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3月至5月的巴黎公社是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的里程碑，所有的社会主义流派都在此一显身手，所有后来的社会主义流派都为此滔滔不绝地探求、辩论、误导，都以此指导、修正、影响、证明自己的实践。令人遗憾的是:其中最主要、最有影响的见解不是公社参与者的主流思想蒲鲁东派或主要领导人物共和派、布朗基派，而是没有参与公社的马克思-恩格斯[1]（以及后来的列宁）主义流派，特别是在中文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巴黎公社的见解是唯一的话语源[2]。可以说，正是在巴黎公社的立场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 政治理论核心。

例如，中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期间1967年1月，上海市的造反派夺取了上海市政府各级机关权力后，组成的新政权，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1967年2月5日下午，上海100万人参加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但随着毛泽东一声令下“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中国各地的新政权机构一律改名为“革命委员会”，上海的政权也于1967年2月23日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个成立时被欢呼为“万岁”的新政权存在仅仅18天，就寿终正寝了[3]。相对于不知道巴黎公社精神的中国人，不了解中国的西方“新左派”知识分子(包括中国问题专家)，却从上海人民公社的闹剧和打着“伟大的巴黎公社革命传统万岁！”旗号的北京游行（1968年，70万人）激发了对主观愿望中的巴黎公社的怀旧感念[4]。

即便在西方，“对于公社的学术研究一直处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和冷战的阴影下。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过去的中心问题如公社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看起来很滑稽了”[5]。今天，在苏联解体和中国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更应该、也可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等作出一个基本判断，还原公社的本来精神。

在1871年4-5月写于伦敦的《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欢呼道：“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公社，这个使资产阶级的头脑怎么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么呢？/中央委员会在它的3月18日宣言中写道：‘巴黎的无产者，目睹统治阶级的无能和叛卖，已经懂得：由他们自己亲手掌握公共事务的领导以挽救时局的时刻已经到来……他们已经懂得：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绝对权利。’/但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4月12日，马克思致函库格曼：“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如果他们将来战败了，那只能归咎于他们的‘仁慈’。当维努亚和随后巴黎国民自卫军中的反动部队逃出巴黎的时候，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由于讲良心而把时机放过了。他们不愿意开始内战，好象那邪恶的侏儒梯也尔在企图解除巴黎武装时还没有开始内战似的！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而把它交给了公社。这又是出于过分‘诚实的’考虑！”[6]

马克思的论断，主要是基于丰富的主观想象力以符合自己的论点，作为政治宣传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但与事实不符[7]，因此有必要先简单回顾公社的成立过程。[8]

[1] 公社的普通一员、马克思的女婿Prosper-Olivier Lissagary 1876年写成的巴黎公社史被马克思的女儿Eleanor Marx译为英文。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London: Verso, 2012)。此书得到马克思本人的批准(“approved by Karl Marx.” Publisher’s Note)，全书中没有一处提到马克思。

[2] 除了泛滥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直接说教，翻译成中文的苏联的凯尔任策夫1940年出版的《巴黎公社史》“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1871年巴黎公社的科学巨著”（原文出版者的话）。这本742页的大作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头像开首，说明它是用客观历史素材为主观政治目的服务的宣传。除了反对“巴黎公社的敌人一贯企图污蔑、歪曲和捏造第一次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甚至痛斥“第二国际的‘社会主义者’，从伯恩斯坦到考茨基开始，也是这样，并且有过之而不及”（序言）。但是，“这部著作以研究原始资料为基础”，包括国防政府文件、议会对3月18日暴动的调查、公社会议记录、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公报等（序言），所以，本文第四稿主要参考其引用的原始资料和文献以及中文的词汇翻译。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译，三联书店1961年。

[3] http://baike.baidu.com/view/58359.htm

[4] Revolution & Reaction: The Paris Commune 1871, ed. John Hicks & Robert Tucker.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71.作为纪念巴黎公社100周年的文集，此书对巴黎公社的历史本身没有研究。例如，Maurice Meisner的文章Image of the Paris Commun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Thought写到：“不可思议的是，不是在1949年革命胜利以前，而是在十几年后，巴黎公社模型才变为中国共产党政治里的真正动力因素”(p.116)。这位中国问题权威不知道中国的“巴黎公社模型”与法国历史上的巴黎公社没有精神上的相通之处。

[5] Martin Philip Johnson, The Paradise of Association—Political Culture and Popular Organizations in the Paris Commune of 1871.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p.281.

[6] http://marxists.org/chinese/Marx/marxist.org-chinese-marx-1871-4.htm

[7]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性地抵消普鲁东的影响，把公社的目的和原则据为己有，巴枯宁称为违反“基本逻辑”、“一场真正的戏装的滑稽变种”。见Iain McKay, “I am an Anarchist,” Anarcho-Syndicalist Review, Winter 2011, #55, p.46.

[8] 除了上述凯尔任策夫《巴黎公社史》，本文的引用也参考了中文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zh/%E5%B7%B4%E9%BB%8E%E5%85%AC%E7%A4%BE的译文表述（但其观点非常“马克思主义化”，不少地方违背英文版原意，与日文版也相差很多）和Robert Toms,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gman,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