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是在1951年全面进行土地改革，在此之前开展了减阻退押清匪反霸运动，是作为准备阶段，主要目的是建立农会，树立贫下中农的政治优势。

我们的工作开始主要的是宣传政策，然后是深入群众。访贫问苦，找出所谓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作为骨干。而且要懂得区别“勇敢份子”和真正的积极分子，这些不去说他。

共产党搞政治运动的一个多年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在运动的开始阶段以杀人造成声势，打开局面，这也是最残酷最原始的一种手段；而且不只是开始阶段，在运动中途视需要也可以用杀人手段来促进声势，其办法就是开公审（杀人）大会。这不论是在土改，三五反，以及后来的运动中是屡见不鲜的。尤其在土改中因为要杀的人太多，共产党竟然把死刑批准杀人权从最高人民法院下放到县级政权来决定，自然更加促进了滥杀。

土改运动中的杀当然是杀所谓的恶霸地主。我所在的川东丘陵地区，主产粮食作物是靠产水稻的梯田，所以土地分散，基本上就没有大地主，也没有见过什么恶霸之类。（当然不会是绝对没有。）川东地区地主占有的土地面积不是论亩，而是以水田产量算，说是多少多少担谷子的地主。我所经历的村的地主无非二三十担，乃至五六十担，上百担的地主都没有见过。甚至有的小地主生活还赶不上他的佃户。（因为土地只按水田产量收租，和水田相连的旱地是不交租的，旱地收成完全归佃户所得。水田的交租一般是四六分成，即交四成给地主。）真的所谓罪大恶极该杀的地主别说一个乡一个区，就是一个县也不见得有几个。别的我不敢说，反正我所负责过的几个村（在不同的县），连斗地主的斗争会都开不起来。（当然还是得开，这是规定，反正连私人恩怨也可以拿出来数落斗争一番，但我这里的斗争会上绝对没有动手的事。）

运动一开始我们那里就由区人民法庭来召开公审大会，我们和农会的任务是把村民都动员去参加。那次受审的是四个地主，因为是头一遭，参加者真是人山人海。审判台上对四个地主一个一个宣布罪状，台下受审的一个八十多岁白胡子老头还当过律师的，他的罪状有一条是砍伐森林，他当场答辩说我那是在森林法公布之前砍伐的，其他的人也没有哪一个有血债之类，但是当场宣布的是全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那个老头一下子就瘫倒在地下，动弹不得了，其他的马上由区干队的民兵。两个人押一个，推着面无人色的几个地主就向后面刑场飞跑，气势之汹汹真是叫人连一句冤枉都喊不出来。那个老头完全晕了，只好用个箩筐抬到刑场去。我注意到，会场中只一片肃杀气氛，参加的群众也没有谁表现出好像大仇得报，欢天喜地兴高采烈的样子。这是我第一次见证这种场面。

中共的行刑不是射击心脏，而是打脑袋，这就会造成非常残酷的场景。我们那里第二次公审大会就有人用了开花弹。（子弹头是铜皮內包錫铅合金，熔点低，如果事先把弹头的铜皮磨破，弹头在射出去时由于雷管爆发产生的高温使得里面的合金熔化，当遇见阻力合金就会从弹头的破口中喷射出来，把脑袋崩烂。）那天是在水田旁边执行死刑，开花弹把两个受害人的头打烂，死者倒地，脑浆飞溅出来，都喷射到水田里面。

死者的家属都是抬着门板带着白布来准备收尸的，这时都哭着跪到田边抢着去捧水里的脑浆，也分不出誰是谁的，捧起来就塞在死者的脑袋里，用白布裹住尸体，放在门板上，前面点着灯为死者照明通往阴暗间的路，一路哭哭啼啼抬回家去。场景极其悲惨，造成的影响很坏，后来就禁止了。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行刑的是新手，执行死刑时射击不准，一枪没有毙命，就需要补一枪；可是后来有个规定，为了节约子弹，不准打第二枪。一枪没有毙命就只准用刺刀扎，那又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场景。

