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法学教授、中国政治学学会的发起人龚祥瑞以《盲人奥里翁》命名自己的回忆录，作者在题记中说：“盲人奥里翁是一颗星座（猎户），他摸索着，向着朝阳前进。当太阳出来时，他黯然消失在空中，等待他的是无穷无尽的昼夜。我非常像他。”其实，龚祥瑞本人比盲人奥里翁还要不幸，因为盲人奥里翁毕竟看到了太阳的第一线光芒，而龚祥瑞却未能看到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那一天。在临终前，龚祥瑞将书稿托付给私淑弟子、著名律师陈有西，并告知最后的一些思考和看法：中国需要一部全新的宪法，现在很多基本问题没有搞清楚。今日中国有政治而没有政治学，有宪法而无宪政，当今社会过于看重权力而轻视权利，过于重视国家而忽略了社会。毛泽东深知中国传统而没有出国受过教育，只知中国而少知世界，以二十四史治国。以上每一个结论都可以写成一本大书。更让龚祥瑞遗憾的是，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也没有看到回忆录的出版。虽然他行文谨慎，但该书的出版仍然屡屡碰壁。直到龚祥瑞百岁诞辰之时，这本书才由北大出版社出版问世。而且，最终并未如陈有西所坚持的那样“不能删改这本自传的内容”，出版社仍然“对极少的个别地方作了处理”，真个是“上朝文网无穷密，鲁国春秋一字删”。

这本回忆录是龚祥瑞为民主和法治奋斗的一生的缩影，正如他自己所说——“从三十年代起，我已立下了宏愿，就是要为贫弱的祖国造就一大批遵纪守法、效率卓著的行政人员，并深信现代化的‘公务员制度’只有在‘民主’和‘法制’的框架中才能建立起来并予以发展。”但是，他奋斗一生，却发现反倒离这个理想渐行渐远。这不是他的错误，乃是整个国家都走上了一条歧路。在时代的倒错中，个体何能幸免？另一方面，这本回忆录也折射出一门学科在强权的干预下断裂乃至险些消亡的历程：在西方作为“当代显学”的政治学和法学，在中共建政之后，双双被打入冷宫，甚至被取消了存在的合理性。龚祥瑞的“半失业”状态持续了三十多年。作为一名韦伯形容的“以学术为志业”学者，内心必定是痛苦万分，无以名状。

“西安”与“延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关于“二十世纪自由主义在中国之败局”的议题，是近年来中国知识界思考和辩论的重点之一。中国的自由主义为何失败？为何不能战胜共产主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些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本身固然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缺陷，但在现实中的困境更是关键原因。也就是说，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文化之中，思想和学术是孱弱的、不受尊重的。秀才永远不是兵的对手，善的主义根本无法与能够夺取权力的主义竞争。

龚祥瑞早年秉持“学术救国”的理想，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生在动乱的年代里，五四运动兴起之时，我才十岁，所受的影响多半是胡适之先生的思想，连梁启超先生的思想也微乎其微，至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则早已成为官方的装饰品，谁也未予重视。及至进了清华，纵观我当时的思想面貌，实属甘居中游。我既无武装革命的愿望与勇气，也不相信光靠标语口号、上街游行就能救祖国于亡国灭种的灾难，所谓‘挽狂澜于既倒’。我只知道一心读书，首先充实自己，才能以言兴邦，以文振华。”换言之，他的思想绝缘于当时流行的激进的左翼思潮，这与他对权力始终保持警惕，并长期留学英国和欧洲并研究法律和政治有关。龚祥瑞的导师是英国政治学家拉斯基，拉斯基在丘吉尔眼中是左派，在苏俄眼中却是右派，龚祥瑞受其影响甚大。拉斯基反对马克思所谓的国家的阶级性，并进一步否定国家的强制性和国家主权，在当时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情形之下，可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壁立千仞。由此，龚祥瑞奠定了其“第三条道路”的思想本色。

在三、四十年代，龚祥瑞对国共两党都不感冒。这种疏离的立场主要是源于他的学术理路：“我对延安、西安之分，当时一无所知，我对共产国际也从未有过信心，然而对蒋介石父子同样抱怀疑态度。前一个讲‘列宁斯大林主义’，后一个讲‘曾国藩家训’，全非我的学术思想所能接受的。”从这个区分中可以看出，蒋氏所犯之严重错误是：企图以曾国藩之类的在二十世纪已经变成僵尸的儒家传统对抗当时生机勃勃的共产主义，焉能不败？蒋氏本身是基督徒，若他能游历英美，体察其国情民风，深思英美人民自由、国家强盛之本源，梳理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及民主、共和、法治等普世价值之相关性，然后以清新刚健的清教徒精神对抗共产主义，未尝不能获得这场殊死搏斗的胜利。遗憾的是，不仅蒋介石未能如此行，即便在中国教会学校接受初级和中等教育并在西方求学和考察多年的龚祥瑞，也未能将打通此一脉络。故而，中国的自由主义未能成为一种有信仰支撑的终极价值，无法与来势凶猛的共产主义相抗衡。

