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底，我们终于到达了重庆， 我随即被分配到璧山地区。原来在行军路上，那些走不动了的体弱的和一些女同志，用卡车运送比我们早几天到达重庆的同志们，就被重庆市委扣下了，全部分配在重庆市各机关，留在大城市里工作了，我们这些则都下到农村地区。

我被分配到璧山地委宣传部。（我已经在南京入了团。）一开始这段时期的工作都是在农村摸爬滚打，我参加了各项农村运动，包括征粮剿匪，减阻退押和土地改革。

那时候是供给制，公家包穿衣吃饭，有一点零用钱我都忘了是多少了。伙食是分三等：地师级吃小灶，县团级吃中灶，这以下的都吃大灶，大家好像都很习惯，没有谁认为这是不平等，或觉得谁享受了特权之类。地委机关占用了一个学校，我们一般干部睡大教室，沿着墙壁摆几张床，中间就摆办公桌，只有科长以上才有单独的房间，这且不言。

在行军途中我们已经学习过“入城守则”，以及毛高祖仿照汉高祖刘邦进咸阳城，颁布过约法三章的那种胜利者的姿态，他也“数风流人物”，搞了个“约法八章”，让大家学习宣传，（其中对于前政权人员的保护承诺当然到肃反时就当放屁了，这放屁也是毛自己的诗句。）除了农村工作外我还参加过三项工作：最初是对旧政权的接收工作，我参加文教组，接收学校，虽有地方进步人士配合，工作很单调，实在乏善足陈；另一项是办了1950年全地区十个县的中学教师暑期学习班，这是让旧社会来的老师们破天荒第一次接受党的教育，到了结束时无例外的进行批判斗争，对重点人物逮捕法办，立足了下马威。这些我在西南服务团里已经见识过，就不以为怪了。最后一项是镇反运动的“五三一大逮捕”，这是全国统一行动，其实我只是在临时被通知去参加协助的人手之一，因为公安局的人力不足，我们到事后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且也只是去走了一趟，好像是去壮壮声势，手上可没沾任何血腥，而且多年之后我还和其中一些份子同在矮檐下了，不过这是后话。

1949年的粮赋，前国民政府已经征收过了，可是现在新的政权来了，政府开支没钱怎么办？这时才1950年初，别的财源没有，说不得只好再征收一次1949年的公粮吧；当然这的确有点“言不顺”的味道，所以需要向群众解释。我们征粮工作队不得不挑这付担子。当时除了按一般的税制征收外，主要是对地主富户征收一个叫做“大户加征”的税额，逼他们拿粮食或者拿钱出来。我们的做法是发动群众，首先在村里把民兵队组织起来。这也是第一次让农民有了自己的组织，我们用民兵队去地主家催粮，不交就赖在地主家里不走，骗吃骗喝。这有点像“吃大户”的办法，也能够收点效果。虽然我和民兵队的小青年混得不错，讲些革命道理。教他们排演“兄妹开荒”这样的秧歌剧，有时候同睡草炕大通铺。结果传染了一身虱子不说，还染上了疥疮，苦不堪言。

最后勉强催到规定计划的70%，再也弄不动了，只好打道回府，后来听总结叫做基本完成任务。在这期间我还没有忘记我需要收集民间的生动语言，好丰富我的创作词汇。我特别组织民兵和老农唱山歌。结果我非常失望，因为他们的山歌用现在的话就是太“色“，粗鲁露骨，不堪入耳。开始他们都推推让让不肯唱，不料后来唱了起来就越唱越疯，不可收拾，只好叫停。我不知道陕北民歌”东方红“的原始形态，但可以肯定山歌必然是情歌类型的，但愿它含蓄一点。不过从这以后我对这类收集就不热心了，果然后来在劳动中听石匠师傅唱号子，就是那种从大山上开采石料抡打大锤的时候喊的号子，也一样黄， 不学也罢。