在用镇压手段轰开所谓的局面之后，土改运动就正式开场了。

土地改革的基本政策叫做“消灭地主之为阶级”（中共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语），就是把地主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经济上没收一切财产，政治上打垮原来地主阶级的统治威风和政治影响，而不是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其实这时候地主早已经胆战心惊，那有什么影响或威风可言，他们不过是等待宰割的砧上肉而已了。然而为了鼓动农民的斗争情绪，各种斗争会是非开不可的。我们这时有很多当地新参加工作的干校女学员，基本上都是地主家庭出生的学生仔，现在都要求她们回到本村去参加斗争会，要锻炼她们的阶级立场， 事实上很多的父母都已经在挨斗甚至被枪毙了。看见她们处在那种动摇仿徨，欲哭无泪无地自容的境地，我心里也同样难受。毕竟那时的伦理观念还很浓厚，不像后来文革时期动不动就大义灭亲什么的。

除了要达到土改的政治目的，经济上他们的土地和不动产都是明摆着的，已经不在话下，关键是要挖出他们的浮财，也就是金银财宝之类；这追浮财就成为后期的主要斗争。其实这些中小地主就只有地租那一点收入，真谈不上有什么金银财宝，但是农民不能放过他们，按政策要求也必须做。所以后来为挖浮财好多打吊的做法也出现了，有些地方做得很残忍，有的地主有子女在成渝的大学读书的，农会也派民兵去抓回来斗争。 我们附近有个村，他在重庆大学读书的儿子被抓回来，被斗得红了眼，就是在反抗中和一个农民扭打一起掉落到井里淹死的。

这个追浮财还会牵连到地主在城市里的亲戚，因为有的地主被逼急了，也可能胡乱招供说有什么宝贝在城里某个亲戚家中之类，结果弄得鸡飞狗跳，就像在后来的三反五反运动中一样，我以后会叙述。

丈量和分配土地是一项非常细致非常繁琐，而且非常复杂的任务，尤其川东这种丘陵地带，因为不仅地块琐碎麻烦，让每一家满意更麻烦，这里就不去啰嗦了。（当地农民对我可真是赞叹不已。）最后地主扫地出门，农民住进地主大院，所有衣物用具，金银财宝（如果有的话）加以平均分配，（那时的确保证公平，没有以权谋私，）地主也同样分配一份土地，虽然质量可能稍差一些。

实际上，我所经手的几个村的土改真的非常平凡，没有遇见过特别大的地主，更没有特别令人愤恨的所谓恶霸地主，唯一有一家较大的地主，他家最后剩下一个独子不成才，抽大烟把家产变卖得精光，我去查看他家时，只见诺大一个院子，可是一半的房子上没有盖瓦；原来他实在没有卖的，竟然让人把不住的那部分房子的瓦也揭下来卖掉了；这家地主的浮财当然也真没有挖的了。另外在铜梁县，有一个寨子在山上，上得山去，竟然是好大一片平坝水田。那寨子里有一户张姓地主，老一辈去世了，剩下五个女儿，当家的大姐不过三十来岁，最小的小妹是个高中毕业学生，真可说是五朵金花。我看着真不忍心，就开了封介绍信，让那小妹到专区初级干部学校去报考，避开眼前的危机。只是我很快被调到江津县去土改，那几朵金花后来的命运就不得而知了；或者，也不难想象，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呢。

蒋介石在台湾进行了一场成功的符合社会进程和文明世界规则的土地改革；对比之下，共产党所作的还停留在几千年农民造反的那个范畴，对于全中国千百万地主家庭所造成的伤害，不仅是在土改运动中杀害和迫害的，以及后来几十年对他们的子女后代的追加的迫害，共产党至今没有一个认识和交代。我自己亲身参加了这个运动，虽然当时尽可能不违背自己的良心，毕竟也算是一个被动的帮凶，应该诚恳谢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