民国时代，尽管政局动荡、内战连连、外寇入侵，但社会始终大于和重于国家。知识分子虽无世外桃源可以安放书桌、吟诗作赋，却也有相当宽阔的发挥各自才华的空间。龚祥瑞大学一毕业，就得以在国民政府行政院实习，三十二岁即加入国民党团中央干部训练处任组长，后受蒋经国邀请任青年干部学校副教务长。他还先后在国民政府考试院、资源委员会等中央机关任职，并将对西方公务员制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国民政府公务员制度的建设之中。而当他对政界失望的时候，则退入学院，在讲台上启迪人心、培养人才。龚祥瑞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北大、燕京大学等名校，育人甚多。

有意思的是，读这本自传的前半卷可以发现，作者心态从容，意气风发，文笔舒缓，感情充沛。而到了一九四九年之后，仅以叙事风格而言，则完全变成另外一本书：作者谨言慎行，如履薄冰，文笔苦涩，隐忍克制。

将人作为改造的对象是一种最邪恶的思想

与大部分自诩为“中间派”的知识分子一样，一九四九年中国政权更迭之际，龚祥瑞没有选择去台湾，而是留在在大陆。去台湾的只有胡适、傅斯年等极少数右翼人士，也许龚祥瑞还没有他们那么“右”，抑或他也有相当程度的民族和家国情怀，不过在回忆录中他并未详细解释接受中共政权的原因。

龚祥瑞曾经以专业人士的身份参与国民政府，在新政权之下，这段经历本身就是一个“耻辱的印记”。比之身份转换更为痛苦是，所谓的“思想改造”。龚祥瑞承认：“我受左翼文学如苏俄那类的影响少，受右翼文学胡适和易卜生那类的影响多。为此我这样的人在解放后思想改造运动中遇到的障碍甚多，任务也特别艰巨，是超过任何一代人和任何一种专业的，也正因为如此，我才乐意接受批评和改造；也正因为如此，我也愿意自甘消亡。”这几句话说得何其沉痛！新政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改组和控制大学，知识分子不能自由流动，生计被政府拿捏在手，人人自危，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龚祥瑞自不例外，在“反右”运动中他不得不站出来批判恩师钱端升等人，才得以勉强过关。他丧失了抵制思想改造的勇气和信心，以逆来顺受的态度迎接暴风骤雨般的改造。

当年的理想灰飞烟灭，而政治学和法学的研究亦不得不束之高阁。政治学系被取消，法律系也被边缘化。共产党并不把国家治理当作一门科学来看待，对法治精神更是不屑一顾。毛泽东与洪秀全一样，自我加冕为口含天宪的皇帝兼导师，他的每一句话都凌驾于政治学和法学之上。治理国家有伟大领袖的红宝书就够了，何须资产阶级的法学和政治学呢？

关于共产党对人的“改造”，书中有两个触目惊心的细节。一是龚祥瑞参加土改，工作组强迫他近距离观看枪杀地主，美其名曰“接受锻炼”。他写道：“一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对着靶子开枪，一枪就打中了，连发几枪，子弹一颗颗落在阶级敌人的脑门上，一个个倒在血泊中。那个民兵把我攫住去瞧那几个横陈在地上的尸首，有的嘴张得老大的，有的小便翘得老高的，民兵一棍子就把它砸了下去。”当时，他的感受是：“我既未受过恶霸地主的迫害，自然没有苦主兴头上的仇恨。对倒在地上的尸首也没有丝毫的怜悯心，但是这种怕听枪声的恐惧心理也反映了我本人与群众在生活经历之间的差距。不能说自己性格温和，我是站在中间的——既无民愤，也不怜悯。”也许，连根切断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就是中共“改造旧人”所要达到的目标之一。若人人都无怜悯之心，就更失去了反抗的勇气，就成了安静排队、等待宰割的羔羊。

第二个细节是龚祥瑞描述在“文革”期间遭到毒打的场景。那一次，是在北大二十五楼开批斗会。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常常经过这栋学生宿舍，却不知道腥风血雨的毒打场面曾在此上演。龚祥瑞写道：“当我被带入会场时，系里的挨斗对象多半肉体上已被打得面目全非了，有的躺倒在地，动弹不得。……一阵眼花缭乱，只见一个青年举足猛然踢我一脚，并说：‘我这双新皮鞋是专门买来踢你们这帮坏蛋的。’”等到批斗会结束后回到家中，他才发现左腿上一块肉竟被踢了下来。多年以后，龚祥瑞的回顾和感慨是：“被毒打成这个样子，还是第一次。人们不能理解这是为什么。人失去了思维。……这样的斗争看来是一个可被的诱饵，作为治国之道并非一无所获，我活了那么多年，竟从未知道人间还有如此残酷的行动。”如此轻描淡写的感受和反思，并不符合龚祥瑞的学术地位与思想境界。也许他“一旦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说话“点到为止”、“欲语还休”。对于“文革”，我们必须有更为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如王友琴所做的那些资料搜集和精神剖析的工作。从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就可以看出，“文革”并没有真正结束。

