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的深沉呐喊

(ZT)

一、该是“任人评说”的时候了！

“由于人为限制、保密制度和种种清规戒律，当代历史包括党史研究，还没有真正进入繁荣时期。离自由讨论、科学探索也还很有距离。”

“史学界所谓要‘抢救活资料’是很有道理的。否则人亡事灭，说不定会留下历史的空白或竟成‘千古之谜’。”“毕竟过去几十年了，可以到‘任人评说 ’的时候了。”

——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6．

李锐同志是1937年参加党的老同志。曾任毛泽东的秘书，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晚年从事对毛泽东生平的研究，著作颇丰。他是一位对当代史有独到的、精辟见解的，并敢于直言的正直的革命家。他也是一位难得的思想家。

在上述引文中，李锐同志的头两句话，是呼吁应该撤销“禁区”的理由。后一句是强调撤销“禁区”的前提条件已经成熟。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改变，决不会停留在传统的“思维定势”里。人们有权知道历史真相。为探索真理，应该“任人评说”。

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法治，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即公开发表意见的自由，是应该得到保证的。只要还有“禁区”，就谈不到“法治”。这是起码的政治常识。作为最高领导人也该明白这一道理。

江泽民在纪念党的八十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只提到三段历史，即建国前、改革开放后和江的时代。

近三十年的暴政史、灾难史、耻辱史偏偏不见了。难道是一时的疏忽，显然不是。他们是想把这段暴政史从党的历史上一笔勾销。

可是，人民是决不会忘记的，不说别的，光是“大跃进”就饿死了四千多万：“十年浩劫”又活活逼死了二千多万（叶剑英语）。就这两笔血债，人民是决不会忘记，也决不该忘记！

二、义不容辞的责任！

“史无前例、摧梁折骨的‘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创伤至深且巨、久久难以愈合，时而隐隐作痛，由于其特殊复杂性、曲折性，至今对一些问题还不能都分析清楚。对此研究现状，同广大群众要求了解历史，认真吸取教训的要求确实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透彻剖析需要时间，其责任绝不应只留给后人，亲历者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引自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6．

席、金两位是中共中央党校的研究员、教授。他们是党史研究的专家。我们能从中悟出作为史学家不允许秉笔直书的“隐痛”。

出于职业道德的良知，他们代表“广大群众”，用十分委婉的口气，向最高决策层呼吁应该满足他们对“了解历史”的“要求”，满足他们对“认真吸取教训的要求”。

应该承认广大群众的这两个要求决不是什么苛求。他们毫不含糊地申明：无论是作为党史工作者，还是作为“亲历者”，都“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话说到这个地步，再说什么就多余了。只补充一句：席、金两位的话完全反映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心声！

透过席、金两位的话，我们不难得出如下的判断：现在公开出版的中国当代史、中共党史离历史真相“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说得直白一些，现在出版的当代史书是瞒骗人的掩盖真相的史书。我真替我们党寒心！仅仅出于某种政治需要而不惜这样做，实在是一个下策！殷切希望最高决策者三思！！

三、“为什么竟都沉默不语呢？”

“为什么竟都沉默不语呢？这样下去，等这一批人一个个遵照自然规律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些极可宝贵的、转瞬即逝的经验，也将随之消泯得无影无踪。对人类全体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对有这种经验而没有写出来的人来说，这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最可怕的是，我逐渐发现十年浩劫过去还不到二十年，人们已经快要把它完全遗忘了，……我感到悲哀。”

“……我只期待他们秉笔直书，……盼星星，盼月亮，一盼盼了十二年。东方太阳出来了，然而我的期盼却落了空。”“我恐惧，是因为我怕这些千载难得的经验一旦泯灭，以千万人遭受难言的苦难为代价而换来的经验教训就难以发挥它的‘社会效益’了。再想获得这样的教训恐怕是难之又难了。于是我恐惧。”

——引自季羡林《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4．

季羡林老人是我国当代的文学大师，他在耄耋之年，用血和泪写成了这一不朽之作。该书“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人的最佳礼品”（该书封面上的话）。

季老的心跃然纸上，他老人家殷切期待在付出了十年浩劫的惨痛代价之后，总应该给我们后人留下真实的记录。让他们永生不忘这一段“连封建帝王也为之自惭形秽的”历史，永生不忘“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引号内为季老语）

可是，他的期盼落空了。于是他感到恐惧！他老人家为什么恐惧？他为谁恐惧？为他自己吗？当然不是。他已届望九之年，“孤家寡人”一个，何惧之有！

他是为民族、为我们子孙后代而恐惧、而忧虑。赤子之心，溢于言表。

那么为什么没有人敢“秉笔直书”呢？窃以为：非不敢也，是不准也！原因很简单，因为有“禁区”在，有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简称《历史决议》）在。