这以后发生了全川的地方武装抗共的起义暴动，有的县城（如秀山）甚至被攻占。但虽然遍地开花，却是零星分散的，只是初期也给新政权造成一些威胁，乡下的工作队也有些伤亡。像我们地委机关组织的工作队，因为工作关系，并不派往远处的乡下去住，工作地点一般分配在县城临近的地区。本来这以前从来没有出过任何事故，那天计划是在城北乡开群众大会，我因为机关里临时有事要处理没有去。工作队七八个人也没有武器，正在筹备着会场就发现有情况，不远处突然出现了武装人员，而且就朝他们放起枪来。我们工作队急忙撤退，因为离城很近，还都能安全撤退回来了，只有我们最小的一个队员不幸掉在后面被打死了。这个叫汪树人的小孩子不过十六七岁，是上海什么厂的一个懵懵懂懂的学徒，莫名其妙的参加了服务团，也莫名其妙的死在了莫名其妙的枪口下。只能说是革命的牺牲品了，呜呼。

过了几个月这类带有政治性的武装像昙花一现基本消失了，还剩下的多半是原来的惯匪，还在山区活动着。这时我被派到一个征粮剿匪工作队，而且是担任团支部书记。其实我根本没有受过军事训练，还好这次我“带“的这个工作队是由地区公安干部学校的学员组成的，这些当地人都比我大，也都受过了一些军事训练。我们分配到铜梁县，大队部设在板桥乡，我们工作队住在30里外的一个带碉楼的地主大院里。我们工作队都是全副武装的，而且都是集体行动。土匪都是夜间活动，所以我们经常半夜里接到报告，需要夜间出发去打土匪，不过土匪是土生土长的地头蛇，我们往往都是扑空。有一次夜间出去包围一个院子，我自作主张潜行到一处埋伏，以为那里可能是土匪的退路，却不知道他们大队发现土匪已走，就收兵回营了。半路上发现团支部书记不见了，才派几个人回来找，这时我正在发慌，因为最后发现了自己是孤身一人在野地里。

有一天大家出去工作，我一个人留守在队部。中午接到电话要我赶到大队部去开团委会。时间很紧，我自己赶快在大锅里炒了点饭吃好上路；那火特别大，饭炒得很干，我又放多了盐，匆忙吃完饭就出发了。

我们从来都是集体行动的。土匪虽然是在夜间活动，但白天也不能说绝对安全。我一个人上路，要走30里到板桥乡，心里有些忐忑不安，但也不能不去。这时我的标准配备是一杆步枪，两只手榴弹，和30发子弹。我属于领导层，所以还配备有一把短枪。然而不论步枪还是手榴弹，我都从来没有使用过。只有手枪打过一次，那是我住过的一个农户家里的狗生了癞疮，他请求我替他打死它，我开枪要了它的命。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玩火。

我一路走得提心吊胆。这时正是七月底，太阳特别毒。顶着酷日，身上30多斤重的武器，我满头大汗，还要随时注意周围情况，地形地物，考虑万一来了土匪怎么对付，心里紧张，中午吃的那碗太咸的干炒饭特别令我发渴。我路上经过一个农家就要一次凉水喝，不停地喝水，口不停地渴。肚子越漲越大，一路走着听见自己肚子內的水咣噹咣噹响，越走越慢，却不停地继续喝水。后来根本都不考虑土匪了，就只考虑我怎么能熬得过去。黄昏到达板桥乡我觉得简直漲得要死了，可是还口渴得非喝水不可，只觉得心慌意乱，完全失了方寸。同志们见我这样也不知道怎么办；突然有一个人想到：“你跳下河去试试呀！“这才是一言惊醒梦中人，我赶快下到河里，凉水泡了20分钟，暑气全消，口不渴了，肚子漲慢慢也逐渐消了。自己觉得简直是再世为人。

凭心而论，如果那天遇上土匪，只要来了三四个人，我估计非完蛋不可，因为我毫无实战经验，而我配备的武器正是土匪最凯觎的宝贝。

到我们征粮任务结束时，由于有其他驻军的配合，土匪纷纷来投诚了。说起来大家不会相信，月光是会嗮黑人的。土匪全部是在夜间，尤其是有月光的夜间活动，长期下来，一个个黑的那个样子，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那么黑。 （下次谈土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