中共的意识形态中最邪恶的部分，就是把国家或国家元首神圣化，进而将个人当作工具看待，人的肉体和精神遂成为被“改造”的对象。英国思想家波普指出：“我们不需要一个全能的国家，就算它是好心好意要抵抗同胞之中的狼虎之辈，保护大家的生活也不行。国家的主要工作该是尊重与维护我们的权利。”这正是现代政治学和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更是龚祥瑞的“志业”所在，如陈有西所说——“龚祥瑞先生作为一个学者，一个公法学家，他大半辈子都在探索，探索在中国如何创建政治学和公法学学科，探索如何对中国公权力进行规范和控制，探索在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度里如何建立宪政和法治。”

晚年的余晖与阴影

有趣的是，赵越胜回忆恩师周辅成的《燃灯者》一书与龚祥瑞的回忆录《盲人奥里翁》都把“光”当作突出的意向。圣经中说，光照在黑暗中，黑暗却不接受光。这就是当代中国的写照。不过，这并不能阻止龚祥瑞和周辅成这样的人追逐光明。在我看来，这两本书天然地互为姊妹篇，若参照阅读，意味无穷。周辅成与龚祥瑞差不多是同代人，深受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钱端升、潘光旦等学术大师的熏陶，是“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传承者。因此，他们在中共建政之后都经历了重重劫难，可谓九死一生。不幸中的万幸是，总算在残酷的政治运动中幸存下来。“文革”之后，他们受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激励，在晚年短暂燃烧了一段时间；却又再度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八九”民运中受到牵连和冲击，希望之火再度熄灭，他们是在痛苦和绝望中离开世界的。

周辅成研究的伦理学，龚祥瑞研究的政治学和法学，都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学问，必然涉及到自由、人权等人类社会基本的价值议题。这样，也就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不合拍，甚至冲突和对立；一旦有风吹草动，这些领域往往就成为受到冲击的对象。一九八七年，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暴中，龚祥瑞不得不停止招收自带的研究生，进入了半退休状态。一九八九年年初，龚祥瑞在上海华东政法学院《法学》杂志发表论文《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理论》，主张不宜在宪法中写入坚持某一政党的领导，研究宪法不能以马列毛的理论划地为牢。由此，他遭到左派的猛烈攻击，被扣上“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帽子，被当作“赤裸裸的反动的资产阶级谬论”。龚祥瑞不得不撰写《我的反思和答辩》一文应对，当时却无处发表。一旦涉及“政治问题”，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的原则便遭到粗暴的践踏。

在北京风声鹤唳的氛围中，由于在无法继续思考、研究和教学，龚祥瑞遂主动要求到宁波大学任教半年，帮助新成立不久的宁波大学组建法律系。多年以后，北大法律系教授贺卫方也沿用此种“自我放逐”的方式，到新疆石河子大学任教，以规避政治中心的暴风雨。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龚祥瑞由此避开了“六四”事件，直到同年九月才返回北大，而那时的北大已然物是人非。虽然没有亲眼目睹北京发生的屠杀，但此事对这位老知识分子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次年，他不顾年事已高，坚持给学生开课，因为他相信未来是属于青年的。他无法公开挑战当局为“六四”作的定性，但他可以用水滴石穿的方式将宪政和法治的观念播种到年轻一代的心田中。一九九三年，年逾八旬的龚祥瑞在上海举办“宪政史研究班”，邀请西方政治学者与会。会间再次引起风波，在当局的压力下，研讨班中途停办。从此，他彻底告别讲台，将生命中最后的三年时间用于写作这本“发表无期”回忆录。他以“盲人奥里翁”自比，一半是悲凉的心境，一半是对未来的乐观信念。

尽管“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花朵最后的绽放往往是最迷人的。八十年代的“老骥伏枥”与“厚积薄发”，是龚祥瑞一生中最幸福和最辉煌的时期，他自己如此总结说：“八十年代是我出版专著较多的年代。除《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外，在人民出版社发行了我的《文官制度》和《英国行政机构与文官制度》，在群众出版社发行了我校改的《法律的正当程序》和《法律的训诫》（这两本书均系英国丹宁法官所著，由杨百揆、刘庸安、李克强等译）。在法律出版社发行了《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等等。”这本回忆录中唯一在此出现了一次李克强的名字。李克强是龚祥瑞的学生，虽然龚祥瑞在九十年代末写作回忆录的时候，李克强已经在仕途上初露峥嵘，但龚祥瑞并不以此为标榜。好的老师，未必就教得出好的学生来；更何况，学生时代的书生意气，一旦进入权力结构之中，受到既得利益的制约，还能保存几许呢？龚祥瑞不是翁同龢，李克强大概也不愿做光绪。所以，从龚祥瑞之“盲人奥里翁”的自我定位，并不能顺利推导出如今的李克强仍然是一个热爱光明的人。

龚祥瑞在这本书的扉页指出：“人间未有无现实的理想，亦未有无理想的现实。”他的一生，就在理想与现实的纠缠中艰难前行。曙光未现，他便躺在青草地上。但是，他坚信，我们所有人也都坚信，宪政和法治的曙光就在前面。

纵览中国 December 22, 2012