上文，席、金两位党史专家的呼吁是有强烈针对性的，不言而喻就是指《历史决议》来说的。李锐讲：“毕竟过去几十年了，可以到‘任人评说’的时候了。”这再也明白不过地反映了人民要求突破“禁区”的心声。

当年的《历史决议》，是有其特定的政治背景。为了从大动乱过渡到社会稳定，以利于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这一大局，也许需要这样的《历史决议》。这是政治家的策略。

但是作为正直的史学家，特别是作为党史工作者，凭他们的职业道德与对历史负责的良心，他们不愿这样写，也决不应该那么写。因为这是误导群众、欺骗群众，也是对人民、对民族不负责任的表现。当他们奉命在写史书时，内心是痛苦的。

李锐认为现在时机成熟，可以“任人评说 ”。这是有充分道理的。毕竟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社会的发展与稳定、人民视野的拓宽、党的内幕陆续曝光等等，这些都是“任人评说”的前提条件。

那么，我们的最高决策者为什么还是不准呢？怕什么？怕“乱”，怕大局难以“稳定”。愚以为：关键还是一个“政治体制”问题。现在的体制基本上还是毛泽东时代的体制。这正是目前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

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主动撤销“禁区”，放手“任人评说”，天塌不下来。只要真正做到“立党为公”、“立党为民”，而不是口头上讲得好听，做到这一步应该是不难的。

四、“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

“只有在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之后，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原来我才逐渐明白，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我边写、边想、边探索，越写下去，越认真，也越感痛苦。”“为什么会有人那么深切地厌恶我的《随想录》？……因为我要人民牢牢记住‘文革’。”

“太可怕了！十年的折磨和屈辱之后，我还不能保卫自己叙述惨痛经历的权利。十年中间，为了宣传骗局，推销谎言，……使用了那么大的力量，难道今天只要轻轻一挥手，就可以将十年‘浩劫’一笔勾销？！“有话不说，将骨头全吞在肚里化掉，我并无这种本领。”

“为什么不能写自己感受最深的事情？在‘文革’的油锅里滚了十年，为什么不让写那个煎骨熬心的大灾难？……那么回过头来看‘文革’，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它的遗迹？才过去20年，就有人把这史无前例的‘浩劫’，……尽量忘记干净。

“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我永远闭不了眼睛。”“账是赖不掉的！”“为着你们我愿意再到油锅里受一次煎熬！

——引自巴金《随想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９．

巴老不愧为中国当代文学大师的佼佼者。他在耄耋之年，以病残之躯，用血泪写下了近五十万字的《随想录》，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传世的杰作。正如巴老所说：“书上每篇每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脓血。”

这里摘引的巴老的几段话，读来令人心酸、心疼，震聋发聩。

“想起了自己是一个‘人’”这一句话，生活在文明的国家里的人们是永远也不会理解的；但却道出了“人妖颠倒”年代的真谛。

有人妄图“将十年‘浩劫’一笔勾销”，这“在‘文革’油锅里滚了十年”的人，是决不会答应的！”（引号内为巴老语，下同）。于是巴老挺身而出，顶风而上，用血（“脓血”）和泪写下了这本不朽之作——《随想录》。他老人家的勇气和胆识，令人钦敬。

巴老为了让我们子孙后代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煎骨熬心的大灾难”，建议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具有深刻教育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建议。当然，这也是他老人家的远见卓识。

令人遗憾，并且无法理解的是：有人对这一深合民意、深得民心党心的创举，就是不高兴、不赞成。他们“不让（不准）建立‘文革’博物馆，……甚至不许谈论＂文革’。”他们光靠手中的权，就是不讲道理。

在对中国当代史进行“反思”这个问题上，巴金老人比季羡林老人早走了一步，而巴老比季老的年龄还大七岁。因此，季老对巴老是十分敬重的。这在《牛棚杂忆》中已讲到了。两位老人那种为民族、为后代而忧虑、而反思的精神，是我们的榜样，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五、“只希望这种悲剧在中国不再发生！”

“真正使我感到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运动给我们的党、国家造成难以挽回的灾难。同时，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我既是受害者，也成了害人者。”“历史是不可能被忘却的。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痛苦地回忆、反思。”“这已经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

“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我悲痛失望，同时下决心不这样干，情愿同罪，断不卖友。”

“这一部用血泪凝成的历史，……只希望这种悲剧在中国不再发生。中国的可怜老百姓，太容易高呼万岁了”

“在反右运动中，我曾对……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

“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归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是不够。”

“人家那种残酷的游戏，终于迫使他（注：指韦君宜的丈夫杨述）对于自己这宗教式的信仰发生疑问。这点疑问是不容易发生的啊！是付了心灵中最痛苦的代价的！

——引自韦君宜的《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5．

韦老是“一二·九”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是一位在文艺战线长期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党员。

