而且是女的会这么狠！她们用穿着军靴的脚踢她。卞仲耘躺在地上，躲是躲不开的，只有任其踢。红卫兵大概是踢累了，才收住脚。

虽然不踢了，她们还要创造性地喊出这样的口号：“砸烂她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于是便出现这样一个场面，有一个女将个子又高又大，腿又长，居然在她身上踏上一只穿着军靴的大脚。那气势真够雄伟。写到这里，我忽然明白，好像识破天机，“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的不就是这种精神吗？这一场游斗的全部过程，都是杰出的、精心的首创制作，这不是首创是什么？翻遍二十四史，你也找不到这样的记载。红卫兵对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才可称得上是最深刻的体会。四十年过去，从来我都以为是红卫兵过火；四十年过后的今天，历史的久经琢磨终于让我认识到，是谁教导红卫兵这样做。

这时，她们坐下来休息了，打人打累了，骂人骂渴了。有人买来整整一纸箱冰棍。不知她们在高谈阔论些什么，也听不清。而她们嘻嘻哈哈，而这笑声使我觉得她们已经不是女孩子。看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像个女孩子吗？一道最高指示一下来，她们就变成了这样，还要美其名曰，这是闹“文化大革命”。

校领导人饱受皮肉之苦后，红卫兵又命令他们劳动改造。小操场左侧，有一小堆砖，砖旁边有一小堆沙。这叫什么劳动改造？只是让他们把砖和沙搬的搬，抱的抱，移到右侧去，移完了，又让他们再移到左边来。这样来回地搬着，这不是拿人来折腾吗？躺在地上的卞仲耘，也慢慢爬了起来跟着搬。她哪迈得开步子？只是一踮一踮地蹭着走。

我也不敢久躲在窗后看，想起我打扫厕所的任务，便赶快离开实验楼。刚打扫完一个女厕所，从里面走出来就碰见一个女红卫兵，她对我厉声说：“跟我走！” 我跟在她后面，心中忐忑，不知要我跟她去干什么？一直走到女生宿舍，进了东边侧门，刚进门，却看见盥洗室外北墙边，站着卞仲耘。她可能是支撑不住自己，一只手扶着过道的墙壁。这时，我看她的白色短袖衬衫上有血迹，后来，才从传闻中听说，原来打她们的棍子头端是钉着铁钉的。

红卫兵命令我：“拿把笤帚来，交给她。”我便明白，是要她打扫女厕所。当我从门背后拿出一把笤帚交给她，她也试图来接，还没来得及接住，手一离开墙壁，就晕倒在地上了。双目紧闭，不住地呻吟。女红卫兵对她大声吼：“你又装死！起来！”

她起不来了！

另一个女卫兵从盥洗室端来一盆凉水，兜头向她泼去，冲得她全身都是水。我实在不忍目睹，便立即匆匆离开。

没过多久，那个女红卫兵来到图书室，又来叫我跟她走。这次却是跟她走到女生宿舍正门。刚进正门，却看见卞仲耘仰身躺在正门台阶上。红卫兵勒令我和先到那儿的校工老白，一同把卞仲耘抬上她身旁的手推平板车。我刚抬起她的双脚，围观的女红卫兵们朝着我哈哈大笑起来。我立即意识到：这不是嘲笑一个活着的右派，抬一个将死的走资派吗？我受不了这样的嘲弄，我也不忍目睹卞仲耘临死之前的惨状。她的两个眼珠向上翻滚，口吐白沫，浑身湿透，抽搐不止。“老卞呀！我真不忍看到你这样的悲惨的结局！”于是，我愤然放下她的双脚，大声说：“我决不抬！”即转身走开。红卫兵追上我，骂了一句：“妈的！”用穿着军靴的脚踢了我一下。

反思当日，假如红卫兵不准我离开，而我又坚决拒绝抬尸，那我就会倒于乱棍之下，多死一个，这是完全可能的。师大女附中是一所特殊的女子学校，可以说是“皇家女子”学校，因而女红卫兵有它的特殊性。所以她们打死一个卞仲耘，不过是小试牛刀，体现一下不怕出乱子的胆识，做出首例示范，从而起到推广全国各地的作用。

全国打死的人无数，上至元帅、将军，下至平民百姓，一概都打，毫不在乎。多死一个，少死一个，又何足道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