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口述史： 现行反革命

文革初期，有两个现行反革命事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时有两顶很可怕的帽子：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只是历史上有反革命行为，而现行反革命则是当下还在搞反革命活动， 问题比历史反革命更严重。

第一个是我的亲身经历。

1966年夏天成都文革初起时，到处是炮打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标语口号。每天从白天到晚上都有学生围住新玉沙街1号和对面33号的西南局机关大院。

我家所住的童子街29号宿舍院把大门关上了，不准闲人进来也不让孩子们出去。那时院子里组织家属干部守夜看守大门，小孩子也加进去。我和我家对面的老勇被编在一组， 记得有一次值夜班，我们组里还有曾希聖的夫人余叔。

每天晚上值班时，只是看见新玉沙街方向灯火照亮天边， 也可以听见人声鼎沸， 还伴有广播喇叭的声音和喊口号的声音，我们都很好奇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有一天大约凌晨两三点钟值班结束交班后，我们几个孩子不想回家睡觉，就约着偷跑出院子大门，来到了新玉沙街1号院子门口看热闹。

新玉沙街一号院外人山人海， 热闹无比。宣传车上喇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音乐》还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大街上的人围成一圈一圈的在辩论什么。当时群众中的冲突主要是以大学生为主的造反派组织要对西南局省市委造反，而与以工人为主的保皇派组织（叫产业军）则是要保卫西南局省市委。我们来到一圈人群中，看到一伙工人在围攻一个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学生，那个学生带眼镜，说北方话，我只记得他不停地反问围攻者：“何以见得？何以见得？” 那是我第一听到这个文绉绉的问句，所以印象很深。

我们接着顺着新玉沙街朝西北方向走，来到成都旅馆门口那个十字路口，看见十字路中间摆了一个由桌子搭成的台子，有个成电学生正站在桌子搭成的台子上接受围着一大群人的批斗。那个学生就是不认罪，他慷慨激昂地说：“我以我父亲一个老工人的名义保证，我不是反革命，我绝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和老勇以及同行的其他孩子们站在人群外围看，老勇对批斗没有兴趣看，就手里拿着一把水果刀玩， 把刀抛到空中接住，再抛到空中再接住。这时，旁边站着一个戴红袖套大约30多岁批斗学生的革命群众，问老勇， “你玩刀干什么？ 你想杀人吗？” 老勇不加思索地回答：” 该杀人的时候是要杀的啊。比如杀坏人“。这个革命群众突然大喊起来， ： “同志们，大家快过来，这个人说他要杀人! 这是血淋淋的阶级斗争！”。革命群众们蜂拥而上，把老勇按住， 接着把他押上台去与那个被批斗的成电学生站一起，斗争对象从成电学生转到了老勇。其他孩子赶紧都跑回家去报信，我没有走，在下面看着老勇被批斗，当然是一面看一面浑身发抖，太恐怖了，转眼之间，老勇居然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批斗完后，老勇被革命群众双手反剪在后， 押送去附近的成都市公安局。我跟着也去了，我记得我双手一直紧紧抓住守夜值班用的一条毛巾被跟着押送队伍走。到了公安局， 革命群众把老勇交给公安局值班人员后就离开了。在接受公安局人员问话时 ，我记得我还拿出机关食堂饭票来证明我们的身份。正在盘问之中， 值班室里电话响了， 老勇母亲接到先跑回去的孩子的报信，打电话到公安局来，很快我们就被释放了。我和老勇回家路上一句话也没有说，走到大院门口，老勇母亲站在门口等我们，老勇一看见母亲，哇哇大哭起来，要知道我们那时才是12岁的孩子。

第二个现行反革命事件是母亲的亲身经历。

也是那段时期的事。有一天，母亲下班回家后，一脸惊恐地对我们几个孩子说，以后要小心不要在纸上乱写字，今天单位一个同事因为在纸上随意写字，被人举报为写反动标语，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扭送公安局。

那个被打成反革命的人是与母亲同为一个教研室同一个组里的一个女同事， 姓赵， 还 是部队家属， 文革积极分子。当时部队被称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她家就在部队院子里，因此她是母亲单位第一个学会跳忠字舞唱忠字歌以及搞早请示晚汇报那一套东西，也是她教会了母亲单位的人学会那一套东东。

那一天，母亲教研室那个组在办公室开会。那个姓赵的女同事， 没有怎么专心开会，拿着笔 在一张纸上随意写来写去练字。这时候，另外一个男同事，经过姓赵女同事旁边， 顺便瞄了一眼她纸上写的字后，突然大声喊叫起来：“你怎么写反动标语？” “你这个反革命分子！” 大家过来一看， 把姓赵女同事纸上写的很多字，什么“毛主席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打到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等。 随意地从不同方向把不同的句子链接起来读，有的真地就成了反对标语。比如，如果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三个字上面正好是打倒自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打倒”， 从上往下念就变成打倒毛主席。很快，全院集合起来批斗了赵女士，还押着她全院游街，最后把她送到了当地派出所。

文革中的疯狂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50年后回头去看这两起现行反革命事件，最想知道的是那个戴红袖章把12岁的老勇打成反革命的30多岁中年男子和母亲单位那个把另一个女同事打成反革命的男同事，当时他们那么做究竟是个什么动机？ 是真的中了邪，头脑里紧绷阶级斗争的弦， 还是想立功表现自己？ 或者两者都有？但这种事不是每个人都会那样去做。 文革中有的人被迫揭发别人是为了自保，而这两个人完全没有自保的问题，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人心之险恶卑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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