她是从“害人者”成为“受害者”，又从“受害者”成为“反思者”。痛定思痛，大彻大悟，字字血泪，震撼人心。当年的党员领导干部（包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文革”期间，除了像康生这样的恶魔外，几乎都成为“受害者”。可是，像韦老那样后来成为“反思者”，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应该说，这是民族的悲哀！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韦老写那本《思痛录》需要顶住多大的压力，付出多大的代价；需要具有多大的勇气！她是我们老一辈革命家的骄傲！

她的女儿杨团在一篇悼念文章中说得很透彻：“我的父母那一代，为了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所付出的不仅仅是鲜血、生命，更有泣血的灵魂。……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

难以数计的老革命家含冤离世，留下来的又几乎默不吭声。我中华民族的命运究竟谁主沉浮？可悲也乎！

关于毛泽东后期的党，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是工人阶级政党？似乎不像。上面引用韦老的两段话，已含蓄地（仔细推敲，还是十分明白的）作了回答。听了令人心疼，令人心颤，并且也有点可怕。

“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她作为一个老党员，所说的这句话的内涵是非常沉重的，也是非常沉痛的。

现实是残酷的，事实是无情的；“怕”或者“回避”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按照《历史决议》的说法，大搞封建法西斯暴行是林彪、“四人帮”的罪行，跟毛泽东没有关系。但是，韦老公开声明她不同意这一观点。

从上面引文中可以看出，她的态度是明朗的。除了没有点名，该讲的都讲了。这才是彻底唯物主义者所应持的光明磊落的态度。

六、“要突破一些历史研究的禁区”

“在对彭老总一生进行了十余年研究之后，我们深信他将是我们民族史上一棵不灭的巨星，将是一个永远使人敬仰、为人传颂的英雄，也将是一个具有永恒魅力、永远引起探究的历史人物。我们为自身条件所限，未能鲜明地再现这位人们喜爱的英勇无畏、刚正不阿的彭大将军而歉疚，我们也相信这仅仅是第一部《彭德怀传》，后来者将会更高更广的历史视野写出一部又一部更透辟、更深蕴丰满的《彭德怀传》来”

“要写出一部彭德怀的信史，需要直面一段给人们留下痛苦回忆的历史，需要突破一些历史研究的‘禁区’。”

——引自《彭德怀传》的《后记》

早在八十年代就出版过一本《彭德怀传》，后于1993年4月，作为《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之一、并由邓小平题写书名，改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耐人寻味的是：在1993年版本中，上述引文的第一大段，一字未改；而第二小段全部删掉。从中可以悟出一个道理：我们的最高决策者是多么怕老百姓来“突破禁区”，多么怕他们知道真实的中国当代史。

是真理，越辩越明。怕什么？治理一个国家，靠真理，而不能光靠权。

从大道理讲，这“权”是人民给的，总不该用来蒙骗人民，塞给他们一些假的史书，硬是不让他们知道真实历史。这叫人民怎么信任你们呢？

从本质上讲，这是对民族、对我们子孙后代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就以写《彭德怀传》为例，史学专家花了整整十余年时间，以全身心的投入，研究了大量的党内史料。按理，在该怎么写《彭德怀传》一书方面，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我们的最高决策层应该尊重这些专家的意见，尊重科学，尊重客观事实，可是他们不但没有这样做，连“突破禁区”这样带“呼吁”性质的话也被删去了。作者似乎早已预见到这一点，因此他们寄希望于“后来者”。

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史学家们懂得这种“禁区”是人为的，是靠权力维持的；因此是暂时的。它或迟或早会退出历史舞台。

这就看我们党是主动，还是被动来解决这个问题。

七、“一个不知反省自己历史的民族是可悲的！”

“‘文革’这危害程度最烈，波及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反人类的超级大地震，爆发已经30年了，过去也已经20年了。20年来我们忌谈‘文革’，……总不至于让我们的子孙像考古一样，挖掘恐龙化石一样，到这盐湖上来寻找‘文革’遗物吧！”

“一个不知反省自己历史的民族是可悲的。我们应该深刻而彻底地反省‘文革’，认识‘文革’，不妨照巴金老人所说的那样建立‘文革’博物馆。”“昔日曾经在精神上跪着的亿万群众，终于站起来了。他们第一次凭自己的意愿行动！”

——引自郭小林《凭吊团泊湖》《南方周末》，1996．８．９．

郭小林是我国著名诗人郭小川的儿子。《凭吊》一文，既是悼念，又是控诉，更是充满激情的、无比愤怒的声讨。其情其声，溢于言表。

如果说前面几位学者或老干部是呼吁、是呐喊，那么这位郭小林就在开炮了，火药味很浓。

他再也不愿意“跪着”，他要“站起来”，他要“凭自己的意愿行动”。说白了，他要冲破“禁区”，尽情地揭露中国当代历史的黑暗面，让人民知道历史真相。

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应该是“站着”，应该有权讲真话、讲实话。

可是他不理解为什么要设置“禁区”？它给人们设置了一条“不能越雷池一步”的线。在郭小林看来：我们的领导人似乎不希望让人在精神上“站起来”说话，宁可让人讲假话、讲空话，也不让人讲“禁区”所不允许的真话、实话。至于你在精神上是“站着”，还是“跪着”。它就不管了。

说到底，有“禁区”，就没有道理可讲。这里只讲权，不讲理。关于这一点，郭小林其实是明白的。正因为如此，他才挺身而出，大声疾呼。他喊出了人民的声音、时代的声音。

应该向郭小林学习。不愿意“跪着”，要站着，要“凭自己的意愿行动”。如果，人人都这样，那“禁区”就不攻自垮。

为了今天，也为了明天，毋忘当年暴政史、灾难史！

八、是隐瞒，还是欺骗？

“我们正慢慢地知道历史”。这是1999年1月18日《南方周末》一篇文章的标题。不看其文，光看标题，就颇耐人寻味。细细捉摸，既悲又喜。悲的是：为什么作为一个中国人连自己国家的历史都不让知道？喜的是：尽管慢些，但终究开始让你“知道”了。

先摘录几段原文：

“现代史和当代史也需要慢慢地才能让人逐步知道，这其中包括人为的隐瞒，需要等待可以解密的那一天。尽管有些隐瞒的动机可以理解，……，但隐瞒仍然是隐瞒！”“……古今中外皆然，不同的仅仅是被隐瞒事件的性质，以及隐瞒的范围和时间。这就使我们感到了莫大的悲哀，因为我们被剥夺了对于历史的知情权，我们只能等待那个真相可以让我们知道的时刻。历史真相因此就像被涂了厚厚涂料的墙壁，须待足够时间的冲刷使那层涂料脱落，然后我们才能逐步看见那最深处的壁面是什么样子！”

该文作者的上述感慨，当然是有很强针对性的。

不言而喻，他是冲着“禁区”来说的。设置“禁区”的本意，就是不准许人们知道真实的历史。它所允许编写的史书，是根据政治需要，而不是根据史实，写什么？怎么写？哪些可以写？哪些不准写？都有严格的界定，不能越雷池一步。不然，要“禁区”干什么！

这样写出来的历史，隐瞒是必然的；最可恶的是骗人的假史。

隐瞒充其量是不让你知道；而编写假史，就不仅仅是隐瞒问题，属于欺骗！

两者在道德层面上，还是有质的区别。

打个比方：一个婊子，不愿暴露自己的身世，叫“隐瞒”；如果硬要为自己“立碑坊”，那就是“欺骗”。毛泽东爱用“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碑坊”来抨击“两面人”。而现在在“禁区”之下编写出来的中国当代史或中共党史，正是属于后者这一类。那不仅是悲哀，而且是可耻与可恶之极！

该文作者的上述感慨，是有感而发，是事出有因的。

他是在看到《南方周末》1998年11月20日刊登的《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刘源、何家栋对一段历史公案的回忆、考证》一文后，发出的无比愤慨。这篇文章第一次揭露了有关刘少奇与毛泽东之间矛盾的点滴史料。其中根据薄一波、安子文的回忆：毛泽东曾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由此，该文作者说：“知道这一‘秘闻’，我震惊不已，历史大约总是令人震惊不已的吧！”“如果不是经过思想解放，不是有了中共中央的有关决议，即使薄一波、安子文说出了这件事，也不可能发表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让百姓们知道。仅仅从这一点来看，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功勋是伟大的，……让我们知道这20年前的那段曾经让我们糊里糊涂，但又曾经是我们参与的历史，使我们得以看清历史本来面貌，能够真正反思历史。”

作者从知道这一“秘闻”，感到“震惊不已”；由此联想到自己一度“被剥夺了对历史的知情权，而“感到了莫大的悲哀”；进而又联想到由“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历史功勋”，而无比欣喜。

经历这“一惊”、“一悲”、“一喜”，终于悟出了：“真正的历史终究会被所有人知道的”这一历史发展潮流所折射出来的真理！

按照作者的观点，似乎我们已经从对历史的“被隐瞒”、对历史的“糊里糊涂”，转变到“使我们得以看清历史的本来面貌，能够真正反思历史”。

这里，作者不免天真了一些。也许是由于突然从“悲哀”转到“欣喜”引起的过度兴奋，过于乐观。作为预见是可以的，但作为对现实的政治形势的判断，未免估计过高了。请不要忘记：“禁区”还在，毛泽东的本来面貌还远未揭开。现在作者所看到的上述史料，仅仅是“冰山一角”。

一位伟人说过：“靠欺骗，走不了多远！”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